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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丁秋瑾
亚非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朝鲜王朝实录、朝天录和明实录等中外文献为史料,采用历史文献研究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研究朝鲜王朝的请援使臣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使行以及他们在请求明朝援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明朝在慎重地审视朝鲜提出的“请兵”缘由后最终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要因,探析东亚封贡体制下明-朝鲜关系在军事层面上的实质。
  1592年4月,日本把朝鲜作为觊觎明朝的跳板,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一路溃败,国王宣祖奔逃至义州避难。而朝鲜和明朝保持宗藩关系由来已久,在国家危急时刻朝鲜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上国”即明朝的庇护。在壬辰战争爆发初期,多次派遣请援使臣“陈奏倭情”,请求“入辽内附”并请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在“内附”要求遭到明朝的拒绝之后,朝鲜遂专注于“请兵”。朝鲜的请援使以赴北京和辽东请援为两条主线。到北京出使的包括谢恩使申点和圣节使柳梦鼎,特别是奏请使郑昆寿在“请兵”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赴辽东请援的有请援使李德馨、尹根寿和韩应寅等朝鲜重臣。
  朝鲜请援使臣在向明朝提出援助请求时所主张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朝鲜王朝二百年来“事大至诚”,按照宗藩朝贡体制下“事大字下”的原则,“小邦”朝鲜被祸,明朝作为大国理应救援。第二,朝鲜君臣认为:正是为了阻挡日军入侵明朝,拒绝了日本“假道入明”的要求,朝鲜才遭遇倭贼侵略,因而应当得到明朝的援助。第三,朝鲜认为其作为中国的藩篱,国家危亡之际,以一己之力必难以抵挡日军侵略。而假若朝鲜灭亡,明朝就会失去藩篱屏障,面临日本的长驱直入。所以,朝鲜请援“不特为小邦计,实为天朝计也”。总之,明朝援助朝鲜是宗藩朝贡关系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明朝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大体经历了从怀疑朝鲜与日本里应外合,到解除对朝鲜的怀疑,经过朝廷内部激烈的论争,最终决定出兵救援的过程。针对朝鲜提出的“请兵”理由,明朝君臣认可朝鲜“事大”的历史,从大义名分论出发,认为应该出兵救援朝鲜。另一方面,明朝援助朝鲜也是考虑“唇亡齿寒”,在救援朝鲜的同时,有保护本国辽东边境安全的目的。所以,明朝决定派出大军援朝抗倭,取得了平壤大捷,赢得了对明朝和朝鲜极为有利的重大转机。
  朝鲜王朝的请援反映了16世纪东亚宗藩封贡体系下朝贡国对明代中国的信任和依赖,而明朝的出兵则体现了作为“天朝上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壬辰战争期间请援使较之以前的使臣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肩负着拯救国家的使命,其使行尤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字小”之恩,是对东亚封贡体系下明-朝鲜关系本质最好的诠释。
[硕士论文] 庞伟连
世界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236-1241年的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是蒙古帝国史上三次著名西征中的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完成成吉思汗建立世界帝国的遗愿,征服与术赤封地接壤的全部尚未投诚的疆域,包括钦察、阿兰以及俄罗斯等地,掠夺钦察草原及其他定居文明地区的财物,在蒙古帝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中催生的自身强烈的掠夺欲望的刺激下,窝阔台继承汗位后发动第二次西征,在成吉思汗的基础上大大加快扩张的步伐,一路挺进俄罗斯、波兰,打败匈牙利,征服保加尔,扫荡了半个欧洲,把蒙古帝国的对外征服推向高潮。蒙古帝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蒙古帝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中西方世界也产生重要影响。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给欧洲尤其是俄罗斯地区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给所征服地区的人民以沉重灾难,但是他们的征服客观上有利于欧亚国际贸易和交通网络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且后来对俄罗斯地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
  正文分三章,主要论述了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影响。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历史背景。这一部分从蒙古帝国的崛起和欧洲的动荡两个角度,探讨蒙古帝国通过成吉思汗的扩张,帝国疆域不断扩大的演进过程,辩证发展地分析欧洲动荡的表现和原因。
  第二章客观呈现或还原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过程。以1235-1241年的时间为轴详细叙述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过程。此外还着重分析了帝国第二次西征的原因。
  第三章是对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和研究。该部分通过分析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系统客观地评价这一次西征活动。
