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的文化家族经历了一场浩劫，面对异文化的太平军，大部分文化家族都坚决抵抗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常州赵氏作为晚清时期常州地区的文化望族，其经历是一典型案例。赵氏先祖早在元朝时期就迁居常州西盖村。后来主要分为两支，本支为西盖赵氏，主要居住在西盖村。分支为观庄赵氏，自明初迁居观庄。
　　明清时期，赵氏家族人才辈出，产生了如明英宗讲师赵琬、监察御史赵敔、“江南老教书”赵继鼎等一批文化名人，成为当地文化望族。这一时期，科举与婚姻的成功不断巩固扩大着家族的影响力。其家族成员也主动参与和组织地方社会的文化事业，如创办惜字会，举办寿宴，参与龙舟竞渡等。可以说常州赵氏在太平天国前已经成为常州地区举足轻重的文化家族。
　　伴随着太平军的不断进军，赵氏族人自觉担负起了保卫地方的责任。其成员赵起、赵曾向、赵振祚、赵烈文等都积极参与到团练组织之中，在1853年到1860年持续对抗着太平军。他们一方面配合清军征收物资以支援前线，另一方面积极维护地方治安，稳定地方秩序。当1860年太平军攻占常州之际，部分族人如赵振祚、赵禄保、赵起等坚决抵抗，并最终付出了生命。赵烈文、赵曾向、赵寿仁等族人则仓皇出逃，开始了逃难生活。其逃难经历散见于他们个人的文字记载之中，部分记录得以幸存下来。
　　战后赵氏族人陆续回到常州，面对战后的凋敝，他们积极参与到家族重建之中。一方面，部分族人如赵寿仁、赵承炳、徐小娴等开始着手恢复承载家族创伤的约园。另一方面，族人也力图通过重修家谱来重建家族记忆。到1886年，随着重修家谱的完成，赵氏家族的战后重建也基本结束。
　　纵观太平天国时期的常州赵氏，其对太平军始终持敌视态度。常州赵氏战后的发展表明家族组织仍然是晚清时期重要的社会团体，对战后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发现赵氏源于常州，其文化世家正是由常州乃至整个江南孕育而成的，因而其族人也坚决地捍卫家乡来维持其文化世家的地位。

摘要：播州之名始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战争之后改称遵义军民府，辖区主要是今贵州省遵义市所属县、区、市。从唐到明，播州不仅在地域范围上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而且播州社会也经历了羁縻制度下的松散治理、土司制度下的杨氏家族自治以及改土归流后的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社会生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物质的与精神的活动，而狭义的社会生活则是指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吃、穿、住、用、行、文娱、体育、社交、学习、恋爱、婚姻、风俗习惯、典礼仪式等广泛领域，本文主要研究狭义上的播州土司时期社会生活。
　　土司时期的播州人民在服装样式与饰品搭配、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民居样式与居住习惯等方面，和之前相比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婚姻上开始流行讲究门当户对、三媒六证的媒证婚姻，丧葬的世俗化、功利化、现实化成为显著特征。从土司时期播州社会生活中的服饰、饮食、民居、婚姻、丧葬等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播州上层精英积极融入中华主流文化圈的诉求，也可以看到播州地区人民是在不断学习中原地区汉族的文化礼仪，从而使播州社会生活发生了变迁。播州地区通过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央王朝国家的认同。

