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条件。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各种环境污染屡见不鲜，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人们生活、影响人们健康的重大问题。而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不良环境行为的客观结果，探寻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它们的影响机制便成为值得研究的主题。
　　本研究以我国公众环境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CGSS2010环境数据，主要探究了两部分内容:第一，从个体和结构视角出发，寻找影响公众环境行为的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第二，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把握它们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逻辑。根据行为的平均成本强度，研究中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进行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的分类，并在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公众环境行为的模型分析框架。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具有相同的个体性影响因素和差异化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并且相同因素的影响路径呈现一致性。
　　在个体性因素方面，“生态世界观”、“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感知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责任感”、“环境行为付出意愿”、“环境知识”、“媒体使用度”、“环境关注度”、“环境敏感度”对两类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与间接影响;新增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显著地负向影响两类环境行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并没有对两类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在结构性因素方面，东部地区居民比中西部地区居民的环境行为表现较好，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参与更多的环境行为;“当地政府环境治理状况”仅对低成本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阶层公众在两类环境行为上没有差异。
　　(2)同一因素对不同成本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生态世界观”、“感知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责任感”、“环境行为付出意愿”、“环境关注度”、“环境知识”、“媒体使用度”、“城乡类别”对高成本环境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而“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消费主义价值观”、“环境敏感度”、“东部地区”对低成本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较强，说明它们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会受到成本情境的制约。对于“生态世界观”、“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消费主义价值观”、“环境敏感度”这些环境态度变量，只有“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低成本环境行为的影响明显大于高成本环境行为，低成本假设在本研究中未被证实。
　　(3)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的决定因素不同。
　　“环境关注度”、“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责任感”是两类环境行为的共同决定因素。此外，低成本环境行为还取决于“东部地区”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而高成本环境行为还受到“环境行为付出意愿”、“媒体使用度”、“感知环境行为能力”和“城乡类别”的影响。
　　(4)结构性因素对低成本与高成本环境行为以直接影响为主，个体性因素不仅对两类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存在显著的间接影响。
　　我国公众环境行为的形成逻辑可以理解为:它是在结构性因素和个体性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两类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环境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以个体的“生态世界观”为起点，以“环境危害后果意识”、“感知环境行为能力”、“环境行为责任感”、“环境行为付出意愿”为中间变量形成的一系列因果链关系作用来发挥间接影响。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融合形成的模型在本研究中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公众环境行为，为今后的环境行为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摘要：“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末期、九十年代初期的西方社会理论界被提出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地说，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最先是经由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几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而被提出并阐发的。它的时代背景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日后工业社会，而它的理论背景则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相互争论的情境。因此，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无外乎有着两种意图或意义:一是企图对当代社会做出更具说服力的“时代诊断”;二是意图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开辟“第三条道路”。对于贝克和吉登斯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其中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就是一位积极回应并主动参与构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人物。
