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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互交融,全球化思想与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相互交杂,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主要指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及其弊端,并提出未来全球化的可行方案和路径选择。以此为整体框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分别体现为:
  斯克莱尔认为,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活动的经济载体,通过作为全球活动政治主体跨国资本阶层的利益操作,从而扩散全球活动的文化导体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加剧阶级两极分化和生态的不可持续,但跨国实践只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可行的全球化即社会主义全球化蕴藏着无限潜能。
  罗德里克认为,由于自由贸易的过度开放而缺乏管制,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而不受限制,深度全球化与民主制度的水火不容,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败品。他认为未来的全球化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某种全球化,应该是多元的全球化,各国决定自己的未来。
  中谷岩认为,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投机活动驱使资本全球流动,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追求利益的企业拒绝承担环境成本,加重地球环境恶化;全球市场的肆虐,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使社会不断冷漠,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后果,同时提出了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下,日本社会的诸多价值观和特长能够为当今的全球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并指出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世界经济。
  三位发达国家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总体来看,其优势在于以整体性和全球性为基础点,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贡献为分析点,以全球未来希冀为目的点,有助于解决全球化问题。同时,也存在过度忽视传统文化作用,偏颇指责自由市场风险,主观评价部分历史实情,消极分析全球治理未来等问题。
  同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虽然横跨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学术视角,不同地域视阈,但是其长处和缺陷都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应当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与发展,各国应当全球治理中努力坚持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的立场。与此同时,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平等、开放、合作落实到中国外交;积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享推广到全球人民;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将中国方案表达到世界舞台;积极研究全球治理,将全球化美好希冀行动至世界各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
  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变革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亦不乏国际格局变迁与国家实力消长背后的安全忧虑。自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与互联网以及国际网络安全的相关议题迅速升温,并逐步从相对边缘的区域层次渗入到世界舞台的核心领域。由于世界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大,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甚至网络战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迁的新因素,且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跨国网络安全问题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恐慌。毫无疑问,在全球安全合作领域中,国际社会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已然达成共识,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尚属于新的课题,其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应对问题的策略值得商议。
  论文从网络信息时代世界处于复杂且相互依赖状况的背景出发,围绕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两条主线展开论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是互联网时代国际合作的新领域,从现有的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发展状况来看,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主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包括合作理念的差异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基础不稳固、利益争夺的矛盾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国家能力的不对称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机制的缺失与失灵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的“网络霸权主义”构成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重大威胁。对此,论文从主权国家、国际机制的视角重点论述了应对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具体问题的策略。网络弱国应当坚决捍卫网络主权,网络强国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推进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顺利开展;由联合国出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公约,国际社会采取协调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行动,联合抵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网络霸权行径;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后起之秀,要在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中担当好“引领者”的角色。
