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其科学方法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自然科学方法论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投射，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进化认识论的一个纲领。波普尔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者，也是一位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者。他既提出了完整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纲领，又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纲领，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此，在对自然科学研究基础上，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充分梳理，才能以此为视角捕捉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的特质。充分认识到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其它领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差异，展现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中存在的理论影响与现实价值，了解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局限，进而对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出恰当的评述。

摘要：纳米技术是新兴技术的主要代表，也被视为是引领21世纪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纳米技术无论是在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在与人的关系方面、无论是作为技术知识还是作为技术活动，都和传统技术有着很大的区别，尤其是作为其重要特征的不确定性问题更是成为今天技术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文章从对不确定性概念的反思入手，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不确定性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本体论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事物或过程的状态、后果具有多变性。认识论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认知主体对所认识的事物或过程缺乏清楚地认识，认识结果具有或然性与易谬性，从而导致人们会对认识结果的真实性存有怀疑。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知识的认识经历了从追求确定性，再到对确定性的质疑，最后承认不确定性的过程。而技术的发展史也是一个从传统技术的确定性到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的过程。
　　通过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表现形式、特征、类型、影响等不同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纳米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确定性的技术。具体来说，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表现在纳米技术的定义和研究对象、发展和应用目标、评估决策过程等方面的不确定性。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难以预测性、复杂关联性以及潜在隐蔽性等特征。结合纳米技术不同阶段所掌握的知识状态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回应，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大致可以划分为复杂性、无知、未知等类型。这些不确定性在人类健康、生态环境、伦理社会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可以从纳米技术的本质属性以及对纳米技术的认识过程等方面的分析入手。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的来源与其本质属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包括中介性、会聚性、技科学特征、语境化与社会建构等。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从纳米技术作为科学知识的层面来看，主要反映在知识与方法的“赤字”;从纳米技术作为技术活动的层面来看，主要是考虑纳米技术与社会所构成的系统的不确定性。对纳米技术的认知的不确定性可以从纳米技术作为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与可能性以及利益相关者作为认识主体的局限性这两方面展开。
　　在对现有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评估方法、路径、治理模式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可以将基于中国哲学实践智慧思想的行动框架作为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行动指南。欧美学术界已经发展了针对纳米技术的评估方法，如远景评估、建构性评估、实时技术评估等。尝试了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不同路径，如预防原则、亲行原则、“嵌入”道德的经验原则等。在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治理模式上，提出了“上游”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善治”、全球治理等。但由于纳米技术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社会影响等不同方面的不确定性存在，这些尝试在可行性方面都遭遇到了困境。
　　在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策略上，中国哲学以“易”为本的本体论、“悟”的认识论、实践智慧的方法论等思想为我们开启了与不确定性共存的新思路。基于可行性评估的纳米技术不确定性应对的行动框架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指南性的行动框架，引导纳米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个行动框架大致可以分为原位研究、及时调整与修正、审慎行动等三个阶段，体现了原位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摘要：胡如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隋唐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其学术生涯坎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形成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胡如雷成熟时期的代表作，1976年一经出版就引发强烈反响。本文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为中心，对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研究进行了整体考察。具体包括以下六个部分的内容。
　　一、结合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学术发展脉络的梳理，缕析出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上的界定与意义。
　　二、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论争中，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胡如雷“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论断的科学性。
　　三、在地租、赋税、地价三者的关系研究中，肯定胡如雷的“地租决定地价”论的正确性。在租佃制剥削关系研究中，发掘出胡如雷“必要劳动量的”实际含义所对应的材料与胡如雷提出的“地主剥削率”概念的可补充性。
　　四、在胡如雷关于自耕农、佃农、地主的经济地位的论述中，发现胡著对地主阶级有失偏颇的阶级定位，探析这种“偏颇”产生的社会根源。
　　五、在胡如雷关于高利贷资本的研究中，通过与《资本论》的对比研究，发现胡如雷对《资本论》理解的局限性，以及由于此种局限性对高利贷资本得出的片面结论。
　　六、整理出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源动力的解释与商品经济发展中经济周期律划分的学术贡献。

摘要：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提出的李约瑟难题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本文主要探究和讨论该难题的内涵、真伪、其他视角等几个方面的若干问题，以期能推动该难题的解决。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李约瑟难题的内涵，首先简要叙述中国古代所取得的文明成就，并试着分析产生这些文明成就的原因；然后论述西方科学的产生及由此引出的问题；发掘东西方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第二部分主要是关注该难题本身的多种不同解读，针对该难题的不同观点，在一个中立的、客观的角度下，逐一进行评析,探究各种解读理论背后的思维倾向。
　　第三部分主要是为该难题提供更多的认识方向。从认知主体的角度看该难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认知者的认识能力和习惯也会影响该难题最终解决。逐渐将问题解决看成一个动态过程也很重要。
　　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该难题本身值得商榷之处，主要围绕着从不同解读中寻找共同之处、该难题本身的关注度以及该难题的替换问题来展开论述，在一个更加广泛和宏大的视野中来把握该难题。