　　拉什肯定了贝克和吉登斯的工作所具有的创见性，但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的不足或遗漏，并且在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阐发了自己的不同认识。然而，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对于贝克和吉登斯的关注度都很高而对于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则并没有多少研究和解读的文本。而本研究就是本着“增益不足”的目的，探究拉什在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所做的工作。
　　本研究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阐释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思想，即美学维度、社群维度和认知维度。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美学维度，忽视了其他两个重要维度。而我们认为这两个维度同样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只有对三者的整体把握，才可能有效地理解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思想的真意。

摘要：戴震作为18世纪清代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戴震反对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和社会观，并自己构建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社会理想。这些观点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本文主要研究戴震的社会学思想。笔者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社会思想史资料，从社会学视角对戴震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主要研究戴震的社会秩序、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思想。
　　本文的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主要介绍戴震思想产生的背景。戴震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明中后期早期启蒙思想和明清实学思潮，其出生的18世纪清朝徽州地区和个人经历也对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第三章分析戴震社会思想的内容。第一节从社会秩序思想方面分析，通过对戴震“理”与“情”的分析，阐述戴震以“理”为社会行动准则的秩序观；第二节分析戴震的社会运行思想，从戴震人性论入手，进一步阐述“才”与人性论的关系，分析戴震关于社会个体机制的思想，从个体角度拓展到个体在社会运行方面的作用。第三节着重分析戴震“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社会治理思想，先探讨“理”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理论和实际价值，分析“民欲民情”的概念和意义，解释戴震认为应该如何顺应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使社会达到“治世”的境界；再分析戴震关于开民智的观点，解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学习的重要性，分析开启民智的社会意义。第四章探讨戴震社会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实际价值。主要从其“理”的思想对当今社会秩序的意义、其重视学习的思想对现代教育的意义以及其“去私去蔽”的思想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戴震的社会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中显得独树一帜，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研究他的理欲观和人性论，可以发现他对于道德之于社会的作用和教育都十分重视，尤为注重人的个体的发展。在今天我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人为本、加强道德引导以进行社会治理的情况下，戴震的思想对于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民国时期，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导意识，在进行中外社会发展的比较中，现代社会成为摆脱传统、走向未来的方向与目标。陈达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以人口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调查，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主要对中西方社会理论、社会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进行了梳理，并对陈达的著作以及社会调查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陈达认为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一样，也将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他在剖析了社会形成与人口特性、社会竞争与人口数量、社会整合与人口品质、社会转型与人口行动等诸层面的内在关系后，构建起了社会竞争、人口竞争交互作用的“社会——人口”竞争论，呈现了“生存竞争”、“成绩竞争”与现代中国社会构建的勾连。

摘要：旧有的“韦伯式命题”关注的是理性资本主义是否会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诞生的问题。本次研究则是从“基督新教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的塑造”这一有别于旧有的“韦伯式命题”的新的视角出发，考察明代所发生的儒学民间转向对于平民阶层尤其是商人阶层精神生活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化与制度并重的分析方法对所搜集的县志、家谱和族规等一系列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述，发现明代儒学民间转向使除了士之外的平民阶层成为了儒学的实践者和担当者，由此回应了韦伯关于中国文化缺少变化和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不能够过上有文化和有道德生活的理论论断。

摘要：陶孟和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人的代表，是在民国时期特定背景下试图用社会学知识和方法改变落后现状、挽救中国社会的“社会学人”的缩影。
　　一定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所有的理论和思想都是对现代化的回应，核心主题是中国到底要不要现代化以及如何现代化。本文认为：陶孟和以“社会个人互构论”为理论范式，通过对“社会与个人”这一基本社会学问题的思考，籍由社会理论的构建与社会调查的问题分析，探索传统社会与传统人的现代重塑，最终的目标则是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现代化。