法学(海商法学)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盗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历史可追溯至人类利用海洋从事运输之初。这一罪行最初受国际习惯法调整,其后被正式规定于《1958年日内瓦公约》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与几内亚湾的海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2005年呈现爆发态势,并延续至今。非洲海盗的产生根源尽管有其特殊原因,但与海盗本身的产生原因也有诸多类同。本文即意在探寻非洲海盗的成因、其对海运贸易和运输的影响,并提出国际视角、非洲地区法律视角下的治理措施。
  国际社会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均采取了打击非洲海盗的相应措施。但是,在每一次针对海盗的行动下,均存在着行动本身的法律基础以及到底打击的是什么的问题。海盗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反人类罪行,应当受到打击和清除。但海盗作为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对其进行打击需要考虑到其与陆地犯罪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海上劫匪。非法海盗生意所获得的赎金已经得到认可,并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同时,针对非洲海域,尤其是索马里海域和几内亚湾海域的海盗行为尤为猖獗,国际社会及非洲部分国家在上述区海盗打击行为也更为突出和集中。
  本论文包括七章。第一章重点论述了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和几内亚湾海盗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导致的问题和论述了研究的目标,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从国际法、国内法及国际海事局等多个视角探讨了海盗的内涵,以及对有关沿海水域海盗行为的争论,同时还讨论了非洲海域海盗的本质、有关海盗规制的法律体系及其优劣。第三章着重介绍非洲海盗,尤其是几内亚湾和索马里湾海盗问题的产生原因,揭示这两个区域海盗行为的差异,并探讨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首先探讨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海盗行为的内涵、一国法院管辖、海盗打击和人权实现方面;其次较为深入地论述非洲海盗对海商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承运人责任、运费、租船合同(特别是ITL条款、绕航、合同受阻、安全港口和停租问题);以及非洲海盗对海上保险、共同海损分摊、海难救助、船舶优先权等的影响;同时还涉及到了私人武装保安护航问题。第五章分析了国际社会为打击索马里与几内亚湾海盗所采取的措施,并分析了上述措施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在非洲海域部署海上打击力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西非和中非国家经济发展因素与采取打击海盗措施之间的关系、影响等。论文第六章研究了有关各国针对海盗行为刑事规制上的不同,各国刑事法律在此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和模糊性以及对海盗提起公诉的国家所面临的司法困境等。最后,第七章提出了有效打击和控制非洲海盗的一些建议,以图消减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国际海商法、各国国内法的影响,并力图使上述有关法律成为控制非洲海盗的更有效方式。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调查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区域组织和中亚地区的大国协调安全政策的有效性。研究重点是内部和外部威胁,并分析其在9/11事件发生前后对该地区安全的影响。据估计,中亚地区“三大势力”威胁的作用将得以发挥,在区域舞台上创造新的方法来与之抗衡。本文将对上海合作组织确保安全的潜力和做法进行调查,并揭示上海合作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罗斯、中国、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盾。本研究采用历史考察、比较类型、系统分析和科学预测等方法。
国际政治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非联邦计划最早由英国人在殖民时期提出和推进,旨在巩固英国在东非的殖民统治,保障白人利益最大化,但先后两次遭遇挫折,被迫搁置;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泛非主义思想和民众独立运动影响下,新独立的东非国家领导人开始尝试建立具有东非属性,代表东非人自身利益的联邦,一度签订联邦宣言,但很快再次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非联邦的设想最终未果。本研究旨在梳理1898年至1967年间东非联邦计划的发展历程,总结该时期推进东非联邦计划所面临的困难,着重分析导致20世纪60年代东非联邦计划失败的关键原因,进而对当下东非共同体重建东非联邦的可行性作出分析,根据历史经验总结与分析,提出尝试性建议。
  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英国政府主导下的东非联邦推进历程,对英国政府推进东非联邦的原因作出分析,对英国推进东非合作的历程进行梳理,剖析东非各领地对于东非联邦计划的态度。英国为最大化保障自身在东非的殖民利益,欲将东非打造为英国白人控制下的东非帝国。一战后,英国曾先后多次派出调查委员会前往东非考察组建东非联邦事宜,但均遭到东非领地的反对,委员会报告认为组建东非联邦时机尚未成熟。二战后,英国组建东非高级委员会,强化东非领地合作,再次重提东非联邦计划,但遭到东非尤其是布干达王国的强烈反抗,一度引发卡巴卡危机,被迫搁置联邦计划。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东非人主导的东非联邦推进过程。在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时期,东非领地即将获得独立,以尼雷尔为首的一批东非领导人重提东非联邦计划,主张去英国化,建立东非人自己的联邦,通过次区域一体化实现泛非统一,建立非洲合众国。东非领导人借助东非和中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和东非共同事务组织两大平台,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两大合作基础积极倡导东非联邦计划,随后签署了《东非联邦宣言》,成立工作组筹备东非联邦宪法。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联邦宣言签署后,联邦计划推进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联邦宣言签署未久,乌干达对联邦的态度由勉强支持转为保守甚至反对。乌干达认为加入联邦会进一步加剧自身在东非共同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加之以布干达卡巴卡的影响,乌干达对联邦的热情不再,乌干达在联邦宪法筹备过程中对涉及权力的一些根本问题不肯作出让步,导致工作组一度停滞,联邦宪法草案无果。坦桑尼亚退出货币联盟后,东非货币联盟随之宣告解体,组建东非联邦的重要基础不再,东非联邦无望,随后《东非合作条约》签署,东非共同体宣告成立,同时宣告了东非联邦计划的失败。然后重点探讨东非联邦计划失败的原因。东非共同市场存在的长期经济收益分配不公导致东非领导人在后期对联邦持以谨慎态度,而政治发展道路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三国领导人在达成共同协议上越发困难。围绕联邦宪法内容产生的分歧与争议实质上也是对权力分配的争议,包括对各成员国领导人的权力分配争议,以及中央政府与成员国政府间权力配置的争议,归根到底是东非领导人和官员对权力的眷恋。而地区一体化所固有的主权问题,国际利益与区域一体化目标的冲突也是联邦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独立后的新生国家以国家主义为指导,专注于国家建设与保障本国利益为先,区域一体化的任务相对处于次级地位。本文的第五部分主要是对早前东非联邦计划的经验进行总结,为东非共同体重建东非联邦提供启示。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是避不开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早期的东非联邦计划还是现在通过经济一体化实现东非联邦,都需要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上达成协议,联邦才有可能实现。