摘要：中希学(Sino-hellenic Studies)即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比较研究是近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开拓的新兴研究领域，这一领域致力于通过中希文化的平等对话来探讨某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以期获得对双方文化更为深刻的理解。英国剑桥大学教授G.E.R.劳埃德长达三十年对中希比较研究的关注及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展示出一个可资参考的范本，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可被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哲学、文学的比较研究之中。
　　本文以对G.E.R劳埃德的中希学研究的探析为主线，并将之置于整个中希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探讨劳埃德研究之价值取向。以期对中希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启示。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介绍了劳埃德其人及其研究的总体情况，梳理了对其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研究之背景——中希学的起源及发展现状进行简要介绍。
　　第二章对中希学在劳埃德总体思想中的地位进行了考察，即作为其早期希腊科学研究之检验，做为古代社会独特性之发现和作为新问题提出之基础。
　　第三章探究了劳埃德中希学研究的可能性和方法论原则，关注劳埃德如何打破不可通约性的壁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中希学研究的四条方法论原则，即参与者的角度，理论负载的普遍性，带修正的答案和危险的二分法。
　　第四章从中希科学与哲学比较、跨文化普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及劳埃德的现代反思三个维度具体展现了劳埃德中希学研究之实践成果。
　　第五章作为全文的收束总结了劳埃德中希学研究之价值取向，即反普遍化、反碎片化、反单向化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语境的重视。

摘要：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我省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奖，它是根据1995年河北省省长发布的第139号省长令而设立的。其法律基础是省政府审议通过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奖励办法》。自1986年第一届成果奖评选以来，至今共评选出了14届，共2943项成果，时间跨度长达30年。它直接反映了我省30年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成就，从侧面反映了我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变化及力量分布，对充分调动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我省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本文通过建立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5年－2014年获奖成果数据库，运用科学学、统计学的方法，从届次分布、成果形式、成果学科分类、获奖等级、获奖作者、作者所在单位等方面，对1-14届河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我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优秀成果奖励的申报，并对我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发现，成果奖的评审制度逐渐规范，评审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得到进一步加强，成果形式主要是以论文、专著和编著为主；学科分类上，社会学、应用经济、文学这三个学科的成果最多；获奖作者群体较为固定，核心作者、高产作者占总数比例不多，仍需进一步加强核心科研队伍，或者说社科科研骨干队伍的建设；获奖作者所在单位排名前三的为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高等院校成为获奖的主力军；获奖成果的出版社排名前三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获奖成果与权威出版社之间呈现正增长关系。
　　文章针对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存在了问题，提出了增加获奖成果的数量，努力培养骨干科研力量，进一步完善评审机制，逐步减少量化环节，更加注重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等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对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改进评奖工作的对策建议。

摘要：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两种文化问题上大致都在宏观理论层面上进行，没有将两种文化落实到具体问题上。然而两种文化的隔阂与矛盾不仅出现在学术问题的争论，在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也逐渐显现出其明显的特征，因此，本文拟从转基因争论的社会视角中，研究两种文化在我国当代社会氛围中的特殊表现和影响。
　　本文以两种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比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发展，对两种文化的问题作进一步延伸。通过检索文献、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评论等方法，对获取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我国的转基因争论这一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通过转基因争论这一中国现时热点问题，梳理争论焦点以及争论过程中科学共同体、人文知识分子、媒体、公众和政府的不同表现来深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两种文化的特征、矛盾和局限，再从中提炼出争论中两种文化的影响因素和冲突原因，最后借鉴西方的“第三种文化”的概念引申出中国式“第三种文化”：即通过双方的理解、交叉引用和相互迈进，在政府协调，公众支持的基础上，缓解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进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在科学热点争论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使两种文化能够在活跃的思想氛围中共同促进中国社会文化的大繁荣。

