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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胡如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隋唐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其学术生涯坎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形成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胡如雷成熟时期的代表作,1976年一经出版就引发强烈反响。本文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为中心,对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研究进行了整体考察。具体包括以下六个部分的内容。
  一、结合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学术发展脉络的梳理,缕析出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上的界定与意义。
  二、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论争中,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胡如雷“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论断的科学性。
  三、在地租、赋税、地价三者的关系研究中,肯定胡如雷的“地租决定地价”论的正确性。在租佃制剥削关系研究中,发掘出胡如雷“必要劳动量的”实际含义所对应的材料与胡如雷提出的“地主剥削率”概念的可补充性。
  四、在胡如雷关于自耕农、佃农、地主的经济地位的论述中,发现胡著对地主阶级有失偏颇的阶级定位,探析这种“偏颇”产生的社会根源。
  五、在胡如雷关于高利贷资本的研究中,通过与《资本论》的对比研究,发现胡如雷对《资本论》理解的局限性,以及由于此种局限性对高利贷资本得出的片面结论。
  六、整理出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源动力的解释与商品经济发展中经济周期律划分的学术贡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西南交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希学(Sino-hellenic Studies)即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比较研究是近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开拓的新兴研究领域,这一领域致力于通过中希文化的平等对话来探讨某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以期获得对双方文化更为深刻的理解。英国剑桥大学教授G.E.R.劳埃德长达三十年对中希比较研究的关注及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展示出一个可资参考的范本,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可被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哲学、文学的比较研究之中。
  本文以对G.E.R劳埃德的中希学研究的探析为主线,并将之置于整个中希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探讨劳埃德研究之价值取向。以期对中希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启示。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介绍了劳埃德其人及其研究的总体情况,梳理了对其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研究之背景——中希学的起源及发展现状进行简要介绍。
  第二章对中希学在劳埃德总体思想中的地位进行了考察,即作为其早期希腊科学研究之检验,做为古代社会独特性之发现和作为新问题提出之基础。
  第三章探究了劳埃德中希学研究的可能性和方法论原则,关注劳埃德如何打破不可通约性的壁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中希学研究的四条方法论原则,即参与者的角度,理论负载的普遍性,带修正的答案和危险的二分法。
  第四章从中希科学与哲学比较、跨文化普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及劳埃德的现代反思三个维度具体展现了劳埃德中希学研究之实践成果。
  第五章作为全文的收束总结了劳埃德中希学研究之价值取向,即反普遍化、反碎片化、反单向化的研究以及对社会语境的重视。
经济史 山西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传统法律制度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权立法思想影响下急剧转型,而旧有的纲常伦理和男尊女卑观念在社会习俗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近代法律制度与根深蒂固的婚姻家庭惯习产生激烈冲突。特别是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由于根据地或边区民主政府所辖区域经济落后、社会封闭、文化保守、信息不畅,这种冲突与对抗则更加彰显。本文阐述了在革命根据地特定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婚姻家庭财产制度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
  本文从绪论开始,介绍了论题选择价值及研究意义和创新点,并对相关问题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阐明了研究的整体思路、结构安排和选用的研究方法,指出革命根据地女性家庭财产权的取得与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考察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产生背景及其理念、具体制度与历史意义对于探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家庭财产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文第一部分首先检视了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的历史状况。一方面通过梳理封建时期帝国体制下礼制与家庭财产制度的立法规定,说明传统中国纲常礼教思想下的父权、夫权家庭制度习俗依然存在于民间生活之中,并在现实中影响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律文化下的家产制操作;另一方面当时民国政府选择适用了制度上先进的西方家庭夫妻财产分配制和继承制,虽然表明传统中国的家产制在法律制度上破灭,但民国政府的西方家庭夫妻财产分配制与继承制在基层生活的运作成效却与理想相去甚远。就是在现代制度安排与中国传统习俗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婚姻家庭财产权改革之路,无论从制度上还是实践上这一选择都更贴近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使得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的实现取得历史性突破。
  第二部分对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理念构建的思想、法理、制度、经济基础进行了分析。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的同时,其妇女解放思想逐被世人关注,特别经过毛泽东将之中国化后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并成为具体指导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的法理渊源和财产分配原则。同时,女性取得婚姻家庭财产权更离不开程序和制度保障。因此,该部分全面探讨了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理念构建的选择路径和方式。另外,由于各根据地积极组织以纺织为中心的妇女生产运动,使得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成为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以“亲”来概括亲属,具体又分“血亲”和“姻亲”两类。因此,革命根据地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财产权又可从这两个层面加以论述:“姻亲”——婚姻关系——中以夫妻身份取得的财产权;“血亲”——家庭关系——中以女性身份取得的财产权。这两部分为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这一论题下的横向具体阐述,表现则是第三和第四部分内容。
  承前所述,第三部分对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关系中的财产权进行了详细阐述。首先对根据地时期的婚姻关系进行了总体考量,然后又分别从婚姻关系存续与解除时两个维度分析了女性财产权问题。第四部分对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财产权进行了考察。相对于夫妻两方婚姻关系而言,当女性以女儿或母亲身份出现时便产生了多人组成的家庭关系,随之出现相应的家庭财产权利。尤其当家庭关系解体时,家庭财产应如何重新分配,这是第四部分重点讨论的内容。与此同时,这两部分亦结合具体的立法、政策和司法实践,考察了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区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现状。