人口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世界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从2015年4月起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接近两年时间。规模浩大、来势汹涌的百万难民潮从中东、北非、西巴尔干半岛等地区背井离乡艰难跋涉,集中涌向欧洲,冲击着欧洲脆弱的边境线,在此期间频频发生难民的人道主义灾难令这场危机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欧洲正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难民危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执政能力与道义良心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了严峻考验。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此次难民危机的发展进程、难民结构以及多重影响进行了整理和分析。首先,基于危机管理理论的视角梳理了难民危机发展的历史与进程,将此次难民危机分为潜伏期,爆发期与持续期。其次,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描述此次危机的难民规模、难民性别与年龄结构、难民来源国与难民宗教结构。第三,总结难民危机在政治、经济与人口、宗教与文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四个维度下,短期与长期、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多重影响。
  难民问题是长期的、复杂的、跨国界的难题,如何有效地缓解危机带来的影响并从根源上解决此次危机是欧洲社会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家解决难民危机的政策与机制。欧盟从“治标”与“治本”两个层面出发,一方面积极协商出台多项政策、指令,尝试推行解决危机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欧盟积极寻求与难民输出国、难民过境国之间的合作,从根源上消解难民危机。但囿于欧盟自身制度的缺陷与运行机制的问题导致许多欧盟层面提出的政策与措施根本无法得以落实。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基于自身的立场与利益实行不同的难民政策,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中居于主导地位,难民政策呈现从开放到逐渐收紧的趋势;英法两大欧盟国在危机中态度消极,声音不大;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代表的新欧洲从始至终对接受难民保持着强硬态度,凸显了新旧欧洲的差异与分裂。基于此,本文认为要解决此次难民危机需要欧盟以及成员国在以下四个基本途径做出更大努力:一是完善欧盟与成员国的协调机制,二是促进与难民过境国的合作共赢,三是集中力量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源所在,四是联合国际社会的力量。
国际政治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在19世纪时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但在20世纪英国接连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其元气大伤。尤其是二战后,英国实力已被严重削弱,战争耗费了国民财富的1/4,折合为73亿英镑。[1]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英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工业地位也迅速下降。同时国内民用生产萎缩,山口不及1931年水平的1/3。这种情况导致40年代严重的支付危机,使国外债务问题更加恶化。[2]在英国工业结构方面,因为煤炭、造船、纺织等所占比例较大,既增加了英国工业调整的难度,又制约了经济的整体发展。[3]因而从有形实力上讲英国已降为一个中等强国。但英国也是二战中唯一一个没有遭受法西斯直接入侵的西欧国家,而且还是以盟国三巨头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对战后世界秩序设定的国家,这些也增强了英国的大国意识和国家荣誉感。英国为维持其世界大国的形象,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其对欧政策的变化就反映出英国此种心态,并且英国这种对欧纠结的政策也对欧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成功,对欧盟的日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本论文主要以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这种矛盾心理和反复无常的对欧政策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欧盟产生离心性的原因、表现以及其脱欧对欧盟的影响。
  本论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
  引言:主要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价值、现实意义以及梳理了涉及到该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该论文的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正文内容一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的背景、历程及其成为欧盟“半心半意”成员的表现方面。英国在战后初期在外交领域奉行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为原则。在此理念中,英国一直把美国放在其外交领域的重心位置,并与美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英国与美国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和欧共体所展现巨大经济利益后,英国不得已把目光转向欧洲。但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却不能和欧共体“一心一意”,其和欧共体的矛盾重重,使欧盟感到英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
  第二部分则主要阐述了英国与欧盟之所以产生离心性的原因。英国之所以对欧盟产生离心性,可以说是纷繁错乱,有英国自身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欧盟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而言之英国内在的传统因素,客观的地理环境因素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始终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
  第三部分则论述了英欧的这种离心性最终导致英国脱离欧盟而给欧盟带来的影响,其中着重分析了英国退欧可能会对欧盟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因为英国是欧盟极其重要的成员国之一,经济方面它与德国同为翘楚,军事方面它与法国并驾齐驱,政治方面它又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也是全球霸主美国的头号盟友。因而在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对欧盟未来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结论:本论文通过对英国与欧盟离心性产生的原因分析,阐述了英国与欧盟“同床异梦”的关系,也有力的证明了英国在欧盟面临经济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情况下于2016年成功公投脱欧的合理性,同时也预测了失去英国的欧盟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预见的难题和挑战。