摘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功不可没，但是也有潜在的风险。为探究当代社会中科技风险的现状，以正确地管控这种风险，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章，从风险社会理论入手分析科技风险，不同的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的分析各有千秋，从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得出科技风险的时代意义，总结现代科技风险的特征、分类以及成因，对探究科技风险的本质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二章，从科技史入手，分析历史上发生的科技革命和科技风险争论的四个阶段，论证科技风险的产生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讨论科技进步与科技风险的的相关性，得出两者之间存在共生共存，相互牵制、相互促进的结论；第三章，讨论纳米技术和转基因技术这两项于当前存在较大争议的重要的新兴科学技术，分析新兴科技中科技风险的现状，并探讨未来科技风险管理的可行性方法。第四章，通过总结以上研究，呼吁正视科技风险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加强科技风险的管理。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关注未来的科技风险将能更好地推进人类文明的稳步健康发展。

摘要：社会科学自创立之初就面临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质疑，社会科学史研究也一直围绕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展开。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倾向于在牛顿范式指导下寻求其科学合法性。牛顿机械论范式统治了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发展近三百年之久，在该范式指导下，社会科学在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也受到颇多质疑。诸如科学层面上，关于其学科的合法性和知识的真理性等问题；哲学层面上，关于其研究主体和对象的客观性、认知结构的普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等问题。这些质疑在本质上根源于一种成问题的社会科学观：这种社会科学观建立在线性思维和机械决定论的基础上，轻视社会实在的真实复杂性，侧重于在单向因果关系和机制的指导下，对实在进行还原式、碎片化的研究。这就迫使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在认识论上游走于社会建构论与社会实在论之间，在方法论上摇摆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由此，社会实在特别是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不能得到充分地认识，社会科学认知模式局限于线性还原论思维，同时，跨学科多元研究方法的形成和扩展也受到阻碍。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在自身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一步步成为了机械论自然观主导下的自然科学的简单副本，进而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退化。
　　20世纪初发轫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物理学革命，从根本上挑战了牛顿范式的基本理论和假设。随后，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和混沌理论等新理论和研究思维，在各门自然科学学科中蓬勃发展，与牛顿范式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理论被统称为“复杂性科学”。其核心的研究思维、方法和理论，共同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复杂性范式”。事实上，这些新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还适用于社会科学。本论文通过详细阐述复杂性思维和方法对于重构和解决社会科学哲学中的三个核心议题，即社会科学规律的存在性、社会科学解释的科学性以及社会科学模型的合理性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来证明复杂性范式介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同时，通过系统梳理构成社会科学的三大主要学科，即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的思想发展史，揭示其所蕴含的系统论和复杂性思想，并借助复杂性科学的基本范畴、理论和建模方法，来为这些学科提供替代性的研究路径和模式。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移的过程，也是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因此，复杂性范式一方面凸显出牛顿机械决定论范式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澄清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目标。社会实在的复杂性是真实存在的，具有层级性和多样性，主要以社会系统的方式体现出来。只有在正视社会系统复杂性和适应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实在的非线性复杂本质、双向因果关系和动态交互作用网络的把握，才能揭示社会系统的内部演化机制，从而丰富和改进认识社会系统的方法，把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之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复杂性范式所提供的认识社会系统复杂性的新视角，表征社会系统复杂性的新方法，以及多元化跨学科的新模式，把对世界的客观描述与有关人类和世界关系的价值统一起来，重新理解和解释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演化，其多元形式主义和语境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路。