　　本文以陶孟和对“现代社会与现代个人如何构建”这一议题的关注和论述为主线，阐释陶孟和如何在“抽象意义的社会与个人”、“现代的西方社会与个人”、“民国时期的社会与个人”等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中，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人的实现方式和具体路径。在一般社会理论层面，总结陶孟和基于社会进化的预设对社会发达与个体发达关系的阐述，继而提出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三层次论断”；在理想层面，整合陶孟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个人的现代特性的思考，并将其作为中国朝向现代的努力目标；在现实层面，论述陶孟和通过调查研究对民国社会概况的勾勒，对民国社会中个人存在的不发达问题的分析。最后，在陶孟和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预设下，将其思想中有关教育的改革、社会进化的原则和方向、社会全面改良的路径等进行勾连，挖掘陶孟和认为实现社会秩序和现代个人的塑造的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和方式。

摘要：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被引入中国以来，“本土化”一直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既有的相关文献主要从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品格以及内涵这三个方面去研究论述。本文不满足于这种状况转而寻求一种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时空比较研究。一方面，对社会学中国化进程的历史社会背景做一个纵深的探讨；另一方面，尝试对影响中国社会学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学发展历程做一个比较分析，试图跳出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认识过程中可能陷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狭隘视线。两者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同样的目标：即相比于其它国家，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何特点，又是如何历史的形成的。
　　通过文献研究，本文批评了两种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观点，其一是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其理论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与规律性，因此本土化的意义并不大；其二是一种类似于“压迫—反抗”式的观点，将社会学本土化视作各国家各民族在学术上对优势国家文化殖民或学术殖民的被动反抗。本研究发现：（1）各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是紧紧嵌入进本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中的，并呈现出变动性；以及（2）它们各自的文明传统也形塑了各国家社会学的性格特征，而且具有稳定性，正是这“变动——稳定”的辩证关系，才能予以社会学本土化最好的诠释；（3）社会学中心地区对边陲地区具有明显的主导作用；（4）因深厚的历史文化特征及当前的社会转型，导致中国社会学的品格具有明显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征；（5）当前，在新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机遇下，对“生活”的回归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转向。

摘要：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曾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基础。在马克思上述论断的半个世纪之前，圣西门就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被称为科学社会学之父。圣西门对西方科学，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梳理，针对科学与理想社会，科学与道德，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对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工业革命激发了圣西门对新技术的兴趣;美国独立战争的经历，激起了他对新制度新社会的美好向往;暴风骤雨般的法国大革命形势更是启发圣西门对社会历史进行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启蒙思想家的浸润及早期社会进步观的影响，这些内容从不同层面影响着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了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分析了圣西门对科学和社会关系的论述:科学是达到理想社会的手段，道德是科学的辅助力量，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互为因果。然后，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其思想的精神实质。综观他的思维逻辑与理论主张发现，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哲学本质，人类命运的改善是其科学社会学思想的价值追求。
　　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圣西门科学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论文认为，首先，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其次，他的实证思想是马克思实证主张的思想来源;再次，他是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先驱之一，在科学社会学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最后，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和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制约，他的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温和的改良主义、缺乏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但是他为科学进步和人类命运改善所做的努力及其体现的科学精神，对当代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身份建构是近代哲学家或社会学家探讨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网络虚拟时代的全面到来，它的研究范围也不断延伸，网络虚拟时代的到来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生存体验，塑造了人们交往和互动的全新模式，从而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赋予了人们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虚拟网络身份。