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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王强伟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比较研究是宗教学的主要进路之一。犹太-儒学比较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先知”与“圣人”这两个重要角色作为个案,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的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
  比较研究首先以厘清比较对象的内涵为基础。人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预先知晓”或“预告”等功能,其实这是始自希腊语翻译的一种误解。同时,汉语语境中对“先知”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难免也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从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出发,重新理解“先知”的4个不同名号以及犹太传统的“先知”界定,揭示出先知主要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圣人”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最高级别的理想人格,这种理解导致“圣人”成为一个虚体的概念,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角色意义。通过从字形演变、传世经典和出土资料等方面对“圣”进行溯源考察和重新思考,厘清“圣”经历了一个从出众的“听”“说”等感官能力到超绝的“智慧”理性能力,最终演变为一种儒家美德的过程。儒家“圣人”即被视为具备了这些能力和美德的杰出人物。聚焦于智慧、美德等维度来理解“圣人”,导致对其所本有的感官能力、宗教意义有所忽视。从宗教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圣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古代儒学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先知”与“圣人”的源流与解释传统可知,“先知”与“圣人”作为重要的人物角色,同时具有历史真实和经典意义的双重维度,而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更为注重从信仰的角度突出他们的重要性。
  比较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的进路,从三个方面进行先知与圣人之间的“互鉴式”解读。首先,不同文明之间相向进行的经典翻译是反映双方相互认知和理解程度的重要载体,考察“互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都可以通过经典翻译来发现对方的理解:儒家经典中的“先知”概念是中文《圣经》(K,斗)/Prophet译名所借助的本土文化资源,而英文、希伯来文则使用《圣经》中的Sage/(口jπ)来对译“圣人”。翻泽即理解,然而结合这些角色概念在各白传统中的定位来看,这种“互译”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本义,从而构成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其次,对摩西和孔子进行“互鉴式解读”,是继概念厘定和译名辨正之后所进行的具体人物角色对比。“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集大成者”孔子,作为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圣人”的典范代表,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相似性。然而,二者在各自传统中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序列定位,孔子是儒家圣人传统的“终结者”,而摩西被奉为先知传统的“启动者”。最后,在“互鉴式解读”的过程中,不回避那些标识了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传统“圣人”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与先知相关的“预言”概念、真假先知判断等问题,以及儒家“圣人”作为最高的人格典范意义,在对方传统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比较点。笔者认为,这种“不可比性”彰显了“先知”与“圣人”的文化特性,同样是比较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无论从历史还是经典来看,“先知”与“圣人”都不仅仅是理性的伦理倡导者,他们同时也承续了各自传统中的宗教(性)因素。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担负着沟通超验的终极存在与世俗生活之间“中保”的角色和职责。先知的“中保”意义主要体现为先知是上帝的“传言人”,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又是神人之间的“调解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代表民众与上帝商讨,为民请命;圣人的“中保”意义则体现在圣人被视为与“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圣人”是“天道”的知晓者和传达者,传达“天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其不同在于,先知只能原样传达上帝的话语,而圣人在悟晓“天道”时融合了自身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因而存在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与各自传统中的宗教角色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先知与祭司并非始终决然对立,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的伦理主张和部分先知同时具有的祭司身份,反映出来二者之间存在的和谐关系;早期儒家经典中可见大量“圣人”作为神秘宗教角色的叙事,研究还揭示出“圣人”与“巫”之间存在承继脉络,“巫”乃“圣人”之原型,古代儒学的宗教性因素不容忽视。揭示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及其与宗教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突破论”主张的有力回应。
  任何宗教都需要外在规范,以表达其内在价值理念。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作为各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和阐述者,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系,作出了各自的回应。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一般认为先知与这些外在规范之间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律法-礼仪的倾向。研究表明,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古代犹太教经典传达出“先知是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这一观念。笔者认为,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信仰表达形式;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支持律法-礼仪,以获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儒学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对天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孔子虽然应仍时代处境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转化,但是他并未彻底拒绝和摒弃礼乐,“述而不作”同样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先知之于律法,纵然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先知与圣人的这种主张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
