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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一部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经历了检验,也伴随着革命运动不断发展。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反杜林论》这篇著作中他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杜林“假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全文主要针对《反杜林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力图从恩格斯是如何通过批判杜林“假社会主义思想”来论证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这一角度出发,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全文从批判杜林的思想出发,又不仅仅局限于批判,而是从批判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而对其科学性进行论证。全文主要包含四章内容,首先回顾《反杜林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然后阐述恩格斯从理论发展和对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相结合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后系统梳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最后总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对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现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学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科学的总结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建设工作的理论内容与实践经验,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趋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理论创新,逐渐形成了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建设理论体系。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与时俱进的结果,也是我国改革事业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成果。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研究思路、相关概念和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的论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从历史承袭的视角考察了马克思社会建设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相关论述。第三部分沿着我国在社会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和在社会建设工作中的不足两条主线,就其思想形成的现实条件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分析。第四部分用四个体系建设为主干,力图系统的表述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五部分阐述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概括论述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浙江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康德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关系方面的研究存在着薄弱环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和道德关系视阈中的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关系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直接相关。可以认为,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缺失,既阻碍了学界对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全面把握,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全面认识,也影响了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研究。此外,对政治和道德关系视阈中的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也为人们从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政治哲学困境”中摆脱出来,提供有益启示。
  全文正文分由五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基于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困境”的考察,阐明对政治和道德关系视阈中的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即:要超越政治和道德悖反,就必须打破就政治和道德关系而研究政治和道德关系的“封闭方式”,把这种关系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考察。第二部分: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立论基础的比较,认为,康德政治哲学立论基础是先验的道德哲学;而马克思在批判康德政治哲学纯粹思辨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换了其中所蕴含的“实践”本体论意义的成果,将政治和道德关系置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第三部分: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政治和道德关系认识方面的逻辑思路比较,指出,康德政治哲学把政治和道德关系“形式化”,而马克思在批判康德政治哲学这种错误的过程中,实现了“问题域”的转换,即紧紧扣住了道德与资本主义现实的关系,从而找到了政治和道德困境的现实根源。第四部分: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政治与道德关系认识方面的价值诉求比较,认为,康德的政治哲学是借助神秘的道德“目的论”为永久和平的实现作保障的,而马克思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批判了康德政治哲学的乌托邦倾向,把对政治和道德悖反问题的解决视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第五部分:阐释了康德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比较对超越当代“政治哲学困境”的意义,即正确认识与处理政治和道德关系,必须基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必须以历史辩证法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对正义的探求及追寻从未停止,正义是伴随人类社会而生的古老话题,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作为经久不衰的动力使得关于正义的思考常新。如何理解正义并用关于正义的思想改造现实社会,是哲学思想家们所探讨的重大主题。正如康德所言:“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①正义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如何理解正义并用正义理论指导现实的社会改造,构成了政治哲学探讨的主题。毋庸置疑,正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诉求,是关涉人类解放问题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阐释其正义思想的著作,但他在正义问题上确实有着独特的立场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是马克思全部哲学最为根本的主题和最深沉的价值关怀。通过针对传统哲学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开辟了解决正义问题的全新理论视野,颠覆了长期在政治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辨正义观,在实践的视域下实现正义观的重要理论转型。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正义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关于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个体地位、利益分配、国家的法律和统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基于从个体角度就一定的衡量标准诸如劳动、能力、地位等来进行相关的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正义观的真正旨趣在于社会和个人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凭借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美好生活、共同福利,社会将最终完成对个体的重塑,使“现实的个人”得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由此,正义真正的主题在于追求人性的生成与完善,追求人之为人的崇高境界,坚守人之为人的准则和理想。
