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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济的快速腾飞催生出大量小微经济纠纷,能否及时有效化解纠纷,既对法院审判的能力构成直接考验,也关涉到当事人的利益能否及时实现。为提升审判效率,缓解诉讼“爆炸”带来的压力,2012年8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引入了小额诉讼程序,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又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细节作了进一步明确。本文以笔者对J省三地小额诉讼程序运行的基本调研情况为样本,分析了小额诉讼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完善措施。本文正文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背景及价值定位。该部分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基本概念进行了介绍,并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背景和程序价值进行了分析,点明了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程序立法中的重要性及其适用前景。
  第二部分,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运行检视——以J省三地为样本的考察。该部分以笔者2016年3月至8月间对J省三地法院的调研为基础,全面考察了三家法院为期半年的小额诉讼程序实施状况,对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力图还原程序在基础实践中的运行面貌,为程序的改进与完善预留空间。
  第三部分,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求解。该部分主要是对第三部分中程序运行不足的状况提出的完善措施,从案件的管辖、受理、启动、程序转换、证据制度、救济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程序内部的改进意见。
  第四部分,实现小额诉讼程序价值的配套机制。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并非通过纯粹的程序自身改革就可以完成,还有赖于一系列周边机制的协同。该部分着重就提升小额诉讼程序运行效率的配套机制建设方面,提出了相应地改进意见。
法医学 南方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弥漫性轴索损伤(diffuse axonal injury,DAI)是指头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后所产生以脑白质的轴索弥漫性损伤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脑损伤。由于DAI以脑白质的轴索弥散性损伤为主要特征,缺乏明确的神经系统损害定位体征以及影像学改变,尸检仅凭宏观及一般组织学检查不易诊断,因而DAI是法医学鉴定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损伤诊断和损伤机制研究中,蛋白质和多肽是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然而,目前关于DAI的生物标志物十分匮乏,缺乏系列全面的研究。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逐步完成,科学家们开始对基因组表达调控与蛋白质功能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蛋白组计划。对于发现新型的生物标志物和药物,蛋白质组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在临床、基础医学等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也为人类的健康有着很大贡献。
  近年来,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成像(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imaging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IMS)技术已成功用于直接分析生物组织切片,作为一项崭新的技术,能够同时绘制组织切片中成百上千个多肽和蛋白的二维质谱图像。MALDI-TOF IMS技术已广泛用于生理和病理组织中蛋白质的表达以及其它分子标志物的发现。以蛋白质组学的方法通过MALDI-TOF IMS技术来识别和筛选生物标志物,能够从整体分析组织的蛋白表达谱,有望发现一系列相关的蛋白质或多肽代替单一分子标志物,以达到DAI早期诊断的目的。
  方法:
  DAI动物模型建立和差异蛋白的筛选:参考相关文献制作自由落体打击装置,建立大鼠弥漫性轴索损伤模型,设立大鼠DAI组和对照组,分别取大鼠大脑皮质、大脑髓质、小脑及脑干组织冰冻切片进行MALDI检测,运用布鲁克公司开发的ClinProTools2.2软件对采集的图谱进行数据分析,获取DAI组织和正常组织的全部蛋白指纹图谱,经统计学分析,初步筛选出DAI大鼠脑组织中特异性表达的蛋白质。
  DAI组和对照组差异蛋白的质谱成像:参考文献建立DAI大鼠模型,设立DAI组和对照组,获取大鼠脑组织冰冻切片后进行MALDI检测,采集质谱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到两组的差异蛋白,并对差异蛋白进行质谱成像,得到大鼠大脑、小脑、脑干组织切片中差异蛋白的二维分布图像,观察不同的差异蛋白在大脑、小脑及脑干中的分布。
  实验大鼠DAI诊断模型的建立:参考文献建立DAI大鼠模型,设立DAI组和对照组,将大鼠脑干组织的冰冻切片进行MALDI检测,采集两组的质谱数据,并将两组的质谱数据导入ClinProTools2.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Supervised Neural Network(SNN)算法建立统计模型,将结果导入FlexImaging3.0软件,直接在组织切片上进行成像,将DAI诊断模型可视化,并将诊断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
  差异蛋白筛选结果:将DAI组和对照组的大鼠脑组织的质谱数据导入ClinProTools2.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后,通过筛选得到大脑皮质60个差异表达的蛋白质(P<0.05),其中有50个在DAI组中表达上调,10个表达下调;大脑髓质56个差异表达的蛋白质(P<0.05),其中有46个在DAI组中表达上调,10个表达下调;小脑65个差异表达的蛋白质(P<0.05),其中有33个在DAI组中表达上调,32个表达下调;脑干61个差异表达的蛋白质(P<0.05),其中有52个在DAI组中表达上调,9个表达下调。
  质谱成像结果:利用MALDI-TOF IMS采集DAI组和对照组图谱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后,得到两组的差异蛋白,挑选5个特异性表达的蛋白质在脑组织切片上进行质谱成像,分别为M4963.30Da、M5634.78Da、M6253.65Da、M6714.37Da和M7532.87Da。与对照组相比,M4963.30Da在DAI组小脑中表达减少,在大脑皮质、髓质及脑干中表达增多;M5634.78Da在DAI组大脑皮质及髓质中表达量减少,在小脑和脑干中表达量增多;M6253.65Da在DAI组大脑皮质、髓质及小脑中表达减少,在脑干中表达增多;M6714.37Da在DAI组大脑皮质、髓质及小脑中表达减少,在脑干中表达增多;M7532.87Da在DAI组大脑髓质中表达减少,在大脑皮质、小脑及脑干中表达增多。
  建立诊断模型结果:将DAI组和对照组的大鼠脑组织的MALDI检测结果导入ClinProTools2.2软件,并利用SNN算法运算和FlexImaging3.0软件成像后,得到DAI大鼠诊断模型。诊断模型分为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分别代表DAI组和对照组。SNN算法选取了13个具有特异性表达的蛋白质分子进行建模,特异性较高的蛋白质分子有4个,M7059.21Da和M1518.33Da在DAI组中高表达,而M5077.03Da和M4327.20Da的在对照组中高表达。诊断模型经过验证后,得到整体的交叉验证能力为95.67%,敏感性为99.34%,特异性为92.01%。
  结论:
  MALDI-TOF IMS可用于DAI组和对照组大鼠脑组织差异蛋白的筛选,得到上调或下调的差异蛋白质。通过不同质荷比的蛋白质分子进行质谱成像,可立体动态地观察差异蛋白质分子在DAI组和对照组大鼠脑组织中的分布特征。基于MALDI-TOF IMS建立大鼠DAI诊断模型,从而能实现对弥漫性轴索损伤进行诊断的目的。
民商法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债务承担制度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应用而生的一种债的移转方式,作为债的移转方式之一,其典型特征是在不改变债的同一性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债的主体变更,这一特征是其用与区别于类似制度的关键所在。债务承担在狭义上通常指债务人被全部或部分的免除债务的履行责任,而由承担人代替其成为原债务合同的当事人。但还有一种债务承担的类型即第三人作为新债务人加入到既存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一同对债务承担履行责任,对于此种非典型的债务承担方式学理上多有论及,在司法实务中也均予以承认,但在各国立法上却少有与之有关的立法例,我国法律亦是如此。