本文首先对于数字公民身份建构进行了概述，分别对于数字公民身份进行介绍以及它的研究语境进行分析；其次，对数字身份的特性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第三，着重分析了审美情境下数字公民身份建构的三种方式、现实影响和网络游戏案例；最后，对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同传统的身份建构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比较，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数字公民身份建构研究背景”，首先是对网络虚拟时代数字公民身份这个概念做一个介绍，我们一出生就生活在网络社会中，它代表了现代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次，数字公民身份建构研究的新语境，这一部分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后现代视角下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二是信息产业的不断革新下涌现的高科技的影响。
　　第二部分“数字虚拟技术情境下的身份建构特性分析”，本章节主要是在网络沉浸体验和游牧体验下分析数字虚拟身份所具有的身份特征，主要是虚拟性、互动性、多元性、去时间和空间性，通过探访虚拟身份的这几方面的特征，我们能够很好的总结出虚拟身份同现实身份的不同特征，从而对虚拟身份的特征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第三部分“数字虚拟审美情境下的公民身份性建构”，通过三种“看”的方式：现实的我看虚拟中的“我”主要是体验者在网络中构建了自己的身份，把一个完整的我分裂为现实世界中的我和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我”的形象，通过现实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我的一系列的对比来对网络世界中的我进行一个认知；虚拟世界的“他者”看虚拟中的“我”主要指网络世界中体验者之间的互动是网络互动中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这也是一种发现自我和探索自我的过程，也是一种重塑自我的过程；虚拟大环境看身处其中的“我”，体验者对于网络的沉浸、体验、享受和二度创作正是体验者在网络世界中对于自我的一种探索，而这种探索正是形成在网络中身份认同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总结这三种的“看”的方式，进而分析出人类在虚拟身份建构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势并且也分析出它们对于人类的不利的影响，进而阐释出虚拟身份建构对于现实社会的意义，最后以网络游戏《穿越火线》为案例进行身份建构的具体分析。
　　第四部分“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与传统身份建构异同”，首先，两种身份认同的联系——基础与传承，把互联网作为人的身份认同的一种的新的载体的和传承方式，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是人的一种延伸，而现实社会中的传统身份建构则是基础；其次，两种身份认同的差异——载体与呈现方式，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的载体是互联网，而传统身份则是现实中的社会，他们在身份建构时的互动方式同样是不同的，进而分析探究问题。

摘要：赣闽粤客家聚居区自明中期出现联宗活动以来，联修表现活跃，其功利目标呈现多样性。从联宗目标表现出来的利害关系来看，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同姓联宗目标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利己不损人的功利目标，如表现于防卫、科举等方面，这有助于同一地域生活的同姓宗族的团结并提高社会地位，通常能获得社会与官方的默许或支持。另一类是利己损人的功利目标，如表现于对生存资源的争夺、诤讼等方面，这会增加社会治理的困难，通常招致社会的批评或官方禁止。从功能性目标引发联宗来看，参加联宗的宗族通常都在同一地域内，并且最终形成地缘性的功能性集团。然而，联宗活动延续至今，赣闽粤客家聚居区的同姓联宗目标的设定趋向于文化、社会地位等功利性不那么强的目标。随着联宗功利性的淡化，联宗范围也呈扩大趋势，以姓氏为符号建立的同姓网络逐渐增多。
　　赣闽粤客家聚居区的联宗具有客家人群性背景，是历史移民形成的，这一人群性背景并且成了对同姓宗族的认同依据。赣南因唐宋移民与明清移民返迁形成了新、老客家。清代表现出新客家同姓宗族联宗，当代出现新、老客家同姓联宗。闽西石壁在客家移民中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并对当代客家族群发生着影响，在当代闽西兴建的客家百氏祠堂，供奉着首批入迁客家聚居区的百氏祖先，吸引着海内外客家族人前来祭祀，形成了独特的同姓个人联宗现象。因客家公祠是由地方政府与族群领袖共同合作完成，在同姓个人认同在联宗的政治过程中具有变动性。粤东客家经过石壁迁入，客家利用了这一历史情境，将移居石壁作为共同建构“客家祖先”身份的依据，也将这种身份的建构作为联宗的目标。上述联宗体现出在客家这一人群性背景下，以族群认同作为对同姓宗族的选择，也是以族群认同形成个人联宗活动。同时联宗也以族群边界作为对同姓宗族的区分。粤东刘氏以族群方言作为区分同姓宗族的依据，排斥了操闽南话的刘氏联修，这是文化差异下的宗族边界。
　　在联宗共祖的情况下进行祭祀安排、世系拟制、辈号设置，是为了在形式上进行的统一完整。联宗的最低限度是共祖，祭祀安排是追认共祖的简约形式，世系拟制、辈号设置都处于可有可无的两可状态，因为世系拟制、辈号设置不是联宗所必备的内容。如果三者齐备，联宗在形式上看起来就更像一个统一的联盟，或更像一个同姓网络。
　　赣闽粤客家聚居区的联宗具有客家族群这一人群性背景，笔者将这种联宗概括为以族群认同的同姓联宗，它以同一地域内的地缘联盟为基础，趋向同姓网络的联宗类型，即是以客家聚居区为基础形成的客家同姓网络。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古代士人精神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从古至今许多学者都对魏晋风度做过各种不同的解读，不过更多的是集中在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现在的社会事实，会成为将来的历史;而今天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其实就是过去的社会事实。如果将魏晋时期典型士人的思想和行为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那么我们也许会有一些新发现。魏晋风度体现为士人挣脱旧的社会意识的束缚、实现人格觉醒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由此不得不向前追溯，探究此前数个世纪之中一直统治着士人精神世界的两汉儒学。有一种观念认为儒家所倡导的是以否定个性、消解个体的方式发展集体，这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极大误解。两汉儒学与孔孟的古典儒学并不是真正的一脉相承，它保留了儒学的形式却背离了儒学的实质，或者说它是一种畸变了的儒学。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士人激烈反叛的社会思想与社会行为，正是对畸变了的儒学发起的抗争。
