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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梅
中国近现代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史家刘掞藜英年早逝,人们知之甚少,但其一生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学术视野宽广,作为史地学派主要成员之一,一度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家荟萃的史坛上,留下近百万字论著。考订古史是刘掞藜一生最突出的学术成就。24岁时,他就凭借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参与到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辩论之中,连续五篇文章掷地有声地回应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奠定了刘掞藜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地位。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期,刘掞藜带病完成《中国上古史》,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古史思想。在研究民族关系领域,刘掞藜也颇有建树。他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年间的一部通史性质的民族史专著,以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势力消长和民族融合为主线来叙述民族关系的演变历史,对丰富民族史的学科内容和体系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刘掞藜还曾考察月氏历史,对晋惠帝时代汉族大迁徙和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也做过一定的研究。在国粹派和近代新史学的影响下,他尝试着构建了一套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著有《史法通论》、《史学与史法简编》等长篇史学论文,不仅在内涵上阐释并扩展了以刘知几和章学诚为代表的古代史家关于史家素养、历史编纂、史学功能、学术规范的传统史学思想,还吸收了以梁启超和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观点,彰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坚守史学传统,又积极吸纳西方史学之长,致力于促进中国史学推陈出新的一代史家风采。自20世纪二十年代,刘掞藜在“古史辨”运动中崭露头角后,渐被世人遗忘。发现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弥补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刘掞藜研究的不足,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博士论文] 朱斌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中国学术也在整个社会的转型中不断的裂变和融合,这种震荡的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三、四十年代,在社会转型、民族存亡和政局动荡的多重压力下,齐鲁大学国学所如何因应学风的转变,学人的研究取向有何变化,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即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以两个互动的角度来建构国学所的学术历程:一方面将外部环境纳入到考察视野,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环境与风气变迁过程中,理解国学所的风格变化和地位升降;另一方面在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中,深入探讨学人的研究对象、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与机构和学风的微妙关系。总之,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宏观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希望能整体把握转型时代的国学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是以时间为线索,利用现存的资料,重构国学所在建立、发展和结束时期的不同样貌。尽量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单线描述,既考察学风流转及对国学所的影响,又希望通过微观的角度,反观一个机构如何因应学风的变化。上编包括一、二、三章。
  第一章“机构与学风:国学所的创办及早期发展(1930-1938)”。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风靡全国,国学机构纷纷建立,在此运动影响下,古史辨运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皆脱胎于此,它们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现代学科体系初现端倪的同时,国学研究成为热潮。齐鲁大学作为一个小型的教会大学,欲增加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希望通过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深化它的本土化、学术化进程,遂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成立国学研究所。国学所草创之初,栾调甫担任主任,积极的聘任研究员,加大对国学研究的投入,鼓励师生进行国学研究方面的探索。但是,囿于研究方法和人员结构的保守,国学所没能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充分对话,研究成果略显平淡。但是,国学所却因此成为一支整理国故运动余波中的后劲力量。
  第二章“战时学术:顾颉刚对国学所的‘史学化’改造(1939-1945)”。抗战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因应时势变化,学人重新聚集,学术风气随之改变,由“求真”转而“致用”,很多新的学术问题被发现,很多旧有的研究模式被修正。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成绩与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顾颉刚在此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主任,面对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积极对国学所进行改造谋划,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围绕在其周围,依托哈燕社的资助,使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一个学术重镇。他立志做一部鼓舞民族士气的中国通史,进而动员全所的力量标点二十四史,作为通史材料上的准备。他也一度努力把国学研究纳入到现代的学科体系,欲将国学所改造成“文科研究所”。后因种种原因离开齐鲁大学,未能系统地实现宏愿,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有担当的学人,在国难之际所付出的努力。正因为在顾颉刚的规划和运作下,齐鲁大学国学所由创建之初的边缘地位上升为战时学术的中心所在。
