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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1)编制一份可靠有效的阅读障碍儿童字义表征的神经心理测验;(2),利用该测验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具体存在哪种字义表征缺陷,以及该缺陷对应的具体脑区,为阅读障碍儿童在字义层面上的缺陷干预和矫正提供依据。
  方法:(1)文献法:通过查阅以往的文献结合字义同时受字音和字形影响的特殊性,进行理论建构,并从以往的阅读诊断测验中选出与字义相关的测题,然后按同音异形字、同形异音字、同形同音字、异音异形字四个方面进行分类整理建立项目库,即形成168个项目的初稿。(2)实验法:本研究包括四个单因素实验,自变量都是被试类型,有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两个水平;因变量是反应时、正确率和脑电数据,在控制识字量、熟悉度等条件下,要求被试判断两个加点字的字义是否相近。采用阅读障碍儿童的诊断标准,选取某市四所小学的汉语阅读障碍儿童20名,同班级匹配正常儿童20名,进行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筛选出能同时在正确率和反应时上区分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的项目,形成测验第二稿。(3)测量法:首先抽取300名被试,对其施测测验的初稿;然后正式施测时,某市7所小学的1115名学生参与了测验的第二稿,共获得有效问卷1049份,其中男生486名,女生563名;四年级600名,五年级449名。
  结果:(1)项目筛选:采用ERP行为学数据分析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在两者上均有差异的项目,共有69个(测验第二稿)。并且在这69个项目上正常儿童的正确率高于阅读障碍儿童,反应时快于阅读障碍儿童;对测验第二稿进行IRT分析,剔除区分度低于0.6的项目1和38,形成测验第三稿,共67个项目,(2)项目质量:项目的区分度参数介于0.67-2.97之间,其中介于0.8-1.25之间的占62%;平均区分度为1.30项目难度介于-2.12-2.88之间;平均难度-1.12,其中介于-2-2之间的占95.52%,总体难度水平偏低,项目的信息函数为在0.2-0.4之间。(3)测验的信效度:测验的信息函数为32,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4,分半信度为0.84;各个分测验的Cronbachα系数在0.76-0.87之间,分半信度在0.73-0.86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都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测验的内容效度良好;总量表及各分测验与效标测验的相关系数在0.53-0.93之间。(4)字义表征与脑区的关系:在N200成分上,同音异形分测验和同形异音分测验在F4和F3上的差异均显著,且阅读障碍儿童的波幅均小于正常儿童的波幅。异音异形分测验和同音同形分测验在N200成分上的波幅差异均不显著。在P300成分上,同音异形分测验和异音异形分测验均在P3、P4、P7和P8上差异显著;同音同形分测验在P3、P4上差异不显著;但在P8和P7上差异显著;同形异音分测验在P3、P4、P7、P8上的差异均不显著,且阅读障碍儿童的波幅均小于正常儿童的波幅。
  结论:(1)字义表征的神经心理测验共67个项目,四个分测验:同音异形、同形异音、同音同形、异音异形。(2)字义表征的神经心理测验的项目质量优良并且信效度良好。(3)阅读障碍儿童在同音异形分测验上激活异常的脑区是枕颞区、顶区和额区;同形异音分测验上的是额区;同音同形分测验上的是枕颞区;异音异形分测验上的是枕颞区和顶区。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幽默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它发生在人们的嬉笑逗乐中,在感受到事件或者言语中的“失谐”后通过笑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能引发人们产生愉悦的体验,是一种重要的高级认知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幽默具有很多适应性价值:能帮助人们调节情绪,调整人际间的距离,提高认知能力,提升创造力,还有益于个体的身心健康,是一种富有魅力的人格特质。可见幽默对于人类是大有裨益的,研究幽默对于人类的幸福美满生活意义重大。
  幽默笑话的笑点会诱发出顿悟,这种顿悟来源于对情境或者问题的一种新的突然的理解。Suls(1972)的不一致解决理论认为,幽默笑话的认知成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不一致的探测及其分解,幽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分步骤的过程。基于不一致探测理论,国外很多研究都曾探究幽默理解的神经机制,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两种材料:图形笑话(卡通,视觉双关画)和言语笑话(音韵的或者语义的),但鲜少有研究同时使用两种材料并进行直接比较,且国内关于幽默的脑机制研究也比较少。此外,格式塔理论认为,幽默理解可能与顿悟存在一些共同加工过程,而有关顿悟的认知神经结果也发现幽默和顿悟的脑区存在某些重合之处。因此,本研究探究幽默笑话中的顿悟现象,利用言语和图形两种类型的刺激,直接比较两种刺激情况下的大脑激活模式,考察在不同刺激类型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共同的大脑激活。
  本研究采用磁共振技术探究幽默中的顿悟现象的脑机制。实验一为预实验,收集材料阶段,将从各种途径收集到的幽默材料进行等级评定,并最终筛选出信效度良好的材料作为正式实验材料。实验二以图形笑话和文字言语笑话为实验材料,比较幽默条件与非幽默条件下的大脑激活。结果显示,在图形刺激下,幽默条件相较于非幽默条件更多的激活了左侧额上回(SFG)、右侧额中回(MFG)、左侧额下回(IFG)、双侧颞中回(MTG)、左侧颞上回(STG)、左侧梭状回以及海马旁回等区域,文字刺激下,幽默条件相较于非幽默条件激活更强的区域有左侧额上回(SFG)、右侧额中回(MFG)、左侧额下回(IFG)、左侧中央前回、双侧颞中回(MTG)、右侧颞上回(STG)、左侧颞顶联合区(TPJ)、双侧枕中回(MOG)、后扣带皮层(PCC)、前扣带皮层(sgACC)以及海马等区域。不管实验刺激材料是图片还是文字,激活的脑区基本集中在左侧额上回(SFG)、右侧额中回(MFG)、左侧额下回(IFG)、双侧颞中回(MTG)以及扣带海马等脑区,这些脑区不仅和以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且还和顿悟的一些脑区重合。研究结果说明,幽默中确实存在顿悟现象;刺激材料的不同属性并不会影响幽默的关键脑区,图片和言语刺激存在着共同的大脑激活;中、西方对于幽默的脑激活反应没有很大的文化区别。
基础心理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压力性生活事件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给个体带来压力的负性生活变动(如:恋爱失败,亲人,好友重病死亡)。经历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更有可能在未来出现一系列的认知,行为,情绪或躯体问题。焦虑障碍,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发病也直接和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有关。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我们对于压力的反应转化为情感障碍?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以磁共振成像为代表的无创神经影像技术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人们现在对于大脑是如何处理和加工压力信息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包括杏仁核,海马和前额叶的三维神经环路上。这个环路在不同的物种身上都起着管理即时和长期压力影响的作用。结构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针对此环路在应激性压力和压力性疾病中的作用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很少有研究采用静息态磁共振的方法,探索压力性生活事件是如何影响人类自发性功能连接网络。
  静息态磁共振是一种大脑功能成像的方法,可以用来描述被试在没有进行外显任务时的脑部自发活动以及脑区与脑区之间的交互。静息态磁共振成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功能连接。功能连接描述的是大脑不同脑区之间血氧依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功能连接越强,说明脑区之间活动有着更好的同步性,可能的信息交换越流畅。
  本研究结合假设驱动和数据驱动的静息态磁共振分析方法,使用杏仁核子区种子点功能连接方法来探索杏仁核网络的情况,使用脑网络体素水平度中心度的方法来探索全脑网络的功能连接情况,最终目的在于探索压力线生活事件对于静息状态下大脑功能连接的影响。