　　本文从社会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立场出发，通过识别个体在与群体交互过程中所选择的融入、排斥、疏离等不同态度，对魏晋士人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进行分析和解读。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是本文研究的聚焦点，我们也会看到与他们有着行为或精神交互的其他士人的不同表现。本文选取了一些典型士人的主要社会行为，放在“群己”视角下对他们进行研判。根据他们对儒家价值体系与世俗价值体系的实际态度以及他们在与人群的互动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笔者尝试抽绎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模式:媚世惑俗、顺世随俗、愤世嫉俗、玩世媒俗、矫世厉俗、遗世弃俗、超世脱俗、善世化俗。基于典型士人的主要社会行为，本文以儒家伦理的评定框架对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也就是文章标题所显现的:乡原、狂狷、隐士、圣徒。

摘要：基于梁启超“以西方社会为镜”对中国传统社会开展的大量对比研究的事实，以及康梁“群学”是中国社会学发轫时期探寻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代表的基本判断，本文对梁启超的相关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本文的初衷并不限于用现代的社会学术语对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进行解读，更力求通过梁启超这一“窗口”，窥探草创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并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更加深刻地把握，以响应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号召。
　　对“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思想”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是研究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本文的主题是研究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这就直接限定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研究某个学者的社会学思想，首要关注的是该学者如何对社会学的学科进行定位。戊戌维新时期正好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发轫期，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最早是以“群学”的面貌为人所知。这一时期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维新志士，大力鼓吹“合群立会”之说，以求得政治变革与政局统一。受此影响，梁启超将社会学的学科使命定位于用“群术治群”。随着梁启超对西方社会学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又围绕这条主线，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步骤、研究范围、资料收集方法、社会调查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地阐述。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经典二元“困惑”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方社会学被引入到中国的那一刻起，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便已开始，梁启超的“化育新民”思想是其代表之一。在“新民”的努力中，梁启超就如何处理好“公德”与“私德”的关系问题论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的这一分析路径，不仅与孔德、涂尔干等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立场迥异，而且同韦伯从个体的社会行动出发及马克思的实践立场大相径庭。
　　早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就大力提倡“新史学”，向传统史学发起革命性的挑战。他的“新史学”突破了将史学的研究对象仅限定于“王侯将相”，而下移至普通百姓，要求历史研究要面向社会群体的社会生活;他强调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改善史学研究。这种思路无形中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融合。当代强势的西方历史社会学大行其道之时，我们不仅面临如何介绍和引进之的问题，还将囿于本土化的困境。当此，梁启超的“新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认识，本文对中国社会学史下梁启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用文献梳理的方式描述了不同学者在此问题上截然不同的认识，并对形成这种巨大认识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种尝试，能更直观的方便对梁启超社会学思想，以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把握。
　　本文的最后，总结出梁启超社会学思想的几大特点:浓重的社会秩序“情结”;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鲜艳的人文主义色彩;丰富的社会建构精神。就本文的新意思之处和不足之处，文章也做了小结。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尊老敬老是一种社会风气，而养老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行为规范，更是一种法律责任。我国的思想文化具有继承性、传递性，因此我国的养老问题可以从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寻找启发，而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养老思想及措施不仅是对前代的继承，并且有所发扬，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唐时期在社会保障特别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探索出了一套相对完善系统的综合措施，包括基本的生活保障、法律保障、政治身份、社会福利与特权等方面比较具有人性化的措施，通过梳理隋唐时期养老思想以及措施，从而了解隋唐在赡养老年人方面的具体情况。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了文献法和归纳总结法，通过收集有关隋唐时期养老方面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对当时的尊老敬老思想和当时养老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深入梳理。首先从隋唐“老”的年龄界定、儒道佛三家的孝道思想以及统治者的“孝治天下”来介绍隋唐时的尊老风尚，其次从尊老的礼制和法制上阐述对老人的尊养，如养老礼、乡饮酒礼、不孝入罪、刑罚宽宥、权留养亲等。再次从隋唐具体的养老措施上论述其如何尊养老人，例如对老人的赏赐、配给侍丁、赋役减免等。最后，根据资料分析概括出隋唐在尊老养老方面的独特之处，例如:礼法相结合、覆盖面广、尊重女性老人以及注重“色养”父母等特点，并从这些特点中吸取可以解决当今养老问题的可用之处，如效仿隋唐时期的弘扬孝文化、注重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养老、充分发挥家庭在养老方面的作用，严格规定养老的承担者等等。总的来说，研究隋唐时期的养老问题，有益于深化对隋唐社会历史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思想方面的支持和措施方面的借鉴，并且也能够使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得到健全。