摘要：异化问题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提高，但在精神方面陷入了异化的困境。现代社会错综复杂，异化现象被隐藏的很深使人们难以辨别。社会的新变化带来的是更深层的异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异化问题，并且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同样会遭到西方国家的这种情况，所以，为了我国能够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少走发达国家的弯路，对异化进行全面、深层的探讨还是很有必要的。近现代异化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弗洛姆和鲍德里亚的异化理论，对两者异化理论的比较可以为研究异化提供新的视角，丰富并发展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拓宽人们分析问题的思维。
　　文章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先叙述了异化在西方历史上的演变，让人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异化的发展，为文章主题部分奠定基础。此外，还分别对形成弗洛姆和鲍德里亚的异化理论的背景作了概述，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两人的异化思想。
　　第二部分主要是论述了两者异化理论的共同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两者异化理论的共同来源，导致异化的物质前提是相同的，异化给人带来的伤害也是一样的。
　　第三部分先分析了两者异化理论的差异,并对其差异作了原因分析，两者异化理论的差异分别从剖析异化的视角、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在各领域的表现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的，并且也剖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
　　第四部分主要是评析了弗洛姆与鲍德里亚异化理论的比较研究所带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摘要：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条件。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各种环境污染屡见不鲜，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人们生活、影响人们健康的重大问题。而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不良环境行为的客观结果，探寻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它们的影响机制便成为值得研究的主题。
　　本研究以我国公众环境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CGSS2010环境数据，主要探究了两部分内容:第一，从个体和结构视角出发，寻找影响公众环境行为的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第二，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把握它们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逻辑。根据行为的平均成本强度，研究中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进行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的分类，并在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公众环境行为的模型分析框架。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具有相同的个体性影响因素和差异化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并且相同因素的影响路径呈现一致性。
　　在个体性因素方面，“生态世界观”、“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感知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责任感”、“环境行为付出意愿”、“环境知识”、“媒体使用度”、“环境关注度”、“环境敏感度”对两类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与间接影响;新增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显著地负向影响两类环境行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并没有对两类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在结构性因素方面，东部地区居民比中西部地区居民的环境行为表现较好，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参与更多的环境行为;“当地政府环境治理状况”仅对低成本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阶层公众在两类环境行为上没有差异。
　　(2)同一因素对不同成本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生态世界观”、“感知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责任感”、“环境行为付出意愿”、“环境关注度”、“环境知识”、“媒体使用度”、“城乡类别”对高成本环境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而“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消费主义价值观”、“环境敏感度”、“东部地区”对低成本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较强，说明它们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会受到成本情境的制约。对于“生态世界观”、“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消费主义价值观”、“环境敏感度”这些环境态度变量，只有“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低成本环境行为的影响明显大于高成本环境行为，低成本假设在本研究中未被证实。
　　(3)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的决定因素不同。
　　“环境关注度”、“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责任感”是两类环境行为的共同决定因素。此外，低成本环境行为还取决于“东部地区”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而高成本环境行为还受到“环境行为付出意愿”、“媒体使用度”、“感知环境行为能力”和“城乡类别”的影响。
　　(4)结构性因素对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以直接影响为主，个体性因素不仅对两类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存在显著的间接影响。
　　我国公众环境行为的形成逻辑可以理解为:它是在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两类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环境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以个体的“生态世界观”为起点，以“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感知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责任感”、“环境行为付出意愿”为中间变量形成的一系列因果链关系作用来发挥间接影响。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融合形成的模型在本研究中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公众环境行为，为今后的环境行为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摘要：公共政策制定中社会科学的效用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题域，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理论与实践的范畴。但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现过系统性的研究。
　　自十九世纪以来，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一直积极探讨着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互动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往这一领域的研究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学科领域内的规范性阐述，包括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并且围绕知识权力观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对照研究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联性;第二，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通过怎样的方式应用到公共政策制定中去，也就是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模式研究，以怎样的机制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这些研究本质上经历了由一元统一到二元分立的发展阶段，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聚焦在二元分立阶段，探讨如何促进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间的良性互动。因此，在二元阶段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二元维度下的研究成果应用在当代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已经越来越多地凸显出其局限性。本文的核心研究目的，就是突破这一题域的二元研究维度，将这一题域拓展至多元维度下，构建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多元互动模型，并围绕这类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阐明社会科学在多元维度下，不同类型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分别发挥着怎样的效用。
　　本文由导言、五个专题章节和结语七个部分构成。
　　导言部分主要就本论文做出相关的说明。其中包括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分析，论文的思路设计和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一章，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关联性的历史演进。本章从梳理知识和权力的发展历史开始，描述了知识权力观从古典时期到近现代时期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每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并且以知识权力观的发展脉络对应分析了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关联性的历史过程，探寻社会科学具有公共政策取向的内在必然性以及外在呈现。
　　第二章，二元分立模型下的互动。本章以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分立思想为切入点，揭示了知识与权力二元分立模型形成的内在成因，阐述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公共政策中运用的几种模型，探讨了影响社会科学在公共政策中发挥效用的相关因素，分析了社会科学介入公共政策的主要路径，并重点讨论了以往二元维度下的研究成果在当代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应用时所凸显出的局限性。
　　第三章，重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本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社会科学的特性以及对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不匹配问题的分析，指出重建社会科学公共政策维度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论述了如何重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问题，即加入公众参与这个要素，构建出多元互动的新模型。第三部分探讨了大数据时代下的公共决策新模式。
　　第四章，多元互动模型的建构及应用。本章详细论述了多元互动模型的三种主要类型，并对应选取了三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典型案例展开实证研究，分析指出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下，在不同类型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科学的效用。
　　第五章，全球化视域下的反思与变革。本章主要聚焦于全球化引发的公共问题的国际化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变化，进而探讨了社会科学参与公共政策的新特征，并分析指出了探索全球化时代促进多元互动模型发展的机制。
　　结语分为两个部分展开，文章首先对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与分析，指出了社会科学政策维度研究的目标走向，即，多元互动。其次，指出了当前中国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此外，作者就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摘要：本论文由导言、五个专题论述和结束语七个部分组成。
　　导言部分针对本文选题的背景以及写作意义做了相关说明，具体考察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简略介绍了各专题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写作思路的阐明中提供了各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自然主义转向”的思维模式，来重新考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哲学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求解试图为社会科学构建一种以当代自然主义为核心观念的哲学基础。
　　第一章从科学与哲学两个层面，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主义转向的外部影响与内在动因,并着重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上，阐述了自然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主义进路及特征，从而进一步在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式、社会知识“科学性”的辩护，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等方面，探讨了自然主义转向的意义。
　　第二章从本体论维度，立足于巴斯卡批判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念，阐释了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范围，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层面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来揭示社会科学可能性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本章从科学实践的层面上，通过邦格的系统本体论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的新发展，为社会本体论的自然化，提供了一种基于自然主义哲学观念的论证方案。
　　第三章进一步从方法论维度，以“自然化”为视角，阐述了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特征及意义。为此，本章以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自然化”的基础，具体分析了自然化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并通过对连续性关系的澄清与综合认知维度的考察，描述了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显著特征，从而揭示了社会科学采用“自然化”的研究视角，在社会科学统一性的构建、“科学性”的辩护等方面所带来的新的思维模式与观念。
　　第四章立足于认识论维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做了详细探讨，具体介绍了在当代自然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哲学与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建构所表现出的自然主义发展趋势。在基础之上，本章进一步论证了，以“自然化”的方式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所构建的连续性，不仅为人类行为理论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心理学解释，而且为社会科学中文化现象的解释，构建了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
　　第五章以实践维度为基点，从“模型”、“实验”两个方面，考察了社会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方面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表征的传染病模型与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并以此详细阐述了人类学与经济学等具体社会科学与自然主义的互动。一方面，表征的传染病模型综合了当代自然主义的基本观念，为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实验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建基在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从而为消除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根本对立，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案。
　　结束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不足之处，特别是从哲学的“规范性”与科学的“描述性”相融合的视角，着重阐述了特纳所提出的“折衷理论”，以及布迪厄和吉登斯所倡导的“实践论”，从而为解决自然主义本身所面临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求解的方案，同时也为构建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纲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

