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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空间-时间联合编码效应(spatial-tempor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STEARC)是指表示不同时间概念的词在个体心理的空间表征并不相同,当搜索目标出现在和时间词相一致的位置上时被试的反应更快(比如当被试看到时间词“过去”时,其在目标出现在屏幕左侧时反应速度更快)。这一效应不仅体现在空间的水平位置上,还体现在空间的垂直位置上。但以往相关的实验都只通过单一范式进行研究(目标只出现在水平方向或者是垂直方向;被试直接对出现在不同位置上的时间词进行判断),本次研究通过将目标图形随机呈现在屏幕上下左右四个位置,并且在原有的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搜索任务的复杂度,来探究在时间词的作用下,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心理时间线是否同时存在,如果存在,哪个方向上的加工更有优势?
  实验一采用了2(时间词:过去,将来)×4(目标位置:上、下、左,右)的被试内设计。被试首先要对屏幕上呈现的时间词进行词性判断,随后在搜索任务中找到目标图形并判断目标图形内部线段的倾斜方向。结果表明当呈现过去词时,目标图形出现在左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右侧,目标图形出现在上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下侧;当呈现未来词时,目标图形出现在右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左侧,目标图形出现在下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上侧,即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心理时间线同时存在。
  实验二采用了2(时间词:过去,将来)×4(目标位置:上、下、左,右)的被试内设计。被试首先要对屏幕上呈现的时间词进行词性判断,随后在搜索任务中在,排除干扰刺激的影响,找到目标图形并判断目标图形内部线段的倾斜方向。结果表明当呈现过去词时,目标图形出现在左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右侧,目标图形出现在上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下侧;干扰刺激出现在左侧时被试的反应慢于其出现在右侧,干扰刺激出现在上侧时被试的反应慢于其出现在下侧。当呈现未来词时,目标图形出现在右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左侧,目标图形出现在下侧时被试的反应快于其出现在上侧;干扰刺激出现在右侧时被试的反应慢于其出现在左侧,进一步证明了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心理时间线同时存在。
  实验三通过让被试直接进行搜索任务,排除干扰刺激的影响,找到目标图形并判断目标图形内部线段的倾斜方向,来探究没有时间词的启动的条件下被试在不同方向上加工优势是否还存在。实验结果表明,当呈现时间词时,目标图形出现在水平方向比其出现在垂直方向上被试的加工更具优势,当不呈现时间词时,这一优势不再存在。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目标出现在屏幕水平或垂直的任意位置上,并增加了任务复杂度后,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心理时间线同时存在,被试倾向于把过去和上方(左侧)相联系,把未来和下方(右侧相联系),当存在明显干扰图形的时候,被试在干扰图形和时间词相一致的位置上的反应时增加;
  2.时间词的存在有利于被试在水平方向上的搜索任务,而会干扰被试在垂直方向上的搜索任务。
  综上所述,研究给人们更好的理解空间-时间联合编码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以往学者研究指出,人类的记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方面人类的记忆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一些不真实的记忆;另一方面,人类的记忆本身也可能发生变化。记忆不断变化导致错误记忆发生的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鉴于以往定量研究焦虑情绪对于错误记忆影响的文献比较匮乏,本文试图把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作为出发点,探究其对错误记忆的影响,该研究结果为焦虑诱导记忆产生的机制探讨提供了参考依据。
  以Spielberger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进行问卷调查,筛选被试。然后进行两个实验;实验一从100名被测试的学生中筛选出高中低不同特质焦虑程度被测试个体各15名,使用DRM范式诱导个体产生错误记忆,从被试错误反应率和反应时间探讨不同特质焦虑对错误记忆的影响。实验二筛选出高特质焦虑被试30名,实验前利用音乐和想象进行焦虑诱发,诱发出高中低不同状态焦虑情绪,然后进行实验。研究发现:
  (1)DRM范式诱导下,被试对先前并未出现的关键诱词容易产生错误记忆。
  (2)高特质焦虑水平被试和低特质焦虑水平被试者对无关和关键诱词产生错误确认现象的概率值比中特质焦虑被试者对无关词和关键诱词产生错误记忆现象的概率值低,而中特质焦虑被试者对于学习词产生错误记忆现象的概率值低于高、低特质焦虑水平的被试者。
  (3)在高特质焦虑水平的中度唤醒状态下,被试者对学习词和无关词的再认错误率相对于高、低唤醒状态下的被试者来说较低,对关键诱词的错误再认率较高。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最近三十年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感恩研究在心理学领域逐渐获得关注。感恩对亲社会行为有促进作用,但以往的研究忽视了恩惠认知和特质性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以影响恩惠认知的具体条件和特质性感恩为自变量,亲社会行为中的对恩人的回报、对陌生人的帮助、对恩人的再次帮助、对陌生人的再次帮助四种行为作为因变量,通过故事情景实验法考察不同具体条件下的恩惠认知和特质性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两种对恩惠认知有影响的具体条件(即期待回报程度和恩惠价值),并设计两个实验。实验1采用2(期待回报程度:期待vs不期待)×2(特质性感恩:高vs低)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2采用2(恩惠价值:大vs小)×2(特质性感恩:高vs低)被试间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结果如下:
  1、特质性感恩对感恩情绪、亏欠感、四种亲社会行为的主效应显著,高特质性感恩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低特质性感恩个体的得分。
  2、施惠者期待回报程度对感恩情绪、亏欠感和对施惠者的回报以及对施惠者的再次帮助的主效应显著。在不期待得到回报的条件下,对施惠者回报的得分和对施惠者再次帮助的得分比在期待得到回报的条件下两种行为的得分显著高。