世界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的北极开发政策,第一部分介绍北极地区的自然状况与北极地区经济开发背景,叙述北极地区的地理环境概况以及人类早期的北极科考探险活动,同时简要概括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北极地区经济开发背景。第二部分分析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20世纪上半叶北极开发政策以及经济开发活动。详细阐述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开发政策与实施,概括加拿大、美国早期北极政策与开发活动,包括美国与加拿大西北航道争端。第三部分对比分析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北极政策和经济开发活动,总结以上三国北极政策与经济开发活动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北极开发合作影响。
成人教育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终身教育思想存在已久,可追溯到古代先哲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但终身教育思想的正式确立当属1965年朗格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巴黎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上所作的题为“终身教育”的报告,此次大会后终身教育迅速风靡世界,成为脍炙人口的术语。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大量关于终身教育的专著和文献,同时组织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为各国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推动了全球终身教育的进程。
  本研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来探讨。第一阶段为终身教育的初步形成期,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5年提出终身教育之前所做的关于推动终身教育的工作,1965年终身教育正式提出的具体内容直至70年代终身教育的发展进程;第二个阶段为终身教育的丰富发展期,主要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推动终身教育发展的内容和举措;第三阶段为终身教育的深化完善期,重点阐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段时期推动终身教育进程的内容;第四阶段为终身教育的超越升华期,该时期包括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至今这段时间。本研究按照终身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终身教育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会议和出版的文献、各个阶段推动进程中内容的不同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第一章为终身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重点阐述了国际局势、科技发展、社会生活、人类自身等因素的变化和发展对提出终身教育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阐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各个阶段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个阶段所召开的会议和出版的文献,重点是1972年《学会生存》、1996年《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和2015年《教育2030行动框架》三个里程碑式的文献。
  第三章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个阶段召开的会议和出台的不同文件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对比分析。
  第四章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终身教育进程进行总结,对终身教育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脱胎于欧洲政治合作,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是欧盟对外行动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该政策一般由欧洲理事会制定,欧盟委员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各政策小组执行、接受欧洲议会等的监督,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机制,拥有丰富的民事资源和一定量的军事资源。到目前为止,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通过维护国际和平、调停地区冲突和对战乱及欠发达地区给予援助等具体措施从为成员国提供了政策协商与实施的平台与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欧洲认同”的观念。
  然而,欧盟目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不仅体现在其持续低迷的经济发展,难民危机与政治生态的右倾,而且体现在其既往的价值观与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难民危机与英国的脱欧一度使得欧盟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本文从难民危机入手,分析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发展、结构功能以及其未来能否发挥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地区一体化合作组织,尽管在经济领域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体化水平,但是其政治与外交仍距离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较远。文将采取历史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数据分析法、对比研究法和理论分析法,希望通过选取各个研究方法的有益之处,清晰、全面地分析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应对此次难民危机折射出的功能与不足之处。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前言,介绍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介绍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和现状;第三章介绍该政策所拥有的军事和民事资源;第四章通过该政策以往实践的总结,得出其主要功能;第五章梳理难民危机给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带来的挑战;第六章分析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应对与调整。
