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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互交融,全球化思想与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相互交杂,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主要指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及其弊端,并提出未来全球化的可行方案和路径选择。以此为整体框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分别体现为:
  斯克莱尔认为,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活动的经济载体,通过作为全球活动政治主体跨国资本阶层的利益操作,从而扩散全球活动的文化导体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加剧阶级两极分化和生态的不可持续,但跨国实践只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可行的全球化即社会主义全球化蕴藏着无限潜能。
  罗德里克认为,由于自由贸易的过度开放而缺乏管制,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而不受限制,深度全球化与民主制度的水火不容,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败品。他认为未来的全球化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某种全球化,应该是多元的全球化,各国决定自己的未来。
  中谷岩认为,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投机活动驱使资本全球流动,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追求利益的企业拒绝承担环境成本,加重地球环境恶化;全球市场的肆虐,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使社会不断冷漠,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后果,同时提出了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下,日本社会的诸多价值观和特长能够为当今的全球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并指出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世界经济。
  三位发达国家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总体来看,其优势在于以整体性和全球性为基础点,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贡献为分析点,以全球未来希冀为目的点,有助于解决全球化问题。同时,也存在过度忽视传统文化作用,偏颇指责自由市场风险,主观评价部分历史实情,消极分析全球治理未来等问题。
  同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虽然横跨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学术视角,不同地域视阈,但是其长处和缺陷都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应当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与发展,各国应当全球治理中努力坚持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的立场。与此同时,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平等、开放、合作落实到中国外交;积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享推广到全球人民;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将中国方案表达到世界舞台;积极研究全球治理,将全球化美好希冀行动至世界各地。
法学(海商法学)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盗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历史可追溯至人类利用海洋从事运输之初。这一罪行最初受国际习惯法调整,其后被正式规定于《1958年日内瓦公约》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与几内亚湾的海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2005年呈现爆发态势,并延续至今。非洲海盗的产生根源尽管有其特殊原因,但与海盗本身的产生原因也有诸多类同。本文即意在探寻非洲海盗的成因、其对海运贸易和运输的影响,并提出国际视角、非洲地区法律视角下的治理措施。
  国际社会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均采取了打击非洲海盗的相应措施。但是,在每一次针对海盗的行动下,均存在着行动本身的法律基础以及到底打击的是什么的问题。海盗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反人类罪行,应当受到打击和清除。但海盗作为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对其进行打击需要考虑到其与陆地犯罪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海上劫匪。非法海盗生意所获得的赎金已经得到认可,并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同时,针对非洲海域,尤其是索马里海域和几内亚湾海域的海盗行为尤为猖獗,国际社会及非洲部分国家在上述区海盗打击行为也更为突出和集中。
  本论文包括七章。第一章重点论述了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和几内亚湾海盗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导致的问题和论述了研究的目标,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从国际法、国内法及国际海事局等多个视角探讨了海盗的内涵,以及对有关沿海水域海盗行为的争论,同时还讨论了非洲海域海盗的本质、有关海盗规制的法律体系及其优劣。第三章着重介绍非洲海盗,尤其是几内亚湾和索马里湾海盗问题的产生原因,揭示这两个区域海盗行为的差异,并探讨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首先探讨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海盗行为的内涵、一国法院管辖、海盗打击和人权实现方面;其次较为深入地论述非洲海盗对海商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承运人责任、运费、租船合同(特别是ITL条款、绕航、合同受阻、安全港口和停租问题);以及非洲海盗对海上保险、共同海损分摊、海难救助、船舶优先权等的影响;同时还涉及到了私人武装保安护航问题。第五章分析了国际社会为打击索马里与几内亚湾海盗所采取的措施,并分析了上述措施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在非洲海域部署海上打击力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西非和中非国家经济发展因素与采取打击海盗措施之间的关系、影响等。论文第六章研究了有关各国针对海盗行为刑事规制上的不同,各国刑事法律在此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和模糊性以及对海盗提起公诉的国家所面临的司法困境等。最后,第七章提出了有效打击和控制非洲海盗的一些建议,以图消减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国际海商法、各国国内法的影响,并力图使上述有关法律成为控制非洲海盗的更有效方式。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变革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亦不乏国际格局变迁与国家实力消长背后的安全忧虑。自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与互联网以及国际网络安全的相关议题迅速升温,并逐步从相对边缘的区域层次渗入到世界舞台的核心领域。由于世界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大,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甚至网络战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迁的新因素,且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跨国网络安全问题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恐慌。毫无疑问,在全球安全合作领域中,国际社会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已然达成共识,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尚属于新的课题,其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应对问题的策略值得商议。
