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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是中央办公厅于1969年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办的一所下放干部劳动和学习的学校。“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绝大多数干部被揪斗、被定罪,以致中办工作秩序陷入混乱。后中办为了对这些“有问题”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和审查,将他们安置在“中办学习班”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然而,学习班并不能使广大干部走上所谓的五七道路。1969年10月,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名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的文章后,意识到创办五七干校既能贯彻落实他的《五七指示》,又能将全国引上五七道路,还是个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于是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此项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了大批的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是为其中的一所。
  1969年1月,原中办干部、军代表、工勤人员等1500余人一同下放至中办五七学校,直到1979年1月该校才被正式撤销。其十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开办与成名阶段,办校一年多,该校就凭借出色的办学经验获得了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的称赞,一跃成为全国五七干校的典型;第二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后至粉碎“四人帮”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调整与巩固阶段,学校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及分配政策皆有所调整;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动摇和消亡阶段,粉碎“四人帮”以来,该校学员对五七道路及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产生了厌恶及抵制情绪,甚至不断与校领导进行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学校撤销。
  中办五七学校在创办和成长的过程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为指针,坚持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的原则。换言之,创办以来,该校以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为目的,以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及生产劳动为主要教育内容,辅之以插队锻炼。其中就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而言,校内广大学员不仅要接受政治思想路线教育,还要参加批“刘修”、“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就生产劳动而言,广大学员不仅要参加各类农业活动,还要参加各类工业活动。
  中办五七学校在其创办的十年间,凭借着出色的办学成绩、中共中央的重视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对全国各地五七干校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此外,该校也给广大学员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对学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伤害了学员及其亲属的情感;助长了学员“左”倾错误思想。另一方面:磨练了学员的品格;锻炼了学员的身体;密切了学员与群众的联系等。然而,该校给学员带来的消极影响远高于积极效应。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对湖北省赤壁市文清村土地改革的调查中发现,在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中,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众动员运动,这些“因地制宜”的民众动员运动在当时的文清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广大农民树立了阶级意识并且打垮了地主阶级,从而巩固了党的新生政权。当时对文清村进行的民众动员运动是经过了中共的精心选择的,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选择性”的民众动员?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前后三次进村调研,通过对湖北省赤壁市文清村17位老人进行深度口述访谈,再现历史原貌,试图找出这些“选择性”民众动员出现的原因,以及其表现手段和对土地改革的效应影响。调研表明,“选择性”民众动员是在一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通过这些“选择性”的动员手段对当时土改的进行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选择性”民众动员手段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巩固了新生政权,密切了党群关系,还提升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心理与政治地位。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农民对于土地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土地可以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生计来源、养老保障乃至生活的希望所在。对广大的中国乡村民众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们渴望的一种生存方式。农民离不开土地,同时土地也是关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核心问题。迫于战争、灾荒、残酷的封建剥削等因素的严重影响,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主地现象。因而趁乱占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不会轻易转让自己的土地,在自给自足为主要土地关系的时代,如何名正言顺地占得土地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出发,对农村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并翻身做了主人。同时,这场运动由于处在政权重建和资源再分配的时期,不少农民抓住机遇多占得土地,并使其利益合法化。