  马克思的正义观深受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正如王尔德所讲:“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即将一种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②并根据德国社会现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在地位不对称的群体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交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定正式通过有无生产资料实现的,只有深刻的彻底的变革才能够克服这种对抗。马克思正义观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正义观,不同于思辨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从抽象的先验主体出发去解决正义问题,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主张通过变革现实生活秩序解决正义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观对正义本质的探讨不可能脱离道德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学说等关于人性和善的社会的一般性讨论,也就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目的等问题的诸多方面。同时,正义的实现必须借助现实的人民群众,作为摧毁资本主义固有秩序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取向,并因此而成为正义的主张者和践行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品格和共产主义眼界由此展现。
  本文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的正义思想进行梳理,分析了正义内涵的演变,探讨了思辨正义观的理论表现及其历史形态。着重研究了自然正义、情感正义、自由主义正义等一系列正义理论,从而厘清了正义的发展线索。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了正义的实践转向和实践品格。马克思直接论述正义问题的论著虽然很少,但是对马克思一系列经典文本进行挖掘,依然可以发现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脉络,进而对马克思正义观深入分析。在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内容进行的概括中,本文着重强调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性前提就是对私有制的彻底颠覆,实现正义的首要条件即是消灭私有制;通过生产劳动这一人类最根本的实践解决物质资料的匮乏问题,是实现正义的主要途径;就理论形态而言,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正义观是一个复合的结构,是在应得正义理论之上的超越性正义理论;依据理论逻辑,必然提出根本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诉求。显然,实现个体之善和社会之善的融合,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乃是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真谛。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尝试做了一次比较性研究,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或理论交锋:在同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面前,把两个思想家各自的主张和论证进行交换,从而形成一个对话空间,由这样的比较出发,可以重新勾勒出马克思与阿伦特各自的思想体系。本文的出发点不是要将两个人的思想一分高下,而是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劳动理论、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文本梳理,来尝试厘清二人思想上所对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想邀请所有人去思考和判断思考人在现时代的危机中的生存情况及如何维护其政治尊严。诚然,作者并没有将20世纪所有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讨论做一个总结或提供一个解决方法、路径,而是选取了两个相差近百年的的思想家,讨论从他们在直面危机时提出的两种不同主张。虽然不能给出明确的解决答案,但是他们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态度、对“政治”本真状态的消失的遗憾都让作者找到了将这两个人思想可以进行比较的理由。
  本文通过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即“政治的哲学”维度及“哲学的政治”维度来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阿伦特行动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马克思和阿伦特分别选择劳动和行动作为自己哲学的阿基米德点的时候,就决定了二者哲学实践目标的不同、实践路径的不同。一个是把劳动作为范式,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形式的批判,来实现全人类的救赎和解放;一个是把行动作为始点,通过对政治和德性的拯救,来实现人和世界的和解。
  从二者的哲学目标和哲学实现路径可以看到,阿伦特所坚持的并非是根本的方法,而是对现代性方向的一种修正而已,她认为政治行动才是可以获得人的本真存在的方式,人的最终理想目标是实现自由,阿伦特主张应该轨道古典共和的城邦政治生活中去寻找归家之路,与阿伦特不同的是,马克思创建了一种救赎的“政治”,一种解放的“政治”,一种普世的“政治”,马克思哲学所提出的这种“政治”解决之路是一条根本的超越之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天津商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立承担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这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力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垄断组织大量出现,经济危机反复出现。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成熟、完备,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出妥协和让步,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相应改善。在这种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革命形势陷入低潮,革命重心向落后国家转移。恩格斯晚年看到这些变化,对他和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对比分析法系统的梳理了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它包括以下五方面:
  (一)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晚年恩格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实现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历程,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二)恩格斯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恩格斯晚年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主要集中于《<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俄国公社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态本身并不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但是如果有了外部条件的帮助,公社就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他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俄国公社提供示范和帮助,是俄国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这不但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其他的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此外,晚年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跨越,但社会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
  (三)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探索。晚年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想主要集中于《卡冯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使暴力革命不再是最适宜的革命斗争方式。在目前形势下,普选权比暴力革命更适合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暴力革命这一手段的。
  (四)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认识。一方面是他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形式的思考,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恩格斯还指出,可以借鉴和改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制度,以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另一方面,恩格斯晚年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专政后,必须尽量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也就是防止国家机关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五)恩格斯晚年主张用农业合作社引导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要实行土地国有化,需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农业合作社的方式逐步引导小农、中农、大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还特别指出,他说的这些措施只是一些建议,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根据各国国情灵活安排这些原则。
