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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末那识”是唯识学八识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阿赖耶识”和前六识之间,是支点更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是解开整个八识思想脉络的开关和钥匙。唯识学八识思想中,“末那识”是最后才被提出和完善的。它自身的内涵和思想理论体系从隐到显,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逐渐完善,但时下对“末那识”意蕴的研究总是被分割得零碎或从未真正系统化概括。“末那识”自身内涵极其丰富,和唯识学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清它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它的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概括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挖掘它与唯识学其他理论的关系;与哲学学科相关的问题以及与生命学、心理学、心灵学和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的关联,并由此得出一些在指导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认识。从“末那识”的内涵引申开来,行文过程中具体结合它与前六识、“阿赖耶识”、“转识成智”、修习实证的方法以及现代之哲学本体论、世界观乃至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来研讨“末那识”语境之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以及它自身内涵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是此研究的意旨所在。最后再将“末那识”之思想理论与具体学科在现实上的结合,来看“末那识”内涵之研究意义。对“末那识”思想系统的完善及其意蕴的研究,在唯识学思想中乃致在整个佛教哲学中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汉语言文字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发源于印度地区,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渐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总体来看,佛教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对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并进行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文学、语言、风俗等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越南地处中南半岛诸国的最东边,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影响很大。公元2世纪左右,佛教开始从中国传人越南,并逐渐在越南生根、发展。在传入越南之后,佛教同样对其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越南佛教属于汉传佛教支系,与中国佛教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属于直接的法脉传承。其中,在越南、中国两国语言文化不断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产生了越南佛教词语。越南佛教词语属于汉越词语的一个系统,指的是那些来源于古印度佛教的词语,这些词语均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指出这些词语属于佛教用语,并有相应的梵文批注。但这些词语大多维持了“源”的发展状态,未发生任何改变,也未在通用语中出现新的用法和意义。因此,这些佛教词语仅在佛教领域中运用得较为普遍,并未真正融入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虽然受到了汉化的影响,但主要运用于佛教领域,这些词语也属于佛教词语。
  越南佛教词语是在本国语言与中国语言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既具有汉越词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系统,这为越南佛教词语的具体研究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以及研究经验。以往的学者对汉越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各种常规汉越词,关于佛教领域内汉越词语的研究非常少,汉源佛教词语虽作为汉越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的研究只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汉越词研究或越南语外来词研究中。为此,在本篇论文中,作者选择以越南佛教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过程中,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首先对以往学者在汉语佛教词汇与越南语佛教词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以了解佛教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回顾总结;其次从词源、特点以及语义等方面,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内涵进行阐释。
