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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邓普迎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西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体质形态比较方法、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从性别、年龄、人种特征、古病理、创伤及身高等多个角度对临潼新丰镇秦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考察。与相关地区的人骨材料的比较研究发现:新丰组颅骨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范畴,其基本的种系成分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其次为南亚类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若干近代组的比较表明,新丰组在颅骨的基本形态特征方面与近代华北组最为接近,其次为华南组。与新石器时代各组的比较结果显示其与仰韶合并组的形态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陶寺组。与夏代至汉代各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丰组与乔村A组在形态学上最为相似,与安阳殷墟中小墓Ⅲ组关系最为疏远。对临潼新丰镇秦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种族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将为我国战国中晚期至秦末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补充新的材料,为陕西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和种系构成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同时也为研究该墓地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人类学方面的佐证。
[硕士论文] 马国荣
生物学、植物学 兰州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骊靬人是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永昌县境内的者来寨,杏树庄,河滩村,焦家庄等村寨的居民。因部分人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的体质特征(高鼻梁,深眼眶,鹰钩鼻,白皮肤),而倍受学术届的关注。 上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的汉学家Homer Dub认为,在卡莱战役(公元前53年)以后,一些罗马士兵被帕提亚王国俘获,后受雇于汉朝西部边陲的匈奴人,最终在郅支战役中被汉朝军队俘获,最后在中国定居(Dubs1955;Dubs1957)。 几十年已经过去了,有关骊轩人起源的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停留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化,甚至风俗习惯,体质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但这些材料或研究的因素,往往容易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获得直接证据。而人体中的DNA核苷酸序列,具有稳定的世代遗传,随着DNA分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线粒体DNA的母系遗传特性和Y染色体非重组区域所确定的遗传标记,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解读人群起源,迁徙,演化的“金钥匙”。 因此,从群体遗传学角度,利用DNA技术,构建骊靬人的单倍型,成了解开这一谜团的有力的工具。因Y染色体非重组区域的研究已经完成(Zhou et al2007)。因此,通过线粒体母系遗传的角度去探究其种族起源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对87个骊靬人的线粒体高变区和部分保守区DNA序列进行基因扩增,测序,酶切,最后构建了骊靬人的线粒体单倍形图谱。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在被检测的87个骊靬人的线粒体单倍群中有96.6%的人的线粒体单倍型属于东亚人(该东亚与地理学上的东亚是有区别的,它包括地理学上的东亚,南亚和大洋洲)的单倍型,如单倍型A、B、D、F、M和N*。有3.4%的骊靬人的单倍型是欧洲人或中亚人的单倍型(单倍型U、J、H)。 在确知了骊靬人的单倍型频率后,我们根据需要又搜集到了中国,欧洲,中亚等的地区的24个人种的mtDNA单倍型频率,最后对骊靬人和其它24个种族的群体进行了主成分分析(PC)。 从PC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骊靬人与中国汉族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而与欧洲人或者中亚人的亲缘关系较远。这一点从我们构建的骊靬人mtDNA单倍型系统进化树上也得到了印证。 因此,骊靬人的线粒体多态性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骊靬人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的假说。 简言之,骊靬人是中国汉族和中亚人或欧洲人基因交流,融合的一个特殊群体。并且中国汉族人对于整个骊靬人基因文库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硕士论文] 杨鹏