  研究发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为应对难民危机制定了一些单个国家无法完成的政策,如提出纲领性文件、绘制路线图、与第三国达成协议、保护共同边界等,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成员国的立场、维护了地区和平。但这些政策落实的前提是它们符合成员国的利益;而一旦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做出了与成员国利益相悖的决策,如分摊难民,则很难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府间主义本质这是其此次应对能力不足的最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能力不足还有其历史和战略模糊等方面的原因。此次危机之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调整,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该政策仍然会受制于内外诸多因素而继续呈现出能力低的状态,欧洲政治一体化要想取得其设定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政治学(国际政治)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2011年7月9日正式宣布独立以来,南苏丹局势持续动荡。2013年12月,总统萨尔瓦·基尔和第一副总统里耶克·马夏尔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变为武装冲突,南苏丹从此陷入内战泥潭,数以万计的平民流离失所,沦为国内流民和难民,南苏丹的流离失所者成为重要的国际问题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4月底,南苏丹过渡政府成立,随着安全环境的改善,难民和国内流民问题曾一度有所缓解。然而,随着朱巴爆发的新一轮大规模武装冲突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再创历史纪录。受不安全局势和粮食短缺的影响,饥荒、高营养不良率、性别暴力及各种疾病等人道主义危机威胁着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和健康。
  南苏丹国内流民因受地区性冲突影响,流离失所者大都集中在团结州、琼莱州和上尼罗州,国际社会虽给予南苏丹人道主义物资上的支持,但因不安全局势,援助时常被中断,国际社会的援助能力十分有限。另外南苏丹国内持续性的冲突、脆弱的政治体制,不完善的社会服务系统和不稳定的资金援助也导致南苏丹政府无法扮演好保护国内流民的重要角色。
  在邻国的南苏丹难民人数仍在持续增长。作为责任保护主体,南苏丹邻国虽然承担了接纳和安置大量南苏丹难民的角色,但受制于安全、经济、资源有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没有能力为难民提供充足的保护。同时,国际社会也受制于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狭窄的资金渠道,无法顺利地开展各项救援行动。
  南苏丹持续的不安全局势迫使南苏丹流离失所者难以得到妥善的人道主义保护。从目前的局势来判断,这一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出现逆转。因此,对南苏丹流离失所者的保护必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南苏丹政府和南苏丹邻国政府有必要加强自身对流离失所者的保护意愿和保护能力,国际社会在展开对流离失所者保护时,应加强与南苏丹政府和南苏丹邻国政府的政治互动,坚持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改善人道主义救援环境,为南苏丹难民和国内流民争取到最佳救援时间。总之,南苏丹流离失所者保护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南苏丹政府、南苏丹邻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充分合作。
  本文将再现南苏丹武装冲突的过程,着重阐述在此过程中南苏丹难民、国内流民的产生原因、现状以及人道主义保护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就困境的应对提出当前和长远的解决措施。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建构主义理论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背景下诞生并逐渐发展成熟的。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为研究利比亚和埃及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利埃两国都是北非地区的重要国家,他们地理位置相邻、宗教信仰相同、语言文化相似,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69年利比亚革命爆发后,两国关系友好,一度试图合并。1973年十月战争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由合作转变为对抗,从“朋友”身份转变为了“敌人”。运用建构主义分析视角,可以得知两国的关系经历了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两国在互动实践基础上共有观念的变化。
  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详细评述,以期为利埃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启迪。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戴维营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和谈。会议持续了12天,在9月17日埃以双方签订《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由此基本结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将近30年的军事对抗。历史上把本次谈判及其前后埃以为谋求和平的接触称为“戴维营和平进程”。这次和谈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试图说明两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演化是此次谈判成功的最重要内部因素。具体来说,戴维营谈判前后,倾向于和谈而不是军事对抗的埃及民族主义和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谈判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回顾埃及和以色列两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剖析两国民族主义在戴维营和谈中的交锋和妥协,透视1978年两国和谈成功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和谈成功了,但民族主义仍旧持续影响着两国政治的发展和走向。由此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述逻辑。
  在戴维营和平谈判中,美国的斡旋,埃以双方领导人的胆识与智慧固然是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与演变始终是影响埃以关系与和谈进程的重要因素,这一隐性因素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这一因素展开专题论述。回顾戴维营和平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因素,既是对埃以和谈的深层探讨,又对当今探寻阿以与巴以和平停滞不前的症结有重要启迪。民族主义是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它具体的概念纷繁复杂,虽然不是本文论述的核心内容,却是贯穿全文的理论支撑。所以采取了夹叙夹议,不单作论述的写作方式。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5年以来,随着中东、北非局势的恶化,国际难民问题愈演愈烈,并逐渐发展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难民危机,由于危机集中爆发在欧洲,因此又被称为欧洲难民危机。这场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其主要原因是欧美等大国长期以来肆意干涉中东、北非国家内政导致相关地区局势极度动荡,大量人口的生存难以得到保障而被迫逃离。由于经济、政治和地理等原因,欧洲成为了大多数难民选择逃往的地区,在大量难民的持续冲击下,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受到了很大的的负面影响。
  但是,欧洲在解决难民危机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多方面的困境,使其努力收效甚微。欧洲所面临的困境可以三个层面来认识。首先,就国际政治层面而言,欧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欧美国家的中东、北非战略长期以来的趋利属性导致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此次难民危机;其次,就价值观层面而言,其困境主要来自于欧洲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在难民潮的冲击下与实践之间产生的差异;最后,就欧洲治理层面而言,其困境主要是欧洲在应对难民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难民治理体系在此次难民危机冲击下的失效。