摘要：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反思，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构成，因此，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加拿大著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里奥·邦格（Mario Augusto Bunge），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与哲学反思，在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影响力。然国内学者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稍显不足，邦格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亦鲜有人知，以此为旨趣，本文主要就邦格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成分进行探讨。主要包括他对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深刻认识，他对传统或者以往研究中的不合理因素所进行的理性的批判性分析，他基于这些反思对争议问题的解惑，以及他对社会科学所进行的科学重构。论文将对邦格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哲学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评价，并一一深入探讨社会科学哲学的深层次内涵。
　　本文由引言、五个专题章节和结语七个部分构成。
　　引言部分主要就本篇论文做出相关的说明。其中包括文章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介绍，论文研究的思路设计说明，论文研究方法、途径、创新点和不足的申明。
　　第一章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困惑，主要是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描述。本章开篇部分首先点明社会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其次指出了本论文研究的主要目标：解决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困惑。第一节主要描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范畴的困惑，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混乱和研究中分析的不精确性。第二节指出了社会科学元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即本体论问题。详细阐述了社会自然主义、历史文化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各自对社会本质认识的思想要点。第三节详细论述了社会科学中存在的认识论难题。分别指出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主观主义的不足，提出坚持比率-经验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主张。第四节描述了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主要包括理解与解释之争，理由解释与原因解释之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第五节小结部分阐明邦格所指出的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哲学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和极其必要的。
　　第二章为社会科学的精确化。主要解决第一章第一部分中指出的范畴问题，也就是社会科学的模糊性问题。第一节主要阐述了精确化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背景。首先，指出当今社会科学存在的模糊性，尤其是基础概念模糊性的历史根源—哲学上的蒙昧主义。其次，论述了社会科学的精确化趋势，指出当今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已经成为一种事实的现实性。其三，点明模糊性或者不精确性的危害及其出路。第二节主要讨论了精确化社会科学的方式。其中包括逻辑学—清除逻辑错误，语义学—意义澄清，数学和形式化—形式分析，理想类型—理想化表示。第三节详细说明了邦格精确化社会科学的具体思路。包括对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意义澄清和精确化处理，以及对社会科学在实际和理论分析层次上进行的形式化处理。第四节揭示了邦格精确化社会科学的思想渊源。文章指出，精确化是邦格科学唯物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邦格精确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要求，是邦格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形式要求。第五节小结部分分析了社会科学精确化的研究历史，指出社会科学的精确化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点明了邦格对精确化社会科学存在的不足的认识和担忧。
　　第三章为邦格的系统论社会本体观。主要解决第一章第二部分中指出的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困惑。本章开始部分指出社会科学哲学各个流派之间对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相互争执不休的混乱现状，以及社会科学哲学家们对其要么回避要么改良的不同态度，邦格直面此问题并点明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即，本体论上的分歧。本章第一节主要说明邦格对传统社会科学本体论观点—社会自然主义和社会历史文化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分别指出了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第二节内容详细介绍了邦格的系统论社会本体观。其中包括邦格对系统、社会系统、系统论和系统方法的认识，以及系统论社会本体观的主要思想。第三节作者分析指出了邦格社会科学本体论思想的主要特征—全新性、突现唯物性和批判综合性。第四节部分作者指出，邦格系统论社会本体观的思想渊源在于其系统论，此外，文章指出，系统论是邦格科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构件，亦是邦格本体论思想的核心。第五节小结部分作者通过对人与社会的双重属性，物质和精神观念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可或缺性，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性分析，以及根据社会科学家们默认接受系统论的事实，证明了邦格系统论社会观的充分合理性。
　　第四章为邦格的机制解释思想研究，主要解决第一章第四部分所指出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社会科学的解释问题。本章一开始指出了当下社会科学中存在的解释难题，也就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解释模式和以解释主义以及诠释学为代表的反自然主义解释模式之间的争论，点明了本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本章的第一节首先详细列出了社会科学的五种传统解释模式—覆盖率模型解释、因果解释、意义解释、还原解释和功能解释。其次，对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和缺陷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分析。本章的第二节给出了作为邦格机制解释思想的基础—机制—的相关界定，分别讨论了邦格对机制研究的重要性认识，机制的定义、分类和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社会机制的定义、分类和揭示机制的方法。第三节主要介绍了邦格的机制解释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机制解释的定义、解释程式、条件、特征和方法论重要性，以及邦格对社会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和方法论规则的认识。第四节小结部分分析了社会科学解释的多机制要求，指出了社会科学中机制研究的缺乏，以及对机制解释的普适性和实践旨趣的分析和揭示，突显了邦格机制解释思想的非常重要性。