  政治是宗教在世俗领域的延伸,这在古代世界尤为显著。“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先知(撒母耳)见证了古代以色列君权的建立,曾先后膏立最早的两位君王,表明君权来自神授及其合法性。先知参与建立的政权新模式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严格监督,君王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进行统治,否则将会遭到来自先知的批判。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儒家“圣人”在思考政权来源时追溯至“天”,周公致力于论证政权更迭是因为亡国统治者失德,导致“天命转移”,惟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信仰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圣人”与政权之间关系中的“圣王”、“德治”以及谏诤等概念,均与“敬德”有关。因此,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先知”与“圣人”表现出极大相似性,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所不同的是,先知始终贯彻“信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阐发出“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为儒学铺就了一种人文底色。
  本文在犹太-儒学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溯源“先知”和“圣人”的本义,从犹太传统出发重新认识和思考“先知”,从宗教角度重新思考“圣人”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经典互译、“互鉴式”解读等多元方式,思考并推进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而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经典中“先知”与“圣人”在宗教渊源、价值表达、政治参与等共同议题中相同而又别具特色的应对方式,尤其注重从宗教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二者对于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推进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基础。
[硕士论文] 陈巧莲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公元1340-1565),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建造活动如火如荼。礼仪君主和部族首领都积极投身于神庙的建造和捐赠。因此,神庙在整个帝国兴建起来。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神庙的兴建离不开礼仪君主和地方部族首领的大力支持。此外,这一时期的印度教神庙不仅是作为建筑物存在,还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把这一时期的南印度神庙建筑置于以波顿·斯坦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主张的“断裂国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考察,而这一社会政治背景构成研究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新视角。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的南印度印度教神庙进行阐释:
  第一部分介绍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兴建的历史背景,从而揭示这一时期的“断裂国家”形态以及有限的政治集权。
  第二部分归纳叙述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神庙的基本情况,包括其分布情况、修建过程、布局形态以及装饰艺术,进而揭示神庙布局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其所要创建的空间氛围。
  第三部分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所具有的政治面向进行分析,从“礼仪主权”和“等级体系”两个方面来揭示这一时期印度教神庙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第四部分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所具有的经济面向进行分析,从“银行功能”和“经济收益”两方面揭示这一时期印度教神庙所扮演的经济角色。
  第五部分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社会文化面向进行分析,从“社会空间”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来揭示这一时期印度教神庙所承担的社会职能。
  本文认为,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的印度教神庙不仅是膜拜神灵的宗教场所,它还是这一时期南印度断裂国家的翻版,是某种特殊的国家空间形态,是维护国家统治和国家秩序的有力力量。
[硕士论文] 徐大伟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弥赛亚犹太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新兴宗教形态,但它的神学信念和宗教实践却深深根植于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中,它是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种融合式的创新性表达,也是重建两教关系的一次突破性尝试,因此研究弥赛亚犹太教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弥赛亚犹太教的自我信仰声明和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对弥赛亚犹太教进行概论式的综合性介绍。
  在第一章中,笔者通过对两个最主要的弥赛亚犹太教联盟(UMJC,MJAA)的信仰声明进行分析,试图了解弥赛亚犹太教极具特色的神学信念和宗教实践。同时,通过梳理弥赛亚犹太教自耶稣和使徒时代以来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尝试理解基督教神学与犹太教传统在弥赛亚犹太教中逐渐结合的过程。第二章聚焦于犹太教与弥赛亚犹太教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犹太教对待弥赛亚犹太教的态度、犹太人的身份的界定、弥赛亚犹太教是否是犹太教的一种合法的表达形式的探讨,笔者认为弥赛亚犹太教是后大屠杀时代,身份焦虑与信仰迷失的犹太人对近现代犹太教改革运动的一次主动而又激进的回应。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视角转向了弥赛亚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尽管秉承了基督教的神学信念,由于在律法与恩典、以色列与教会地位等问题上的分歧,基督教对弥赛亚犹太教的态度也充满了怀疑与担忧。我们通过对基督教反犹主义及取代论神学的简单梳理,以及弥赛亚犹太教对基督教方面的回应,看到弥赛亚犹太教对于基督教重新审视教会本质和犹-基关系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特别是在犹-基对话中,笔者认为弥赛亚犹太教将发挥积极作用。
