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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以来至今,经济、科技的全速发展及其不断扩张的市场输出,一方面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同时也催生了德性伦理的复兴。正是在这样双重世界背景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神学大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思想,成为中世纪德性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神学大全》把基督教思想从“柏拉图式”转变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由此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巅峰。《神学大全》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三部分构成:作为来源与奠基的形而上学;作为认知与方向的伦理学;以及指导信仰生活的圣事制度。从整体结构来看,由“信德、望德、爱德”三者所构成的“神性德性”,它不仅是使《神学大全》三部分内容构成其完整体系的纽带,也构成了《神学大全》中伦理理论的思想基础。故此,研究《神学大全》中的“神性德性”,不仅是研究西方德性论思想发展史的必要环节,也是了解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如何可能变成大众精神生活内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基于如上认知,本文从三个层次展开对《神学大全》中信望爱三德的讨论。第一章通过对信望爱三德的历史背景、时代土壤、个人际遇的研究来还原《神学大全》的创作背景。通过对文本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生成关联的分析,来揭示信望爱三德在《神学大全》中的功能与地位。第二章分析信德、望德、爱德各自的内涵,通过对其三者在主体、对象、生成方式等三维度梳理,突出信德、望德、有德对“神性德性”的深度构成内涵,以及各自特定的视阈指涉和价值期待。第三章对信望爱三德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从其发生、完成顺序到其主次顺序,再到它们间的功能关联展开分析,揭示信望爱三德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由此解答了“神性德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最后讨论《神学大全》如何发挥信望爱三德之间的内生功能,来建构起调和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为一体的神学系统,并以此作为对时代的境遇性回应。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加快,社会道德问题不断涌现,道德困境多维度形成。在这种状况下,社会要健康发展,就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需先消解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形式的道德困境。这需要伦理认知的提高和社会方法的引导。
  本文就是基于这一现实的社会要求而检讨道德困境问题,以此尝试探求其解决之道。其基本思路是通过“道德困境”的学理定义进行类型学划分和形态学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道德困境的成因以及如何消解道德困境的社会伦理原则和方法。第一部分讨论道德困境的基本问题。首先从词源入手,阐述什么是道德困境?揭示道德困境的三重定义,即道德困境,既可是道德主体面对利害权衡与选择的无所适从的迷茫状态,也可指道德主体虽有道德意识但却在行为及其结果两个方面表现出道德无力的两难心理困境,更可指既渴望道德约束又冷漠或解构道德的对峙性社会态势及两相较量的胶着状态。然后以此为思维工具分析道德困境的伦理实质,揭示道德困境产生于利益与道德的颠倒,或可说是实利对道德的胜利,它从根本上展示出社会境遇中人性的不振。最后探讨道德困境的社会类型,分别从家庭、公共生活、环境三个维度予以考察,揭示当前道德困境的多元性、发散性和扩张性特征。
  在如上探讨的基础上,第二部分对道德困境的形成进行分析,主要从道德困境形成的学理探讨和社会分析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尝试简要地分析了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弗莱彻和国内学者韩东屏对道德困境的理性认知和时代性反思;然后,分析道德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包括社会、境遇以及政治-经济机制等因素。第三部分探求消解道德困境的社会思路。其努力目标是从个人主体和客观环境两个方面切入,为如何营造一个消解道德困境的社会机制做一尝试性思考。这就是普遍平等公正的社会机制,它不仅要求人自制,也要求完善制度法律。只有通过严谨的制度法律才可以为人们提供行为自知、自信、自制的价值指南和社会规范体系,包括构建利爱有度的认知指南和群已权界的行为准则。无论个体还群体,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面对利害取舍与权衡时做到有理可依,以利爱有度为依据来处理人际事务或利害得失,以群己权界为准则来经营个人与社会共生,自愿遵循行为意愿与规范、行为目的与手段、行为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实际的道德困境,需要对具体性质的内容和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做具体的分析和解决,比如在家庭,化解其道德困境,可以运用情爱的方法;化解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建立政治正义与制度公平的社会环境,并且运用权责对等的方法最合理;而平等善待和行为忠诚的方式最适合于处理和消解职场生活中出现的道德困境;出现在环境领域的道德困境,则可通过构建“人、社会、环境”共生的行为方式来治理。总之,道德困境多种多样,其解决的方法也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利爱有度和群己权界,这是运用各种方法来化解社会道德困境所需要遵循的根本社会准则。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关怀伦理作为新兴的应用伦理学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在女性主义推动下,关怀伦理对于女性关怀特质的伦理思考,激发了女性主义者正面挑战传统伦理学中普遍性的伦理规范,并在学术和社会两个领域反对男性权威,受到部分学者特别是女性学者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其发展时间较短,加之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也因此遭受很多伦理学家的质疑。如上因素构成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困境,基于此,本文通过客观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探寻走出理论困境的发展思路。