  结语部分对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实现的效果和困境进行了具体剖析。指出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习俗是家庭财产共用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婚姻家庭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对旧的不合理的家庭财产制度在立法和政策上的改造为女性重新建立起一种平等且具有权益保障的新型健康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从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问题的研究中知之,中国共产党对于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在立法思想、制度设计、司法实践等各个层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以女性家庭财产权为代表创造了一个男女平等的新型乡村社会。同时,由于根据地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长期落后、传统婚姻习俗根深蒂固,男女平权的女性财产权在实践中则面临诸多困难,不得不在女性婚姻家庭解体时财产分配的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习俗和“一切服务于战争”的现实做出某些妥协。此外,又对根据地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改革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概括总结,并由此引申出本论题研究所包含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价值因素。指出从根据地女性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财产权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到,保障女性财产权是根据地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某些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上受到一定限制,但在解决乡村社会女性婚姻家庭财产纠纷时运用的灵活方法既具有根据地政权所独具的特殊性又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因素;认为根据地女性家庭财产权立法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其一方面从思想上破除了旧的家产制习俗并传播了男女平等的财产权思想,另一方面女性婚姻家庭财产制度从立法和实践上取得初步成果,为新中国女性婚姻家庭财产权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经济史 山西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由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而组织群众,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的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来,潞城大地分割为沦陷区、根据地、日伪占领区、游击区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秩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并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潞城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减租减息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经历过的最为重大的革命性事件。土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居多的统一大国而言,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地权如何分配,是一个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头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农民获得土地,党获得农民”的过程,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起点。建国前后在广大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发生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就潞城土改史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尚缺乏直接相关的研究可资参考。仅有的研究就是广为学界评价和使用的美国学者韩丁有关潞城县张庄村的两部纪实性著作——《翻身》与《深翻》。但是,就潞城土改的过程而言,既有老区土改,又有新区土改。错综复杂,并非一个村庄就能够完全代替。幸运的是,笔者在潞城县档案馆发现了大量反映新老区土改的档案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记录的是土改进行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调查、经验交流和统计数据。笔者相信,通过梳理这批资料,再辅之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一定能够对潞城土改史研究有所裨益。也希望通过本研究,推动山西区域的土改史研究。
  潞城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的土改运动中是有典型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韩丁的《翻身》使潞城张庄闻名世界,更是因为地处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潞城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潞城的土改,不仅具有老解放区土改的特点,而且具有新解放区土改的特点。与张庄土改相比,本文通过个案的形式,对抗战期间潞城老根据地不同类型村庄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思想、心态的变化,曾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革命活动心脏的潞城县北村的反奸清算运动的个案分析,以及1946-1947年潞城县新老解放区开展的查田运动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潞城土改的整体历史进程。这些区域的群众运动及其土改历程,与张庄土改,才构成了潞城土改的整体面貌。韩丁所揭示的张庄土改的确为人们尤其是海外学界了解中国的土改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遮蔽了张庄所在的潞城之土改运动的完整面相。进一步而言,潞城土改作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土改运动的核心地带,也受到了相邻区域尤其是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长治武乡、河北武安等县区的影响和推动,从而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获得民心,夺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通过对潞城土改历史的研究,可以为当前广为关注的农村土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从土改时候的地权私有,到集体化时代的地权国有、集体所有,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土地下户,农民拥有自主生产的权力,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极大的激发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到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推动的又一轮新的农村土地改革——允许土地流转,即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农户把土地以一定的条件流转给第三方经营,获得财产性受益。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求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再次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不难发现,历次土地政策的调整,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励。