中国近现代史 山东师范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科学的一个特殊的部门--人种学,是研究人类种族的。人种学有着复杂的任务,例如种族的鉴定和分类,种族发展过程的阐明,以及评定生物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种族的影响。 就现代的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而言,“种族”(race)属于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上的术语,并且首先是生物学概念。它主要考虑生物学因素而不考虑文化因素,指的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然而,在我们的印象中种族是与“种族歧视”、“种族偏见”联系在一起的,故而种族与其说是强调不同民族的生理方面,毋宁说是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方面。 近代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得人种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被抱有不同目的和心态的人掌握和利用,成为他们宣传政治思想、表达自我理念、进行探索研究的工具:侵略者们根据人类体质特征的异同,鼓吹“黄祸论”、“同文同种论”,为更好的统治和麻痹中国人民寻求借口;爱国人士面对国难家仇,借用人种学说宣扬“自强保种”,表达挽救民族危亡的诉求;革命家们利用人种学说制造舆论,为“排满革命”增加砝码;地理学专家与古人类学专家学习人种学知识,探求中国人种的起源。科学工作者质疑“种族优劣论”,研究人种改良的方法和手段,从生物学角度证明了种族平等,种族之间无差别,为种族主义者的谬说划了个大大的差号……人种学已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当讨论“近代中国之人种学”时,我们不仅要探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即种族的生物性状;还要特别注意强调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种族观念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把握人种学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循以上所述之要旨,笔者将“近代中国人种学"分六章进行阐释:第一章简要陈述了人种学的发生、发展及其相关概念,并对它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纵向考察。第二章通过对晚清维新派与革命派两种不同的种族观的比较,进而窥探了人种学传入中国之初的情势。第三章则致力于分析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的盛行的“黄祸论”,以求找出“黄祸论”荒谬的立论依据。第四章关注中国民族的溯源,即是对中国人种来源的追问。第五章将集中讨论近代知识分子为改善中国人种质量所作出的努力,分析具有生物性状的人类个体是如何通过人为操作而得到短期变更乃至永久优良进化的。最后一章则做了一些拾漏和补缺的工作,其具体内容涵括了“错位的遗恨--清末‘尊黄’现象简述”;“一本要著--《现代种族》”;“‘同文同种’观的危险”三项与人种学相关的重要论题,弥补了因横向的专题研究而带来的缺憾。在结语部分,我不得不如是说:近代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图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压榨、剥削中国人之后,还趾高气昂、振振有词的丑态,以及中国的学人们为证明“种族无优劣之分”,不得不附和“西来说”,承认“黄白同源"时的窘相,也给他们研究人种问题平添了几多悲情与无奈。可俗语说的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疾风知劲草”,“时穷节见”,只有在这种岁寒时穷的环境里历练之后,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清醒,找准自己的位置,继而求变、思进。人种学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门显学,在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对其深入的学术探析无疑会丰富我们看待那段历史的眼光,特别是它传入中国后所展现出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今日仍还有着重要的影响。
[硕士论文] 李臻