摘要：婚书是传统婚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折射出传统的婚姻仪式、婚姻观念、社会习俗等内容。本文以传统婚书为出发点，选取了定婚书、婚姻关系解除文书和特殊婚姻契约这三类传统婚书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传统婚书概念、功能与起源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传统婚书演变趋势及其启示，主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传统婚书及起源探究。婚礼中出于对婚姻关系证明的需要，就需要婚书来扮演这一个角色。传统婚书是伴随着婚俗的出现而产生的，具有婚姻凭证、契约证明以及体现儒家礼法等功能。
　　第二部分：传统婚书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分析。笔者选取传统社会婚书中的定婚书、婚姻关系解除文书以及特殊婚姻契约这三类婚书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这三类婚书的演变趋势及其演变原因。定婚书从先秦到民国格式上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结构，然而每个朝代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相对于宋代，元代在保留了草贴、定帖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写明聘礼的“礼物状”，在明朝“礼物状”则被称为“聘礼仪书”等；而在语言方面，从魏晋到唐宋，定婚书的语言比较华丽，多虚词套话，元代逐渐向语言朴实、明了转变。定婚书的这种演变趋势和一定时期的语言习惯、社会风气无不相关。婚姻关系解除文书演变的趋势和原因大致和定婚书相仿。而特殊婚姻契约本身是契约的一种，清楚明确地交代两方义务与权利即可。
　　第三部分：传统婚书演变的启示。一方面，传统婚书是承载婚俗礼仪变迁的具象。在婚俗方面，先秦到两汉婚姻关系中体现出重礼的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重视门第，而从唐朝开始尤其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在婚姻关系中更加重视利，即看重彩礼和嫁妆等。另一方面，传统婚书是折射妇女地位起伏的镜子。在社会地位上，古代妇女基本是处于劣势，是男性的附属品，而不同时期妇女的地位有相对的高低之分，传统婚书正好是一面反射镜。
　　最后为结语，通过结语对文章的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本文研究的不足与今后研究打算。