  3、恩惠价值对感恩情绪、亏欠感和对施惠者的再次帮助的主效应显著。在大恩惠价值条件下,对施惠者再次帮助的得分比在小恩惠价值条件下的得分显著高。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特质性感恩可以影响个体对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特质性感恩、期待回报程度和恩惠价值可以影响个体对施惠者的亲社会行为。
  2、感恩情绪和亏欠感即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随着恩惠价值的增加,个体体验到的感恩情绪和亏欠感都会增多。随着施惠者期待得到回报程度的增加,个体体验到的亏欠感会增多,但体验到的感恩情绪会减少。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往今来,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对目标的追求。如何促进目标追求过程中一致行动的实施是行为决策研究的焦点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需要关注与长期目标追求相一致的行动,还需要抵制与目标一致行动同时出现的诱惑因素。诱惑因素的出现,会让许多组织和个人在长期目标并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不时采取一些无助于甚至有害于长期目标的短期行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当面对不同任务难度水平时,人们对目标一致行动和目标背离行动的选择是否会有所不同。以往研究很少涉及短期行动和长期目标的背离研究,对任务难度的研究也多聚焦于对任务结果的探究,几乎从未探讨过任务难度对人们背离行动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在综合以往任务难度和短期目标一致行动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任务难度会影响目标一致行动和目标背离行动选择的理论假设。文章通过三个研究揭示了任务难度对目标一致/背离行动选择的影响及其背后机制。研究一初步揭示了任务难度对目标一致/背离行动选择的影响方式。研究二和研究三用不同的任务范式重复了研究一的研究结果。另外,研究二验证了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三进一步探索了任务难度影响目标一致/背离行动的原因,验证了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
  (1)任务难度越高,人们越多地选择目标背离行动;
  (2)上述现象在不同的实验任务下均存在,说明该效应具有稳定性;
  (3)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4)负性情绪在任务难度对目标一致/背离行动的选择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时距知觉是指观察者对刺激时间持续性的加工,它是时间认知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主观估计时间的准确性及其与客观时间的差异等问题。事件切割则是指在时间维度上对空间内的连续信息进行分割以形成多个认知单元的过程,它一般出现在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但对后续的加工有重要作用。对于事件知觉与时距知觉的关系,已有研究者进行了探讨,并发现了记忆碎片效应,即当一段连续运动被分割为多个片段时,观察者对它的时距估计将缩短。对于记忆碎片效应的产生机制,目前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该效应与知觉到多个事件有关,而另一些研究者却认为该效应来自于事件边界处时空连续性的变化,与事件本身无关。对于记忆碎片效应的特点及发生机制进行探讨,可为事件知觉与时距知觉的关系提供新的证据,有助于完善和丰富时间知觉的理论。
  本研究包括四个部分:实验一重复前人的研究范式,检验记忆碎片效应的真实性,以作为后续实验的基础,发现记忆碎片效应稳定存在;实验二在原范式基础上控制时空连续性,通过变换运动客体身份的方式诱发多个事件的知觉,发现在多事件知觉情境下被试估计的时距更短,支持了事件知觉影响时距估计的假设;实验三在维持客体身份不变,仅改变其亮度属性的情境下进一步控制客体连续性,得到与实验二类似的结果;实验四则维持事件知觉不变,改变时空连续性,发现时空连续性不影响时距估计,从而间接证明事件知觉影响时距知觉。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1)记忆碎片效应稳定存在,具有可重复性;
  (2)知觉到多个事件可导致主观时距缩短;
  (3)时空连续性的变化不是引起时距知觉变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本研究认为,记忆碎片效应是由知觉到多个事件所引起的,而并非源自事件边界处伴随的时空连续性变化。由此可以推测,事件知觉影响时距知觉。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再认的新/旧效应和重复启动经常被用来研究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近年来,尽管大量行为、脑电等研究均证实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二者是相互分离的,最近一些学者的脑神经相关研究发现二者神经机制存在重叠。造成不同研究结果间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已有研究控制的实验条件(如采用的研究范式、实验材料、时间间隔、呈现通式等)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间的可比性。
  本文拟以再认的新/旧效应和重复启动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探讨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进行四个研究,均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采用相同的实验范式(修订的连续再认范式)、均以选取的为实验材料。研究一和研究三采用高频词汇为研究材料,研究二和研究四采用低频词汇为实验材料。研究一和研究二均为再认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在判断逐一呈现的词汇是否已学;研究三和研究四为重复启动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对词汇呈现通道作出判断。同为再认的研究一和研究二,均发现时间间隔、呈现通道、与通道类型的行为结果和反映再认神经机制的新/旧效应(包括反映熟悉加工的FN400和反映回忆加工的LPC)均具有明显调节作用。时间间隔和通道类型均对FN400和LPC具有明显调节作用,词频对FN400和LPC具有明显调节作用。
  同为重复启动的研究三和研究四,均发现时间间隔、呈现通道、与通道类型均与重复启动关联的行为结果和反映重复启动效应神经机制的相关成分(包括反映概念和重复加工的N400和意识提取的LPC)均具有明显调节作用。时间间隔和通道类型均对N400和LPC具有明显调节作用,词频对N400和LPC具有明显调节作用。
  本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时间间隔、通道类型和时间间隔对再认和重复启动的影响在神经机制方面是分离的。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健康和美味作为食物选择的主要动机,对两者的权衡会影响到消费者的食物消费决策,而权衡过程会受到消费者认知方式的影响,本文从未来结果考虑和解释水平的角度探讨不同属性食物的消费决策。
