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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戴季陶早期经历了从君主立宪思想到民主共和思想,最后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孙中山去世之后又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戴季陶在国民党中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及其阶级立场等原因,使得戴季陶在接受、背弃、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既具独特性、又具代表性,因此,对戴季陶这一“转型”进行研究,可以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是国民党,而这些国民党最后都背弃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追问找到线索。同时,“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标志着戴季陶彻底走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具有浓厚政治意味和敌视意味的理论挑衅,而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反击不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反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与传统的消极东西、各种思潮的保守东西保持足够的距离。研究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合分关系,不仅有助于梳理戴季陶的思想历程,从个体层面透析一个人在选择一种思想时所经受的复杂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可以梳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冲突以及碰撞、冲突背后的历史背景,揭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出场路径和演进脉络,从而对在思想多样化、受众个体化时代背景下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导、统合作用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历史借鉴。
  第一部分导论部分。主要论述本选题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同时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介绍,并且分析了本文的创新以及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戴季陶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及特点。戴季陶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但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义。辛亥革命之后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建构三民主义,但他摆脱不了新旧思想并存这一状况。五四时期他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宣传却是有选择性的。
  第三部分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疏离表现及原因分析。中共成立前夕戴季陶开始疏离马克思主义,他退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并重新回到三民主义的宣传实践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戴季陶开始消极抵制马克思主义,他不仅请辞党内职务还对中共的发展表现出惧怕。孙中山逝世之后,戴季陶开始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并衍生出具有强烈反动意味的“戴季陶主义”。
  第四部分共产党人对戴季陶的批判及效应。“戴季陶主义”出笼之后,共产党人对戴季陶的唯心主义“道统说”、阶级调和论、对中共的污蔑、对国共合作的反对等观点及言论进行批判。通过批判一方面从反方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加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戴季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分裂。
  第五部分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合分的历史启示。通过梳理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转折过程,并分析转折的原因,得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必须把多种文化有机的融合一起,并且必须要正确处理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对待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
公共管理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决策是公共管理中高度综合和复杂的一个环节,决策的质量效率问题关乎国家的兴衰与民众的祸福。我国公共管理起步较晚,发展缓慢,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现实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决策。我国现阶段的公共管理决策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一个成熟理论进行支撑,无法满足民众日益丰富的需求,探索科学合理的决策理论迫在眉睫。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对传统完全理性决策思想进行了批判,对于完善发展决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分析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并且对其时代意义和局限性进行了客观评价,为提高现代政府决策质量效率、完善公共管理决策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产生背景具体包括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系统地阐述了当时社会现状对该思想的影响,以及诸多思想对于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形成奠定的基础。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西蒙对于有限理性决策概念的界定、完全理性的质疑、有限理性的证明以及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设计。第四部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的评析,从其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及其局限性三个方面,客观辩证地分析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