  弥赛亚犹太教在西方已经获得了广泛的重视和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它还是一个让人充满好奇的新鲜事物。本文通过详细梳理弥赛亚犹太教的神学信念、历史沿革、社会影响,开创性地将这一有趣的宗教形态引入国内学界和大众的视野之中,希望能够引发国人对弥赛亚犹太教的关注和研究,更希望为研究犹太教和基督教及两教关系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
[硕士论文] 蒋太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景观”是法国当代思想家和艺术家居伊·德波提出的用以指代与现实相分离的虚假影像的概念,旨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消费深入、媒介影像泛滥以致人的生活日趋贫化的现象。德波创新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而提出景观拜物教的概念,意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已由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商品的逐渐景观化使人们对商品的崇拜转变为对景观崇拜的事实。
  借助大众传媒的工具,景观不仅产生了普遍的分离,殖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使人的主体地位丧失沦为它的附庸。为了颠覆景观社会,实现人的主体意识与价值的回归,德波号召走文化革命和日常生活革命的实践路径,并提出漂移、异轨和构境的实践策略,使人最终打破景观化的生活牢笼,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真实需求构建真实的存在空间。德波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征,又包含了后现代主义面向,还具有超现实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虽然情境主义国际早已解散,德波也已故去,但他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研究价值,首先在理论上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以及重新审视和批判当前的消费社会和现代传媒;其次在实践上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警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保持人的主体性,同时防范景观迷惑和消费异化的陷阱。
[硕士论文] 苑晓帅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祈祷是犹太教最重要的崇拜方式,是犹太人与上帝交流的重要途径。而当今流行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会堂的祈祷仪式并非一成不变,它经过了漫长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参与了犹太历史的推进与犹太教建制化的过程,对犹太教的发展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探索的目光集中在从圣经犹太教到拉比犹太教时期,祈祷如何从零散的个体行为开始参与崇拜仪式,并逐渐取代献祭,成为犹太人最主要的崇拜方式;并详细探讨在圣殿被毁之后,祈祷如何与会堂的产生、兴起相融合,从而使祈祷逐步成为一项有固定时间与规范形式的集体崇拜仪式。祈祷仪式的规范化,伴随着圣殿到会堂,献祭到祈祷以及祭司向拉比的多重转向,是拉比犹太教时期的重要变革,对犹太教与时俱进的表现,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犹太教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教信仰并非停留在教义和经典本身,而是作为一套严谨周密的生活方式与犹太人每一天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而祈祷仪式在逐渐固定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真正融入了每一个犹太人的生活,成为他们每日必须履行的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犹太祈祷书应运而生。犹太祈祷书经历了漫长的编订过程成书之后,在全世界犹太人中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收录了犹太人在日常祈祷仪式中需要用到的所有的祈祷文和诗歌,规定了犹太教日常祈祷仪式的框架和内容,可以说对于犹太教祈祷仪式的规范化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完善。本文将介绍犹太祈祷书《西都尔》的发展与重要祷文,通过对犹太教日常祈祷模式的描述,以及对Shema和Amidah两段祷文的介绍与详细分析,使读者对犹太教祈祷仪式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与了解;通过阐述犹太教祈祷仪式的具体执行方式,更加细致地展示祈祷仪式规范化的优越性。
  然而,祈祷仪式成为律法规定的义务之后,引发了一些学者和拉比的质疑与思考,祈祷这一行为本身的精神内核受到挑战,即祈祷仪式的时间与内容都被固定下来之后,与祈祷这一行为原初的自发性和情感性是否存在冲突。本文将借由三位著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阐述犹太教祈祷仪式所反映出的“神…人”关系的实质,并将这一问题与犹太教的特点和本质想联系,最后提出作者自己的思考与评价。
[硕士论文] 黄钰婷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以下简称《译注》)作为壮族麽经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壮族麽教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所收录的红水河流域五个版本内含大量的宗教词,版本内容古朴而神秘,反映了壮族麽教仪式、仪规、教义等各方面内容,是深入研究该流域麽教的基础材料。
  本文以《译注》红水河流域五个版本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文本分析和田野考察,通过对这几个版本宗教词的整理和分析,结合壮族历史文化发展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探析,试图揭示其背后隐藏的该流域壮族麽教文化特质。全文共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为绪论。先介绍选题缘由,接着较为全面地总结《译注》的研究现状,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目的与意义。
  第二章为宗教词界说。结合学术界的观点,提出宗教词的定义,并指出其特征。
  第三章为宗教词的整理与分析。依据吕大吉先生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对所选版本中的词进行逐一排查,共统计出585个宗教词,将这些宗教词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分类展示出来,并对其进行说明。
  第四章为宗教词的文化阐释。本章立足于上一章筛选出的宗教词,主要从本土宗教思想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红水河流域麽教的文化内涵。
  第五章为总结,对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归纳。
[硕士论文] 李德威
哲学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神道教是典型的封闭环境下独立发展的宗教之一,岛国的特殊性致使神道教与日本民族的交互程度异常深刻。要研究日本人的生死观不得不涉足神道教,要研究神道教也不得不考虑日本人的历史与特性。
  神道教影响下的日本人生死观是独特的,他们为生命而惊喜,竟然是出于对死亡的敬畏。神道教影响下的日本人生死观对于生与死的界定并不坚定,与佛教的生死轮回观与基督教的地狱天堂观不同,神道教承认“灵”的存在却并没有对“灵”有过多的性质判定,也没有规定“灵”的去向。在神道教的影响下,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武士道”精神,其中蕴含着的生死哲学自然是日本人生死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在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思想传入的冲击下,神道教及受神道教影响千年的日本人对生死的理解也逐渐转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硕士论文] 邬晶灵