[硕士论文] 张明华
世界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耳其妇女的解放思潮觉醒于19世纪初期。随着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想要恢复帝国荣耀,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走世俗的现代化道路。其中一些上层人士和精英团体在借鉴与模仿西方模式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妇女阶层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坦志马特时期,改革者就曾通过建立女子学校为妇女争取受教育权,哈米德二世时期,解放思潮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对妇女团体产生影响,至青年土耳其党时期,妇女的世俗权利不仅在教育领域,同时也在法律方面逐渐扩大。虽然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国家仍处于教权控制之下,妇女权利并未彻底实现,但是妇女解放思潮在此时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20世纪初期,凯末尔执政以来,他先后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并且致力于开展解放土耳其妇女运动。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过程中,他针对妇女解放问题采取了四方面的措施:政治方面,废除伊斯兰教奉行的沙里亚法,颁布法典赋予土耳其女性在婚姻、财产、继承、选举与被选举权等方面的权利,使女性作为一个公民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教育方面,普及女性受教育权,创建男女同校制度,提高土耳其妇女思想和教育水平,为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创造条件;经济领域,扩大妇女在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比例,颁布《劳动法》保护妇女的工作时长、时薪不受剥削,使妇女阶层逐渐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生活方面,废除女性佩戴面纱、身穿长袍的旧习,鼓励女性建立属于自己的团体组织,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将妇女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创造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妇女形象。凯末尔通过世俗改革使妇女阶层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的束缚,妇女长期被压抑的精神生活获得解放,她们从家庭的附属品逐渐过渡成为独立的个体。新的土耳其妇女形象造就了崭新的现代生活观念,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树立了新风。
  回顾历史,在共和国初期凯末尔指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但这种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冲突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是中东地区,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硕士论文] 马藤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日本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上升,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迫使日本人向海外迁移。由于墨西哥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成为日本向拉丁美洲移民的重要国家。外务大臣榎本武扬积极鼓励向墨西哥移民,在墨西哥建立了榎本移民地。因计划不周、行动草率,榎本移民计划以失败告终。从1901年起由移民公司承办日本人迁移墨西哥事务,大量日本劳工进入墨西哥北部工矿和大型农场工作。但移民仅将墨西哥作为进入美国的中转站,短期工作后即转移至美国。由于日本移民过多、过快地进入美国,导致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合法性危机,日美两国围绕移民问题进行了交涉,于1908年2月达成了著名的绅士协定,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向美国移民,使得墨西哥对日本移民的吸引力大大下降,赴墨日裔人数骤降。在墨西哥工作的日本移民,由于难以进入美国,开始考虑定居墨西哥,逃离工矿企业的劳工大多经营农园或在城市里充当家佣。1913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北部工矿企业停产,失业现象严重,乱军又洗劫了日本移民经营的农场,许多移民流离失所,或者回国或者逃往南美,日裔数量锐减。部分移民迫于生计,投身于革命,当兵吃饷,移民墨西哥事业步入低潮。
  墨西哥革命结束后,随着政局稳定、经济恢复,不少移民亲属纷纷移居墨西哥,墨西哥日裔数量不断增加,日裔的自营农场和商店持续发展。日本移民在墨西哥低加州地区开始兴建大型农场,并从日本国内招募大量移民,分配土地共同经营。1930年代日裔职业分布发生了变化,在城市中从业的日裔人数明显增加,日裔企业向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伴随家庭数量的增长,移民妻儿人数超过了从业人数,形成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各地日本人联合会纷纷成立并创办日文报刊,成为联系和团结日裔的纽带,形成了稳定的日本移民社会。太平洋战争期间,与其他拉美国家日裔一样,墨西哥日裔也遭遇了迫害,被强制关押,部分财产被没收。直至战争结束,日裔才被解除限制,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硕士论文] 刘源