  恩格斯晚年依据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对他和马克思早期思想作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这引起了学界的一些争议。在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时,晚年恩格斯指出,暴力革命不再是无产阶级最适宜的斗争手段。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据此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称恩格斯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通过研究可发现,这是对晚年恩格斯的误解。还有些人以恩格斯晚年与《费加罗报》记者谈话的部分内容为依据,得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观点。事实上,只要认真研读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既不符合恩格斯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读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可以使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明确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这将促使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努力赶超资本主义。我国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中要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农业改革中,要优化土地资源,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建设廉洁政府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河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1883年到1895年,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年事已高的恩格斯独自承担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导师的重任。在这12年间,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等都有了新的重要变化。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一方面恩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并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第三卷,另一方面基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使我们更进一步领会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也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本文内容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此部分主要是分析了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是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时代背景。此部分重点分析了恩格斯晚年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第三部分重点研究了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着重介绍了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第四部分探讨了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本部分从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等方面说明其价值。第五部分为结语。本部分是对全文的概括,通过对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结,在历史的语境中进一步表达了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的勇气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凸显了其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
中外政治制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传媒自由是从言论自由引申而来的一个概念。它以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意为传媒业脱离政治权力的束缚,按照自身运行的规则独立地生存于社会当中。对于传媒获取自由的方式,在西方学术界有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政治哲学研究,出现在17、18世纪左右,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天赋权利,政府对言论自由或传媒自由的压制是剥夺权利、违背契约的行为。同时,传媒自由是人们在观点的自由市场获取真理的途径,限制自由也就是限制真理。因此,在人们被剥夺这种权利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政治斗争甚至革命的手段争取权利,或重新建立符合自由精神的政府。正是在这种抽象的自由哲学的指引下,传媒逐渐获取了自由;另一种范式是社会学研究,出现在19世纪初期,在抽象哲学向实证哲学转变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实践出发,讨论传媒获取自由的现实社会因素。在这种视野之下,市场经济逐步被发掘出来,被认为是传媒获取自由的真正原因。传媒业正是借此获得了经济独立,并且日益成长为规模庞大的社会组织。同时,还以庞大的受众群而掌握了舆论的力量,因此,成为制衡政府的第四权力。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性成果,从根本上来讲,哲学研究的本意在于突出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和文化脉络,而社会学研究,是为了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进行连接,突出目前在西方方兴未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它们的核心都是自由主义,并在总体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和普适性。不过,如果从目前西方和受西方国家影响的其他国家传媒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有问题。比如,自由主义哲学和市场经济在英国却结出了公共传媒体制这样的奇异果,甚至在北欧还有补贴制度。而在二战以后,西方自由新闻体制的对外输出并非一帆风顺,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出现激烈的政治对抗和社会斗争。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西方自由传媒体制得以建立的基本动因和演变过程的理解还深陷在西方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当中。
  针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本文尝试在研究视角上从自由主义的哲学范式转向具有价值中立特点,能够从宏观角度和历史角度看待社会现象的系统理论范式。在系统理论视野中,传媒和政治将被看作是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社会子系统。传媒自由的过程其实是传媒与政治两个社会子系统的分离与调适的过程,即在社会总体变迁过程中,系统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系统环境而出现的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在这样的宏观分析框架下,本文认为,技术、市场和政治是推动传媒与政治分离与调适的基本动力。并历史地相继引起两者在文化、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变迁。结合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传媒业的发展过程,本文通过分析动力因素与媒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作用的方式与结果,阐释了西方传媒自由的实质和历史逻辑。具体而言,这个过程的特点是,技术首先引起了传媒与政治的文化分离,为西方国家在法律制度上确立媒体的独立自由地位奠定了基础。之后,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传媒与政治的组织分离,特别是日益强大的媒体垄断集团的形成使得媒体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某种转换。最后是政治或司法过程推动了传媒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第一个阶段是传媒体系自身原因引发的分离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市场体系引起的分离过程,第三个阶段则是政治体系内部通过间接的权力结构完成的对传媒体系的制度化分离过程。从15世纪末期印刷传媒出现以来,这三个阶段存在于每一种传媒与政治的分离过程当中,并前后相续,形成了现代西方的自由传媒体制。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不同传媒体制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在广电传媒的第三个分离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结构安排,整个传媒体制在总体上并无大的差别。