眼科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医学院 2006(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测定蒙古族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房水及血清一氧化氮(NO)浓度,探讨NO在青光眼发病中是否具有种族差异性。方法应用亚硝酸还原酶法测定蒙古族闭角型青光眼、蒙古族白内障及汉族闭角型青光眼、汉族白内障患者房水及血清一氧化氮(Nitricoxide,NO)浓度,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四组患者的房水及血清一氧化氮(NO)浓度作方差分析,采用LSD法对四组患者的房水及血清一氧化氮(NO)浓度均数作两两比较,然后对房水与血清NO浓度之间进行直线回归分析。结果汉族青光眼组房水NO浓度高于汉族白内障组,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蒙古族青光眼组房水NO浓度与蒙古族白内障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蒙古族青光眼组房水NO浓度与汉族青光眼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蒙古族白内障组房水NO浓度与汉族白内障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汉族青光眼组血清NO浓度低于汉族白内障组,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蒙古族青光眼组血清NO浓度低于蒙古族白内障组,统计学上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蒙古族青光眼组血清NO浓度与汉族青光眼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蒙古族白内障组血清NO浓度与汉族白内障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水与血清NO浓度之间进行直线回归分析,p>0.05,回归方程不成立,二者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结论蒙古族和汉族闭角型青光眼组分别与其白内障组相比较,房水NO水平升高;血清NO水平降低,二者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血清NO水平降低导致眼内局部组织如房水中NO水平升高,是生理性代偿表现和生理性防御措施。蒙古族白内障及青光眼组血清及房水NO浓度分别与汉族组对照,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蒙古族与汉族青光眼患者在血清和房水NO浓度变化方面无种族差异。
[硕士论文] 张华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中山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HLA(HumanLeukocyteAntigen)是人类基因组中多态性最高的区域,对不同的群体HLA多态性的研究有助于分析不同群体的起源、进化、迁移等问题。 本文利用PCR-SBT(PolymeraseChainReaction-SequencingBasedTyping)的分型方法对来自中国蒙古族人的87例样本的HLA-Ⅱ的DPB1、DRB1、DQB1位点进行分型研究。共检出27种DRB1等位基因、21种DQB1等位基因、16种DPB1等位基因。在检出DRB1等位基因中,频率较高的有: DRB1*040101(15.5%)、DRB1*030101(10.3%)、DRB1*090102(8.6%)、DRB1*070101(7.5%)、DRB1*150101(6.3%)、DRB1*130201(5.6%);在检出DPB1等位基因中,频率较高的有:DPB1*020102(29.3%)、DPB1*0401(16.1%)、DPB1*0501(15.5%)、DPB1*0402(12.6%)、DPB1*1701(6.3%)、DPB1*030101(5.6%);在检出DQB1等位基因中,频率较高的有:DQB1*030101(21.8%)、DQB1*0201(20.1%)、DQB1*030302(14.9%)、DQB1*0602(9.2%)、DQB1*050101(8.6%)、DQB1*060101(5.6%)。同时,本文还对蒙古族人群DRB1-DQB1单倍型进行了估计,频率较高的单倍型分别为DRB1*030101-DQB1*0201(7.47%)、DRB1*040101-DQB1*030101(6.32%)、DRB1*090102-DQB1*030302(5.17%)、DRB1*070101-DQB1*0201(4.60%)、DRB1*150101-DQB1*0602(3.45%)。 中性选择检验显示蒙古族人群的HLA-Ⅱ的DPB1、DRB1、DQB1这三个基因均受平衡选择作用。系统发育分析及等位频率比较显示蒙古族与我国北方人群关系较为紧密,同时与高加索人种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硕士论文] 胡青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中山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系统(MHC)即白细胞抗原系统(HLA)是人类基因组中多态性最高的区域,其编码的糖蛋白分子在人类免疫反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区域独特的遗传多样性及人群特异性,HLA基因本身的进化以及用HLA作为遗传标志研究人类的起源、迁移、融合等问题一直都是MHC研究中的热点,本文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两个方向进行。 采用“长片段PCR扩增、杂合子克隆、测序后拼接”的策略,建立了12个汉族个体的HLA-A全长4.3KbpSNP图谱,并获得15种单倍型数据。对HLA-A全基因的多态性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发现在整个基因区域都具有相当高的多态性,并且这种高度多态性具有跨物种分布的特点。