  本文从关怀伦理的基本理论入手,在认知、理论、实践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关怀伦理学面临的困境以及突围其理论困境的发展思路。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关怀伦理理论及取向”,首先梳理了关怀伦理学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以及现阶段的展开方式;其次对关怀伦理的核心概念“关怀”予以学理定义和内涵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关怀主客体和关怀关系的形成进行分析;最后将其置于伦理学发展史的大框架下,与传统伦理学做对比分析,突出关怀伦理学的“境遇性”、“情感性”和“关系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第二章对“关怀伦理的理论及取向”进行宏观梳理,分析关怀伦理理论所面临的“认知”、“理念”和“实践”三维困境:在“认知困境”中,关怀伦理首先表现为“情感体认的片面性”,即过分地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片面否定理性的功能。其次是“伦理关怀的片面性”,具体表现为对关怀情感特征来源的混淆,使关怀伦理难以获得其理论基础、主体认知以及伦理诉求的普遍认同。最后是关怀“理论定位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与德性伦理和境遇伦理交叉所导致的界限模糊。在“理念局限”中,由于其认知的不完善,导致关怀伦理在理论上出现性别关系的三种困境,以及关怀与正义间的对立。关怀伦理的“实践困境”,首先表现在由于女性主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地位,导致在社会中很难践行其实践价值;其次表现为对变革社会现实的无力性;最后由于关怀伦理普遍性认同的缺失,在德育领域的实践困难,社会中的道德教育缺少普遍性的受众群体。
  分析关怀伦理中存在的困境,是为其突围困境而寻求解决之道。所以第三章首先探讨对“关怀伦理的认知拓展”,第一步是明确其关怀特质的来源;其次构建关怀的道德自主性;最后重新定位关怀伦理与德性伦理、境遇伦理之间的关系,明确关怀伦理的自身定位,提升关怀伦理学的认知水平。第二步是完善关怀伦理理念:首先突破单一的性别认知局限,拓展关怀路径;其次打通关怀伦理与正义理论的关系,使之相互融通,因为就现实生活而论,只有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条件下,才能够履行关怀行为。第三步是对关怀伦理展开实践探索:首先建立关怀的实践原则;其次利用教育手段强化关怀伦理的引导作用;再次探索制度手段,健全关怀的规范体制;最后完善关怀行为领域,实现关怀伦理的女性主义目标以及普遍性应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庆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生态问题的压力、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生态伦理思想的服务。生态伦理将伦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对由社会发展而产生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伦理的思考角度,使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和反思。生态伦理是生态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生态文明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促进和引导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二者是统一的,对于历史的发展而言,则是先有伦理,后有文明。生态伦理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并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其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后归宿就是实现生态文明,同时,生态文明也需要生态伦理的理论支持。
  本文从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这几个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和探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问题。此外,本文通过吸取国内外生态伦理研究成果的精华,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问题,找出原因,并依据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人地公平的伦理原则把握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这三个方面得到相对公平的发展前提下,提出了几点建议性对策。根据我国的具体实情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政策、法律和技术等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新和完善我国的生态伦理思想理论体系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全民生态伦理教育、建立合理的监督渠道、提高政府治理和管理能力等具体行动来实现。通过确立和实践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一方面力图减少生态问题,并努力的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为建设和丰富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提供新的内容。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社会,道德两难问题越来越多,道德常常与人的切身利益相关,人们在做出道德选择时都需要抑制内心的某些冲突,从而损耗了一定的自我控制资源,此时个体就会处于一种暂时的自我损耗(ego-depletion)状态,并且在之后的自我控制任务中的表现变差。权力代表着个体对外界环境的掌控力,是实现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手段,如果道德判断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权力就会对其产生影响。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E-crossing任务来诱发损耗,通过权力情境故事来启动个体的不同权力水平,来探讨自我损耗与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行为的影响。实验一探讨自我损耗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实验二探讨了自我损耗状态下,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
  (1)不同自我损耗状态下的个体都更愿意做出道义性选择,但高损耗个体相较于低损耗个体做出的选择更加道义;
  (2)高、低权力个体都更愿意做出功利性选择,高权力个体相较于低权力个体做出的选择更加功利,且差异显著;
