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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迀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社会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民族认同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纵观整个研究进程,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独特的国家构成形成了如今多个民族共存的国家现状,由此,学界更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对本民族、主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研究上。在众多的少数民族认同研究中,关于蒙古族的民族认同也主要是研究了在他族包围的环境中长期生活的蒙古族的民族认同、民族心理、国家认同和文化适应等状况。但是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个体流向城市,对于散居在现代化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现状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
  本文试图通过对于长期生活在S市的蒙古族群体的生存现状的深入了解,探讨定居于现代化城市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群体在对主体文化认同接纳的同时,民族之间是否存在着界限?该群体是如何来固守自己对于本民族认同的界限的?在族际界限的维系过程中城市中的蒙古族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固守民族界限的原因。经过民族认同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资料的整理,定居在S市的蒙古族群体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远离自己的家乡,生活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现代城市生活中,生活方式、文化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时至今日,他们对自己蒙古族的民族身份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心理以及民族归属感,在行动以及心理层面仍然努力坚守并维系着作为蒙古族这一民族群体的界限。深入的了解研究表明,对于本民族的民族界限坚守和认同,是一条牢固维系着散居在现代化城市中的蒙古族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本文的相关的研究资料的收集过程中,为了更好的获得 S市的蒙古族对于本民族的认同心理和民族意识的真实的材料,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相关的研究资料的收集。从本文的内容结构上看,主要分为引言、主要内容三章和结语等三部分共五章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国内外研究的综述,相关理论视角,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与目的等。第二部分也是正文部分,主要是介绍了沈阳市蒙古族的概况;关于S市蒙古族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进行民族界限维系的现状,分别从历史记忆、宗教信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社会活动等方面切入进行关于民族界限维系以及认同的现状探析;同时对于S市的蒙古族群体在民族界限维系的过程中的民族认同的重构、程度和断裂与延续性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蒙古族对本民族界限坚守和民族认同的原因探析。最后一部分为结语部分,通过对于本文的研究深入了解长期生活在现代化城市中的蒙古族群体,他们一方面在基本完全融入和接纳认同城市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同时,另一方面却仍然在现实的生活中无论是在行动还是在内心深处仍然对于本民族与他族之间的界限进行坚守,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努力的维系着本民族与他族之间的界限,对于本民族的认同虽然在重构与认同程度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并没有因为生活方式或者文化形式的接纳而磨灭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的认同心理。
民族学 延边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文化适应作为人类学领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题之一,一直受学界所关注。本文通过对在延韩国商人的个案研究,考察作为迁移者的韩国商人在延吉的文化适应过程。主要梳理韩商来延的大环境以及延吉市招商引资软环境,剖析其来延的动因、途径和种类,指出韩商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困惑和影响因素,并从政策、社会、文化、个人等层面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本文主要采用宏观的参与观察法和微观的深度访谈法,结合文献资料查阅,以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做支撑,以典型的个案研究以及日常生活关注所得信息为依托,重点分析韩国商人在延吉的文化适应及与“同源异流”的朝鲜族的认同模式及特点,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主要梳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并回顾国内外有关华侨群体的适应形态以及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北京韩国城、青岛韩人社区、延吉的韩国人等群体认同建构的过程和变迁模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从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阐述延吉市招商引资的软环境,描述了建交以后中韩之间的经贸合作、族际互动、文化交流、人口流动等。
  第三章着重梳理在延韩国商人的基本状况,分析了韩商来延的动因、途径,以延吉的韩商商会会员的典型个案,阐述其文化适应的过程。
  第四章以文化适应的理论,阐述在延韩国商人文化适应的类型及韩商在延文化适应中面临的困惑。
  第五章指出韩商在延文化适应中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并从政策、社会、文化、个人等层面提出几点思考。
  第六章结语。
人类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融入一直是中外学者致力研究的话题,移民群体的融入程度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稳健发展的力量源泉,民族融入不仅与个体的发展相关,同时影响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民族融入所产生的问题,探索解决新路径,并加快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