政治学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年),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研究美国的民主和法国的大革命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民主的集大成者”。作为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托克维尔不仅看到了民主的正当性,也看到了民主的盲目性,并给出了“以自由规范民主”的办法。他的民主思想不仅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各国的政治发展或民主的转型仍有诸多可借鉴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梳理与分析。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托克维尔的生平和学术地位。第二部分,简述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形成背景及理论渊源。主要指出,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形成,首先与其家庭有关,特别是深受其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次,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动荡与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确立,对其民主思想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再次,与许多思想家有关,帕斯卡尔的理性批判思想、孟德斯鸠的限权思想以及卢梭的平等思想,是托克维尔民主思想形成的主要理论渊源。第三部分,概述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民主具有必然性,贵族社会必然衰落,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即民主的必然性;其次,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民主的第一要旨是身份平等,民主的核心原则是人民主权,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多数人统治,同时民主也是一种社会状况;其三,民主具有盲目本能,即可能带来多数暴政和集体个人主义;最后,寻求对民主盲目本能的超越,即制度层面上建立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社会层面上以自由规范民主。第四部分,对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进行评价。首先,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有一定的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确立了身份平等在民主社会中的首要地位;系统论述了“多数暴政”思想,拓展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内涵;提出“以自由规范民主”社会机制,促进了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其次,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包括民主定义的全面性,民主价值的双面性,自由对民主盲目本能的规制性。再次,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也具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民主概念的模糊性和民主态度的矛盾性。最后,探究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的必然性,坚定民主发展的信心;重视身份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警惕多数暴政和“集体个人主义”,保护基本人权,加强公共意识培养;关注“以自由规范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建设。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道思想自萌生伊始,便迅速进入学者的视野。王道本身涉及面极广,更内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旨归和价值追求。严格来讲,这一思想直到战国时期才初具体系,经过孟子的发挥,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规范了理想的政治蓝图。孟子充满政治伦理内涵的王道思想,打通了政治与伦理的关隘,给政治以伦理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他丰富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和政治行为等,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针。时至今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孟子的政治思想依然为我国当代政治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政治伦理的角度,分析孟子王道思想,研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哲学基础、主要内容、影响及其现代价值。本文系统地阐释了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结合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时代背景,研究孟子王道思想产生的渊源;第二,从孟子“人性善”的心性基础和以人为本的民本内涵出发,研究孟子王道思想的哲学基础;第三,分别从孟子王道政治思想的政治理想、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和具体措施四个方面研究王道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四,客观地分析孟子王道思想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剖析其局限与不足,发掘孟子王道思想对我国现代政治伦理建设的价值。通过本文主体四个部分的阐释,以期更好地从政治伦理的视角解读孟子王道思想及其对现代政治伦理和政治伦理文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关键历史节点,前承近代前70余年思想文化演变的轨迹,后启新民主主义文化生发的方向,对其后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学术思想充分涌流,不仅表现为中西文化的激荡、新旧思想的交锋,更是一场关于社会改造方案的论争。