  法律规定上的欠缺以及当事人进行债务承担约定时意思不明确、法律用语不规范等原因造成债务承担与类似制度在司法实务中的混淆与区分认定困难,导致不同层级地域司法机关认定标准的不一致。因而对债务承担制度的基本问题,制度效力,在我国立法、司法裁判现状总结研究以及与类似制度进行区别比较成为科学的认定债务承担和类似制度的重要途径。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对债务承担制度展开阐述,首先,从对基本概念,合同性质,构成要件以及类型和发生方式等基础理论进行介绍,初步构建对债务承担制度的基本框架。其次,通过梳理债务承担制度在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而呈现出债务承担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结合实践中对债务承担中相关易混淆行为性质区分认定的理论分析。发掘债务承担制度在我国发展运用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第三,以债务承担的两种类型为基础对债务承担后,对本体的效力、抗辩权援用在两类债务承担中的不同效力,债务承担发生后对利息、违约金、对第三人担保等从权利的效力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后,在理论比较与实务分析的基础上对债务承担与第三人代为履行和保证进行比较研究。债务承担与第三人代为履行和保证的区分认定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以及易产生混淆的内容,研究二者之间实质区别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定性与责任承担具有重要意义。
民商法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2016年的双十一期间,淘宝轻松实现一天之内销量过亿元。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与之配套的第三方支付也迎来了他发展的春天。正是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存在,使得当今社会彻底颠覆了过去需要面对面的传统交易模式,增加了人们在网上购物的信心,让人们更加放心大胆的在网上购物。不仅仅存在于网络购物,现在很多实体店也在积极支持第三方支付平台结算。不管你去百货商店、超市、电影院、酒店、大饭店,甚至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路边小吃店,你会发现你都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结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你会发现即使你“身无分文”,也可以购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以前人们出门必须带好手机和钱包,放到当代人们会发现很多时候钱包都可以不用带,出门仅仅只需要一个手机便可以高枕无忧。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大部分需要支付结账的地方都已经可以通过支付平台支付结算,只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第三方支付软件足可以让你应对一切市场交易。但伴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蓬勃发展,与之相对的却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上立法上的空白。一直以来,只见电子商务、网上信贷、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在飞速的发展,但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的监管却异常的缺失。虽然在2010年,我国发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规范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这十多年来立法上的空白。但总体而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普遍存在法律位阶较低的问题,还有很多监管上的缺失都需要我们通过立法去完善。本文将通过我国目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现状以及国情出发,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研究。
  第一部分,通过第三方支付的基础理论分析,得出第三方支付的概念、特征等基本内涵。并通过梳理第三方支付的基本运行流程,进一步揭示第三方支付的运作模式。最后,指出第三方支付目前在我国面临的风险以及监管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首先整理了我国目前第三方支付的立法现状,并指出了我国目前在该领域的立法空白。随后,又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目前在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现状,并从监管现状中进一步指出了我国目前第三方支付监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第三部分,通过分析美国、欧盟国家的第三方支付监管情况,并指出其他国家在第三方支付中的优势。最后,通过分析归纳比较,指出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贵经验,希望借此我国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借鉴到一些有益的办法和经验。
  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前三部分的问题的解决。前三部分中提出了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不足和缺陷,第四部分将逐一的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包括明确监管主体、明确沉淀资金的管理和孳息归属、制定合理完善的准入以及退出机制、制订一套完整的反洗钱规则、建立消费者保障机制等方式。总是,将提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创造出一个安全公平的网上支付的大环境。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重大举措不断出台。其中,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就是近年来在刑事诉讼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这两项改革措施试点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不足和亟待解决完善的问题。笔者欲结合司法工作实践,对改革试点进行总结分析,同时提出进一步完善改革措施的对策建议。
  文章主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认罪认罚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在总体上的解读,包括对认罪认罚涵义的理解,改革的背景和动因,以及改革的实践基础。第二部分探讨认罪认罚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的正当性问题,包括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的价值及公正与效率的协调。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主要内容及存在的七个方面主要问题。第四部分,对完善改革举措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扩大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推行量刑协商、确立书面审制度、简化办案程序、完善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障机制等。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数量的日益增加,行政诉讼范围的日益扩大,无论是基于分权制衡理论,还是实现权利救济与保障,亦或我国法治社会发展的要求,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强化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显得越来越必要和重要。从分析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审判和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情况出发,我们不难找出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国家法律层面,关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法条有的过于抽象化、原则化,不能形成唯一的标准,即使有具体实施规则,也仅限于各系统内部规定,缺乏各系统间的共同约束力。