  本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进行研究,分析其语料来源与选词标准。并对佛教专业术语和现代越南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行研究,分析越南语中佛教词语的地位以及现代越南语中佛教词语收录缺失问题。进而分析佛教词语在现代越南语的地位,掌握其相应特点了解其特殊的语言文化价值;第二、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进行研究,包括佛教词语的越化和越南语佛教词语的自身特殊性等。通过研究发现,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具有鲜明的特点,组词能力强、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且具有多音节化、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的特征;第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语义。从语义角度,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梵、汉、越佛教词语意义关系和词义发展变化情况,越南语熟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而梳理不同佛教词语在意义方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等;第四、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阐释。从文化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越南佛教节日和佛教建筑以及礼佛文化、佛教称呼常用语等。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佛教在越南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并对越南的文化和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佛教词语来源十分复杂,涉及到多个方面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如:具有多音节、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组词能力强、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等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在语义方面与汉佛教存在密切的关系,意义基本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义项增减以及意义范围、感情色彩改变等情况。在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常使用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佛教词语。这些词语富含丰富的佛教内容,结构多样化,还具有通俗性和口语性等特征。在向梵语佛教进行词语借用方面,梵语佛教词语、越南语佛教词与现代汉语佛教词语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些不同最终促成借用结果的不同。总体来看,越南语佛教词语与汉语中相应的词语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受到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相同的佛教词语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趋势,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佛教兴盛的时期。南朝社会动荡、人心思安,亟需精神寄托,有利于宗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各路高僧踊跃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发展;南朝士人在推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或与名僧云游,或参与经论、译经,或参加法会,或著书立说弘扬佛学佛理,或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对佛教的尊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发展。
  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探寻他们在促进南朝佛教繁荣发展、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南朝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力图在前人对南朝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理清南朝时期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作为一大宗教,其信仰有着鲜明的特色。然而其信仰有什么特色?该从什么角度切入去把握它,使它的特色一下子呈现出来?在绪论中,本文发现前人从佛教义理本身透视其信仰特色的研究至今仍不充分,并找到以佛教的“究竟说与方便说”作为切入角度、大的架构去总结信仰特色;在第一章中,阐述了对佛教信仰研究,的同情立场的抉择;第二章是从究竟角度看,佛教的信仰特色是不二,即无能信仰的主体(无我),亦无实体性可得的三宝作为信仰对象,二者实性皆是无自体,平等不二,这是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