  从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潞城和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只要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能够带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谐、正义的举措,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地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中最核心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古至今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做好改革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必将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农民获得土地、党获得农民”的过程,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起点。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研究表明,中国在传统社会晚期存在着支撑政治统治的“权力的文化网络”,20世纪上半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破坏和抛开了这一网络,因而未能获得足够的政治认同,最终归于失败。然而,土地改革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体系,或者说杜赞奇所谓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建构了农民高度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一方面,是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生产关系调整的一次有益探索,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土改运动的顺利实施,使党与农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建立,使农民产生了新的政治认同,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学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科学和哲学在它们独立的知识领域和话语体系中,各自的性质与作用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是,从社会科学史和具体学科的表现形态这两个角度出发来看待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联性的文章还十分少见。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现代学术格局产生影响,并且在对这一问题的未来发展方向上也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具体学科表现形态这两个维度出发研究讨论了社会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发展变化与特征,以期能够梳理并明确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
  本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主体以及结语。在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意义,论述了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研究现状,还简单陈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
  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是从社会科学史的维度论述了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科学的特征,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与哲学的关联性的发展变化。第二章从具体学科的表现形态来探讨科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来探讨这种关联性。第三章则论述了社会科学和哲学关联性的意义所在。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联性探析有助于体现科学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科学化”趋势,打破科学理论的垄断,重新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和关系,也有利于科学哲学的学科建制。
  在结语部分,对全文做了简要的总结。简单地分析和总结了就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哲学关联性的变化,明晰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同时哲学也需要社会科学充实丰富自身的发展。
  本文的写作主旨是对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联性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和研究哲学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深刻揭示出社会科学哲学的产生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推动社会科学哲学的建制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合法化。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是以人和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关于社会科学是何时出现的,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是,从严格角度来看,十七到十八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思想开始出现,直到十八到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才开始兴起(社会科学现代性也由此拉开序幕)。
  社会科学的兴起就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开始,社会科学的兴起、形成、发展等一系列过程就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过程。社会科学的进程与社会科学现代性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同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现代性在1750至1850年之间的核心问题,对于研究社会科学兴起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很有意义的。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背景,继而研究政治观念和道德两个维度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关系。同时,研究政治观念的转变和道德维度的凸显这两个社会科学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对于我们展望社会科学现代性将来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的主旨是在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初期即1750至1850年之间出现的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各种特征和思想变迁过程,并尝试清晰、准确论述这两大核心问题在社会科学现代性中的作用,力求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真实过程。
  本文第一章论述社会科学现代性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认知的转变和社会科学的兴起,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的出现。第二章概括提炼出此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即政治观念的转换。第三章概括提炼出此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即道德维度的凸显。因此,本文对社会科学现代性核心问题的探析,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过程和社会科学的兴起。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性”被看作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与气质,它蕴含的是对生活的规范与理想,表现的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想达到的是对理性与自由的不懈追求,它力求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核心就是理性与自由,是理性将人类一步一步地从神学还有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是自由让人类学会认识自己、掌握自己继而发展自己。社会科学正是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而进行建制,它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机器文明为理论基础,以商品经济和民主制度为标志,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得以繁荣、生活基础得到保障、生活质量能够提高的目标。由于社会科学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的理性和进步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为了人类的普遍解放提供合理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体现出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社会,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在这些物质力量的强烈推动下,社会科学现代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定了先行性。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一命题在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核心理论。文章共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主要讲是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一理论出现时间的界定以及哲学中利人与利己的道德考量,这一时期的理论为之后的思想发展奠定时代和思想基调;第二阶段为形成期,这一时期现代社会基本成型,思想家们的研究重心由外及内,着重探讨人的内心以及社会发展的规范问题,社会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参与进来,理性在这一时期也被广泛提及;第三阶段为发展期,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对理性发展的反思以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找寻出路上。