  本文通过三个食物消费决策研究,测量消费者的特质性解释水平、操纵个体解释水平、操纵食物的广告解释水平,分析解释水平对不同属性食物消费决策的影响;通过第四个研究,测量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和未来结果考虑取向,分析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在未来结果考虑取向对不同属性食物消费决策影响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1、消费者的特质性解释水平越高,越偏好健康食物,消费者的特质性解释水平越低,越偏好美味食物;
  2、高解释水平操纵时消费者对健康食物的购买意愿更高,低解释水平操纵时消费者对美味食物的购买意愿更高;
  3、健康食物时广告解释水平高低不影响被试的购买意愿,对美味食物采用低解释水平的广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高;
  4、消费者的个体解释水平与食物的广告解释水平不存在交互作用,但是消费者的个体解释水平作为协变量对不同属性食物的消费决策存在显著影响;
  5、未来取向个体对健康食物的购买意愿更高,即时取向个体对美味食物的购买意愿更高;
  6、解释水平在未来取向仅对健康食物的消费决策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解释水平在即时取向对不同属性食物的消费决策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知觉序列学习,即对刺激所含的序列规则的学习。在知觉序列学习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关注其本身的结构、组成等相关因素,为了与实际生活更贴近,也会对知觉序列学习有影响的其他相关因素感兴趣,例如认知风格、情绪等方面。因此本研究将详细、系统地探究情绪启动的诸多因素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更加客观、细致、详实的进行研究,想要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关系完整、客观的展现在大家的眼前。本研究将情绪面孔图片作为启动刺激,以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为基础,来探讨情绪类型、被试对情绪的意识水平以及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有3个实验,实验一为2(积极情绪、消极情绪)×2(H高概率、L低概率)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考察阈上不同类型情绪启动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阈上的情绪启动中,积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显著快于消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高概率和低概率的知觉序列学习也有明显差异,且情绪类型与学习量间无交互作用。实验二为2(积极情绪、消极情绪)×2(H高概率、L低概率)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考察阈下不同类型情绪启动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阈下的情绪启动中,积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时与消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时差异边缘显著,高概率和低概率的知觉序列学习有明显差异,且情绪类型与学习量间无交互作用。实验三为2(积极情绪、消极情绪)×2(有意识、无意识)×2(男、女)×2(H高概率、L低概率)四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考察不同情绪类型、意识水平、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不同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情绪意识水平和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主效应不显著,学习量主效应显著;情绪类型和意识水平对知觉序列学习的交互效应显著,情绪意识水平和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的交互效应显著,其余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本研究结论为,阈上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效应差异显著,知觉序列学习可以发生;阈下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效应差异边缘显著,知觉序列学习可以发生;情绪启动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主要是情绪类型在起作用,同时在情绪启动下知觉序列学习是可以发生;在情绪启动中,情绪类型和情绪意识水平、情绪意识水平和性别这两组因素会分别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知觉序列学习。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情绪智力作为智力领域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对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进行修订,并对该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进行检验。研究者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了江苏省内6所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常模样本1121人。原量表经过三次修订,最终形成了适合江苏省大学生被试的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
  结果如下:
  1.量表。正式量表包含7个维度,积极表达、消极表达及情绪性决策维度分别包含8个项目,反应性快乐和同理心关注维度分别包含9个项目,注意情绪和反应性抑郁维度分别包含10个项目,量表共6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删除了原量表的6个项目。
  2.信度。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18~0.884之间;间隔二周后的重测信度在0.751~0.851之间。
  3.效度。通过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对量表的效度进行分析。
  (1)内容效度:量表的项目源自Barchard博士学位论文,被收录在国际人格项目库(IPIP)中,心理学教师也对项目给予较好的评价,因此问卷内容效度较好。
  (2)结构效度:
  ①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为0.83,七个维度共解释了总变异的49.51%,各项目负荷都在相应维度上,负荷均超过0.40,且大于非目标维度上的因素负荷。