  第三章是从方便的角度展开来看,第一节是就信仰的定义、对象看,三宝有二,一是别体三宝,二是一体三宝。对别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内心澄净性(真诚性),内心对佛、僧(“良医”)的认定,对“良医”的信任和恭敬,并且对成为“良医”的向往;内心对法(“良药”)的认定、对“良药”的信任和珍视恭敬,对涅槃(“病愈”)的向往追求;信仰对象(三宝)体现了非主宰性、非偶像性、无我性。对一体三宝的信仰特色是:信仰者完全彻底地放下我执的强烈实践性,信仰对象的内在性。对别体三宝的信仰是方便,对一体三宝的信仰是是圆满究竟。第二节是就信仰的根基看,一切众生的信仰根基都是平等无差别的诸法实相,这体现信仰根基的平等性;就信仰的发生看,佛教信仰的生起需要自己种过善根、外缘辅助等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体现了信仰生起的重视自力的自他合力性。第三节是就信仰的层次看,信仰随着修行层次的提升会深化,到见道位根本不退转,所谓证信。第四节是从正确信仰的保证看,佛教提出“法四依”原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智慧性、实践性、圆满性。
  综上,究竟和方便,方便与从方便展开的四个方面,一体三宝与别体三宝,根基的平等性与发生因缘的差别性,万法平等与信仰的由浅到深的差别,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面对各种问题开出的“法四依”,都可归为平等不二的诸法实相与它在世间展开的差别相,如同金子与金器具,金器具的本性是金子,而金子又是通过金器具展现的,也即不二。由此,佛教信仰的根本特色是不二。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方国家对罪犯的宗教教诲传统由来已久,宗教发挥教化罪犯的作用,根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念。中国历史上的狱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特色。民国时期,受西方狱制影响,中国监狱里兴起了宗教教诲的高潮,台湾地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本文拟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佛教在罪犯矫正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大陆佛教进入监狱教化罪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论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对西方国家监狱里宗教教诲传统的介绍,分析西方国家狱制特色,会发现宗教教诲在罪犯矫正中占有较大比重,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原罪”,这让“拯救”和“救赎”成为罪犯改造的重要理念;第二章概述了中国历史上监狱内的感化教育,受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行刑呈现出惩罚与教化并重的双重性格,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这为民国狱政改革积极引进西方监狱的宗教教诲,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提高了民众心理接受度;第三章描述了台湾地区对民国宗教教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佛光山为例分析了其监狱布教的特点:布教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方式多种多样、教诲效果显著;第四章通过分析佛光山监狱布教,明确宗教教诲得以在监狱施行,政府、狱方、宗教团体、罪犯四者缺一不可,唯其通力合作,方能实现宗教在监狱矫治中的作用,这为佛教监狱教化在大陆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第五章作为文章的结尾,主要思考了佛教监狱教诲在大陆的应用前景。
  本论文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今日大陆国情与狱制现状,佛教进入监狱对罪犯实施教诲,一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借鉴佛光山在监狱布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诸多机遇,这意味着佛教在大陆社会福利领域可以开辟出新的发展途径。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调整,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复苏,越来越多的民间庙宇得以重建。庙宇作为民间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场所,成为乡民信仰诉求表达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之一,各地庙宇的重建也成为了民间信仰复苏的重要标志。
  从学术史来看,许多地方的“建庙”大多属于村落公共行为,而本文选取的魏村玉皇庙的重建却是属于以魏永淳为主的家族行为。其重建玉皇庙的过程,也体现了家族内部矛盾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房支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成为焦点。魏永淳作为宅基地的主要委托人,为了保证宅基地不再发生被争夺的情形,更好地体现合情合理的原则,建庙成了他当时最好的选择。加之魏永淳所在房支内的香头的热衷参与,最终促成了玉皇庙的重建。本文以田野作业和口述史为主要搜集资料和研究的方法,在民间信仰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剖析魏村玉皇庙的重建过程,试图探讨家族文化与权力在玉皇庙重建过程中是如何彰显的。