  本文以安徽省阜阳市曹寨村为口述史调研点,以经历过当时土改运动的老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老人口述资料的梳理,探讨这一地域特殊的“占地行为”。本文按照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从占地原因、占地过程、占地后的影响再现这个地区土改占地过程的全貌。结合当地特殊的占地传统,分析当地土地改革时期占地如何高效地进行。通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土改前夕,农民在自家生计受到威胁、在无政府保障权益的混乱情况下出现占地现象,这是农民迫于生存需要的选择;土改时期,在政权重建和资源再分配的大背景下,农民在个人权利受到保障的情形下,紧紧抓住翻身和产权重构的机遇,将占地的传统带入土改之中,成为当时特殊的订婚占地现象。而这一现象反映了特殊时期农民的土地观念的改变及不断深化,以及在当时的地权实践,进一步也引发了作者对占地行为的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逐渐燃烧到中国边境,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了支援在前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发起了一场从物质上、道义上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积极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普遍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本文以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0-1953)为背景,把广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来研究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的宣传动员工作。主要对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开展经过、主要内容与形式以及成效和社会影响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从理论上思考和总结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在导言部分,主要研究选择该题的缘由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国外学术界对抗美援朝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本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即刚刚解放的广西经济遭受破坏,土匪、恶霸、特务等反动势力威胁新生人民政权,对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起到一定阻碍;建国初期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建立比较健全的政府组织机构为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平签名运动的广泛开展为宣传动员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过程。本部分通过从初步发展、普及、持续三个阶段归纳总结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过程。
  第三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本部分论述了宣传动员的主要内容,包括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声援朝鲜同胞;揭露美帝暴行,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美国的侵略本质;歌颂中朝友谊等。宣传动员的主要形式包括通过报纸宣传、广播宣传、广泛采用各种艺术宣传等展开论述。
  第四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社会成效。包括全省各族人民积极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等物资,支援前线,推动了爱国捐献运动的广泛开展;广大青年工人和学生踊跃参军,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去;前线医务工作者短缺、医疗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医务工作者纷纷报名奔赴前线,参与援助;饮水思源,广大人民群众怀着感恩之心,促进了广西优抚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五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动员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宣传动员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重视宣传队伍建设是宣传动员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宣传形式的灵活性、多样性是宣传动员工作取得成效的必要因素。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飞速传播的今天,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在宣传动员过程中要牢固树立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宣传形式与时俱进,注重宣传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选取河南省义马市(渑池地区)石门村作为研究土地改革的个案,通过对12个经历土地改革老人的深度访谈,运用深度访谈法、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石门村的土地改革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笔者在对老人的访谈中发现,石门村的土改一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从一开始的蜻蜓点水隐藏着农民对于这一新政策的种种顾虑,到蠢蠢欲动后的政治参与躁动,到最后积极热情的全身心投入。了解其心理变迁和行为逻辑之间的差别关系,有助于理解农民在土改中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心态,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探索农民的行为与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这对于还原,探索历史有着更为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文章认为,在土改政策推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历史,现实,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农民的心理变化促使农民从众行为方向的转变。由于政策刚开始时的不成熟,村庄大环境没有得以彻底翻转,在心理上导致农民不敢出头,到解除农民心理负担后,农民心理上开始接受土改政策,再到土改营造的浓烈氛围中农民对土改的热烈支持心理。在行动上农民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行动。从一开始表现的群体性的沉默到普遍性在行动上的一种萌动状态,以及随后表现在对土改政策的积极行动上。本文也试图通过对农民行为的描述揭示传统的文化认知,生存环境,群体行动等因素对农民与政策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先后经历了多项土地改革指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实行的土改政策也是不同的,采取了不同土改措施地区土改的形式在东北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大多数人认识到的东北土地改革都是暴风骤雨般,事实上这并不是东北土改的全部情况,在东北解放后的土改地区相反贯彻了和平土改,减少流血斗争,稳定了地区农民尽快恢复了生产为全国地区的解放提供后方支援。
  辽沈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东北全境解放,解放后土地改革的地区称为东北新解放区,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对农民的生活影响较大加之面临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吸取老区在土改中“左”的错误的经验,新区实行和平土改的政策。本文以东北新解放区的地区之一作为调查对象,是十位亲历土地改革的老人作为访谈对象,探究东北新解放区如何实现和平土改。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和平土改政策的提出是以东北地区稳定人心、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背景条件,基于此提出了和平土改的政策目标,和平土改政策是实现东北新解放区禁止武斗的土改保障,基于政策的规定东北新解放区从土改宣传动员到最终分地要以“文斗”为具体指导思想实现土地改革的目标。一九四七年共产党部队进入调研地区首先成立了农会以分浮产,没有进行其他的土改过程。一九四八年正式开展土改后,执行和平土改的政策,初始宣传阶段采取了组织农会干部学习政策、以典型宣传和群众大会集中宣传这一由小及大范围的方式,树立农民和平土改的意识;在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工作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农民的斗争情绪被激发,而农会干部脱离了政策原则没有制止农民的跑偏行为,从而出现了偏离和平土改原则的武斗行为;在此情况下以工作队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贯彻和平土改的政策规定及时采取了从斗争对象规定、引导农民对政策有先进的政治觉悟和现场的监督三方面的纠偏机制,并最终以有序、无争执的分土地结果实现了和平土改政策的落实。