  第三章“变中前行:国学所的末路与新生(1946-1952)”。经过抗战时期的酝酿调整,唯物史观派和新汉学的地位翻转,已成大势所趋。因为时局动荡及哈燕社的限制,钱穆、吴金鼎时期国学所在不断的调整,人员流动比较大,除继续出版抗战时期胡厚宣的学术成果外,未见新的研究展开。建国后,作为主任的张维华,虽积极适应新的学术范式,也试图重振国学所的声望,但是随着张维华等人被调到山东大学,紧接着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被全部撤销,齐鲁大学国学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下编是以国学所中个别学者的学术历程和观念发展为中心,采取个案研究,包括四、五、六、七、八章。将学人及其学术研究放进时代的脉络中,这些学人既受学风的影响,又受机构体制的约束。国学所因制定的研究计划推进困难,所以给学者很多自主研究的空间,然后将成果汇总报告给哈燕社。看似散漫、没有形成系统的个体研究,反而是历史的实相,至少是合乎国学所的历史现实。
  第四章“‘贯通学思两途’:栾调甫与国学研究”。栾调甫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特殊的学者,他主要的学术活动都集中于国学所并担任国学所的创始主任。他一生以国学研究为志业,在墨学、名学、文字学及贾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栾调甫虽自学成才,却能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大家论学交往,并“预流”近代墨学研究的大潮。他在矫正主流墨学研究之偏的基础上,提出“坚白离盈二宗”说,为墨辩思想开出新境界,被学界所重。他组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因地缘关系,对“齐鲁文化”较为同情,在近代国学研究的版图中,为山东争得一席之地。本章即试图整理栾调甫的生平与著述,通过对其学术成果及治学方法的研究,来了解近代学术史上不容遗落的一页。
  第五章“理学救国’:齐鲁大学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早期却以“考据派”面目进入学界。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经世情怀的驱使下,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为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开启文化学研究的滥觞,对其后学术影响甚巨,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观其会通’:吕思勉与国学所的‘孤岛’学术”。吕思勉属于传统派的史学家,其通贯的治学旨趣,在抗战之前与主流学风有相当的差距,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吕思勉困居上海,因为顾颉刚意图在编撰通史上有所作为,而被国学所聘任为研究员。以吕思勉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同在“孤岛”的学人群体,在出版《古史辨》第七册、编辑《齐鲁学报》及国学所专著汇编等方面成果显著。吕思勉本人不仅积极参与编撰,并且为国学所编写和出版《先秦史》、《秦汉史》等著作,形成自己“通贯的断代史”研究风格,奠定了特殊时期的学术地位。
  第七章“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以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例”。抗战时期,胡厚宣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研究员长达七年,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是其学术历程中的巅峰时刻,亦可视为史语所开创的“新汉学”风气的收获之作。他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为“考古”,因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结缘,并积极实践“史料学派”的作史主张。在经历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运动的学风流转中,寻求回应。胡厚宣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处理诸多学术争议问题,重建上古史体系,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第八章“从‘层累造成说’到‘神话分化说’:古史辨派以‘神话’重建古史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出现后,以传统经学为主导的古史体系崩溃。如何重建古史体系,是包括古史辨派在内的各派学人面临的大问题。面对“层累造成说”带来的诸多学术问题,学界多求助于考古学和民俗学两种途径。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学风随时局而变,原先治学路径上的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俱告停滞,以通过分析古代神话求古史之解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进路。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基础上,杨宽批判地吸收“层累造成说”,并以古史多元论为理论前提,进而重新利用神话和传说材料,以图解决古史辨运动遗留的古史问题,成为重建古史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总而言之,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学术历程是一段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缩影。本文通过勾勒学风、学术机构及学人在互动中错综复杂的样貌,来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的重要一页。