世界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耳其女权主义的发展是伊斯兰国家女权主义发展中的典范。它涉及土耳其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领域,不能孤立的将其看作是女性自身的发展。一直以来土耳其女权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土耳其女权主义的独特发展。本文尝试以时间脉络为主线,以政治发展为标志,系统分析近现代土耳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女权主义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本文将土耳其女权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奥斯曼帝国末期进行的一系列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进行的改革,这一时期女性并未获得太多权利,但使得女性开始尝试挣脱宗教国家的束缚,培育了土耳其女权主义的萌芽。第二阶段是共和国时期凯末尔推行的一系列世俗化改革措施,在其六项原则的引领下给予女权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第三阶段是50-80年代,政治混乱局面下,伊斯兰复兴给世俗化发展带来变数,受政治影响的女权主义陷入分化。第四阶段是80年代以来较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时期。世俗化与宗教化相互制衡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经过历史洗礼的女权主义者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土耳其女权主义发展进入新的时期。
  土耳其女权主义的发展是国家与社会多方面合力的结果,其中世俗化与宗教化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女权主义发展历程中得到锻炼的女权主义者,开始逐渐脱离对于政府和政治的依赖,独立自主的推动土耳其女权主义的发展,以实现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真正平等。
[硕士论文] 尹文经
世界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苏菲派(Sufism)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一个神秘派别,8世纪时阿拉伯人与印度的交流过程中苏菲派开始进入印度活动,在11世纪时形成印度苏菲派(India Sufi)。印度苏菲派基于中世纪印度的特殊环境形成了一条不同于伊斯兰世界苏菲派发展的道路。印度苏菲派在整个印度历史中没有形成一股能左右印度政局的力量,但在伊斯兰教统治印度期间成为社会思想上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苏菲派宣传的伊斯兰教教义和神秘主义吸引了不少印度教徒的改宗,另一方面也成为缓解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主要力量。印度中世纪的特殊环境使苏菲派能在这片地域内发展,印度的文化反之又影响着印度苏菲派的形成。8-18世纪是印度苏菲派的活动时期,以伊斯兰教徒的身份进行传播宗教思想,结合印度文化发展苏菲教团,契什提教团和苏赫拉瓦迪教团不仅是印度苏菲派的主要教团,也成为整个伊斯兰教派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度近10个世纪的活动使印度苏菲派已经成为印度历史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同时,印度苏菲派的活动在印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也吸引不少的印度民众融入伊斯兰教的宗教体系。
  印度苏菲派从伊斯兰教的神秘派别变成印度独有的宗教教思想派别,无论是苏菲大师们还是印度该宗的穆斯林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印度苏菲派丰富和发展了印度文化,无论在文学、音乐还是绘画艺术上,印度苏菲派将其宗教思想上独特的哲学思维引入到印度文化的体系中,对其进行加工润色,为印度古文明增添一抹靓丽的色彩。
[硕士论文] 陈晓红
世界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英国入侵印度之前,印度处于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这一时期,部分地方省督宣布正式脱离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而独立,为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提供了便利。英国政府利用印度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将印度分为直接统治地区和间接统治地区两部分,间接统治地区被称为“土邦”。土邦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757年,英国殖民者迈出了征服印度的第一步。直到1818年,通过对印度土邦实行军事征服、签订资助条约等手段,英国在印度土邦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由于土邦优势地位的确立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殖民者的扩张欲望,所以他们就更迫切地要求将印度转变为英国的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因此,英国殖民者又采取了兼并土邦的政策。土邦兼并政策的实行严重损害了部分封建土邦王公的利益,致使他们参加甚至担任了印度人民起义的领导者。1857年印度人民大起义使英国殖民者认识到了土邦王公的重要性,英国殖民者又放弃了对土邦的兼并政策,转而走向扶植,并承认印度土邦独立。
  全文将分为四章来论述19世纪英国在印度的土邦政策。第一章阐述英国殖民统治前印度土邦的形成与发展情况;第二章论述了英印土邦政策演变的过程;第三章论述了英印土邦政策演变的特点;第四章阐述了英印土邦政策演变的影响。
