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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234年(元太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宋联合灭金。战后双方进入军队休整阶段。但宋军企图趁暂时和平时期北上收复北宋河南失地。1234年7月,南宋两路军在洛阳会师,史称“端平入洛”,但军队随即遭到蒙古军伏击,且粮草不济,只好撤出洛阳,失败而归。“端平入洛”成为蒙古国对南宋宣战的借口与导火索,蒙宋战争一触即发。
  1235年,太宗窝阔台汗便发动大规模侵宋战争,命皇子阔出及胡土虎伐宋。阔出之军一路南下,在攻下襄阳后于1236年又分兵攻打江陵,1237年至1238年,蒙军又大举征宋两淮地区,蒙古军的战线拉伸覆盖至今湖北、安徽、江苏多地。直到1238年冬天蒙军才大掠而归,总共历时五年之久。
  阔出征南宋过程研究及其将领研究是本文最核心的部分。本文具体考查了1234至1238年间的主要战役、战场,以及蒙古方面主要将领的生平及其在这次征南实战争中的作战状况,试图分析出蒙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主要军队数量。
  窝阔台时代的征宋战争拉开了蒙古灭宋战争的序幕,蒙宋双方直接对阵,相互试探、观察,尤其是蒙古方面,将战线纵深到南宋腹地,打击了南宋气焰,切实了解了南宋朝廷的意向、南宋的军备和兵力情况和南宋自然坏境特点,促进了蒙军战略战术的进步和军队建设,尤其是水军建设的完备,为日后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侵宋战争作了重要准备。因此,窝阔台汗时期的征宋战争在整个蒙宋战争中应予以重视。
中国古代文学 青岛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周礼?春官?大宗伯》就将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此五礼用来“佐王建保邦国”,辅佐君主建立和安定天下各国。其中军礼中有“大师之礼”,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周代军礼中的“大师之礼”。在周代,虽然此礼很重要,但是明确指出此礼的《周礼》现存篇中没有专门对此礼做出详细的阐释,后人只能依靠其他资料进行探究,而学术界莫衷一是,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征伐之礼。
  周代作为一个尚礼的时代,礼仪贯穿于方方面面,即便是凶残血腥的战争,也有礼的身影。到了战国时期,逐渐礼崩乐坏,战场上诡谲狡诈的现象横生,出现了一些不尚礼的现象,“大师之礼”受到了严重冲击。话虽如此,对“大师之礼”的研究也并非是无从下手的,它们散落于古籍中,我们可以从这些古籍下手,进行资料的搜集。本文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对原典的解读与联系,找出与周代“大师之礼”相关的内容,力求对“大师之礼”中所包括的仪节、行为规范及原则等作出详细阐释,并结合时代特征,在文章的最后一章对周代“大师之礼”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等作出论述。
  本文主要从战前、战中和战后对“大师之礼”的具体仪节进行探究。战前的“大师之礼”,是指战争双方到达交战地点前所要进行的一系列的礼仪以及所要遵循的规范或原则,主要从卜筮、祭祀、誓师等方面,对战前的“大师之礼”进行探讨。战争中的“大师之礼”指的是从战争双方到达作战地点到战事结束这段时间内举行的仪式或其它的关于作战的要求及规则等,主要从观兵、致师、交战以及其它不容忽视的规范或原则入手,探讨战争中的“大师之礼”。战后的“大师之礼”是指从战事结束,得出战争的结果后,进行的一系列的礼仪,分别从振旅、献捷、饮至、封赏等方面进行探究。
中国古代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阅兵本义是指对武装力量进行检阅的仪式,具有军事实践和礼仪的双重性质,受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不同时期侧重的内涵不同。宋太祖、太宗两朝大型阅兵典礼不常举行,常常进行小规模的讲武阅兵活动,其性质多属于纯粹的军事操演,主要目的是检阅练兵效果、整肃军队和鼓舞士气,注重实效,没有固定的地点和仪式。随着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不断推行,国家尚武精神日渐消退,北宋中后期的阅兵活动逐渐走向形式化和边缘化。澶渊之盟签订以后直到北宋灭亡,小规模的阅兵操演活动日益减少,并且多属于观赏性的禁军武艺展示,但作为一项由皇帝主持的独立的国家礼仪制度被固定下来。宋神宗时有一段经常性阅兵练武活跃期,但随着神宗的离世,讲武阅兵活动没有复兴,最后连徒具形式的阅兵仪式也不再举行。南宋尚阅兵礼仪,多次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典礼,增加了许多繁文缛节。南宋这种重视国家礼仪性的阅兵大典的特点和它所处的特殊军政环境有密切联系。此外,皇帝主持的阅兵大典作为一项国家礼仪制度,自唐代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完全确立,到南宋发展成熟并影响后世。与中央阅兵相对应的地方阅兵活动,也多遵循按时令训练的古礼,一般在春、秋季节对军队训练效果进行检阅和考核。但地方阅兵常常由于经费不足、将帅过于严苛、地方禁军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阅兵活动徒具形式。宋代阅兵活动有四个特征:一是讲武礼中大阅实行的阶段差异性较大;宫廷小规模阅兵盛行;地方阅兵情况复杂多样;大阅的礼仪性质与普通阅兵的阅教性质二元化倾向明显。阅兵的主要功能是督促、加强军事训练,检阅平时的训练成果,对元、明、清的阅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 杭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西安事变之后,延安日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航空队根据其既定的战略意图,不断对延安展开大规模的轰炸。在中共的领导下,延安军民利用非常有限的条件展开了以“消极防空”为主的防空建设。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战略地位为切入点,对日军轰炸延安的史实进行了梳理,重点阐述延安的各项防空举措,旨在以史实为基础,对抗战时期延安的对日防空建设作出初步评判。