  实验一中,研究者分析了一个大样本(样本量=97)的磁共振纵向跟踪数据,主要关注于两次扫描之间(平均扫描间隔=515天)发生的压力性生活事件对神经影像学指标纵向变化的影响。在脑影像网络度中心度的纵向分析中,压力性生活事件得分与楔叶/楔前叶,中脑/海马旁回,脑岛,内侧前额叶/膝下扣带的度中心度变化显著负相关,与小脑的度中心度变化显著正相关。在杏仁核功能连接分析中,发现了生活事件得分与杏仁核与内侧前额叶,被外侧前额叶,梭状回,小脑间的功能连接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且更高的生活事件得分伴随着杏仁核与小脑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异常增强。
  虽然实验一可能发现一些受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的网络环路或者节点,但大学生经历的生活事件性质往往大相径庭,且其强度往往只是中低强度。为了控制生活事件性质不同带来的不同影响,并考察对个体冲击较大的生活事件对于大脑功能网络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实验二的研究。
  实验二中,研究者比较了“失独”老年人和正常控制组在心理量表和大脑功能网络上的差异。心理上,发现失独老年人抑郁水平更高,且表现出效率较低的应对方式。神经水平上,他们在楔前叶,左侧顶下小叶表现出异常降低的长距离和短距离度中心度;在被外侧前额叶表现出异常降低的长距离度中心度。这些脑区降低的长距离/短距离度中心度以及降低的被外侧前额叶与楔前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在失独老年人身上与负性应对方式得分负相关。采用杏仁核及其子区的全脑功能连接的分析方法,发现了失独老人在杏仁核子区与诸如内侧前额叶,脑岛,眶额叶,膝下扣带,顶下小叶,小脑等脑区的功能连接显著降低,左侧杏仁核的表面核子区与顶下小叶之间的功能连接与独生子女死亡的年限显著负相关。
  结合实验一,二的结果,压力性生活事件在行为层面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状态和应对方式;在神经层面,会影响大脑关键节点(如楔前叶,顶下小叶)在整体网络信息交换中的连接效率,也会影响杏仁核和前额叶这条自上而下情绪调节环路,以及杏仁核和小脑,这些参与情绪反应脑区之间的连接。观察到的这些大脑静息状态下功能连接的变化,可能是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大脑产生影响的生物学标记,是未来精神病学风险的生物底层机制。在未来,随着对压力的神经影像学研究的深化,可能会产生基于磁共振影像学的重大创伤后精神疾病风险评估的客观测量手段。
基础心理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种控制能力在个体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些人能够有规律的节食,而有些人明明害怕长胖又无法抵御食物的诱惑。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种个体差异便是认知控制能力的差异。认知控制能力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监测干扰或冲突,来动态调整个体的行为,从而完成目标导向的行为(Botvinick,Braver。Barch。Carter,&Cohen,2001;Egner,2011)。在实验室中可以通过―冲突适应效应对这种动态调整过程进行研究。冲突适应效应指的是先前试次中的冲突会导致个体对当前试次的冲突解决能力增强,冲突效应减小的现象(Gratton,Coles,&Donchin,1992)。
  比如在色词Stroop任务中,给被试呈现颜色词,其中颜色和词的意义一致(比如红色的―红)或者不一致(如绿色的―红),要求被试识别字体颜色而忽视字的意义。通常由于字的意义对颜色辨别的干扰,被试对不一致试次的反应更慢,这就是所谓的干扰效应,计算公式为I-C。而冲突适应效应是指不一致试次之后的干扰效应(II-IC)小于一致试次之后的干扰效应(CI-CC),即冲突诱发了动态调整(Gratton et al.,1992;Mansouri。Tanaka,&Buckley,2009),而冲突适应效应量的大小就用[(CI-CC)-(II-IC)]来表示(Egner,2011)。冲突适应效应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可能反映了个体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的差异(Wolff。Kronke,&Goschke,2015),对于个体的日常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与精神分裂症特质有密切关系(Volter et al.,2012)。因此,研究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对于理解正常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理解精分病人的认知功能缺陷,以及寻找病人认知功能紊乱的准确生物学靶点具有重要意义(Egner,2011)。因此,本研究试图结合多种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探讨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内在神经机制,同时探讨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与日常生活中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之间的关系。
  研究一从静息态角度,结合自发神经活动的局部属性和功能连接方法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脑区及神经网络基础。实验1选取了两个独立样本,采取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指标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机制。我们首先采取数据驱动的方法针对样本1进行分析,寻找跟冲突适应效应有显著相关的脑区,结果发现,冲突适应效应分数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左侧腹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的ReHo值具有显著相关。随后我们将这两个脑区作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应用于样本2,提取两个脑区的ReHo值,作为自变量,用来预测冲突适应效应分数,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VLPFC被剔除方程,而DLPFC能够解释冲突适应效应变异的48%。
  该结果说明:
  (1)DLPFC对于冲突适应效应非常重要。
  (2)DLPFC的ReHo值能够用来预测个体的冲突适应效应。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选取跟冲突适应效应具有显著相关的两个脑区—DLPFC和VLPFC作为感兴趣区,进行基于ROI的功能连接分析,试图寻找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网络基础。
  结果发现,双侧脑岛(Insula)及右侧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tate cortex,ACC)与DLPFC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负相关,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与DLPFC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正相关。双侧脑岛及ACC是凸显网络(the cingulo-opercular salience network,SN)的重要节点(Seeley et al.,2007),而DLPFC和IPL都是中心执行网络(the fronto-parietal 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CEN)的重要节点(L.Wang et al.,2010)。因此我们推测,当面对冲突时,低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可能需要SN来探测刺激,进而通过DLPFC来执行控制;而对于高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他们能够在任务中一直保持高的控制水平,更多依赖CEN来解决冲突。
  研究二从任务态角度,采用色词Stroop任务考察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并结合心理生理交互分析(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analysis,PPI)分析手段考察冲突适应效应的内在神经机制。我们首先针对所有被试考察个体完成色词Stroop任务时的脑区激活情况,fMRI数据显示激活脑区包括ACC、VLPFC以及后顶叶(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PPC)等。随后我们进行PPI分析,结果发现ACC和PPC有着不同的功能连接模式,与ACC有正向连接的脑区包括双侧脑岛,右侧前额皮层(right anterior frontal cortex)以及小脑(cerebellum),这些脑区正好是SN网络的重要节点(Seeley et al.,2007);与PPC有正向连接的脑区包括左侧前额皮层(left anterior frontal cortex),左侧额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以及左侧顶叶(left parietal lobe),这些脑区正好是CEN网络的重要节点(L.Wang et al.,2010)。随后我们根据冲突适应效应的行为结果将被试分为两组:高分组和低分组,比较两组被试完成任务时功能连接模式的差异。结果发现,高分组被试存在更强的PPC连接模式(CEN网络),而低分组被试存在更强的ACC连接模式(SN网络)。为了检验该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又进行了PPI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分数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CEN网络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正相关,而SN网络的连接强度与冲突适应效应负相关。SN网络主要负责对凸显刺激进行探测,支持自下而上的加工,而CEN网络主要负责高水平的控制性加工。因此我们推测,高冲突适应效应个体解决冲突时更多依赖CEN网络,进行控制性加工;而低冲突适应效应个体更多依赖SN网络,进行自下而上的加工。