  H大学自2011年实施“对口援疆定向招生计划”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揭示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与其所存在的问题和难题。基于此,我选取H大学新疆地区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该群体融入主流校园文化生活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通过研究新疆地区大学生适应主流校园生活的进程,发现在该群体在融入主流校园文化过程中存在水平两极化、融入进程相对缓慢等问题。此次研究探讨了影响新疆地区学生融入主流校园生活的因素,并最终得出新疆地区学生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能够有效融入主流校园生活、但民族认同、心理认同以及宗教信仰并不能完全融入主流校园文化,他们的民族融入具有“两面性”等结论。
  研究将为新疆地区学生融入主流校园生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能够为有关部门及学校加大对新疆地区学生的重视和管理做出贡献。
社会学 赣南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被称为“客家人的奥运会”,它是海内外客属华人联络乡谊和进行跨国、跨地区交往的重要平台。自1971年9月在香港召开以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目前已经走过43个春秋,先后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27届。每一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召开,都得到了世界各地客属社团的积极响应,参加的客属社团和代表一届比一届增加,大会的规模、活动内容和社会影响也逐届扩大。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首先对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前身——香港崇正总会的历史以及海内外客属社团的成立与发展的情况进行了介绍,阐明了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肇始与发展;其次是梳理了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筹备与召开流程,进而发现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召开的模式和历次发展状况,展现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组织运作情况;最后通过对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一些具体环节的研究,来揭示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特征与功能。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轮流召开,加强了海内外客属华人对客家族群身份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历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会徽和吉祥物以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的环节,促进了客家文化的发展,是客家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次次书写与建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经济功能,扩大了举办地的对外开放,加速了举办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政治功能,使得客家人在共同的文化心理的族群认同下,加强了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新疆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大量的农村人口由于各种原因纷纷进入城市,其中也包括了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所以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渐增多。部分少数民族,例如新疆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原居住地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与内地城市有着较大的差异,当他们进入城市时要面对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的双重挑战。所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进入城市后都不同程度的面临着如何适应的问题,并且在适应的过程中对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等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首先可以发现他们在进入城市后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其次可以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对于这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当前社会各界的研究却相对不足。
  本文以广州市越秀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以民族和行业作为分类依据,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采用调查问卷、深入访谈和文献法等研究方法,运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他们城市适应的过程,包括进入城市的原因,适应中遇到的困难、原因等方面,通过对不同民族、不同行业的适应特点进行了对比,并根据调查数据和相关文献总结了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中遇到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笔者的对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对部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说,城市与民族地区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环境。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要经历地域上的转变,还要经历不同文化上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不断适应城市。现阶段,对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在城市少数民族数量急剧增加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研究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实际状况,对于学术和现实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有助于城市管理部门、城市原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了解,促进他们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的沟通交流,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城市,促进城市民族关系向和谐团结的方向发展。