  这场危机不仅仅是欧洲的难题,更是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场严峻挑战,因此只依靠欧洲是无法解决这场危机的,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尤其是欧洲以外的各国,应当勇于承担国际责任。本论文重点通过分析欧洲应对难民危机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试图寻找应对欧洲难民危机可能的对策,从而为解决国际难民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核安全外交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核安全为目的,包括防核扩散、防核恐怖主义以及和平利用核能;另一层面是以核安全为手段实现国家的其他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核安全外交主要侧重于防扩散领域。随着全球核安全环境的变化,核技术的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不仅为无核国家迈入有核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制造核武器提供了便利,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剧增,全球核安全态势严峻。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核政策对国际核安全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美国国际形象也严重受损。为了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降低国际核安全威胁,奥巴马上台后积极开展核安全外交。奥巴马一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行径,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为此,降低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在核安全领域,利用巧实力,创新领导方式,开辟多边外交,强调合作,修复了小布什政府核政策对国际核安全造成的破坏。以实现核安全为目的的核安全外交取得了许多成绩,大大改善了国际核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奥巴马也借核安全这一议题,重塑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保持了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核安全外交对国际安全尤其是防扩散和防范核恐怖主义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核安全外交给国际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隐患。美国借核安全削弱了中、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随着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可能将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和对抗,甚至形成新的冷战格局,危害国际安全。
法律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变换,导致难民问题也不断加剧。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的出现使得世界的焦点又再一次聚焦于难民问题。各国从一开始无条件接受难民到阻止边境难民入境,其态度不断发生转变。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难民接受人数最多,对于其经济条件本身就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压力巨大。近年来,难民申请有明显倾向于欧洲的趋势,这近而引发了多次的欧洲难民潮,欧洲内的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也是不断发生转变。大多数难民是通过海运的方式来到欧洲各国,其中的艰辛不必多言。从申请难民到认定为难民身份更是需要漫长的等待。通过等待,会换来身份的确定,权利的取得。因此,难民身份甄别机制对难民来说犹如一道大门,是通往新生活的开始。
  难民身份甄别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与此相对的是国内目前关于该问题的专项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对难民身份甄别机制进行详细探讨。首先讨论何为难民,难民身份的定义分析及难民问题的现状。通过分析难民问题,得出难民身份甄别机制对该问题的重要解决意义。在比较了几个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后,分析了目前难民身份甄别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重点。即难民身份甄别的问题在于:各国不同的认定标准,可靠性评估的不确定较大,等待难民身份认定时间长,非群体性难民申请认定比例低等现象。全文的中心和重点就是作者对于完善难民身份甄别制度的三阶段设想,即前期的难民定义根据国家内现状而适当予以扩充;中期的难民权利的保护应在一定范围内,后期注重权利救济的有效性。通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使得难民身份甄别程序更加有序,有效。其目的是为了甄别难民,保护人权和稳定国内的安全。
  在难民身份甄别过程中,我们呼吁高效;但高效甄别的前提是要确保国内的安全。各国不能一味的保护难民权利忽视了本国的国内安全;同时也不可过于封闭国门而忽视世界人权。两者的平衡正是帮助难民,维护世界人权的意义。对于中国,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均GDP仍较为落后。但对于难民的救助,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接受了三十万的印支难民后,不断有难民进入边境地区。相对于此的是我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因此,作者在文末从保障国内安全稳定的局势出发,就难民身份甄别问题对国内的相关制度作出了一些建议。即制定有关难民的法律法规,利用条文的手段对难民问题加以确定而不是躲避或消极态度;政府要主导难民身份甄别程序,可以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合作;积极引导难民融入社区并给予一定工作机会,保障国内局势的安全和稳定;加强亚洲地区的难民合作,将难民问题从一个国家转向一群国家的通力合作。
  最后需要重申的是,难民问题的关键是难民身份的甄别。而难民身份甄别的前提是要保证国内安全。难民与公民,从人权角度而言同等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说,公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世界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国际社会,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举足轻重。然而回顾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22年间,新中国政府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历程却是几经波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取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表明新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并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去。