  论文通过梳理近代前70多年知识群体对中西新旧文化的态度和选择,分析这些选择归于失败的根由以及先驱们的思想心路进程,理出新文化运动文化论争所沿袭的主线,重点论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思想文化大论争,经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反省,实现了思想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模式的“双重突破”,最终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和社会“向何处去”指明了出路,对后来的文化选择及文化前进方向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回顾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历史选择,有助于我们自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深相结合,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沈阳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孟子是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仁政”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使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一度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为后世中国社会发展所吸收和借鉴,也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政策思路和文化资源,深入研究孟子“仁政”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主要分四个部分内容:首先说明选题的目的及意义。其次,系统阐述孟子“仁政”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条件:铁器的使用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礼崩乐坏的局面和进一步激化的各诸侯国的矛盾,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的状态,都是催生“仁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孟子对孔子“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及孟子以“四端说”为主的“性善论”学说为“仁政”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了说明“仁政”的来龙去脉,本文系统梳理了“仁政”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汉唐时期的发展实践期、宋代的发展完善期、明代的发展平缓期、清代及民国的发展开放期。本文的重点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分析和阐述孟子“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总结“仁政”思想中表现出的仁民爱物的价值取向、内圣外王的思想准则、道德至上的社会追求等三个方面的特点。最后,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分析和评价孟子“仁政”思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阐发“民本”思想、“明政刑”政策、“爱物”原则、“教民”主张、“大丈夫”人格的培养等五个方面引申出的时代价值,表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的政策;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严格塑造领导干部队伍等方面内容。
  本文采取文献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孟子“仁政”思想与当代的对接、传承与转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借鉴思路和理论基础。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把握还不够细致和深刻,对于其当代价值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将会在未来的学习中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内容。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学界一般将士风限定在士人的行为和思潮领域,本文将观念引入到士风的研究领域。观念具有普遍性,并且能够潜在支配着行为风气和思维风气。忠君观念是影响士人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追述西汉忠君观念与两汉之际士风,考察士人的忠君观念及忠君行为,探察东汉前期忠君观念与士风的特点。
  学者通常用谨固自守、保身怀方、去就之节等词语,来说东汉前期的士风。其实,东汉前期有些士人谨慎事君,仍以谏诤的方式,对君臣关系、君主德行提出建议;部分士人在皇权威压下,以敬顺、迎合方式事君,彰显其忠心;也有士人不计生死,采用直言进谏的方式表现出忠君。东汉前期士风呈现出三大特点:谨慎敢言之风、自我约束之风、刚毅之风。东汉前期的刚毅之风是东汉中后期婞直之风源头所在。同东汉中后期士人忠君爱国、流血牺牲的精神相比,东汉前期士人忠君观念中带有理性精神以及以道正君的治世情怀,因此用谨固自守等类词语来概括东汉前期的士风并不准确。
  两汉之际士人的忠君观念与行为表现出充满矛盾的色彩,士风也呈现不事二姓和追求功名利禄的矛盾色彩。从两汉之际和东汉前期士人忠君观念强弱与士风的变化趋势来看,忠君观念与士风之间的互动,呈现亦步亦趋的特点,忠君观念越薄弱,士风中的自保色彩越强烈,忠君观念越浓厚,士风中刚直色彩越强盛。本文将观念引入士风研究,企望开辟士风研究的新视角,以便深化士风的研究。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殷鉴思想是指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在全面反思总结三代兴亡的历史,深入的探究殷亡周兴的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周初的政治社会现实提出的政治思想主张。殷鉴思想的提出是为了避免重蹈夏商灭亡的覆辙,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殷鉴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结合的思想根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殷鉴思想是西周初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稳固,对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并提醒西周的统治者引以为鉴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础,增强了政治治理的理性化。
  殷鉴思想形成于西周初期。殷商王朝逐渐走向没落,与此同时,西周逐渐兴起,并通过牧野之战,推翻了商的统治。西周建立初期,兴起了“三监之乱”,周公进行东征,平定叛乱。成王继位初期,政治统治面临内忧外患,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对于西周的政治统治有着深深的担忧,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夏商周三代的王朝兴亡进行了政治总结,对王朝更迭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借鉴。
  殷鉴思想对于殷商时期“帝”至上的思想有了实质性的突破,通过思考殷周兴败的史实,武王产生了天命不常的思想,这是殷鉴思想中天命观的初步发展。周公着重于对殷商亡国进行了思考,分析了殷商灭亡的原因,并指出西周以后的统治者应该对此引以为鉴,形成了系统的殷鉴思想。殷鉴思想的形成,是中国政治思想中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结合的源头。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在殷鉴思想的主要内容中,首先分析了三代天命转移的原因,认为是夏商的统治者失去了得以天命的德,所以才受到了上天降下的惩罚失去了天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周公认为,获得天命的依据在于君主是否具有良好的政治德行,这样就形成了以德配天的政治路线,把德融入政治统治,认为德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是政治权力来源合法性的依据。