  论文从网络信息时代世界处于复杂且相互依赖状况的背景出发,围绕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两条主线展开论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是互联网时代国际合作的新领域,从现有的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发展状况来看,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主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包括合作理念的差异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基础不稳固、利益争夺的矛盾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国家能力的不对称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机制的缺失与失灵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的“网络霸权主义”构成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重大威胁。对此,论文从主权国家、国际机制的视角重点论述了应对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具体问题的策略。网络弱国应当坚决捍卫网络主权,网络强国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推进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顺利开展;由联合国出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公约,国际社会采取协调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行动,联合抵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网络霸权行径;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后起之秀,要在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中担当好“引领者”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
  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世界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的北极开发政策,第一部分介绍北极地区的自然状况与北极地区经济开发背景,叙述北极地区的地理环境概况以及人类早期的北极科考探险活动,同时简要概括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北极地区经济开发背景。第二部分分析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20世纪上半叶北极开发政策以及经济开发活动。详细阐述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开发政策与实施,概括加拿大、美国早期北极政策与开发活动,包括美国与加拿大西北航道争端。第三部分对比分析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北极政策和经济开发活动,总结以上三国北极政策与经济开发活动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北极开发合作影响。
国际政治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在19世纪时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但在20世纪英国接连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其元气大伤。尤其是二战后,英国实力已被严重削弱,战争耗费了国民财富的1/4,折合为73亿英镑。[1]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英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工业地位也迅速下降。同时国内民用生产萎缩,山口不及1931年水平的1/3。这种情况导致40年代严重的支付危机,使国外债务问题更加恶化。[2]在英国工业结构方面,因为煤炭、造船、纺织等所占比例较大,既增加了英国工业调整的难度,又制约了经济的整体发展。[3]因而从有形实力上讲英国已降为一个中等强国。但英国也是二战中唯一一个没有遭受法西斯直接入侵的西欧国家,而且还是以盟国三巨头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对战后世界秩序设定的国家,这些也增强了英国的大国意识和国家荣誉感。英国为维持其世界大国的形象,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其对欧政策的变化就反映出英国此种心态,并且英国这种对欧纠结的政策也对欧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成功,对欧盟的日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本论文主要以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这种矛盾心理和反复无常的对欧政策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欧盟产生离心性的原因、表现以及其脱欧对欧盟的影响。
  本论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
  引言:主要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价值、现实意义以及梳理了涉及到该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该论文的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正文内容一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的背景、历程及其成为欧盟“半心半意”成员的表现方面。英国在战后初期在外交领域奉行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为原则。在此理念中,英国一直把美国放在其外交领域的重心位置,并与美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英国与美国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和欧共体所展现巨大经济利益后,英国不得已把目光转向欧洲。但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却不能和欧共体“一心一意”,其和欧共体的矛盾重重,使欧盟感到英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
  第二部分则主要阐述了英国与欧盟之所以产生离心性的原因。英国之所以对欧盟产生离心性,可以说是纷繁错乱,有英国自身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欧盟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而言之英国内在的传统因素,客观的地理环境因素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始终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
  第三部分则论述了英欧的这种离心性最终导致英国脱离欧盟而给欧盟带来的影响,其中着重分析了英国退欧可能会对欧盟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因为英国是欧盟极其重要的成员国之一,经济方面它与德国同为翘楚,军事方面它与法国并驾齐驱,政治方面它又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也是全球霸主美国的头号盟友。因而在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对欧盟未来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结论:本论文通过对英国与欧盟离心性产生的原因分析,阐述了英国与欧盟“同床异梦”的关系,也有力的证明了英国在欧盟面临经济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情况下于2016年成功公投脱欧的合理性,同时也预测了失去英国的欧盟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预见的难题和挑战。