  文章首先从分析延安的战略地位和日军的战略意图入手,揭示了日军轰炸延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延安地处陕北,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西安事变后,延安成为中共的政治军事中心,其战略地位就更加突出,因此也就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这其中既有军事方面的考量,更有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反共政策的内在原因。正因为此,高举抗日旗帜的中共政治中心延安必然会成为日军军事打击的目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多次对延安进行了空袭,本文在梳理各方文献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考订了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8月日军对延安的17次轰炸经过,并初步探讨了日军轰炸给延安人民带来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面对日军的频繁轰炸,延安人民展开了一系列反空袭斗争。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还没有空军,因此在延安只能采取一些“消极防空”的措施,主要包括组建防空机构、开展防空宣传和教育、建设防空避难设施、组织防空疏散救护、进行防空锄奸等等。在开展上述防空建设的同时,延安的市政也得到了重建。
  日军的暴行受到社会各界的谴责,不仅未能使延安军民屈服,反而更加激发了延安军民强烈的抗战意志。延安军民在有限条件下开始了航空人才的培养,事实上也开启了建设空军的前期筹备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防空建设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起点,它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防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中国史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边防是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防御外敌入侵,在边境地区进行的防卫和管理活动的统称,在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以代替的作用。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陆地边境线五千六百多公里,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和阿富汗斯坦八国接壤,在我国国防安全屏障线中的位置尤其显著。因此,对新疆边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民国前期的新疆边防建设为研究内容,通过对新疆边防建设中的军事力量布防、防御能力和军事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梳理,探讨了中央政府和新疆当局对新疆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分析了这一时期的边防建设在维护新疆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稳定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通过以上论述,本文认为:民国前期的边防建设为新疆的军事发展带来了近代化气息,对于推动新疆军事近代化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研究内容分为如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对论文的立论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意义进行阐述。
  第二部分阐述了民国前期中央和新疆地方当局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新疆地处边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代中原王朝始终重视对新疆的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民国以来,内地对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较之以前更为明确和深刻,以《申报》为代表的新闻舆论界也对新疆边防给予了高度关注。新疆地方当局也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新疆被看作是保卫祖国西北不受外国列强入侵的重要安全屏障。
  第三部分阐述了民国前期新疆边防建设的具体表现,主要围绕军事力量布防、防御能力建设、军事设施建设等三方面进行叙述。民国前期,新疆军队分为陆军、新军和巡防营三种,它们在边防建设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疆当局还对军事力量部署进行适时调整,通过配备先进武器装备、提高军事人员素质、发挥卡伦、军马厂等军事设施的作用等方式,抵御外敌入侵,确保边防安全。