  其次,殷鉴思想对夏商周三代兴亡的规律进行了探析,并对夏商末期王朝走向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夏殷无德,天降罚命,乱法度,失民心等,并对商周兴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三代兴亡的规律的探析下,周公总结并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德性政治观,包括了重农保民,明德慎罚等主要内容。
  最后,周公对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施政方略。从以德配天出发,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政治路线,将敬德,慎罚,保民紧密的结合。在总结国家治理经验的过程中,周公还认为要想统治长久,统治者必须能够任人唯贤,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戒酒、勤政,并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夏商的覆辙。
  殷鉴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周公之后的成王、康王统治期间,形成了“成康之治”的盛世。在春秋时期,孔子和孟子对殷鉴思想中的德性政治观进行了发展。殷鉴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中,史鉴思想一直是统治者吸取前朝经验教训更好的进行统治的有效方法,这种传统源于殷鉴思想,德治和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中的核心内容,道德教化也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极为有效的方法,受殷鉴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中,一直存在着刑德并重教化为先的传统,而且极为重视敬德保民的传统。这些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殷鉴思想的影响。
  殷鉴思想作为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结合的思想根源,对西周时期的政治统治及中国传统政治治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的总结研究。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人三策》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是西汉的思想家,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初学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陆贾、贾谊和叔孙通三位学者的学术主张中看出:陆贾提出了“忠君”、“孝父”,“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性。贾谊认为“礼”是约束一切的神圣法则,声称君主只有以“仁”、“义”、“礼”、“信”、“公”和“法”为执政标准,国家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叔孙通主张“时变”而不泥古。董仲舒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上述思想的影响。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依托孔子的权威,利用《论语》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天人三策》涉及孔子的引文多达18条,几乎是言必及孔子。这18条中有17条引自《论语》,涵盖了孔子有关德政、礼乐教化、先德后刑、仁政和民本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德政思想,还对德政理论进行了重要创新,将阴阳、德刑思想联结为一整体。董仲舒运用教化理论,明确君主与臣民的尊卑之别,使臣民安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将德刑与阴阳联系起来,既明确了德在理论上的主要地位,又确立了刑在理论上的重要地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对汉代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的刑罚思想中有“春秋决狱”的主张。因《春秋经》文大义不像法令那样明确具体,所以“春秋决狱”使得断案没有统一的标准。他的教化思想促进了汉代“立太学”、“罢黜百家”等措施的施行。“罢黜百家”的主张表面上似为尊儒,而儒学之内容已逐渐蜕变为涵百家之学。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大动乱的时代背景下,江州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由于国家走向分裂,偏安江南的东晋朝廷在建立过程中,既要面对流民起义,又要应对北方胡族南下,在上下游形成了荆扬两大州镇。荆湘在东晋立国时残破,为保证上游具有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荆江联成了一体。上游军事实力骤然强大,加之江州迫临建康,给下游带来巨大威胁。
  江州由此成为上下游之争的焦点,江州的地位在争夺中不断深化。江州处在东晋版图的中心位置,既是上游入主建康的必经之地,又是拱卫下游建康的“垣墙”。一旦建康有变,江州寻阳往往是各州会盟的接应之所。在战争中不断涌现出江州东线、西线、南线甚至晋安与三吴的交通线,其交通走廊的地位更加凸显;此外控制江州,还可得到江州源源不断的补给,在战场处于主动和有利地位。
  正是江州战略地位和支援作用,东晋南朝都把控制江州作为重中之重。东晋时期,不断调整江州都督区,数度出现荆江离合,展现了上下游在江州的博弈。进入南朝后,孝武帝设置郢州以割裂江州与上游的地域联系,各代不断缩小江州都督区;实行宗王出镇江州,寒人出镇江州,典签监督刺史等措施,加强对江州的控制;利用州镇制衡策略,制造州与州的对立,以便相互牵制;改造江州内部的政治生态,在江州内部形成州郡间的对立,削弱江州的实力;利用分封和接纳江州豪族,密切江州与建康的政治经济联系,下游不断吸纳江州。
  江州的政治发展是东晋南朝州域政治的一个缩影。中央皇权不断改造着州域政治,削弱其独立性,重归皇权政治的轨道。江州在整个南朝其独立性不断下降,州镇势力不断被削弱和分割,大部分时间被中央牢牢控制。但在东晋南朝的政治中,江州政治风向标的作用始终没有改变:一旦出现上下游之争,控制江州的一方,便是南方政权的主人;失去江州的一方,便走向衰亡。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阎锡山早年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较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同时也奠定了阎锡山此后一生思想体系的基础。