人口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世界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从2015年4月起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接近两年时间。规模浩大、来势汹涌的百万难民潮从中东、北非、西巴尔干半岛等地区背井离乡艰难跋涉,集中涌向欧洲,冲击着欧洲脆弱的边境线,在此期间频频发生难民的人道主义灾难令这场危机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欧洲正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难民危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执政能力与道义良心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了严峻考验。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此次难民危机的发展进程、难民结构以及多重影响进行了整理和分析。首先,基于危机管理理论的视角梳理了难民危机发展的历史与进程,将此次难民危机分为潜伏期,爆发期与持续期。其次,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描述此次危机的难民规模、难民性别与年龄结构、难民来源国与难民宗教结构。第三,总结难民危机在政治、经济与人口、宗教与文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四个维度下,短期与长期、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多重影响。
  难民问题是长期的、复杂的、跨国界的难题,如何有效地缓解危机带来的影响并从根源上解决此次危机是欧洲社会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家解决难民危机的政策与机制。欧盟从“治标”与“治本”两个层面出发,一方面积极协商出台多项政策、指令,尝试推行解决危机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欧盟积极寻求与难民输出国、难民过境国之间的合作,从根源上消解难民危机。但囿于欧盟自身制度的缺陷与运行机制的问题导致许多欧盟层面提出的政策与措施根本无法得以落实。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基于自身的立场与利益实行不同的难民政策,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中居于主导地位,难民政策呈现从开放到逐渐收紧的趋势;英法两大欧盟国在危机中态度消极,声音不大;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代表的新欧洲从始至终对接受难民保持着强硬态度,凸显了新旧欧洲的差异与分裂。基于此,本文认为要解决此次难民危机需要欧盟以及成员国在以下四个基本途径做出更大努力:一是完善欧盟与成员国的协调机制,二是促进与难民过境国的合作共赢,三是集中力量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源所在,四是联合国际社会的力量。
成人教育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终身教育思想存在已久,可追溯到古代先哲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但终身教育思想的正式确立当属1965年朗格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巴黎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上所作的题为“终身教育”的报告,此次大会后终身教育迅速风靡世界,成为脍炙人口的术语。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大量关于终身教育的专著和文献,同时组织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为各国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推动了全球终身教育的进程。
  本研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来探讨。第一阶段为终身教育的初步形成期,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5年提出终身教育之前所做的关于推动终身教育的工作,1965年终身教育正式提出的具体内容直至70年代终身教育的发展进程;第二个阶段为终身教育的丰富发展期,主要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推动终身教育发展的内容和举措;第三阶段为终身教育的深化完善期,重点阐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段时期推动终身教育进程的内容;第四阶段为终身教育的超越升华期,该时期包括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至今这段时间。本研究按照终身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终身教育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会议和出版的文献、各个阶段推动进程中内容的不同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第一章为终身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重点阐述了国际局势、科技发展、社会生活、人类自身等因素的变化和发展对提出终身教育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阐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各个阶段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个阶段所召开的会议和出版的文献,重点是1972年《学会生存》、1996年《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和2015年《教育2030行动框架》三个里程碑式的文献。
  第三章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个阶段召开的会议和出台的不同文件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对比分析。
  第四章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进程进行总结,对终身教育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脱胎于欧洲政治合作,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是欧盟对外行动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该政策一般由欧洲理事会制定,欧盟委员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各政策小组执行、接受欧洲议会等的监督,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机制,拥有丰富的民事资源和一定量的军事资源。到目前为止,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通过维护国际和平、调停地区冲突和对战乱及欠发达地区给予援助等具体措施从为成员国提供了政策协商与实施的平台与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欧洲认同”的观念。