  第四部分阐述了民国前期新疆边防建设的影响。民国前期的边防建设,维护了新疆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稳定新疆境内的社会秩序,为新疆的军事发展带来了近代化的气息。这一时期的新疆边防建设对于当前的新疆边防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有明一代,海防一直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明政府致力于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构筑一道严密而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沿海各地的海防建设中,温州作为浙江沿海门户又地处浙闽交界,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独特性色彩。温州海防体系建设作为区域海防建设的典型,不仅是浙江海防建设的缩影,更是明代海防建设的见证。
  根据明代温州海防体系建设的特性,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为明前期(洪武至宣德年间)的初建、明中期(正统至嘉靖年间)的重构和明后期的定型。明前期温州海防体系在全国海防大建设的背景下蓬勃发展,通过构建三位一体的沿海防御体系以及温州府城、县、卫、所城墙的修筑,初步搭建了海防体系的基本框架。明中期是温州海防体系建设的重点时期,嘉靖倭患对温州海防体系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应对严峻的沿海形势,温州海防体系在这一时期进行了重构,除了官方主导的海防变革之外,温州民间也投入到海防体系建设中,这也是以往在研究温州海防建设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明后期则是温州海防体系的定型时期,随着嘉靖倭患的平定,海疆恢复宁静,加之国内外政治环境变化,明朝的国防重心由沿海转向东北边关,因而温州海防体系逐渐定型。
  除此以外,明代温州海防体系建设的军费问题极其关键,这关乎到海防建设的成败与否,厘清军费的来源及其使用,能够更好地把握海防建设的脉络,以往区域性的海防研究中往往会忽视这一问题。基于明代温州海防体系建设一波三折,论文从特色与局限两个维度进行展开,对其作出了相对系统全面的评价。
中国古代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晋国与戎狄民族关系是研究晋国史的重要一环,在晋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春秋时期晋国与戎狄民族的关系,可以对晋国与戎狄民族的战争、联姻、结盟等各种联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研究晋国与戎狄民族的各种关系,通过晋国早期、中期、晚期民族关系的探究,可以对其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特点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同时为晋国史和民族史交叉领域的研究,尽一些绵薄之力。
  春秋时期晋国之所以能在诸侯国间称霸一百五十多年,是与其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晋国自封国伊始,便处在戎狄部族的包围之中,要想挣脱戎狄部族的包围,就必须寻求一条生存之道。早期晋国,由于自身实力不济,对戎狄部族避其锋芒,采取的一种消极“防御”策略,这一时期虽与戎狄发生战争,但战争呈现的特点为规模小、次数少。中期以后,国力的增强,加之军制的改变,使得这一时期晋国对戎狄的战争次数显著增加,而战争胜利获得的戎狄女子便成为典型的战利品。戎狄女子被国君纳入宫中,成为晋国与戎狄部族联姻的开端。因战争频繁的发生,伴随战争产生的军事结盟也是这一时期显著的的特征。进入晚期,不甘心霸权衰落的晋国,试图挽回衰落的霸权。但此时国君权势衰微,权归六卿,他们相互之间倾轧权力,扩展自己势力范围。这一时期晋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减少,小范围的局部战争成为主流,遂将侵略的矛头指向戎狄部族所居之地。晋国将周边戎狄部族逐一歼灭之后,带来的益处便是领土得到极大的扩张。此外,这一时期的“和戎狄”政策的实施,是晋国与戎狄民族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和戎狄”政策虽说时间仅存在于悼公时期,但因“和戎狄”所带来的利益却是长远的,晋与戎狄在和平的环境中交流频繁,相互之间进行学习,吸收对方先进技术,任用戎狄部族优秀人才,缩小了华夏族与戎狄部族的差距,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相对于晋国与戎狄关系积极的一面,晋国与戎狄的关系并非十全十美。在献公时期爆发的骊姬乱政,导致晋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太子被杀、诸公子出逃、国内政局一片动荡,对生产和生活影响极大,使得晋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恢复。加之与戎狄部族时常发生战争,导致晋国受到戎狄部族的骚扰,给双方人民财产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这些祸患均是因晋与戎狄关系的不和谐而产生。
  总之对于晋国与戎狄部族关系研究,应该将其积极和消极影响一起进行研究,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通过这一历史现象来认清晋国与戎狄部族关系的本质,无论任何时期,实施任何的民族政策,其根本目的还是为晋国发展所服务的。只有我们把握好这一特征,才会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中国近现代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硝磺,即火硝与硫磺,是制作火药的基本原料。太岳区有着丰富的硝磺资源,晋城、高平、士敏等地盛产军需、民用的火硝,生产历史悠久。硫磺的产地则主要集中于阳城。解放战争时期,为打败国民政府对根据地的疯狂进攻,赢得战争的胜利,太岳行署与硝磺局领导本区的广大群众积极进行硝磺生产,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