人类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香港这个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国际都市,生活着大量的国际难民,他们基本来自南亚和非洲国家。在申请难民身份期间,他们并不能离开香港,而这个申请和等待审核的过程又是遥遥无期的,这导致他们已经长期滞留在香港达数年甚至超过十年的时间。不同国籍的难民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地区和不同的群体互动方式,他们融入香港本土文化和生活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由于香港并没有加入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香港政府并没有直接义务去援助这些难民。现今香港难民的免遣返待遇,是基于《酷刑公约》向香港入境处申请“酷刑申请”,或按《香港人权法案》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以及按《难民地位公约》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难民迫害”申请。然而,这也未必能确保他们一定能滞留在香港而不被遣返。更何况,香港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加剧着他们同香港社会之间的矛盾。
  他们在香港主要有三个聚居点:尖沙咀重庆大厦、深水埗黄竹街以及元朗的横台山。尖沙咀重庆大厦作为一个制造香港少数族裔表象的地点,汇集了所有外籍人士可能拥有的身份和角色。这里有南亚和非洲难民,“真难民”每日躲在房间里,“假难民”卖力地工作着,而“北非帮”则游离于他们之外,露宿街头。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深受这个空间的影响,从而成为这个巨大舞台的一部分。生活在深水埗黄竹街生活的基本是南亚难民。他们以深水埗成衣街为依靠,聚集在此“非法打工”。他们全部都申请了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每个月提供的住房和食物补贴。生活在元朗横台山的主要是非洲难民,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非洲难民已经同香港人结婚,有些已经取得身份证,可以应聘正式工作,或者为自己经商提供更多的便利。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之后,他们能更好地享受在香港的新生活。
  本文旨在研究他们是如何作为难民以及少数族裔在香港生活的,如何看待作为故园的祖国,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以及融入香港社会,已经与香港居民通婚的难民是如何看待这个新家园的。
中国少数民族史 烟台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跨界民族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研究方向。中国朝鲜族和蒙古族都是跨界民族,这两个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对于这两个民族如何成为跨界民族以及他们跨界后文化的传承和对各自国家的影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对朝鲜族和蒙古族进行比较研究,采用文献法、定性分析法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朝鲜族和蒙古族之异同进行深入的探究,梳理和比较这两个少数民族的在20世纪发生的变化,既能够在战略上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又能从实际角度捕捉到对跨界民族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的端倪。
  本研究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指出研究比较研究蒙古族和朝鲜族的选题背景和意义,集中概括了朝鲜族和蒙古族两族关系的阶段性研究现状和成果,以及本文撰写采用的几种研究方法。第二章比较了朝鲜族和蒙古族形成的异同。二者都是跨界民族,也是跨境民族、跨国民族。在民族形成过程中都深受土匪之害。朝鲜是为躲避自然灾害从朝鲜半岛跨境到达中国,经过长期与中国其他民族交融而形成的。蒙古族俄国策动蒙古上层王公独立,形成外蒙古并建立蒙古国的事实,才形成跨界民族。第三章比较了朝鲜族和蒙古族在文化教育上的异同。两者都传承和发扬原有的民族文化,同时也都面临接触异质文化的挑战。不同的是,朝鲜族的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蒙古族文化是建立在大草原的游牧文明之上。第四章比较了朝鲜族和蒙古族在宗教信仰上的异同。民族与宗教渊源极深。两者都有宗教信仰,但是蒙古族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朝鲜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第五章比较了朝鲜族和蒙古族在民族融合和人口变迁上的异同。朝鲜族和蒙古族在日常的交往中,必定都与其他民族产生一定的交融。但蒙古族迁移的地区仍在草原附近,而且蒙古族较少跨国迁移。国内朝鲜族迁往中国沿海地区,国外仍有部分朝鲜族迁到国内,形成了一个迁移的对流。第六章比较了中韩对朝鲜族和中蒙对蒙古族影响的异同。中国少数民族的立场是一贯的,无论是朝鲜族还是蒙古族,都享有中国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随着中韩建交,韩国开始重视中国朝鲜族的独特桥梁作用。蒙古族在发挥中蒙两国桥梁作用方面有待于提高和发展,也可以借鉴朝鲜族的成功经验。第七章结语:主要是对本文进行了深入性的总结并说明了本文的创新之处。
中国少数民族史 烟台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对口援疆”政策的推广,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一些维吾尔族农民跨省到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务工,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较受社会关注的一类人群。这些经由政府组织、介绍来到沿海地区打工的维吾尔族青年,由于受劳务输出地----南疆地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的限制,无法实现在当地的劳动力转移就业,来到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务工,这不仅增加了维吾尔族务工人员的家庭收入,脱贫致富,而且缓解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务工荒”的问题。而对于这些到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企业务工的维吾尔族青年来说,他们在语言、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会面临比其他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因为这些维吾尔族务工人员的务工地点与其世代生活的南疆民族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劳动方式,他们要适应来自语言、宗教、习俗、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如果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以及企业等方面组织工作不完善,就有可能对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选题意义、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和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介绍了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分析整理问卷相关数据,对维吾尔族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以及他们的城市生存、适应与融入等问题进行了表述;第四部分,根据调查中发现的维吾尔族务工人员在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赴内地务工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员适应发展的举措和建议,希望各社会主体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为新疆维吾尔族务工人员适应、融入现代化的城市发展,以及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新疆民族众多且民族关系复杂,是受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地区之一。