[硕士论文] 陈科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历史观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习近平历史观。第一部分陈述了习近平历史观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等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和梳理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主要从唯物史观、历史评价观、历史教育观三个方面来深入研究,并着重从“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来对习近平历史观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探究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总结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价值,即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从其价值中得出现实启示。
[硕士论文] 葛元元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陈黻宸生活在清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陈黻宸的历史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他积极主动地宣传学习西方史学思想。
  第一章简要叙述陈黻宸的生平。陈黻宸从入学到考中进士,中国传统史学在他的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随着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史学的传入,他积极办报纸,发表文章,宣传西方进化史观、科学史观、民史等观念。并积极投身政治,支持辛亥革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二章主要叙述陈黻宸的史学著作。简要叙述陈黻宸科举入仕文章内容;发表在《新世界学报》的文章及影响;并且详细叙述他的京师大学堂讲义《中国通史》的体裁特点,内容特点和学术意义;“地史”原理和《新地理史》的编撰方法和编撰结构。受西方史学的影响,陈黻宸提出中国史学撰述的改进方面,但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并未付诸实践。
  第三章主要阐述陈黻宸的史学思想。主要从史学是科学的史学思想;“四独五史”的良史标准;提倡“民史”,反对“君史”的史学观念;新通史编撰体例设想着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史学重新定位思考,把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角度加以重视,并且对史家在传统修养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史学,赋予他们时代意义。在学习西方史学和“新史学”广泛传播的浪潮中,重视“民史”。
  第四章结语部分,论述陈黻宸史学的学术意义。
[硕士论文] 马郡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宜昌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角色。他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理路深受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影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分期架构,在社会形态史和农村经济研究等方面皆有所创获,勾勒出一个独特的中国社会史体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历史观方面,王宜昌主张历史发展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既认识到地理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又认识到文化、人力因素的作用;在方法论方面,王宜昌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范围,将理论纳入史料的范围,从而提出“三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强调历史研究要从“公式主义”出发。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王宜昌是第一个对中国社会史发展阶段进行细分的学者,他按照马克思的分期标准,提出“四阶段论”。在具体的社会阶段的研究上,王宜昌提供了一些新思考,如他主张从地域角度对奴隶社会进行探索,这一做法在当时独树一帜。此外,王宜昌还是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
  在农村经济研究方面,王宜昌作为农村性质论战的发起者与主将,其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风格。他从生产力入手,对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和农村经济性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尽管王宜昌的学术研究存在“公式主义”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但是其时常闪现的卓见也足以启发后学。
[硕士论文] 吴鲁锋
中国近现代史 聊城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吴金鼎学术人生进行了评述。吴金鼎是现代考古学史上的著名学者,在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及中国西南地区考古事业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吴金鼎一生的学术研究经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肄业至留学英国之前。在此期间,吴金鼎凭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学的考古知识和训练,完成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六次踏访平陵地区,发现城子崖遗址,完成《平陵访古记》一文,并以此为契机于1930年进入史语所考古组,追随李济、董作宾等学者参与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发掘,并负责撰写了部分发掘报告。《城子崖》发掘报告中,吴金鼎独立完成第三、四章,并对其他章节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其二,出国留学及回国后的学术经历。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在傅斯年、何思源等学者多方努力下,促使吴金鼎于1933年获得山东官费免考留学名额,赴欧洲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因吴金鼎对史前文化中的陶器格外注意,专门前往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器的制作;又跟随考古学界大师皮特里参与巴基斯坦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皮特里对吴金鼎的学习态度和学业成绩留下了深刻印象,夸其为“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留学期间撰写、出版了博士论文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中国史前陶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详尽的参考书。”