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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首要问题。恰在此时,在莱比锡审判中大获全胜的季米特洛夫来到苏联,成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并同时“负责处理中国问题”。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中所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策略很好的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时的政治困境,也就是在抗日斗争中该不该团结和该团结谁的问题,并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提出提供了上层支持。此后,季米特洛夫开始从政治方针、组织结构和人员物资配备等多个方面指导和帮助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人文的角度出发,以革命发展历程为线索,将季米特洛夫推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过程划分为形成、实现与巩固三个阶段,以呈现季米特洛夫在中共历次统战政策转型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季米特洛夫对于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导与支持,成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通过对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在关系的重点研究,可以发现:一、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不断深入推动着季米特洛夫统一战线政策思想的成熟与完善,其中对“蒋”态度的转变与对王明“右倾”错误的纠正均能体现这一点。二、季米特洛夫在推动中共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中与中共中央是产生过分歧的,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双方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式上的认识不一致。但这种分歧对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并没有造成太过严重的后果,反而在某些阶段产生过积极的意义。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后期,中共中央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在客观上淡化了季米特洛夫对于中国革命的政治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所做的任何有关革命发展的决定都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季米特洛夫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在这一段时期内的政治代言人。但这却并不妨碍本文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毕竟“历史的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的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交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王明是中共历史上主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他担任领导人期间也曾为中共的发展做出些功绩,尤其是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所领导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主张的右倾错误,对中共革命事业造成的极大危害。不同于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政治历程,王明之所以能作为中共领导人控制中共革命长达四年之久,依靠的并不是他的革命资历和政治能力,而是依靠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大力支持。
  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态度经历了从重视到支持再到放弃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不仅对王明的政治生涯有着重大影响,对中共革命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王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开始进入共产国际的视野,回国后王明借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调和主义,维护共产国际路线与威望得以让共产国际真正重视这位籍籍无名的年轻学生,于是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力支持下,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直接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并实际掌控了中央领导权。随后王明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期间全心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抗战情势高涨之际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作了重要贡献,在国际革命舞台上风头无量。可是在1937年王明二次回国的时候,曾经全力支持王明的共产国际却明确要求王明不能争夺中共领导之位,转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共产国际之所以会在1937年放弃没有违逆过共产国际指示的王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国共产党经历多年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已经逐渐成熟,且经过遵义会议,中共已经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领导集体,因此共产国际的干涉能力日渐式微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国际形势、国际共运局势以及共产国际内部局势的变化,让共产国际无暇顾及中共的组织发展这个重要原因。加之王明自身思想路线和性格弱点;陈云、王稼祥和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所做的工作也对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态度转变有着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共产国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个形成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给予了巨大的指导和帮助,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共产国际在具体的战略、策略的实施中,由于以苏联的利益为出发点,犯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
  本文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为脉络,论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本文对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整合。从理论与实践出发,详尽地分析和阐述了共产国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作用,对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给予了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对本文的选题目的,研究现状以及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分析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提的社会实践基础及其对中共产党确立“抗日反蒋”策略的影响。第三部分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共产国际与中共根据国内外形式的变化,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共产国际转向“联蒋抗日”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第四部分主要围绕着共产国际与中共“联蒋抗日”策略的实现及共产国际与中共在联蒋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进行了讨论,中共与共产国际为实现“联蒋抗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第五部分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主要阐述了共产国际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作用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交通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对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档案文献的限制,许多学者的研究难以深入,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并没有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就疏远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两者的关系仍然错综复杂。本文在原有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九十年代以来陆续解密的档案文献,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出较为详细的阐述,力求更加全面的认识历史,客观公正的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面临东西两线同时被法西斯进攻的威胁,为了能让中共出兵牵制日军,共产国际继续对中共进行资金、情报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发展和中国的抗战事业。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共处理好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党内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加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用一切行动来支持和保卫苏联,并不顾中国的特殊情况,要求中共出兵北上和日军大规模作战。因此中共和共产国际、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产生分歧的实质是苏联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二者的战略出发点不同,中共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出发点是苏联本国的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而不是一时一地的战术上的配合。