随着新疆社会经济的加快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日趋变化,新疆的族际交往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对新疆族际交往进行研究,对于丰富社会学、民族学关于“民族交往”理论的个案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对新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巴里坤地处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文化相对独特。因此对当地的族际关系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试图通过深入实地调研,探讨新疆巴里坤哈汉族际交往,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族际交往研究提供一些可参考的素材,也能为巴里坤制定相关民族政策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依据。
  笔者采用了问卷调查、实地调查与文献阅读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人口与居住环境、语言使用、风俗习惯、族际通婚、社会交往五个层面调查分析了巴里坤镇哈汉民族的日常交往情况。通过对以上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巴里坤镇的哈汉交往呈现良好态势,但由于哈汉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因此,哈汉民族在日常交往中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在巴里坤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巴里坤繁荣发展的根本。
  对于如何构建巴里坤和谐的民族关系,笔者认为,在巴里坤,要大力发展经济,缩小哈汉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要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哈汉民族间的交往意识,加强民族知识的教育,增进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民族交往的社会素养;要加大文化交流,增强哈汉民族间的社会凝聚力,吸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精髓,淡化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消除民族间存在的隔阂与误会,才能使巴里坤各族人民繁荣昌盛;在巴里坤镇哈汉民族日常交往的过程中,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的交往态度,进行积极有效地调试必将有利于哈汉民族间的交往,有利于增进哈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宗教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十分迅速。由于这一时期的西域僧人在中原的河西一带以及南北方地区采用各种方式传教,同时将西域文化带入中原,使得佛教文化有机会与中华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在佛教、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论文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以《高僧传》为例,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僧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来分析这一时期西域僧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并通过研究他们译经、义解、习禅、明律以及与帝王、士大夫、文人、平民的交往等社会活动,来探讨他们在促进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从而构建中华大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本文围绕上述观点,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证: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僧人在中原地区传播佛教,对佛教译经事业、佛教戒律和佛教仪式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鸠摩罗什先后组织过逍遥园和大寺两个译场,翻译出了74部佛经,共384卷,对佛教译经事业贡献甚大。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僧人受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也开始参与清谈,以般若学比附玄学,他们以玄解佛的独特方式吸引了众多名士,从而改变了玄学的发展趋势。这不仅广泛传播了大乘空宗思想,还促进了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第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僧人在与名士的交往中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创作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方面对后代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有些高僧还被后世誉为僧人文学家。第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僧人在传法过程中也将西域的独特艺术引入了中原,对中原地区的佛教发展、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音乐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月氏人支谦曾经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他的这一创作对于赞呗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后来他还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了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第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僧人除通晓佛经外,在天文学和医学方面也有着高深的造诣。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及其译经活动,将西域的一些天文学和医学知识传入中原,逐渐影响了中原人的知识体系,促进了中原地区科技的发展。
  论文试图通过研究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下西域僧人积极参与中华文化建构的意义,为丰富我们研究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悠久联系以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之脉络的理论成果略尽薄力,在认同模式、价值立足点、各民族文化共同特征等方面能为建构新时代大文化格局、推动民族大融合、汇聚文化力量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
全球媒介与传播 复旦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我们需要谈谈“种族”!