  (3)高损耗低权力个体更愿意做出道义性选择,低损耗高权力个体更愿意做出功利性选择。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伪善是指个体希望表现得道德,但只要有可能就会设法让自己避免因真实行善而付出代价的行为倾向或动机,在个体层面表现为宣称的道德水平与实际行为之间不相符合,在人际方面体现在面对同一道德违反行为时,对他人更苛刻,而对自己更宽容。道德判断能力是个体在充分分析道德情景中各因素后,将道德观念反映在道德决策和行为中的能力,这种能力涉及分析、辨别、选择、评价等方面。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只明确道德标准并不能抑制个体的伪善行为,行为后果及相应的道德情感体验能够加深个体对行为的认知,从而减少道德伪善的出现。虽然道德伪善现象普遍存在已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验证并被研究者们所认可,但由于被试的选取多为大学生,该现象是否在其他群体中也同样显著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此同时,尽管道德判断能力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且道德判断能力在个体加工、分析信息的时候作用重大,但目前鲜有从道德判断能力角度出发分析伪善的研究。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通过一个调查和三个实验探索道德标准和行为后果对不同道德判断能力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以期给未来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并为教育者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工作给予理论支撑和建议。研究结果显示:(1)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大多处于中等水平,随学历的增加而有所提高,但处于相同等级的被试间不存在学历上的显著差异,且性别差异不会对道德判断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在面临任务冲突情景时道德伪善普遍存在;(2)在单独明确道德标准或行为后果时,道德判断能力处于“中等”水平的被试依然会表现出明显的伪善行为,但其它两个等级的被试标准与行为不一致的现象得以减少;(3)同时明确道德标准和行为后果可以有效抑制处于所有道德判断能力等级上的被试的伪善行为。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判断是个体以自身具有的道德认知为基础并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自己以及他人的行为做出评价的过程,其水平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道德判断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对他人道德行为的严苛程度,另一个指标是基于规则的道义论判断或考虑后果的功利性判断。个体的道德判断仅仅研究的是个体的内在观念性的态度,因此,研究真实情境中个体做出的具体而实际的道德行为更具有意义。而历来对道德行为的研究大多都是通过对亲社会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行为的研究来进行的。本文采用3个单因素实验探讨了温度引起的舒适感对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行为的影响。
  实验一采用单因素实验探讨温度舒适感对道德判断严苛性的影响,随机选取四川师范大学70名在校大学生(男生31名,女生39名)作为被试,分为温度舒适组(35人,男生16人,女生19人)和温度不舒适组(35人,男生15人,女生20人),分别对8个不道德行为的不道德程度在五点量表上进行判断。其结果表明,与不舒适的温度条件相比,被试在舒适的温度条件下会对不道德行为做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
  实验二考察了温度舒适感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随机选取四川师范大学68名在校大学生(男生32名、女生36名)作为被试,分为温度舒适组(35人,男16人,女19人)和温度不舒适组(33人,男16人,女17人),分别对8个高冲突道德困境中的功利性行为在9点量表上进行判断。实验结果表明,在不舒适的温度条件下,被试对道德两难事件做出更功利性的道德判断。
  实验三采用捐款的实验范式探讨在真实的助人情境中,温度舒适感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在不舒适的温度条件下会减少利他行为。
  三个实验结果共同表明,温度舒适感确实会对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行为产生影响。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表明,校园欺负行为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论文以成都三所职业高中学生为被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职高学生父母冲突知觉、道德推脱与欺负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欺负行为在职高学校中发生的概率较高,并且:
  (1)在欺负者被试群体中,欺负行为的得分在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及是否参加社会实践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受欺负者被试群体中,被试的得分在性别、家庭住址间存在显著差异。
  (2)父母冲突知觉、道德推脱与欺负行为存在显著的相关。
  (3)父母冲突知觉及道德推脱对欺负行为的发生具有预测作用。涉己冲突、冲突归因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影响欺负行为,道德推脱对欺负行为的发生起部分中介作用。解决情况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对欺负/受欺负行为产生影响,道德推脱对欺负/受欺负行为的发生起部分中介作用。解决情况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对受欺负行为产生影响,道德推脱对受欺负行为的发生起部分中介作用。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自我调节就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对自己是否实施道德行为进行选择。已有研究的结果表明启动道德自我知觉会激发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机制,而且表现出道德自我调节的补偿性,而启动道德认同,则表现为道德自我调节的一致性。这一概念常常和道德判断、道德评价研究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往往会有行为与自己宣称的道德态度不一致,或者同样的不道德行为,认为别人做比自己做更不道德的现象,这就是道德伪善。