1937年末,吴金鼎学成回国受聘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并在史语所兼职。1938年1月至1943年3月,吴金鼎任团长组建了苍洱古迹调查团、川康古迹考察团和琴台整理工作团等活动,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研和发掘,对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具有开创性意义。1945年,吴金鼎弃笔从戎,离开史语所。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回任齐鲁大学教授,直至1948年病世。吴金鼎一生经历曲折,学术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存世资料较少,学者评述不一。本文在利用学术界相关记述,并认真查阅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资料,对吴金鼎一生主要时段的事迹、学术研究轨迹及成就进行了评述,其中对其生平事迹记述不实和错讹之处,运用新资料进行了考辩和改正。力求以吴金鼎为个案,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并给予正确评价。
[硕士论文] 陈忠正
中国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叶适历史盛衰论进行了研究。历史盛衰论即是对国家何以兴,又因何而衰的反思与概括。通过对“前事”的总结,为“后事”提供治世之道。纵观古今,历代学者均对历史盛衰问题进行了思考。叶适作为南宋时期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亦就这一问题从君德、人才、民本等不同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叶适的历史盛衰理论是以“君德”为基石,强调“有德则兴,无德则衰而亡”,以自身之“德教”培养人才,以“名实相符”的标准选拔人才,能者上,庸者下,从而与君主共守天下。以“民重君轻”的准则施政于民,主张从“田地”入手,解决当时“民”的问题,通过“修身明势”规避导致国家衰亡的潜在因素。在“君德”层面,叶适认为“君德”不仅是君主个人修养品德,也是得天下、治天下的衡量标准和尺度。他反对君主利用权利威令治理国家,认为君主应当“为政以德”,同时强调“蓄实德”。以君主之德治理天下,使天下之人真正归附。在“人才”层面,叶适认为君主应该“进人以礼”,针对南宋当时的选官任官制度的诟病,叶适希望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同时君主应当给予所用之人以充分的信任,分权给臣下。在“重民”层面,在叶适看来,民之数量多少,财富多寡,是国家盛衰的直接反应,应该通过以官养之和使民自养的“养民”,通过制定合理制度的“富民”,通过轻徭薄赋的“治民”等方面对立国之本的“民”进行治理。从“势”的角度方面,所谓“势”,即是指历史发展之规律。通过对“势”的把握,规避施政上的潜在问题。叶适强调在把握“时势”的基础上,适当的使用“权势”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通过对“势”的把握并能适时调整政策治理天下,是叶适对君主的期望。叶适历史盛衰理论具有明显经世致用的事功性,他反对理学的空谈,重“实德”,同时,注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盛衰。
[硕士论文] 苗润桐
历史学、中国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古代的中国在许许多多的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同样中国也是较早的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进行演变和变迁的国家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每个国家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以此作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古史分期”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因此而成为我国历史研究之中曾经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过许许多多的重要人物。尚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尚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一些史学家们相比,他较早地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所主张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尚钺先生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当时社会的性质入手,对农业、手工业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了科学结论。
  本研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尚钺先生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为主要研究内容,将尚钺先生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与和他同时代的史学家们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作对比,并且从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同行业之中的表现、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性质产生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且对尚钺先生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且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具有科学严谨的史料观。最后对尚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在史学界的影响进行了评价,进而对尚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得失进行了探析。