另外,多态性分布不均匀,外显子多态性普遍高于其侧翼的内含子,虽然中性检验未能检出偏离中性选择的显著性差异,但是频谱分析显示具有平衡选择的特点,并发现是同时存在高水平的中低频SNP导致了中性检验错判,推测是由于现代人大量继承了祖先的古老世系,并在近期经历了人口的显著膨胀导致了这种情况.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所有序列可分成两个主要的世系,其中第二、三外显子这段区域发生了较多的世系间重组事件,而其他区域则主要是世系内部的重组,进化模式明显不同。通过ds,dn分析也发现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进化模式,各内含子碱基替换率普遍低于外显子同义替换率,明显偏离中性模型。在第二、三外显子,由于受到平衡选择,在搭载效应、基因重组和遗传漂变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第二、三内含子纯合度变得比外显子高。但在3'端外显子,由于没有受到平衡选择,推测可能是由于其内含子、外显子间明显的的CpG含量差异,造成内含子相对外显子具有较低的核苷酸突变率。 对独龙、傈僳和怒族的256个个体进行的HLA-A,-B,-C基因的第二、三外显子进行遗传多态性研究。一共检出68种等位基因,其中19种HLA-A等位基因、32种HLA-B等位基因和17种HLA-C等位基因。通过与其他族群间基因频率数据进行比较及群体遗传学分析,发现傈僳和怒族基因频率分布相似,带有明显的中国南方人群的特点,而独龙族则遗传背景简单,自成特色。考虑独龙族相对隔离的居住环境及群体非常小,推测可能是遗传漂变造成该族目前特有的频率分布特点。同属藏缅语族人群的傈僳和怒族,没有显示出北方起源的特点,反而和中国南方人群遗传背景相似,推测藏缅语族人群的形成很可能有文化扩散模式在起作用。在迁移过程不断与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基因交流,同时先进的氐羌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并同化了当地的原住民“濮越人群”。所以在民族学角度,我们看到这些民族的“氐羌起源”特征,忽略了当地的原住民“濮越人群”对藏缅语族人群基因库的贡献。而正是由于这些基因交流导致了傈僳和怒族其基因遗传背景与东亚南方群体相似的特点。
[硕士论文] 谢选华
人类生物学 复旦大学 2004(学位年度)
摘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现代藏缅人群源于原始氐羌部落.在过去2000-3000年里,由于受到秦和其他王朝的压迫,他们被迫从中国西北地区南迁,进入四川、西藏、云南和东南亚地区.过去对藏缅人群遗传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和南方减缅群体,而对更能代表原始氐羌部落的氐(白马)和羌族一直缺乏必要的了解.对藏族人群的Y染色体多样性的研究导致了藏族的多重起源假说:一支携带高频D-YAP<'+>单倍群的中亚人群在较晚近的历史时期与另一支携带高频O3-M122的东亚人群混合而成.该文通过分析46个藏缅人群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单倍群分布从父系遗传学角度证实北方藏缅群体(氐、羌、藏)更能代表原始藏缅人群;而南方藏缅人群则与当地其他语系(苗瑶、侗台、南亚和南岛语系)的人群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基因交流;同时,部分生活在云南西北部和印度东北部的藏缅群体(独龙、景颇等)经历了极强的瓶颈效应,形成了高频的O3e-M134单倍群.进一步对8个北方藏缅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研究显示了明显的双重结构:高频的D-YAP<'+>和O3-M122.通过考察两者在世界和东亚人群中的分布,发现原始氐羌人群很可能是由两个不同时代到达东亚地区的人群混合而成:旧石器时代(甚至更早)的D-YAP<'+>和新石器时代的O3-M122人群.白马人(氐人后裔)显示了最高频的D<'*>(50﹪)和D(75﹪)单倍群,以及最低频的O3-M122,因此最可能代表旧石器时代人群的后裔;而羌和藏可能是由新、旧两个时代人群混合而成.
[博士论文] 卢小康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详细描述了产自云南省元谋盆地晚中新世古猿动物群一具部分保存的幼年骨架,以及产自该盆地同一地层的下颌和牙齿材料,详细的对比之后,将新材料归入元谋无鼻角犀Acerorhinusyuanmouensis,恢复了该种的有效性。新材料提供了关于该种幼年上颊齿的形态数据:DP1形态简单,不发育原脊;DP2-DP4的前附尖和前尖肋发达,不发育后尖肋和中附尖,不发育内外齿带,发育不规则的齿柱;DP2发育小刺中窝,发育弱的原尖和次尖收缩;DP3和DP4原尖和次尖收缩发达,前刺较长,不发育小刺和中窝。通过高精度X射线断层扫描获得尚未萌出但是已经发育完全的上颊齿形态,与正型标本对比发现,该种上颊齿可发育1到2个弱的小刺,上前臼齿舌侧齿桥的发育存在种内的个体差异。新材料证实该种发育短的鼻骨,枕嵴后缘发育浅的缺刻,两侧顶嵴不融合为矢状嵴,假外耳道的后缘向背侧后方延伸较短。归入该种产自同一盆地和地层的下颌材料发育窄的下颌联合部,没有下颊齿dp1或p1的齿槽存在,下颊齿的下前脊退化非常短;下颊齿与Acerorhinus fuguensis相同,不发育内外侧齿带。归入该种产自同一盆地和地层的下门齿i2材料形态和大小与Aceratherium hezhengensis和属型种Aceratheriumzernowi相近,较A.fuguensis小。