　　第五章讨论了邦格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文章首先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已经普遍盛行的现实，以及邦格对其理论核心的怀疑。本章第一节主要介绍了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问题所在。第二节详细说明了邦格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界定。其中包括邦格对理性概念的意义澄清，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对理性概念的狭义应用；给出理性选择理论的四大公设和五个基本原则；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邦格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包括对理性选择理论四大公设和五个基本原则的批判以及对理性选择方法的批判，最后邦格指出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十三个致命缺陷及其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辩证分析。第四节小结部分，首先指出社会科学现实中社会学家们对理性选择理论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危险性，突出邦格在这方面的贡献；其次，指出邦格对理性的肯定和对批判的强调，体现了其辩证性；最后通过指出邦格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些“合理性”修正的“忽视”，点明其局限性所在。
　　结语部分对邦格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评价。首先，通过对邦格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和点评，突出其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指出其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点和主要的创新；再次，就邦格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指出其缺陷和不足；最后，点明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以及相关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后续性研究的方向。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同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社会科学的反思的研究，重点梳理了涂尔干的社会整体论和社会结构主义的观点、韦伯的无意识行为和理想状态环境的观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历史的观点和情境论观点，分析及探究了在实用主义范式研究之前的社会科学研究状态。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实用主义范式的研究思路，为社会科学的反思开辟了新的道路。
　　本文着重对实用主义哲学家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重点是古典实用主义中皮尔士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和注重人性的研究方法、杜威的“经验的自然主义”和工具论的认识理论。另外，也对新实用主义中奎因的“约定的本体论主义”和“科学整体论主义”等科学理论进行了研究。这样的研究再加之实用主义范式下的社会科学理论渊源，进而揭示了实用主义范式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内容特征：多元化的、全面的及语言外延化的；理论结构的特征：松散的、包容性强的及客观的。于此同时，在这样的科学理论特点的基础上对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
　　实用主义的研究范式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有天然联系的。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尊重个体的感情、意志、发展及需求，包括社会整体对个人的影响及满足。而社会科学研究是以对有关人类及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在这个问题上，实用主义与社会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要通过这样的联系来说明实用主义的研究范式对研究社会科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实用主义研究范式把社会科学与美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尤其与教育学的理论及实践研究相结合。本文是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对社会科学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反思。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是社会科学中有关实践领域在方法方面的重要课题。社会科学是近年来各个时代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争论较为激烈的话题，更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思想多样化背景下最受瞩目的焦点。
　　文章共分为七部分。
　　引言部分是对实用主义范式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行一个概括式的阐述，主要介绍国内外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所研究的社会科学概况。国内研究处刚刚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理论系统。但国内外对与这一课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经验；第二部分是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渊源和研究背景进行介绍，主要针对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的思想来源进行阐述，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在对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领域都有新的特点；第三部分重点在于古典实用主义范式下的社会科学思想和新实用主义范式下的社会科学思想进行整体、系统的概括和总结；第四部分则是具体对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及分析，主要以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杜威的自然的经验主义、奎因的语言逻辑主义和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对社会科学哲学进行分析，并总结他们的特点；第五部分重点是对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进行研究。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结构极为松散，但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严谨；内容具有多元化及全面性特征，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正在相互渗透；第六部分总结并概括出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趋势，它是一种以文化为背景的对话交流式的、应用多元化方法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本文最后一部分重点强调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并论述实用主义范式下的社会科学思想的研究在其本土研究的必要性。并进而说明实用主义范式下的教育意义及教育者的重要性。本文的主旨是提出实用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科学是怎么样的。