  ②因素间相关系数。七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46-0.592之间。
  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维度GFI值在0.95-0.97之间,NFI值在0.92-0.96之间,CFI值在0.93-0.98之间,IFI值在0.93-0.98之间,RMSEA值在0.05-0.09之间,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理论模型和原始数据的拟合是可以接受的。
  (3)效标效度: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的7个维度和EIS总分均有一定程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189-0.564之间。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各维度与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的严谨性、神经质、宜人性、开放性及外向性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相关系数在-0.429-0.468之间。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各维度与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相关在-0.305-0.679之间。
  (4)制定了江苏省本科大学生的性别常模和城乡常模。
  结论:
  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江苏省大学生情绪智力的有效工具。
应用心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同性恋的关注也相对较多,大学作为进步青年和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对同性恋现象的接受程度远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很多。近年来随着同性恋电视、电影以及小说的盛行,大家对同性恋现象也不再一味地闭口不提。但是由于同样长期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也不同程度的对同性恋问题存在一定的歧视和排斥。从社会角色分工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男同性恋者还是女同性恋者,都会涉及一个性别角色的更换,大学生因为较高的接受程度模糊了性别这一社会属性的差异,是否对传统的—“男易怒女易悲”这种性别情绪刻板印象有所改观。考虑到这一问题,笔者将通过两个小实验对当代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探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是否同样存在性别情绪刻板印象,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会否不同,以及大学生在时间进程中对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的注意特点。
  研究1采用的是2(组别:控制组,启动组)×2(被试性别:男,女)的被试间设计,启动组采用的启动材料是来自于网上对同性恋的描述,已达到模糊性别意识。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在当前背景下的启动组大学生的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否会受到同性恋背景的影响,在情绪的刻板印象上会不会因为性别而有所不同。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的性别情绪刻板印象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都是女性容易悲伤,男性容易愤怒。男女之间并无差异(P>0.01),启动组和控制组也并无差异。
  研究2采用的是2(图片类型:性别情绪刻板图片,性别情绪反刻板图片)×2(探测点:异侧,同侧)×2(呈现时间:200ms、500ms)的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反应时。以研究1得出的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类型选择图片为实验材料,在研究2中考察大学生对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图片是否存在注意偏向。
  研究结果表明:
  (1)当图片的刺激呈现时间为200ms时,男生在反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的反应时比女生长,图片类型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探测点与刻板印象图片在同侧的反应时长于异侧反应时。
  (2)当图片的刺激呈现时间为500ms时,无论是在反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图片还是在刻板印象上的反应时比女生长,而图片类型的主效应存在边缘显著;男女生在对不同探测点的图片反应时上差异不显著。
  (3)当呈现时间为=200ms时,被试对同侧的性别情绪刻板图片产生了注意回避;女大学生对性别情绪反刻板印象图片产生了注意警觉;男大学生对性别情绪反刻板印象图片产生了注意回避。
  (4)当呈现时间为200ms时,大学生对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异侧的反应时短于中性图片,因此被试对性别刻板印象图片产生注意脱离。同时对反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图片产生注意脱离。无性别差异。
  (5)当呈现时间为500ms时,大学生对性别情绪刻板图片注意回避。
  本研究通过对情绪面孔图片的识别和判定,一方面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视觉加工的模式和规律,对人们的人际交往有所帮助,另一面也为情绪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注意偏向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管理心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个体在想象或者回忆一件事件时,头脑中会出现相应的画面感,想象或回忆所产生的画面存在两个视角: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件产生的画面是存在差异的。前人的研究从加工方式,归因等各方面解释两种视角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角度,探讨想象视角和心理距离对行为意图的影响。
  本文假设想象视角和心理距离对个体行为意图产生交互作用。具体来说:在近心理距离下,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在远心理距离下,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操纵心理距离(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想象视角(第一视角,第三视角),通过两个实验对假设进行验证。