  在延安整风问题上,尽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对共产国际进行了一些不实报道,但是由于苏联忙于苏德战争,共产国际高层并未对延安整风作过多的干预。只是在共产国际解散半年后,季米特洛夫致信毛泽东,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性质作出了评判。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的产物,绝非偶然。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共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使中共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实际出发,突破共产国际的束缚,将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最终取得了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对列宁的全球化思想的研究,不仅有着深刻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就学术价值而论,对列宁的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既开启了列宁的全球化思想体系研究的一个新高度,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了形成列宁全球化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渊源,这一部主要从全球化的概念意义,马克思主义主义经典作家的全球化思想,列宁的全球一体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列宁的全球一体化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进行论述。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列宁的全球化思想的科学论证。本章从列宁全球化的形成是历史必然的走向和列宁全球化思想的形成过程的论述。对其理论形成的过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列宁全球化思想的主要特点、列宁全球化思想的形成过程的论述、列宁全球化思想的基本特征论述分析了列宁全球化的形成是历史必然的走向。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主要科学阐述列宁全球化思想。首先分析了列宁对全球化的定义,阐述列宁是全球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继承与发展。论述列宁全球化思想与新经济政策,主要讲述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前后,国内外所面临局面,以及列宁基于此方面的思想,提出了一些解决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方法。
   最后一个部分是总结部分,主要论述了列宁的全球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专门史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苏联的解体,一批关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档案相继解密。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苏联首都莫斯科,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汇集了大批共产党员,他们在这里得到培训。共产国际尤其重视东方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可以这样说,上海是当时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台共运动后期的重要人物翁泽生就在上海担任台共驻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员,翁泽生与台共前期的重要领导人谢雪红的内部斗争贯穿了台共始终,并且他们两人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台共的灭亡。在任期间,翁泽生是联络台共与共产国际的核心人物,台共与共产国际之间传递的任何信息及指示都要经过翁泽生之手,在与谢雪红的内部斗争中,翁泽生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主观情绪掺杂到了通信中,以至于共产国际不能客观的了解台共岛内运动的客观形势,同时,翁泽生利用共产国际这个后台对岛内的台共下指导棋,最终导致台共灭亡。
  随着包括大量翁泽生与共产国际通信内容的67份档案的解密,一直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干边缘的台湾共产党的一系列细节被展示出来。翁泽生与共产国际的通信中,包含了太多他对台湾形势的主观臆断以及他对谢雪红的偏见,这都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决策,这也引起了人们对伟人翁泽生所作所为的重新思考。同时,这批档案的解密也使中俄关系史中看似无关的台湾和苏联联系到一起,为中俄关系史领域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
思想政治教育 青海民族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毛泽东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战略家之一。他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长久以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广大人民从此成为自己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笔。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及决策行为事实上被共产国际所掌控,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决策及实施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干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控制不仅表现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及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党的领导组织也被共产国际所控制,一些重要领导人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批准才能生效。期间,由于共产国际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的了解和把握,难免使指导和干预脱离实际,使中国革命屡次遭受严重的损失,甚至在一段时间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几经沉浮,历尽磨难。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内困外绕的现实环境中,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出各项政策和措施,一次次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可和拥护,并最终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党史研究中,共产国际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过程中所表现的态度及作用是一个必然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迄今为止,一些专家和学者的观点仍存在很多分歧。一般认为:共产国际一直在排挤、压制甚至打击毛泽东。毛泽东在首次到莫斯科面见斯大林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研究发现事实却并非如此。
  本文通过遵义会议以前、遵义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运动四个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最新史料的研读,仔细分析、思考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着重对前人未能触及或深感困惑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在对论题进行系统论述的同时,并有序地将各时期有关线索和史料连接起来,将研究引向深入。其意图在于不断地把历史的真实还原出来,展示出来。真实展现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共产国际的真实态度和作用,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段历史。
  本论题的研究,对于新时期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有着十分重要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一个政党,只有它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践过程中能够不断为广大的人民所认可、接受和拥护,它的领导地位才会更加巩固。这些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成为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对我们现阶段以及今后进行的伟大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 青海民族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共产国际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其中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也有过重大的失误。其正确的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以积极影响;失误之处,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无所适从。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也是其全面左倾、组织制度日益集权时期,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方式是一种高度集权式的,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各个党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要退出共产国际。正因如此,各国共产党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独立性受到严重的损害。这就使得中共所做出的决策一直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因此,当时中国的土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土地政策的影响。
  本论文除绪论、结语外,正文分三章:
  绪论部分在梳理、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明选题的意义与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土地政策的关系。分别从三个时间段(中共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阐述了中共土地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就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首先论述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土地政策的成功与失误,接着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土地政策出现失误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第三章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土地政策的基本经验。结语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土地政策的现实意义做了一些探讨。