社会科学现代性是一个未完待续的话题,它的出路究竟在何方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的主旨意在揭示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变迁的过程以及展现其思想特征,并尝试寻找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出路,从而达到推动现代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目标。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社会科学中层级问题的研究在当今国内学界还属于前沿研究,是复杂性科学系统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层级是在等级规范界定标准下的组织系统体系规范性性质的一种类型,完全或部分受制于权力、影响力和控制力三个因素。层级结构普遍存在于科学组织、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整体系统之中。研究层级体系,就是因为它是许多的复杂性系统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复杂性系统很难被界定,而且这个概念还很难被应用到如自然语言、生态系统、经济体系或城市区域等各种形式多样的领域范围之内。在各个复杂的系统内部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简单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却始终是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整体的形式,我们也很难预测这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详细状况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层级概念的探讨分析过程中,寻求出一种对社会科学中的层级的一般性的解释的可能。
  虽然复杂性理论对各个科学领域所造成的冲击目前还难以估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复杂性科学带来的首先是一场方法论或者思维方式的变革。将复杂性放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进而对社会科学中的层级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析,在复杂性必然是从简单性进化而来的世界中,复杂系统是层级结构的。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是多个学科领域的大师,他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早在1962年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复杂性的构造:层级系统》,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主题思想:一是以表匠寓言的方式提出了“稳定的中间状态”概念,二是提出了“相互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的“频率动态过程”等概念,全文以稳定的中间状态和相互作用为基本概念,提出了“层级理论”(theory of hierarchy)普遍适用于物质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层级结构。①
  本文立足于对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哲学思考和社会科学现状的考察,试图使用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即跨层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要点包括:对人类社会、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层级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等概念的新理解;对经典或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困境及其根本原因给予新的解释;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变革的方向和出路。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自19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严格的社会科学理论才真正建立。但是社会科学的萌芽,诞生的过程与发展的脉络却可以遍及人类文明的整个历程,尤其是与相对其他学科而言建立最早,发展最完善的学科——物理学——的每一次发展息息相关。物理学中重要理论的发现,伟大人物的诞生,甚至理论范式的更替,无不对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的变革。所以,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性问题就成为物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的问题。这是对物理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反思与总结,对人类自身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历史分析法和比较法,在某些章节还运用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和个案实证分析的方法。文章试图梳理物理学与社会科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关联,并尝试着寻找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特质。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三章主体内容及其结语等。引言部分首先简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整理,然后概括性的介绍了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单的说明。论文的三个章节,按照历史顺序深入剖析了物理学在三个代表时期对社会科学的重要影响。第一章是古代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的萌芽。分别阐述了古代物理学的概念与范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物理学原理,以及社会科学在物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时空观、机械论自然观和社会思想的雏形,揭示了,社会科学在萌芽阶段受到的物理学思想的重大影响。第二章是经典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的诞生。这一时期的物理学形成了机械论范式,在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上都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科学界形成了机械论范式和自然主义的理念,具体表现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中分别运用了物理学中的分解综合方法和建立模型的方法,学科本身在这些方法的运用过程中逐步走向了实证主义。第三章是现代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物理学是重要的转折时期,整个物理学的概念和范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机械论自然观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非决定论的系统的思维模式开始盛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趋向于建立统一的科学思想,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交叉学科的诞生,社会物理学,经济物理学,政治力学是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三门学科,它们的研究方法中都恰当的运用了物理学的成熟理论,使社会科学理论更加精确化、科学化。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严格说来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如果没有古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文艺复兴、启蒙时期的自由、理性的探索精神,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科学。17至18世纪的欧洲伴随着启蒙运动,社会科学思想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对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建构都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对社会科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创造更美好的社会。
  本文依据中英文资料,宏观考察此时期西方各国(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苏格兰)的社会科学思想主张,采取历史梳理和综合分析相统一、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从局部分析到整体综合的研究思路,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出现的背景,理论特征及学术意义给予详尽地分析阐述。