摘要：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常关注充满争议的社会问题。早年受芝加哥社会学派学术思想影响，对城市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影响深远，特别是对二战后美国郊区问题的研究。甘斯摒除了传统郊区理论的干扰，重新理解郊区和郊区生活。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笔者的选题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有三章，本文希冀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赫伯特·甘斯的郊区思想进行详尽分析。
　　第一章分析甘斯郊区思想形成的背景和来源。从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的浪潮、美国社会关于郊区问题的讨论、甘斯的生平经历及其实践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二战后美国郊区迅猛发展，呈现新的特点。社会各界对郊区的讨论分为支持和批评两方阵营。甘斯对郊区的研究与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经历相关，受到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术熏陶。
　　第二章是主体部分，分析甘斯郊区思想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以人为中心重新审视郊区与城市的差异、从生活方式对郊区进行解读、反驳对郊区的非议。甘斯的探索郊区之旅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从居民的角度重新比较郊区与城市的差异性，分析郊区与生活方式，进而反驳批评者对郊区的非议。
　　第三章是对甘斯郊区思想的反思。甘斯对二战后美国郊区的研究既有贡献也有缺憾。贡献体现在提出了关于郊区和郊区生活的新观点，促进郊区化的发展，引人深思。缺憾则表现在对郊区同质性带来的保守性的忽视以及低估了郊区蔓延对城市边缘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此外，甘斯的郊区思想给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带来了启示意义。

摘要：位于苏格兰地区的格拉斯哥（Glasgow），依托工业革命和蓬勃的海外贸易，在19世纪初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后工业化时期，格拉斯哥开始由盛转衰，各种城市问题接踵而至。在种种挑战和困难面前，自20世纪中期开始，通过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与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格拉斯哥用自身的行动回答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工业城市在后工业时代应当何去何从。
　　以住房为导向的城市更新从20世纪中期开始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前期，面对市中心人口无限膨胀和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格拉斯哥政府采取以住房更新为手段的方法，试图通过建设郊区以达到分散市中心人口、降低市中心压力的目的，然而由于周边基础设施不到位等原因未能达到目标。后期，重点转向关注内城衰退，城市更新改变了早期由政府主导的模式，更加重视私人资本的参与，开始尝试公私合作的方式，通过一系列举措吸引私人资本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投资，从而达到改善城市环境、振兴内城的效果。
　　到20世纪90年代，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再生政策被提上日程。格拉斯哥城市再生的文化策略从两个方面具体展开：一是文化的硬件与软件，集中表现在1990年格拉斯哥当选欧洲文化城市。不仅新建了许多文化基础设施，还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二是文化的整体观和历史观，以高博斯区的皇冠街再生计划为代表，不仅考虑了整体的社区建设，而且新建筑的选址和风格都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
　　而在21世纪，格拉斯哥开启了以创意为导向的城市复兴阶段，“孵化”创意城市的尝试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开展多样性的城市形象活动以提振第三产业，二是设计公共艺术以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三是创造开放性的创意场域为普通人的创意活动提供空间。
　　格拉斯哥近60年以来的城市改造实践呈现出以下特征：改造的主体公有化色彩减弱、私人化特征增加；改造的客体由表及里，逐渐从冰冷的物理空间转移到有人文气息的文化空间和创意空间；改造的效果具有多面性和矛盾性。而格拉斯哥模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改造颇具借鉴意义：主体从“单主体”向“多主体”转变；目标从关注物质向关注“人”转变；规划从局部向整体转变；手段从依靠住房向依托文化转变。