摘要：在“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政治纲领之下，清代制定了一系列尊老养老的孝治政策，都是对前代养老制度和措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清代为背景，采用文献法对清代的养老思想与制度进行研究，探索其对健全我国现行的养老制度的启示作用。
　　清代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在清代特有的时代背景之下，其养老思想与制度也体现出自己的独有表现，包括社会的尊老敬老共识、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及壮大等特征。
　　清代在入关后继承了以前的养老思想，并且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与扩充。一是明确将“以孝治天下”放置在思想政治纲领的高度上，使尊老敬老之风更甚;二是统治者吸取前代的教训，意识到收养孤老法律健全的重要性，在养济院创设之际同时着手监督体系的建立;三是礼待高年的新创，在紫禁城内骑马代表着皇帝对年老大臣的一种优待。同时，清代的养老制度是一个全方位的体系，宗族制度、法令制度、官方的养老体制以及民间恤老体制等都是对清代养老的完善，再加之配套的具体措施，使得清代养老呈现出相互补充上下一体的特征。宗族制度方面，清朝统治者深刻意识到宗族制在维系自身统治和贯彻国家政策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将孝治渗入到宗族中。法令制度方面，一是对年老犯罪者的宽待，二是对不孝子孙的法律处置，三是清廷将留存养亲的状况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官方的养老体制方面，养济院作为一个常设的官办养老机构，在收养社会孤贫老人发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留养局来临时性地收养那些外来的孤苦无依之人，为他们提供短暂的食宿与衣服棉被。民间的恤老体制方面则体现在民间养老机构的创设以及工商行会自助组织的发展方面。在以上体制下，清代运用旌表孝行、社会教化及礼待高年等各项措施保障养老制度的推行，掀起古代又一次尊老敬老高潮。
　　清代养老研究的现代启示意义在于，对清代养老的研究，能从清代的养老思想与措施中把握其精华，结合现代中国养老现状，为现代中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健全与措施的实施提供借鉴。

摘要：本文对虚拟社会中人的交往活动进行了研究。人的交往活动作为人与人之间交互往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行为，是人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特性，对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的交往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在当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催生了虚拟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存在形式，也使人的交往活动从物理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发生了重要的演变，并对人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应该看到，虚拟社会中人的交往活动对人和社会的发展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对人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效应是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这也是虚拟社会、人的虚拟性活动得以兴起、发展的深刻根源；另一方面，它对人和社会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也不能忽视，如任其蔓延、扩大，也会严重影响人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从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上，合理规范虚拟社会中人的交往活动，促使人在虚拟社会中科学规范地从事交往活动，进而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摘要：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由西方向外界扩散。到1840年，它与另外一种文明形态在东亚的舞台上相遇了，现代化强大的拓展力，使古老的中国陷入全面的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为了改变危局，国人对国家的未来的出路做出一系列的探索，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逐渐引入中国。
　　潘光旦受到清末民国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影响，游学美国，选择提升国民品质的优生学，以期实现自己救国的宏愿。在多年治学的过程中，潘光旦以自己特有的优生学的视角，对民族品性和社会现状展开一系列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文与生物互动的人文生物学说，人与环境调适的位育学说、以及对人价值的重视的人文思想。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国民性问题、学科分化支离、填鸭式的教育、人格的蔽陋，逐渐以潘氏独特的方式被认识和凸显。在此过程中，自由逐渐进入潘光旦的视野，在融合其先前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自由思想。在其自由的思想中，自由的人格居于核心的地位，并以其为轴心，向下推演出“明”、“恕”、“节”等自由环节，向上推演出社会和民族层次的自由的构建，最终形成了以人格自由为核心，包含个人、社会、民族等多个层次，涉及个人的自主、人与人相契，人与环境的调适等多个角度的自由思想。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潘光旦从自己的优生学出发，对人的先天的“根柢”有特别的强调。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民族品性的优生学方案；在对填鸭式的教育和学科分化问题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教育和学科汇通的思想。
　　与其他的自由思想相比，潘光旦的自由思想有鲜明的特色。如对生物因素的强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的构建，对人价值的极端的重视。但不容否认的是，其自由思想也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关于“明”以及自由价值的问题。最后，民国的时局使得其具有浓厚改良的色彩的自由思想注定无法实行，新的情境仿佛为其提供了展现自身价值的希望。