  实验1考察想象视角和空间距离对行为意图的影响,结果验证假设:视角和空间距离存在交互效应。在近空间距离下,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在远空间距离下,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实验2重复验证了想象视角和心理距离的交互效应。
  本研究从不同的心理距离下揭示了不同的想象视角对行为意图的影响,为想象视角对消费,学习等方面的影响提供依据,也进一步揭示了想象视角和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工作记忆是一个容量有限的系统,它是认知过程中的核心部分之一,已经成为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焦点。以往视觉工作记忆的研究中多关注单个客体的存储。然而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大量信息,除了零散的单个客体,还有大量成组客体。在视知觉领域的研究表明,面对大量相似客体的集合,视觉系统可以提取集合的统计属性,形成统计概要表征,从而节省认知资源,提高整体认知绩效。这种面对大量信息形成的统计概要表征在视觉工作记忆中存储机制,尚未有研究进行探讨。
  本研究采用变化觉察范式,要求被试记忆多个圆构成的集合的平均大小,从而探讨集合刺激的统计概要表征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的存储机制。实验一测量视觉工作记忆中统计概要表征的容量;实验二探讨对统计概要表征的记忆是否依赖于对集合内个体刺激的精确记忆;实验三探讨统计概要表征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的存储是否受集合内个体数目的影响;实验四考察统计概要表征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的保持情况。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果:
  (1)视觉工作记忆可存储近2个统计概要表征。
  (2)统计概要表征的记忆并不依赖于对集合内个体的精确记忆。
  (3)统计概要表征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的存储不受集合内个体数目的影响。
  (4)统计概要表征在视觉工作记忆中保持的前1s,绩效已经有明显下降;1s~2s,有中等程度的下降;2~4s保持趋于稳定。统计概要表征在视觉工作记忆中能够较稳定地保持,至少保持4s。
  以上结果表明,在面对大量同质视觉客体时,视觉工作记忆可以编码储存多组客体的统计概要表征,从而以有限的容量实现对大量视觉信息的存储。
应用心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决策是人们时刻都经历着的活动,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在决策研究领域中,研究者们提出了双系统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s),该模型认为,人的认知活动涉及两个性质不同的加工系统:基于理性分析的分析式系统(Analytic System)与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Heuristic System),这一模型一经提出就得到广大研究者的青睐。本研究基于双加工系统模型,以直觉决策为主要研究内容,对高职生的决策偏好与质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研究采用1998年修订完成的量表MBTI-M对高职生直觉特质进行了现状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筛选出高直觉组与低直觉组的高职生被试,进行后续的行为实验,通过经典的S标准实验范式与室友选择任务范式分别进行了行为实验研究,前者考察了高职生直觉特质对其决策方式的影响,即是否高直觉组被试更倾向于直觉决策,而低直觉组就更倾向于分析决策;后者探讨了高职生直觉特质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即是否高直觉组在直觉决策时的决策质量更高,而低直觉组在分析决策时的决策质量更高。
  研究结论如下:
  (1)高职生的直觉特质水平偏低,多数高职生偏向分析型思维模式;男性高职生的直觉特质水平显著高于女性高职生。
  (2)直觉特质水平高的高职生更倾向于直觉决策,直觉特质水平低的高职生更倾向于分析型决策;男性高职生更倾向于直觉决策,而女性高职生更倾向于分析型决策。
  (3)在不同决策模式下,直觉决策组高职生的决策质量显著高于分析决策组高职生的决策质量。
  (4)高直觉组被试在进行直觉决策时的决策质量更高,低直觉组则在进行分析决策时的决策质量更高。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情绪调节灵活性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是目前情绪调节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情绪调节灵活性既是个体灵活选择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也是对策略选择的过程,主要聚焦于灵活选择情绪的策略及情绪调节目标。情绪调节灵活性良好的个体能够根据情境变化要求把适宜的策略应用到适宜的情境中,同时也能灵活地选择情绪调节目标,总体上表现出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促使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更趋于合理且更有益身心健康。但情绪调节灵活性并非生而俱有,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诸多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其中,个体的基本情绪便是一种重要的背景因素,如,焦虑情绪状态。个体的焦虑状态如何影响其情绪调节灵活性?本研究结合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调节目标两种研究视角,采用两个独立的实验范式,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旨在进一步了解情绪调节灵活性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被试来自贵州省某两所大学在校大学生,其中,实验一的有效被试为91人(男生44人,女生47人),实验二的有效被试为94人(男生47人,女生47人),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对计算机操作熟练,均从未参加过同类实验。