  研究三从大脑结构的角度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基础。实验4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分析方法考察大脑灰质体积与冲突适应效应的关系,结果发现,右侧顶上小叶的灰质体积与冲突适应效应正相关,左侧颞上回的灰质体积与冲突适应效应负相关。实验5采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技术考察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与大脑白质完整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右侧缘上回和右侧中央前回的白质完整性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正相关;右侧枕外侧回,左侧颞上回以及背侧前扣带回(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dACG)与冲突适应效应显著负相关。研究三在灰质体积和白质完整性方面都发现了PPC在冲突适应效应中的重要作用,说明PPC结构上的个体差异影响冲突适应效应的个体差异。目前一般认为顶叶主要参与刺激知觉层面的冲突解决,其主要是在大脑控制水平提高时,通过自上而下的注意引导来保证目标相关信息的加工,从而减少干扰信息的影响(Soutschek,Taylor。Muller,&Schubert,2013)。同时在白质完整性和退化程度上的结果都说明背侧扣带回dACG的白质完整性与冲突适应效应负相关,该结果说明dACG的白质完整性更小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冲突监测能力,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冲突适应效应。
  双重控制模型(Braver,2012; Braver,Paxton,Locke,& Barch,2009)认为主动性控制主要由DLPFC和顶叶完成(Boulinguez,Ballanger,Granjon,& Benraiss,2009;Braver etal.,2009);而反应性控制与ACC和脑岛有关(Menon&Uddin,2010)。结合前三个研究结果以及双重控制模型的假设,我们推测,高分组被试在冲突任务中运用主动性控制策略,能够有效的利用先前的冲突信号来解决当前的冲突信息,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更大的冲突适应效应。而低分组被试运用的是反应性控制策略,先前的冲突信号很难影响当前的冲突解决,而是在每一次面对冲突时才进行监测和控制,因此表现出很小的冲突适应效应。
  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理解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而实验室中关于某个认知任务的神经基础只能帮助我们理解行为,无法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预测。为了使研究更具生态学效度,也为了确定冲突适应过程是否包含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控制能力中,研究四基于实验1的研究结果定义种子点,考察冲突适应效应相关脑区对自我控制能力的预测力。结果发现,DLPFC的ReHo值能够预测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中的两个维度:工作和行为表现(维度2)和健康习惯(维度5),这两个维度与调节自我和计划有关;而对其他的三个维度(维度1:冲动控制;维度3:抵制诱惑和维度4:节制娱乐)没有预测力,这三个维度主要体现在控制冲动方面。该结果说明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与实验室中的认知控制能力确实相关,利用认知控制能力的相关脑区能够预测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说明我们可以将实验室中的研究运用到对日常生活表现的预测中,使其更加具有生态学效度。另外,该结果还间接说明,DLPFC在冲突适应效应可能并非只是抑制的作用,其可能在计划和调整中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本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冲突适应效应个体差异的神经机制进行了考察,发现DLPFC及PPC在冲突适应效应中起重要作用;而脑网络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高冲突适应效应个体更多采取主动的自上而下控制策略,低冲突适应效应个体更多采取反应性的自下而上的控制策略。最后,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生态学效度,我们将实验室中的研究拓展到生活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发现DLPFC的ReHo值能够预测个体生活中自我控制能力的两个维度,说明可以将实验室中的脑成像研究运用到对日常生活表现的预测中。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中事关全人类健康的重要国际议题,而各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对不同减排原则的公平理解却大相径庭。主权国家间各自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发展步伐、经济实力、灾难应对能力,在气候问题上的迫切性也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以欧盟、美国、金砖四国、小岛国联盟等为主体的几大联盟阵营,各主权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权力地位。同时,气候问题作为环境结果之一,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延期性等特点,导致各国很难做出理性的减排决策。因此各国很容易出于自利服务的倾向而在气候议题上产生权力滥用的不公平谈判行为。本研究通过模拟全球气候谈判事件,设计双边谈判实验范式,考察权力差异对于减排分配任务的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公平性造成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引入质询制度,探索能够削弱这种不公平程度的方法。
  研究分为两部分。研究一赋予双方谈判代表以不同数量的盟友国,表示在投票环节中的选票支持率高低,从而操控谈判双方的权力高低,比较权力不平等的两人谈判组和权力相当的两人谈判组在妥协让步程度和不公平感知等方面的差异。实验采用气候问题模拟谈判范式,让权力不平等的谈判者基于公平的减排原则,就各自应承担的减排义务如何分配进行协商谈判。结果表明,在个体水平上,高权力方比低权力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让步程度更低,且对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的主观公平性显著高于低权力方,谈判双方在公平性感知上出现明显的分离。在群组水平上,与权力相当的谈判组相比,权力不等的谈判双方的让步程度差异明显更高,且双方对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的主观公平性感知差距也显著更大。这说明,谈判双方权力大小不平等的谈判组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更加偏离客观公平。