  本文第一章论述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17世纪普遍危机”,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近代哲学的兴起。第二章概括提炼出此时期社会科学思想的三个理论特征,即机械论特征,自由主义特征、理性思想特征。每个特征又结合具体的社会科学思想理论进行详细分析。第三章总结论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科学思想的学术意义,此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各个国家的各方面建设都起到了指导作用,并且,对“现代性”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不仅将西方世界带入了现代社会,也推动了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对启蒙运动时期社会科学思想的探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现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可以丰富我们对现代性的认知和理解。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日益频繁。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一些原有的科学研究方式在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涉及到社会科学问题时,却不再那么有效。正是基于此种情况,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的运用,并且通过对上述两方面的阐述,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以及当今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内涵。首先,运用历史分析法论述了中、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史,并通过对“社会科学”这一词语的词源分析,阐述了社会科学的定义。其次,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实践”这一概念,做出了系统的分析整理。最后,对社会科研的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实践的含义做了简要的概述。
  本文第二章,作为本文的重点章节,本章主要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的运用。在这里,笔者分别从医学和法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近、现代,特别是现代医学和法学的发展的趋势,对于其学术研究中,特别是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涉及社会科学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
  本文第三章,笔者站在价值观的角度,对社会科学研究在实践中的价值,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性做了系统的分析。最后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相应的思考。
科学技术哲学 山东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内史与外史问题是科学编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科学编史学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从内史研究传统到外史研究传统的转向,之后又转向了内外史相结合的编史学传统,目前科学史领域的学者大多坚持以内史为主的内外史相结合的科学编史学纲领。
   每一种科学观内在地确定了一种相应的科学史观和科学编史学纲领,对于不同编史学传统的坚持从根本上说基于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因而内外史问题与科学哲学密切相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对于内外史问题不置一词,这并非说明该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将对该问题的理解内在于其科学哲学思想之中了,即便不讨论内外史问题的科学史家也必然在心中选择了一种自己认可的编史学传统,而其选择则出于其对“科学”的理解。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哲学、艺术、经济学等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大科学”的概念产生,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必然不同以往,在这种环境下,科学该如何编史,之前的编史传统是否依然适应于实际则成为不可避免要加以考虑的问题。
   本文将对科学编史学中内外史问题加以考察、分析和研究,通过分析“内外史”划分问题的由来、演变,其背后的基础即传统的科学观,这一划分的缺陷等,继而探讨对于“科学”的理解,提出本文的理论中心,即“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史应当包含何种内容”。本文并非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而是以之为线索分析科学的“内外史”划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内外史划分的根源就在于传统上对科学的理解,如果对传统科学观进行有力批判,那么内外史的划分是否依然成立?本文将结合当前国内外有些学者提出的消解内外史划分的第四种对内外史问题的理解,发掘其合理性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和面对的诘难,最终提出新的启发性思考,即科学究竟应当如何编史,以期引起学者对于探索一种超越内外史划分研究传统的综合史的重视。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对旧问题的新思考,重新审视内外史问题,以期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对于内外史划分问题以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再思考,由此将促成科学史以及科学编史学的新发展。文章的写作将主要采取举例讨论、比较分析等方法。通过比较内史论、外史论以及内外史相结合的编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和优劣提出其本质的一致性,引出对于科学观的分析和理解,并阐述划分内外史之下的科学史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通过语境论科学编史学传统的例证对消解内外史划分的编史学纲领的可能性加以讨论,论证新的综合性科学史的可能性。
管理科学与工程(科技与教育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不仅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更是历史赋予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那么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基本状况如何?与周边汉字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相比,具有哪些异同?今后该如何推进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这些问题是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本研究选择SSCI(Social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为研究视角,从一个侧面揭示30年来我国大陆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进展与特征。
   本研究通过对1978-2007年我国大陆SSCI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我国大陆SSCI论文发表具有如下特征:数量逐年上升,近十年增长速度较快;高校发表的数量在国内机构中占有优势;合作论文比例大于唯一作者论文比例;国际合作论文比例较高,且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更多的关注国内问题;在“经济与商业管理”领域发表的SSCI论文较多;在“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SSCI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较低,而在“心理学”、“信息与传播科学”、“其他社会与行为科学”、“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等领域较高。通过与汉字文化圈的部分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大陆SSCI论文发表与我国台湾、韩国、日本有一些共同点:数量逐年增长;高校是发表主体;以合作论文为主,且合作论文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学科分布上,我国大陆与韩国、我国台湾相似,都是在“经济与商业管理”领域数量最多,而日本则是在“心理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最多;在增长速度上,我国大陆与我国台湾、韩国相似,近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日本;我国大陆、我国台湾、韩国与日本在“经济与商业管理”、“法学”等领域SSCI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低于世界平均影响因子。通过比较也发现,我国大陆与我国台湾、韩国、日本在SSCI论文发表上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如我国大陆论文总量偏少,研究内容偏重国内问题,合作论文及国际合作论文比例较高。