摘要：ανδρεlα一词是古典时期用来表示男子气概的常用术语，字面意思为“像男人一样”，引申义为“男子气概”，狭义上指代“男人的勇气”或“勇敢”。该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早期的古典作家笔下并不常见，且多用来表示与男性生理特征或与男性身体暴力有关的过度的男子气概。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该词大量出现，并具备了正面的内涵，多用以表示男性在保卫城邦的军事斗争中所体现的勇敢品质。在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中，ανδρεlα一词被大量论述，包括《拉凯斯篇》、《普罗泰戈拉篇》、《克拉底鲁篇》、《会饮篇》、《理想国》、《政治家篇》以及《法律篇》等，这些作品横跨柏拉图创作的各个阶段，ανδρεlα在柏拉图的修辞中被定义为“美德”，并且柏拉图多次强调这种与其他美德不同，ανδρεlα在哲学对话中体现着男子气概术语的矛盾性。
　　本文从男子气概的视角结合话语分析的理论对柏拉图修辞中的ανδρεlα一词展开讨论。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对柏拉图之前的古典作家笔下的ανδρεlα一词进行梳理，并交代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男子气概术语内涵转变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分析了柏拉图如何在对话中对ανδρεlα进行定义与重新建构，ανδρεlα被纳入“美德”的范畴，该词已不同于早期古典作家笔下男子气概的术语内涵；同时柏拉图将ανδρεlα与“激情”（θμμοζ）进行区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性别内涵，雅典社会对于男子气概与大男子主义在术语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界定。第三章重点分析了ανδρεlα话语建构背后的权力与等级的实质，柏拉图如何对传统的军事型男子气概进行贬抑，对不同政体下的男子气概进行不同的修辞表达，以及柏拉图如何将妇女、儿童、蛮族人、奴隶排斥在ανδρεlα的范畴之外，从而进行社会性别的建构。概而言之，柏拉图对话中ανδρεlα的话语演变，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雅典社会男性精英在民主政体混乱的情况下，通过男子气概话语的建构回到话语秩序的中心，并重新确立雅典社会男性身份的过程。

摘要：社会公正思想是一种以一定历史观为基础的价值思想。“怎样实现社会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第一次把社会公正的追求奠基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社会公正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看到，由于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得中国的农村，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发展相对于城市而言，远远滞后，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马克思通过总结前人的社会公正理论，批判的继承了其中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不公正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尝试着提出消解不公正现象的思想。论文阐述了当前我国城乡贫富分化的概念、表现、特征以及形成过程，分析了我国城乡贫富分化的性质以及造成的不同影响。
　　论文探究了我国城乡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和体制原因，由于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分制，以及后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优先发展工业等等。当然也包括自然历史地理因素以及个人的主观原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求共同富裕，城乡贫富分化不仅有违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而且违背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我们应当应用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指导分配，使全社会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最后，根据对贫富分化成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呼唤公平正义，平等相待，城乡一体。

摘要：“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末期、九十年代初期的西方社会理论界被提出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地说，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最先是经由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几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而被提出并阐发的。它的时代背景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日后工业社会，而它的理论背景则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相互争论的情境。因此，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无外乎有着两种意图或意义:一是企图对当代社会做出更具说服力的“时代诊断”;二是意图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开辟“第三条道路”。对于贝克和吉登斯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其中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就是一位积极回应并主动参与构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人物。
　　拉什肯定了贝克和吉登斯的工作所具有的创见性，但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的不足或遗漏，并且在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阐发了自己的不同认识。然而，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对于贝克和吉登斯的关注度都很高而对于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则并没有多少研究和解读的文本。而本研究就是本着“增益不足”的目的，探究拉什在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所做的工作。
　　本研究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阐释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思想，即美学维度、社群维度和认知维度。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美学维度，忽视了其他两个重要维度。而我们认为这两个维度同样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只有对三者的整体把握，才可能有效地理解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思想的真意。