  本文总共分为六部分内容。绪论主要叙述了选题缘起、研究对象及其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与书写方式。第一章介绍魏村的村落语境,包括村落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众生计方式等方面,在对村落语境的铺陈中展示并探讨魏村家族的发展历程以及魏氏家族特征。第二章关注老玉皇庙和老槐树,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老玉皇庙及其在魏村的集体记忆,揭示出庙宇重建的地方信仰根基。第三章主要深描了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始末缘由。由于村落政权的不作为,在五保户魏玉树去世后,其住宅基地被租赁给二支成员的真相浮出水面。加之长支与二支早就存在的矛盾纠葛,更是激起了长支成员争夺宅基地的决心,并将此举视为是在为父辈“争回一口气”。为了杜绝再次发生宅基地被争夺的情况,以魏永淳为代表的长支成员考虑到当下民间信仰复兴、社会环境宽松以及村民意愿,决定重建玉皇庙。第四章则从横向的维度剖析了玉皇庙重建背后的各方力量来源。不同的行为主体在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促成了玉皇庙的成功重建。第五章为本文的收尾章节,对玉皇庙的落成设计到具体的建造过程展开了细致的叙述。新玉皇庙终于尘埃落定,它不同于一般庙宇的外观,恰好显示出其重建本身与众不同的特点。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元代佛教上承宋代、下接明代,构成了中国佛教史篇章中的重要一页,蒙古族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均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元代河北地区是中书省直辖的中南部区域。这一地区由于具有贯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和广袤平原的自然资源,既是政治统治、军事征服的要地,又是经济发展、文化统治之中心。所以河北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元代河北地区的佛教寺院多达上百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柏林禅寺。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族发展壮大,到统一全国、政权巩固,近一个世纪间,有元太宗、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元文宗共五代君王与柏林禅院有殊胜的因缘,相继成为祖庭的大护法。这座禅宗古刹几经兴衰,于岁月沧桑中薪火相传、高僧辈出。
  第一章对元代河北佛教的发展作了简要概述。由于今河北、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与元代有很大区别,便在开篇确定了研究范围。接着,对元代之前的河北佛教发展状况做了回顾。最后介绍了元统治者的佛教政策以及河北佛教的兴盛情况,对其建造的寺院数目做了大致统计。
  第二章是元代柏林禅寺的寺院沿革。柏林禅寺建于东汉末年,古为观音院,宋为永安院,金称柏林禅院,元代更名为柏林禅寺。这一章主要是结合《宋永安院度僧记》、《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元重建柏林禅院碑》的碑刻拓片对这几次更名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时介绍柏林禅寺在各朝各代的发展。重点是元朝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受到了元统治者降旨保护。在这一章还对赵州塔进行了详细研究。赵州塔是为了纪念唐代从谂禅师而建,关于其建造时间多认为是元代,本文将它与同一时期的临济塔进行比对,结合文献记载,认为赵州塔可能与临济寺塔一样,始建于唐末或五代初期,在金代重建或者大规模的修缮。
  第三章主要写寺中僧人的弘法活动。寺院的发展离不开僧人的作为,元代的归云志宣禅师、圆朗禅师、鲁云行兴禅师就对柏林禅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章利用三位禅师的塔铭《浑源州永安禅寺第一代归云大禅师塔铭》、《赵州柏林圆明普照月溪大禅师碑》、《佛真妙辨广福圆音大禅师大都庆寿寺主持长老鲁云兴公舍利塔铭》介绍了三位禅师的生平事迹及其对柏林禅寺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河北与北京的僧人之间交往密切而频繁,甚至许多僧人不仅是河北地区寺庙的方丈主持,同时兼任北京地区寺庙的主持,这样,不仅是僧人之间有相互往来与交流,思想上更是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汇通。本章同时也对他们与其他寺庙僧人的交往进行了考证。
  第四章是柏林禅寺与宗派。不同宗派僧人之间的交往,其思想上的影响不言而喻,进而也会影响寺院整体思想的变化。柏林禅寺在唐代为禅宗寺院,金代革禅为律,到了元代又转变临济宗的寺院。本文最后是不同宗派对柏林禅寺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唐朝末期,叔侄关系的从谂和义玄分别先后来到了临济寺与观音院,相互交流往来密切。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同为叔侄关系的归云志宣和海云印简亦是一前一后到达河北,本章也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进行了研究。