  曾有研究者提出人们在回忆自己的道德行为之后,会产生一种我之后不必再表现得如此道德的倾向,所以产生了道德伪善。而在道德自我调节的反馈机制中,还包括道德净化效应,个体在回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之后,继而会增加道德行为以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如果如研究所言,道德心理许可效应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道德伪善出现,那么道德净化效应是否可以消除或者减弱道德伪善现象呢?与道德自我知觉有关的道德自我调节对人际层面道德伪善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本研究在总结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道德自我调节负反馈机制中的两种效应都纳入到道德伪善两个方面的研究领域,全面的考察道德自我调节对大学生道德伪善的影响作用。之前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他人和自己道德行为评价的差异上,本研究也将通过两个研究同时考察个体层面和人际层面的道德伪善在这两种效应的作用下会如何表现。
  本研究对四川师范大学本部及广汉校区的106为大学生进行研究,研究一中,被试首先通过用积极词汇、消极词汇、中性词汇为关键词回忆过去的行为,完成启动任务,再采用任务分配范式来研究个体层面道德伪善;研究二的第一步也是道德自我知觉的启动任务,再通过对各种道德情境中,当事人为自己和他人时,对主人公当事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评价,以研究人际层面的道德伪善。实验研究结论如下:
  (1)大学生在日常状态及道德自我凸显时,会出现个体层面道德伪善,但二者差异不显著,不能完全证明是由道德心理许可效应导致了道德伪善,只能说明在道德心理许可效应下,存在个体层面道德伪善。
  (2)大学生在道德自我受到威胁时,个体层面没有道德伪善现象,证明此时道德净化效应可以有效地减少个体层面道德伪善。
  (3)大学生在对自己和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评价时,不存在人际层面道德伪善现象,且对自己的评价低于对他人的评价,对自己的道德标准更严格。
  (4)当道德自我凸显时,大学生对不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比平时宽松,道德自我受到威胁时,大学生的道德评价标准比平时更宽松。也就是说在道德心理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作用下,大学生的道德标准更加宽松。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合作的产物,是他们思想碰撞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从《神圣家族》开启了他们新思想的探索,对鲍威尔等人“自我意识”的批判,使他们开始找到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道路,对于始终关注人、关心人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这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神圣家族》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包含在唯物主义、群众观和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体现了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性、社会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和“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相吻合的思想理论,《神圣家族》的人道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探析《神圣家族》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即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多重维度、特点和历史地位。文章第一部分,理论缘起包括学术背景和理论来源,《神圣家族》人道主义思想是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瓦解和青年黑格尔派人道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产生的,来源于启蒙时期法国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思想;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从唯物主义、群众观和共产主义这三个维度对《神圣家族》人道主义思想展开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体现在他们思想的多重维度中;第三部分是《神圣家族》人道主义思想的特点,体现了区别于以往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性、社会性和革命性;第四部分是《神圣家族》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神圣家族》的人道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唯物主义内涵,促进了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改造,并为新世界观的确立做了理论准备。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中叶在工业日益发达的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诞生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起步了。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开始的,经过近40年的发展,虽然成就显著,但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并发掘出其应有的功能,任重而道远。
  中国古代哲人进行了大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现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体系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老子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诸多观点与现代生态伦理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其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态整体思想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念提供了价值启示,其生长万物的生态平衡思想为我们维护人与自然和谐提供了理论参照,其蓄养万物的生态开发思想为我们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老子的智慧延传几千年,历经时代沉淀,每个时代都根据自身需要和特色对老子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对老子思想的渴望便是这个时代人们站在缓解生态危机的现实需求基础上,从生态伦理角度探寻其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奥义,并对老子思想进行辩证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使其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且完备的生态伦理学提供理论依据,对缓解我国当前出现的生态问题提供有效指导。