摘要：妓女是古代雅典社会群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她们主要由奴隶、定居于雅典的外邦妇女构成。尼伊拉作为众多妓女中的一位，由于她出现在一篇演说辞《诉尼伊拉》中而被众人所知。这篇演说被放在德摩斯提尼演说集中，但是它并不是由德摩斯提尼所写，而是出自该篇的演说者阿波罗多禄斯之手。这篇演说将尼伊拉的生涯暴露在了公共空间，她在众人面前经历了检视及批评，我们得以见到许多雅典社会史以及性与性别研究的宝贵资料。尼伊拉被控告隐藏了自己的妓女和奴隶身份，把自己当做一个受人尊敬的雅典公民妇女，甚至将未具公民身份的女儿两次嫁给雅典公民，并且代表雅典参加宗教仪式，僭越了公民特权。然而，控告者在演说中将自己的目标说的很清楚，他此番真正想要打击的对象不是这个女人，而是斯特伐努斯，因为他想借此机会复仇。
　　尼伊拉是一名外邦人，一生辗转，最终跟随斯特伐努斯来到雅典，然而却在晚年的时候被告上法庭，审判结果作者没有告知，但是如果被判有罪的话，尼伊拉会被再次卖为奴隶，斯特伐努斯会被剥夺所有财产及公民权利。那么尼伊拉将重新步入困境。本文将通过四章来进行叙述。第一章从整体来叙述尼伊拉事件，交代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第二章和第三章介绍尼伊拉的经历以及其社会与家庭关系，通过叙述其身份的转化和交际圈的变化来看其生活状况，从而反映当时雅典的社会风貌；第四章从整体来分析妓女这个群体在雅典社会的处境和地位。
　　本文希望以尼伊拉为例，探究其身份及其婚姻家庭，通过个案看她所属于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从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角度出发，以小见大，探寻当时雅典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当时人的思维和精神状态。

摘要：“健全社会”思想是弗洛姆人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是弗洛姆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反思的理论成果。西方社会在创造出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精神的失衡以及众多的社会问题。病态的西方社会引起了弗洛姆的高度关注，他致力于探究现实社会与社会中的人，关注人的本质、需要、心理与性格等重大问题，试图重塑不健全和非人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构建“健全社会”。对这一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与本质，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而正确处理当代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说明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这是“健全社会”思想体系形成的基础；其次，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异化、社会性格的异化、社会精神的失衡三个层面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再次，从经济、政治、心理三个层面剖析不健全社会的生成根源，深入挖掘不健全社会的生成机制；最后，论述弗洛姆“健全社会”的理论构想与“健全社会”的实现路径。
　　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及现实意义表现为：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人性伦理思想体系；促进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视角；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当然，这一思想也有其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倾向以及“健全社会”构想的乌托邦色彩。

摘要：本文对早期农村合作组织进行了探析。“三农”问题最本质的部分是农民权利缺失,而农民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不断受到市场的冲击，广大农民开始自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的建设，希望通过新组织架构的搭建，完善乡村治理模式，但是却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问题。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力和巨大的示范效应的农村建设运动,以文化改良、乡村再造、民族复兴为主要目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国农村发展历程中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大量知识分子们积极投入新型农村组织化建设之中，试图让松散分散的中国农民通过加入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等形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凝聚力，发挥集体的力量，让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开展有效的互助合作，以应对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和村庄的治理困境。本研究就是从农村合作组织的视角探索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化的本土经验，以燕京大学清河试验的个案为例，分析新型合作组织进入当地后产生的成效及困难，为当前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提供经验和启示。

摘要：陶孟和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人的代表，是在民国时期特定背景下试图用社会学知识和方法改变落后现状、挽救中国社会的“社会学人”的缩影。
　　一定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所有的理论和思想都是对现代化的回应，核心主题是中国到底要不要现代化以及如何现代化。本文认为：陶孟和以“社会个人互构论”为理论范式，通过对“社会与个人”这一基本社会学问题的思考，籍由社会理论的构建与社会调查的问题分析，探索传统社会与传统人的现代重塑，最终的目标则是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现代化。
　　本文以陶孟和对“现代社会与现代个人如何构建”这一议题的关注和论述为主线，阐释陶孟和如何在“抽象意义的社会与个人”、“现代的西方社会与个人”、“民国时期的社会与个人”等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中，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人的实现方式和具体路径。在一般社会理论层面，总结陶孟和基于社会进化的预设对社会发达与个体发达关系的阐述，继而提出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三层次论断”；在理想层面，整合陶孟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个人的现代特性的思考，并将其作为中国朝向现代的努力目标；在现实层面，论述陶孟和通过调查研究对民国社会概况的勾勒，对民国社会中个人存在的不发达问题的分析。最后，在陶孟和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预设下，将其思想中有关教育的改革、社会进化的原则和方向、社会全面改良的路径等进行勾连，挖掘陶孟和认为实现社会秩序和现代个人的塑造的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和方式。