  总之,本文从西方传媒自由理念出发,借鉴系统理论对传媒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搭建系统分析框架,将抽象的自由哲学探讨转换成了分化视角下的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其二,在历史维度中,将以往作为传媒自由基本动力,但彼此割裂的技术、市场和政治因素重新进行了功能定位,并以此厘清了西方传媒自由演化的内在逻辑;其三,将技术、市场和政治作为比较因素,对中西方传媒和政治关系变迁过程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对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现状有了重新的认识。与传统的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正在于结合多种研究视角,尝试建立了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技术、市场和政治三个因素的历史分析,将有助于破除传媒自由意识形态化的迷雾,较为清晰地反映出西方传媒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自然,这种分析对正在发展进程中的我国传媒业,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建构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东南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晚近以来,政治哲学开始在西方复兴,日益成为当代理论的热点问题,这既是对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生态危机、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等问题的回应;也是当代哲学自觉地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实践的结果。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回应和阐发。然而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西方学者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而在当代中国,虽然学者们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关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晰的逻辑框架、边界和思路,而且还没有深入到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政治哲学,包括中国政治经验的哲学概括、研究构架、路径。因此,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地基和解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路径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论文提出,马克思以实践的总体性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立论根基——抽象的人性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形成自己特有的逻辑框架和方法论特征。
  以人性的抽象假设为前提,追求最符合人性的合理社会政治秩序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主题。西方政治哲学或以人的理性或以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人的本质,以此为基础,提出人类合理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马克思否定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固定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人性,人的本质是在具体的社会的历史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实践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只有从实践的根本特征中,才能理解人性,阐明人的本质。马克思超越传统人学观的根本要点在于实践的总体性的观点的提出。马克思在说明人的存在方式时,总是从实践的具体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综合角度——即总体性去理解。
  马克思认为,实践,作为感性活动,只能总体性地理解,片面地夸大客体的方面或主体方面为抽象的绝对,都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思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存在论的话,其根基并不在于一般地坚持自然对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和先在性,而在于自然范踌得到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理解,得到实践的理解,并且在“人化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中得到理解。这种实践观坚持一种具体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总体性,不是把实践某一方面夸大为对实践的整体理解,而是在主客体辩证的历史关系中来理解,来把握整个社会历史性的存在。
  马克思把实践的总体性归结于实践的具体的总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当论及实践的具体的总体性时,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实践,认为实践是与历史相联系的具体实践,是作为过程和总体环节中的具体实践,而不是抽象的个体实践;马克思所谓的实践的社会性指的是每个人的实践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这些作为总体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中,只有在与社会相互联系中,个体实践才成为现实;实践的历史性指的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必将不断超越和否定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异己状况,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完善和发展。
  以实践的总体性为基础,马克思总体上地实现了对西方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以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抽象人性假设的批判为切入点,把“现实的人”的具体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政治事实,以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作为推动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的现实途径,人的解放历程就是人类不断超越和否定施加在人类自由发展的枷锁的实践历程,就是不断在否定人的抽象性存在的过程中建立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历程,人的解放的实践历程和人类解放的社会实践历程是相互建构的。由此,实践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未完成性把政治哲学的事实与价值、政治哲学的实然与应然通过实践联接起来了。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实现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统一的基本途径。因此,实践的辩证法所蕴涵的实践的辩证运动原理即实践的总体性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路径的逻辑基础。
  实践的总体性所蕴涵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使得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体现为: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建构政治哲学的理念的实践建构主义;以历史主义的逻辑作为价值标准的历史主义;以共同体作为政治哲学的价值实现方式的共同体主义。这恰好跟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思维方式上的理性思辨主义、价值标准上的普遍主义和立论基石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实践的总体性为逻辑基础和方法论根基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当代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流派——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超越;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于我们反思实现人类解放的不同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南亚地区毛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南亚地区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南亚各国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发展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南亚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以至在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产生了主张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和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毛泽东主义”派别。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辩论和大分裂,激化了各国共产党内有关不同革命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并导致南亚地区各国共产党中的毛主义派别最终分裂出来。它们纷纷单独建立了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毛主义),坚持武装斗争道路开展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人民战争”,被人们称为毛主义运动。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南亚地区毛主义先后经历了高潮、低潮、复兴和整合的四个阶段,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南亚地区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当前的南亚地区毛主义,有完整而系统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和政治斗争目标,制定了有效的革命战略路线和现实政策,建立了严密的政党、军队和各类群众组织,还拥有以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为依托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