  实验一采用基于绩效的情绪调节策略灵活性范式,从策略角度探讨了焦虑对情绪调节灵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以SAM(Self-Assessment Manikin)量表所反映的唤醒水平作为因变量,在不同强度负性情绪这个自变量上主效应显著(F(1,88)=12.984,P=0.001<0.01,ηp2=0.129),情绪强度与情绪调节策略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以对SAM 量表作答的反应时为因变量,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这个自变量上主效应显著(F(1,88)=12.981,p=0.001<0.01,ηp2=0.129)。实验二采用有/无预期的情绪调节灵活性范式,从目标角度探讨了焦虑对情绪调节灵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被试的错误率为因变量,有/无预期线索提示的主效应显著(F(1,91)=45.622,P<0.001,ηp2=0.334),在无预期的线索提示下,被试反应的错误率显著高于有预期线索提示下的错误率(M无预期=0.33,M有预期=0.21),不同焦虑水平主效应显著(F(2,91)=3.489,p<0.05,ηp2=0.071);以被试对情绪图片的反应时(ms)作为因变量,有/无预期线索提示的主效应显著(F(1,91)=20.182,P<0.001,ηp2=0.182)。
  研究结论:
  1.低焦虑水平个体在低负性刺激的状态下在情绪调节策略上更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
  2.中度或高焦虑水平的个体在情绪调节目标上倾向于要有明确的目标,不确定性不耐受性较高。
生物医学工程;学习科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代社会,许多学生深受考试焦虑的困扰,而后者往往源于考试情境中的个体对考试失败的担忧。本研究关注考试焦虑个体这种易受负性念头困扰的特点是否源于自我调节能力的不足?具体而言,考试焦虑个体的注意控制加工是否存在缺陷?考虑到迄今并不清楚考试焦虑个体在应对考试威胁时的注意控制机制,尤其对威胁情境下考试焦虑个体的注意分配灵活性缺乏清晰和一致的描述,本研究以高、低担忧型考试焦虑个体为被试,以经评定为不同考试威胁特征的双字词为刺激材料,通过四个研究共九个实验考察不同条件下威胁性刺激对考试焦虑个体注意控制加工的影响。
  研究一利用快速序列视觉呈现词语流任务形成的注意瞬脱(AB)效应,探讨不同注意控制意愿和不同认知负载条件下,考试焦虑个体的思维是否易受威胁性刺激的侵入。以考试威胁为靶(此时个体的注意控制意愿较强)的研究发现,与高认知负载条件下高、低考试焦虑组被试对考试威胁靶的AB效应无显著差异相比,有认知负载但水平不高时,考试威胁靶更易闯入考试焦虑个体当前意识领域,并损害其后续认知加工。而以考试威胁作为非靶呈现时(此时个体的控制加工意愿较弱),考试焦虑个体并未形成威胁性侵入思维。
  研究二采用修订的情绪性注意网络测验(ANT),考察考试威胁刺激在考试焦虑影响注意执行控制加工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考试焦虑组被试的注意执行控制系统功能只在考试威胁干扰条件下显著低于对照组,该功能性不足随着威胁的消失而消失。
  研究三交叉融合视觉短时记忆(VSTM)的变化觉察范式和情绪Stroop任务,考察情境威胁干扰下考试焦虑个体的认知资源分配模式。结果发现有认知负载但资源易获补充时,考试焦虑个体更易受到与任务无关的考试威胁干扰,认知负载较高且资源难获补充时,考试威胁信息对于考试焦虑个体并无明显干扰。
  研究四通过评定不同情绪特征词汇的考试相关度和威胁度,考察高、低考试焦虑个体的效价评价系统差异。结果表明,对于考试威胁和考试无关威胁的词汇,高考试焦虑被试组对其威胁度评分显著更高。
  综上本研究发现:考试焦虑个体的负性侵入思维与其注意控制加工受损有关,该受损仅发生在与考试威胁有关的情境中,且受个体是否应用以及如何应用注意控制策略的影响。考试焦虑个体在由情境威胁特征、当前认知资源易获补充程度及加工时长等不同因素组合构成的情境压力下,会采用不同的注意调控策略,其中在承受认知资源压力但压力不高的条件下,受到考试威胁的侵扰最多。考试焦虑个体对情境威胁性的夸大,可能是造成其与正常个体认知差异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认为,注意干扰理论关于考试焦虑个体注意缺陷的观点、自我调节理论关于考试焦虑个体注意调控僵化的观点,均是对特定情境下考试焦虑个体注意控制加工特点的反映。本研究在总体上支持注意控制理论的同时,认为威胁性情境中的考试焦虑个体通过采用情绪性注意加工策略,仍显示出注意调控的某种灵活性。
应用心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社会期望我们能熟练掌握并理解数字、数量、运算法则,培养数字的认知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数字空间表征更是数字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空间联合编码效应(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英文简称为SNARC效应)的发现说明数字信息在空间上以特定方向被编码并存在联结的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Posner注意线索实验范式,结合 Dehaene奇偶判断任务主要研究7岁、9岁、11岁与成人在数字空间联合编码效应的差异性。该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探究数字空间联合编码效应(SNARC)在行为上的发展性差异。
  Posner注意线索实验范式中主要是将注意分为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两种类别,并将内源性注意界定为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的、需意识努力获取的注意加工过程;而外源性注意被认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动化的注意加工过程,而线索提示主要分为有效线索(本研究中有效线索提示比例为75%)和无效线索,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有效线索即一致性线索会加速被试反应,而无效线索即不一致线索会阻滞被试反应,甚至形成干扰。前人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年龄段对数字空间联合编码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加入注意与线索提示的进一步行为研究有助于认识不同年龄对数字的加工认知能力差异性。
  研究一主要从内源性注意角度出发,线索提示是中央注视点变成箭头形成指引的范式,用反应时进行统计分析,探讨数字空间联合编码效应是否存在;研究二则从外源性注意角度,线索提示是左右两侧圆环中的一个变成红色形成线索指引,同样,通过反应时主要探究数字空间联合编码效应是否存在。另外,针对以往研究中较少的发展性研究,本研究关注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数字空间联合编码特点,实验采取被试间设计,7岁、9岁、11岁和成人组均接受两个注意范式下的实验,并且将各组被试随机化的分配到各任务中以达到平衡的效果。这两个实验设计的目的旨在比较不同的注意条件下线索提示对不同年龄段的干扰是否存在差异性。同时,实验假设在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两种不同条件下,线索提示会对被试组间产生差异性影响。