[硕士论文] 惠男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试图将清朝和朝鲜早期关系的演进过程置于清初政体建立和转型的语境下思考,透过16-17世纪清、鲜间的通使(elcin)、国书(bithe)和边疆(jase/jecen)之形成过程,讨论长期的行政实践如何塑造国家(gurun)的行政职能。
  本文认为,清朝从建州女真部落统一为女真国(ju(s)en gurun),接着再发展为金国(aisin gurun)和大清国(daicing gurun),其内在性质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投射到清朝和朝鲜的关系上,也应该存在类似变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在写给朝鲜地方监司的书信中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夷王”;建立金国后,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写给朝鲜的国书中自称aisin gurun i han(金国汗);随着大清国的出现,并通过军事手段征服朝鲜后,皇太极在国书中自称为daicing guruni han(大清国汗);清朝入关后,在朝鲜的奏书中,清朝皇帝被称为dulimbai guruni hūwangdi(中国皇帝)。
  以上用语的变化不是单纯的现象,它们代表着国家制度的转型。
  16世纪晚期开始,被卫所制度分割的女真人逐渐形成共同体,并先后向金国、大清国转型,催生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gurun)的意识。
  “国”的意识之一:渴望获得对等的外交。努尔哈赤时代就通使、国书等问题与朝鲜产生的龃龉、交涉,最终为礼部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在从金国转变为大清国的过程中,清朝又重新定位了清、鲜两国关系,礼部成为清朝主要的对朝外交机构,同时还兼有书房、内三院等行政机构的配合。
  “国”的意识之二:边疆意识的形成。本文认为边疆不仅是地理上的区域,也是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不能预设分隔明朝、朝鲜的鸭绿江、图们江也是女真、朝鲜间的边界。“国”的意识越强烈,两国边疆所发生的向化瓦尔喀人口以及互市问题的冲突也就越发密集和重要,这一切变化导致了户部职能的整合和扩张,户部终于成为当时处理朝鲜事务的另一核心机构。
  最终,天聪时期外交和边疆的行政实践塑造了崇德年间户部、礼部并行处理朝鲜事务的格局。本文将以咨文的处理流程说明这种机制的运作方式。
[硕士论文] 蒲亚如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是赵宪以质正官的身份于万历二年(1574年)随圣节使团出使明朝时所作的使行记录。其中,《东还封事》是赵宪作为质正官向朝鲜国王所作的复命报告,其内容包括“先上八条疏”和“拟上十六条疏”两部分。主要介绍了明朝完善的政治制度、礼俗制度以及赵宪对朝鲜国王提出的社会改革建议。《朝天日记》是赵宪以日记体的形式撰写的个人见闻记录,主要记录了其在出使明朝期间的见闻及活动。本文以《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比较两著述中所呈现的不同明朝形象及其所反映的赵宪的改革思想。
  本论文分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以及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三、四章为本论部分。第三部分为结论。
  第二章概述赵宪出使明朝的时代背景及《东还封事》、《朝天日记》的主要内容。分析赵宪出使的时代背景,包括16世纪中后期的朝鲜社会和明朝社会。介绍《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比较分析《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所呈现的不同明朝形象。通过比较两著述中行政制度、官吏选任制度及官吏作风来呈现不同的明朝政治形象,通过比较两著述中国子监师生礼仪风貌来呈现不同的明朝文化礼仪形象。
  第四章论述《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明朝形象存在差异的原因和本质。通过分析赵宪撰写两著述的意图、朝鲜社会思想的发展及对赵宪的影响、赵宪的改革思想三方面来展开论述。
  结论部分主要是综合以上章节内容,总结概括出《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明朝形象的差异,指出朝鲜使臣在这一时期“中华观”的嬗变倾向和赵宪改革的意图。明确赵宪的改革思想与朝鲜社会状况的密切联系。强调赵宪改革思想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陈霖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罗完成统一后在海外贸易方面不断锐意进取,在东亚地区海上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张保皋时期新罗的海外贸易达到顶峰。安史之乱后,唐各地方势力割据。福建地区在地方当权者的鼓励政策支持下,不但未切断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反而借助海上进贡路线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展了广泛的海上交往,从而在东北亚的海上贸易中日渐活跃起来。泉州更是在宋代成为唐宋四大港口之一,与高丽海上贸易更加繁荣。事实上,福建地区早就与新罗有过海上往来,但直到唐、宋时期,才出现频繁的交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经历过唐丽战争后短暂的针锋相对,进入八世纪新罗与唐关系日益恢复往日亲密。和平友好的政治大环境下,新罗与福建地区的经济都步入全面发展。在农业手工业的带动了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这其中包含来自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支持。
  第二部分九世纪新罗与唐代福建地区海上商贸往来。首先,主要阐述连接新罗与福建地区的以福州、泉州为起点,中转登州、明州的海上交通线路和沿线重要港口的兴衰。其次,论述以张保皋为代表新罗商人团体及其海上贸易机构——清海镇;福建地区海商的亚洲贸易网及其独特闽商文化。值得深入发掘的是张保皋所建立起来的黄海海上贸易网与福建商人的亚洲贸易网相连接和重合,将两地贸易有效联合在一起。再次,新罗与福建海上贸易中的物产交流。