  根据头后骨骼的形态和大小推测了该属的体型和生存环境。肱骨和股骨测量值表明,Acerorhinus与Aceratherium的近端肢骨长度接近,稍短于Plesiaceratherium和Hoploaceratherium的测量值,属于中等体型的无角犀。保存的第三掌骨近端关节面形态与Aceratherium和Hoploaceratherium接近,但是A.tsaidamensis的第三掌骨较Chilotheridium、Plesiaceratherium和Hoploaceratherium的粗短,表明Acerorhinus不仅近端肢骨变短,远端肢骨,即前、后脚骨已经中度特化,但没有达到Chilotherium的水平。Acerorhinus在南方晚新近纪地层(云南元谋盆地)的发现,扩大了该属的地理分布,从侧面证实了关于Acerorhinus和Chilotherium在生境上的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在林间疏地和灌木丛的环境中生存繁衍,与元谋盆地晚中新世古猿动物群当时的生境吻合,而Chilotherium已经演化出一些列适应开阔草原的特化性状,如宽阔的下颌联合部、粗短的脚骨。
  本文的系统分析新增特征105个,共387个头骨、牙齿和头后骨骼特征,首次建立了包括所有无角犀类群的性状矩阵。根据系统分析结果建立无角犀亚科单系分支,包括无角犀族和矮脚犀族。矮脚犀族在无角犀亚科内处于较为进步的系统位置,趋向于形成单系分支。Mesaceratherium收集性状较少,支持节点的特征较弱,其系统位置有待以后更多的研究来确定。产自北美新近纪地层归入无角犀的4个属在最简约树上没有形成单系分支,Peraceras与欧亚大陆的Chilotherium和Shansirhinus显示较近的系统关系。非洲早中新世地层的Turkanatherium保存的头骨和上颊齿形态与真犀亚科内的类群更为接近,形态对比和系统分析的结果均不支持将该属作为无角犀亚科的类群,本文将其归入真犀亚科。Chilotheridium的肢骨纤细,鼻骨发育低矮的角座隆起,分支分析结果的节点支持较弱,该属与其他无角犀类群的系统分类关系在本文没有得到较好的解释。Aphelops mutilus和Alicornops laogouensis的头骨和颊齿特化程度较低,与其他晚新近纪无角犀的系统分类关系并不稳定。无角犀亚科系统发育研究的进一步工作需要考虑一下两个方面:无角犀亚科与始新世和早渐新世不发育鼻角的真犀科类群的系统关系;无角犀亚科内处于基于位置的类群与矮脚犀族的系统关系。
  
[博士论文] 钟华
遗传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东亚人群有着共同的非洲现代人祖先,那么,史前走出非洲的先民是何时、如何迁移至东亚的呢?研究人员提出了两条迁移路线:“南线”和“北线”。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东亚人群的史前迁入路线做出了不懈的探索,确认了东亚人口的形成主要归因于“南线”,并且暗示东亚南北人群明显的遗传差异主要应归因于史前由南向北的迁移;对于东亚出现低频的西部欧亚成分,要么归因于历史上东西方人口的交流(如古丝绸之路的贸易),要么归结为“北线”古老的人群迁移。目前为止,Y染色体的证据,主要来源于单倍群O-M175、D-M174和N-M231,支持了东亚现代人的南部起源。现在东亚已检测到的Y染色体单倍群主要有O-M175、D-M174、N-M231和C-M130以及一些低频的F*-M89、K*-M9、Q-M242、R-M207、F2-M427、G-M201、I-M170、J-P209、L-M20等,其中只有O-M175、D-M174和N-M231得到了系统的研究。
   为了更真实地呈现当前东亚人群的Y染色体群体结构和更客观地追溯东亚现代人的史前迁移路线,我们对东亚的Y染色体单倍群C-M130以及一些潜在的与西部欧亚相关的单倍群进行了系统的系统地理进化研究。
   1.从来自140个东业和东南业群体的4284个个体中,我们检测到了465个M130来源的个体,并且对这些个体使用8个Y染色体微卫星标记(Y-STRs)和M130下游的12个分支标记进行了分型。随后,结合已发表的数据,我们对单倍群C-M130进行了系统地理进化分析。结果表明,尽管M130来源的个体分布在非洲外广阔的地域,但大多数的C-M130谱系有着明显不同的地理分布,并且经历了长时间的地理隔离。而且,我们观察到了单倍群C-M130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Y-STR多样性逐渐降低,在东南亚有最高的多态性。单倍群C-M130的系统地理分布特征支持了经由印度半岛海岸线的人群迁移路线,该路线促成了现代人在东南亚的早期定居。在史前大约4万年,单倍群C-M130沿着海岸线向北迁移进入东亚,于史前约1.5万年,经西伯利亚最终抵达美洲。
   2.基于当前高密度的Y染色体系统发育树,对来自中国的116个群体和朝鲜的1个群体的总共3826个个体进行了精细的分型。将我们检测到的结果与已发表的东亚Y染色体数据结合在一起分析,结果表明在东亚南北人群中有4个主要的Y染色体单倍群O-M175、D-M174、C-M130和N-M231,共占整个东亚Y染色体的92.87%,与东亚现代人的“南线”起源说一致。此外,还存在其他单倍群E-SRY4064、C5-M356、G-M201、H-M69、I-M170、J-P209、L-M20、Q-M242、R-M207和T-M70,共占东亚Y染色体的6.79%,但他们主要出现在东亚北部。进一步的系统地理发育分析表明他们有着南亚、中亚或者西部欧亚的起源。尤其是,地理分布和Y-STR多样性分析表明Q-M242和R-M207可能经“北线”进入东亚。单倍群内Y-STR变异年代的计算分析暗示了存在末次冰期后(约1.8万年前)“北线”的人口迁移以及在东亚北部最近发生的东西人口混合(<3千年前)。我们认为旧石器时代经“南线”的人口迁移对当前东亚人口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同时,也存在古老的经“北线”的人口输入,尽管有限,但进一步加大了东亚南北人群的遗传差异。