  在西方世界,人们对于谈论“种族”而感到不安。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以肤色来理解世界,在讨论肤色背后有谈论“种族”而关系到政治正确性的考量。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谈论某人的身体特征和肤色是被普遍接纳的。在中国,有被认可的55个少数民族和一个占大部分人口的汉族。然而,尽管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种族”框架,中国的这种模式排斥和歧视了其部分公民。事实上,在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孩子是混合婚姻和全球移民运动的产物。
  我们的论文将探讨娄婧(音译)的案例,她在上海出生,但拥有一位非洲裔的父亲和一个中国母亲。她参加了一个电视选秀节目,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探讨和争论。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报纸所进行的内容分析,我们将寻求针对“民族”分类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淘汰这一情况的理解。
  在对这一案例的观察中,本文应对中国的种族化状态进行评估,并对汉族多数人的霸权创建一个边界。因为本项目借鉴了从前“白人”多数霸权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深入了解“种族”思想在不同社会的状态,更好地理解全球各个社会体歧视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文化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因素。在我国,文化从诞生起就承载着文化软实力的底蕴,它不断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人文教化功能,使不同的民族在文化认同的曲折过程中实现融合,最终融汇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本文以内蒙古中部的敕勒川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其独特地域性与多民族性。在此基础上,得出其所形成并且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对当代的意义。
  敕勒川文化研究的地域范围,是阴山两麓、黄河两岸,由黄河冲击而成的平原地区,涵盖现在内蒙古五个盟市在内,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部沿黄河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自古以来,敕勒川地区繁衍生息过众多的民族,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使该地区逐步由游牧文明逐步过渡到农耕文明,如今敕勒川地区正在向工业文明迈进。研究敕勒川文化中的地域性与多民族性,有利于挖掘敕勒川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能够为内蒙古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一定支持。
  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是敕勒川的地域性与多民族性。全文分为四大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为敕勒川文化概述,简要对文化理论做了介绍,并且定位敕勒川文化为广义的文化。虽然敕勒川的历史悠久,但是敕勒川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还是在近几年,概述部分分别从敕勒川的历史发展渊源、多元统一的特色以及敕勒川文化所展现出的文化精髓来论述,对敕勒川文化作了相对全面的介绍。第二部分研究敕勒川的地域性,对于敕勒川范围的划定、敕勒川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地域标志是什么,以及敕勒川的位置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是研究敕勒川文化地域性的重要内容,此外,敕勒川与“走西口”也有割舍不断的关系。第三部分为敕勒川文化的多民族性,敕勒川从古至今生存过诸多民族,本文列举了部分对敕勒川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族,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敕勒川地区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些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敕勒川文化的时代精神,弘扬敕勒川文化,对于当今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史 烟台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各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我国理位置,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科技文化进步,百姓生活条件比较好。尤其是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城镇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西部内陆边远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差距进一步拉大。而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他们为了改善经济条件,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为了满足基本的经济文化生活需求,于是,许多的少数民族人口选择离开她们传统的生活聚居地区,先后来到东部沿海地区,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发展。
  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了她们的生活状况,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交流,同时也丰富了东部沿海地区不同的民族文化。但是由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适应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矛盾,这不但阻碍少数民族人口个人的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以,认真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适应与发展是一个关乎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生活在烟台的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实地调研,指出少数民族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适应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如语言使用、政治权益保障、户口解决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剖析其原因,探讨相应的对策建议。
文物与博物馆 厦门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蒙元时期,蒙古族统治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这是中国历史上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直至1368年,元帝国才最终崩溃。元明之际,元顺帝虽退至塞北,但保留有完整的政治机构和军事力量与明朝廷对抗,北边防线警报频传,严重威胁着明朝边疆的安全。对此朱元璋深知这关系到新王朝的安危,因此制定了“威德并施”的政策来解决蒙古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将故元官兵进行移徙,移徙数量之大,历时之长,过于前朝,成为明初最受关注的历史事件。洪武二十年,作为元王朝最后的抵抗势力盘踞在辽阳金山的纳哈出,也最终归降明太祖,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元明朝代更替的尘埃落定,明朝最终统一中国。
  民族移徙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域空间转移到另一个地域空间,更主要是这个过程中与其它族群所发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于整个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我国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由来已久,在南方更是形成了许多单姓的宗族村落,这样的村落一般以一个姓氏为主。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山区的洪厝坑正是这样一个村落,村里绝大多数人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姓氏—出姓,他们自称是蒙古族的后裔。
  本文拟以涂岭洪厝坑蒙古后裔聚居村为代表,首先,从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村落布局和人口这几个方面对涂岭以及洪厝坑的概况进行描述;第二,充分运用史料以及家谱材料对福建蒙古族出氏家族的情况予以梳理和论证,并从这一角度分析明清时期的民族融合以及纳哈出出史事;最后,与入闽其它蒙古族家族比对,从一个侧面论述明清以来民族融合情况以及内迁蒙古人的安置史事。