  不可否认,生活在春秋时代的老子不可避免受到历史的局限,他没有看到人自然性与社会性、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但毋庸置疑的是,老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位巨擘,是流芳百世的伟大智者,正确对待、合理汲取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智慧来指导我国生态伦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对我们树立正确自然观、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具有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学贯中西、古为今用的意义所在。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社会规范体系。依照马克思对一般与特殊的界定,道德也包含特殊与一般的区分。特殊道德是社会中存在的具体道德规范,其生命力主要表现为维持自身持续存在的能力、与时俱进的发展能力和现实约束能力。一般道德则是有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其生命力主要表现为维持自身持续存在的能力、维持自身稳定不变的能力和引导社会价值方向的能力。泛化的血缘纽带、普遍意义上的真理性形式,以及客观性的内容赋予特殊道德持续自身存在的能力;在解决社会现实道德问题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自身;而认识、教育、调节和评价等具体功能保障其现实有效性。一般道德通过与国家机器相连,与经济、政治、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方式维持自身的持续存在;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保障其维持自身持久稳定的能力;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社会伦理价值定位和导向功用。
  道德不能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人是道德生命力的载体。道德文化传统赋予道德现实传播形式,人的道德记忆承载着道德的内容。道德依赖于人的记忆,或者说依赖于记忆中的道德知识。道德生命力会受到道德主体性因素、社会经济条件和道德教育状况等的影响。道德主体自身的状况对于道德的生命力有着根本性的影响。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会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道德教育作为实现道德内化的重要过程,其实践状况对道德的生命力影响显著。道德教育是完成将道德原则和要求转化为人们内在道德品质的重要环节,培养健全的道德认知、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强的道德意志、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道德生命力研究能够深化道德认知,对当前我国伦理学理论和社会道德建设的途径有着启示意义。
哲学·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有近5000万家,占到我国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达到了60%,我国外贸出口进项中有68%米自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我的税收贡献有近53%,并为80%的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转变显示出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模式,并且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人才短缺、人才流失、人力资本不足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大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上存在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忽视了管理中伦理问题,从而与员工之间产生矛盾并陷入伦理困境。因此,要想从根本解决由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带来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不能单纯地依靠僵化的管理手段,应当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之上融入伦理理念,进而实现员工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双轨合一。
  之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伦理困境,是因为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重量不可小觑,由人力资源管理失当所引起的问题已经不单单一个管理上的或企业的问题,而是可能会造成动荡的社会问题。再则,我国想要实现“2025中国制造”的强国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贯彻需要社会之中每个成员的配合和付出,而中小企业就是这其中十分庞大且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能够良性运转是各项举措顺利实施的基础。具体到本文的研究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说,本文所研究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方向是管理伦理的一个分支,属于更具针对性的应用伦理范畴,是对人力资源管理和管理伦理这两个领域理论的延伸和丰富。从现实层面来看,构建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体系不仅仅解决了中小企业当下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更有助于实现中小企业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意在说明治理国家,方法和能力固然重要,但如若没有仁义之心的引导也不可能使天下太平安定。其言下之意正好揭示了人力资源管理和伦理的关系,那就是二者是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因此,本文首先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伦理的理论依据,揭示了人力资源管理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即人力资源管理本身就是一门深含伦理理念的学科。其次,笔者对我国中小企业当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其所遇到的伦理困境进行了梳理,从观念、制度以及个体层面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所遇到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归纳。