  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第一章介绍太岳硝磺局成立前的硝磺生产,即1947年以前太岳区的硝磺生产,主要分为阎锡山、日军统治以及中共政府对硝磺生产的管理三个时期的情况。第二章对太岳硝磺局成立后太岳区硝磺局的成立、硝璜的生产法规、硝璜的生产主体、硝璜的生产过程、硝璜的生产模式分别做了研究。第三章对限制硝磺生产的因素、硝璜生产对社会的影响予以评价。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炮台曾经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常常被布置于沿江沿海要地,用以抵御来自海上的敌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炮台因其较差的机动灵活性已经被现代战争所抛弃。但它也曾经在抵御海上之敌时发挥过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近代的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国的炮台建设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朝,早期的一些炮台工事就在抗击倭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建立以来虽然基本承袭了明代的这些早期炮台工事,但海疆长期的平静使这些炮台一度被人忽视。直到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大多来自于海上,清朝的舰队又无力与其抗衡,炮台的重要性才又重新显现,并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清政府如梦方醒,全方位的巨大差距让清军面对列强从海上的入侵时毫无招架之力,炮台几成清政府唯一能够仰仗的防御力量。在此之后清政府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炮台修筑活动,并开始注重向西方学习,不断改进炮台的设计理念和修筑技术,并引进西方的先进火炮。
  江苏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东临大海,扼控长江入海口。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自明,是故也是我国最重要的一个海防环节。明代就已在此修筑了大量营堡台堠工事以抵御倭寇的侵扰,鸦片战争英军大开长江门户,更是使清政府胆战心惊,自此之后江苏地区的炮台建设便从未被放松过。
  本文就主要围绕晚清江苏地区的海防炮台建设来展开,全文共分为六大部分,分阶段的对晚清江苏地区的炮台建设情况进行研究,对炮台的选址、设计、修筑技术、火炮配置等方面做了具体的阐释。同时江苏作为晚清我国最重要的一个海防环节,通过对其炮台建设情况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晚清时期整个国家的炮台建设的情况。
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于长篇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等文学影视作品的渲染,曾被长期冠以反共“集中营”的恶名。长期以来,这个被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跨国军事情报机构,逐渐成了“美蒋特务恶行”的代名词。而事实却不是如此。
  “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共同成立的一个抗日合作的军事机构,无论从它的成立、活动及最终的结束看,它都是一个抗日机构,而不是像过去所宣传的那样,是一所“集中营”。对中美合作所性质的分析,是本文写作的目的。通过对其性质的分析,会帮助更好地认识近代史上这一中美合作的特殊形式,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介绍选题的理由及意义,并总结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所拟解决的问题;第二章介绍中美合作所的成立目的与其性质;第三章从中美合作所的组织结构及人员构成说明它的性质;第四章从中美合作所的主要活动来证明它的性质;第五章从中美合作所的结束来论证它的性质;第六章总结全文。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两晋南北朝之时武官将军开始逐渐由领兵将领向文武兼授过渡,将军号变为一种荣誉称号,与其原来职务脱离了联系,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排列顺序。龙骧将军作为散号将军中的一种,晋武帝之时初次以征讨东吴授予王浚,初置之时仍多与军事斗争相关。此后经刘宋、北魏发展,龙骧将军逐渐散化,成为荣誉虚衔,龙骧将军称号不再与军事活动紧密关联,文官得授龙骧将军称号的现象越来越多。龙骧将军两晋、刘宋之时多为刺史或太守得领龙骧将军,至南齐之时则为县令领龙骧将军。以龙骧将军授藩邦来朝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加、赠龙骧将军的现象在两晋刘宋尚不普遍,北魏之时大量出现,且加、赠龙骧将军不再专于武将,文武官员俱可,得加、赠龙骧将军不再需要特定的缘由,已经纯粹是一种荣誉性质的称号。
  龙骧将军于晋初设之时虽并冠军将军、辅国将军并为三品将军,却并不像三品将军有得加大的权利。后在逐渐向荣誉称号的变化过程中,官品地位逐渐下降。南齐之时宁朔将军、宁远将军地位提升至龙骧将军之前。萧梁天监七年厘定将军号为十品二十四班,取消了龙骧将军,后大通三年定制又复现,然龙骧将军的地位已大大下跌至十二班。陈之时延续萧梁之时官制,龙骧将军地位为七品。北魏之时定龙骧将军为从三品,北齐延用,而北周则取消了龙骧将军的称号。