摘要：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传统法律制度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权立法思想影响下急剧转型，而旧有的纲常伦理和男尊女卑观念在社会习俗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近代法律制度与根深蒂固的婚姻家庭惯习产生激烈冲突。特别是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由于根据地或边区民主政府所辖区域经济落后、社会封闭、文化保守、信息不畅，这种冲突与对抗则更加彰显。本文阐述了在革命根据地特定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婚姻家庭财产制度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
　　本文从绪论开始，介绍了论题选择价值及研究意义和创新点，并对相关问题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阐明了研究的整体思路、结构安排和选用的研究方法，指出革命根据地女性家庭财产权的取得与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考察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产生背景及其理念、具体制度与历史意义对于探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家庭财产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文第一部分首先检视了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的历史状况。一方面通过梳理封建时期帝国体制下礼制与家庭财产制度的立法规定，说明传统中国纲常礼教思想下的父权、夫权家庭制度习俗依然存在于民间生活之中，并在现实中影响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律文化下的家产制操作；另一方面当时民国政府选择适用了制度上先进的西方家庭夫妻财产分配制和继承制，虽然表明传统中国的家产制在法律制度上破灭，但民国政府的西方家庭夫妻财产分配制与继承制在基层生活的运作成效却与理想相去甚远。就是在现代制度安排与中国传统习俗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婚姻家庭财产权改革之路，无论从制度上还是实践上这一选择都更贴近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使得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的实现取得历史性突破。
　　第二部分对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理念构建的思想、法理、制度、经济基础进行了分析。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的同时，其妇女解放思想逐被世人关注，特别经过毛泽东将之中国化后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并成为具体指导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的法理渊源和财产分配原则。同时，女性取得婚姻家庭财产权更离不开程序和制度保障。因此，该部分全面探讨了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理念构建的选择路径和方式。另外，由于各根据地积极组织以纺织为中心的妇女生产运动，使得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成为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以“亲”来概括亲属，具体又分“血亲”和“姻亲”两类。因此，革命根据地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财产权又可从这两个层面加以论述：“姻亲”——婚姻关系——中以夫妻身份取得的财产权；“血亲”——家庭关系——中以女性身份取得的财产权。这两部分为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这一论题下的横向具体阐述，表现则是第三和第四部分内容。
　　承前所述，第三部分对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关系中的财产权进行了详细阐述。首先对根据地时期的婚姻关系进行了总体考量，然后又分别从婚姻关系存续与解除时两个维度分析了女性财产权问题。第四部分对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财产权进行了考察。相对于夫妻两方婚姻关系而言，当女性以女儿或母亲身份出现时便产生了多人组成的家庭关系，随之出现相应的家庭财产权利。尤其当家庭关系解体时，家庭财产应如何重新分配，这是第四部分重点讨论的内容。与此同时，这两部分亦结合具体的立法、政策和司法实践，考察了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区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现状。
　　结语部分对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实现的效果和困境进行了具体剖析。指出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习俗是家庭财产共用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婚姻家庭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旧的不合理的家庭财产制度在立法和政策上的改造为女性重新建立起一种平等且具有权益保障的新型健康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从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问题的研究中知之，中国共产党对于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在立法思想、制度设计、司法实践等各个层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以女性家庭财产权为代表创造了一个男女平等的新型乡村社会。同时，由于根据地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长期落后、传统婚姻习俗根深蒂固，男女平权的女性财产权在实践中则面临诸多困难，不得不在女性婚姻家庭解体时财产分配的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习俗和“一切服务于战争”的现实做出某些妥协。此外，又对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改革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概括总结，并由此引申出本论题研究所包含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价值因素。指出从根据地女性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财产权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到，保障女性财产权是根据地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某些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上受到一定限制，但在解决乡村社会女性婚姻家庭财产纠纷时运用的灵活方法既具有根据地政权所独具的特殊性又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因素；认为根据地女性家庭财产权立法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其一方面从思想上破除了旧的家产制习俗并传播了男女平等的财产权思想，另一方面女性婚姻家庭财产制度从立法和实践上取得初步成果，为新中国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摘要：阅读是人类基本的知识获得方式，同时为阅读者带来极其独特的心理体验。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经历着不同方式与文化范式的变化。大数据时代，网络以海量的信息和快速方便的信息获取方式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传播工具，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大众的阅读方式发生的最深刻变化，使碎片化阅读成为一种典型的阅读现象。碎片化阅读包括阅读主体的碎片化和阅读客体的碎片化。面对着这种不断变化着的媒介生态环境，阅读者更加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而不是权威信息或观点。这种阅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受众的生活，人们易于沉浸在手机媒体带来的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之中。这种非线性的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从纸面转到屏幕，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更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以及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碎片化阅读极大释放了人们的阅读兴趣和自我主张。因为阅读目的不再是虔诚的学习，而是在字里行间寻找自我的心理认同。
　　论文主要是在整个人类广阔的阅读史背景下，说明碎片化阅读的现状、特征和基本问题。文章分四个部分。第一章数字化以前的阅读史，主要梳理数字化阅读之前人类整体的阅读方式和特征。将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时期，以实物标志为阅读代码，逐步发展出最早的文字记载；第二个阶段是经典时代，以各种读经为主，向先知先贤学习知识；第三个阶段是印刷时代，大量的印刷降低了阅读的成本，人们得以发展出更轻松的阅读题材。第二章讨论碎片化阅读的特征。首先介绍了当前中国碎片化阅读的现状，从宏大背景看到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阅读的最主要方式。其次说明了碎片化的特征，从客体碎片化和主体碎片化两个角度分别加以阐述。然后以微信阅读为例来分析碎片化的具体表现，最后论述了碎片化阅读与私密化阅读的融合。第三章对碎片化阅读进行反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阅读内容的浅薄化、阅读方式的随意化和阅读体验的流俗化。结语展示了阅读方式对人认识方式和内容的极大影响，认为碎片化阅读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
　　碎片化阅读也常常受到传统阅读爱好者的批评。不仅如此，碎片化的阅读者们已经被淹没在信息的碎片化海洋之中,注意力越来越分散。碎片化阅读不利于知识的系统化学习，严重阻碍以系统性知识积累作为支撑的稳定能力的形成。碎片化阅读正在以一种学习的方式来反对学习。阅读的铺张化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但碎片化阅读的问题，是全人类文化滥觞的结果。它既是通讯技术飞驰的结果，是文化消费主义的结果，也是文化反叛的结果。消除这种庸俗化的思想本身与现代生活追求是背道而驰的。