  研究二引入质询制,由中立的第三方(主试)对谈判双方的碳排分配理由进行质问,以探究质询能否缩小由权力带来的谈判双方的不公平程度差异,以及权力感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引入质询后,在个体水平上,高权力方和低权力方的让步程度和公平感相当,而在群组水平上,权力不平等的谈判组相对于无质询的谈判组,谈判双方的让步程度差异也有所下降。这说明,质询降低了谈判组在气候谈判结果的不公平程度。在个体水平上,对低权力方而言,质询通过提高其角色权力感,从而提高了个体对谈判结果的公平感知,在群组水平上,质询显著地缩小了谈判双方的角色权力感差异,从而促进谈判达成一致。此外,质询也能通过显著地缩小谈判双方的过程权力感差异,进而缩小谈判双方的让步程度差异。从而证明,质询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削弱谈判结果的不公平程度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结果,研究者认为,在全球气候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自利服务倾向,气候谈判中的权力变量会影响谈判结果和谈判过程的不公平,而通过引入外部质询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高权力方,并提高低权力方的权力感,从而缩小谈判的不公平程度。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以往关于环境风险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环境风险知觉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较少关注时间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在不同时间上的环境风险偏好特征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考察了不同时间距离对环境风险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公众环境风险决策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心理机制。
  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研究一包括两个实验,分别考察环保方案实施的时间距离对环境风险偏好和环保捐款数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和方案实施时间近相比,人们在方案实施时间远时更偏好风险方案,更愿意为风险方案捐献更多的金钱数额。研究二通过让被试对由不同环境结果属性组成的环保风险方案进行吸引力评价,考察了时间距离对环境风险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人们在评价实施时间较近的方案时,受环境改善概率的影响程度更大,可能采用低识解水平的心理表征,而在评价实施时间较远的方案时,受环境改善量的影响程度更大,可能采用高识解水平的心理表征。研究三分别采用聚焦于目标和行动的识解水平启动任务来操纵被试的心理表征,然后呈现环境风险决策任务,以考察不同时间距离下被试的环境风险偏好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相比于低识解水平启动,高识解水平启动下的个体更偏好风险方案。此外,在近时间距离下进行高识解水平启动和远时间距离下进行低识解水平启动会改变人们的环境风险偏好,证明识解水平确实影响了人们的环境风险决策。
  本研究结果为环境风险领域的决策提供了启示,为政府决策者在制定环保方案的过程中如何加强环境风险控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公众做出亲环境的决策。
基础心理学 闽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执行功能是个体对自身思想和行为有意识地进行控制的高级认知功能,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缺的关键技能。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反映了“执行功能”这个更为宽泛的概念里的一些核心维度,如抑制注意、解决冲突和抵抗干扰等。前人对注意执行控制网络的个体差异的研究缺乏在大脑神经加工机制方面的关注和探讨。为了更深入了解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在行为上的个体差异背后的大脑神经机制包括在大尺度脑网络上的交互作用,本文设计了三个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使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共同探究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在大脑加工机制上的个体差异。第一个研究关注被试完成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的表现,以及在任务态的脑区激活和血氧水平依赖信号的时间序列上的差异;第二个研究采用心理生理交互作用分析方法进一步地了解注意执行控制网络效率的不同在大脑网络及网络间的交互关系上的表现;第三个研究应用局部一致性和功能连接两个指标探索被试任务表现的不同在静息态下大脑活动的差异。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被试完成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的效率存在个体差异,这种行为上的个体差异不仅反映在任务态下大脑激活的程度与血氧水平依赖信号的时间进程上,还反映在大尺度脑网络的关键脑区与大脑其他相关作用脑区的反应协调关系上。
  (2)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表现不同的两组被试在调用不同的大尺度脑网络的程度与方法上存在差异,不同的大尺度脑网络在个体认知活动中的作用方式不同。额顶控制网络与其相关作用脑区的连接强度可以正向预测被试的执行控制功能,而突显网络与其相关作用脑区的连接强度可以负向预测被试的执行控制功能。额顶控制网络和突显网络在功能上的分离反映了个体对双重认知控制理论中主动性控制与反应性控制的权衡。
  (3)注意执行控制网络的个体差异表现在各个大尺度脑网络的相互作用模式的差异上。对任务态下注意执行控制网络在大尺度脑网络上的个体差异的研究可以从额顶控制网络与默认模式网络之间的关系,额顶控制网络和突显网络功能上的分离及默认模式网络内部功能连接这三个方面探讨。
  (4)静息态下大脑的局部活动及功能连接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了注意执行控制网络的个体差异,可用于预测个体完成注意执行控制网络任务的表现,是研究心理与行为的个体间差异在大脑神经机制的表现的可行手段。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天气是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极其重要的组成要素,和人类的生活、工作和行为决策密不可分。Howarth和Hoffman将“天气效应”概括为“天气变化影响投资者的情绪,而情绪会导致投资者有特殊行为的倾向”。而在已有的天气与投资者行为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由于天气影响而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果如股市收益率等因素,鲜少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究天气对投资者个体行为倾向及心理偏好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天气类型(晴天、雨天)为自变量,探讨其对于个体决策中十分重要的风险偏好水平的影响情况,并试图探究其作用机制。
  本文通过现场研究与情境问卷结合的方式,进行了三个研究。研究一通过对253名被试的调查,探讨了晴雨天气对个体风险偏好水平的影响,并验证了情绪对此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二包含被试134人,通过引入情绪稳定性这一人格特质,探讨了情绪稳定性对于天气和风险偏好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三包含被试258人,通过对天气情境进行细分,探讨了晴雨天气的变化对于个体风险偏好水平的影响作用。
  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
  1.天气类型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晴朗天气状况下,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较低;而阴雨天气状况下,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较高。
  2.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介“天气-风险偏好”的关系。
  3.情绪稳定性作为个体特质,调节“天气-风险偏好”的关系。
  4.晴雨天气的交替变化影响个体风险偏好水平。
应用心理学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于促进医疗效果也有重要的意义。
  目的:
  通过实证研究,了解患者对医生群体的普遍信任度和患者对医生个人的人际信任度,分析两种信任的现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现状调查》对704位被试关于对医生群体的普遍信任度和对医生个人的人际信任度(以往患者除外)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对医生群体的普遍信任部分(9项),为单一维度,信度α系数为0.865;对医生个人的人际信任部分(15项),信度α系数为0.862,该部分问卷有三个维度,对医生人品的信任,对医生能力的信任和患者预设性信任。两部分问卷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结果:
  1、门诊患者、住院患者、以往患者等对医生群体的普遍信任度总体均值为3.53,处于一般信任水平。在居住地、疾病类型等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在性别、年龄、患者类型、学历、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经济水平、与医生接触的频率、就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性;