  龙骧将军称号由初始与军事活动紧密相联到后来成为纯粹性质的荣誉头衔,官品地位逐渐下降。得授龙骧将军的官员身份变的多样化,龙骧将军称号的功能与作用变的复杂化,且不断得向虚职头衔过渡。龙骧将军作为魏晋南北朝之时武官将军号中一员,其发展变化反映了当时武官散阶化的变化过程。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彭玉麟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他是晚清水师的主要将领,在晚清政局中也是重要的人物。他早年家境贫寒,父亲早丧,与弟弟和母亲相依,经常遭受族人的欺凌,后入衡州府学。他早年曾入衡州协标镇压李元发起义。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他又加入湘军,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将领,为创建和领导湘军水师做出了贡献,他几乎参与了湘军水师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战役,包括湘潭战役、武汉战役、田家镇战役、安庆战役、天京外围战役等。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他又会同曾国藩参与了湘军水师的改制工作,将其改组创建为长江水师,成为清廷经制之师。在长江水师弊端丛生之际,他不顾年老体衰,巡阅长江水师多年,革除长江水师弊端,惩治不法水师官兵,为长江水师的发展延续作出一定贡献,同时受自身学识和湘军身份所限,他固守旧式治军方法和武器装备,又限制阻碍了长江水师的向近代化方向的转变。
  彭玉麟在晚清水师中纵横半生,丰富的实践经历和对国家国防事业的关心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江防海防思想,在中法战争之际,他受命督办广东防务,在实战中实践和丰富了自己的江防海防思想,守卫国之藩篱,有力的抗击了法国侵略者,不失为民族英雄。彭玉麟在晚清水师中成就了他的一生,他的事迹,他与晚清水师的关系,他的江防海防思想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今天仍值得我们加以捋顺和思索。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刘坤一在甲午战争时期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活动进行了评析。刘坤一(1830年-1902年),湖南新宁人,咸丰六年以秀才投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过十年征战成为湘军悍将,从异途进身,并终身居于督抚之位。作为崛起于晚清政坛的重臣,以及甲午战争时期的钦差大臣,学术界对刘坤一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他在甲午战争中的军事思想研究尚不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刘坤一在甲午战争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一是军队管理中严肃军法,关怀士兵,提高官兵待遇;二是战术运用中重视厚结兵力,统一指挥;三是以海防为重的国防思想;四是与日本持久作战的方针。刘坤一在甲午战争期间带兵作战的实践中形成了既严明军纪,赏罚分明;又关心士兵,知人善任的治军原则,作出了解决军饷,重新编整部队,加强海防部署等具体备战计划,体现了重视指挥权的统一性,强调广集兵力,力求做到以众敌寡的战略特点。在江海防务的实践中,甲午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刘坤一从偏重塞防到重视海防的防务观转变。他裁减长江水师,添购西式船、炮,积极筹办南洋防务,其国防思想也日趋成熟,顺应了近代强国重视海权的大势。在受任钦差,参加前敌的指挥过程中,他从总体的防御,进攻的顺序,战场纪律,后勤,人才等方面进行了规划,为战争从前敌到后勤的组织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即便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仍坚持积极主战的态度,坚决反对日本霸占台湾。在甲午中国海陆军战败后,刘坤一接办了自强军这支新式军队,对其作符合实际的调整,同时提出了西法练兵、军火生产和整顿陆军等方面的新思想。基于刘坤一无法真正实施钦差大臣的实权,未把握战机,再加上兵勇作战不力等复杂因素的制约,其军事思想的进步性在甲午战场上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由此导致战事日益险恶,最终未能完成清廷交付的重任。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清代以武功定鼎天下,以满洲八旗为经制武装主力,以绿营为辅助力量。在清代前期,凭借八旗、绿营的武力多次在内外战争中取得胜利。清政权的稳定除了依赖八旗、绿营经制武装外,同时,还有赖于统收统支的财政集权体制。在此体制之下,全国财政收入统归中央,户部通过估报、起运、存留、奏销等制度,牢牢控制着各省财税的征收、管理、分成、调拨之权。地方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各省藩司只是作为户部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代理户部行使赋税的征收、管理权。清政府通过对财权与兵权进行制度性设计,使两者紧密配合,共同支撑与维护清集权体制。乾隆朝晚年,国势开始衰微,贪污腐败盛行,吏治败坏,政以贿成,而八旗、绿营由于养尊处优,战斗力锐减。