留学日本,阎锡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接触并受到“三民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使阎锡山认为日本的强大在于推行“军国主义”,从而使得军国主义开始影响阎锡山的思想及各项政策;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也促使阎锡山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问题;在长期研究与学习过程中,其他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也对阎锡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年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对他后来的政治选择与对事物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每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努力探索与奋斗的目标,而民族复兴的实质便是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富强。纵观阎锡山的一生,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就是“军国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一战期间,“军国主义”曾一度被阎锡山认作是实现中国走向强大的最佳选择。阎锡山最为推崇的是“军国主义”之军国民教育在社会中形成的高度爱国、统一的精神氛围,他认为这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力方式,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军国主义被证明不适合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实现中国的复兴,而阎锡山对于共产主义学说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反对的,因此他不遗余力的批判共产主义;早年参加革命,深受“三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国民大革命之后宣布奉行“三民主义”,阎锡山对于“三民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对“三民主义”也有着自己的解释。
  阎锡山在选择道路上,他更想另辟蹊径,创立并发展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与主义。阎锡山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所以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主张有独创性,但也存在着局限。阎锡山在论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也会对中共的“共产主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与批判,以此宣扬自己的主义,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以“公道主义”作为指导,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它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者许多缺陷,他的理论也与他的自身活动产生矛盾之处。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卡尔·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的政治思想对德国、第二国际乃至整个欧洲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学术界对考茨基政治思想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对考茨基民主思想系统性的专门研究较少。国内对考茨基研究在21世纪以前都处于一种政治批判立场,21世纪以后国内关于考茨基政治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考茨基民主思想的专门性研究仍然不多。对考茨基民主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和全面理解考茨基的政治思想,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本文第一章将考茨基民主思想的研究放置在欧洲大背景中来具体考察,通过对当时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阶层发生的重大变化来分析考茨基民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具体论述了考茨基民主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分析了不同时期考茨基民主思想的具体特征和变化原因。第三章从民主的重要特征、主要关系来论述考茨基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考虑到考茨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选择了中派主义的立场,第四章不仅比较分析了考茨基民主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思想,还挑选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两派的代表人物的民主思想与之相比较。通过文本比较分析,更能深刻理解考茨基转向中派主义的原因。第五章不仅分析了考茨基民主思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影响,还把目光放在更为宽广的欧洲政治。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其纲领、指导思想等方面都渗透着考茨基的民主思想,而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在其纲领、原则和策略上更是直接引用了考茨基民主思想。可见,考茨基民主思想对后来欧洲政治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学术立场来客观评价考茨基民主思想,认为他的中派主义立场是出于对德国国情考虑的折中路线。从考茨基对民主的理解及其对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性选择上来看,考茨基民主思想整体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理论家和策略家,他的民主理论更多的是理想主义的理论研究,在革命实践上很难做到他所理想的那种状态。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寒人”这一定义,本就缘于这一群体的特殊家世背景,大抵分为农夫、从事工商业者、低级官吏之家三种。而家世为军户、隐士或处士之家、地方大族、酋豪以及依附性质的“客”的寒人是时代影响下的特殊情况。受到侯景之乱的冲击,寒人的地域来源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地域转移。南朝前期,寒人地域集中于政治中心的建康附近和三吴地区。到了南朝陈,大多来自相对落后、非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内地郡县。
  寒人的入仕途径有吏部铨选,公府辟召,州郡辟召,察举孝秀四种。吏部铨选是寒人入仕的特殊途径。公府辟召是寒人凭借武力、军功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优势在于寒人的起家官相对较高。州郡辟召是寒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入仕者起家官任官范围广阔,为寒人入仕打开了大门。察举孝廉一途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凭此入仕者仅五人且仕途发展艰难,不是寒人主要的入仕途径。