  2、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对医生个人的人际信任度总体均值为3.66,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信任内容主要包括对医生人品的信任、对医生能力的信任和患者自身预设性信任。信任度较高的表现在对医生能力的信任。总体上,对医生个人的人际信任在性别、居住地、经济情况、疾病类型等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而在患者类型、年龄、学历、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与医生接触的频率和就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3、患者的普遍信任度和就医满意度可以有效预测患者对医生个人的人际信任度,且患者对医生个人的人际信任度略高于其对医生群体的普遍信任度。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有待提高。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加强医患信任,患者要合理预期治疗效果,提高自身修养,并对重病住院患者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同时,医生也应积极创新医患沟通形式,注重职业压力管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梦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逐研究的对象。各领域有关梦的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宗教、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对本文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本文通过回顾梦境在这三个领域的相关理论,继而发现其中的不足,引导我们寻找新的视角对梦进行解读,即认知语言学角度。莱考夫、约翰逊(1980:1)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情或经验去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情或经验。”可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和认知现象。同时,George Lakoff、刘宇红等学者提出梦境意象是一种隐喻现象。
  在确定隐喻与梦境存在密切关系的前提下,本文运用隐喻中具有解释力的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1994)来分析梦中的意象,以此发现梦境与现实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个理论在运行过程、构建单位、映射方式、关注焦点、映射方向以及恒定原则与优化原则等方面的种种不同,在运用于梦的研究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梦的意象,本文进行了不同的分析。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这一新的释梦方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既避免了前人释梦方法中的不足,还为跨领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首先前人释梦方法的不足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全面。其次,梦是文学作品中时常运用的表达手法,本文的研究为文学作品中的梦境给予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而,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经验基础问题。其次是恒定原则的解释力问题。
  通过此研究,不仅能够发现一个新的视角对梦进行解读,同时隐喻理论释梦方法与前人释梦方法的比较,能够打开视野,发现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完善释梦方面的研究,以及拓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基于视觉心理学与感性工学的相关理论,探究手机外形尺寸与特征对被试选择偏好的影响,开展了高低保真刺激图形条件下的实验研究:实验一采用4(屏幕尺寸:4.7inch,5.0inch,5.2inch,5.5inch)×3(内边框宽度:3mm,2mm,0mm)×2(长宽比:16∶9,16∶10)的实验设计,考察在低保真图形刺激刺激下变量对手机选择偏好的影响,实验二采用4(屏幕尺寸:4.7inch,5.0inch,5.2inch,5.5inch)×3(内边框宽度:3mm,2mm,0mm)×2(边角弧度:圆弧,直角)的实验设计,考察在高保真图形刺激刺激下变量对手机选择偏好的影响。
  结果显示:
  (1)在低保真图形刺激下,屏幕尺寸的主效应显著(F=5.057,p=0.002,η2=0.993),被试选择集中于5.2inch;手机长宽比主效应显著(F=10.924,p=0.002,η2=0.215);被试更偏好较窄的手机内边框(F=3.060,p=0.052,η2=0.071);同时,对屏幕尺寸的选择有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F=2.330,p=0.078,η2=0.055);
  (2)在高保真图形刺激下,屏幕主效应显著(F=5.057,p=0.002,η2=0.107),被试偏好于5.0inch的手机;对边角弧度的选择偏好于圆弧(F=7.731,p=0.008,η2=0.155);对边角弧度的选择有十分显著的性别差异(F=20.181,p=0.000,η2=0.325);
  (3)在高低保真图形刺激下被试对于屏幕的选择差异十分显著(F=73.967,p=0.000,η4=0.638),低保真下被试多选择5.2inch的屏幕,在高保真下被试多选择5.0inch的屏幕。
  研究结论:
  (1)就手机尺寸而言,消费者更喜好中等程度大小的手机屏幕;
  (2)消费者不喜欢内边框太宽的手机;
  (3)更多消费者对手机长宽比与屏幕尺寸不是单维度比较,而是综合考虑;
  (4)更多女性消费者偏好圆形的边角弧度,而大部分男性更偏好直角的边角弧度;
  (5)在现实销售情境中,可以为消费者呈现尽可能真实的高保真手机原型。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是基于Hill的认知-体验模型(cognitive-experiential dream model)和Ellis的ABC理论(ABC Theory of Emotion)指导下,应用于对一例噩梦来访者进行梦境咨询的探索性研究。该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一位长期受噩梦困的来访者,笔者运用一对一个案咨询的工作方法对其进行帮助,接着将整个个案咨询过程进行汇总和反思,形成了对噩梦来访者进行梦境咨询的报告。
  梦境不可视也不可触碰,实实在在存在于人的心灵当中,有感知觉的流露,也包括了对当下、过去和未来的期望与念想,梦境从这种视角下来讲,可以当作是现实生活在内心的一种投影和折射。噩梦则是其中的一种,噩梦伴随着恐怖体验、焦虑、负性情绪情感,还会从中惊醒。本文所涉的这名来访者,便是长期被噩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影响到其睡眠质量、思维方式、情绪情感等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方面。笔者是本研究的咨询人员,利用了读研期间所学的心理咨询助人理论和技巧对其进行帮助,缓解其内心压力,链接校内心理咨询中心资源,帮助其从多个方面获取社会支持。在咨询过程中,笔者更多扮演的是一个倾听者、支持者、探索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重视首次会谈,运用同理心,为来访者保密,以此来开展梦境咨询工作。
  本文定位为实务型研究,从选择来访者、接案、拟定咨询计划、实施计划、结案、总结反思等几个方面入手,把整个咨询过程做了一个完整的呈现,为其他梦境咨询工作者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整个咨询过程是在Hill的梦境工作模型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是梦境工作方法在本土的一个运用。
应用心理学 宁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人们总是处在信息多样化的视觉环境中,但是信息加工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必须对视觉信息进行必要的选择。那么,什么因素或那些机制影响了个体对视觉信息的选择?不同作用机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人类与视觉环境的交互过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般来说,对视觉信息的选择是通过激活和抑制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机制来实现的。情绪信息具有广泛的生物社会意义,这种高突显的信息能够优先捕获视觉注意,引起注意偏向,获得加工优先权。而返回抑制(IOR)通过抑制对之前搜索过位置或客体的再搜索(re-inspection)来提高对新位置视觉搜索的可能性,是一种适应性机制,削弱了对有效线索位置的感知觉加工。既然情绪信息能够引起注意偏向,获得认知加工优先权,那么当情绪信息呈现在返回抑制的靶子位置时,对情绪信息的加工是否能够摆脱或减少返回抑制标签的影响?情绪注意偏向和返回抑制有共同的适应性目标,这是否意味着这两种机制能够相互协调以达到适应性的目的?应用眼动技术,本研究将情绪图片呈现在靶子位置,要求被试做辨别反应,通过两个递进式的实验:情绪信息与实验任务相关条件和情绪信息与实验任务无关条件,探讨了返回抑制和情绪注意偏向的关系。通过实验得出以下结论:
  (1)两个实验条件下,对有效线索位置的辨别反应时均显著长于在无效线索位置下的辨别反应时,说明返回抑制效应稳定出现。
  (2)在情绪信息与实验任务相关条件下,被试对情绪图片的眼跳潜伏期更短,注视停留时间最长且占比最大,注视点数最多且占比最大,说明情绪信息能够更快捕获视觉注意并难以解除,从而产生情绪注意偏向;在情绪信息与实验任务无关条件下,情绪信息并没能更快地捕获视觉注意,但是在情绪图片上的注视停留时间更长。这说明在两个实验条件下,个体均表现出了情绪注意偏向,但是情绪信息与实验任务的相关性影响个体对情绪信息的早期注意捕获。
  (3)返回抑制是盲目机制,主要体现在对有效线索位置注意朝向及感知觉加工的抑制。但是在情绪信息与实验任务无关条件下,有效线索位置对情绪信息的加工抑制是有限的,这反映了对情绪信息加工的自动化倾向。
外国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我问题不仅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难问题,当今它更是与心灵哲学中的意识、感受性质问题紧密相连的热问题。但自我的研究现状可以用混乱一词来说明,其主要表现是:不同自我理论所说的自我大相径庭,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现象学问题、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纠缠不清,许多理论自话自说,缺乏明确、共同的理论目标,如此等等。其结果是,研究越向前走,对问题的解决似乎越遥远。而根源就在于,许多理论的提问方式存在根本性错误,即在“自我是什么”这种发问方式下对自我展开研究,进而就把自我的本体论问题当做了研究的起点。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东方古代自我研究成果的西渐和影响的深入,西方学界关心这一领域的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了对自我研究元问题的思考。达马西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带有鲜明个性的工作是提出了以“认识论”转向为基础的融合了多种理论合理因素的“三重自我理论”,认为要改变自我研究的投入大而实质性进展小的问题,就必须把自我研究的起点从本体论问题转向认识论问题,即自我感或自我意识问题,至少应把此问题作为所有问题中的优先的问题来解决。在对自我感产生的生物学根源探讨的基础上,达马西奥为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结论做出了科学主义的辩护。达马西奥认为自我是在无意识的神经模式转化为有意识的心理表象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心理实在。结合进化论的假说,他提出了一种俱身性的三重自我理论。
应用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古以来,人类就对梦及做梦这种现象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找寻其意义和功能。人们发展了各种理论、说法来阐释做梦的现象,而梦境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应用从弗洛伊德时起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心理治疗师也基于自己的人性观及对心理治疗的理论提出不同的梦境工作模型,比如心理动力学模型(弗洛伊德的梦境工作模型、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模型、阿德勒的梦境工作模型等)、存在主义现象学模型、认知-体验模型、认知-行为模型等,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的梦境工作模型都有了新的发展和融合的现象。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元理论流派的咨询师的访谈以了解其对梦境及梦境工作的看法,及在咨询实践中咨询师会如何运用梦来帮助理解当事人,并探寻有效的梦境工作策略与方法。
  研究者对15名具有六年以上咨询经验的心理咨询师进行访谈,对访谈材料采用“协商一致的质性研究方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CQR)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咨询师主要从4个方面谈了对梦境的认识:梦境的结构及形成机制、梦境在咨询中出现的影响因素、梦境内容的意义及梦境在咨询中的价值;对梦境工作的认识主要包括3个方面:梦境工作的目的、重点、效果及作用机制。
  (2)梦境工作的策略与方法,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梦境工作的基本原则、工作思路和互动过程。研究者据此提出梦境工作的两维度三阶段模型:维度Ⅰ——“策略”维度(咨询师的内部加工过程),包括“评估”、“选择”、“用梦个案厘析”。维度Ⅱ——“方法”维度,包括“探索准备”、“探索过程”、“现实迁移”。
  (3)实际咨询中,咨询师会通过将梦境内容与来访者的困扰相结合来帮助理解当事人,同时会关注梦境呈现的方式。
应用心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自我概念从提出以来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它表征着自我概念系统中指向自然生态环境的部分。已有研究大量证明,自我概念对人的记忆加工存在十分显著的影响,当记忆材料与自我概念的成份进行联系加工时的记忆的成绩明显优于其他一般加工的记忆成绩,这一现象被称为自我参照效应,自我参照效应既表现在对正确记忆的优势上也表现出对错误记忆的易化作用。自我概念的构建过程受文化因素影响较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自我概念存在较大的区别。那么作为自我概念中的一个组成成份,生态自我概念应与自我概念系统中的其它成份一样,影响着人的记忆加工过程,而且,不同自然环境中成长的群体的生态自我概念应存在差异。事实是否如此呢?为了检验这一设想,研究共设置了三个实验。
  实验一采用自我参照实验的R/K范式,设置两种不同的记忆材料的参照加工(生态参照、语义参照),被试依生活环境的不同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组,探讨是否存生态参照对记忆的优势效应。结果显示:(1)生态自我参照的加工方式能够促进对记忆材料的加工,存在生态参照效应;(2)生态参照效应存在普遍性,不同生活环境的被试都表现出一致的生态参照记忆成绩明显高于语义参照的现象;(3)不同生活环境中的被试的生态参照效应不存在差异。
  实验二是对实验一的重复测量,结果和实验一基本一致,说明实验一的结果是可信的。
  实验三采用错误记忆的自我参照范式的DRM范式与R/K范式相结合,以自编的类似的DRM词表作为实验材料,共操作了三个变量(参照方式:生态参照、中性参照;项目类型:学过项目、关键诱饵;生活环境:城市和农村),进一步研究生态参照是否同时存在对错误记忆的易化作用。结果表明:(1)生态参照提高正确记成绩的同时也易化了错误记忆,在正确记忆对与错误记忆两个维度上都产生了生态参照效应;(2)生态参照效应在正确记忆与错误记忆上的表现模式相同,二者同源;(3)不同生活环境下的被试的生态参照效应对错误记忆的易化与对正确记记的促进一样,不存在差异。
  三个实验的结果共同说明:生态参照与其他自我参照一样,既在正确记忆当中也在错误记忆当中产生生态参照效应,说明自我系统中包括生态自我结构,这为生态自我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新疆医科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了解野外油田工人职业紧张和心理障碍的状况,探求职业紧张与心理障碍的因果联系并分析其关联强度,探讨基因多态性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方法:以2013年已调查的新疆某地区石油管理局野外油田工人为基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2年的队列随访研究,基线和随访调查时均对其进行职业紧张和心理状况的调查;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从随访的油田工人中,按照(性别、民族、年龄、工种)匹配,选取心理障碍组和正常组各175人,检测基因多态性。