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确认的少数民族共计55个,加上汉族,组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不断完善与进步,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民族成员间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在面对不同于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语言、宗教等,不同民族成员表现出迥异的态度与行为,这便涉及到了民族认同问题。而在校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的有效保障,他们的民族认同现状直接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学习乃至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安定。
  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内蒙古地区蒙汉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蒙汉大学生作为一个庞大、敏感的群体,他们的民族认同情况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民族的发展方向、国家的方针政策。本文将民族认同分为认知、情感、评价、行为四个维度进行深入探析、了解,对内蒙古地区的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以及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四个院校的674名蒙古族大学生和699名汉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差异性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所获得数据进行分析。与此同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结合公民教育,给予巩固民族认同等问题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
  蒙汉大学生民族认同的总体状况良好,在对两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时,并不存在较大差异,认同现状基本同等。而对蒙汉大学生民族认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用语、主流文化、非同族朋友数量、生活环境等是影响蒙汉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因素。
  将公民教育与国家的发展现状、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分别结合,用以规范蒙汉大学生的行为标准、道德品质、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最终达到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为将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始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方针贯穿于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团结各民族、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理顺情绪,为湘西州各项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湘西州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的文化适应,以及如何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是我们调查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此,为全面掌握湘西州的民族关系发展情况和为本篇论文写作搜集有力的支持材料,笔者于2013年7月中旬至8月末,深入湘西州,通过深度访谈、开座谈会和收集资料等多种方法,对该地区土家、苗、汉族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及社会环境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随后,对所获取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归纳与分析总结,并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视角,分析和探索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对策,以期促进湘西州乃至全国自治地方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具体来说,本篇论文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引言,介绍了本篇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和国内民族关系的研究动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之处及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第一章,简要描述了湘西州的自然地理概况和民族人口分布,对湘西州历代的建制沿革也进行了叙述。重点对湘西州民族关系进行了历史回顾。第二章,从居住格局、民族意识、民族交往和族际通婚四个方面对湘西州进行实地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得出结论。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湘西州现阶段的民族关系特点。第三章,概括了当前湘西州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这五个角度对其进行具体分析。第四章,对于如何促进湘西州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对湘西州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和预测。
  总之,湘西州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谐的,符合当前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稳定的大趋势,成绩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从长远来看,湘西州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仍存在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对促进湘西州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在干部大会上,对于内蒙古的各项工作提出“8337”的发展思路。其中提出要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体现草原文化的发展要求。王君在锡林郭勒盟调研时也强调,要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保护优先原则,把锡林郭勒大草原保护好。民族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里最灿烂的瑰宝,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尤其是随着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不断索取,使得民族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流失和破坏。因此,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部分是对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的概述。首先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及其意义做了阐述;其次探讨了文化及民族文化的内涵;最后就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的互促关系做了重要的论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部分探讨了锡盟的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首先介绍了锡盟的生态环境现状,其中包括地貌、气候特征,水文、土壤、植被特征,以及土地生态状况与土地退化状况;其次探讨了锡盟的民族文化,包括民族人口概况、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文化;再次探讨了锡盟生态改变下的民族文化变迁;最后探讨了锡盟民族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包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资源的节约,对简朴的崇尚的思想等。
  第三部分探讨了锡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首先讲了生态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积极影响以及民族文化在生态环境影响下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了民族文化在生态环境影响下出现问题的成因;再次探讨了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说明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是绝对的。