   通过对1978-2007年我国大陆高校SSCI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我国高校SSCI论文发表具有如下特征:高校SSCI论文与全国SSCI论文的增长趋势一致;高校SSCI论文数量在国内机构中占有优势;“985工程”高校是高校SSCI论文发表的主力。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高校也是SSCI论文发表的主体。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各学科SSCI论文发表在全国高校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各校社会科学领域SSCI论文的发表呈现不均衡状况。另外,我国大陆高校与我国台湾、韩国、R本高校相比,总量上还有不少差距;所占比例也较低:国际合作论文比例较高。但我国台湾、我国大陆、韩国、日本高校SSCI论文高产组的大学基本都是各自重点建设的一流大学。
   定量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大陆SSCI论文的发表能力较弱,而日本较强。鉴于此,对影响我国大陆SSCI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时,较多地结合了日本的经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研究人员和经费投入、科研政策的国际化导向、科研管理的国际化趋势、科研评价的国际影响、期刊的国际化、传统历史与文化等因素都对我国大陆SSCI论文发表及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产生影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指导思想、目标及主要举措。在指导思想上,我国大陆要坚持“两个同样重要”: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同样重要。在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要真正确立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战略地位,明确我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目标:发表国际论文,做有声的中国,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近期目标;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成为世界社会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我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中期目标;实现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是我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长远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建议采取以下主要举措:在增加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投入的同时,尽快建立多元经费筹措体制;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努力提高社会科学类期刊的国际化水平;在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增加国际化导向;促进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步伐。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为:(1)以SSCI论文为视角对我国大陆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进行定量研究;(2)系统研究了30年来我国大陆的SSCI论文,并与我国台湾、韩国、日本等部分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多指标定量比较研究;(3)提出了我国大陆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
中国近现代史 福建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在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创办的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通过不懈努力,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推动福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福建现代学术史、福建抗战文化史的研究极有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性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揭示其深层次的学术文化精神,期望为当代学术研究机构和学人提供有益的启示。
专门史(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冯从吾(1557-1627年),字仲好,号少墟,谥恭定,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人。与高攀龙同年、为刘宗周师兄,同师湛若水的二传弟子许孚远,是晚明时期著名的理学家、醇儒,明代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创办并长期主持的关中书院为晚明四大书院之一,天启年间,与邹元标、曹于汴、高攀龙等在北京创办首善书院,在当时的政界、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为官时间不长,出处进退一介不苟。在北京反对万历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冒死直谏之声震天下;在山东主持盐政,大胆除积弊,打击不法之徒,堵塞权奸贪赃舞弊之路。一生主要以讲学为职志,其学术特点继承了关学重会通的优良传统,做到了远接孔孟之真精神,近将程朱陆王而一之,而其于异端是非之界,则辨之不遗余力;其学术内容他自己在其晚年比较准确地概括为:“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极则。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思想精神大体上与东林学派相呼应。
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科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国科学思想的成果。论文从科学内史与外史的角度理解科学思想,并认为随着科学的社会化以及科学知识在人类思维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同时,因为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的侵略下被动地引进科学,这种引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个交流过程远未结束,因此有必要对关于科学一切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论文以科学哲学作为理论背景,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中国近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历程。这些案例主要有:严复的科学观、胡适的科学观、中西医论争、竺可桢的气象学研究、李俨的中算史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两种遗传学的争论、中国的科学共同体的发展等。在严复和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中,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去认识科学,严复从科学与形而上学出发,提出用自然科学的内容与进化论改造中国传统的天道观,胡适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主张普通民众的方法自觉,让他们用科学方式去思考问题,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 山东师范大学 2002(学位年度)
摘要:该文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主编的《马相伯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结合其它研究论著,通过梳理马相伯的思想发展历程,将其思想分为政治、教育、宗教、文化、科学、外交和实业等七个方面,结合时代特点予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并把马相伯的思想纳入近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考察那个时代赋予当时人的历史使命和马相伯对时代提出的不同问题的解答,分析其思想发展之成因和特点,及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比较马相伯和同时代相关人物的思想异同,从而试图对马相伯的思想作出较为适当的历史定位和评价.对马相伯的文化、科学、外交、实业等方面的思想及总的思想进行分析探讨,有很多方面在国内尚属于首次,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东南大学 2000(学位年度)
摘要:该文第一部分从理论上阐述了知识的本质和知识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剖析知识、政治及两者相关关系是考察现代社会知识与政治设置社会互动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详细的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政治设置的的社会互动.第三部分对现代社会与政治设置互动的可能结果技术专家统治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技术专家统治的弊端提出相应的建议.