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以反腐倡廉开局，力倡作风转变，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收入差距、做出“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一系列的重大部署，更是深得人心，大见成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倡导公平的治国风格日渐清晰。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公平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深入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期的公平思想，并对这些公平思想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比较全面地剖析了总书记公平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来源，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公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家庭的熏陶、插队的经历和施政的经验是他公平思想的实践来源。文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态五个大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政治方面重典反腐，提倡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经济方面多举并措缩小地域、个人收入、城乡以及行业差距；法律方面推行依法执政、促进司法公平；社会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大力发展教育公平；生态方面倡导生态保护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公平思想特色有：反腐开局开拓公平新局面、共享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绿色发展实现代际公平、“一带一路”构建公平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公平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思想、深化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的治国理政水平提高的集中表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摘要：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学者们多年来站在不同的立场，采用不同的方法，依据不同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从而做出了各种解答：比如，社会发展仰赖于阶级斗争，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等等。以上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研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观点往往研究的不太足。社会历史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要不得的。
　　社会发展离不开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劳动，人在复杂艰辛的社会劳动中，基于社会基本矛盾，适应并改造着现实社会。在此过程中，社会基本矛盾总是存在着，像连接事物的一条线索，始终贯穿社会整个发展过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的、根本的动力。但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要素也不能只抓根本矛盾，在历史某个阶段，某一因素和某几种因素都会起重要作用。因此，动力要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历史运动中的；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以系统呈现出来的，这些动态的多要素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社会历史瞬息万变，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存在的各要素也随着历史的变化相应变化。各动力要素的作用是相对的，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时间段，该动力发挥着重大作用，但过后作用随即减弱甚至消失。相反，某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动力要素却在某个阶段大放异彩。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要想使国家兴旺发达，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各方面矛盾也凸显出来，这就为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厘清这些动力要素以及他们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并进一步发掘它们之间存在的结构，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要发展，一刻也不能停止对社会发展动力系统问题的研究，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是先进的制度，我们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是光明大道。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认清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找准自我定位，对这一问题进行谨慎详尽的研究。本文从三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各动力要素具体阐述；二是，从整体上把握该动力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功能；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系统问题研究的当代价值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为中国梦的远大理想提供一种理论指导和价值导向。