在具体实践层面,法院裁定撤销、不予执行的行政诉讼案件较高,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改判比率较高,行政诉讼案件占比较少,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案件较少。在理论研究层面,研究的不够深入,与自治区优势结合不紧密,数据来源不广。在体制机制方面,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合署设置,监督范围不够宽泛,监督方式需要拓展,行政诉讼专业人才培养不到位等问题,也影响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不断推进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一是可以通过加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理论研究工作,拓展基本原则,完善制度体制,来健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理论制度体系。二是可以通过加大对行政执法和完善活动的监督力度,加大检察机关内部整合统一力度,加大法律监督部门有效监督的力度,加大与行政司法系统联动协调力度,来破解影响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现实难题。三是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组成法律监督专门团队,建立以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为中心的监督体系,来探索构建跨行政区划检察监督的新思路。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所收集的证据进行科学的保管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成功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完善的刑事证据保管制度,有利于规范侦查、起诉人员保管证据的行为,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诉讼公平正义,提高诉讼效率,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本篇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论外,分四个部分对刑事证据保管制度进行了阐述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是关于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的概述。主要从概念、作用等几个方面对刑事证据保管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刑事证据保管与刑事证据保管链条的关系,着重介绍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的内容以及功能。
  第二部分是介绍国外关于刑事证据保管相关制度的比较和借鉴。通过对美国等法制发达国家对刑事证据保管的相关规定和做法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借鉴其先进经验。
  第三部分是我国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重介绍我国刑事证据保管实践运行状况,包括保管主体、保管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成因。
  第四部分是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保管制度。主张通过完善立法、组织机构、人员构成、操作指引等一系列制度规范,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保管制度。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司法实践中,有关职务侵占罪的疑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本罪的客体、主体和客观方面的理解与界定方面。本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和诚实信用的信托关系均为职务侵占罪的客体,二者缺一不可。网络虚拟财产可以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对职务侵占罪中“职务”范围的界定,不能局限于用管理性、劳务性、持续性等客观、外在表现形式予以阐述,而将“非管理性”、“临时性”和“授权性”业务排除在“职务”的范围之外,应以是否具有侵犯职务侵占罪“诚实信用信托关系”客体的可能性作为指导原则,凡是不具有侵犯该客体可能性的,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具有侵犯该客体可能性的,则应分析“行为人所从事的事务是否对侵占的本单位财物具有控制、支配地位,具有控制、支配地位的则属于职务侵占罪之职务;不具有控制、支配地位的则不属于职务侵占罪之职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认定职务侵占罪的关键所在,基于诚实信用的信托关系,行为人在从事事务过程中形成对本单位财物控制、支配的地位,并负有保证其所控制、支配下的本单位财物免受侵害的义务,如该行为人背离了该义务,利用这种控制、支配本单位财物的地位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就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为己有即侵占,应对侵占作广义理解,其行为和手段包括侵占、窃取、骗取等手段。在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时,不应该采用其是否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一形式上的标准,而应该根据其所从事的事务是否承担了一定的单位职责来做出实质判断,只要行为人事实上从事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员工所从事的事务,就应认定其为本罪的行为主体。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国家层面对反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的关键阶段,法律实务界、理论界包括民间对反腐败的关心和关注热度未见消退。而随着反腐走向纵深,老虎苍蝇们行受贿的形式层出不穷。而“收受礼金”行为似乎成了这些犯罪分子常用的敛财手段。作为传统的人情社会,我国素来讲究礼尚往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收受礼金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情往来,而明显发生了变异,有些收受礼金行为呈现出犯罪的特征。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新设“收受礼金罪”的呼声就不绝于耳,且这一罪名一度入选了刑九的草案之中。虽然最终未能成行,但如何规制收受礼金行为已然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本文将从这一背景出发,通过三个部分分别阐述“收受礼金”行为的背景与现状:从传统人情往来到礼金往来的变异;目前学界对“收受礼金”行为的定性与分歧;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真实案例来阐明在实践中如何规制“收受礼金”行为。争取在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准确的评价“收受礼金”行为。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我国《人民调解法》、《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相继出台,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正以全新的姿态绽放在人们的视野中。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作为民间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的一项制度,已然成为司法改革中的一大亮点。该程序有效地弥补了人民调解缺乏强制力的缺陷,方便了纠纷当事人诉讼,减轻了人民法院办案压力。因此,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确立不仅符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趋势,更体现了和谐社会稳步前进的步伐。但是,目前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在多元化解决纠纷的同时,其自身存在的不足也呈现出来。该程序的进一步完善既要从程序自身的完善出发,也要依赖于相关配套措施的推进。通过赋予一方当事人申请权、规范司法确认程序细节、完善救济制度及人民调解组织等措施来实现程序本身的优化,并辅之以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法院内部绩效考核制度、社会征信制度等相关配套措施,我国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一定可以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实现彻底的诉讼化改造。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国际社会人权理念的深化发展及老龄化趋势凸显,原有的监护制度已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面临的失独家庭养老难、植物人监护、家庭监护负荷过重等问题。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意志愈发得到重视,促使各国将最大程度尊重自我决定权的理念作为监护制度改革的一致追求。这些改革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以“尊重被监护人意愿”为理念的意定监护制度。