  第三部分九世纪新罗与福建的文化往来。首先,主要阐述以著名留学僧为主的两地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其次,两地在建筑方面交流,并对两地佛教典籍交流和遗存的双方僧侣传教、修行的寺庙做详细介绍。
[硕士论文] 姜波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跌若起伏,形成西势东渐的局面。随着晚清走向没落,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逐渐丧失。日本自实施明治维新以来,效仿西方的制度,成为东北亚第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并利用各种手段企图从中国手中夺取东亚主导权。在国际背景出现大变革的形势下,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这是一场以朝鲜旧式军队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一次自发性民众起义。但是,由于当时朝鲜内政混乱以及日本自《江华岛条约》以来的入侵,使得朝鲜社会上下隐藏不少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壬午兵变”的爆发冲击了朝鲜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日本则以此为借口扩大对朝鲜的侵略,并进一步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中国也随之感知到日本的挑战,并为了固化其宗主权开始对朝鲜采取全面干涉。因此,日本对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挑战,以及中国为固化在朝特权所进行的干涉政策,激化了两国在朝鲜的利益冲突,并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壬午兵变”时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表面化的关键期。
[硕士论文] 吉学立
世界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锡克人是印度的一个少数族群,他们拥有自己的宗教,也曾经在旁遮普地区建立过自己的王国。十九世纪中期锡克人被英国人征服,二十世纪初他们开始走上抵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道路。印度独立后,由于中央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长期没有处理好与锡克人的关系,因此,锡克人的对立情绪逐步产生,最终演变为锡克人分离主义运动。文章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析了印度锡克人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论述了英国殖民统治者对锡克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统治政策。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锡克人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显现,因此对立情绪逐步滋生,最终走上了反英道路的历程。正是在长时期的反英斗争中,锡克人开始觉醒。
  第二部分是分析锡克人分离主义的产生及其原因。印度独立前夕,锡克人提出单独建立卡利斯坦国的要求,但未能获得成功。印度独立后,他们争取建立旁遮普语言邦,并要求锡克人进一步扩大自治权,锡克人分离运动产生。由于印度政府难以满足其要求,锡克人走上了对抗中央政府的道路。
  第三部分是锡克人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20世纪80年代,锡克人分离运动进一步发展,他们试图分离旁遮普邦,并向印度中央发起不合作运动,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一时期,锡克人极端势力的兴起,印度政府政策的失误以及阿卡利党内外极端势力进一步联合等因素导致了印度锡克人分离运动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锡克人分离运动逐渐走向衰落。
  第四部分主要是论述印度锡克人分裂主义运动的影响。印度锡克人分离主义运动对旁遮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影响。锡克人分离主义运动加剧了旁遮普的动荡局面,激化了旁遮普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恶化了当地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关系。
[硕士论文] 王华溢
世界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越南战争结束后,美越关系正常化的历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从1975年越南统一到1995年美越建交,美越关系正常化经历了初步接触、关系陷入低谷和重启谈判等三个阶段。该选题将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1975-1995年间美越关系正常化的历程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梳理,并对其间不同时间段美越关系发展的特点和影响性因素进行深入剖析。
  该选题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由来和意义,对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阐释选题的研究方法等。