宗教学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尽管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历史上曾经享有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但是随着两教在核心信仰观念与原则上的重大分歧,基督教已经完全走出了犹太教的民族性范畴,成为了一个普世性的世界宗教。在这种历史性背景之下,厘清两教在核心信仰观念上的重大区别就成为了当下学术研究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这种趋势之下,着眼于救赎观之于两教的重要性,前三章分别从历史与个体的灵性体验这两方面出发,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罪”、“《圣经》”、以及“救赎”展开了具体的梳理和论述,第四章以此为基础具体剖析了两教的救赎观在“罪的意识”、“救赎的手段”以及“弥赛亚信仰”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在宗教范围内,罪就是对上帝律法的蔑视与违背,是人类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切造物之上,甚至代替上帝意志,以自身的价值观为衡量一切之标准的思想与行为。而在个体灵性体验当中,“罪”就是当“神秘”作为意识的一个当前对象与人类即刻相遇时作为受造物的人类所产生的对“神圣”之“无价值”体验的独特感受。而“救赎”就是在这一独特感受当中而激发出来的向神圣者寻求“荫庇”、渴望“神圣”的独特需求与冲动。然而,在信仰意义上,“罪”与“救赎”的真义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对人类理性的未知状态。因为,终极而言,“忏悔”是人类的职分,而“救赎”是上帝的权能。
[硕士论文] 孔婷婷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纳粹大屠杀造成了欧洲600万犹太人的死亡,动摇了传统犹太价值和宗教信仰,大屠杀期间以及大屠杀后,不断有犹太人质疑犹太信仰:上帝为什么不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上帝为什么沉默?圣约是不是被破坏了……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犹太教不同派别开始从神学角度回应这次信仰危机,他们中有人回归圣经传统来寻求对危机的回应,有人则通过建构新的方式来重新规划犹太神学图景,其中一部分犹太学者重新探索了圣约作为重新证明与传统犹太教之间关系的地位,欧文·格林伯格就是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欧文·格林伯格(Irving Greenberg,1933-)是当代美国现代正统派拉比,也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以大力支持以色列国和促进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相互理解而闻名。面对纳粹大屠杀对犹太信仰提出的挑战,格林伯格的回应方式与同期其他思想家是不同的,他从圣约出发,提出了“自愿之约”作为当代犹太圣约发展的新阶段,他的这种方式连接了犹太传统与现代。因此,对他的圣约思想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本文将采用文本分析、历史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格林伯格的圣约思想进行研究:
  第一章,结合犹太历史上的主要立约事件和犹太历史上的危机,概述格林伯格关于犹太历史的三个时代的思想,并由此分析得出,在格林伯格眼中,犹太教是一种历史的宗教,其发展变化受制于因历史的变化而产生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格林伯格圣约思想提出背景的论述,从犹太教圣约本质的转变和“自愿之约”设想的提出这两个方面,对格林伯格的圣约思想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得出结论,在第三时代,犹太圣约是一种自愿接受的圣约关系,犹太人在这个关系中更加主动,并且成为上帝的高级合伙人,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三章,对格林伯格圣约思想的独特性加以论述,并结合当代其他思想家对后大屠杀主要神学问题的讨论,分析并评价格林伯格的圣约思想。由此得出结论:格林伯格对大屠杀信仰危机的回应与其他后大屠杀犹太思想家不同,他创造了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自愿之约”,以此重新思考上帝与犹太人圣约关系和回应后大屠杀信仰危机,这是一个开放的解释,它既承认纳粹大屠杀对犹太圣约的毁坏的想法,同时也展示了圣约恢复的可能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构建了一种连接。尽管接受“自愿之约”这种回应方式的人并不多,尽管格林伯格这一观点在犹太教内部备受争议,但接受者的多少并不能说明格林伯格的“自愿之约”没有意义,他为后大屠杀信仰危机提供的这种新的思考方式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和思考的。
  总之,对格林伯格圣约思想进行研究,不仅有益于我们了解当代犹太教神学思想的最近变化和动向,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犹太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传统信仰失去吸引力的危机时的态度,从而加深对犹太教以及犹太文明的理解。
[硕士论文] 郭敏
世界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流散犹太会堂是犹太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并且这个机构也与犹太教的发展息息相关。希腊罗马时期流散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耶路撒冷的第一、第二圣殿都被摧毁后,各个城市中的流散犹太会堂逐渐成为了当地犹太人进行集会的唯一场所。同时,随着会堂内部仪式的逐渐完善,其与犹太人的生活联系也日益紧密。对于流散犹太人来说,会堂起到的不仅仅是宗教上的作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发挥着重大的功效。不仅如此,流散犹太会堂的分布也非常广泛,可以说只要有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就会建有会堂,这也是他们在异教文化的冲突下得以保持自己一神教和独特文化的基础。
  正是由于流散犹太人生存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这里的会堂肩负了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而流散犹太会堂也作为犹太人和当地统治者交流的一个媒介,完全成了当时的社区中心,并且为犹太人的生活隔离出了一个比较纯洁的“精神世界”。当然,会堂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从建筑风格来看,很多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希腊罗马特色,但大多数时候这些特征都已经丧失了其原先的宗教意义,被吸收融合到了流散犹太会堂这个建筑之中。总之,会堂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作用不言而喻,它不仅参与到了流散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了许多希腊罗马人。本文主要是对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流散犹太会堂进行综合性的论述,包括会堂的起源及其发展流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外族人的融合与冲突。
[博士论文] 李俊飞