  人们习惯称谓的南亚地区毛主义,实际上是南亚各国共产党中的毛主义派别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异域解读和革命理论的本土建构的结果。在它们的眼中,马列毛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马列主义是基础,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马列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南亚地区毛主义强调,毛泽东主义在理论上阐释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因而对于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南亚各国来说,坚持毛泽东主义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南亚地区毛主义将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南亚地区毛主义的最高革命纲领;而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则是开展并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障碍和开辟道路。在取得政权的革命策略上,南亚地区毛主义主张开展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持久的人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同时,它们并不拒绝在有利条件下和政府谈判,通过议会选举,和平民主地取得国家政权。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的任务是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基础。由此可见,南亚地区毛主义是发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潮和流派,是南亚地区正在兴起的一场社会主义运动,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后,南亚地区毛主义一方面是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在结束十年之久的“人民战争”后,通过议会选举的道路对国家政权展开争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也正在进行着艰难的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则宣称正在为发起“人民战争”而进行着各项准备;孟加拉马列毛主义共产党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也迈出了新步伐。另一方面,南亚地区毛主义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是南亚地区各国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下,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加强了对南亚各国毛主义的有组织的清剿行动,从而使南亚各国的毛主义面临着生存危机,其斗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其次,是新的发展困难使南亚地区毛主义原本存在着的诸多矛盾日益被激化,特别是党内存在着理论与策略的分歧有可能进一步导致组织分裂的危险;最后,为了有效应对新挑战,南亚地区的毛主义政党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和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与政策,克服过激的理论与政策,努力争取中间群众,以期摆脱面临的生存危机,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南亚地区各国毛主义的未来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南亚地区经济政治的发展能否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其有利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理论与策略的正确,并获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这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天津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于政权风雨飘摇、经济贫穷落后、政府贪污腐败的内忧外患的窘境,对内受军阀的封建统治,对外受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人民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与自由。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人寻求救亡图存的愿望就显得格外的迫切。所以,对于流入中国的一切思想流派,人民都作为改造国家的一种途径与办法。但个人由于所处环境以及所受教育不同等因素的影响,所选择的中国发展道路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就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之间的大论战,由于张东荪一个简短时评引发的这场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自然会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本文也力图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发表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新想法。
  本文主要是从罗素访华说起,直至基尔特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引发了张东荪等人与陈独秀等人之间的论战。围绕论战的起源、背景、具体过程、双方主要代表观点以及论战对中国的影响,详细阐述20世纪20年代的这场论战,以最大的限度还原历史真相。摒弃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这场论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3(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国家生态危机频发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相互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反映了西方国家左翼学者对生态问题现状、根源以及解决途径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发现。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异化现象等内在问题矛盾,另一方面也对未来的绿色理想社会进行了规划和构想。生态社会主义追求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并以其为背景和条件考察人类的生产活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下我国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地学习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经验,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然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中,其理论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生态社会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纳其中有价值的理论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综述、本文的研究方式思路及创新之处等等。第二部分介绍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条件、发展历程和理论渊源三部分内容。概述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它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以及马克思生态思想、生态学、系统论等等理论渊源。第三部分阐述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异化现象的批判,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追求绿色的理想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方及式途径的变化等等。第四部分主要是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剖析。分析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它的理论思想进行辩证剖析,例如它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问题,但是对未来绿色理想社会的规划却仍有不实际性,它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和重要性,但却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其他一切问题等等。第五部分总结了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这些启示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生态体制、提高人民环保意识、推动环保立法、树立绿色健康消费观等等。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日本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自身在日本政治实践中的反思,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时代特征的不断变化发展,对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进行探索与重构,形成了日本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重构体现出日本共产党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日本这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本文将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作为研究主线,系统地对日本共产党战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进程、重构后的基本主张、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两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论述了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