[硕士论文] 杨玉莹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史学所蕴藏的史学思想同样是丰富的,体现为中国史学的评议传统。这一传统在先秦、秦汉时期产生,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出现总结与嬗变。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史学近代化随之而来,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中国史家在吸收外国学术思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认识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奠定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基础。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包含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次将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史纳入到中国思想通史之中,使之成为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怀祺是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的专家,他在白寿彝的指引下,从对郑樵和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开始了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漫漫长路。吴怀祺对郑樵研究凝结成《郑樵研究》一书,全书展现了郑樵坚韧的治学精神、敢于批评的学术理念、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宽广的治学道路。吴怀祺在研究宋代史学思想时,将史学和哲学联系起来考察,探讨史学和社会的辩证关系,通过详实的史料、朴实的文风展示了宋代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接着,吴怀祺由宋代史学思想向上溯先秦两汉至隋唐探源,向下往明清近代延伸,探求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在这两部通史性著作中,吴怀祺勾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概括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展现不同时期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展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及深邃。在贯通研究之后,吴怀祺又觉察在“论”的方而缺乏研究,进而他由博返约的继续开展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专题形式进行通史性的理论研究,考察各类史学思想的源流,从思维角度把握民族史学的特点。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以开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向我们描绘了中国史学思想这幅美丽的画卷,使我们领略到中华民族不仅有浩繁的典籍,更有充满魅力的史学思想。
  吴怀祺在多年治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探索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架构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体系结构,建构起了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他立志要用民族语言,努力发掘民族史学思想的宝库,整理总结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吴怀祺在关注史学思想民族性的同时,十分重视史学思想的时代性,主张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运用到当代史学的创新中,关注全球化对史学的影响,在世界进程中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信息科学的进展对史学的意义,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
  20世纪60年代开始,白寿彝提倡史学工作者要重视中国史学遗产的问题,他本人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做了大略锥轮的思考。我们当看到,沿着白寿彝的思考,出现了一些总结史学遗产的路径。吴怀祺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瞿林东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陈其泰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积极探索民族精神。吴怀祺、瞿林东及陈其泰的研究都是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内的路径创新,虽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的研究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硕士论文] 杨涵
世界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彼得学院院长,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有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它的研究包括历史编纂学、科学史、基督教神学、国际关系及外交理论等。他的著作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如《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等,在中文学界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他的研究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际学术界,对巴特菲尔德的研究并不少见,而大陆学界对其研究仍不充分。
  本文试通过对于巴特菲尔德的史学思想的探究,结合他对其他史学思想的评析和探索,力求呈现巴特菲尔德在史学理论或历史思想领域的见解和创新,以及其自身历史写作的风格和思路。
  全文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巴特菲尔德的成长环境背景与时代特征,并对他的生平做了简要介绍。此外,还简要探讨了当时史学发展趋势对其史学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巴特菲尔德的几部主要著述,并对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以简要概括。第四部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以“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命题为线索,围绕其对辉格史学的批判和反辉格的史学范式主张进行了对其史学思想的探究,并对其自身的历史写作做了简要评述。第五部分简要探讨了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的影响及评价。