  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梳理了1975-1978年间美越之间为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初步接触的起因、经过及其结果。基于各自国内需求的考虑,美越两国在1975-1978年间曾尝试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并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但最终因为双方谈判条件分歧过大,以及越南入侵柬埔寨、中美关系的发展等因素制约,未能实现建交。
  第二章主要阐述1979-1989年间美越关系的发展。这10年间,美越关系因为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而陷入低谷,两国间关系的正常化几乎无从谈起。虽然,在里根政府时期双方曾经就战俘/失踪人员问题有过一定的接触,但最终也是无果而终。
  第三章主要论述1990-1995年间美越重启正常化谈判的背景、过程及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美越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适当调整彼此的外交政策,从而使得经过五年谈判的美越两国最终建交,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美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是两国在具体情况下,不断调整自身政策的结果。在美越关系正常化的曲折历程中,美越两国的外交政策又受颇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状况与经济因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硕士论文] 李飞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德里拥有漫长的城市发展历程,这与德里在南亚次大陆上的重要地位息息相关。德里的地位主要是由它在次大陆上的地缘位置决定的。除此之外,德里的地位也得益于其自身有利的建城、防御与生存条件。
  长久以来,德里经历了跌宕的历史命运。从史诗时代,经由拉其普特时代、德里苏丹时代和莫卧儿时代,直至近现代,德里的发展线索从未中断。莫卧儿人在德里的演进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沙加汗皇帝在德里建立了自己的新都——沙加汗阿巴德。这座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布局形态均深刻地体现了伊斯兰思想与印度理念的高度融合。气势恢宏的帝国建筑不仅是莫卧儿帝国财富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深度融合的精美之作。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沙加汗阿巴德无疑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政治结构为整个帝国的政治结构提供了范式,城中一系列的政治仪式不断地巩固并加强着帝国的统治秩序。官统经济和市民经济并存于城市的经济领域,其中官统经济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更是城市乃至帝国经济形态的集中反映。森严的政治体系和宽裕的经济实力共同孕育了帝国的统治文化,“文”与“武”相融合的文化内涵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生动地演绎了繁荣的帝国文化。
[硕士论文] 陈巧莲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公元1340-1565),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建造活动如火如荼。礼仪君主和部族首领都积极投身于神庙的建造和捐赠。因此,神庙在整个帝国兴建起来。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神庙的兴建离不开礼仪君主和地方部族首领的大力支持。此外,这一时期的印度教神庙不仅是作为建筑物存在,还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把这一时期的南印度神庙建筑置于以波顿·斯坦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主张的“断裂国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考察,而这一社会政治背景构成研究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新视角。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的南印度印度教神庙进行阐释:
  第一部分介绍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兴建的历史背景,从而揭示这一时期的“断裂国家”形态以及有限的政治集权。
  第二部分归纳叙述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神庙的基本情况,包括其分布情况、修建过程、布局形态以及装饰艺术,进而揭示神庙布局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其所要创建的空间氛围。
  第三部分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所具有的政治面向进行分析,从“礼仪主权”和“等级体系”两个方面来揭示这一时期印度教神庙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第四部分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所具有的经济面向进行分析,从“银行功能”和“经济收益”两方面揭示这一时期印度教神庙所扮演的经济角色。
  第五部分对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社会文化面向进行分析,从“社会空间”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来揭示这一时期印度教神庙所承担的社会职能。
  本文认为,维查耶纳伽尔帝国时期的印度教神庙不仅是膜拜神灵的宗教场所,它还是这一时期南印度断裂国家的翻版,是某种特殊的国家空间形态,是维护国家统治和国家秩序的有力力量。
[硕士论文] 李坤渊