具体来说:在观念上表现为义利、公私、个人与集体层面的差异化;在制度上表现为人本关怀缺失、诚信危机、员工发展被忽视、责权利不均衡的现实状况;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中小企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伦理人格的不完善。之后,进一步探讨了造成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频频出现伦理失范现象的外因,从经济环境、制约机制以及中小企业自身三个方面对外因进行了全方位地解读。再次,结合发达国家即德国和日本中小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以及相关的基础理论,整合梳理出了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的构建准则。最后,依据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准则并结合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最终,笔者对中小企业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伦理体系进行了展望,即对内实现员工幸福、培养员工的工匠精神以及塑造企业家的伦理精神,对外树立当代中小企业的新标签以及作为“企业公民”肩负相应的社会责任。
管理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矛盾凸显使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劳资矛盾也日趋变得激烈,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劳资关系是当前海内外学术界热门研究问题之一,已有的理论与结论并没有系统、动态地描述劳资矛盾形成的根源、现状,且没有给出详细的解决方案。很多学科都涉及到关于劳资冲突的研究,但不同学科因其知识架构和系统特点不一样,势必造成立足点与视角也不一样,比如人力资源管理要遵循企业发展方向考虑问题,法学则要站在社会和政府的立场兼顾全局,马克思主义则是替劳动者发声的。现有的研究并没有从整体上全局剖析劳资关系问题,劳资关系的参与主体包括劳方、资方,还有政府及企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动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紧密联系的。
  本文将打破学科之间的局限性,立足于责任伦理的视角,从劳方和资方两个参与主体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劳资矛盾形成的原因,从责任伦理理论视角怎样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伦理失范问题。因此,本文以责任伦理为主线,首先从劳资双方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出发,然后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劳资关系现状及伦理失范的原因,接着提出责任伦理下我国企业劳资双方应遵循的伦理要求,最后从责任伦理的视角提出,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政府、企业、雇员三方应发挥不同的作用。
  本文立足于责任伦理这一视角,从劳资双方的责任伦理来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劳资关系研究的独特视角,也使得研究更具深入性和全面性。
科技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后学院科学时代以来,科学呈现出稳态化、复杂化的特点,科学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呈现出一体化、系统化的趋势,这深刻影响着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方式并出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导致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伦理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客观上要求科学共同体必须把责任伦理放在科学研究的首位,责任伦理成为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伦理研究的焦点。
  近代的自由论、德行论、契约论等思想已经强调了责任的重要性,这都是科学共同体必须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马克斯·韦伯1919年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汉斯·约纳斯1979年出版《责任原理—工业文明伦理尝试》开始将责任伦理纳入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实践范畴并期待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责任伦理是后学院科学时代对伦理规范提出的新要求。
  责任理论的核心律令包括:“人类生存”、“生存的好”、“人是目的”、“可获得的善”四个层次,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建设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本体论基础的“是之责”和后学院科学时代要求的“应尽之责”之间产生裂缝进而挑战了责任伦理核心律令:利益导向忽视了弱势对象对“人类生存”的挑战、责任意识弱化忽略自然责任对“生存的好”的挑战、求用的目的性扩张对“人是目的”的挑战及忽视无回报的非相互责任对“可获得的善”的挑战,这要求我们重新建构后学院科学时代的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伦理,并注重责任伦理核心律令在科学共同体实践过程中的导向作用。
  建构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伦理从知责尽责、明责履责、追责问责三个路径展开。借助约纳斯等国内外责任伦理研究的成果,实现科学共同体的“是之责”和“应之责”的统一,把知与行结合起来,把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只有切实解决好责任伦理方面的问题才可能使人类真正的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不断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地域距离、人际距离都大为缩小,整个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但是在这个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数据爆炸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带有网络特征问题和事件的发生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挑战,既困扰着现实社会的人们,也考验着虚拟世界的规则。这些新型的伦理问题与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对一些恶性事件如何整治,如何让网络社会健康发展,是我们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定性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出发,以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伦理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对大数据时代信息问题与伦理的冲突进行全面阐释,以大量的新闻报道为事实依据,对大数据时代信息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寻求解决策略。