[硕士论文] 吴奕
世界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德裔美籍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教授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史大家,其史学思想在西方史学界独树一帜,亦对当下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依据伊格尔斯教授的论著等史料,充分利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伊格尔斯史学思想的最新成果,意图对伊格尔斯的史学思想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伊格尔斯独特的学术生涯的阐释,展示其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解读伊格尔斯在史学实践中对德国历史主义的特殊情结及其内在原因;并剖析伊格尔斯反德国历史主义、反后现代主义及其全球史观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伊格尔斯史学思想的实质与特征,彰显伊格尔斯史学的成就与影响。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解析伊格尔斯史学思想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文中依据时间脉络追溯伊格尔斯史学思想逐步系统完善的过程,展示伊格尔斯在不同时期的史学追求与旨趣。第二章主要阐述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反思。文中剖析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特殊情结,展示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分析伊格尔斯在史学实践中反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阐述伊格尔斯的全球史观。通过解读伊格尔斯所倡导的全球史观,分析伊格尔斯全球史观及其反历史主义、反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凸显伊格尔斯全球史观的价值与意义。第四章主要阐释伊格尔斯史学的内在特质。文中结合伊格尔斯史学实践最新成果,综合分析伊格尔斯近年来史学旨趣的转变,彰显伊格尔斯史学实践中的特点。
[硕士论文] 翟晓蕾
中国古代史 聊城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傅以渐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傅以渐是清初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清初统治者大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时局下,他凭借“清代开国第一状元”的头衔和自身清正廉洁、不党不争的品性,深得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官运亨通的同时,能够认真思考政局和民生问题,面对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状况,提出了正己为先、治世为用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皆可从他的殿试卷和著作中探究出来。傅以渐的学术思想主要分治世、修身、女道三个层面。其治世思想中带有明确的阶级性,认为君臣百姓皆应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注重将理论与社会现实结合,并将政治见解细化到财政、军事、文教和刑法之中,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点;“正己为先”是傅以渐对君子人格的要求,他认为人人都要注重自身修养、注意言行举止,寻求“致养”之法,在内外兼修的同时做到德博而化;女性是构成家庭和谐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女性德行教化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故于女道层面而言,傅以渐从孝、礼、德三方面入手,认为女子除依礼顺敬舅姑父母、辅佐丈夫、教育子女外,还应对才学明理之德有新的要求。这相比前代女道思想有所开放和进步。傅以渐的学术思想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他力求从平民角度出发,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思想对清初社会稳定、树立女性道德观和引领家族入仕之风都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王丹
历史学、中国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通俗历史读物进行了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史学通俗化也开始形成一股潮流。而在史学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过程中,通俗历史读物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传播媒介,对史学下移、历史知识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开始对民众思想进行新的塑造,开始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加之出版业的发展,市面上出版了众多的通俗历史读物,数量众多,可谓是通俗历史读物的第一个繁盛期。此时期通俗历史读物的出版,推动了历史知识在普通民众间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十七年间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出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1957年,总体特点是编写较为分散,选题范围较为狭窄,以《爱国主义通俗历史故事小丛书》《中国历史故事》为代表;第二阶段为1958年-1966年,随着历史学家吴晗开始组织大规模历史知识普及读物编写,通俗历史读物逐渐朝着系统化、组织化的方向发展,代表作有《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等。综合来说,十七年间的通俗历史读物采用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进行编写,在向广大读者普及中外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并确立了通俗历史读物编写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七年间的通俗历史读物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表现在一些读物仍不尽通俗,编写不够活泼,僵化地运用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史知识涉及较少,比例不均等。