  然而,欧盟目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不仅体现在其持续低迷的经济发展,难民危机与政治生态的右倾,而且体现在其既往的价值观与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难民危机与英国的脱欧一度使得欧盟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本文从难民危机入手,分析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发展、结构功能以及其未来能否发挥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地区一体化合作组织,尽管在经济领域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体化水平,但是其政治与外交仍距离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较远。文将采取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数据分析法、对比研究法和理论分析法,希望通过选取各个研究方法的有益之处,清晰、全面地分析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应对此次难民危机折射出的功能与不足之处。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前言,介绍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介绍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和现状;第三章介绍该政策所拥有的军事和民事资源;第四章通过该政策以往实践的总结,得出其主要功能;第五章梳理难民危机给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带来的挑战;第六章分析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应对与调整。
  研究发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为应对难民危机制定了一些单个国家无法完成的政策,如提出纲领性文件、绘制路线图、与第三国达成协议、保护共同边界等,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成员国的立场、维护了地区和平。但这些政策落实的前提是它们符合成员国的利益;而一旦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做出了与成员国利益相悖的决策,如分摊难民,则很难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府间主义本质这是其此次应对能力不足的最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能力不足还有其历史和战略模糊等方面的原因。此次危机之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调整,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该政策仍然会受制于内外诸多因素而继续呈现出能力低的状态,欧洲政治一体化要想取得其设定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建构主义理论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背景下诞生并逐渐发展成熟的。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为研究利比亚和埃及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利埃两国都是北非地区的重要国家,他们地理位置相邻、宗教信仰相同、语言文化相似,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69年利比亚革命爆发后,两国关系友好,一度试图合并。1973年十月战争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由合作转变为对抗,从“朋友”身份转变为了“敌人”。运用建构主义分析视角,可以得知两国的关系经历了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两国在互动实践基础上共有观念的变化。
  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详细评述,以期为利埃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启迪。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戴维营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和谈。会议持续了12天,在9月17日埃以双方签订《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由此基本结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将近30年的军事对抗。历史上把本次谈判及其前后埃以为谋求和平的接触称为“戴维营和平进程”。这次和谈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试图说明两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演化是此次谈判成功的最重要内部因素。具体来说,戴维营谈判前后,倾向于和谈而不是军事对抗的埃及民族主义和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谈判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回顾埃及和以色列两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剖析两国民族主义在戴维营和谈中的交锋和妥协,透视1978年两国和谈成功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和谈成功了,但民族主义仍旧持续影响着两国政治的发展和走向。由此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述逻辑。
  在戴维营和平谈判中,美国的斡旋,埃以双方领导人的胆识与智慧固然是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与演变始终是影响埃以关系与和谈进程的重要因素,这一隐性因素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这一因素展开专题论述。回顾戴维营和平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因素,既是对埃以和谈的深层探讨,又对当今探寻阿以与巴以和平停滞不前的症结有重要启迪。民族主义是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它具体的概念纷繁复杂,虽然不是本文论述的核心内容,却是贯穿全文的理论支撑。所以采取了夹叙夹议,不单作论述的写作方式。
国际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根据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威胁是一个联盟产生和维持的基本因素。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和稳固美国的霸主地位,新世纪美国在亚太地域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高调重返亚太,巩固并扩展其在亚洲的所建立的同盟体系,逐步形成对中国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包围圈,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中国而言,突破美国所设立的外部制衡成为当务之急。楔子战略是联盟、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为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适等战略手段的艺术与科学。该战略通常以一种“反联盟战略”的姿态出现,若能取得成功,作为分化者的国家可以因减弱对手国组织起来的力量形成权力转换并从中获取益处。中国的对外战略以防御为主,通过实施防御型的楔子战略,力图组建新的伙伴关系,破坏或重组敌对同盟,削弱和孤立主要的威胁,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标并增加相对权力获取的可能性。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创新点与框架结构,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总结;第二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即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如何利用楔子战略应对美国的外部制衡,明确界定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第三部分,通过实证分析验证问题假设。对美国的联盟战略进行梳理,着重分析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意图和方式;第四部分,承接第三部分的内容,分析中国应如何使用楔子战略分化美国对中国的外部制衡,使用楔子战略进行分化的目标、意图、途径又是如何;第五部分,通过实践检验验证中国采取的防御性楔子战略来分化外部制衡是否可行;第六部分对论文整体的论述进行总结进而得出结论。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南海问题日益白热化的今天,本文将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相结合,着重讨论新形势下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合作上的研究。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详细介绍如下:
  第一部分,首先从南海问题缘起、演变与现状出发介绍了南海问题的背景,界定了南海问题概念,接着对航行自由问题及南海问题的历史演变、南海岛礁的实际占领状况做了分析陈述。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海峡两岸南海政策演变,可分做大陆在南海的政策演变和台湾在南海的政策演变两个部分。首先以新中国成立、1974年1月、冷战结束、2012年黄岩岛事件为界点分析大陆政府的南海政策;其次以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陈水扁时期、马英九时期及蔡英文上台以来为界点阐述台湾政府的南海政策。
  第三部分,主要讲述海峡两岸南海合作的基础和必要性。海峡两岸南海合作的基础主要有:相似的主权认知,共同的维权经历,民间的持续交流,已有的合作基础等;合作的必要性主要在:南海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合作不仅能更好地处理岛礁共占的问题,还可以令两岸紧张关系趋缓。
  第四部分,主要阐述海峡两岸南海合作的困难和挑战。台湾对大陆不信任且对“一中”内涵有争议,岛内“台独”势力阻碍,菲律宾、越南等争议国和美日等域外大国出于防范中国崛起的初衷对两岸南海合作的干预。海峡两岸的南海合作在这些因素的阻挠下仍有较大困难。
  第五部分,主要叙述海峡两岸南海合作的模式和路径。建立两岸政治互信机制、事务性合作机制和军事协调机制,增加民间学术交流,推动两岸在海上执法和环境保护等对口部门的合作,维持海峡两岸共御祖权的默契等。以上种种措施旨在推动海峡两岸在应对南海问题上合作的有效性。结论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结性概括。
  南海诸岛礁是中华民族的固有领土,海峡两岸也都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当前严峻的南海局势下,海峡两岸只有放下前嫌、增强互信,积极推进南海合作,才能够达到双赢的效果,才能够造福两岸人民、造福中华民族。
法律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变换,导致难民问题也不断加剧。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的出现使得世界的焦点又再一次聚焦于难民问题。各国从一开始无条件接受难民到阻止边境难民入境,其态度不断发生转变。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难民接受人数最多,对于其经济条件本身就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压力巨大。近年来,难民申请有明显倾向于欧洲的趋势,这近而引发了多次的欧洲难民潮,欧洲内的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也是不断发生转变。大多数难民是通过海运的方式来到欧洲各国,其中的艰辛不必多言。从申请难民到认定为难民身份更是需要漫长的等待。通过等待,会换来身份的确定,权利的取得。因此,难民身份甄别机制对难民来说犹如一道大门,是通往新生活的开始。
  难民身份甄别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与此相对的是国内目前关于该问题的专项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对难民身份甄别机制进行详细探讨。首先讨论何为难民,难民身份的定义分析及难民问题的现状。通过分析难民问题,得出难民身份甄别机制对该问题的重要解决意义。在比较了几个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后,分析了目前难民身份甄别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重点。即难民身份甄别的问题在于:各国不同的认定标准,可靠性评估的不确定较大,等待难民身份认定时间长,非群体性难民申请认定比例低等现象。全文的中心和重点就是作者对于完善难民身份甄别制度的三阶段设想,即前期的难民定义根据国家内现状而适当予以扩充;中期的难民权利的保护应在一定范围内,后期注重权利救济的有效性。通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使得难民身份甄别程序更加有序,有效。其目的是为了甄别难民,保护人权和稳定国内的安全。
  在难民身份甄别过程中,我们呼吁高效;但高效甄别的前提是要确保国内的安全。各国不能一味的保护难民权利忽视了本国的国内安全;同时也不可过于封闭国门而忽视世界人权。两者的平衡正是帮助难民,维护世界人权的意义。对于中国,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均GDP仍较为落后。但对于难民的救助,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接受了三十万的印支难民后,不断有难民进入边境地区。相对于此的是我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因此,作者在文末从保障国内安全稳定的局势出发,就难民身份甄别问题对国内的相关制度作出了一些建议。即制定有关难民的法律法规,利用条文的手段对难民问题加以确定而不是躲避或消极态度;政府要主导难民身份甄别程序,可以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合作;积极引导难民融入社区并给予一定工作机会,保障国内局势的安全和稳定;加强亚洲地区的难民合作,将难民问题从一个国家转向一群国家的通力合作。
  最后需要重申的是,难民问题的关键是难民身份的甄别。而难民身份甄别的前提是要保证国内安全。难民与公民,从人权角度而言同等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说,公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5年以来,随着中东、北非局势的恶化,国际难民问题愈演愈烈,并逐渐发展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难民危机,由于危机集中爆发在欧洲,因此又被称为欧洲难民危机。这场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其主要原因是欧美等大国长期以来肆意干涉中东、北非国家内政导致相关地区局势极度动荡,大量人口的生存难以得到保障而被迫逃离。由于经济、政治和地理等原因,欧洲成为了大多数难民选择逃往的地区,在大量难民的持续冲击下,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受到了很大的的负面影响。
  但是,欧洲在解决难民危机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多方面的困境,使其努力收效甚微。欧洲所面临的困境可以三个层面来认识。首先,就国际政治层面而言,欧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欧美国家的中东、北非战略长期以来的趋利属性导致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此次难民危机;其次,就价值观层面而言,其困境主要来自于欧洲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在难民潮的冲击下与实践之间产生的差异;最后,就欧洲治理层面而言,其困境主要是欧洲在应对难民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难民治理体系在此次难民危机冲击下的失效。
  这场危机不仅仅是欧洲的难题,更是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场严峻挑战,因此只依靠欧洲是无法解决这场危机的,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尤其是欧洲以外的各国,应当勇于承担国际责任。本论文重点通过分析欧洲应对难民危机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试图寻找应对欧洲难民危机可能的对策,从而为解决国际难民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核安全外交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核安全为目的,包括防核扩散、防核恐怖主义以及和平利用核能;另一层面是以核安全为手段实现国家的其他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核安全外交主要侧重于防扩散领域。随着全球核安全环境的变化,核技术的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不仅为无核国家迈入有核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制造核武器提供了便利,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剧增,全球核安全态势严峻。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核政策对国际核安全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美国国际形象也严重受损。