  道光三十年冬(公元1851),洪秀全率领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正式宣布起义。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占领长江下游广大地区,建都金陵,定为天京。在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之际,清政府各路八旗、绿营武装,屡战屡败,丧师失地。而国库本来存银无多,加上战争初期巨额的军费开支,导致户部入不敷出、无款可拨。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不得不变通旧制,放权于前线统兵将帅与地方督抚,则令他们“就地筹饷”。此外,命令曾国藩等在籍大员,办理本省团练,协助八旗、绿营战守,以弥补经制兵力之不足。此令一下,曾国藩在湖南原籍,着手亲自招募勇丁,只选择身家清白、出身乡野的质朴山民。组建了一支在忠诚、凝聚力、战斗力方面远胜八旗、绿营的湘军武装。同时,曾国藩通过自办捐输、自抽厘金为湘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饷需供给保障。自募勇丁与自筹饷需为湘军一步步壮大,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战胜太平军的主力奠定了基础。
  在战时,清中央政府无力及时、足额的保障前线军队饷需的供给。得到筹饷权与责的地方督抚在开发新的税源的同时,也设立了一系列临时性的管理机构。湘军饷需的最大税源——厘金,自出现之起,地方便掌握了厘金税目、税率、局卡的设置以及人员任命等权力。临时设立的厘金、粮台等机构,在战时紧急情况下,部分地取代了原属藩司的权力,并且只对地方督抚而非中央户部负责。
  战时,在财政体制中,上述一系列体制外的因素,与同为体制外的湘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咸丰十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以及左宗棠、李续宜、严树森、沈葆桢分别担任浙江、安徽、湖北、江西诸省巡抚。一时,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将领掌控东南各省权力的局面。战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此时,也开始制度化、固定化。清政府下放的财权与兵权,也牢牢的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虽然清政府做过一些努力尝试收回,但都未能成功。晚清,兵为将有局面初步形成,地方势力开始兴起。
中共党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中粮食的征收、保管分配与运输等是淮海战役后勤工作的基础与中心,关系着战役的胜败。淮海战役的作战区域主要在江淮徐州一带,属于国民党统治区,战场上所需的大部分粮食无法就地筹集,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得鲁中南山东解放区成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在战役过程中,少部分可以在新解放区就地征收,但大部分粮食都需要从远离战场的粮食征收地运往战争所在地。这对淮海战役粮食后勤保障工作规划提出了三个严峻的考验:
  一是关于粮食的征收,确定粮食征收的数目和征粮、借粮政策,特别是随着战役的不断推进、战线的不断拉长和军队吃粮人数的增多,要如何在不过多增加群众负担和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灵活地调整征粮、借粮数目和政策;
  二是关于粮食的运输,由于战争的破坏,在战役初期,鲁中南解放区到作战区域的许多交通路线已遭损毁,一方面运粮路线需要重新规划开辟,另一方面运粮必须主要依靠广大民工用人力往前线运送粮食,要如何征用到足够数量的民工为前线运输服务,是关系战役开局顺利与否的关键,同时在战役后期,随着交通的改善,战线的拉长,如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安排小汽车、运河和铁路运输也是大宗粮食顺利运往战场的重要条件;
  三是关于粮食的保管,一方面后方征收到的所有粮食必须要存留一部分已作不备之需,另一方面战场区域是分散的,后方征收的粮食集中到前线之后,需要再分别运送到每一个小战场,为了减少存粮的腐烂和加快运粮中转速度和效率,因此如何进行的粮食的统一保管与分配也是关系到粮食供应有序的重要保障。
  鉴于民工在粮食运输中的重要性,民工工作规划也是本文研究的中心。任何政策方针的制定都要结合对情况形势大背景的分析,淮海战役是一个动态的战争过程,每一个阶段对粮食的征收、运输与保管工作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本文拟结合战役的过程来论述粮食和民工工作规划,其中粮食的征收任务以及政策是其中的一个重点。本文第一章拟总结研究现状,第二章分析淮海战役后勤工作开展的背景,第三章拟对淮海战役后勤工作的组织机构设置进行分析,第四章分别从淮海战役的准备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来分别分析淮海战役粮食的征收任务、政策和保管方法,第五章论述民工工作规划,第六章对粮食和民工工作规划进行评价,将粮食后勤工作结合战役过程来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粮食规划对于淮海战役及其后勤工作的重要意义。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汉匈之间的博弈为两汉时期的主旋律,而河西得天独厚的的地理位置及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个时代凸显出来。但传统史书往往只关注到两次河西之战,而忽略了汉朝在控制河西后,对整个河西地区有自己的一套军事防御体系。本文以机构、制度、器物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分四章分别论述汉朝在河西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的第一章阐述了汉匈双方军事力量在河西地区的博弈。涉及到了匈奴控制下的河西情况、汉朝夺据河西的考虑与过程及匈奴在各阶段对河西的袭扰等。突出了汉匈双方在河西地区势力的此消彼长。第二章论述了汉代构建的四郡、两关、属国、汉塞等河西军事防御机构。第三章从律令、官僚、守备工事及设施、军需补给、交通、邮驿等系统入手,论述了汉朝河西军事防御体系中各系统的职能。第四章论述了汉代河西军事防御体系的地位与效果。