摘要：戴震作为18世纪清代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戴震反对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和社会观，并自己构建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社会理想。这些观点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本文主要研究戴震的社会学思想。笔者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社会思想史资料，从社会学视角对戴震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主要研究戴震的社会秩序、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思想。
　　本文的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主要介绍戴震思想产生的背景。戴震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明中后期早期启蒙思想和明清实学思潮，其出生的18世纪清朝徽州地区和个人经历也对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第三章分析戴震社会思想的内容。第一节从社会秩序思想方面分析，通过对戴震“理”与“情”的分析，阐述戴震以“理”为社会行动准则的秩序观；第二节分析戴震的社会运行思想，从戴震人性论入手，进一步阐述“才”与人性论的关系，分析戴震关于社会个体机制的思想，从个体角度拓展到个体在社会运行方面的作用。第三节着重分析戴震“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社会治理思想，先探讨“理”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理论和实际价值，分析“民欲民情”的概念和意义，解释戴震认为应该如何顺应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使社会达到“治世”的境界；再分析戴震关于开民智的观点，解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学习的重要性，分析开启民智的社会意义。第四章探讨戴震社会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实际价值。主要从其“理”的思想对当今社会秩序的意义、其重视学习的思想对现代教育的意义以及其“去私去蔽”的思想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戴震的社会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中显得独树一帜，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研究他的理欲观和人性论，可以发现他对于道德之于社会的作用和教育都十分重视，尤为注重人的个体的发展。在今天我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人为本、加强道德引导以进行社会治理的情况下，戴震的思想对于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民国时期，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导意识，在进行中外社会发展的比较中，现代社会成为摆脱传统、走向未来的方向与目标。陈达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以人口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调查，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主要对中西方社会理论、社会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进行了梳理，并对陈达的著作以及社会调查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陈达认为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一样，也将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他在剖析了社会形成与人口特性、社会竞争与人口数量、社会整合与人口品质、社会转型与人口行动等诸层面的内在关系后，构建起了社会竞争、人口竞争交互作用的“社会——人口”竞争论，呈现了“生存竞争”、“成绩竞争”与现代中国社会构建的勾连。

摘要：旧有的“韦伯式命题”关注的是理性资本主义是否会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诞生的问题。本次研究则是从“基督新教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的塑造”这一有别于旧有的“韦伯式命题”的新的视角出发，考察明代所发生的儒学民间转向对于平民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精神生活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化与制度并重的分析方法对所搜集的县志、家谱和族规等一系列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述，发现明代儒学民间转向使除了士之外的平民阶层成为了儒学的实践者和担当者，由此回应了韦伯关于中国文化缺少变化和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不能够过上有文化和有道德生活的理论论断。

摘要：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曾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基础。在马克思上述论断的半个世纪之前，圣西门就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被称为科学社会学之父。圣西门对西方科学，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梳理，针对科学与理想社会，科学与道德，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对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工业革命激发了圣西门对新技术的兴趣;美国独立战争的经历，激起了他对新制度新社会的美好向往;暴风骤雨般的法国大革命形势更是启发圣西门对社会历史进行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启蒙思想家的浸润及早期社会进步观的影响，这些内容从不同层面影响着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了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分析了圣西门对科学和社会关系的论述:科学是达到理想社会的手段，道德是科学的辅助力量，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互为因果。然后，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其思想的精神实质。综观他的思维逻辑与理论主张发现，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哲学本质，人类命运的改善是其科学社会学思想的价值追求。
　　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论文认为，首先，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其次，他的实证思想是马克思实证主张的思想来源;再次，他是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先驱之一，在科学社会学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最后，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和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制约，他的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温和的改良主义、缺乏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但是他为科学进步和人类命运改善所做的努力及其体现的科学精神，对当代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