世界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戴维营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和谈。会议持续了12天,在9月17日埃以双方签订《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由此基本结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将近30年的军事对抗。历史上把本次谈判及其前后埃以为谋求和平的接触称为“戴维营和平进程”。这次和谈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试图说明两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演化是此次谈判成功的最重要内部因素。具体来说,戴维营谈判前后,倾向于和谈而不是军事对抗的埃及民族主义和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谈判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回顾埃及和以色列两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剖析两国民族主义在戴维营和谈中的交锋和妥协,透视1978年两国和谈成功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和谈成功了,但民族主义仍旧持续影响着两国政治的发展和走向。由此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述逻辑。
  在戴维营和平谈判中,美国的斡旋,埃以双方领导人的胆识与智慧固然是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与演变始终是影响埃以关系与和谈进程的重要因素,这一隐性因素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这一因素展开专题论述。回顾戴维营和平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因素,既是对埃以和谈的深层探讨,又对当今探寻阿以与巴以和平停滞不前的症结有重要启迪。民族主义是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它具体的概念纷繁复杂,虽然不是本文论述的核心内容,却是贯穿全文的理论支撑。所以采取了夹叙夹议,不单作论述的写作方式。
[硕士论文] 张艳秋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冲绳战役是日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后一场岛屿争夺战,战争中的战略判断是影响战争结局的关键。本文通过三部分内容阐述冲绳战役中,日美战前准备、战时双方战略措施及影响战略制定的多方因素。
  第一部分,分别梳理战前日美两国的战略计划部属。以美军对日本的态度为视角,揭示美军攻占冲绳的决心,同时阐明日本为应对美军进攻,准备冲绳决战的具体备战计划。第二部分具体分析战争中日美战略制定及演变过程。首先分析美军的“冰山计划”,为确保战争胜利,美军不惜倾注数十万兵力与资源,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轰炸,摧毁日本经济,震慑日军士气。其次分析日本的“天号”与“决号”计划,经过日本军部反复讨论,决定实施“天号”计划与日本特攻队的“菊水”作战计划,以此应对美军的“冰山”计划。在“天号”计划失败后,日军又制定了与美军在本土决战的“决号”计划。但是,由于多方因素,“决号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三部分阐述影响冲绳战争战略的因素。在政治上,拥有至高无上军事指挥权的天皇决定战争是否继续,如何继续;大本营应对时局作出军事调整,成为冲绳战役期间至关重要的战略指挥机构。在经济方面,日本经济逐渐衰退,美国加紧经济封锁,被占领地奋起反抗,导致日本战略物资紧缺。同时与美国相对比,巨大的经济落差已经注定日本无法取胜。最后在外交方面,与中国的外交迟迟没有进展,苏联又停止续约,并拒绝调停日美战争,给日本造成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
  在分析日军冲绳战役战略时,必须联系美国当时的对日政策及美军对日作战战略。相比之下,日军不仅在经济上严重落后于美国,在武器装备上不如美军精锐,战略上也不能取得任何优势,结局必然是失败的。
[硕士论文] 刘观林
世界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越南战争期间,为了从源头上打击北越向南方“渗透”的交通线,美国约翰逊政府在北越领空发动了代号为“滚雷”的大轰炸,美军出动上万架次军机与中苏防空力量援助下的北越军民展开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斗争。不少美军飞机被击落,以飞行员为主的美军战俘问题由此产生。
  面对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北越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可谓一曲三折。初期,由于美军战俘较少,北越对待战俘的态度并不明朗,对战俘的管理也比较宽松。中期,由于轰炸行动的增多,美军飞行员战俘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北越政府开始有目的地利用战俘来制造国际舆论,对战俘的管制也日趋严格,审问、洗脑、拷打成为家常便饭,被俘飞行员的生存条件变得十分恶劣。直到后期随着美越谈判的进行,北越对美军战俘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从美军战俘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被俘后普遍经历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煎熬过程。先是被迫接受变成北越战俘的事实,然后慢慢适应战俘营的陌生环境。面对北越当局的严刑拷打,他们依据美军行为准则做出了自己的有限抵抗。随着被俘难友的增多,他们逐渐建立起一套矩阵代码通信系统,这不仅让战俘们不再孤单无援,也让他们能够对战俘营管理者发出集体的声音。除了战俘营内的抗争,也有个别美军战俘选择逃跑,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并无一例成功。