最后本文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层面出发,对跑偏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国家对土改政策执行跑偏的纠正机制两方面探讨和平土改的实现。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我国新民主建设中的一项伟大革命,土地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将存在于我国近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的摧毁,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民的地位。而我国由于地域幅员辽阔,地域间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政治和经济发展也各具特色,因此土改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伴随着地区不同而进行政策调整。内蒙古属于民族聚居区,因此在这里的土地改革要充分考虑到民族的因素,而乌拉特前旗有具有复杂的土地问题,土地类型多样,出租情况普遍,在土地关系与民族关系相交的背景下,采取什么样的土改政策,如何进行广泛的动员才能在民族巩固的条件下实现土地改革的成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基于在乌拉特前旗调研时的口述史材料以及在档案馆的土改资料,通过历史发展研究、实证研究及过程事件研究进行分析,首先介绍了土改开始前蒙汉农耕区的社会形态和蒙汉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即土地类型多样,民族关系复杂。其次分析了土改开始前土改工作队员面临的难题,即不同群体的态度各不相同,提出蒙汉农耕区的土地改革不仅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基础,还要充分考虑到民族因素和地区特征,适当调整土改策略,兼顾蒙古族上层阶级、蒙民和汉族农民三个群体的想法和态度,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最终胜利。接下来文章讨论了土改政策的调整变化,论述了土地改革政策在农耕区的特殊性以及土改工作队员在工作开展中从动员、划分阶级、分配成果等方面不断调整的过程。文章最后的结论部分指出蒙汉农耕区的土改政策是党和政府基于地域性、民族性和经济特点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而制定的成果。并且通过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改革进行对比,再次论证了农耕区的特殊性。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动员始终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与方法,尤其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土地改革时期,会议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动员手段被广泛的运用在各项活动之中,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本文考察了土地改革运动队组织动员的三个大会,农民大会、万人大会、庆祝大会,这些都是农民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参与的群众大会;土地改革运动工作队以小会到大会、大会到下一阶段的大会的方式进行农民思想教化与动员。在会议的前期准备阶段以及会议过程中都有土地改革运动队多样的动员技术以及不同群体的动员方针,比如大会上情绪带动、齐声喊口号的动员方式,还有靠分地分财产的利益诱导方式等;这些动员策略及动员技巧,穿插在小会与大会的准备、开展与再一次的准备、开展当中,与会议密不可分,可以说土地改革运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开会”的过程。
  本文研究发现会议在土地改革期间是主要的动员方式;同时会议也是土地改革阶段性成果的体现,参会人数的增加以及农民参会意愿的增强,体现了前期宣传动员的成功;万人大会以及庆祝大会本身就是一场群体运动,贫下雇农主动参加也是主动融入土地改革运动的体现。其次,会议使得农民产生两种行为的改变,一是农民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开会区分了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不同的会议促使每一个阶级的农民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有了认知与认同;二是农民政治行为的生活化,会议话语与会议模式不断的塑造着农民的政治行为,日常化的会议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潜移默化中农民的意识、行为方式被改变,一种新的政治化的农村社会生活方式逐步形成。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运动,它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成功地将农村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
  土地改革以前,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上饱受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生活贫苦、地位低下、思想保守,难以自发的产生阶级意识,土改工作队作为国家自上而下下派驻村领导农民土改的外来者,如何在短时间内动员农民,培养农民的阶级观念,让农民的阶级意识从无到有,不断强化,最终形成阶级认同?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选择从阶级意识层面来研究土改工作队,进而分析背后的机制与方式,无疑是一个创新之处。此外,本文还把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特色与工作队的行为表现结合起来,将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作为研究个案,以该县土改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档案史料为依据,运用文献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着重阐述了在土改过程中工作队唤醒农民阶级意识、塑造农民阶级认同的过程和机制,再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土改过程。
  本文认为土改工作队作为党和国家在乡村的权力代表,作为强大的外源性力量,主导了整个土改过程,在唤醒农民阶级意识和塑造农民阶级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在进村之初,清匪镇反,打击敌对阶级,向农民表明阶级立场,在村中树立威信,取得农民的信任;宣传造势,营造浓厚的土改氛围,触动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在深入发动农民的过程中,对症下药,通过身体力行、情感诱导、阶级身份构建等方式实现了乡村社会的阶级分化,激发了农民的阶级仇恨,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在阶级划分之后,又通过打压地主阶级,赋予农民政治权利,向农民输送经济利益等恩威并施的手段塑造了农民的阶级认同。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是近代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一场伟大而彻底的社会变革,它通过政治宣传、串联诉苦、批斗地主、分配财产等革命斗争运动,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转变了农民的权力地位,重组了乡村的经济结构。山东省滨城区B镇在解放战争时期,农民生活自给自足,农民个体封闭保守。但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农民保守封建的传统思想被破除,阶级意识和斗争思想被唤醒,在与地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发生过激化行为。那么,土地改革运动民众行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导致过激化行为的失控,其中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影响作用在那些方面?