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大手印法门加以学习了解,探讨总结,紧紧围绕对“大手印”这一概念,针对大手印中不同的法门加以阐释,进而得出对佛教大手印法门的较为综合性、完整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的显宗部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的密宗部分,大手印、大圆满和大中观三者,以及光明大手印、大圆满及禅宗等的教理及修行次第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亦以比较研究为基础,对传统和现今一些常见世俗的、教界的及学术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可以说,从某一角度而言,大手印法门实乃概括了一切佛教显密佛法,而其倡导的身体与心灵的修习,对当今时代人类的身心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唐代姚(巧言)着《定三教优劣不齐论》(本文统称为《三教不齐论》)。目前日本学者已经对《三教不齐论》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本文则主要从《三教不齐论》的整体内容及其论证方法入手,对该论进行详细的解读,以此窥测当时期三教争论之一隅。
  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正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三教不齐论》三个写本及作者的介绍。第二部分对《三教不齐论》的主旨、内容及其论着结构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以“小而略同,大而全异”为切入点,将姚(巧言)对三教关系的看法概括为“分别说”,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了讨论。第四部分依论中所提“渐次而学”,总结姚(巧言)对三教修习的看法,进而提出“渐次说”。第五部分依教法和种性两方面提出法”、“种”说,论述姚(巧言)对三教优劣关系的看法。第六部分通进对比《三教不齐论》与《三教优劣传》的异同点,以此考察前者对後者的影响,同时将其对日本的影响做了说明。
  通过对《三教不齐论》整理与分析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内容上,姚(巧言)首先提出“三教俱是圣言”、“惣亦兼解”,体现出了当时期三教合流初步形成的思想。随後又提出“渐次而学”,认为三教之中佛教最优,将儒、道二教归结为佛教的一个阶段,由此体现出姚(巧言)的三教合流思想并不成熟,且这种思想的形成多是为论论三教优劣而服务。最後,对三教始祖外在条件的辩论上,姚(巧言)指出“乃教法不同”,即将外在条件归为教法不同的原因之一。
  第二,结构上,姚(巧言)以分别是非、善恶为依据,以此识别、思量三教间的渐次关系,并将其归结为教法上的差异,从而论证三教不齐并佛教最优这一宗旨。
  第三,将其与宋代的相关文献进行对比,从两文本的变化可以看出,由唐至宋三教合流思想虽然日臻完善,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反对三教合流的思想。
文物与博物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文章以收集的103座(身)卢舍那佛造像资料为基础,结合以往相关研究成果,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卢舍那佛形态演变特征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卢舍那佛信仰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对本文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介绍有关卢舍那佛研究现状,分析以往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
  第二部分:卢舍那佛的类型学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卢舍那佛造像进行类型学分析。讨论了卢舍那佛造像的形态特征,将其形态演变分为北朝、隋至盛唐、中晚唐及五代至明清时期,并归纳各期特征。
  第三部分:卢舍那佛的分区。依据卢舍那的分布及形制差异,并结合我国的地理情况,将卢舍那佛的分为新疆区、敦煌区、中原区和川渝藏区,进而探讨了形成区域差异的社会背景。
  第四部分:相关问题研究。通过与其他区域对比,探讨奉先寺卢舍那佛的独特性及形态世俗化的缘由,并就奉先寺卢舍那佛作为武则天面身像进行考证。
  第五部分:结语。
宗教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时期的高僧支遁,提出了“即色本空”的般若学思想,创立了“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支遁继承和发展了东汉末年传入中土的般若学,并将之与玄学结合,从而促进佛法的弘扬,助推了玄佛合流的思潮。
  支遁以生动流畅的语言阐述了其般若学的空观思想,从客观方面论述“色之性空”,从主观方面以“心”性论述色空。在禅学方面,支遁注重修行的过程,将禅定与般若学相结合,把禅定视为“筌蹄”,注重禅定达到“七住”的境界,强调其过程性和对般若学体悟的目的性。支遁结合其像赞对净土思想中的净土庄严与三辈往生思想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在弘教思想方面,支遁认为应该顺应自然本性,以无心顺化作为实现自然人性的途径,通过将无心与现象和本质结合在一起,不沉迷于有与无,从而使民众达到高的道德修养,实现其弘扬佛法的目的。支遁谈玄,并非简单的标新立异,支遁所研究和领悟的玄学主要还是基于佛学的根基,利用佛学的般若学去领悟玄学,在支遁所提出的空无说中可见一些玄学的思想。也正是在支遁通过自身对佛教学法多年的领悟和学习中,建立起了佛学同玄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佛学的角度学习玄学,使东晋玄学的发展活力激增。支遁不但以佛释玄,亦是东晋少数几个清谈高手之一。