思想政治教育 青海民族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两度携手,共同御敌,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争取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谱写出光辉的篇章。而两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的设立是为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进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发展,有效地指导了各国的革命实践。就中国革命而言,共产国际在它成立之初就开始关注中国革命直至其解散。在它存在的二十四年间,指导了中国革命,与中共及国民党都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共产国际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之间有了交往,其意图是在中国找寻革命联盟。然而,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外部组织力量毕竟缺乏对当时中国实际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在与国共两党的接触过程中,其态度的迂回曲折难以使人了解其中的奥秘。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党建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少,缺乏深入等研究状况,造成了许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尤其更多地知晓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建立、发展及变化,却忽略了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这种状况不得不使我们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还原和展现历史的真实,并且更加理性地通过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明确问题,澄清事实,总结经验和教训,为新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充实和丰富党建理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可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帮助有目共睹,在两次国共合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之间协调,促成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初步了解、深层接触、确定关系、发展支持的曲折历程。我们也从中看出,共产国际关注的重心由最初的国民党逐步转向共产党,共产国际极大的态度转变证实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坚持独立自主,不断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的历程。为此,本文着重对两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考证和论证,从中了解真相,认清事实。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下拉开了帷幕。期间,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给予一些必要的指示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援助了国民革命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取得了北伐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通过国共两党之间的周旋和协调,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建立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然而,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在工作方针及具体指导中存在许多不足,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急于求成。尤其凸显出共产国际在制定方案、指导工作的过程中主观上以苏俄利益为先,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造成了损害。同时,共产国际以其国际工人运动领导者的身份对中共实行高度集中领导,损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性,促成了中共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抗战的胜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两党为了打败共同的民族敌人,在共产国际的政策指导下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这期间,共产国际给予了中国政府大量援助,为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努力,在道义与物质上支援了中国人民。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独立自主方针的形成,对国民党抗战政策的转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共产国际的支持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结束了近百年来被人奴役的地位。
  通过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进行公正、客观评价,理清功过曲直,是本研究的终极目标。为此,从历史事实入手,着重对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进步作用、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和梳理,从中归纳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关系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建党思想和方略上的重要启示,即处理国内、国际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断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交通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杂志,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它首先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五四运动后,《新青年》逐渐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开始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苏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寻求社会主义同盟,成立共产国际,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成立自己的组织,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组织。《新青年》作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主要旗帜,聚集了众多当时中国国内外十分优秀的知识青年,在各种有利条件之下,《新青年》成为了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主要理论宣传阵地。《新青年》的转变,引发了中国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是继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革新。
  本文以《新青年》的创刊到终刊为时间线索,从苏俄、共产国际和《新青年》杂志两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双方建立联系之前的背景以及合作的历史可能性;然后分别以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的来华为界点,从这二人来华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和他们各自的活动方式的不同来分析,深入探讨苏俄、共产国际与《新青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在这关系发展期间《新青年》的变化;最后,从双方所预期的成果和其他影响这两个方面分析了苏俄、共产国际与《新青年》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多重影响。
  《新青年》由宣传“民主”与“科学”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既有杂志本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影响。虽然内因是起关键作用,但我们必须把这种转变放在一个大的国际环境中来考虑,苏俄、共产国际通过《新青年》为首的进步刊物,成功输出十月革命的思想,实现其世界革命的目的,同时,客观上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新青年》正好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座桥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实施,对中国国民革命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整个过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为达到世界革命统一战线之目的,对中国国民革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的右倾错误,成为了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并且对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的实施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总结。在现实意义上阐述了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的基本政策以及所吸取的经验教训等。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选题目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整理。第二部分主要围绕着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产生的背景以及其主要内容等问题展开陈述。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中国大革命的前中期的实施。东方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国民革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东方战略的指导和帮助下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广东革命政府和西北革命军的支持和援助,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成立,以及对北伐战争的支持等,共产国际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在大革命的后期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实用主义化,导致了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的右倾错误的出现。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主要对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实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的评价和思考。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实施,是在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背景下进行的,是世界革命的产物。在东方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国对中国革命给予的巨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然而,东方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过分的估计国民党的实力而对共产党缺乏必要的信心,成为导致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本文的最后,总结了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指导下的国民革命所积累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的取得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最终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 青海民族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六大)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的米夫筹备、组织和参加了这次大会。