为了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降低国际核安全威胁,奥巴马上台后积极开展核安全外交。奥巴马一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行径,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为此,降低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在核安全领域,利用巧实力,创新领导方式,开辟多边外交,强调合作,修复了小布什政府核政策对国际核安全造成的破坏。以实现核安全为目的的核安全外交取得了许多成绩,大大改善了国际核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奥巴马也借核安全这一议题,重塑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保持了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核安全外交对国际安全尤其是防扩散和防范核恐怖主义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核安全外交给国际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隐患。美国借核安全削弱了中、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随着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可能将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和对抗,甚至形成新的冷战格局,危害国际安全。
世界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国际社会,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举足轻重。然而回顾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22年间,新中国政府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历程却是几经波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取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表明新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并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去。起初,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想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要求会遭遇诸多波折,因为在中国看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应该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但在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为维护其远东战略利益,依靠自身实力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极力阻挠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继续支持“国民党代表团”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从1950到1971年,美国先后抛出“延期讨论”提案、“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长达22年。受到冷战背景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美国对于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一开始就持反对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由于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中美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越发严重。尽管苏联、印度等国家一直积极支持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美国的顽固阻挠,这一时期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一度使这一问题陷入僵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倡导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理念,积极同第三世界国家交流联系,到197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的阻挠政策最终一一破产,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将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决议,中国从此正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本研究对于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由来及相关各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所持立场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联系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横向比较相关利益各方对于中国代表权的不同立场并深入探究其原因;其后,通过时间顺序对这一时期中国代表权问题经历的挫折和发展进行探究,分析得出这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进程的影响;最后,通过对影响“中国代表权问题”诸多因素的剖析,得出这一时期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经验与教训,进而结合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得出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启示。
国际关系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俄两国为主导的地区性多领域合作组织,不仅有助于巩固和加深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对中俄两国开展反恐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国家安全学和地缘政治理论为理论依据,结合近年来中亚地区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活动等安全问题,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俄反恐合作的目的和特点、内容和形式以及影响因素,旨在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确保全球安全。
国际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非传统安全一般指除去传统的军事威胁之外的安全威胁,具体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自然环境保护、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传播、难民问题等安全问题。冷战时期,世界笼罩在军事威胁的传统安全的阴霾之中,预防军事打击是世界各国安全防务的重点。冷战结束之后,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战争阴霾逐渐消退,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取代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了世界各国安全防务关注的重点。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潜伏性、非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和主权性等鲜明特性。自从非传统安全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之后,就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澜湄次区域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同样也是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跨国犯罪、水资源危机、毒品制造与贩运、人口贩卖、政治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危害地区安全的棘手问题。