  寒人常任官职多与军事、地方相关。常任官主要有:以中书舍人和侍御史为主的中央官;以四军将军、五校尉为主的禁卫武官;以太子校尉、卫率为主的东宫官属;以司马、参军等为主的各公府、军府、王国高级僚佐;以太守、刺史、州府典签为代表的地方官。通过以上常任官职,寒人得以控制南朝的核心权力——军队,影响了历史发展,历来史学家评价其为“南朝寒人典掌机要”。而寒人任官范围在萧梁以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任散骑、光禄大夫、尚书省、侍中人数呈现较明朗的增长趋势;而任给事中、奉朝请、中书则是起伏较大、个别时期突出。但总的来说,任官范围在逐渐扩大、任官壁垒被逐渐打破。
  寒人仕宦常出现“加”、“兼”、“带”的情况,对寒人仕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寒人任官方式多样化的体现。此外,寒人凭军功和从龙之功获封爵者不在少数,刘宋时期人数最多,萧梁最少,这与当时的政局状况紧密相关。
  不同时期的寒人仕宦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特点。军功是寒人仕进的主要倚靠。宋、齐、陈时寒人的晋升速度、任官品级都较萧梁时期明显突出。相反,萧梁时期以文学、吏能、官资等正常仕进的寒人得到发展,最高任官品级却相对下降。而宋齐寒人权力最大、地位实则不高,梁陈寒人权力并非极盛、地位却明显提高。寒人恩倖,进身凭借帝王的信任和宠爱,仕进难易程度小、升迁速度快,但发展却日益衰落,与一般寒人仕宦并不尽相同。
  寒人仕进作为南朝政治的特殊现象,不可避免的对整个南朝政治产生了影响。寒人仕宦适应南朝士庶势力变化的大格局,为寒人参政掌机要开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朝门阀士族与南朝政治的衰微。由于寒人政治目的主要在于跻身士族,带来的结果就是激化阶级矛盾,加速南朝政治灭亡。与此同时,士庶之间、士族与寒人之间的鸿沟仍然难以跨越,寒人的任官仍具有很大地局限性。此外,军号的滥授与种目上的增值,爵位的泛滥、一些重大官制变革,虽不是寒人造成的,但似乎又与寒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无疑能启发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寒人势力对于整个南朝以致更长时间的历史的意义所在。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陵户作为守视历代帝、后陵寝的特殊群体,历代均有设置,统治者对守陵群体的管理不断发展和完善。明代陵户的主要来源是各陵寝周围的土著居民,因而又被称为土民、署户等,各个陵寝设置陵户的数量规模不一,其中皇陵、祖陵等先祖陵寝的陵户数量较多。明代陵户的管理基本上延续了唐宋时期的惯例,设置机构—祠祭署进行管理,祠祭署隶属于太常寺或南京太常寺。先祖陵寝的祠祭署职责较多,不仅负责祭祀,还要管束陵户和维持陵园的日常,其官员选任大多是由亲邻、外戚等组成。各祠祭署对陵户的具体管理,包括陵户入籍、除籍等户籍和投充管理。此外,各朝统治者会颁布管理禁例以约束陵户,维护陵区的安全。
  明代陵户需要参加简单的陵务劳作和看守陵园的工作,除此之外,先祖陵寝的陵户还需要参与祭祀、供办祭品等工作,而各个陵寝的陵户所负担的课役则不尽相同。为了弥补陵户所承担的职责与课役,统治者给予陵户一定的政治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包括了朝见、受赐官职、科举入仕和司法特权等,体现出了陵户与其他杂役人户的地位不同;经济待遇包括物质赏赐、祭田和优免。
  明中后期,陵户依旧维持着极低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陵户的政治地位略高于其他户种,而经济状况上,除了亲邻二十家和少数署官外,陵户与其他民户一样的生活窘迫。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州郡县辟召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发端于两汉,伴随着汉末州由监察区演变为行政区,州郡县三级辟召体系最终确立。经由三国两晋,历南北朝,至隋统一全国而终于废止,前后凡四百余年。
  就实行对象而言,州郡县辟召制度所面向的主要是地方世族群体,原因在于州郡县长吏所辟属吏大多来自当地较有名望和势力的宗族、大姓,由他们充当属吏,地方安宁便最大程度得以保持,官府的政令也会较为顺利地施布。从选任方式看,州郡县长官辟召属吏一般采取直接辟召、听取在职僚佐意见或乡里舆论再任命两种。从选任要求看,大体有三点,一是辟召属吏为本地人,二是要有某方面出众的才能或品质,三是享有声誉。
  东汉末期,世族还处在封闭化、不成熟的阶段,此时州郡县辟召作为一项基层选官制度为其打开了向上晋升的门径,大大方便了地方世族获得官位。三国时期仍然延续这一发展态势,州郡县辟召成为“仕宦显途”。魏晋之际,部分经由州郡县辟召跃居公卿台辅的地方世族逐渐转变为全国性的世家大族,他们更加注重熏习经学、累世高官,以此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维护现实利益,愈加门阀化。而由于州郡县辟召一途迁升过于漫长,渐为门阀世族所不喜,凭借政治特权,这些门阀世族子弟可由吏部铨叙直接入仕,是所谓“清途”。有别于日渐形成的门阀世族,地方世族仍然经由州郡县辟召步入仕途,世族之间的差别由此显现,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等级性。此时的州郡县辟召制度虽然仍能为地方世族提供晋升机会,但晋升的空间大大缩小了,其作用在逐渐弱化。州郡县之辟召由盛转衰。
  南朝时期,由于受到出身低级世族的军功阶层打击,门阀世族已是今非昔比。州郡县辟召制度的作用在刘宋时得到一定的恢复,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过应当注意到南朝有其独特的地方,即宋齐梁陈四代皆历时较短,军事力量在改朝换代中至关重要,与此相应担任军职十分突出,由军功仕进更为常见,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州郡县辟召很难得以有效地开展,其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萧梁以后,无论是从辟召属吏数量还是辟召范围讲,皆与汉末三国不可同日而语,州郡县辟召正在逐步走向消亡。隋建立统一政权以后,着力改革地方行政体制,罢郡废州。从此,州郡县辟召制度完全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从制度之间的关系来看,魏晋南朝时期州郡县辟召与察举制的联系较为密切且与汉世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原因在于察举的对象一般集中为州郡县属吏。州郡县辟召与九品中正制的联系则比较淡漠,九品中正制自西晋确立其主导地位后便成为了门阀世族“平流进取”的制度保障,这与州郡县辟召多选任地方世族及平民贫寒者非常不同。随着州郡县吏职的卑微化,自两晋以来已为世人所不喜,且乏相应的中正品第作为依据,逐渐与门阀世族子弟起家所任之“清官”泾渭分明,开启后世严格区分官职清浊的先河。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豪族的形成、发展与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与豪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豪族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对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笔者本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充分肯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豪族的概念。联系秦统一六国后的历史背景,较为全面、系统地来看待豪族问题,并依据其来源与形成方式的不同,将这西汉时期的豪族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各个类型的豪族随着其经济势力、政治势力的增加不断危害地方政权,汉统治者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承秦制,故汉初统治者继承了秦朝的迁豪政策。