  在尊重和保障被监护人的自主决定权及维持本人生活平常化理念的驱动下,我国现在施行的法律初步建立了被监护人意愿的征询制度,以此最大程度的体现对被监护人内心意愿的尊重。但还有很多不足,仅有原则性规定而缺乏具体的程序保障,如未明确征询意愿的对象范围、征询意愿的具体程序、应征询而未征询意愿的法律后果等。不完善的被监护人意愿征询制度体系,加之司法审判理念陈旧、审判任务加重等原因,以致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依法应征询而未征询被监护人意愿、征询被监护人意愿的程序不规范等乱象,未能充分实现尊重被监护人意愿的预期法律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顺应社会老龄化的趋势,在监护制度的设计上,不再纯粹以维护交易安全性为目标,而以尊重被监护人的自由意愿以及对其人身、财产管理的自我决定为出发点,正式设立了意定监护制度。《总则》在协议确定监护人、指定监护人、恢复监护人资格等方面的规定体现了对被监护人意愿的尊重,但亦未解决如何征询被监护人意愿的具体问题。
  鉴于被监护人意愿未能充分得到尊重的现状,建议从最大化实现被监护人的自主决定权的角度出发,构建被监护人意愿征询制度,并以尊重自我决定权、维持生活正常化、重视被监护人尚余能力作为制度理念,从实体法上确立被监护人能否表达意愿及是否真实的判断标准,明确征询制度的适用主体、相关法律后果,进而解决是否征询被监护人意愿标准不清、把握不准的难题。同时通过建立家事法庭、专门的问询制度及社会评价机制,为征询被监护人意愿提供程序保障。最后,建立特定类型案件的监护监督机制,以审判监督与检察监督并行的内外部监督模式对监护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活动进行全程监督。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的案件管理制度是以2011年最高检建立案件管理办公室为标志,到2014年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普遍设立案件管理部门,展开管理、监督、服务、参谋四项职能,开启的检察案件管理新模式、新理念、新制度。因为是一项新工作,定位如何、现状是否符合预期、怎样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是本文想要研究的。从对职能定位的内容开始进行把握,笔者总结出现阶段实务中存在“侧重流程管理,推崇程序正义”、“兼顾程序与实体”两种以管理监督为核心的工作模式,及以“监督、服务”为定位的服务监管模式。并将案管各种工作模式存在的履职不全、监督不刚、工作被动、案多人少等共性问题予以提出。通过介绍笔者所在临河区检察院案管工作的具体做法和成效,从实践经验总结中提炼出了案管发展应遵循:程序与实体监督并行、管理与服务并重、监督与保障统一、持续创新四个原则。最后,结合实践工作提出案件管理工作要以精细化发展为方向的稚嫩建议,希望可以为解决案管工作现存共性问题及检察案件管理实践工作的更好开展提供思路。
法律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通过对2014-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接待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类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人员构成以弱势群体为主,违法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对法院合同、借贷、侵权案件判决结果满意度低,司法部门违法违规引发上访、重复申诉、上访案件增多。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地位不高、立法缺失、人员不足、配合不畅。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设置了法院再审程序前置规则,该规则与法院再审程序相冲突,导致检察院再审监督被法院束之高阁,加之对再审监督各部门沟通不利、检察院息讼考核压力大等原因直接导致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工作并未达到立法者所期望的效果。对于这些困境,立法应明确检察建议的效力,同时保证涉检信访案件终结之后出口畅通;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民事抗诉权,明确执行监督内容,统一确立民事监督受理时效以弥合法律冲突;确立检法互动工作机制,同时促进民事和解制度落实;加强内部体制机制、软硬件设施建设,加强办案人员专业知识培训,打造专业化的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队伍。在受审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检察机关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发挥作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解决民事诉讼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民商法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普通股股东权利是投票权和财产性权利的统一体,这些权利可以拆细并通过契约重新安排,形成与普通股的权利、风险承担有别的类别股。优先股是最重要的一类类别股,持有该种股份的股东通常享有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分红并在公司清算时优先获得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还可以事先约定通过回赎权或转换权等形式保留投资退出渠道,同时在表决权等其他权利方面受到某种限制。
  优先股作为以合同约定优先性权利条款的股权类别,乃法律规范与契约安排协作之产物。正是由于权利之间的差异以及权利载体的不同,普通股股东与优先股股东之间在各自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持续不断的碰撞与磨合,出现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普通股和优先股是从公司可分配利润形成的同一个资产池中获取收益,优先股股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优先性,让渡了正常经营过程中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而普通股股东则拥有对董事及管理层的任命权及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普通股股东作为公司最终索取权人,具有充分的动因设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的实质就是在面对与普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如何通过法律的事前规制与事后司法裁判维护其合法权益。
  考察境外优先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优先股制度实践,可以发现美国对优先股股东权利的保护采用了区分规制路径,区分为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事前规制乃利用倡导条款与强制性条款进行干预,倡导条款借助默示条款或菜单式条款来引导当事人有效率的行为,强制性条款则规定为当事人不得约定排除的条款,通过国家干预抑制过度私法自治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事后规制依赖司法对各方利益的再平衡——法院通过对优先股合同进行解释,以及对公司法信义义务的适用,对优先股股东权利范围进行判定和保护。本文拟通过对上述规制路径的深入剖析和解读,细致梳理每种路径下的具体解决方案和实效,并针对中国当前实践探索本土化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路径。
  本文共分为六章。
  导论部分主要就本文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交代。
  第一章阐述了优先股的基本理论。优先股是股权的经济性权利差异化配置的主要样态之一,兼具债权特性与股权特性,但从法律性质上,优先股呈现出强烈的股权性质。优先股的出现乃因应多元化融资需求与差异化投资偏好的结果,股东异质化现实催化实践中进行多样化股东权利设置,而依据公司合同理论,公司参与方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合同关系,公司各股东及投资人之间得灵活约定其所持股权的不同权利和优先性权利内容。优先股在优化公司治理、控制公司融资成本等角度具有优势,不同类型的公司可利用优先股的灵活定制属性满足各自不同的融资需求。优先股的优先性权利主要包括优先分红权、优先清算权、回赎权与回售权、投票权及转换权等多种不同类型,融资公司与投资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对上述各种优先性权利进行灵活设置。