  根据对大量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大数据时代我国信息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捏造和泛滥、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大数据的信息分配不公与产权不明、数字鸿沟和语言霸权等。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大数据的先天缺陷与虚拟人格异变、制度失位、信息化时代道德失范的收益高、成本低等。
  为了应对大数据时代信息伦理问题,构筑新时代信息伦理道德体系,在针对现有大数据伦理道德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一、宣传教育方面的构建。加强学校网络伦理教育,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倡导行业自律,建立共同监督平台,倡导公开透明的网络环境;二、法律方面进行构建。健全关于网络行为的立法,依法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建立完善的追责机制;三、技术方面的构建。专业人员要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的安全技术。普通人员提高技术水平,学会使用常用的网络安全工具。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艺术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是古今中外伦理思想家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纵览人类文化发展历程可发现:有许多关于艺术伦理思想的经典论述。从总体上看,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形式,不同的艺术形式,其特质、内容、呈现方式与手段,以及对人们的影响与作用方式、范围以及力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因而导致不同艺术形式与伦理思想产生联系的方式也不同。从音乐的发展历程来看,任何时期的音乐均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部音乐作品都与它出现的年代,以及当时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由此可见,音乐活动也是一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必然包含非常丰富的伦理思想元素。音乐可以分为许多类型,不同的音乐形式,或是同一音乐形式,不同的创作者、不同的年代和地域,都会使作品所富含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朱塞佩·威尔第就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音乐家,作为一名“草根”歌剧家,他的人生经历、他高超的创作水平以及他作品中所折射出的伦理思想,都是特别吸引人的领域。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杰出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下了28部歌剧作品,属于高产的音乐艺术家。这位受世人无比敬仰的艺术巨匠,不仅有着美妙绝伦的音乐创作能力,而且还有着特立独行的思想内涵。他关心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心政治,主张人人平等,讴歌人对自由的追求,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反对人与人之间的虚伪等等。这一切伦理思想均被威尔第带入到了歌剧作品中。剖析威尔第歌剧中的伦理思想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威尔第的研究,而且也是我们深入音乐伦理之堂奥的重要门径。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19世纪意大利歌剧发展情况、威尔第生平和主要歌剧作品等内容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主要对威尔第如何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不同歌剧题材所表现的伦理思想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威尔第歌剧中的爱情观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基于人的悲喜情感、对人性的认识和社会关系三维度,来探讨威尔第关于道德关怀的主题。第五部分,则是对威尔第爱国情怀题材的作品进行了研究,探讨威尔第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情怀。第六部分,基于艺术的教育性特征,就威尔第歌剧的伦理教育作用进行深度剖析,并对威尔第的音乐伦理思想进行归纳和总结,探讨其思想对于当代艺术从业者的启示。
伦理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诚信是为人之本,更是为政之基,政务诚信是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前提条件。本世纪以来,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信任问题,政务诚信研究成为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伦理学角度出发,分析诚信、政务诚信、西方政务诚信的理论关联。通过对西方政务诚信的理论基础的确证,进而对西方政务诚信的道德规范要求和落实规范要求的驱动力即外在制约和内在提升进行深入探讨。反思西方政务诚信的经验、弊端和伦理启示,为我国在社会转型期政务诚信建设提供参考。
  本文共五章。第一章诚信、政务诚信及西方政务诚信析义。诚信意为诚实守信,与不同的道德主体结合形成不同的诚信类型。政务诚信即为政务主体与诚信的结合而形成的诚信类型,政务诚信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政务诚信的主体是政府及政务人员。政府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法人,其法人代表也是政务人员中的一员,与其他政务人员一样,应具有诚信德性。政务人员的思想精神、内心世界应是真诚的。二是公共管理活动是政府及政务人员的职业活动。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诚信行政,并为不诚信行为承担后果。三是政府及政务人员依法行政,必须忠诚于法律,否则就会受到法律或相关法规的制裁或惩罚。四是政务诚信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政府公信力,履行对公众承诺,取得公众的信任。西方政务诚信是西方诚信与政务诚信的结合,其显著的特点是:西方政务诚信既是道德诚信、契约诚信、法律诚信又是制度诚信,既是具有自律性的内在诚信又是受他律性职业规范、法律规范约束和公众监督的外在诚信。