  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了在战后初期、70-80年代、苏东剧变后三个不同阶段中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重构进程。第二章详述了日本共产党重构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主张,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是日本共产党对当代世界政治结构的重新解读,对日本共产党关于世界政治集团的划分、苏东剧变的反思、资本主义危机认识以及帝国主义的新观点等内容进行了归纳和详述。第二节是日本共产党在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抉择,主要阐述了日本共产党的多数者革命论与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第三节是日本共产党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主要有对两阶段的重构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通向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想。第三章评述了日本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结其探索和重构的特点,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
  本文通过系统研究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进程、重构后的基本主张等,深入探讨日本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重构及其当代价值。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重构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倾向,但必须认识到日本共产党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日本共产党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实践斗争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不断探索,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因此对日本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重构要采取辩证的态度,客观地历史地进行评判,发掘值得借鉴的有价值的内容和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中具有强大解释力的一个词语,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们面临一系列交往困境,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在当代语境中对人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做深刻的哲学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本文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入手,系统地阐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及其特征,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生成的动力机制和维持机制。社会资本的生成离不开人的交往实践,交往实践是社会资本生成的前提和基础,交往中形成的社会信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核心,制度则是社会资本维持和发展的保障。其次,本文对社会资本对市民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社会资本既在市民社会中生成,又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黏合剂。社会资本对市民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社会资本超越了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二元对立,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自身的发展目标;二是促进了市民社会自发社会秩序的形成。再次,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对民主的价值追求。社会资本为民主的运转提供了公民参与基础。一方面,社会资本内生的社会信任有助于转化为政治信任培养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渠道,培养公民的自治意识、合作意识和妥协精神,培育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习惯。同时社会资本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平等的诉求,也进一步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激发了公民的参与动力,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最后,本文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作用,认为关系与利益是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生成的两个维度,并提出了扩大交往、构建市民社会、完善制度设计等路径,以此来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黑龙江科技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社会主义观不仅对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设计等方面内容做了重要论述,还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指导,同时,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深入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对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采用历史研究法、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法等科学方法,在吸收借鉴近年来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归纳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在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贡献,指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马克思社会主义观概述;第三章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发展;第四章马克思社会主义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际的现实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郑州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利益无法得到合理的协调,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形成切实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指导,吸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学者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利益协调理论相关论述的梳理,深入分析了利益协调机制产生的理论渊源。通过对我国利益协调机制现存问题及原因的探析,从而提出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对策。本研究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的选题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并简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首先解释了利益协调与利益协调机制这两个概念,然后对利益协调机制的理论渊源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主要观点、西方利益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利益协调机制的相关论述,从而指出构建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四点现实意义。第三部分分析了我国利益协调机制的现存问题及主要原因。现存的问题主要包括诉求表达机制不通畅、利益调节机制不合理、矛盾调处机制不规范、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利益引导机制不健全和预警应急机制不灵敏六个方面。并从思想、体制、政策、结构四个方面分析其主要原因,指出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完善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第四部分指出构建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应遵循科学发展、利益共享、公平公正及统筹兼顾的原则,并针对第三部分中指出的利益协调机制现存的六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外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认为施特劳斯的最终意图乃在于:在反思现代启蒙运动的同时挽救启蒙的精神,为此他必须通过政治哲学史的艰难爬梳,尝试复兴一种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在现代启蒙运动因其成功而瓦解之后,不仅现代政治哲学沦为了意识形态,而且哲学本身也失去了可能性与必要性,施特劳斯形象地称这样一种后现代处境为“第二洞穴”。这个意识到自身的“洞穴”本质上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一方面它缺乏稳固的根基,虚无主义的疾风骤雨从各个隙缝里钻进来;另一方面它又给人类戴上了双重的锁链,使得人类走出洞穴的欲求失去了它的自然根基,人的可能性因而面临着枯竭的危险。这就是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危机的独特诊断。