  第二章考察对优先股股东权利进行保护的根源。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权利的差异以及权利载体的不同,使其在各自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持续不断的碰撞与磨合,出现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优先股优先性权利的对价,其实都是由普通股股东来承担的。因为在任何时点上,公司财富的分配都是一种零和竞赛,不论公司蛋糕大小,公司发展速度快慢,任何一种分配都是在普通股股东与优先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分割。因此,就优先股股东的优先性权利而言,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具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此种利益冲突属于公司资本架构中不同参与人之间的水平冲突,但由于董事会角色的介入,导致冲突样态复杂化。对董事会的控制权将决定公司决策的方向及利益争夺的不同结果。冲突体现在公司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公司的日常经营、出售资产、收购兼并到清算重组,每个阶段利益冲突的体现方式、原因、各方损益程度都不同。本部分第四节内容将结合美国优先股实践的丰富图景,对利益争夺的不同触发点的实际案例进行展示和分析,以便进一步呈现优先股与普通股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性及对优先股股东权利进行界定和保护的重要性。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分别对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的不同路径进行分别描述和讨论。第三章重点关注封闭公司中任意性合同条款对优先股股东权利的保护和规制作用。封闭公司优先股发行系通过私募发行方式实现,过程中融资方公司与投资者可以形成一对一的良性谈判,因此基于公司自治原则,没有必要旋加过多的强制性条款约束。优先股在封闭公司中的运用主要在于创业企业私募融资领域。针对该领域实践,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作为行业协会,制定了一整套风险投资领域常用的各种法律文本,包括优先股合同条款的完整设置建议,供投融资双方在风险投资谈判中予以引用。此类作为公共产品的倡导式菜单条款不仅可以提醒当事人,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不违反自由缔约的精神下实现立法者和监管层等机构对合同内容的重大影响(软规制),有利于实现监管层对优先股实践的重大影响和标准化引导,强化最佳实践和行业惯例的形成,同时便利司法介入并降低司法裁判成本。本部分将结合NVCA的示范合同文本对优先股优先性权利的设置进行逐项梳理,描述各项条款在设置中所需关注的问题并借鉴示范文本中的菜单条款提供设置建议。此外,优先股合同虽然属于合同性质,但是却系嵌入在公司章程中,而章程属于公司法规制框架,可以依据资本多数决等原则通过股东投票予以变更。公司章程的变更夹杂了公司权力的运用、董事会决策权的影响及资本决策问题,很难在合同领域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需要引入公司法规制方法及裁判途径,尤其是信义义务作为不完整合同的补充和纠正路径。
  第四章围绕公众公司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问题展开讨论。优先股股东的权利既有优先性权利,也包含受限制性权利,如果完全依赖当事人的谈判,则在公众公司的语境下将存在极大的机会主义空间。公众公司的投资者数量众多,且认知能力参差不齐,在很多情况下缺乏对各种投资条款和事项作出合理决定所需的能力或经验,需要国家通过干预措施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向公众发行优先股是由发行人单方起草章程文件,中小投资者只能选择是否加入,不具备谈判能力和讨价余地。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和防止发行人监管套利,各国公司法对于优先股股东权利的设置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规定,尤其着重对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中诸如发行条件、发行优先股类型和发行比例、发行对象等问题均根据本国情形设有宽严不一的规定。此类强制性条款无法通过合同谈判进行更改或规避,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限制因过度自治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投资者保护。本部分主要针对域外美、英、日、法各国公司法中针对优先股的强制性条款进行描述,着重关注其中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的特别规定。
  第五章论述了公司法信义义务对优先股股东权利的保护问题。对优先股合同条款的解释以及利用信义义务进行权利判定,属于对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的事后规制路径。合同解释是司法裁判对合同效力及当事人权利义务范围进行判定的必要方式,但是对于优先股股东是否适用信义义务保护问题,学术界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理由主要在于优先股优先性权利具有合同性,既以合同对各自权利义务内容进行了约定,就应该遵守合同规则,无信义义务适用之必要。但是笔者认为,基于股东权利平衡的要求以及不完整合同的客观现实,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问题,有必要由法院在事后裁判过程中利用信义义务规则来拾遗补缺,给当事人提供保护。对优先股股东权利的判定适用信义原则的出发点并非是要为优先股股东争取其在合同中放弃的权利,而是在面对那些优先股股东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合同协商谈判的条款及事件时,避免因约定缺失而给予普通股股东及董事会以“机会主义偷窃”之机。作为事后规制路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到底采用何种姿态对待优先股股东,对于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笔者还将运用美国司法实践领域出现的多个典型案例对司法裁判的态度进行梳理和解读,系统呈现美国法院在合同救济与信义义务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点的司法态度。
  最后一章则将视线转回中国,针对中国当前优先股实践进行分析,并提出制度完善建议。中国当前公司法中没有对于优先股制度的规定,2014年开始进行优先股试点实践。在试点实践运行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上市公司优先股发行条款呈僵化趋势,多家公司发行条款过度雷同,丧失灵活性,且固定收益特征淡化,退出通道受阻,优先股蜕变成“无表决权的普通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新三板”市场)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的优先股固定收益特征得到了强化,且退出灵活性增加,弥补了上市公司优先股在此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呈现出因分红率过高导致潜在风险增加等问题。封闭公司对于优先股的需求很强烈,但受限于当前中国公司法无相关规定,实践领域出现了各种自适性的“准优先股”契约安排,来达到投资附带优先性权利条款的目的。以对赌协议为代表的此类契约安排经常会遭遇与现有其他法律制度的冲突而处于无法获得法律认可的尴尬境地。在分析当前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针对当前国内实践现状及问题,在优先股股东权利保护问题上,应依据不同投资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商事活动参与度,给予不同程度和路径的保护,对公众公司与封闭公司优先股发行采用不同的规制模式,同时在司法裁判领域应强化法院的商事裁判思维,克服管制的裁判惯性,认真对待商事交易,以此保全主体理性选择所型构的私人秩序。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浙江农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集体林权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关系到政府、农民集体、林农、生态受益者等多方主体的权、责、利统一问题,关系林农和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处理好集体林权流转中各方利益关系,才能实现林权主体收益的最大化,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才能促进林业发展、林农增收和林区和谐。集体林权流转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衡平问题,从利益冲突与衡平的视角来论述集体林权流转过程中相关方利益衡平机制构建是一个较新的尝试。法律的价值定位是追求公平、正义、秩序。研究集体林权流转中利益相关方的平衡机制构建,实质是为了让林业发展成果多方“共享”,实现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初衷。