英语语言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摩门教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密切关系可谓由来已久。首先,在创教时期,其圣典《摩门经》在内容上就有多处借鉴基督教圣经等诸多作品的痕迹。事实上,作为文学作品的《摩门经》曾受到同时代盛行于欧美的以“犹太-印第安理论”为代表的宗教性大众文化的重要影响。同时,该教早期领袖亦试图在易于为普通信徒接受的大众文化和摩门教神学体系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耦合度。相比之下,同时代天主教和普通新教的各个教派则把剧院视同妓院之流,避之唯恐不及。
  摩门教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关联还特别表现在电影事业和通俗文学两大领域。大众文化通过电影和通俗小说等形式对教会形象予以大量的妖魔化,包括以刻意描绘多妻制、丹奈特帮为代表的丑化手段;另外,教会和教徒也逐渐摸索出一套较为有效的反击策略,力图营造摩门教的正面形象。
  从创教之初直到1890年正式放弃多妻制的这段时期,教会从孤立主义逐渐转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而同时更是发展出一套以会幕合唱团为代表的融入攻势,并逐渐营造出“友善的匪帮”形象,与主流社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谐。然而二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摩门教会和普通教徒却对全方位融入的策略开始持审慎态度,并认真思考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仍能保持教会形象独特性的分寸问题。
  二十一世纪以来,摩门教的影响力已遍布于主流社会,同时一系列承载摩门文化的大众文化形态更是把教会形象逐步推向与主流社会形成紧绷态势的局面。这一方面提升了教会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思考摩门教内核的两面性。
  摩门教(作为新宗教运动的一个代表)与美国大众文化的联姻不仅根源于其倡导“神人同质”的某些教义,更是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同时,在与大众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也无形提升了摩门教社区的社会资本,因此更有利于教会的壮大。另外,摩门教与大众文化的结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主流文化对摩门教既害怕又有所接纳的矛盾态度,而这种矛盾性对于人们认识摩门教和美国社会都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硕士论文] 王茂星
哲学、宗教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1456年哈萨克汗国的建立标志着哈萨克族的最终形成。中国的哈萨克族居住在新疆、甘肃和青海。哈萨克族热情好客、热爱诗歌,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草原文化。哈萨克族曾信仰过萨满教、佛教、祆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其中萨满教和伊斯兰教对哈萨克族的影响最大。
  萨满教产生于原始社会,它是一种自然宗教,因萨满而得名。“萨满”的解释主要有“激动、疯狂的乱舞者”和“无所不知的通达之人”;萨满教的性质有宗教和非宗教说。萨满教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主要内容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的世界观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就形成了萨满教文化,萨满教文化可以分为看得见的物质部分和看不见的精神部分。
  哈萨克族的早期先民乌孙人、康居人、匈奴人和突厥人都信仰萨满教,蒙元时期在钦察草原上,萨满教仍然很盛行。在哈萨克汗国时期以陶克汗的统治为分界点,萨满教和萨满的政治地位及生存环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陶克汗之前全民公开信仰萨满教,萨满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属于统治阶层;陶克汗执政后废除萨满教,定伊斯兰教为国教禁止信仰萨满教,打击萨满禁止萨满在社会上活动。但是萨满教没有被消灭,它一直以各种方式存活于民间,至今萨满教文化已成为哈萨克族民俗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在向哈萨克族传播的过程中深受萨满教的影响,萨满教影响了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内容和行为,哈萨克人在信仰安拉的同时还崇拜祖先的亡灵,哈萨克族的巴克斯既是毛拉又是萨满。萨满教对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与萨满教信仰有关的禁忌,如因对水、火、祖先崇拜形成的禁忌。在哈萨克的民间传说中,在英雄史诗、爱情史诗、人生礼仪习俗歌、现代文学中都能发现萨满教文化的痕迹。
  分析萨满教文化至今仍遗留在哈萨克族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原因,有:1.萨满教文化早已沉淀哈萨克族的民族心里,正如富有光所说:“萨满一代又一代地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2.哈萨克族的包容性,这是由哈萨克族生活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族源的多样性决定的。3.哈萨克族的习惯法对萨满教与伊斯兰教文化的兼容;4.萨满教文化与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相适应;5.萨满教的心理调节与治病功能。
[博士论文] 陈艳艳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兴起并发展。犹太女性主义的批判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希伯来圣经》以及拉比文献的男性话语体系以及其中明显的男权特征。但是,对犹太教传统是否是“压迫妇女”的宗教,我们需要根据犹太教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希伯来圣经》中关于男子的记载的确要比女性的记载丰富得多,社会的价值导向也更多的是男性视域下的。可是,《希伯来圣经》中也记载了一些鲜活的女性,这些妇女或运用自己生育的本能优势,或依据母子之间的关系,抑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对家庭和社会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她们的存在可以反应出《希伯来圣经》中女性的地位和权力。换句话说,《希伯来圣经》记载的一些女性是有权力和地位的,她们不仅可以影响家庭生活,也可以影响社会和政治生活。而这些生动鲜活,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妇女,经过后期拉比文献的诠释,就成为了符合拉比时代社会价值观的,谦卑的,从属的家庭妇女形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圣经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时期妇女观的明显区别进行研究。
  除了妇女在家庭中具有的“隐性的权力”,《希伯来圣经》中妇女观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妇女对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的直接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出了圣经时期犹太妇女的智慧,这是关于《希伯来圣经》妇女观的一个重要特质。这种影响力也可以从具体的个性鲜明的女性身上找到证据。关于智慧的妇人的探析揭示了妇女观的这一特质。智慧的妇女是古代的女贤者,她们为国王和官员谏言,发挥自己的智慧来影响国家或者民族的命运。这些智慧的妇女当中既有女先知,女士师,也有聪慧的王后和贵妇。她们每个人都作为鲜活的个体存在于《希伯来圣经》文本中,实践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这些妇女们一起证明了在圣经时期,特别是圣经犹太教时期,妇女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消极的工具,而是积极主动兼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历史和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的价值,在自我实现与牺牲奉献之间找到了一条和谐的处理之路。