  从总体上审视,汉代在河西的军事防御体系是完备的,它不仅在隔绝羌胡、防治匈奴南下侵扰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促进河西地区农牧业开发、保障丝绸之路贸易畅通等方面起到了作用。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萧梁将军号的发展定型经历了梁初将军号、天监将军号、普通将军号、大通将军号四个阶段。萧梁将军号以轻重分,可分为重号、杂号;以内外分,可分为内号、外号、内外通用者;以清浊分,可分为流内军号、流外军号。禁卫将军属实职将军而非将军号,故不属于内号。
  萧梁对魏晋宋齐将军号的改革主要为:将军号班序与百官分离而单列,设置将军号流内、流外之别,拉长将军号序列三点。将军号在萧梁时期首次脱离了百司班序而自成序列。萧梁军号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阻断寒门通过军功上升的途径。军号改革造成了萧梁后期将才匮乏的局面,为萧梁的衰亡种下了祸根。
  萧梁诸实官与其所加将军号之关系对应性弱、分离性强,基本不存在对应关系。诸实官所加军号级别,总体来讲,都督略高于刺史、郡守,郡守高于县令,外官高于外官府佐,内官高于内官府佐。萧梁内官加军号,无论所加军号为何种级别,一律不得开府,开府需经特殊恩准。外官加军号,只要符合条件,皆可开府,无需另外恩准。
  萧梁以前,魏晋宋齐政权赐予外国四夷君长之将军号皆直接取用本国军号,未闻设华夷之别。萧梁则仿照本国军号,制定了专施用于外国的将军号。其目的可能是出于在满足四夷对将军号需求的基础上,使华夷军号有别,以免伤及本国名器。
  萧梁时期是魏晋南北朝军号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萧梁将军号具有许多历史新特点,在魏晋南北朝职官制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初期,华夏大地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旧的推倒了,而新的为人所期盼的新秩序却并没有随之而来,中国进入了乱象纷呈的时期,“乱”成为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
  民国的“乱”,集中反映在兵祸上。兵这一具有暴力属性的群体,走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妄为,酿成战乱兵祸。而偏安西南,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战事之频仍、战祸之惨烈,较其他省份尤甚。可以说,四川就是民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其兵灾连天又是民国兵患的一个放大。因此,选取四川作为考察对象,对于研究兵与民国社会具有示例作用。
  文章共分五个部分,来探讨民国四川兵与社会的关系,试图揭开乱世兵患的真面目。
  第一部分,先从全国的视角切入。从国家层面来看,由于清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兵”摆脱了传统社会遭轻视的地位,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民国初期的四川,在全国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这两个因素,是民国四川兵患的重要前提。民初四川的地方武装,是对四川清末编练的新军、四川保路同志军、蜀军政府所辖军队改编而成。当时的四川,由于人口膨胀,人均耕地减少,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失地流亡农民数量大;城市破产失业人口庞大;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行伍也成为知识分子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新途径。这些条件,为四川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第二部分探讨影响川军发展的主要因素。南北之争中川军首鼠两端,在南北势力之间巧于腾挪,获得较大发展。几个阶段的大规模混战,各军实力互有消长,就整体而言,川军规模日益扩大。通过驱逐滇、黔等外省军队,四川军事力量在本土的发展具有了合法性。同时,川军首领通过各种手腕,将川人治川变为川军治川,进一步加强了对本省的军事控制。纵观四川军事集团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与地域相关的乡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第三部分阐述川军的构成方式与素质。川军主要是通过血缘、地缘、业缘扩充实力。同时,以学缘为主要纽带组成派系,在斗争中合纵连横,互相勾结。一些军阀还在军中设有小组织,以加强对人员的控制,使军队呈现出浓厚的帮派化、私人化色彩。从主要将领和下层官兵两个层面分析,川军的素质较低。军事首领们的出生、受教育程度、升迁之途,决定了他们的眼界、才能和追求较低;而下层官兵的主要动机是养家,素质差,战斗力低下。第四部分重点分析四川军阀的养兵之道。四川庞大的军队,加之战事繁多,自然需要大量的军饷。当时的军饷主要来自四方面,即田赋、盐税、烟税和其他杂税。军阀们田赋预征严重,盐税、烟税极尽盘剥之能事,其他苛捐杂税也是名目繁多,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第五部分主要分析兵与当时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防区制这一具有典型封建割据色彩的制度,对民国四川社会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当时四川匪患严重,又与兵患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兵与袍哥、团练既互相利用,又彼此斗争,构成了四川社会的独特景观。最后对四川军阀统治时期有限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客观分析。