然而瑕不掩瑜,该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将历史真实与通俗趣味进行了恰当的融合,通过通俗历史读物这样一种形式,向读者普及了历史知识,宣传了唯物史观。纵观当代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现状,虽数量繁多,但质量良莠不齐,经典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借鉴学习建国后十七年间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对当今通俗历史读物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必要性。
[硕士论文] 赵恒楠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金毓黻是我国东北著名的历史学家,尤以研究地方文献学和东北史学著称,堪称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的个人日记《静晤室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与众多日本学者交往的时间和内容,这种交往构成其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静晤室日记》的整理和分析,并以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胜利为分期点将双方交往的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可以归纳出金毓黻与日本学者交往的原因主要为双方同时对东北史地的关注,并总结出研读著述、通信往来、考古踏察和学术访问等交往方式。同时,探析金毓黻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对金毓黻学术研究产生的积极影响,并对金毓黻与日本学者的交往进行客观的评价,可以看出金毓黻是基于爱国主义情怀,构建了“东北学”学科体系,从学术角度驳斥了日本“满蒙学”的错误言论。
[硕士论文] 张志琪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越峤书》是明代广西著名学者李文凤于嘉靖十九年(1540)编纂的一部越南地方史志。李文凤在《越峤书》中,首先记载了安南的州郡地理沿革,介绍其山川、物产、古迹和风俗,其次是收录了从汉代到明代中国皇帝给安南下的诏谕,也包括了下发给处理安南事务的各地将领的诏谕。再次以编年方式,记载唐虞至明嘉靖间的安南史事,描述中越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学校、兵、刑等政治制度。最后是收录了各种书疏移文、书表、表笺,以及历代使臣及安南国人的文学作品。《越峤书》是有关越南古代历史、地理以及中越关系史的重要史著,在明代编著的几部专志越南的史书中,它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
  目前学术界对李文凤《越峤书》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本论文拟对李文凤的《越峤书》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第一部分是李文凤的生平与《越峤书》的创作背景。
  第二部分分析《越峤书》的体例和内容,对该书的体例及内容做一个系统的分析。
  第三部深入分析《越峤书》的编纂原则,据此可见李文凤的学术思想之独特处。
  第四部分论述《越峤书》的史料价值。就史料价值而言,作为一部史学著作,《越峤书》的史料价值体现在保存古代中越关系史的资料上,为后世研究中越关系史提供丰富的史料。
  第五部分评析《越峤书》学术地位及缺憾。其学术地位,表现为它在内容编纂、史料选择等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而且对于个别问题的研究如越南莫朝等等,为后世编辑中外关系史著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后通过与其他相关书籍的比较,体现出《越峤书》明显的缺憾,表现为明代之前完全抄录《安南志略》、内容编排不合理、手抄本讹误众多等等问题。
[硕士论文] 王旭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科技考古依托于先进的信息探测技术,无论是探测范围、探测深度,还是探测精度都得到极大地提高。考古地球物理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考古调查中最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但目前面向考古调查,各种考古方法之间、考古数据与地球物理数据之间缺少必要的联合,使得多学科各自为阵,难以形成为考古专家提供解释所需的统一、一体化的数据信息整体,给面向考古的多学科融合增加了难度;迫切需要开发一种面向考古调查的多学科数据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不同学科考古数据的存储、检索、可视化功能,利于考古及相关科技人员通过平台快速提取相关数据信息,帮助提高考古解释的效率和准确性。
  开发统一信息管理系统的难点在于科技考古方法众多,导致其数据文件格式不一,同时其数据具有复杂的空间属性,使得数据难以统一管理,无形中增加了研究人员检索数据和共享数据的成本。其次,由于专业领域的限制,不同学科科研人员难以快速理解其它学科探测数据中包含的考古信息,沟通交流存在障碍,难以实现快速协同工作。另外,科技考古引入的探测方法越来越多,多传感器、多阵列探测技术成为主流,海量信息存储成为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针对上述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需求分析,本文提出了建立一种基于Web GIS的考古探测数据可视化的平台——Geo Visualization。它是通过Web GIS二次开发的形式,搭建的定制化的数据管理和展现平台。通过深入了解地球物理研究人员以及考古专家的需求,开发的该考古探测数据管理、检索和可视化平台,可有效降低考古人员数据管理和解释的成本,提高数据共享的效率,帮助考古专家理解探测数据并提高解释效果,从而促进考古学与地球物理学之间进一步的融合。