  既然早期犹太妇女享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犹太传统的普遍批判呢?为什么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更多地认为犹太教传统是压迫和限制妇女的呢?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后来拉比犹太教对《希伯来圣经》的新阐释和解读。拉比们对《希伯来圣经》文本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出了一系列的释经著作,诸如《密西拿》,《塔木德》,《米德拉什》,《托塞夫塔》等。在这些文献中,拉比们出于现实情况和宗教信仰的需求,对《希伯来圣经》中记载的妇女进行了新的描述,赋予了她们鲜明的时代特征,将她们规范在家庭之中。
  在拉比们在对《希伯来圣经》文本的重新阐释中,融入了自己的性别观和社会价值观。家庭被视为犹太传统延续的关键。在家庭中,妇女以妻子或者母亲的身份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拉比们通过释经的努力,将妇女规范在家庭生活的内部,并且从公共领域,诸如宗教活动,政治领导,教育学习等领域排除了出去。拉比们的努力是犹太教成为压制妇女的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拉比传统经过对《希伯来圣经》文本的诠释,发展出了以谦逊为中心的妇女价值体系。在拉比们的刻意努力之下,犹太教传统将妇女局限在了家庭生活的内部,消除了她们的个性,并且通过一整套的律法体系将妇女隔绝在了公共事务,诸如政治,宗教等领域之外。拉比传统对犹太妇女价值和地位的重新定位,对理想的妇女典范的塑造,以及对妇女的智慧和独立性的忽视乃至否定,使犹太教逐渐发展成了一个限制妇女,歧视妇女的宗教,也使犹太传统成了当代犹太女性主义学者批判的对象。
  从《塔木德》与《米德拉什》中的相关文本来看,贤哲们对《希伯来圣经》中女性的看法不是固定的,不同拉比的观点之间可能会出现对立或者矛盾。这是拉比文献中妇女观的一大特色。拉比文献的时空跨度相当大。因此,对拉比文献中和本篇论文相关的论题的细致分析是一项浩瀚巨大的工作,也是一项不可能短期内完成的任务。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尝试摘取一些拉比文献的段落,来说明拉比文献对《希伯来圣经》的阐释对妇女身份和活动领域造成的限制。主要考察贤哲们如何处理有关妇女的《希伯来圣经》经文,借此厘清拉比们对《希伯来圣经》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怎样新的阐释,进一步解析犹太传统中对妇女形成约束和规范的律法体系以及行为规范是如何形成的。
  《密西拿》中有六分之一的篇幅是在阐述有关妇女的律法,这些律法一方面反映出了拉比犹太教时期对待女性的文化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女性的现实生活。对《密西拿》关于妇女律法的简单概括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拉比贤哲对“犹太妇女”的规定以及关于她们的实践。但是从这些律法的概括中,可以发现经过拉比们的努力,《密西拿》的确将犹太女性的主要生活限定在家庭范围内,并且赋予了她们一定的权力;与此同时,拉比们通过律法将犹太妇女从公共领域的活动参与和自我表达中排除了出去。于是,在拉比传统之下,被《密西拿》律法所束缚的犹太妇女丧失了对生活方式与个人状态的选择,同时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一点正是犹太女性主义者批判的核心问题之一。
  《密西拿》的律法赋予了犹太妇女在私人领域的诸多权力,但是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她们必须承担作为犹太人的所有责任,遵循犹太律法与习俗。在家庭内部领域,犹太妇女在《密西拿》律法体系下享有完全的个人权力,这种现象在其它父权文化中并不多见。妻子享有婚姻中所有的应得权益与义务,处理家庭事务,维持社会赋予她们的身份。比如,《密西拿》关于配偶房事的权力与义务的条目中规定性生活是妻子的基本权力,也是丈夫的必尽义务。这种规定正好与其它父权文化的规定相反。相较于对犹太妇女在家庭领域内部权力的肯定,《密西拿》的律法对犹太妇女在公共领域的权力进行了诸多限制。简而言之,《密西拿》的律法从系统上阻断了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权力、智力、精神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可能性。在这一前提下,大学与高等教育仅仅属于男性,于是犹太妇女被系统性地隔绝在了密西拿文化的智力与精神世界之外。犹太女性不允许在公共场合祈祷或领导祈祷,也被禁止学习《托拉》,这样妇女便被隔绝在犹太会堂、托拉研习所以及法庭的领导职位之外。《密西拿》的律法甚至规定妇女禁止有自己的组织与团体以开展相关的研习。对妇女在政治、军事、社会等领域的领导权则是更加严厉禁止的。
  《密西拿》是有关妇女地位的犹太律法中的基本规定,而《塔木德》与《米德拉什》则补充完成了拉比传统对犹太女性的规定。这些文献一起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份生动的拉比视域下的女性文化角色与社会功能的全景图。我们能从《塔木德》与《米德拉什》中找到很多有名有姓的犹太妇女,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无疑是拉比视角下的,仅仅通过拉比文献还原其真实的历史地位显然不可能,但我们能通过《塔木德》与《米德拉什》的描述找出拉比对女性的塑造模式。在《米德拉什》的描述下,妇女往往是作为个体的人出现;而在哈拉哈式的讨论下,女性的去个体化倾向非常明显,她们往往是作为某个类型的原型来予以讨论。无论是在《希伯来圣经》中还是在拉比文献中,有名有姓的女性都很少;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出现较多的地方是阿嘎达文献中。在《米德拉什》中,就涉及对这些妇女的阐释。总的来说,正如犹太女性主义所批判的那样。拉比文献体现出了显著的男性化的视角。
  在拉比犹太教时期,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从属性地位和受限制的局面,在公共宗教活动这个层面体现得非常显著。将妇女从某些特定的律法中免除或者祛除是拉比们限制妇女权力的一种常用的模式。拉比们将妇女从日常的固定的祈祷中免除,这样就使犹太妇女很少参加每周的犹太会堂的宗教活动。将犹太妇女从聆听和阅读《托拉》的律法中排除,这样她们就实际性地被隔离在了公共的宗教活动之外。于是,公共的宗教活动成了男子的领地,妇女则成了公共宗教活动的从属。同样的,拉比们将妇女的重点和权力更多地确定在了家庭范围之内。
  《托拉》的学习对犹太人的宗教生活而言是和祈祷一样重要和核心的,并且被传统理解为是一种崇拜的方式。纵观拉比文献,妇女不仅被从学习《托拉》的律法中了免除出去,而且有些拉比甚至对妇女学习《托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拉比们认为妇女只需要了解那些和她们的实践生活密切相关的律法,而无需学习《托拉》的奥义,同时她们也不具备学习《托拉》的智慧和资质。在拉比们看来,无论是将学习作为一种宗教崇拜的方式,还是把学习看成是一种提升自我修养的追求,妇女都不需要实践《托拉》的学习。
  拉比传统中关于妇女的基本观点和价值取向集中在阿嘎达文献中记载的拉比们对夏娃,路得,女先知等人物特征和品德的阐释中所体现出来的关于妇女美德的定义。拉比文献对圣经文本中人物的阐释,通过赋予这些圣经时期的女性以更为丰满的形象,来体现他们所倡导的以谦逊和为核心的妇女美德体系,从而实现对妇女的引导和规范。在拉比传统中,以谦逊为核心构成了一整套犹太妇女理论,这套理论将犹太妇女从社会公共生活中拉回到家庭生活。但女先知似乎总是游走在这套理论的边缘。拉比对她们的态度也具有很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拉比贤哲一般不会用谦逊的标准来衡量女先知,但是仍然对她们进行重新阐释以使她们融合进拉比世界的妇女观。《希伯来圣经》还记载了一位特殊的女性,西拉(Serah batAsher),她似乎一直站在拉比传统之外。从所有拉比文献中,我们找不到拉比将她置于犹太女性规则之下来考察的文献。