   而究其原因,施特劳斯认为其病根出在现代启蒙运动错误地处理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是一种政治哲学病。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代哲人都不满足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乌托邦性质,他们试图通过启蒙运动的方式确保哲学与政治实现完美的融合,让真理的光芒照遍政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而诱人的蓝图,但是他们为此必须自觉地降低自己的视野,让哲学的启蒙服务于政治的改造。这在施特劳斯看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幻想把两个本性上相互排斥的东西强行融合在一起,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施特劳斯通过一个著名的“现代性三次浪潮”清晰地展示了现代启蒙运动如何因这一内在痼疾而一步步走向自我瓦解的末途:卢梭(第二次浪潮)和尼采(第三次浪潮)这两个标志性人物都因其对现代启蒙运动的道德不满而将哲学激进化,试图通过重返古典来扭转现代性的堕落趋势。但由于他们都没能跳出现代启蒙运动的固有视野,致使他们非但没有遏制现代性痼疾的进一步恶化,反倒一步步将现代性推向了顶峰。
   为了克服由于现代政治哲学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施特劳斯认为有必要恢复一种古典的政治哲学智慧。这种智慧的核心之处即在于认识到哲学与政治截然不同的本性:哲学对于智慧的永无止境的寻求势必威胁到政治对于意见与教条的依靠,因此就需要一种政治哲学来妥善地处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得它们不至于相互危害。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就全然不是一种政治设计的方案,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都应该看成是对政治理想主义的尖锐抨击,它真正试图彰显的应该是相对于人的最高可能性而言的政治生活的最高局限性。唯有把握住这样一种古典智慧,才可能获得看待人和政治事务的整全视野,从而才有可能让这种智慧在今天给予我们启示。
   然而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我们今天所“生活”于其中的“第二洞穴”已经使得哲学与政治这两者都失去了它们原初的含义。为此,施特劳斯认为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种前人不必要也不会采用的方法,即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努力从“第二洞穴”倒着爬回到柏拉图意义上的“第一洞穴”。那是一个自然的、因而缺乏自我意识的洞穴,这个洞穴有着稳固的“神学-政治同盟”作为根基,而哲学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壤之上发芽成长的。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对于城邦的超越,它渴望的是洞穴之外的阳光,以及伴随而来的与整全合一的人的最高可能性。
   当然,这必然意味着在后现代处境下不可能有一种原初意义上的哲学启蒙,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尝试。而它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它甚至被迫带上了一层“反启蒙”的色彩,这是施特劳斯在今天遭受如此之多的非议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一方面澄清施特劳斯在自由民主制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证明古典政治哲学如何能够有所裨益于解决当代的政治纷争;同时,在另一方面必须将它落实到自由教育或者说整全教育问题上,它要求我们艰苦细致地阅读伟大的经典著作,并努力如其所是地理解前人的意图,以此获得一个整全的视野,最终把自己从“第二洞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施特劳斯的工作:复兴一种古典政治哲学的智慧,以应对当代政治的与哲学的危机。不管我们如何评价施特劳斯(当然前提是正确地理解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为我们指明的方向却都应该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华中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研究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认真阅读了恩格斯晚年的书信集,研究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恩格斯晚年思想。通过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研究,不仅发现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并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本文将历史合力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通过研究二者的共通性,既找到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一,同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述了选题的由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认为此论题既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分析了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背景与形成过程,便于在其形成背景下更好理解与阐释“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论述了“历史合力论”的初步形成时期与发展完善时期。介绍了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主要内容、特征及其理论意义,在阅读相关文献及资料后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合力论”的理解。认为“历史合力论”主要包括历史客体交互作用产生的合力、历史主体意志交互作用产生的合力以及历史主客体之间交互作用产生的合力。最后将“历史合力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联系,论述了“历史合力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及启示意义。认为“历史合力论”中包含和谐发展的思想,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强大的“合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200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人际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笔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尝试对人际和谐进行探讨。
   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章整理和再认识人际和谐的基本概念着手,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下的人际和谐思想,本文首先区分了“人”的不同存在形式,“人”有类的、群体的、个体的存在形式。因此人际和谐合理外延包含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及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中西方关于和谐的思想,归纳总结出入际和谐的基本含义即在从事实践活动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物质或精神交流时所呈现的良好状态和秩序,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第二章从现实社会出发分析当前人际非和谐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群体与群体之间人际冲突、个体与个体之间主体的异化。并从精神和物质两个维度,探析人际非和谐的原因。物质方面,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公有制经济外还存在大量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异化生产劳动普遍存在的原因。异化劳动人的肉体和精神异化,进而使人自身异化,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除此之外异化劳动还滋生了各种糟粕价值观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这些观念又被大众传媒煽动成风潮,被很多人追捧和信奉,这些糟粕的价值观念反过来指导人的行为,成为人际非和谐的精神因素。
   第三章笔者提出了解决人际非和谐也就是实现人际和谐的途径:一倡导以人为本的社会生产,即生产劳动应该不断满足人合理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减轻异化劳动对人的影响。二在精神层面要弘扬主旋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改造落后的思想观念,抵制腐朽的价值观念。三是完善人际交往规则,弘扬人际交往道德和加强人际交往的法制建设。四、构建和谐的交往心态。
   通过以上途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际和谐,但从根本实现人际和谐还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彻底消除异化的劳动生产,需要社会各项制度地不断完善,社会各项事业地不断发展和进步。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众所周知,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从未停歇过,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与失败,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的方式是西方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探讨的问题。其中,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地位。拉克劳、墨菲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理论方案,通过多元激进的民主策略走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是以多元主体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以激进民主的方式来夺取社会主义的领导权,从而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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