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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陆少美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分散性宗教,是中国农村家庭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完成了有关于生、婚、祭、丧的各种宗教仪式,当我们思考农村民间信仰世代发展存续的背后逻辑时,不难发觉家庭代际传递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来自“非制度化”家庭的“耳濡目染”可能正是民间信仰得以传承不替的本质根源。关注民间信仰代际传递问题,有助于把握农村民间信仰空间的再造路径,对于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婚姻礼仪程序、内容的普遍设置及其背后理念、意涵的理解和体悟,本研究勾勒出当前农村地区包含祭祀、禁忌、辟邪和巫术四种类型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借此透视民间信仰发展存续的微观基础,主要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
  (1)在农村家庭,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均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子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具而言之,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两种路径:一是相同信仰维度的代际传递,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均能够直接预测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相应维度;二是不同信仰维度的代际传递,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信念能够直接预测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和仪式参与,而父母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知识和仪式参与并不能直接预测子女的其他信仰维度。因此,那些具有较高婚姻礼仪民间信仰虔诚度的父母更能够发挥对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全面形塑作用。
  (2)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的代际传递过程受到亲子关系以及子女择偶态度和职业状况的影响,而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较为稳定,父母对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仪式参与的影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中国农村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礼仪民间信仰的仪式参与保有极大的控制权,积极参与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家庭成员应尽的宗教责任与义务。
  (3)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受到性别的调节影响。首先,在父母信仰知识影响子女信仰知识以及父母信仰信念影响子女信仰信念的代际传递路径上,父亲比母亲发挥了更大作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并没有削弱父亲在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代际传递上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社会,父亲作为男性所负担的祭祀等家族宗教责任及其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仍可能强化子女对其信仰知识的学习以及信仰信念的内化。其次,在父母信仰知识影响子女信仰信念以及父母仪式参与影响子女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路径上,父母对女儿的影响要大于对儿子的影响。这与婚姻礼仪的特殊性质不无关系,在婚姻礼仪中,相较于新郎,新娘始终处于仪式中心,被认为是富有威力并具有潜在危险的角色,不得不接受别人施之于其身的种种限制和仪式化的行为。
  综上所述,家庭可以看作是民间信仰代际传递所依赖的“非制度化”机构,是民间信仰存续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
[硕士论文] 伊金龙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婚嫁习俗,是反映民间生活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社会发展的缩影,它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它不仅反映出某一阶段或某一时期的历史、时代精神,也展示出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民间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胶东地区婚嫁习俗作为中国婚嫁习俗的一部分,既包含了当地的民间美术、饮食、服饰、生活习惯、哲学、价值观念等因素,又体现出其独具地域色彩的婚嫁文化,因此具有重要的民俗研究价值。胶东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淳厚的风土人情,其婚嫁仪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不断沉淀,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写了胶东地区婚嫁仪式及其象征意义。第二章主要写了胶东婚嫁仪式有哪些功能,在当地乡民的生活婚嫁仪式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第三章则是对胶东婚嫁仪式的特点的描写,主要写了隆重的婚嫁仪式、厚重的祖先崇拜和浓浓的人情味等特质。第四章则写了胶东婚嫁仪式在当下的变迁,并分析了婚嫁仪式变迁的原因。
[硕士论文] 杨梅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淮阳地区的太昊陵庙会,是指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城北的太昊陵进行的围绕着祭祀太昊伏羲为核心内容而形成的大型集会活动。庙会的会期固定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会期时间长达一个月,所以当地百姓也将太昊陵庙会称之为“二月会”。它是河南东部地区举行的规模较大的庙会,在当地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庙会一直是中国传统民间活动中极具文化内涵和民俗意义的形式之一,并且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体现出时代的色彩。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热度不断高升,研究淮阳地区的太昊陵庙会文化,探讨淮阳太昊陵庙会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首先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梳理了相关课题的研究状况并对田野点淮阳县的概况做了介绍。第一章介绍了太昊陵的形成缘由和概况,以及太昊陵庙会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为当代太昊陵庙会的形成背景做了简述。第二章介绍了太昊陵庙会的基本活动内容,将太昊陵庙会的主要活动内容分为祭祀活动、经济活动和娱乐活动三大类来介绍。在第三章,主要针对太昊陵庙会在传承和发展中的稳定性及变异性做出分析,旨在通过了解淮阳太昊陵庙会的传承变异的因素和方式来分析如何更好的传承发展太昊陵庙会。第四章,通过分析太昊陵庙会的价值即对其保护的意义,进而探讨如何面对当前太昊陵庙会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保护发展太昊陵庙会,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的文化传承意识,珍视这一宝贵的传统民俗文化,在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让它更好的发展,这对于丰富现代城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何晶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快速发展与变迁,农村社会很多原有的社会形态在随着改变和瓦解,比如,原来相对稳定的农村村落共同体正在遭受破坏,相对偏远的农村村落共同体也同样受到瓦解的威胁。本文选取的田野调查对象为笔者家乡赣南地区多姓氏的沿冈村,一个融合新客、老客家以及畲族的村落。外面社会的迅速变迁也影响了偏远的沿冈村的各个方面,利益至上的拜金观念和攀比风气助长,同时村落还出现了农民工、学生群体、迁移市区群体和留守农村的老人儿童的分类群体;国家对于农村的各种政策的也在实施过程中改变着原来的沿冈村,政策下村落基础条件的改善使得很多矛盾消失,同时各小组或者姓氏族群为了争夺国家政策利益而产生新的矛盾;村内各个氏族小组的历史矛盾冲突,常年累积并且也随着沿冈村的变换而变化。这些都是瓦解村落公共体的重要因素。本文拟以区域宗教——赣南沿冈村许真君信仰为主线,研究村落的祭祀圈以及祭祀圈下的各项具体活动给村民带来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共同价值观,结合当地族群状况、政治与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明许真君祭祀圈对沿冈村村落共同体的融合作用。