[硕士论文] 尚晓阳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考证、比较分析、统计归纳等研究方法,对胡寅《致堂读史管见》的唐史观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研究,共分五章。通过考察胡寅的家学渊源与仕途生涯,揭示了胡寅史学观念形成的背景。通过梳理《致堂读史管见》书目著录与版本流传情况,笔者认为,《致堂读史管见》在南宋开始流传,其版本流传有四系七种。通过系统研究《致堂读史管见》有关唐代皇帝、大臣、史事、制度等的评论,阐述了胡寅唐史观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胡寅论唐代皇帝,体现了《春秋》史家以仁义、礼义、纲常之义等为重的特点,见解独到;胡寅论唐代大臣,将忠孝之义作为评判的首要准则,观点鲜明;胡寅论唐代史事,往往透过史事本身,直指史事的核心,更加有针对性;胡寅论唐代制度,不仅评论制度本身的优劣,还能考虑执行制度之人的好坏,独树一帜。总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的唐论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春秋》史观的指导性、评论内容丰富性、评论对象的针对性和评论的经世致用等四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胡寅唐史观的不足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内容过于琐碎、语气不能平正等方面,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硕士论文] 杨娅萍
中国古典文献学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二十三岁时,中进士甲科,擅长文史。宋神宗熙宁三年,司马光组织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作为编修人员之一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对史学、尤其是唐史的研究,自此成为纵贯其一生的主要工作。范祖禹一生著述丰厚,尤以参修《资治通鉴》及自撰《唐鉴》最为有名。《唐鉴》奠定了范祖禹在史学界的地位,他也被学者尊称为“唐鉴公”。在《唐鉴》完成之后,史学家们对此表现极高的赞誉以及广泛的关注。本论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三方面对《唐鉴》进行探究:
  首先,是对范祖禹创造的背景以及范祖禹的生平和思想渊源的研究。范祖禹生活时期,恰逢宋代学术大发展。传统治学方式、学术观念等都受到极大冲击,全新的学术体系得以形成。就史学领域来看,首先是强化了对历史的借鉴作用,而在历史探究方面则以“以史为鉴”为首要工作,范围也从此前的就事论事扩大到其他方面,如帝王心性等;此外,因为条件的趋于成熟,所以私家修史工作得以开展。面对上述学术背景,范祖禹在探究历史方面,也不再沿用古人方法,而以当朝政事为切入点,以社会现实为基础,有针对性的提炼出此前历史中可供参考的内容,并纳入到史学专著的核心内容中。
  其次,作为史学著作,《唐鉴》的史学价值不容忽视。本文第二部分,主要从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史料选取的独特性两方面来论述。《唐鉴》这部由范祖禹编纂的著作,以皇帝作为直接读者,结合讲读课本的方式将书册呈现于帝王面前。所以,在其文章中重点突出了对帝王的劝诫内容。通过对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目的的继承,充分发挥了以史为鉴的意图,此外还更为关注结合史实实现对儒家礼教、皇家地位等的维护。且因正处于新旧党派斗争阶段,在史料选取方面也可以看出其对变法派的相关映射。
  第三,从人们长期忽视的文学价值方面论述《唐鉴》,这也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这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其文学特色:立意、章法、修辞、句式。首先其立意方面可见“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翻新出奇,不落窠臼”、“笔带锋芒,直言不讳”的特点。章法方面是严谨而不失圆滑,自成一格。对于修辞的运用主要大量引用大量经典和恰当的比喻。而《唐鉴》的句法是多变的,同时其炼字考究,一字不赘。
[硕士论文] 洪前兵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傅振伦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涉及史学史、方志学、博物馆学等诸多领域,不但成果非常丰富,而且在诸多领域具有开创之功。然而,由于其在方志学领域成就卓越,使得其在史学史领域的成就暗淡许多,以致被人们所淡化,未能在史学史领域占有其一席之位。本文意在以傅振伦的史学史成就为研究对象,通过考订、归纳、比较、分析、综合等方法,考察其史学史研究的背景与成就,厘清其在史学史领域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揭示其史学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客观评价其在史学史领域中的地位与影响。
  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本文先叙述傅振伦的生活时代和一生主要经历,以更好窥见其学术成就与其一生经历的关系。
  其次,在史学史研究领域中,傅振伦率先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史通》进行了研究,并对《史通》作者刘知幾的生平行事进行了考证与探究。本文先分析了近代《史通》研究概况以窥探傅振伦对此研究的贡献,继而探究傅振伦对于《史通》作者刘知幾的生平的研究,最后着重评述傅振伦关于《史通》撰述原因与思想来源、义例与体系、史学观点与史学思想以及《史通》在后世的境况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再次,主要探究傅振伦关于《清史稿》、新旧《唐书》、《史记》的研究和傅振伦对史学家章学诚、郑樵、王劭的生平学说的探讨。分析其对于史籍、史家研究的特点。
  从次,以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一书为基础,探究傅振伦关于“史之解谊”、史官建置、史学起源、史书派别、史体得失以及史籍整理等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最后,结合傅振伦的人生学行与学术研究,对傅振伦史学史研究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其史学史研究的成就,客观评价其对于中国史学史作出的贡献。
[硕士论文] 何旭
历史学·中国史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历代研究汗牛充栋。在20世纪上半叶,《史通》研究在这一时期学术新动向的推动下,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二十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发现了《史通》的现代价值,三四十年代随着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史通》研究走向了深化,其重要地位也被确定下来。这一时期的《史通》研究,对经史关系和文史关系的讨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随着经学基础的消失,对《疑古》、《惑经》的讨论逐渐由今文经学走向近代史学,二是随着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文史关系的探讨开始注重现代“文论”的阐发。总体上看,20世纪上半叶的《史通》研究在学术转型的时代,发掘了刘知幾史学中原先不被人注意的近代史学要素,其中审查史料的态度和方法成为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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