  结果:1.符合标准的基线共1485人,随访2年,到随访终止时,最终完成随访的有1380人,队列保持率92.93%;2.职业紧张状况: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工龄、职称、是否吸烟、饮酒在职业紧张问卷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龄、是否饮酒在个体反应能力问卷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受教育程度、工种、倒班在个体应对能力问卷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业紧张不同程度间比较发现,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工龄、工种、职称和是否吸烟、饮酒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心理障碍状况:随访心理健康总分(161.79±55.27)分,随访出现心理障碍结局的共556人,发生率为40.29%;有心理障碍油田工人在任务过重、任务不适、任务模糊、任务冲突、责任感、工作环境、业务紧张反应、心理紧张反应、人际关系紧张反应、躯体紧张反应得分均高于无心理障碍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心理障碍者在休闲、社会支持、理性处事得分低于无心理障碍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紧张程度分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4.心理障碍影响因素分析:任务不适(RR=2.040,95%CI=1.756-2.469)、业务紧张反应(RR=1.500,95%CI=1.170-1.924)、躯体紧张反应(RR=2.283,95%CI=1.777-2.934)得分升高者均会增加心理障碍发生的风险,理性处事得分升高(RR=0.625,95%CI=0.489-0.797)、不饮酒(RR=0.779,95%CI=0.622-0.976)是心理障碍发生的保护因素;职业紧张水平程度低-高组(RR=2.689,95%CI=1.342-5.391)和中-高组(RR=2.878,95%CI=1.205-6.875)发生心理障碍的风险高于低-低组,个体紧张反应水平低-中组(RR=2.500,95%CI=1.700-3.763)和低-高组(RR=3.907,95%CI=1.955-7.651)、中-中组(RR=2.141,95%CI=1.016-4.512)发生心理障碍的风险高于低-低组;5.依次控制职业紧张水平低-高组、中-高组,个体紧张反应低-中组、低-高组、中-中组,野外油田工人发生心理障碍的概率可分别减少4.22%、3.04%、11.63%、7.95%、12.83%。6.5-HT2A受体基因多态性与职业紧张和心理障碍的关系:T102C和A-1438G基因型在有、无心理障碍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等位基因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调整了业务紧张反应、心理紧张反应、躯体紧张反应、社会支持、理性处事这些因素后,T102C基因以TT基因为参照,携带TC(OR=0.443,95%CI=0.255-0.770)和CC(OR=0.360,95%CI=0.164-0.790)基因型发生心理障碍的风险降低;A-1438G基因以AA基因为参照,携带AG(OR=2.729,95%CI=1.433-5.195)和GG(OR=2.280,95%CI=1.221-5.037)基因型发生心理障碍的风险增加;基因-基因交互作用以携带T102C的TT与A-1438G的AA为参照,携带T102C的TT与A-1438G的AG增加心理障碍的患病风险(OR=4.444,95%CI=1.748-11.303),携带T102C的CC与A-1438G的AG是增加心理障碍的发生风险(OR=3.819,95%CI=1.046-13.943)。T102C与躯体紧张反应交互作用(OR=1.082,95%CI=1.002-1.168)、A1438G与躯体紧张反应交互作用效应(OR=2.011,95%CI=1.864-3.996)能够增加野外油田作业人员心理障碍的发病风险。
  结论:职业紧张、饮酒是心理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多次测量职业紧张暴露水平发现的心理障碍比单次测量更符合实际;T102C与躯体紧张反应,A1438G与躯体紧张反应的交互作用能够增大心理障碍的发病风险。
应用心理学 大连医科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通过对自杀、意外和疾病丧亲遗族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对比研究,探索农村丧亲遗族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共性和特性,以及不同丧亲方式遗族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为丧亲家庭恢复正常的生活和保持身心健康提供新的方向,为农村丧亲家庭进行预防与干预提供科研依据。
  方法:在辽宁省大连市某县市全域范围内,随机选取8个乡镇作为被试取样现场,收集自杀死亡、意外事故死亡和疾病死亡的目标人,选取1-3名目标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四级亲属为研究对象。采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Ⅱ-Ⅳ)、DSM-Ⅳ-R诊断结构式临床晤谈指导手册、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生活事件量表(IRLE)、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大五人格量表(NEO-FFI)、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及自编社会人口学问卷为研究工具,对获取的254例自杀遗族、100例意外丧亲遗族、111例疾病丧亲遗族,共465例丧亲遗族进行现场一对一的心理解剖访谈和问卷调查,并对其中342例符合家庭标准的丧亲遗族进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访谈。
  结果:(1)465例农村丧亲遗族中不符合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评估标准共有123例,即完全丧亲家庭功能,占26.5%。254例自杀丧亲遗族、111例意外丧亲遗族和100例疾病丧亲遗族家庭不健全的比率分别为31.5%、22%和18.9%,经x2检验,结果显示三组丧亲遗族有无家庭亲密与适应性存在显著差异(x2=7.578,p=0.023)。(2)自杀、意外和疾病丧亲遗族三组的家庭亲密度(F=0.046,p=0.955)与家庭适应性(F=0.781,p=0.459)均无显著差异。家庭亲密度的类型均以缠结型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3.6%、46.2%和43.3%,家庭适应性的类型自杀遗族的有规律型的比例最高,即39.6%,意外和疾病遗族的混乱型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38.4%、36.7%。(3)农村自杀(t=0.754,p=0.452)、意外(t=0.066,p=0.948)和疾病(t=1.645,p=0.104)丧亲遗族家庭亲密度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自杀(t=0.544,p=0.588)、意外(t=0.51,p=0.608)和疾病(t=1.801,p=0.074)丧亲遗族的家庭适应性的性别差异也均不显著。(4)不同生命阶段丧亲遗族的家庭亲密度比较显示,自杀遗族为老年人最低,意外丧亲遗族和疾病丧亲遗族是中年人最低;家庭适应性比较的结果显示自杀和意外遗族的青年人最低,疾病遗族的中年人最低。(5)自杀、意外和疾病丧亲遗族在不同亲属类别(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的家庭亲密度(F=0.752,p=0.523)、(F=0.281,p=0.839)、(F=0.770,p=0.514)均无显著差异,家庭适应性(F=0.432,p=0.731)、(F=1.053,p=0.374)、(F=2.165,p=0.098)均无显著差异。(6)三组丧亲遗族的家庭亲密度与家庭适应性在丧亲时间上无显著差异(F=2.001,p=0.102),自杀和疾病丧亲遗族在丧亲3个月内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最低,意外丧亲遗族是在丧亲后3-6月,家庭适应性的变化趋势同家庭亲密度一致。(7)在精神障碍方面,无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丧亲遗族患病率更高(x2=4.275,p=0.039),自杀、意外和疾病丧亲遗族的患病率分别为26.0%、38.5%和17.8%,存在显著差异(x2=9.219,p=0.010),三组均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最高,分别为21.8%、35.9%、11.1%。(8)在抑郁情绪方面,无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丧亲遗族显著高于有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丧亲遗族(t=3.204,p=0.002),抑郁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杀、意外和疾病丧亲遗族,三组丧亲遗族的抑郁得分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F=0.015,p=0.985)。(9)无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丧亲遗族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有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丧亲遗族(t=4.066,p=0.000),三组丧亲遗族间无显著差异(F=0.371,p=0.691)。