  为此,本文通过对山东省滨城区B镇土改运动过程的回顾,选取当地10位土地改革运动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以口述史此类调查方式重现山东省滨城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滨城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化行为”并对其进行剖析,探讨产生“过激化行为”背后的动因和形成机制。作者认为,土改运动中政治动员和分配土地是有创新意识的,但这也无疑激发了封建思想的农民对土地和权力的“欲望”,其高涨的斗争意识激发了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产生复仇心理,歪曲了农民群众对“平等”的理解,以致于土地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过火”的过激化行为,进而掀起了土地运动无序散乱的开端。结合田野调查,通过对土地改革中各群体的行为研究发现:时间紧、任务重的土改运动其革命的“激烈性”是引发过激化行为产生的根本因素;农民群众对于利益的争夺,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政治意志,引导农民群众的斗争行为逐渐偏激,是导致过激化行为的内生因素;利益的争夺也刺激了权力的争夺,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在掌控权力时,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土改任务而“积极表现”,对权力的欲望和滥用造成了权力“冲动”,推动了土改过程中过激化行为的产生;而且当时土改制度不健全,造成土改标准不规范,行为监督机制缺失,给土改过程中过激化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通过对比两个家庭的经历将试图回答,原本相同身份的人,在经历土匪洗劫和土地改革两个节点时,特别在土地改革中被塑造成两个对立阶级的身份,着重探讨土地改革前后社会身份建构的基础及变化,身份政治的转换,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
  基于对颍上县两个村的田野考察和口述史实践,搜集了大量口述材料,并通过对官方档案的整理与分析,在口述史的基础上书写大时代背景下两个家庭的经历,探讨土地改革前后社会身份建构的基础及变化。首先通过对传统时期的两个家庭的社会身份进行分析,进而发现传统时期的社会身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随后对于两个家庭遭遇土匪洗劫导致支撑社会身份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致使社会地位的下跌,社会地位的转变;此时,土地改革的到来,阶级成分的划分导致阶级成分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两个家庭成为相异的阶级身份,政治基础取代经济基础成为社会身份的依据,土改之后成分固化,致使社会身份的固化,身份具有遗传性。
  因此,土地改革不仅仅改变利益关系,同时改变了人的身份与地位。土地改革建构新的基础重构了社会身份;社会身份呈现“脸谱化”特征;大时代背景下国家变革的整体性与生活个体的差异性。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生计方式以及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宗教特点也有很大不同。以往的土地改革研究多集中在汉族地区,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经验,尤其缺乏对于穆斯林地区改革的认识。认为这种研究现状急需改善。
  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一个回汉杂居村庄L村为田野调查地点,通过访谈当地的土改经历者系统的了解到当地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情况。本文发现L村在批斗地主的时候,村里的回民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为什么回民在批斗地主的时候有那么高的积极性?这个疑问就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全文的结构布局也是服务于解答此问题的。本文分五部分,第一章,导论,介绍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综述、研究意义以及个案村庄等情况。第二章,介绍了村民关于抓回民当兵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加深了回民群众对马鸿逵政府在地方征兵的代理人地主阶层的痛恨。该集体记忆的产生是由于地主阶层在抓兵或参与抓兵的过程中抓回民抓的严厉。第三章,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以宗教宣传土地改革,将伊斯兰教的宗教秩序纳入到政治实践中来的一系列具体策略,这些宣传策略的推行顺利的动员了回民批斗本村地主。第四章,介绍了L村斗争地主的实践,描述了本村村民在斗争时所表现出的回民积极性高、汉民积极性低的情况。第五章,结论与讨论,笔者通过对全文的描述,发现当地回民受到了地主的残酷迫害,对回民的残酷压迫主要表现在征兵一事上,这是本村回民在土地改革中批斗地主的时候表现出很高积极性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国共产党借助宗教宣传土改,成功的发动了回民批斗地主,这是回民批斗地主积极性高的另一个原因。
  总体来说,L村回民之所以在土地改革中批斗地主的时候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是与回民在过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受到的地主阶层残酷压迫相关的。其次,中国共产党借助宗教宣传土改的策略,最终实现了土改动员,成功引导了回民积极的批斗地主。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口述史调查计划,通过对江苏省丰县T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实地调研,并以土改当事人口述为据,从微观视角,以事件发展的顺序,介绍了该地处于战乱环境下,所经历的两次土地改革运动,在还原土改原貌的同时,试图回答战乱地区所进行的两次土地改革运动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现象,而是呈现出一种低度的暴力,并分析背后的原因。