摘要：和谐社会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但我们只有从社会主义建设真正走向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过去，我们总是强调阶级斗争，这就失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目的。现如今，中国共产党重新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了首要位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基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建设小康社会、打开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背景下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这是为了跟上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形势而提出的适时要求。在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我们要提高消除那些不和谐因素的紧迫感，从历史情况出发，重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克劳德?昂利?圣西门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供了一定的源泉。他强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认为社会主义的和谐公正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野蛮掠夺以及残酷剥削。克劳德?昂利?圣西门不仅有着较为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他还深受和谐社会思想的影响，这些理论准备都为他提出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定支撑。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有着下列标志：高度统一的大生产模式；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的风俗习惯；具有一定差异的经济利益分配等等。因此，为了尽早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实现政治自由及身份平等；反对贪污腐败提倡政府廉洁；提高人民受道德水平；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并扩充教育经费，以促进社会和谐。圣西门的这些构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为之后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当然，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圣西门的和谐社会思想还有一定局限。一切进步的思想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将圣西门和谐社会思想进行一定的加工与梳理，对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孙本文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是我国早期社会学家中影响最大、著书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实践与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紧密相联，对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倡导和推动社会学中国化，并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逐渐重视对孙本文的研究，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个人生平、学科贡献、理论体系、学术派别、社会建设思想等几个方面，在每一个方面都不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孙本文家庭思想的研究虽偶有论述，但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无论是从系统度和深度上看，还是从对其家庭思想的价值和贡献的挖掘来看都明显相差甚远。因此，孙本文的家庭思想急需一次系统地整理和深入地挖掘。
　　本文通过大量阅读和分析孙本文的著作及论文，特别是对其家庭研究方面的论述，同时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孙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发现孙本文对婚姻家庭基本概念的界定、中国家族制度的分析、婚姻家庭家族问题的解释及中国家族制度变迁的剖析，始终坚持一条内在的逻辑主线，即以文化和心理因素为核心来分析和解释这些问题。笔者即以此为基础，借鉴其他学者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加以比较，肯定孙本文家庭思想的独特性，总结其优点和贡献，揭露其缺陷和不足。就婚姻家庭的基本概念而言，孙本文认为婚姻家庭是以情和礼为基本原素构成的社会结合，情是一种心理因素，礼是一种文化规范，故婚姻家庭是一种以心理和文化因素为核心的社会行为。他认为家庭生活是人类生活的起点，家庭的功能包含生物、社会和经济等功能，但最为中心的功能是个人社会化和社会文化的传递，培养了个人互动的心理特质和文化基础，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延绵发展，形成人类社会赖以成立的共同生活。在对中国家族制度的分析中，孙本文结合中国实际以家庭、宗族、家族为基本单位分析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结构，总结了中国家族制度以孝为中心、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辩证地看待中国家族制度的优劣，并从文化分析的角度阐释中国家族制度的本质是由家族伦理等文化特质构成的文化模式，以及这一文化模式对个人态度、社会行为、社会组织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家族理论研究。在解释中国家族制度变迁时，分析了近代西方家庭制度变迁的原因及其问题，以此凸显中国家族制度变迁的独特性。他不仅研究中国家族制度变迁的趋势及原因，而且剖析了其所带来的婚姻家族问题。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家族制度的变迁是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是由于中西方文化接触和人们对其态度转变所引发的，家族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变迁中所产生的文化失调和态度转变所导致的，而对于家族问题的处理则主张进行文化调适和态度转移。孙本文的家庭思想中，无论是家庭基本概念及功能的分析，是家族制度的结构及特点的分析，还是中国家族制度变迁及其问题的分析，都始终坚持以文化和心理为核心要素，使其家庭思想呈现内在逻辑上的统一，也与其理论体系所凸显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论保持一致。同时，只重视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分析使其家庭思想极具特色，但排斥物质因素和家庭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家庭思想呈现明显的理论缺陷，进而导致他在结合中国实际所开展的家庭研究的深度明显不足。尽管如此，孙本文在家庭研究中坚持以社会学观点为中心，以本国家庭问题为本位，动静结合的分析方式，凸显了其理论自觉意识，有利于推动家庭社会学中国化、彰显家庭社会学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肯定的。此外，孙本文对近代中国家庭的变迁的文化和心理因素的诊断，对于当今中国家庭转型的把握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失调和态度失调的调适与治理极具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