汉武帝时期更采取了严厉而全面的抑豪措施,创刺史制度,任用酷吏,他们在治理地方时,手段严厉,刑罚酷烈,嗜杀成性给地方豪强大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武帝北击匈奴,连年兴兵,国库空虚。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控制社会资源的措施,如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更甚者采取了赤裸裸地掠夺,直接剥夺豪族地主的私有财产,如“算缗”、“告缗”等等措施,这对豪族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西汉政权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豪族势力进行全面压抑、打击甚至屠戮。这一层可称之为堵;另一方面,又通过种种途径扶植豪族。如文帝时期的“输粟拜官”为豪族开辟了一条参与政权的通道,武帝时期的察举制则是豪族进入政治的重要途径。豪族势力通过通经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又通过经学传承而累世经学,垄断文化而累世为官。其后不断经营家族势力,所以地方豪族大姓由此士族化,对以后封建王朝统治政策也产生了重在影响。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周驯》中的主要人物,昭文君和共太子的关系并非传统训体中所代表的父子关系,而是分属于两个同姓诸侯国的叔侄。在这种情况下,《周驯》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属于历史事实,《周驯》是否属于“实录其事”的史料类文献就值得商榷。通过对《周驯》内容和传统文献的考证对比,可以发现《周驯》有很大可能性并非“实录其事”,但《周驯》与史料中的昭文君在治国策略方面一脉相承。
  周驯作为一种训体,其主要人物是周昭文君和共太子,内容涉及了周昭文君对于共太子各个方面的教导,立足在共太子所面临的困境,集中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为君之道,第二,如何保位,第三,如何纳士,第四,如何扶民。其中立嗣是《周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周驯》明确指出“置嗣无宜,以贤为宜;立后无正,以贤为命”,主张以贤立嗣。传统诸子百家中的尚贤原则,多是立足于下位者,国君尚贤的表现只是选贤任能,对于国君需要具备何种“贤”并未进行深入论述,代表的是臣属对于国君用人方面的要求。《周驯》则立足于国君,对国君的“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以“承国主者,其胡可毋某某”为主题对“贤”进行了条理清楚的量化分析。除此之外,《周驯》还以立嗣为切入点,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进行研究,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君对于国家各个方面的独特理解,在立场上体现了国君对于臣属的看法。
  秦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君主专制强化,嫡长子继承制因其独特的优势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君位继承更多得侧重于嫡长子的身份,选贤更多得适用于选拔官员方面,而明确提出选嗣以贤的《周驯》逐渐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恩里科·贝林格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意大利追求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其提出的“历史性妥协”思想为意大利处理各党之间的正确关系和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研究这一思想,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利于把握新形势下发达国家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世界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提供诸多启示。
  首先,贝林格“历史性妥协”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一方面,葛兰西的联盟战略和陶里亚蒂“萨莱诺转折”的理论为“历史性妥协”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意大利分裂且多元的政治文化和20世纪60-70年代天主教界的“左”转倾向是“历史性妥协”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此外,智利政变事件也为意共提出“历史性妥协”思想提供了契机。
  文章从五个方面对贝林格“历史性妥协”思想的主要内容作出介绍。第一,主张促进各种大的社会力量和大的政治力量协同一致;第二,主张促进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一致;第三,寻求同天民党谅解,但不放弃批评天民党的权利;第四,尊重宗教对生活的指导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第五,主张执行缓和政策,支持欧洲的利益。同时,本文对贝林格“历史性妥协”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受挫并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解读。分析认为意共“历史性妥协”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意共为了达到执政目的,其指导思想的去马克思主义化,放弃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性妥协思想的实施,意大利国内社会基础的变化和共产党内部出现了阶级认同难题。
  当前对贝林格“历史性妥协”思想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这一思想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历史性妥协”思想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历史性妥协”思想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较多启示:第一,发达国家共产党应该重视群众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建设具有革新精神的群众性政党;第二,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稳定的左翼联盟;第三,发达国家共产党争取执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纲领政策。同时,正确处理党内意见分歧和矛盾冲突。
文艺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美国当代著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理论家,本文以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为研究对象,探讨乌托邦思想的现实境遇与未来发展。论文将詹姆逊置于乌托邦思想史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传统中加以审视,并在詹姆逊丰富复杂的话语系统中予以定位,旨在对其乌托邦思想作立体透视和辩证考量。