  与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米夫,参与了中共六大的筹备、组织以及起草大会的各项决议的工作。针对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土地问题上,米夫认为: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状态。存在着的剥削者是军阀、地主、豪绅、商人及高利贷者,被剥削的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和债务奴隶。中国共产党应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土地政策来团结更广大的民众。这在当时是十分正确的。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米夫认为:农民问题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在解放运动新时期所面临的具体策略。尤其提到了对待富农问题。米夫在《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中指出:“在现阶段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必须修改列宁的提法,使之适应中国条件。”这在当时,对中共在不同时期制定土地政策起了指导性作用。同时在六大会议上极力扶植王明、向忠发等人,干预中共领导人的选举,这些对中共六大及中国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米夫与中共六大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找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原因,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对我党的组织建设是很有益的。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绪论,简要概述了本论题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米夫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确立。论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的缘由和米夫如何当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及王明“左”倾宗派集团的形成。
  第二章,米夫在中共六大的召开及决议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叙述了米夫参与中共六大的筹备、组织工作的背景、过程及其对中共六大的影响。
  第三章,莫斯科中山大学、米夫对中共六大及中国革命的功与过。论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米夫对中共六大及中国革命的影响。
  结语,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米夫。
中国近现代史 东北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6月正式宣告解散,历时近25年。它作为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方针路线对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它解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仍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的主要政治势力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就其解散作出不同的解释,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共产国际解散影响了国共关系的发展趋向,使国共关系更加紧张,甚至白炽化。同时可以看出制约国共关系的因素趋向复杂。从另一侧面来看,中共解决突发性事件的危机处理能力更加成熟。此外,对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运动是近代中国逐步摆脱美苏等国“绝对权力”控制的过程,也是国共两党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利用大国矛盾相互制约、平衡,角力博弈的过程。
中共党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因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不满,并对其欲利用“剿共”为名而借刀杀人感到自身不保,也为红军共同抗日的主张所吸引,遂决定联共反蒋抗同。十九路军将领遂派人到上海,试图和中共取得联系。但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遵从共产国际指示,拒绝与之接触,甚至命令组建东方军进攻十九路军,给予其沉重打击,双方的联系也未能建立。 接着十九路军又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和红军直接取得联系。起初中共领导人尚能认识到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对双方是有利的,对双方的联合持积极态度。但是共产国际又强调谈判是瓦解和利用敌军的手段,不能真心与之合作。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中共“左”倾领导人改变了谈判态度,在福建受到攻击时,又拒绝给予其援助,导致其迅速被消灭,而自己也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
中共党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共产国际是南昌起义的指导者,这使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变化。本文通过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指导策略,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以期实事求是地评价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对全面准确地了解南昌起义及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有一定的意义。文章认为,南昌起义的发动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执行的,以及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由于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发动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转折”的烙印。我们既要看到其在处理南昌起义有关问题上不足的一面,又要肯定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
中共党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1931-1937年间,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中共在制定每一阶段的具体策略背后,都有着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这种指导和帮助,既使中国革命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也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本文力图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31-1937)最新公布的历史档案材料为依托,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对1931-1937年间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进行系统地考察和梳理,使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系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出来。本研究主体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分析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重申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淞沪抗战中全面地实施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1932年底以后,共产国际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共相继发表了《一月宣言》、《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等文件,但是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中共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采取的策略仍旧是“下层统一战线”;中共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本质上没有改变,它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 第二章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反蒋”策略的关系。共产国际在筹备召开七大期间,酝酿改变“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代表团表达了“抗日反蒋”思想,并促使东北的抗战和国统区的工作有了积极的改变;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反蒋”策略;中共中央为贯彻“抗日反蒋”策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共中央坚持“抗日反蒋”策略的原因。 第三章论述了共产国际与中共“逼蒋抗日”策略的关系。共产国际在七大后表达了“联蒋抗日”的思想,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蒋抗日”策略;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和同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要求中共实行“联蒋抗日”策略;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酝酿改变“抗日反蒋”策略,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后,中共中央确立了“逼蒋抗日”策略;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落实“逼蒋抗日”策略,红军宁夏战役失利后,国共谈判陷入了僵局,“逼蒋抗日”策略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第四章分析了共产国际与中共“联蒋抗日”策略的关系。