  文章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导向,应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林权流转过程中利益受益者与损害者之间博弈行为,寻求林权流转利益的平衡点。通过分析集体林权流转过程中存在的政府与生产经营者、农民集体与林农、流出方与流入方、生产经营者和生态受益者主要的四类利益冲突及其具体表现,进而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执行层面剖析利益冲突的根源,最后从法律层面提出健全法律法规,明确集体林权流转的权属以及发展灵活多样的流转方式;从制度层面提出搭建统一的集体林权交易平台,建立科学的森林资产评估体系,组建高水平的中介服务组织,建立财政激励机制;从执行层面提出政府执法更公正,政府定位更明确等一系列利益衡平的构建之策。以期促进林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民商法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保理是一种综合性金融服务,其本质是通过收购以赊销方式进行销售的企业的应收账款,并为其提供融资及其他相关服务的金融产品。保理融资作为债权融资的方式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债权的让与将蕴含在应收账款内的财产价值提前变现,就应收账款而言,在变现之前企业不仅利用而且还要承担对其管理和催收的负担。而将之让与则相当于提前回收了未来资金,减轻了企业的管理负担并使得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理论上关于保理性质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委托代理说、债权质押说、清偿代为说、让与担保说及债权让与说。前述四种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保理的部分功能,但是并不能较好的涵盖保理的全部法律特征及功能。笔者认为如结合对保理合同的定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相关国际立法的立场等方面综合分析将保理定性为债权让与能较为全面的反映出保理的法律特征。然而保理是由国际贸易中发展而来,带有浓厚的商业惯例的痕迹,与一般的债权让与相比有着许多特殊之处,用传统的债权让与制度去解决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保理业务将出现的许多问题,如在未来应收账款是否可以让与、附有禁止让与条款的应收账款能否让与、债权让与的优先权规则以及有关债权让与通知的相关规定等问题上,传统的债权让与制度存在着缺乏明确规定或者与实践操作相背离的情形。
  保理融资作为应收账款融资的一种,在帮助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拓展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以促进债权流转、保障交易安全和提高债权融资效率的立法理念,并以此理念来完善保理相关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应承认未来债权参与融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是为了保障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可以对其作出适当的限制;为提高融资的效率和受让人的审查成本,应当否定附有禁止让与条款的应收账款对外效力;在保理融资权利冲突的优先权规则上,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登记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建立统一动产担保登记制度,对于解决各类型的权利冲突都能发挥出较好的作用;关于保理业务中债权让与通知的相关问题,在通知的效力方面,为了鼓励保理业务的发展,应当优先保护保理商(受让人)的利益,同时也应兼顾债务人之利益,赋予通知以绝对效力,使得债务人得以明晰清偿对象,但同时应当明确通知效力限于对抗债务人,而并不影响应收账款的归属;在通知的主体方面,纵观各国的立法趋势和相关国际立法的态度应当赋予保理商(受让人)以通知的权利。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水资源的日益稀缺,安全饮用水、更好的净水设备以及食物产量的需求也随之上升。至今,通过使用更多的基础设施这种解决水资源稀缺的物理方式已经接近尾声,在现存竞争者中重新分配水资源的相关政策以及使用经济政治手段来管理可耗尽资源对可持续发展是有必要的。只要资源是充裕的,就没有激励来定义其产权;而随着对资源需求增加、稀缺性提高,那就有必要建立有效的产权系统。在水资源领域,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只要水资源是充足的,就很容易忽略同一河流、湖泊或者含水层的其他使用者,一旦人口激增,国内农业、工业以及其他用途的水资源需求就会提高,每个人对水资源的使用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行为,要求管理实践。随着水资源的使用越来越复杂以及重要,水资源的产权以及联盟机构被社会承认合法,对水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成为与土地或其他稀缺资源一样有必要。因为城镇化、工业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农业生产密集化,水资源的产权界定越来越重要。
  水流动的这一特性令使用水资源的人群、如何以及为何使用水资源难以界定。文化、环境、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情况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最好的方法来分配水资源,界定谁产权。对水产权的界定不是一劳永逸的,有效的水资源产权界定需要时时监管以及对水资源使用、质量和数量的时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对水资源产权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从历史上来看,不同的社会选择了不同的管理水资源的产权系统。发展中国家对水资源产权的界定很多源于欧洲的两个主要概念: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巴基斯坦适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水资源产权的界定主要基于土地产权。所有水资源是属于州产权,与土地产权相联系而且不能分割、购买或者销售,同时对地下水也并没有界定合适的水产权。在巴基斯坦,水资源的分配和产权界定早已出现。随着时间的演进,在水资源的使用、分配以及社会环境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动没有与新的水资源法律相配合,也没有适用于当今随着人口激增对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以及环境变化。不同的水资源包括:淡水、地下水、灌溉用水和山洪,国际水平、省际水平、灌溉系统(主干道和分流水平)以及支流因为水资源充分性和提高的竞争程度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变动。为了预防对社区产生不利影响,持续监管水资源系统是有必要的。通过签署1960年的印度河水域条约,巴基斯坦和印度对公共淡水资源的正式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印度河水系的划分问题通过1991年签署的水资源协议得到解决,涉及到巴基斯坦独立后四个省份的水资源问题,而且得到了CCI和IRSA的支持。英国政府在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统治时期,为灌溉用水设计了正式的水资源法律,水利发展当局和灌溉部门现在对分流水准的水资源平衡负责。
  英国政府在1873年的印度北部运河排水法(Northern Indian Canal DrainageAct)中提出了Warabandi系统,一个运河水循环使用法;现在在运河水排放以及省际灌溉部门之间的水运网络中进行修改后继续沿用着。在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中,地下水是非常重要的。在巴基斯坦55MAF的灌溉用水需求中,仅次于15百万公顷的地表水。历史上,地下水的产权问题一直被忽略。仅仅在最近,过去百年间才开始注重对地下水的管理。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巴基斯坦政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入了地下水管理框架,2006年包括运河法令的国际地下水管理条例,1999-2000年的PIDA,2001年的俾路支地下水管理条令;上述管理条例都用于地下水的管理,但是并没有综合的合法的框架来界定地下水产权。巴基斯坦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域,年降水量低于100毫升或者高于750毫升。降水区域在全国的北部,以及从东北到南部,大部分用于灌溉。Sailaba或者Mandasailaba是灌溉的主要形式,俾路支省的语言。这里涉及到两种水资源产权,第一种是在河流上建立堤坝或者ghanda,来提高上流水域的水高,第二种是在河流上分别建立来把水流导入到不同的输送系统中。在巴基斯坦的部落领域,HillTorrents是主要的水资源来源,有大量的水聚集而且有用于灌溉的公共设施。灌溉系统基于水流的自然流向,并且叫做Rods。在旁遮普和KPK这种灌溉系统叫做rod kohi,在俾路支叫做Sailaba,在信德叫做nai。