  论文的最后以“附录”的形式简单探析了《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的女性特征。犹太教传统对上帝的女性特征的描述是当代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一个议题。学者们认为犹太教中内在的二元对立的维度和对上帝二性特征的模糊叙述,是上帝既体现出父性,又体现出母性的内在原因。从《希伯来圣经》文本出发来分析,可以发现在圣经犹太教中,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上帝是母亲一样的生育者,看护者,以色列是上帝创造的女儿,是需要看护的民族。虽然《希伯来圣经》文本主要赋予上帝的是男性的身份,但是神圣的存在可以是女性化的,特别是母性化的,这一方面出现在了《希伯来圣经》文本的诗歌中。上帝是终极的父母,并且同时具备母亲和父亲的特征。上帝作为一个母亲,所做的很多行为都是和人类母亲关爱自己孩子的行为相吻合的。上帝存在的母性特征提升了母亲的地位,并且支撑了我们的观点,即认为传统妇女不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而是拥有显著权力和地位的丰满个体。
[硕士论文] 袁嘉惠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犹太教与天主教会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彼此对抗与纷争之后,终于在1965年梵二会议之后握手言和。梵蒂冈教廷召开梵二会议,发表《我们的时代》宣言,开始重视改善与犹太教的关系。《我们的时代》(第四号)是天主教方面在新时期处理与犹太教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它打破了犹太圣堂与天主教会数个世纪的沉默,开启了两教关系的新时代。《我们的时代》(第四号)取消了“取代论”,这一曾经的基督教神学的核心与支撑,推动着基督教神学的革新与发展;重拾基督教会的信仰之根,强调耶稣及教会的犹太性;号召互相尊重,开展宗教对话与世俗领域的合作;撤销了对于犹太民族上千年的“弑神罪”的指控,为犹太民族正名。可见,这一文件为两教关系良好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但由于对话时间尚短,许多问题仍然存在。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梵二会议及《我们的时代》(第四号)在之后的两教交往中意义重大。
  本文分析了这份文件的意义,及在此之后两教之间的关系发展。文章将简要介绍梵二会议及《我们的时代》(第四号)的基本内容及意义;分析《我们的时代》(第四号)所阐明的五个重要的神学问题,即承认犹太人所拥有的圣约继续有效、重拾耶稣与教会的犹太性,探寻信仰之根、号召相互尊重,开展友好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取消了“弑神罪”的指控,为犹太人正名;以及教会传扬福音的使命。第三章则侧重于论述上述五个问题在梵二会议之后的发展及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议及思考。主要包括:关于圣约观念的发展、对圣约模式的思考;对于教会犹太性表述的再思考;两教对话的困境、以及两教对话所处的层次;对于反犹主义的进一步反思;天主教方面对于向犹太人传教的态度以及修改“耶稣受难日”祷文事件。第四章围绕与梵二会议相关的其他争议问题而展开,包括天主教会对于以色列国的态度;以及教会对大屠杀的反思,天主教方面对于反犹主义与反犹太教行为的区分等等。第五章侧重论述犹太教方面对于上述问题的回应,以及犹太教内部不同的对话态度及参与度较低的原因。第六章是结语部分。本文认为,两教在对话之中逐渐开始相互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表达,在坚守自己的信仰同时能够“按其所是地尊重对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与发展。两教都开始了新的神学反思的进程,这期间无疑会不断地有新问题,新争议的产生,但总体来看,这是有益的。但同时也应注意,数千年的偏见与误解并不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彻底消除,因而对话中有反复与争论也是正常的,但着想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偏见,则需要双方持续不断的真诚的努力与坚持。
[硕士论文] 包基娜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犹太人问题有着久远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内涵,它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引发了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犹太人问题所蕴含的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学家、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认为,宗教、民族都是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它们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因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马克思认为,宗教和民族所引起的问题会随着社会根本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伯林虽然肯定了宗教、民族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是伯林并不认为,宗教和民族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因为在伯林看来,宗教和民族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而且人类多元的价值追求是理性的、人性化的,多元的价值的追求并不会因为矛盾和冲突的存在而消失。纵观历史,我们认为犹太人问题所蕴含的人类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尽管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但是因宗教信仰、民族或种族、经济或政治利益等各种因素,人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正如伯林所说,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人类无法进入大同世界。
[硕士论文] 吴高帅
世界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的印度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以印度教为主要信仰的社会弊病百出。在民族危亡关头,印度人民必须发起一场改革自救运动。近代印度知识分子在既要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又要捍卫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态下,由罗姆·摩罕·罗易率先发起了针对印度教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在近代印度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场改革运动,对于把握近代印度宗教文化,有着深远意义。本文共五章,分别论述了印度教改革的背景;改革进程中的四大团体;引导这场运动的两大类知识分子代表;改革运动的特点;改革运动产生的影响。
  通过本文的研究认为,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运动在印度处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出现,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印度教不但在宗教思想和社会实践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以一种双重相向的改革途径,激发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在改革运动后期,随着宗教融合的理论出现,各个团体存在的矛盾也随之而缓和。这场改革运动不仅促进了印度教教义理论的发展,改革了印度的社会制度和习俗,而且还促进了近代印度教育的发展,对民族意识的启蒙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硕士论文] 冒宇峰