摘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由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而组织群众，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的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来，潞城大地分割为沦陷区、根据地、日伪占领区、游击区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秩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并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潞城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减租减息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经历过的最为重大的革命性事件。土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居多的统一大国而言，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地权如何分配，是一个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头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农民获得土地，党获得农民”的过程，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起点。建国前后在广大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发生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就潞城土改史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尚缺乏直接相关的研究可资参考。仅有的研究就是广为学界评价和使用的美国学者韩丁有关潞城县张庄村的两部纪实性著作——《翻身》与《深翻》。但是，就潞城土改的过程而言，既有老区土改，又有新区土改。错综复杂，并非一个村庄就能够完全代替。幸运的是，笔者在潞城县档案馆发现了大量反映新老区土改的档案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记录的是土改进行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调查、经验交流和统计数据。笔者相信，通过梳理这批资料，再辅之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一定能够对潞城土改史研究有所裨益。也希望通过本研究，推动山西区域的土改史研究。
　　潞城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的土改运动中是有典型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韩丁的《翻身》使潞城张庄闻名世界，更是因为地处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潞城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潞城的土改，不仅具有老解放区土改的特点，而且具有新解放区土改的特点。与张庄土改相比，本文通过个案的形式，对抗战期间潞城老根据地不同类型村庄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思想、心态的变化，曾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革命活动心脏的潞城县北村的反奸清算运动的个案分析，以及1946-1947年潞城县新老解放区开展的查田运动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潞城土改的整体历史进程。这些区域的群众运动及其土改历程，与张庄土改，才构成了潞城土改的整体面貌。韩丁所揭示的张庄土改的确为人们尤其是海外学界了解中国的土改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遮蔽了张庄所在的潞城之土改运动的完整面相。进一步而言，潞城土改作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土改运动的核心地带，也受到了相邻区域尤其是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长治武乡、河北武安等县区的影响和推动，从而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获得民心，夺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通过对潞城土改历史的研究，可以为当前广为关注的农村土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从土改时候的地权私有，到集体化时代的地权国有、集体所有，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土地下户，农民拥有自主生产的权力，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极大的激发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到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推动的又一轮新的农村土地改革——允许土地流转，即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农户把土地以一定的条件流转给第三方经营，获得财产性受益。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再次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不难发现，历次土地政策的调整，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励。
　　从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潞城和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只要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能够带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谐、正义的举措，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地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中最核心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古至今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做好改革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必将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农民获得土地、党获得农民”的过程，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起点。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研究表明，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存在着支撑政治统治的“权力的文化网络”，20世纪上半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破坏和抛开了这一网络，因而未能获得足够的政治认同，最终归于失败。然而，土地改革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体系，或者说杜赞奇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建构了农民高度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生产关系调整的一次有益探索，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土改运动的顺利实施，使党与农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建立，使农民产生了新的政治认同,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科技政策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所采取的一系列规定与准则的统称。江苏作为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同时也是最早提出“科技兴省”战略的省份之一，其蓬勃发展也离不开相关科技政策的引导。目前江苏省在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科技政策的基础上，还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地方性科技政策，这些政策推动了江苏科技水平的快速提高。但是现阶段学界从事于相关科技政策的效果评价的研究并不多，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近年来出台的科技政策进行总结归纳，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政策评估方法综合量化分析江苏省近年来所推出的一系列科技政策的实施效果。
　　本文首先明确目前国内外科技政策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应的科技政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据此整理和归纳江苏省地方性的科技政策。
　　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相关内容构建关于江苏省科技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横向与纵向上将2000年至2012年江苏省科技政策实施效果与其他省市进行比较。
　　最后，本文通过之前的整理与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第一江苏省的科技研发与转化对资金、经济环境的依赖性较高。第二在目前江苏省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如何在保持科研的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提高江苏省科技创新创业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将成为江苏省今后出台科技政策的着力点。