  同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内源还是外源注意条件下,从7岁到成人组,随着年龄的增大,被试反应时逐渐缩短,意味着随着教育的深入和不断训练,数字与空间的编码能力是在不断提高的;从7岁到成人组的线索主效应均显著,并且有效线索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均短于无效线索条件,这说明线索的干扰性确实存在;内源性注意有效线索条件下,7岁儿童存在SNARC效应,这表明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的注意水平下,儿童的数字空间编码能力是存在的;外源性注意条件中,7岁儿童无论是有效线索还是无效线索下均没有SNARC效应,说明外源性注意对儿童的干扰性更强,同为有效线索提示,但是外源性注意强化了线索提示的干扰性。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学习判断(judgment of learning简称为JOL)是指个体对当下学习过的项目在随后测试中的回忆成绩所做出的预见性判断。学习判断的准确与否将决定学习者能否运用有效的策略进行学习,所以学习判断对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探讨学习策略与情绪的介入对记忆和学习判断的影响,能够为有效教学行为(策略教学)提供实证的支持。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来探讨学习策略与情绪状态的改变是否会对学习判断产生影响。
  实验一为单因素被试内设计,主要考察学习策略的使用是否会影响记忆效果和对学习过程的自我监控。学习策略(无提示/有提示无示范/有提示有示范)作为自变量,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以及判断准确性作为因变量。结果表明:学习策略对学习判断的主效应显著,被试在有提示有示范水平下的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及判断准确性均显著高于无提示和有提示无示范两个水平下的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判断准确性。
  实验二为2×2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分别为学习策略和情绪,学习策略为组内变量,有两个水平,分别为有提示无示范和有提示有示范;情绪为组间变量,有两个水平,分别为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因变量为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和判断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对学习判断的主效应显著,在四种实验处理条件下,68名被试在实现情绪启动之后的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和判断准确性都有显著性差异。学习策略与情绪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正性情绪状态下,进行有提示有示范组被试的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判断准确性都显著高于有提示无示范组的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判断准确性;负性情绪状态下,无论被试使用有提示无示范策略还是有提示有示范策略,他们的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判断准确性都会受到影响,从而降低。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情绪能够影响被试的记忆过程和记忆效果,所以在实际学习中,我们应该合理的调节自己的情绪,尽量避免负面情绪对学习带来的困扰。
  本研究证实了学习策略和情绪两个因素对学生的回忆成绩、学习判断等级及其判断准确性均有显著的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Koriat的线索模型,推进了对记忆线索丰富性的探讨;同时本研究中发现,学习策略和情绪这两个因素在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学习判断中的显著影响,也进一步证实了学习活动(或认知加工)过程中,认知因素(策略)与非认知因素(情绪)的协同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澄清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习内部加工过程的认识,同时也对有效教学(如策略教学)实践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此外,对学生而言,认识到情绪对学习的影响有助于他们合理地管理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改善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状态和氛围;对教师而言,能够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调节学习过程中的情绪状态,减少负面情绪对其学业的影响,实现高效愉悦的学习。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际情绪调节是良好社交的先决条件,影响着互动双方的情绪状态及其关系的质量。动机在确定情绪调节的方向和结果上起重要作用。为了实现目标,个体常常上调或下调情绪反应强度或持续时间来满足特定的动机,也有改变他人情绪状态的动机。人际情绪调节动机包括享乐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多选择享乐动机来调节情绪;在对抗活动中,则多选择工具性动机。先前研究虽然探讨了情绪调节动机,但对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工具性动机。
  人际情绪调节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在不同情境下,人们调节他人情绪的动机可能会有差异。人们是否增加某种情绪调节动机取决于感知到这种情绪在成功对抗中的有效性。当人们认为生气可以促进目标实现时,就易于产生调节生气情绪的动机。互动双方的熟悉度是影响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因素之一。在人际互动中,人们与朋友的熟悉度更高,情感交流更多,更易选择享乐动机,与陌生人互动时可能会更多选择工具性动机。此外,金钱奖励对动机的产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个体的表现随奖励金额的增加而提高。金钱奖励也可能是影响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来探讨人际情绪调节动机。实验1通过玩一个攻击性游戏,探测人们是否会在工具性动机的驱使下增加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不愉快情绪(生气),以及感知到生气情绪的有效性是否起调节作用。实验2将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换成熟悉的朋友,考察人际情绪调节的工具性动机是否仍然存在。实验3考虑了金钱奖励这一因素,将被试随机分配到高低奖励组,探究不同奖励金额是否会影响实验1的结论。