  对乌托邦想象/欲望先于和优于实践政治的认定,是詹姆逊在乌托邦问题的长期思考中得出的结论。经由乌托邦思考后现代是詹姆逊后现代研究的特点,也是其对后现代理论的贡献与批判。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目标与指归是重建在后现代社会中失落的乌托邦理想,重构无产阶级的未来图景。詹姆逊意义上的乌托邦,不仅具有历史上乌托邦观念的理想维度、未来指向与批判功能,更突出强调乌托邦的现实刻度和肯定价值。
  全文共分导论、第一至三章、结语五部分。
  导论介绍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的问题缘起,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作出分析,提出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价值及本文的研究构想。
  第一章为系统考察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提供历史背景。通过回溯“乌托邦”的词源并从概念史角度梳理“乌托邦”的意义流变,认为其意义流变大致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从空间到时间、从整一到多样、肯定与否定相交织的历史过程。就历史阶段和思想语境论,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应被置入后现代社会的乌托邦思想中,但其与拟乌托邦思潮存在本质区别。詹姆逊的“乌托邦”并非对另一种未来社会形式的再现,而是一种想象未来的可能和必需。
  第二章在乌托邦衰变与复兴的思想史和当代语境中探讨詹姆逊对乌托邦思想发展所作的理论贡献。詹姆逊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造成全球范围内乌托邦思想衰变的基本因由,为此必须有效抵抗意识形态与历史终结论对乌托邦思想的冲击。詹姆逊提出一种重建乌托邦希望的策略:一方面,将乌托邦内容转换为承载这种内容的特定形式;另一方面,从反乌托邦观念的逻辑悖论出发,迂回式地为乌托邦思想的再度复兴谋取一种理论支持。因此,詹姆逊论域中的后现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是相互包容的,乌托邦的核心是人类欲望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表达,乌托邦思想的主体是对一种理想化的集体关系的想象,乌托邦是“政治无意识”的一种特殊表征。关于当代乌托邦思想的复兴计划,詹姆逊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激发一种全新的乌托邦想象的能力,此为重建当代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二是在细致研究乌托邦形式的同时研究形式生产的心理动力学和历史动力学;三是坚持乌托邦思想的政治维度,以反-反-乌托邦主义的行动策略逐步实现乌托邦思想的政治效能。
  第三章从理论层面探查、研究和阐释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由此提炼并概括出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特质,勾勒其乌托邦思想的总体图谱。首先对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性质作一整体观照,即将其定位为“反-反-乌托邦主义”。进而拈出透视其乌托邦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总体”、总体化、意识形态,阐明这三个关键词与詹氏乌托邦思想的关系:第一,“总体”必然是乌托邦的,没有乌托邦维度,“总体”就失去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能力;詹姆逊的乌托邦不可能是非总体的乌托邦,因为乌托邦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乌托邦是一个不断趋向“总体”的过程。第二,乌托邦是詹姆逊总体化思想的政治指向;就詹姆逊的批评视野和研究方法而言,总体化与乌托邦是互为限定的;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交锋的格局中,反总体化与反乌托邦思想之间是密切关联的。第三,在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对乌托邦思想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詹姆逊的辩证批评理论建构中,他提出肯定与否定相结合的双重阐释学,并通过对文艺作品中乌托邦因素韵发掘和阐释,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即乌托邦批评的建立提供了助益。
  结语部分对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进行了理论总结,指出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一个多质多维的存在,且仍未完成。论文以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与后现代艺术批评家艾美利亚·琼斯对詹姆逊的诘疑为例,介绍詹姆逊乌托邦思想引起的论争,呈现其在当代多元话语中面临的理论拷问。通过梳理各方观点,论文在为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作理论辩护的同时,也对其作了评价与反思。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私门依附群体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存在,这对要求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而言是一股强大的敌对势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存在也是封建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对封建中央集权的解构作用,是其遭受打击的根本原因。
  东汉时期,私门依附群体大量存在。私家武装、佃农奴婢、游士宾客、门生故吏等等,几乎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各方面,全方位地削弱中央权力。其中政治权力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因而也就最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关注。
  东汉王朝竭力尊君卑臣,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忠孝一体观念泛化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本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但封建制度自身内在的矛盾,使得私门依附群体有了大量存在的基本条件,如小农经济催生出来的大量佃农,庄园经济衍生出来的武装部曲、徒附、奴婢,征召辟举的选官方式催生出的门生故吏。而当社会处于动荡时期,走投无路的流亡农民聚集而成的贼寇团体,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形成的武装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形成威胁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会对封建君权存在一定的解构作用。
  矛盾存在则必有应对矛盾的方法出现。对此,东汉王朝做出了不少应对措施—从抽象的意识层面到具体措施:强化尊君卑臣的思想意识,各种打击私门依附群体的手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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