  本文采用了口述历史、个案研究以及文献方法进行分析,主要描述了土改之前战乱环境下农民与地主的生存、生活状态,并指出这种社会分化程度较弱的社会结构没有“高强度斗争”的内生动力;因此在第一次土改运动中,呈现出斗而不烈的现象,有限度的暴力使用也显示出党的斗争策略;内战爆发,国民党重新占领颠覆了土改成果,外部斗争激烈的环境下,本村开明地主放弃暴力反攻,为第二次土地改革埋下伏笔;在第二次土改中,本村地主得到善待,同时,第二次土改以稳为主,依法斗争,呈现出较为温和的特征。经过总结,得出结论:两次土改呈现低度暴力的动因有三种,一是经济动因,利益诱导较小,二是心理动因,传统伦理的约束,三是政治动因,动员有序,斗争策略灵活,并进一步讨论,社会分化程度影响土改斗争的激烈程度,政权倾向决定土改走向。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杨元咀村作为研究对象,以笔者在该村做的口述史访谈为基础,以土地改革过程中的“瞒——劝——查”为线索,理清了1950年到1953年间该村农民与国家进行博弈的过程,试图探讨博弈背后的深层原因。
  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笔者对湖北省新洲区杨元咀村开展了为期两个暑假的实地调研。通过各种渠道,笔者找到12名参与过土地改革的老人。在面对面访谈的过程中,笔者收集了大量关于土地改革的一手数据,为论文写作取得了宝贵的原始材料。本文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在“瞒——劝——查”这样的过程中,文章再现了杨元咀村土地改革的历史场景,以小见大,描述了历史场景中农民与国家博弈的过程,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本文整理出15万字的录音文字稿。这进一步充实了本文的个案研究,使笔者能更加全面的了解杨元咀村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行为选择。在进村入户之前,笔者首先前往湖北省新洲区档案馆收集到了新洲县志、土地改革时期的工作总结等大量文献材料,这对访谈材料的真实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研究发现: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和顺从国家政策的安排,部分农民由于不同的原因,选择瞒田,试图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面对农民的瞒田,工作队进行了土地改革思路调整,试图通过政治劝导和动员来引导各阶级参加土地改革,然而,仅有少数农民选择了举报瞒田,甚至不愿举报,动员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在工作队协助下,村庄开始建立查田组织、挑选查田干部,完善监管机制,催生了农民的政治理性,顺利解决瞒田事件,促使国家权力下沉到村。研究认为:传统的道义伦理是推动农民与国家进行博弈的基础,经济和政治理性是决定国家与农民进行博弈的关键,而要协调农民与国家的博弈格局必须健全监管体制。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以土地改革背景下安徽省合全村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土地改革时期,共产党政权以“土地”和“身份”两大“施惠”政策争取民心民意,实现政权进入农村并扎根农村的社会基础。本文认为土地改革是共产党政权进行的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给与的“惠农”政策为依托,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着力点,并凭借“土地惠农”和“身份惠农”两大方式重新建构起农村的权力体系,实现政权进入并扎根农村的一场政治运动。
  1951年至1953年之间的土地改革是共产党政权的一次解放农民、发展农村并获得权力进入农村的过程。土地一贯是中国农民的身家性命,是生存最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农民的“生命线”。在解放初期,中国农村处于积贫积困的状态中,要转变这种状况必须要从农村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入手,也正是从土地出发,以土地为切入点,改变农民无地、无权的现状,在经济上获得了土地,在政治上获得了权利,并因此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改变农民无权、无地、贫困的状况是土地改革最基本的出发点。共产党政权依靠“惠农”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把农民紧紧吸引在政权周围,由政权需要农民转变为农民与政权彼此需要的双向互动,政权在农村得以扎根,在农民心里得以具有正当性。共产党利用“土地惠农”和“身份惠农”两种方式,把农民带领进国家权力体系当中,达成政权在农村的延伸。
  从土地出发根本扭转村庄的经济结构,实现在政治上的结构变迁,利用土地结成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就会转化为对共产党政权的需要,共产党政权在农村获取扎根的群众基础。共产党政权利用“成分”把农民吸收进国家政权当中,成为国家权力体系当中的一部分,承认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土地”和“阶级”是不可分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农民获得了政治地位,共产党获得了在农村的合法和权威,获得政权进入农村的、发展农村的目的。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为了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领导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也成为了传统乡村变革的重要历史事件。土改工作队进村开始,土改运动大致按照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的田地以及其他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步骤进行。平均地权的任务基本完成。但是与此同时,农民也被发动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和斗争,斗争运动与土地分配相伴而行。可以说土改是一场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但是土改中的批斗地主行为,显然不在经济改革之列,地主所拥有的经济价值是其所拥有的财产,而非地主本身。所以不能仅仅将士改当作一场经济改革来看待,需要发掘土改中的非经济因素。