  实验结果显示:(1)在人际情绪调节中,被试试图增加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生气情绪以实现获利的目标。这一结果不受熟悉度的影响,即使合作伙伴是较熟悉的朋友,结果亦是如此。(2)奖励金额影响人际情绪调节的工具性动机。高奖励金额组的被试为了获利,试图增加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生气情绪体验。低奖励金额组在合作和竞争两种情境下的表现无差异。(3)感知到生气的有效性调节情境和对生气情绪偏爱程度之间的关系,被试认为生气情绪越有效,就越想诱导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产生生气情绪体验。本研究验证了人际情绪调节的工具性动机,对于拓展人际情绪调节的研究视角、了解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机制和指导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情绪感染是指在情绪输出者提供情绪信息的环境下,情绪接收者(受感染者)的情绪体验与输出者趋于一致的过程,往往在个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正被他人影响的过程中悄然而生。已有研究表明,个体性别、人际关系、情绪信息和情境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情绪感染产生影响。性别图式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经过不断学习、内化关于两性概念(男性/女性)而形成的认知图式。它在个体对有关于性别信息的捕捉、选择与加工过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图式化个体比非图式化个体更大程度自动地进行性别图式加工,且更倾向于根据性别来捕捉、选择与加工那些与自我不相关的信息。而根据情绪感染的社会比较机制,个体能够通过捕捉他人与自身相似或相异的信息来激活同化效应或对比效应,从而影响情绪信息的动态加工与行为反应。个体在无法依据自身的内在体验线索确认情绪反应的模糊情境下,往往倾向于依照他人的情绪线索来作出相应的反应,即产生社会比较。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感染情境下,个体往往处于模糊的情绪境况且难以觉察自身情绪变化的来源与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性别图式化个体是否会凭借其已有的性别图式来影响对他人负性情绪的觉察与加工,在相同条件下,非图式化个体与图式化个体是否在负性情绪感染程度存在差异,已有的模仿-反馈、社会比较机制能否完美解释情绪感染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些问题目前还未有相关研究对此进行探究,也是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一在随机取样和后续的量表筛选之后,选取了8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实验通过静态情绪面孔刺激呈现(阈上/阈下)研究不同性别图式对负性情绪感染的影响,为2(呈现条件:阈上/阈下)×2(性别图式化程度:图式化/非图式化)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实验二结合方便取样和随机取样,再经过后续的量表筛选,选取了80名作为A组被试,80名大学生作为B组被试,通过动态变化、真实互动的情绪传递情境,研究性别图式和性别一致性对情绪感染的影响,为2(性别一致性:一致/不一致)×2(性别图式化程度:图式化/非图式化)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不管是呈现负性情绪面孔图片,还是呈现正性情绪视频,抑或是与情绪效价水平有显著差异的个体进行会谈,被试都产生了显著的情绪感染效应。
  (2)被试的负性情绪感染效应在不同呈现条件下差异显著。被试在负性情绪面孔刺激阈上呈现时的负性情绪感染效应显著高于阈下呈现条件下呈现负性情绪面孔刺激时产生的负性情绪感染效应。
  (3)被试的性别图式对负性情绪感染效应影响不显著。
  (4)音乐能够有效舒缓消极情绪,提升情绪效价水平。
  (5)被试在性别一致条件下的负性情绪感染程度显著高于性别不一致条件下。
  (6)在性别一致条件下,性别图式化被试的情绪感染程度显著高于非图式化被试;在性别不一致条件下,性别图式化被试显著低于非图式化被试。
  (7)性别图式化被试在性别一致条件下,情绪感染程度显著高于性别不一致条件下;性别非图式化被试在性别一致条件下,情绪感染程度高于性别不一致条件下,但差异不显著。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跨文化研究表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在羞耻感应对中倾向于防御,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在羞耻感应对中倾向于修复。本文认为这一差异受到不同自我建构的影响。Markus和Kitayama的自我建构理论认为:文化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建构影响认知、行为及情感,文化、自我建构及认知行为情感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交互影响的环形系统。本文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在同一文化背景下,通过研究一和研究二探讨自我建构与羞耻感应对策略选择之间的联系。
  研究一在自我建构启动条件下,先探讨自我建构对道德羞耻感、能力羞耻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能力羞耻情境中,被试在独立自我启动之下羞耻感受相对更高;(2)道德羞耻情境中,被试在依存自我启动之下羞耻感受相对更高。
  研究二在自我建构启动条件下,依次唤起道德羞耻感、能力羞耻感,再呈现羞耻感应对策略供被试表达其选择倾向性,结果发现:
  (1)依存自我启动下与独立自我启动下相比,个体羞耻应对模式里“寻求支持”这一修复型策略的所占据的地位更高,同时“否认”这一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更低。
  (2)独立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能力羞耻情境中,相比于道德羞耻情境中,其羞耻应对模式里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更低。
  (3)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道德羞耻情境中,相比于能力羞耻情境中,其羞耻应对模式里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更低。
  (4)独立自我启动之下或者在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高羞耻情境中相比于低羞耻情境中,其羞耻应对模式里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都更高。
  结论:
  (1)依存自我相比于独立自我,在道德羞耻体验方面有认知加工优势,而独立自我相比于依存自我,在能力羞耻体验方面有认知加工优势。
  (2)个体在依存自我启动之下相比于在独立自我启动之下,更侧重于选择修复型策略,同时倾向于弱化防御型策略。
  (3)独立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能力羞耻情境中相比道德羞耻情境中更倾向于弱化防御型策略。
  (4)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道德羞耻情境中相比能力羞耻情境中更倾向于弱化防御型策略。
  (5)无论在独立自我还是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高羞耻情境中相比低羞耻情境中都更侧重于选择防御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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