  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现实等多角度多侧面考察川政统一前川军与四川社会的关系,探讨兵患的深层次因素,对于把握兵这一特殊群体的属性、认识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深化研究民国兵与社会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北洋初年陆军改造进行了评析。民国初年,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北洋政府开始统治中国。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稳定新生的政权,北京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开始全面革新,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改革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尤其重视陆军的革新,对陆军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改革与建设,以促进陆军的现代化。北京政府统治初期,全国受辛亥革命形势的影响,军队数量激增,使得军队素质参差不齐、军纪混乱等问题丛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及北洋政府初期的统治。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困难,军费难有着落,裁军与整顿军队势在必行。在民初的大背景下,北洋政府在陆军建设上采取了诸多举措,包括裁减军队、改编军制、加强军事教育、革新武器装备与完善后勤建设等,使北洋陆军面貌焕然一新,培养了大批近代军事人才,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陆军的近代化进程。但在陆军的改造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陆军改革的深入进行。学界以前对北京政府陆军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尤其忽略了其在中国陆军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文通过研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1912-1916年间为陆军建设所作出的努力,分析其成败得失,进而透视当时中国陆军的发展现状,肯定北京政府在推动军队近代化方面的贡献。此外,研究袁世凯统治时期的陆军改革,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军队建设与军队改革提供借鉴、参考、经验与教训。
历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近代史上列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联合侵华战争,这场战争与义和团运动息息相关,由于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义和团运动长期以来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这场战争中华北清军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研究的热情与清军扮演的地位极不相称,对清军的评价也明显过低而对义和团的评价有明显的拔高。
  本文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及甲午战后的改革,战前华北形成了以武卫军为游击之师,以淮军和练军为防御部队,以陈旧的八旗绿营为地方治安部队的防御体系。清军的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及其他军事设施的建设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清军存在着新旧杂陈,内部差距过大,总体实力不强的缺点,与列强无法匹敌。1900年清政府对外宣战后,清军在战争的前期积极备战调兵筹饷,试图在京津地区遏制敌人促使和谈,但清军在大沽、天津、北仓杨村等战役中接连失利,北京沦陷标志着前期的抵抗最终失败;非交战区的清军一方面竭尽全力支持勤王,一方面筹划边防防止列强入侵。这一时期的华北清军作战勇敢,对列强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由于清政府推行的“以战促和”的方针、清军近代化的片面性导致清军无法战胜列强。战争后期,清政府失去了与列强继续战斗的勇气,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与列强的求和上,此时清军的战略意图是力保山西屏障不失,直隶省则全部放弃。清军的作战任务除防御联军外,最主要的便是在各地镇压义和团以此促使和谈的尽快实现。这一时期的清军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反而成为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的刽子手。战争后期清军进行了部分的改革,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仅涉及军纪、节饷等问题,并未对战争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对以前进行的改革进行了反思。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及甲午战后的改革都是局部地区、部分的改革,清军积累了大量弊端。重视现代武器的装备而忽视现代军事人才的培养;重视模仿西式的训练而忽视对士兵精神的塑造;由于各地军队的改革各行其是导致后勤、编制混乱,战斗力参差不齐。庚子后清政府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了全国规模的、统一的军事改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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