  尽管为水资源的产权有很多努力,因为水资源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流动属性相比土地资源的产权界定更为困难。在稀缺的时候水资源格外珍贵,在充裕的时候价值较低,使得水资源使用系统缺乏公平有效的分配。缺乏认知、合适机构设立的匮乏、合法框架以及区分消费性和非消费性的需求是用来作为界定水资源产权的辅助措置。在水资源划分以及巴基斯坦所有水平的水资源使用上,存在着制度上、财务上、环节上以及立法上的问题。尽管印度河水域条款在巴基斯坦和因素之间已经得到和划分,但是印度1985年的图尔布尔灌溉计划和1990年杰纳布(Chenab)河流上建造的巴格里哈大坝(Baglihar Dam)是对条款Ⅰ(11)和条款Ⅲ(4)的违背,需要有一个中立的协调者来避免对已经达成的协议的违背。省份层面上缺乏信任、信心以及机构间的合作,以及IRSA更有效的排放监管系统都需要来确保水资源公平的分配。巴基斯坦国际以及全国范围的水资源产权现状相对较好,但是在较低水平上却依旧缺乏较明晰的产权系统,比如运河水,支流水以及河道。基于“水资源补贴”的运河水和分流水曾经制度化并且可以满足灌溉用水,但是随着当前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需求也在发生变化。1873年的运河和排水法令中规定的基于较低的作物密度(64%)的水资源分配的设计和容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150-200%的作物密度。运河水和分流水的水资源是不均衡的;因为缺乏水流管理和制度性的建设,水资源分配系统的水资源排放缺乏准确的衡量。为了保证个体水资源产权以及数量上的实际效用,根据CCA的时间和阶段,对水资源产权的登记应该在每条运河以及每条分流上,灌溉系统中的水资源补贴应该重新计算以及划分,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排放监管系统。分流上的水资源反映了历史和现在的问题。在印度河盆地,水资源的地理属性以及土地的分布,灌溉系统的源头、中部和尾部在提高水资源的平等性和分流水平的可获得性上是非常重要的。农民组织建立的河流系统需要加强,Warabandi系统应该进行实际和制度上的改革;Mogha的单一排放;过时灌溉渠道的修复、保持和提高;不合理划分取消以及在1952年土壤改良法案支持下的重新分类来避免水资源产权的违背。地下水产权系统的缺乏导致巴基斯坦有83%的地表水过度开采。内涝和盐浸问题,地下水的透支,地下水质量的恶化,盐水入侵,次生盐碱化以及土壤碱化都是灌溉用水质量低的源头;不分类的排放工业用水,废弃物,农业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以及杀虫剂都是水资源的严重威胁。尽管管理地表水亟需法律政策的实施,来自国家的管理并不足够。国家层面以及地区层面的地表水法令和相关机构的设立都用于克服未来潜在的问题。对于同一条干净的河流,在洪水和山洪暴发时,上游使用者会影响到下游使用者的权利。随着部落领袖权利的下降,这一权利分配体系也会受到危及;忽视的国家介入以及弱化的社区系统会影响到当系的水平。基于国家层面的更加多元化的水资源产权法律以及政策措施需要提出。考虑到一般性意见15,巴基斯坦政府批准了所有人权条款;当地法律也在水资源领域实施以保障基本人权。人权法强调国家有责任来保证水资源的使用:可使用性(数量充足以及供给持续)、可获得性(实际上以及经济上)以及质量(安全,味道可接受,气味与颜色均在正常状况下),对于每个个体都适用且不能存在歧视。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不能切断人们对水资源的使用,保护水资源不被个体水资源拥有者切断;除了保证接触到水资源,国家也需要确保那些因为不可控制因素影响到的人群接触到水,创造以及提高水供给。
  较差的水资源产权系统、实施状况、政策以及机构,易受影响的气候变化等结合起来对像巴基斯坦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从水文学上来讲,巴基斯坦也许不是一个水资源稀缺的国家;然而,水资源管理是巴基斯坦水资源的核心问题。一个正确沿用以及管理的水资源产权系统对于有效的水资源管理是基础的,而且对于克服水资源稀缺和贫困也是非常有效的。这对于巴基斯坦的淡水和地下水资源均适用。巴基斯坦曾经是一个水资源非常充足的国家,但是现在的水资源非常金正,而且到2025年会水资源稀缺。水资源产权系统,水资源分配系统对于不同的水资源使用者强调了不同的内容。最重要以及最严重的情形出现在灌溉用水上,以及巴基斯坦城乡的水供给情况中。不同使用者对水资源产权的违反;家庭、农业生产者和工业生产者产生是水污染、水资源短缺以及水资源使用负面影响的来源。正确的沿用以及管理水资源制度和产权系统有利于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分配、最大化以及管理来克服水资源短缺和社区福利的降低。
  巴基斯坦乡村的传统农业社区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来源于气候变化;水污染以及相关的环境恶化极大的影响着数百万的农民。地理上的变动,使用模式上的变动在家庭层面的水资源管理上有差异;国家层面上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差异也是非常大,即便在相邻的两个村庄也会有巨大差异。水资源的匮乏并不仅仅局限于没有清洁水资源的区域,那一个区域水资源的匮乏程度有多少标准可以来衡量呢?工业化城市的乡村,比如巴基斯坦的费萨拉巴德(Faisalabad)也面临着极速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未处理的工业废物以及生活污物等排放到流经这些村庄的河流。随之而来的水污染以及环境恶化对于这些村庄的水资源使用者而言是个新的挑战,因为他们会受到多维度的水资源短缺影响。本文使用一个社区内十个村庄家庭层面的数据来估计这些相邻村庄的水资源短缺程度。本文使用水资源短缺指数(WPI)来衡量水资源短缺程度,基于五个基本的部分:来源、可获得性、容量、使用程度以及环境。更广义的定义上来看,“来源”代表水资源的类型以及可使用水的多少;“可获得性”代表获得水资源的难易程度;“容量”代表水资源的总量;“使用程度”代表村民使用强度以及最后的“环境”代表这些村庄可能污染的资源。在这样的假定性条件下,水资源的稀缺性是多维度的,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得到这些村庄的WPI。本文的分析显示,WPI的五个主成份在这些村庄之间有着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源于距离与时间对汲水带来的差异,灌溉用水在农民间的分配,通过挖井等水资源管理带来的环境恶化。WPI的五个主成份对于分析家庭是缺水与否非常关键的,通过判断是否接近清洁用水来源或者远离污水来源判断。这些结论表明可以通过环境保护来管理水资源;以及如何在地方层面管理水资源以及采取相应的适应性举措。
  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中国家会精力水资源短缺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气候变化、水污染以及增长的需求,还因为可用水资源的非有效性管理,相关的基础设施会极大的损害巴基斯坦的农业经济。巨大的灌溉用水损失会因为过时的基础设施以及下游水资源的稀缺严重危及到农业基础的经济,而对水资源管理的投资有利于解决水资源的短缺,提高农民的福利。尽管灌溉农业消耗了世界上70%的水资源,仅仅40%用于作物生长上。这个结果来源于非有效的、过时的运河系统,60%仅仅用于灌溉;总体水资源利用率低于50%。为了减少水资源短缺的影响,对更好的灌溉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增加水流以及减少灌溉损失,因为到2025年,这些提高可以满足一半的水资源需求。Warabandi系统的水流和运河需求用于运河水的划分,并且可以用于巴基斯坦灌溉用水,但是这也面临着非常高的灌溉损失,不公平的水资源分布以及中下游的效率对水资源的使用有着负面影响。上述提到的挑战和现实情况表明对灌溉系统投资可以减少灌溉损失,提高灌溉效率。为了保证对运河水更有效的利用,提高现存基础设施是巴基斯坦政府1979年为灌溉农业设定的修复法令项目的优先考虑。自从OFWM项目开始,提高社区水流系统成为巴基斯坦国内外很多项目的重点。在当前水流系统的项目中,巴基斯坦政府补贴了80%的总成本,要求农业社区支付剩余的20%。因此,三种灌溉基础设施(线状、非线状以及部分线状)的开始在社区布局。缺乏远视的农民会放弃投入提高灌溉系统,而是投入于可以获得近期收益的活动,这可能需要50%的花销。因为灌溉农业会直接间接的影响到生命的满意度以及其他福利方面,这允许我们来评估水资源管理和灌溉效率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和家庭层面对水资源短缺的适应。本文适用于费萨拉巴德的乡村,来评估三种灌溉系统对福利的影响。本文使用中位数评估法来比较三种灌溉方式的农民的满意程度。使用这一方法本文发现,使用线状的农民的平均满意度高于非线状以及部分线状的。本文进一步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评估为什么线状带来的幸福程度最高。本文发现较低的灌溉成本对此发挥着重要作用。上述结果在水资源的可获得性,提高的灌溉网络和WB之间建立了相当强的相关性。因此,对线状灌溉系统的偏好这种乡下农民的理性行为会提高人们的福利。