  面对越来越多的美军飞行员被俘,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复杂的。为了不在国际舆论上被抓住把柄,美国一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直到北越政府强迫美军战俘游街示众,美国政府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为战俘的待遇多方奔走。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政府迅速展开了战俘的营救工作。从北越接收战俘到护送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每一道程序严密而不失人性化,给战俘回国后的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硕士论文] 李英华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上的中国是与韩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韩国的兴亡是近代中国从传统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化的主要参照物,而韩国又受到传统华夷秩序的影响,将自身的命运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韩国人的中国观对韩国近代的思想演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韩帝国时期,东亚政局动荡不安,东西方思想冲突不断,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丰富且多样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内涵又通过韩国人的中国观得以展示体现。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打破了东亚三国的和平局势,韩国为了保全国家,大力推行东亚和平政策,并认为中国作为“和平东亚中的一员”应联手韩国一同抵抗日本侵略,呈现出以东洋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当西方文明传入东方,东西方思想冲突愈演愈烈,韩国开始试图脱离过去的“小中华”思想,认为中国是文明开化的落伍者,在排斥中国文化之余弘扬自身传统文化的绝对优秀,展现了以国粹主义内涵为基准的民族主义。然而这种排斥也不能完全将中国观确定为是否定态度。大韩帝国末期,国家局势岌岌可危、内忧外患。渴望安邦定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邻邦清国的新政上,并将此当做自身救国的“参照物”,力图通过取其精华来改变自身的命运,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
  1904年,在大韩帝国末期创办的新闻报纸《大韩每日申报》作为伴随大韩帝国终结的思想媒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了特定的国家局面。它以“爱国”的角度大力追求民族主义,大胆阐明自身观点,其内容和思想也普遍被当时的韩国社会接受和默认。可以说,《大韩每日申报》透视了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进。另外,《大韩每日申报》的所有权归属于英国记者裴说(Ernest Thomas Bethel)的有利条件,不仅规避了日本的新闻检查,而且还创造了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使得其发行量在当时韩国社会居于首位。因此,可以将它看作是客观反应大韩帝国末期韩国社会思潮及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认知的最具权威代表和最有说服力的媒介之一。
  基于此观点,本文主要以《大韩每日申报》为中心,通过探究其体现的涉华言论,分析当时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全面考察大韩帝国末期,韩国社会的民族主义。
[硕士论文] 马红艳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后,“不法朝鲜人暴动”的流言扩散,为防止“不法之徒”趁震灾暴动,日本政府颁布“戒严令”,警戒、逮捕朝鲜人,部分居住于日本的中国人在地震混乱中遭到虐杀。本文通过三部分内容阐述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分析虐杀背后的原因。
  第一部分叙述虐杀中国人事件发生前日本社会情况及中国工人为何大量来到日本,并通过政府颁布的命令,分析中国人如何卷入虐杀事件中,以具有代表性的“大岛町事件”与“王希天事件”为主,整理虐杀中国人的经过及虐杀事件在华工回国后被披露。
  第二部分通过阐述中国、日本政府对虐杀事件采取的措施,结合两国国际地位,当时国情,分析采取各项措施的原因。中国民众虽然对虐杀事件非常愤怒,但由于中国当时国际地位低下,并在政治、军事上依赖于日本,中国政府并未深究虐杀中国人事件。而日本方面,部分日本民众积极帮助中国寻找虐杀证据,日本政府因考虑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采取隐瞒政策,拒不承认杀害中国人的行为。
  第三部分评价虐杀中国人事件,首先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看法分析虐杀中国人事件的心理、情感原因。自近代以来,曾位于“华夷秩序”中心的中国受到列强多次侵略。面对软弱的中国,日本迅速“脱亚入欧”,并从情感上鄙夷中国,对中国民众更带有蔑视情绪。情感因素成为导致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的原因之一。另外,日本政府屡次怂恿、支持虐杀行为。“大岛町事件”与“王希天事件”均有日本军队、警察参与其中。民众在军队及警察的示范作用及集团主义心理的引导下,更加无所顾忌地残害中国人。最后,虐杀中国人事件成为日本日后侵略中国的提前演练,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关东大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误杀事件,这其中包含着两国国际地位及两国民众心理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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