世界史 北京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关注1846-1945年间美国科学共同体对“谁来供养科学”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尤其是,他们对国家介入科学的态度。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探讨,在于美国科学家们的双重身份:他们一方面作为美国公民,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浸染——在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候,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是美国式的“反国家主义”,亦即,尽可能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和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渴望美国科学从社会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以提升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由于两个身份之间存在的张力,他们对“谁来供养科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变得复杂、有趣。对此进行考察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美国科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理解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特性。在这一问题的观照下,本文在1846-1945年间的美国科学史中识别出三个阶段。
  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科学共同体萌生之时,他们对政府支持并不排斥,而是积极寻求。这一方面是受欧洲的影响——从十八世纪起,欧洲各国政府就开始积极赞助科学;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当时的美国科学共同体既无力自足,也无力吸引足够的民众支持。不过,由于当时美国的“有限政府”观念和民主政治的特点,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当寻求政府支持不可得的时候他们只好转向公众。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新一代开始抗拒政府“干涉”科学。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第一,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和职业科学阶层的成长,来自德国的纯科学理念在美国科学共同体中扎根立足。它要求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划分清晰的边界。第二,工业化以来美国社会积累的财富,和美国科学共同体之前争取私人支持的成功经验,使他们相信,私人部门足以支持科学。在这一时期,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科学共同体开始认为工业界尤其应当支持纯科学,因为工业从纯科学中受益最多。他们对此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是建立国家科学基金,然而,大萧条的到来使这一努力失败了。它的失败说明了社会捐助体制的局限性,同时也表明,私人部门对科学的支持并不如所期望的那样可行和有效。
  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科学领袖们接受了大萧条期间涌现的新思想,不再抗拒国家介入科学。并且他们认为,科学研究的最终受益者是公众,因此,作为公众代言人的政府应当承担起支持科学的责任。随后到来的二战使这一趋势变得不可逆转。联邦政府最终承担起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责任,相应的制度建设是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 吉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市民社会是带有西方文化血统的现代社会存在形式,对它的认识应从其观念和现实的发展中寻找其不变的东西。市民社会的观念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它们分别体现为文明社会的观念、私人经济领域的观念和公共及文化领域的观念,从总体上讲,市民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个层面。从其现实性上看,典型的市民社会是工业社会到来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其内容也在不断展开,家庭、私人经济体系、公共领域和市民文化成为市民社会的基本内容和框架。在市民社会观念和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是理性精神、主体性价值和人对自由的追求,这些精神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并成为市民社会的精神特质,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内在价值追求。把握市民社会,重要的是对市民社会背后的精神文化的理解和把握。
   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现状并不像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按照现代化的轨迹发展下去,市民社会在当代也随着现代性问题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异,具体表现为家庭的多样化、私人经济领域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衰退,以及市民文化批判性的减弱。与此相对的是理性精神的工具化、主体的幻灭和自由的失落。现代西方市民社会问题的出现印证了马克思在19世纪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超越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是作为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批判的一部分并且是基础性的部分存在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虽然没有提供解决当代西方市民社会问题的办法,但在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框架下可以为克服今天市民社会问题提供方向性指导,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重要理论指导。
   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也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是由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存在方式。但在中国建设市民社会的难度很大。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移植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市民社会,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在所难免。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市民文化存在本质的区别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西方文化重理性而中国文化重感性,西方文化重个人而中国文化重国家,精神文化的深层次抵触不仅是我们建设市民社会的障碍,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进行改革的深层次障碍,毕竟现代化本身是生长在西方的。另一方面,西方当代市民社会自身也存在问题,它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成功的模板,我们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避免我们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滑入西方市民社会变异的泥淖之中,这是我们建构市民社会的第二重困难。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市民社会不是我们自生的,我们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的权力推进社会改革,即市民社会的建设要靠移植、要靠外力的推动。外来的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排斥在所难免,受历史和现实双重影响中国的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过强,这是中国建设市民社会的最大障碍,我们必须通过培育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体和非政府组织机构来提高市民社会自身的能力,进而促进中国市民社会自身的发育,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的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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