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请求指示和帮助,共产国际的回电对西安事变进行了谴责,但要求中共和平解决事变并利用此事达到“联蒋抗日”的目的;中共中央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回电的情况下,独自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所采取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由“审蒋”到有条件“放蒋”的过程;共产国际的回电,使中共领导层对和平解决事变的认识更加统一,加快了有条件“放蒋”的进程,蒋介石在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条件后被释放,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中共的“逼蒋抗日”策略得以实现;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的私下承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安,共产国际接连致电中共中央,重申了“联蒋抗日”策略,并要求中共改变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正式确立了“联将抗日”策略;中共中央为贯彻“联将抗日”策略,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在经过国共双方的多次谈判之后,中共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专门史 西南交通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从十月革命后,苏俄、共产国际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同时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制定了“东方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从宏观的角度拟对东方战略的起源及在初步的实施和影响做一初步但比较系统的研究。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第二章介绍了“东方战略”产生的历史背景,即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形势,帝国主义各国加强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苏俄国内反动势力的叛乱,及20世纪初东方各民族人民展开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第三章从马克思、恩格斯一向高度地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斗争,到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的理论运用于新的历史环境,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东方战略”的理论。第四章着重从实践方面勾划出“东方战略”的产生、实施及变化的大概轮廓,即东方战略第一阶段重点放在近东,以土耳其为主,发展到第二阶段远东是重点、中国是主角;一方面苏俄通过外交加快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另一方面向中国输出革命,寻找有实力派作盟友及推动国共合作。第五章对“东方战略”进行了评论。
中共党史 扬州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机制是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方式与过程。这个联络机制的作用范围贯穿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共产国际解散这段时间,包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双方的联系工作、情报工作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络机制的准备和初创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络机制的初步发展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机制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机制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高峰,但伴随着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而宣告消失。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络机制的指导思想是: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树立和巩固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把中国革命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之中。技术手段包括信件、电报、联络站等。工作规律是:随着联络机制的发展,联络程序更加简化和直接;联络机制从产生到消失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 主要特点是隐蔽性、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主导、连续但也有中断。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络机制的运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对外联络工作的宝贵经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络机制的发展史留给我们很多经验教训,主观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双方领导人的性格差异影响联络机制的运行、由于没有亲临中国而导致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主观判断出现误差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则包括维持联络机制运行的经费经常处于不充足的状态、联络机制存在技术缺陷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络机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背景下曲折发展的历程对当代中国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具有许多重要的现实启示,在新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背景下,对外联络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因外交环境和联络环境的改变,新时期对外联络具有一些新特点,如中国共产党的身份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改变、当前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化、新媒体和新的联络工具发展迅速等,为适应新时期的实际,对外联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需要革新,必须努力构建新条件下的联络机制;积极运用高科技成果,提高联络效率;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提高联络的可控性和机动性;从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扩大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共党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心,领导了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间风云变幻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和方针路线,尤其是关于东方民族和殖民地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矛盾丛生的利益冲突中,直接影响到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本文以1921-1927年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为研究对象,客观地评价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形成上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地位,探明中国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原因,分析在1921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过失及根源,从而对这一问题形成逻辑的、系统的、整体的把握,从中找出引以为鉴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理论和依据。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述了研究意义和史料来源; 第二部分对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论述,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 第三部分总结了1921-1927年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分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失及根源,找出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四部分为结束语,对全篇进行了总结。
马克思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西南交通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重点利用新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新的资料,结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的分析整理,找出鲍罗廷与共产国际、国共两党之间的复杂联系,研究这个时期发生的不同性质和不同方面的矛盾的相互关系及演变过程,以求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研究发现,共产国际有关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共产国际实际目标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不一致、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总的理论模式的自相矛盾以及照搬俄国几次革命的经验等等,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和国共两党的复杂关系中,鲍罗廷是能动性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之一。鲍罗廷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和错误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与国共两党自身状况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紧紧相连。鲍罗廷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在某一阶段或某个问题上,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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