  笔者主要运用了口述史访谈的方式,对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的三个乡镇(原属于安徽省怀远县)的十五位老人,以“土改”为主题进行了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笔者了解到在土改中,老实地主、恶霸地主和有功地主的待遇各有差别,本文意在通过分析这种差别待遇背后的行动逻辑,找出这种分类斗争的政治意图,从而挖掘出土改的政治功用。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主要内容是,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相关背景;第二章介绍了老实地主的政治待遇,并试图分析农民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斗争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三章,通过写几个恶霸地主被严惩的遭遇,来说明以土改重塑乡村权力结构的政治目的;第四章,描述了有功地主所受到道德特殊待遇,试图说明国家在政治运动中彰显善的一面,让人们从非暴力的角度认同新政权的建立;第五章为本文的总结部分,从道德基础和政治目的两个方面,分析了产生分类斗争的原因。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选取四川省岳池县天平乡为研究对象,以老人的口述材料为依据,通过研究该地区传统时期的主佃关系底色,深入探讨主佃关系何以导致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佃农“不斗”心理的产生。已有研究显示,佃农通常积极参与“斗地主”运动,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拥护者。然而在该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佃农却有着“不斗”地主的心理。针对这一特殊的心理现象,笔者通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佃农“不斗”心理的产生,缘于传统时期非完全对立的主佃关系。
  第一,阐明研究背景,重点梳理有关主佃关系和佃农行为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简要介绍个案乡镇的基本情况。第二,介绍传统时期的主佃关系,分别从主佃间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三,从主佃间的经济关系出发,分析在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为何佃农会产生“不斗”地主的心理。在无地或少地农民的生存逻辑里,有田耕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在他们看来,种地主的地、向地主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且地主还给他们减租、免利,让他们做的活也不繁杂,因此佃农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去斗地主。第四,主佃间的社会关系使佃农不忍心斗地主。中国乡村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且地主在生活中给佃客提供救助、帮其化解纠纷,于是在人情与道义的双重考量下,佃农不忍心斗地主。第五,是从政治关系层面来分析佃农“不斗”心理的产生原因。地主在乡村拥有较高的权势地位,且与政府官员和地方袍哥组织均有关系,让佃农不敢斗地主。第六,得出本文的结论,即利益是影响佃农心理的根本因素,人情是影响佃农心理的重要因素,权力是影响佃农心理的制约因素。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地处国共拉锯地区的Z村的土地改革过程为观察对象,试图探究该村土改中暴力为何展现以及如何展现,即以个案深描的方式挖掘Z村暴力土改的形成原因,以及它与拉锯地区的特点之间有没有联系。Z村的土改实践证明:在长期的拉锯形势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下,普通村民为了自保,原子化程度不断加深,共产党要发动他们开展土改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村庄的赢利型经纪为了保住自己的掌权者地位,不仅相互勾结,而且尽可能扮演多重角色扩大权力来源,呈现聚合化的趋势,共产党要对其进行撤换也十分不易。普通村民的原子化和赢利型经纪的聚合化就是共产党在Z村领导土地改革要克服的最主要障碍,而适度利用暴力手段实施分化与整合策略正好可以破解这两大障碍。首先,它可以通过暴力形成的压力对原子化的普通村民进行有效整合,其次,被整合在一起的普通村民还可以借助组织化的暴力对赢利型经纪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剥夺,将原有村庄掌权者彻底消灭。特别是在组织化的暴力展现中,由于共产党特别强调尊重民意和增强参与性,普通村民不仅用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村庄权力的交接,而且因为内部的压力聚合性也得到加强。