为了有效治理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0世纪九十年代该地区就建立了以大湄公河经济合作组织为主体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制,但是这些合作机制不能形成对澜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产生有效的治理能力。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合作机制存在权威性低、功能薄弱和机制不完善的缺陷;另一方面也与次区域的现实状况有关。澜湄次区域国家情况复杂多样性突出以及域外大国纷纷介入澜湄次区域事务加大了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难度。湄公河惨案发生之后,中老缅泰四国启动的湄公河联合执法行动不仅成为了澜湄次区域国家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地区安全的典范,同时也充分表明了次区域国家共同治理非传统安全的强烈意愿。⑵深化澜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打造有力的地区安全网络,需要次区域各国的共同努力,把握合作的方向。为强化澜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澜湄次区域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积极主动构建起包括建立预警、情报网络、人员培训、安全评估以及联合查证等内容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强化澜湄次区域预防和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整体能力。第二,澜湄次区域国家,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契机,打造澜湄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动力,强化与澜湄次区域国家的经济社会合作,以经济合作带动次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构建起澜湄次区域人民的命运共同体。第三,在澜湄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澜湄次区域各国应致力于不断拓展澜湄合作机制的功能,强化澜湄合作机制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丰富次区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急与治理机制。第四,建立起非传统安全合作部长热线,保障政策协同、力量同向、治理同心,形成安全高效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共治共防网络体系。第五,夯实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合作领域,以形成能覆盖治理全部非传统安全为行动目标,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作为地区性组织治理非传统安全的能力,形成震慑敌对分子的持久影响力。第六,通过定期开展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军事演习,保持对破坏次区域安全和稳定不法分子的威慑力,积累澜湄次区域国家共同预防和治理非传统安全的经验。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催生了一批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2001年,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投资和证券管理公司美国高盛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意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表现突出的新兴经济体。2009年,金砖国家宣布正式成立金砖国家机制,希望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入手,通过进一步加强合作,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从而使得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公正。2011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机制,金砖四国(BRIC)正式变为金砖五国(BRICS)。
  鉴于成员国在冷战结束后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金砖国家机制在成立之初受到了各方的关注;2010年,金砖国家机制成功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其框架内的地位。然而,2012年以来,受全球经济下行发展趋势的影响,加之内部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金砖国家机制与现有国际秩序的互动开始减弱;成立近八年来,金砖国家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成立之初预测的“有力推动国际秩序公平发展”的作用。
  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机制,金砖国家机制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成员国数量有限,并且没有能够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作主导;其次,成员国在地缘上具有分散性;第三,其在机制上选择了非正式的机制模式。这些特点使得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路径没有可以参考的范例。鉴于此,需要结合现有理论,对金砖国家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而对其发展前景及路径进行判断。
  金砖国家机制的有效性是系统研究金砖国家机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是对现有理论的补充,另一方面也为金砖国家机制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本文从金砖国家机制特点入手,结合国际机制有效性有关理论,从成员国个体及机制整体两个维度,通过成员国获益情况以及机制框架内具体议题的行动指南执行情况,对金砖国家机制的成员国个体有效性、机制整体的内部有效性以及机制整体的外部有效性作出评估。从评估结果来看,金砖国家机制的个体有效性及机制整体的内部有效性尚可,但不同成员国、不同议题差别较大;机制整体的外部有效性则受到较大的限制。通过具体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影响金砖国家机制有效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机制内部的成员国个体差异性、机制自身的非正式性以及机制外部的国际环境。鉴于此,金砖国家机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限制成员国数量、扩大议题范围、在个别领域尝试机制化发展,并且保持机制的灵活性。
  对有效性的评估还为判断金砖国家机制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参考。虽然金砖国家在2012年以后受全球经济下行发展的冲击,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出现问题,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及国内改革的深入,其经济衰退的趋势开始得到抑制,并逐渐回暖;此外,成员国在能源、农业、环境等领域仍然有较为一致的利益诉求,并且通过高级官员会议、论坛等形式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总体来看,如能充分挖掘现有的资源,金砖国家机制在今后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面对机遇与挑战,作为金砖国家机制中综合实力最强的成员国,中国需要为机制的发展完善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包括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积极推动扩大议题范围并在机制框架内提供必要援助、推动机制在气候、能源等领域与现有国际机制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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