  第四部分是对锡盟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民族文化发展探索。首先是对锡盟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探索;其次是对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探索;最后针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发展提出了具体的策略。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两点。其一,国内学术界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民族文化的著作少之又少,作者涉足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探索与创新性。其二,选取锡林郭勒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锡林郭勒盟境内有草原,是北方重要的生态防护区。近些年,由于人们的不合理、无节制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得锡林郭勒盟生态系统恶化,其民族文化也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因此,论文的重点放在了探寻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途径上,放在了如何保护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上。
人类学 宁夏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56个民族的文化是多元,多元的民族文化因处于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又呈现出多样的文化形态。作为多元民族文化之一的回族文化,处在齐鲁文化的濡染下,实现了齐鲁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有机结合,多呈现出一种以“伊斯兰文化为体,齐鲁文化为用”的回族文化形态。本研究特选取山东菏泽牡丹区都司镇西马垓行政村为田野依托,进行田野调查,着重分析了西马垓回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关系中有机结合的伊斯兰文化与齐鲁文化,并由此更好地获得了适应性发展的状况。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文的概述,主要阐述了研究山东菏泽回族社区的缘起、意义,有关的回族社区及其文化的研究综述,研究西马垓行政村所涉及的研究理论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体,包括西马垓行政村地理与人文历史环境、西马垓回民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西马垓回汉民族关系四个部分:第一章叙述了西马垓行政村沿河而居的自然地理环境,齐鲁文化濡染的社会人文环境,外地徙居的历史环境;第二章介绍了山东及菏泽清真寺的概况,西马垓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及历史演变,西马垓清真寺的管理和财政支出状况,西马垓回民的“认主独一”和“五功”履行;第三章解读了西马垓回民“围寺而居”和高低有序的民居建筑,以“孝”为中心的西马垓家族、家谱、墓碑,“六礼”与念“尼卡哈”相结合的婚姻仪礼;第四章分析了西马垓的民族构成及回汉混住的居住格局,经济、文化、婚姻、生活等方面频繁的族际交往,居住格局的交错程度、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差异性、民族间的交往了解程度、文化的共同性、民族认同程度、乡土认同等影响西马垓回汉民族关系的社会因素。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结论,总结了西马垓回民的宗教信仰、习俗、回汉民族关系中有机结合的伊斯兰文化和齐鲁文化,认为:伊斯兰文化和齐鲁文化的有机结合并不是这两种文化的相互牵制,而是像一个生物体的各部分互相关连,相互取长补短。由此形成的“伊斯兰文化为体,齐鲁文化为用”的回族文化形态始终把以宗教信仰和与之相匹配的风俗习惯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作为主体,同时采用与伊斯兰文化不相违背的具有共通性齐鲁文化成分,从而减弱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反差,增强了民族文化间的共同性,这就为回族的生存发展营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进而促进了回汉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推进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所以,散杂区回族社区既要维系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又要将伊斯兰文化与本民族所处地区的人文环境有机结合,在碰撞、借鉴之中不断繁荣壮大,才能更加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获得新的适应性的发展。
人口学 中央民族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指流动人口实现由外来人向本地市民的整体转型并实现身份认同,最终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现阶段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已达26,139万,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长了81.1%。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呈现出流动时间长期化、流动方式家庭化的趋势。因此,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首要目标,也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伴随这种发展态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等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多地阻碍和排斥。虽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必然存在逐步磨合的过程,但是他们的社会融入不仅事关个体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各民族的合作交流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正视问题,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索改进的途径,进而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进程。
   基于此,本研究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基础上,结合深入访谈的资料,选取了经济融入、行为适应、心理认同三个维度对社会融入程度进行测量。研究通过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概述了研究缘起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回顾;第二章研究方法介绍了研究设计和调查、统计分析方法;第三章描述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和流动方式;第四章描述性地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第五章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普遍较低,尤其是在经济融入和行为适应方面,并且在各维度均低于汉族。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并不是所有民族的社会融入程度都低于汉族。例如,朝鲜族和蒙古族在三个维度上的社会融入程度都要高于汉族。
   第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程度低的问题根源并不是民族属性,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双重作用下,人口构成所呈现出的“弱势化”。宏观方面,受到城乡二元体制和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农村户口以及中西部地区流出的少数民族人口在社会融入处于劣势。微观层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个人素质和流动特征对其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显著,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和所处职业阶层。
   第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已经出现区隔融入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区隔也会越来越深入和稳定,逐渐发展为区隔融合论所阐述的那样,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会因向主流社会的融入受到阻碍,逐渐陷入到了城市的贫困文化中。
   因此从现阶段开始,城市管理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为其提供必要的技能、语言培训以及工作机会,加快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脚步,从而减少其融入城市贫困文化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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