起初,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想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要求会遭遇诸多波折,因为在中国看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应该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但在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为维护其远东战略利益,依靠自身实力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极力阻挠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继续支持“国民党代表团”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从1950到1971年,美国先后抛出“延期讨论”提案、“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长达22年。受到冷战背景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美国对于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一开始就持反对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由于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中美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越发严重。尽管苏联、印度等国家一直积极支持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美国的顽固阻挠,这一时期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一度使这一问题陷入僵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倡导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理念,积极同第三世界国家交流联系,到197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的阻挠政策最终一一破产,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将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决议,中国从此正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本研究对于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由来及相关各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所持立场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联系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横向比较相关利益各方对于中国代表权的不同立场并深入探究其原因;其后,通过时间顺序对这一时期中国代表权问题经历的挫折和发展进行探究,分析得出这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进程的影响;最后,通过对影响“中国代表权问题”诸多因素的剖析,得出这一时期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经验与教训,进而结合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得出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启示。
国际法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认识到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后,为了实现有步骤地削减核武器进而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全面禁止核试验这一议题被提上日程。世界各国于1996年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以下简称《条约》)达成一致,它将核武器试验爆炸及任何其他核爆炸扩大至全面禁止的程度,是里程碑式的、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的成果。目前《条约》已有183个签署国,166个批准国,可见世界各国的履约意愿居高不下。然而受制于严格的生效条件,《条约》一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条约》的规定,核查机制建立的目的是监督各国的遵约状况。一个独立、有效的核查机制对于加快《条约》的生效进程意义重大,尤其是国际监测系统和现场视察制度的作用不容忽视,而条约筹备委员会的设立则为核查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组织和技术保障。在关注《条约》核查机制带来的诸多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核查机制从制度设置到执行遇到的诸多挑战也应引起相应的重视,如缺乏强制执行力、核大国滥用现场视察、新的业务挑战等。
  目前中国在配合《条约》核查机制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对中国首个监测台站——兰州台站的高度评价便可见一斑。然而,受到美国等核大国模糊政策的影响,中国在国内批约问题上困难重重。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继续发挥在核查机制建设和运行领域的作用,加快《条约》的生效进程,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之一。
  本文借助历史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的方法来开展研究。首先从《条约》的基本内容引出核查机制,并与相关核不扩散国际协定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次对《条约》的核查机制框架下的国际监测系统和现场视察制度进行分别研究,提出了各自在《条约》未生效的前提下存在的适用困难,并给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再次对核查机制的组织机构筹备委员会进行研究,综合分析了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各自在核查制度方面的规定,明确了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结合中国在配合《条约》核查制度方面的相关实践,进一步分析了相关立场,以期提高其在完善《条约》核查机制领域、进而实现在《条约》生效目标的事务上提高国家话语权的目的。在核查机制从理论及实践层面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无核世界”的建立指日可待。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1世纪被公认为是全球恐怖主义的时代。本篇论文的研究也属于这一范畴:暴动已成为某些组织向政府提出自己主张的新沟通方式。“群Sunnah说教和人民圣战”或一般称为博科圣地在同一模式入侵乍得盆地湖。他们声称,除了他们教徒,其余都是异族。喀麦隆属于乍得湖盆地地区,因此受到始于原伊斯兰教派成员国——尼日利亚现状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喀麦隆远北地区的各种恐怖袭击案例阐述跨境叛乱的详情。这也是对喀麦隆政府回应恐怖分子的一种考验。研究证明,军方可以有效地解决不安全感及暴力的局面,但同时也表明了非洲甚至全世界恐怖袭击事件因政府或某些州对人民的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而日益增多,因此应该将尊重人权、保证人们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以及保障使人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权利作为解决各种恐怖袭击的开始,那么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维和感也将得以收到保护。Leon KOUNGOU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不断强调:“军队是一把锤子,但所有的麻烦不是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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