  为了避免水资源使用未来的问题,水资源的划分和产权界定是有必要的,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水平。用于避免水污染的环境管制和契合基本人权的国家义务来避免损失也是有必要的。
计算机技术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人口的流动剧烈增加,这些都对我国公安部门的刑侦工作的信息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刑侦案件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于刑事犯罪情报资料,是公安部门刑侦管理工作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主要内容。刑事侦查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大大提高了公安刑侦管理工作的水平和效率。同时,为了提高刑侦信息的共享程度,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设计并实现一个具有较完善的系统功能和较稳定的系统性能的并且能够符合公安刑侦管理部门工作实际的管理信息系统已经成了目前公安刑侦部门的现实需要。
  本文首先在对系统的开发背景和刑事侦查信息化研究现状简单介绍的基础上,接着分析了本系统的主要业务流程,明确了其系统需求。其次,本文确定了刑事侦查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结构设计,并还从主要功能模块和数据库两方面完成了系统设计。接着,本文对本刑事侦查管理系统的开发和运行环境做了简单介绍后,重点介绍了本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实现。最后,笔者对论文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本系统具有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效率较高,且具有界面友好,简洁等特点,突出了刑警队长和警员互动和全程管理等特色,有利于提高刑侦工作的效率与管理水平。
  总之,本系统能够对刑事侦查进行全程管理,可以满足目前刑事侦查的网络化管理需要。在安全设计方面本软件重点采用了用户登录进行密码验证方法并利用了ASP自身的安全特性,在提高系统的交互性、安全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法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被害人的过错对量刑的影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仅将其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其实,在一些案件中,犯罪是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所发生的,若被害人的行为存在过错也会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在对犯罪人进行刑罚处罚时只考虑犯罪人的自身原因,而忽视对被害人过错因素的考量,那么做出的判决也会是显失公平的。因此,在法学界有学者呼吁将被害人过错作为一种法定的量刑情节,使被害人过错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这也避免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
  对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问题的研究,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国外的立法对被害人学理论研究较早,法律相对完善,趋于成熟。被害人的过错而导致的犯罪,犯罪人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过失,之所以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因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对犯罪人进行了刺激,从而使双方矛盾激化,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引发了危害结果的发生。通过对三个较为典型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阐明被害人过错对犯罪人量刑的影响。结合理论中对被害人过错的概述和被害人过错行为影响量刑的法律依据进行分析。
法律学(非法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司法鉴定实践中普遍存在引用外来专业意见的情形,笔者以法医临床鉴定中引用人身伤害医学鉴定的实证数据说明外来专业意见在司法鉴定活动中的普遍存在,总结认为,外来专业意见是在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鉴定人因专业知识或特定经验的不足,求助于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而提供的专业意见。研究外来专业意见是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态度的体现,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有利于发挥科学服务司法的积极性。外来专业意见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司法鉴定型与非司法鉴定型、依赖型、相当型及辅助型、知识型与经验型、检验型与检测型。外来专业意见依附于司法鉴定活动存在而存在,是内置于司法鉴定程序里的子程序,外来专业意见与一般专业意见的区别是为司法活动服务,外来专业意见与司法鉴定专业的知识体系不完全重叠,具有专业外来性,其知识体系更广泛,外来专业意见由意见提供人独立提供,不受非业务因素干扰。外来专业意见与会诊鉴定意见、技术审核审查意见、非司法鉴定专业意见有相同点,容易混淆理解,应注意区别,意见提供人与鉴定人助理、技术调查官、技术法官也有相同之处,应注意身份区别。
  外来专业意见生成程序由鉴定人决定启动,但需征得鉴定委托人同意。科学活动中争议理论客观存在,意见提供人独立自主工作,提供个人意见,不得为机构或他人意见所覆盖,这是保持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执业诚信是意见提供人工作质量的基本保证,鉴定人对此有担保义务,回避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形式要求,鉴定人应积极筛除有回避身份的意见提供人,鉴定委托人也可以对意见提供人提出回避要求。鉴定人应了解外来专业的技术原理和实验方法,要筛除伪科学或假理论,鉴定人对意见提供人的业务水平应作事前了解,对经验型外来专业意见,应选配职业经验丰富,业内评价好的高年资技师。外来专业的大部分属于检验检测行业,质量控制是其输出数据或意见公正可靠的基本保障,可以使管理更加科学化、程序模式化、意见信服力增加,外来专业意见生成程序中要对人员资质、环境场所、方法程序、仪器设备性能、标准物质和试验耗材制定遵循文件和操作手册,还可以通过实验室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的外控措施保持工作质量。
  外来专业意见须经鉴定人审查后才能采用,基于“捆绑关系”和责任承担转移的特点,鉴定人应尽审慎审查义务,审查意见提供人的资质水平、技术原理和方法的科学性、实验场所的环境条件以及设备的性能稳定性,其中对非标方法不应全盘否定,应尊重实务习惯具体分析。鉴定委托人对外来专业意见可以提出异议,认为存在操作不规范或怀疑意见偏差,可以要求鉴定人重新审查,也可以旁观审查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强调庭审活动的亲历性,外来专业意见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目前对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的庭审质证虚化,这里面既有制度的设计缺位、专业人员业务自信不足等原因,也有物质补偿不到位、法官盲目的职业自尊的因素。司法界应去除对专业意见的盲目信任,制定专业人员的出庭规定,完善交叉询问规则,参照专家辅助人制度,强化对外来专业意见的庭审质证。
  外来专业意见生成程序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为意见提供人和鉴定人,意见提供人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主要表现为违约责任,意见提供人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不成立,因为鉴定人与意见提供人属于技术咨询合同关系,意见提供人的加害行为与当事人的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被鉴定人中断,由错误外来专业意见导致的侵权责任由鉴定人承担。委托人对意见生成程序的启动与实施拥有知情权,并有权选择意见提供人,特定情形下还可以否决外来专业意见,当委托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可以主张违约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也可以向鉴定人主张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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