第二章西方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西方政务诚信的理论基础渊源深厚,主要来源于:伦理学理论基础、政治学理论基础、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三章西方政务诚信的道德规范要求。分为内部的规范要求和外部的规范要求。内部的规范要求指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问的诚信道德规范要求;外部的道德规范要求指政务人员对民众的规范要求。第四章西方政务诚信的外在制约与内在提升。主要论述了西方政务诚信之所以形成的强大驱动力。西方政务诚信通过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行政规范等手段的相互促进,形成外在的他律性的制度制约。外在的他律性的制度制约通过行政德性的修养,转化成政务人员的内在的人生价值,形成自律,达到内在提升的要求。第五章西方政务诚信建设的反思及启示。西方重视对政府机构、政务人员的诚信约束机制建设及政务诚信的监督机制建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弊端。政务诚信建设离不开历史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及现实社会制度等因素造就的社会环境。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政务诚信建设方面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同时吸收西方政务诚信建设的有益经验,扬长避短,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政务诚信面临的问题。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微时代肇始于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变革,奠基于后福特主义工业文明,从微博、微信、再到微电影、微娱乐,“微”字大行其道,微时代背景下的人们,接受着公开的、不可阻挡的、碎片化的、即时性的文化冲击,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人类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文化消费、审美趣味和精神样态的全面转型。
  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因此微时代的到来,无疑将又一次带来一系列突破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里,道德叙事在媒介与受众的合围中展现出了不同于前微时代叙事的显著特征,个体道德叙事更倾向于自我个性的展示及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关注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更新与重塑,并表现出道德叙事主题的个人主体性、碎片化、去中心化,道德话语表达个性化、去地方化、娱乐化,道德传播的反中心化、不确定性、非理性化等特点,在叙事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也打上了自由、平等的时代烙印。
  基于此,本选题重点关注了微时代背景下道德叙事包含的积极意义,譬如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道德思维的活跃等等,同时,也衍生出了微时代道德叙事的负能量对社会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包括道德责任的弱化、伦理审美畸变、情感冷漠及价值错位等等道德层面上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利弊都值得我们去反思,需要站在伦理道德的高度上进行审视和建构,这对我们深刻把握微时代道德叙事自身发展的规律,以便更好地趋利避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福柯思想巾的规范问题的研究,是基于规范与权力的关系展开的,落脚点是走出规范的边界,也就是要逾越规范,走到伦理主体的自我构建上,而不是停留在知识主体和权力主体上。
  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理解福柯的思想也就要基于其后现代的大环境,即通过批判笛卡尔到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来消解和否定两方传统的体系哲学。谈论福柯的规范思想,就要了解福柯思想架构的基点——权力,通过分析福柯权力观的特点,即权力不仅包含显性权力,还有隐性权力的存在,福柯尤其关注隐性权力,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稠密网络”,一切事物都围绕着权力这个核心,权力关系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福柯认为规范使得权力的运行机制得以可能,是权力意图的载体,福柯的规范观来源于冈奎莱姆,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集中论述了规范的几个特征。
  基于福柯对权力与规范的认识,本文将规范起作用的方式归结为三个维度,即理性、道德与话语。理性、道德和话语三个要素本身也是福柯意在批判的对象,在《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话语的秩序》、《性经验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等中都有涉及。认为理性的压制,使得理性与非理性无法进行对话;道德的介入,使得对他者肉体的惩罚转变为对精神和灵魂的惩罚;而话语却具有检查和煽动的作用。本文主要截取福柯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片段来对理性、道德和话语如何进入日常来分析规范。
  福柯不仅仅是在描述规范与权力,最主要的是走出规范的边界。这就涉及到对权力的反抗上。尽管在福柯这里,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福柯也指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因此,自我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也是福柯晚期所关切的主要问题,即采用“自我的技术”进行伦理主体的自我构建。这同时也是福柯规范思想中的伦理关怀,是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打碎一切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后,所采取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方式来强调个人与自身以及他人的内在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克服了西方哲学的诸多缺陷,但是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福柯思想也不能避免。当后现代主义消解掉一切秩序与规范时,共同体走向何方;当挣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人们的虚无感就会产生,这也是福柯走出规范的边界所面临的问题。但即便存在诸多还需关注的问题,我们依旧不能忽略掉福柯思想中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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