  支遁在促进玄佛合流、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地位,其站在佛学的立场看老庄哲学,以即色游玄的思维方式得出崭新的见解和结论,老庄思想和玄学语言则是其通向佛教般若学的桥梁,也正是由于支遁运用玄学对其佛学的精彩解说,才会被推崇为杰出的佛学思想家。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执行保护僧侣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强调僧侣享有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改革时期的寺院政策是取缔封建经济与破除封建陋习,对乡村寺院进行限制,并无彻底改造之意,乡村僧侣身份不会发生转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土地改革之后,乡村中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假和尚”,他们既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是念经做法事的和尚,既是吃荤娶媳妇的世俗人,也是烧香磕头的信佛者。乡村僧侣在土地改革时期发生了僧侣到农民再到“假和尚”的身份转变。
  论文第一部分绍土地改革之前乡村僧侣的身份,从家庭、寺院和社会三个场所分析乡村僧侣主要来源、职业内容和社会角色。乡村僧侣主要来源为生存困难、家庭繁衍得到保障的农家子弟。职业内容为师徒制和吃斋念经。社会角色为田租的收取者、佛法的传道者和社会习俗的承担者。
  第二部分描述土地改革时期,对乡村寺院、僧侣的改造。一是对寺院的改造,包括寺院田地、寺院房屋和寺院其他财产。二是对僧侣的改造,主要分为经济上的分田和政治上的阶级划分两个方面。土地改革中僧侣在经济政治压力下纷纷还俗,成为农民,完成身份的第一次转变——从僧侣到农民。
  第三部分主要描述土地改革后乡村出现的新群体“假和尚”,其存在的形式以及原因。由于职业的惯性,乡村僧侣依然保留以往的职业意愿。乡村宗教习俗依然存在,为满足乡村的宗教习俗和仪式,已转变职业的僧侣不得不在作为农民的身份时重操旧业,成为“假和尚”,完成身份的第二阶段转变——从农民到“半农半僧”。
  第四部分结论,土地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下沉,对原有乡村社会进行建构,乡村经济和政治制度发生变迁,而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人们的精神追求没有改变。在国家权力建构背景下,乡村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与社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共同造就了乡村僧侣的身份变迁。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受西方宗教背景的影响,此前不少人都认为佛教像基督教一样主动四处传教,广泛宣教布道。本文以汉译《杂阿含经》为研究对象,对佛教讲经说法的具体情况作了研究。
  事实上,佛陀的讲经说法也是缘起法,释迦牟尼佛当初说法传教是应缘对机的,是应时应处之缘、应不同对象之机、宣说相应的教法来达到救度的结果。精舍是佛陀讲经说法的最主要处所,说法对象是人众和天众,人众中的比丘是佛陀讲经说法的最主要对象。佛陀的说法方式主要有自说、应请而说和应事而说三种;说法内容包括四圣谛、蕴界处、十二缘起、三十七道品等教理及十善业、布施持戒等世俗安乐法。佛陀的说法对不同的对象取得了不同的成果,比丘听法后欢喜奉行直至证得四沙门果等果位,世俗人欢喜随喜,有信心者或三归或出家,也证得了不同果位,疑惑者解决了疑惑,困苦者得到了救度。
  原始佛教时期佛陀的说法传教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至关重要,非常值得研究,这是对前人研究《杂阿含经》、佛教传播等方面内容的补充,能够清晰的展现佛陀说法传教的机缘、内容、结果等详细情况,能够让读者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再者亦可与后期的大乘佛教的讲经说法情况、其他宗教创始人传教情况等作对比研究。
中国哲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弘明集》是辑录东汉至魏晋时期佛教学者与儒道知识分子论争的文集。该文集收录的文章为当时的思想界知识分子所著,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弘明集》所辑之文涵盖广泛,多篇文献涉及《周易》,其主流是佛教学者对《周易》及易学的援引,具有佛学与易学会通的意义,属于“以易解佛”的范畴。而其援引,具备合历史与合逻辑的特点。按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援引为“借易论佛”,是形式上的引用。《牟子理惑论》引《乾凿度》宇宙衍生之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罗含《更生论》利用“备其极”来表明天地万物一体,进而表明人死会复生,因其论证单一乏力,而终未引起关注。何承天以“三才同体”而圣众有分与颜延之“大德曰生”而众生平等的辩论,虽其用《易》更为深入,论点亦不再浅显,但因其所论内容与方式的特点,依然是中土式的辩论。
  第二类则为“融合佛易”,融会与发挥并举,具有佛学史与易学史的双重意义。慧远为证解神之不灭,对“神”的内涵进行了改造,并使其具备佛教特色的“冥传之功”。于佛教而言,轮回报应的主体得以建立;于易学而言,“神”具有了宗教式的轮回报应意义。宗炳的《明佛论》在慧远的基础上,扩展了“神”的内涵;又利用《易传》“神道设教”之说,将轮回报应之“神”,归入了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道”。
  从佛教史的角度看,《弘明集》的“援易论佛”是初传佛教对《周易》的“格义”。这种援引,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影响了佛教中国化的方向;同时,也丰富对《周易》的阐释,成为易学的一部分。这也表明,易学思想为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桥梁。