(10)在人格特质方面,无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丧亲遗族的神经质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有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丧亲遗族(t=5.524,p=0.000),开放性因子前者显著低于后者(t=2.949,p=0.003),三组丧亲遗族只在开放性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F=3.640,p=0.027),事后检验结果显示自杀遗族显著低于意外遗族(p=0.018)。(11)农村丧亲遗族有自杀意念者128例,占27.5%例,有自杀意念丧亲遗族(66.74±10.86)比无自杀意念丧亲遗族(68.74±8.48)的家庭亲密度得分低,差异不显著(t=1.084,p=0.283)。(12)经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自杀丧亲遗族家庭亲密度影响因素的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婚姻状况、自杀意念和坏事刺激量,家庭适应性影响因素的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坏事刺激量、婚姻状况和自杀意念;意外丧亲遗族家庭亲密度影响因素的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支持、婚姻状况、丧亲时间、开放性,家庭适应性影响因素的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支持、丧亲时间、开放性和婚姻状况;疾病丧亲遗族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影响因素的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宜人性、婚姻状况、有无精神障碍和疾病状况。
  结论:(1)家庭结构更不健全的农村自杀丧亲遗族多于意外和疾病丧亲遗族。(2)三种方式丧亲遗族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共同的影响因素为婚姻状况,在婚是丧亲者的保护因素,使其感知到良好的家庭亲密度,提示农村配偶丧亲者再婚有益于家庭健康。(3)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自杀丧亲遗族的家庭干预重点在于其遭遇负性事件时自杀意念的产生;意外丧亲遗族需要及时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疾病丧亲遗族则更需要相关健康促进的应对策略。
心理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具身认知作为一种新生的,强劲的观点理论,与我们对人类复杂的认知活动的研究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对人类复杂的认知过程的深入研究,形成并发展了许多关于具身认知的理论知识。在具身认知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的隐喻更加成为各界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关于隐喻的研究也开始逐步的蓬勃发展开来,其中特别是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成果吸引了大量研究者们的目光。在隐喻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发现,温度和社会情感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温暖舒适的环境能够显著的增进人们的积极情绪,能够提高人们对他人的评价。著名的恒河猴实验也揭示了温度与社会情感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提出了温度-社会情感隐喻的表述。人际信任作为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人类复杂的认知活动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人际信任的重要性所以一直是人们研究探讨的热点,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和各领域各学科中有关人际信任研究成果和观点的不断融合,人际信任的研究也逐步的汇合总结成立了许多的理论体系,但是从隐喻方面来研究人际信任还是很少见的,因此,本文将以隐喻作为基点来探讨温度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本文对有关温度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研究将采用实验的方法从三个实验角度来探讨。实验一通过操纵实验室的温度来考察被试对信任的判断反应时的差异,采取的方法是通过直接的改变实验室的温度来实现。在实验二和实验三中,通过不同的温度启动条件,考察温度对个体信任判断的影响。在实验二中,温度的启动利用图片的形式来实现;实验三中,温度的启动利用文章的形式来实现。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温度启动条件来考察温度对个体信任判断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通过实验我们得到了三种结果:在实验一中,通过操纵实验室的温度我们发现被试在对信任的反应时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实验二和实验三中,通过不同的温度启动,能够发现,不同温度条件下,被试对信任的反应时有显著的差异。在三个实验中,我们均没有在性别之间发现显著差异。
信息管理与电子政务 大连理工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我国重大灾难频繁发生,不仅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使得灾后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在灾后我们不但要救助受灾群众的生命和财产,而且需要重视救助他们的精神损害及心理创伤。在国外发达国家中如美国、英国以及日本,心理干预已经受到高度重视,被纳入到国家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中,成为灾后政府应急管理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工作环节;我国也已经把心理干预工作纳入到国家应急工作中,很多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正处于不断的完善中。然而,目前的研究中对于心理干预各个阶段的具体研究及心理干预效果的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当前研究中大多研究心理干预中急性阶段的干预方法及干预过程,而对心理干预中的中、长期干预的研究或是简单的验证重大灾难事件造成的心理长期影响客观存在,或是从相对宏观的层面给出干预方法,其干预策略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而且,已有研究尚未针对各干预阶段间的衔接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整体干预效果。第二,目前对于受灾群体心理干预效果的研究大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实证方法,但是受灾个体受自身认知的局限及获取信息的不完备,做出的行为反应是不一致的,没有两个个体的心理与反应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受灾群体心理干预的效果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其干预过程是复杂的动态过程,很难用传统的基于等式的静态统计模型或数学模型来描述。
  针对现有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相对微观的层面剖析各阶段心理干预的作用因素,进而基于心理干预的作用因素,集成应激理论模型和已有心理干预模型,把应激产生、应激过程和心理干预的实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统筹协调的且适用于急性、中期、长期的干预模型—“平衡-主导-依赖”心理干预模型;并且本文对受灾群体相关属性及行为概括抽象,运用一种新兴的研究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有力工具—计算实验手段,构建具有交互功能的主体Agent,能够接收外部环境的刺激并做出相应反应,并与实时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行交互,有效实现通过对微观个体行为及宏观“涌现”现象的分析,探索受灾群体灾后行为反应的演化规律。
  本文的研究对日后群体心理干预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及探索作用。首先,“平衡-主导-依赖”心理干预模型的提出,不仅可相对微观的实现各阶段有效心理干预,增强各阶段干预的可操作性,且可有效衔接心理干预各个阶段,进一步增强干预效果。其次,基于Agent的计算实验方法对群体心理干预效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有效强化研究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新兴工具的独有特点,对计算实验方法应用于更多领域的推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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