[博士论文] 刘宁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吉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新疆地区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带,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民族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日益复杂的民族融合与基因交流,构成了今天生活在新疆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两大人种混合类型的不同种族的古代居民在新疆地区的地理分布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种族多元化的构成。
   本文以新疆地区古墓葬出土人骨材料的研究为出发点,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及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中亚两河类型”,与蒙古人种古代居民及其混杂类型的分布与迁徙情况作较为系统的分析归纳,探讨新疆历史上的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四个古国古民族的人种结构及其源流。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新疆地区的地理、民族情况,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研究对象及其考古学背景,以及新疆地区古人类材料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二章,楼兰。本章从现有的古人类学资料分析,楼兰古国居民主要是地中海东支类型,他们是南帕米尔塞克东进到新疆后,沿塔里木盆地继续东进并与当地人群融合的居民,至少在汉代已出现在了古楼兰地区。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到东汉、魏晋时期,西域长史驻守楼兰,进行大规模屯田,这是汉人来楼兰地区最多的时期,也是地中海东支类型与蒙古人种逐渐融合的时期,这一点从楼兰城郊东汉墓出土的人类学材料中可见一斑,随着楼兰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元四世纪末这部分地中海东支类型的人群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楼兰家园,并向东疆等地区分散。
   第三章,乌孙。乌孙人种的主体属于中亚两河类型,早期乌孙人原本居住在“祁连敦煌间”,也就是河西走廊敦煌以西至新疆天山以东,哈密周围的广大地区。公元前二世纪西迁,占有以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与当地的塞人、月氏融合。随着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各民族及各种族之间的迁移与融合,乌孙、塞人、月氏的种族融合体中,不断融入不同的部族,特别是蒙古人种的成分不断增加,形成了黄白两大人种的过渡类型——南西伯利亚人种,其基因的流向主要散布在哈萨克、吉尔吉斯等现代中亚民族之中。
   第四章,车师。本章从阿拉沟古墓群、洋海古墓群、苏贝希古墓群等与车师有关的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出发,认为古车师人是一个由大量的欧罗巴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古欧洲类型及其混杂类型,蒙古人种及欧罗巴人种两大人种支系混合类型共同构成的混杂民族,具有较强的种族多源性。结合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车师人种中不同的种系成分来源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欧罗巴人种成分与西方文化(人群)进入新疆有关,蒙古人种来源于东部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少在战国时期苏贝希文化人群就同时与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前、后车师的亡国,人种成分复杂的车师人逐渐融入到新疆的各古代民族之中。
   第五章,回鹘。本章认为回鹘人的本体成分主要是北亚蒙古人种,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其部众除南下附唐外,其余西迁回鹘一分为三。甘州回鹘的北亚人种因素被当地的东亚蒙古人种因素不断冲淡,在漫长岁月里发展演变为裕固族,从敦煌壁画回鹘供养人及现在甘南裕固族的形象中,不难看出这部分回鹘是蒙古人种的特征。西迁至高昌的回鹘,与当地的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等逐渐混杂融合,但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的回鹘贵族供养人形象还是蒙古人种的特征。迁到中亚草原的葱岭西回鹘,起先主要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活动,9~12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到中亚的这部分回鹘,与当地民族(地中海东支类型)发生融合,后统治中心迁至塔里木河上游古城喀什噶尔(喀什),并吞并了高昌回鹘。其后随着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新疆地区的回鹘至元代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