摘要：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是以人和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关于社会科学是何时出现的,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是,从严格角度来看,十七到十八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思想开始出现,直到十八到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才开始兴起(社会科学现代性也由此拉开序幕)。
　　社会科学的兴起就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开始,社会科学的兴起、形成、发展等一系列过程就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过程。社会科学的进程与社会科学现代性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同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现代性在1750至1850年之间的核心问题,对于研究社会科学兴起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很有意义的。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背景,继而研究政治观念和道德两个维度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关系。同时,研究政治观念的转变和道德维度的凸显这两个社会科学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对于我们展望社会科学现代性将来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的主旨是在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初期即1750至1850年之间出现的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各种特征和思想变迁过程,并尝试清晰、准确论述这两大核心问题在社会科学现代性中的作用,力求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真实过程。
　　本文第一章论述社会科学现代性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认知的转变和社会科学的兴起,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的出现。第二章概括提炼出此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即政治观念的转换。第三章概括提炼出此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即道德维度的凸显。因此,本文对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的探析,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过程和社会科学的兴起。

摘要：社会科学和哲学在它们独立的知识领域和话语体系中,各自的性质与作用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是,从社会科学史和具体学科的表现形态这两个角度出发来看待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联性的文章还十分少见。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现代学术格局产生影响,并且在对这一问题的未来发展方向上也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具体学科表现形态这两个维度出发研究讨论了社会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发展变化与特征,以期能够梳理并明确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
　　本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主体以及结语。在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意义,论述了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研究现状,还简单陈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
　　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是从社会科学史的维度论述了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科学的特征,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与哲学的关联性的发展变化。第二章从具体学科的表现形态来探讨科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来探讨这种关联性。第三章则论述了社会科学和哲学关联性的意义所在。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联性探析有助于体现科学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科学化”趋势,打破科学理论的垄断,重新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和关系,也有利于科学哲学的学科建制。
　　在结语部分,对全文做了简要的总结。简单地分析和总结了就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哲学关联性的变化,明晰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同时哲学也需要社会科学充实丰富自身的发展。
　　本文的写作主旨是对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联性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和研究哲学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深刻揭示出社会科学哲学的产生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推动社会科学哲学的建制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合法化。

摘要：“现代性”被看作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与气质,它蕴含的是对生活的规范与理想,表现的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想达到的是对理性与自由的不懈追求,它力求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核心就是理性与自由,是理性将人类一步一步地从神学还有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是自由让人类学会认识自己、掌握自己继而发展自己。社会科学正是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而进行建制,它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机器文明为理论基础,以商品经济和民主制度为标志,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得以繁荣、生活基础得到保障、生活质量能够提高的目标。由于社会科学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的理性和进步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为了人类的普遍解放提供合理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体现出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社会,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在这些物质力量的强烈推动下,社会科学现代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定了先行性。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一命题在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核心理论。文章共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主要讲是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一理论出现时间的界定以及哲学中利人与利己的道德考量,这一时期的理论为之后的思想发展奠定时代和思想基调;第二阶段为形成期,这一时期现代社会基本成型,思想家们的研究重心由外及内,着重探讨人的内心以及社会发展的规范问题,社会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参与进来,理性在这一时期也被广泛提及;第三阶段为发展期,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对理性发展的反思以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找寻出路上。社会科学现代性是一个未完待续的话题,它的出路究竟在何方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的主旨意在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变迁的过程以及展现其思想特征,并尝试寻找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出路,从而达到推动现代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目标。

摘要：关于社会科学中层级问题的研究在当今国内学界还属于前沿研究,是复杂性科学系统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层级是在等级规范界定标准下的组织系统体系规范性性质的一种类型,完全或部分受制于权力、影响力和控制力三个因素。层级结构普遍存在于科学组织、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整体系统之中。研究层级体系,就是因为它是许多的复杂性系统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复杂性系统很难被界定,而且这个概念还很难被应用到如自然语言、生态系统、经济体系或城市区域等各种形式多样的领域范围之内。在各个复杂的系统内部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简单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却始终是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整体的形式,我们也很难预测这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详细状况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层级概念的探讨分析过程中,寻求出一种对社会科学中的层级的一般性的解释的可能。
　　虽然复杂性理论对各个科学领域所造成的冲击目前还难以估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复杂性科学带来的首先是一场方法论或者思维方式的变革。将复杂性放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进而对社会科学中的层级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析,在复杂性必然是从简单性进化而来的世界中,复杂系统是层级结构的。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是多个学科领域的大师,他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早在1962年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复杂性的构造:层级系统》,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主题思想:一是以表匠寓言的方式提出了“稳定的中间状态”概念,二是提出了“相互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的“频率动态过程”等概念,全文以稳定的中间状态和相互作用为基本概念,提出了“层级理论”(theory of hierarchy)普遍适用于物质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层级结构。①
　　本文立足于对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哲学思考和社会科学现状的考察,试图使用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即跨层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要点包括:对人类社会、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层级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等概念的新理解;对经典或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困境及其根本原因给予新的解释;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变革的方向和出路。

摘要：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严格说来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如果没有古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文艺复兴、启蒙时期的自由、理性的探索精神,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科学。17至18世纪的欧洲伴随着启蒙运动,社会科学思想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对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建构都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对社会科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创造更美好的社会。
　　本文依据中英文资料,宏观考察此时期西方各国(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苏格兰)的社会科学思想主张,采取历史梳理和综合分析相统一、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从局部分析到整体综合的研究思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出现的背景,理论特征及学术意义给予详尽地分析阐述。
　　本文第一章论述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17世纪普遍危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近代哲学的兴起。第二章概括提炼出此时期社会科学思想的三个理论特征,即机械论特征,自由主义特征、理性思想特征。每个特征又结合具体的社会科学思想理论进行详细分析。第三章总结论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科学思想的学术意义,此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各个国家的各方面建设都起到了指导作用,并且,对“现代性”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不仅将西方世界带入了现代社会,也推动了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对启蒙运动时期社会科学思想的探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现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可以丰富我们对现代性的认知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