宗教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孝道是中国道德伦理的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虽然早在印度佛典中就有对孝道思想的论述,但不是主要思想。佛教要在中国传播发展,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想,必然要对其本身的孝道观念进行不断的修改、丰富和完善,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佛教孝道观,并反过来对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产生深远影响。佛教的孝道观与报恩思想紧紧相连,行孝就是为了报恩,出世间的大孝就是引导父母趋向正信,修习佛法,救渡父母出离生死苦轮。孝道理论以慈悲平等为基础特征,又以三世业报轮回理论为前提,认为持戒与尽孝是合而为一的,由孝而戒,由戒而善。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佛教徒违背父母意愿,辞亲弃家、剃度、不婚娶、不拜王者等教规行为被儒家认为是“不孝”。佛儒两家在这些伦理问题上展开长期的争论,正是在这种不断地争论过程中,佛教藉此以其独特的生命观将其对父母之孝,从时间上延伸至六亲眷属、七世父母及宗亲九族,从空间上更延伸至法界一切有情众生,这是佛教思想和儒家伦理相融合而形成的大孝论,体现了佛儒传统中所共有的人文思想。佛教大孝论的确立最终使其超越了儒家的世俗之孝,同时也开拓了儒家的孝论视野,并大大丰富了中国孝道文化的思想内涵。研究中国佛教的孝道观,把佛教的孝道理论重新作出诠释,对于认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对在转型期的中国现代社会构建都起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孝道观是中国佛教思想伦理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首先,从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孝道观念和印度佛典中的孝道思想入手,对佛教孝道观在中国传播、发展中的理论基础作出分析。其次,对中国佛教孝道观理论方面的内容和特征作出简要的论述。再次,列举佛儒孝道观争论的焦点问题,对其孝道观上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论证,探讨中国佛教学者为佛儒孝道观相契合所做的努力。最后,对中国佛教孝道观所体现的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作出阐述。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由唐代僧人昙旷所作,成书於公元八世纪。这是一部关於《大乘百法明门论》的注疏,虽然主要解释五位法相,但文中包含内容较多,是研究唐代敦煌唯识学重要的着作。本书不见於历代藏经,仅保存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中,敦煌遗书发现后,被收入《大正藏》古逸部中。但是由於底本错误以及录文错误等原因,违背原文之处不少,影响我们的理解和利用。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众多优良写卷,可资参校整理。
  本文分为文本整理和研究两部分。文本整理包括对敦煌遗书中现存《开宗义记》进行调查并撰写叙录,之後对残卷进行缀合以及将文本校勘附於文末。研究部分则通过《开宗义记》内容,考察了昙旷对大乘教法的分判,对阿赖耶识和无为法假立的解释,说明昙旷的思想具有性相融合的倾向。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汤用彤一生致力于寻找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调和的方法,而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可以最追溯到1840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尘封的中国大门,从此,西方文明如洪水猛兽一般肆意驰骋在神秘的东方田园里,而这如田园诗般的文明却难以抵御如此迅猛的变故。在长时间西学东渐的论战中,汤用彤先生眼光独到,提出外来文明起作用,非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而是需要经过“调和-冲突-调和”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外来文明必须经过改造,呈现出适应本民族的文化样态才能起作用。
  汤用彤选取印度佛学的佛学中国化作为典型案例,完整地再现了这一过程,系统地阐述了佛学中国化的进程,从而说明佛学只有经过改造,呈现出本土文明可以接受的文化样态才可以长久繁盛。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汤用彤佛学史中佛学传译的历史,研究外来文明起作用的过程,并挖掘其现代意义。汤用彤的洞见并非是过时的,时至今日,它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调和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中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说无垢称经》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维摩诘所说经》的异译本,而《说无垢称经疏》则是唐代窥基为该经所做的经疏,但学界一直对该疏研究甚少,甚至没有一篇专文针对该经疏予以论述。本文从《维摩诘所说经》的现存译本、该经疏的结构、主要思想以及使用唯识宗义判教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首先,本文对《说无垢称经》的译本情况及玄奘重译该经的背景和缘由进行了梳理和剖析,然后就《说无垢称经疏》的作者、写作背景和文本结构进行一一阐释,其中包括作者窥基的生平和著述;该经疏写作之时,佛学界的论诤背景以及该疏的文本结构和基本内容。最后对《说无垢称经疏》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从对罗什译本不足之处的指正、依慈恩宗义对该经予以判教以及空有兼顾、阐发经义这三个方面展开。通过对《说无垢称经疏》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使我们更加了解大乘佛教经典《说无垢称经》,同时也使得我们了知其中独特而完备的判教思想。