   第六章,结语。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对新疆历史上的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四个古国古民族从人种学研究材料出发,研究分析其人种结构,探讨其人种来源及其流变,认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两大人类群体交汇、融合的地区,形成了许多由上述两大人种交融而生的混血族群,使得新疆各民族在遗传结构上带有浓郁的基因多态性、复杂性特点。
[博士论文] 魏东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吉林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做为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重镇,新疆哈密地区自汉代起在中国历史上代不绝书。该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种交流的前沿地带。汉代之前该地区的社会面貌,在古代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需要依靠考古学发现,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逐渐展现于世人面前。
   本文是对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古代人类体质特征的综合研究。在对全新人骨材料进行系统的人种学及相关学科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以往人种学研究成果,初步构建了这一时空框架内该地区古代人类体质特征的形成和演进过程。总结出在该过程中存在着从初期的同化、融合最终走向多元并存的规律。并对哈密地区古代人类人种成分提出了其应属于在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之间“过渡类型”的全新认识。
   全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了哈密地区的地理环境、考古学背景、研究历史和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概况。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理论方法和意义。
   第二章,天山北路墓地人骨研究。从人口学、形态学、人种学、古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对天山北路墓地古代居民的性别年龄、测量与非测量性状、人种归属和健康状况做了全面考察。提出了在天山北路墓地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方面存在共性上的差异,认为这是在人群演进过程中不同来源的人群保留了部分祖先的性状。古代DNA的研究结论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第三章,焉不拉克文化古代居民人种学研究。根据已发表的材料,对焉不拉克文化的焉不拉克墓地、五堡墓地和寒气沟墓地代表的古代人类人种学差异和归属问题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了焉不拉克文化古代居民体质特征不存在明显差异,应将其作为一个人群,其体质特征是一种处于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的观点。
   第四章,拜其尔墓地人骨研究。从人口学、形态学、人种学、古病理学角度对拜其尔墓地古代居民的性别年龄、测量与非测量性状、人种归属和健康状况做了全面考察。
   第五章,黑沟梁墓地人骨研究。从人口学、形态学、人种学、古病理学角度对拜其尔墓地古代居民的性别年龄、测量与非测量性状、人种归属和健康状况做了全面考察。黑沟梁墓地存在两个不同埋葬方式的人群,本文将其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了研究。
   第六章,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体质特征的多元统计分析。按照时间发展序列和地域分布,选择了若干对比组与哈密地区古代人类进行多元统计分析。其结果初步显示,哈密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存在一致性。在体质特征的演进过程中,早期的天山北路文化居民存在共性下的差异,至焉不拉克文化居民,差异逐渐消失,体质特征趋同。发展到公元前后,由于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在该地区交流频繁,人群的迁徙和流动使该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又迈向了多元并存的进程。
   第七章,结语。结合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体质特征的动态演进过程可以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由同化、融合发展到多元并存的历程。天山北路墓地居民,焉不拉克墓地居民和黑沟梁墓地居民分别处于三个阶段的不同时期。提出哈密地区古代居民的来源应是多元化的,其主体来自我国甘青地区。虽然在演进过程中,该地区古代居民不断与周边地区有互动,但在前两个阶段,居民主体构成上没有大的变化。在总结全文研究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哈密地区的古代居民,代表了一种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间“过渡类型”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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