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土地占有关系变革的重要运动,通过阶级划分、土地分配等方式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变革了乡村传统伦理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的政治结构,使得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是国家政权进入与下沉的过程,同时关涉到民族与宗教问题。因此,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改革历程。为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本选题深入汉藏走廊(甘、青、川、藏)沿线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寻访土地改革运动亲历者,卓尼县具有浓厚的土司制度底色,是研究西部民族区域政治的重要样本,笔者试图通过部分土地改革运动亲历者的口述,尝试还原卓尼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过程,进而分析建国初期国家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的互动过程,为现代国家构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在梳理已有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司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方法,首先对卓尼土司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展现土地改革运动开展的社会背景,即“家族式政教合一”的土司制度下形成的“贡布家的寺院、贡布家的人”的独特封建世袭统治形式。尽管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先后尝试“文治武斗”的方式试图对卓尼土司进行改土归流,但均未能奏效;接着分析建国后国家政权开始介入,卓尼形成了“两种观念”、“两种身份”、“两种治权”的独特政治模式,在土地改革运动上采取了“三不两利”政策。随着国家政权的下沉,遇到的阻力越发强大,为继续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卓尼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发生转向,展现出通过财产分配、宗教改革、阶级斗争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政权建设、宗教信仰、群众基础三个层面分别进行的“分步分层”的特点。通过对卓尼县“分步分层”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分析,提出土司制度具有历史惯性。在此过程中,国家政权与土司统治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经过“分步分层”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实现了土司制度的彻底瓦解与国家政权的正式确立。因此,本研究认为,民族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需遵循渐进式、适应性、地方性的原则进行,民族地区受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需要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从理论上更加丰富了民族地区国家政权生成的机理,深化了对西部区域政治的理解,现实实践中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土地改革,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铲除,地主土地被没收分配,农民翻身获得了土地。同时,土地改革也是一场持续时间较久、分阶段、分地区进行的运动,这也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较晚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可以吸收较早进行土地改革地区的经验,对于较早进行土地改革地区所犯的错误,后来者是可以预防与避免的。这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新区土改所颁布的各种指示中,也能得到验证,中共一直在努力纠正前期土改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出台了各种指示避免这些错误。但是通过历史资料以及笔者的实际调查,在土改新区依然会出现一些打骂地主,甚至出现极少数斗死情形的发生。
  因此本文以土改口述史资料为依据,以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地改革中为什么会发生打骂地主,过火斗争究竟如何产生。全文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对土改前,龙水镇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阶级构造;土改时,具体运动展开情形,地主究竟如何被斗斗争是否真的存在过火;土改后,参与土改的当事人对土改运动进行的反思看法,这三个时期进行分析,去挖掘暴力土改的地域构造。
  本文认为:龙水镇特殊的地域文化、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为暴力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土地改革的到来,以军人为主新的政治精英的重构打破了原有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新的乡村执政者不了解本地实际情况,使斗争激烈化。同时,地域文化、阶级结构、新的政治精英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相互碰撞,矛盾得以激化,最终造成土改斗争过火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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