艺术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圣城耶路撒冷的人文宗教活动为创作题材,拍摄了一组专题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描述了耶路撒冷战火纷飞的历史以及它成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圣地的原因。“苦路”系列照片向读者展现了耶稣出生、传教、受难、复活的历程。“哭墙”系列照片让人们感受到犹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在漫长的悲剧命运中,他们依靠信仰的力量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才使这个小小的民族立足于世界,不断达到新的卓越和新的巅峰。在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中,过度的物质追求而使人们忘却了信仰,希望通过这些照片和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让人们能够对信仰的现实意义有所思考和探讨。
[硕士论文] 张希茜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拉比犹太教里,西奈山具有梯子的意思,就是说,这座山含有提升的意思。西奈山是以色列入亲临上帝,获得托拉的地方,是一盘散沙的以色列人凝聚团结、获得身份认同的所在地,是犹太教的诞生地。它与犹太教的确立和犹太民族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至今,在犹太教中,西奈山的具体位置尚无法确定,所以有必要对西奈山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总结,以加深我们对这一古老而且独特的民族及其神圣信仰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全文的一个概述;第二章阐述西奈山与犹太民族形成之间的关系;第三章论述西奈山在犹太教中的宗教意义;第四章是西奈山与锡安山的比较分析,以此更加突出西奈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是全文的一个概述。自公元70年,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被迫散居到世界各地。在犹太人近两千年的大流散生活中,西奈山因为是西奈之约的缔结之地逐渐成为一个地理符号而存在于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守护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给予他们生存下去的信心。因此,本文首先从地理符号的维度,简要分析西奈山对犹太民族以及犹太教的意义。犹太民族的形成以及犹太教的确立与西奈之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体以色列入在西奈山和上帝立约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接下来勾勒了西奈半岛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时,分析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以色列入在西奈半岛形成民族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其次,以色列入出埃及的社会背景是西奈之约在西奈山确立的不容忽视的又一重要原因。所以本文又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力求客观地分析以色列入在埃及以及在旷野的真实生活情况。结合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尝试分析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特殊的心理与西奈之约确立之间的联系。本章的最后一节,通过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对西奈之约的相关解释,分析犹太人恪守西奈之约的根源。
  第二章阐述了西奈山与犹太民族形成之间的关系。本章首先分析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信仰状况以及他们因西奈之约而成为契约民族。其次,根据我国民族学家杨堃对“民族”所下的定义,详细论证在西奈山时期,犹太人已经具备了民族形成的四因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人们共同体),由此说明这一时期的以色列人群体已经初步获得民族认同,形成为犹太民族。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构成犹太民族的诸要素可能尚不成熟,但可以确定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第三章分析西奈山在犹太教中的宗教意义。根据吕大吉先生的宗教构成理论,宗教需要具备四要素: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行为和宗教制度。举例论证这一时期宗教形成的其它各要素的表现,西奈山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宗教体系。由于犹太教认为西奈山作为立约之地并非是上帝随意选择之地,所以首先阐述了西奈山作为立约之地的原因。其次,探讨了与西奈山相关的犹太教宗教观念。最后,鉴于七七节在犹太传统中的独特地位,笔者专辟一节介绍了七七节与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再现了在西奈山上犹太人与上帝立约的情景,强化了犹太人的选民意识和民族意识。因为七七节是犹太教唯一不是按照固定日期过的节日,所以有必要在这一节中对其时间的界定做出解释。
  第四章是西奈山与锡安山的比较分析。在犹太传统中,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象征,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本章首先以米尔恰·伊利亚德对圣地的分析为基础,阐释西奈山和锡安山在犹太教中都是宇宙山,都是犹太教中极为重要的圣山。进而通过对“已知与未知”、“锡安山是西奈山的继承者”、“西奈山与禁止偶像崇拜”三个方面进行探究,分析这两座宇宙山之间的联系,突出西奈山的独特性以及其在犹太教中的非凡价值和意义。
[硕士论文] 张鹏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罗教(又称无为教、罗祖教等)是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民间教派之一,对罗教的研究历来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对罗教的研究形式多样,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而在这之中,对于与罗教相关的仪式活动以及科仪文本的研究是罗教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本文所研究的文书语句逐句进行比较细致地分析与探源,将文书中的语句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纳与汇总,考察它们与罗教经典《五部六册》及其它宝卷或经典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在最后做出统计,最终得出文书系罗教所用科仪文本这一结论。
[硕士论文] 李佳蓉
考古学 黑龙江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这个时代,信息交互,创意碰撞,传统文化于现代人而言究竟有何作用?艺术创作中苦苦追寻的“根”是什么?中华文明渊源流长,当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展现动人历史画卷之时,北方大地亦如一颗明珠熠熠生辉。本文以中国黑龙江民族萨满祭祀物品造型艺术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这些祀神物品是萨满文化内在精神的物化形象,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宏大的神灵世界。以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满族、达斡尔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在萨满文化的崇拜意识下,不同民族的萨满祭祀物造型艺术及审美价值,比较分析其造型特征及异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扎根于民族本身,是文化复兴之路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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