日语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圆尔(1208-1280),日本镰仓时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曾来宋拜当时径山兴盛万寿禅寺的住持无准师范为师。后泛海而归,在日宣扬佛法,为东福寺开山第一世。
  在现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圆尔回日本以后的经历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对寺院的建设方面,研究圆尔对承天、东福等寺的开山,还对圆尔住持三河瑞境山实相寺一事进行了分析,并详考了圆尔对法性寺、尊胜寺、东大寺等寺的建设。二、在圆尔对寺院制度的建设和修缮方面,具体分析了圆尔对寺院职权的规定和寺院规则的制定。三、在传法活动中,补充了从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冈屋关白和圆尔的交流。四、不仅添补了圆尔回国后和其师无准师范的交流,也专门研究了圆尔和其他在日日僧、在宋宋僧和来日宋僧的交流。主要的研究对象为西岩了惠、德琏、兰溪道隆、兀庵普宁、西涧子昙、无学祖元、大休正念等人和圆尔的书信往来。五、根据圆尔法孙所编写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论述了圆尔在日本佛学、儒学、医学书籍传入上的贡献。
  
专门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以平等、慈悲为主要精神,容易融入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信仰文化。随即影响传入地的社会生活,为该地诸多方面发展提供文化动力。越中两国之间文化交往关系源远流长,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越南佛教在思想、传承、修习、行持、礼仪、祭祀、建筑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佛教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开创了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哲学思想和行持方式,其中发源于陈朝时期的竹林禅派秉持的入世精神、居尘乐道思想最为突出。中华佛教不同时期对越南佛教影响深远,本研究只限于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这一阶段。本研究主要探讨和研究该阶段中华佛教对越南佛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归纳和总结越南佛教在此阶段形成了哪些特点。
  十七、十八世纪,越南和中国的政治形势严峻,政权更替,战火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一方面,许多中国高僧跟随商船来到越南弘扬佛法,将中国传统禅派思想传入越南,为越南佛教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对越南文学、歌谣、俗语等文学形式、日常语言、社会道德价值、舞台艺术、建筑、雕刻等艺术形式,以及风俗习惯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尽管越南疆域不断扩大,但战争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也为佛教发展提供了土壤。此时,最有越南特色的禅派——竹林禅派的伟大复兴,在与中国临济、曹洞两大禅派一起互动发展。虽然受到中华佛教的极大影响,但是越南佛教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特色,如:禅净双修、融合各禅派、三教同源、入世精神等。十七至十八世纪,来越南的中国禅师以其无私奉献的品行和渊博深厚的佛学造诣,完全征服了阮主、郑主,为以后中国来越南弘法的禅师铺好了道路。在这一时期,很多中国禅师应邀来到塘中的京都顺化给宫中官臣及子弟讲授佛法、举行戒坛、组织修习,还推动了诸多雄伟状丽佛寺的建设等。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禅师对越南佛教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而直到如今,还延伸到当下。现在越南大部分寺院、道场仍然带有中华佛教的建筑特色,其名称仍然带有汉语或者是汉喃字,寺院、道场里僧尼的生活依然保留了之前的景象。虽然越南佛教发展受到中国佛教的深刻影响,但其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各异的特色,每一阶段与一个宗派的兴衰紧密相关。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越南佛教界呈现出源自中国的临济、曹洞两大禅派和生于本土的安子竹林禅派,三大禅派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景象,成为越南佛教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阶段。在三大禅派深入交融的基础之上,越南塘中了观禅派就是结合中华临济禅派和中华曹洞禅派的精华而成,越南塘外的莲宗禅派是中华临济禅派和越南安子竹林禅派的结合。这就成为十七、十八世纪越中两国佛教文化相互交融的典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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