[硕士论文] 余义泽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一节日有很多的纪念活动,比如吃粽子、赛龙舟、赏灯会、猜灯谜等。端午节的具体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根据调查可知,在中国古代的南方吴越民族,端午节就是用来举行图腾祭的节日。但还有一种说法,经过长时间的变化,纪念屈原成为了最主要的端午节起源之说,端午节就是以纪念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江陵端午祭则是在韩国的江原道江陵地区举行,一般举行时间是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主要内容是以祭祀活动为主,主要的祭祀活动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大关岭山神祭,二是国师城隍祭,三是国师女城隍神祭奠。在韩国,当前形式最完善,参与人数最多的民俗活动就是端午祭,其应该归类于乡土神祭,整个祭奠过程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祭仪,二是演戏,三是游艺。它来源于古朝鲜时期人类对各类神仙的祭拜行为,后来受到中国传播而来的端午节气的影响,在韩国也有了端午祭。
  针对这一节日的探究,中国和韩国专家均有专家对其进行研究,但大部分侧重于对其起源的分析,探究其价值,而针对两国这一节日的异同点进行的研究比较罕见。人尽皆知,端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然而在2005年的时候,韩国将其端午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递交了申请,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导致中国和韩国针对端午这一节日的源头发生了争端。在此基础上,在归纳两国专家针对端午祭的源头、习俗、状况乃至特殊的风格的探究材料后,笔者联系湖北秭归这一节日的习俗,通过调研、访谈等模式展开调研,搜集本地端午祭相关的内容并作出解释,为的就是将两国节日之间的区别给予解析,思索中国在民俗文化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层面存在的问题,摸索出中韩双方在民俗文化方面应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沟通。
[硕士论文] 关维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俗文化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变迁并不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彻底消失,而是与现代因素相互融合和文化重构的过程。虽然民俗文化的变迁不可避免,但却是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得到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去主动适应现代性的文化变迁,才能使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本文以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根据拉林镇京旗满族移民当地的特殊历史和其民俗文化本身的特性,采取文献资料研究与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此来深入了解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并把握拉林镇京旗满族文化的变迁。研究过程中,本文运用文化变迁理论,针对拉林镇京旗满族在几个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民俗文化特点,一步步解读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变迁的动因,并针对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特点,给出自己对于如何保护和传承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的建议。本文从经济发展、政策影响、媒体导向等方面揭示了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变迁的原因,以及从政府到民俗主体本身两部分来给出自己对于保护和传承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的建议。
  通过对拉林镇京旗满族民俗文化变迁的深入研究,认识到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的变革民俗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要适应时代的变迁,积极加强自我调适,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才能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命活力。引导民俗文化良性变迁,对于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崔昕
新闻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较为庞大的一个族体,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部。料甸镇是哈尔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满族村落聚集地,有着独特的民俗背景和丰富的乡村历史。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特性的体现,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大量流失并逐渐边缘化,单一、被动的传播模式阻碍了其民族文化的发展。
  本文以料甸镇为例,结合传播学、民俗学及少部分旅游学理论知识,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对满族民俗文化传播状况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策略。本篇论文旨在传承与弘扬满族文化,为当地民俗文化传播提供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料甸美丽乡村建设,完善当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硕士论文] 刘强
人文地理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传统节庆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但传统节庆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正经历严峻挑战,这一严峻的现实要求传统节庆的复兴和节庆文化空间的重构。传统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重要素材。传统节庆不同实践群体之间地方认同特征的差异性,传统节庆的地方性对文化群体地方认同建构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以西安都城隍庙会为传统节庆案例,研究不同文化群体地方认同的差异性,以及地方认同建构的影响因子和作用机制。有助于丰富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认同理论研究,对节庆地方认同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有所补充;同时可为传统节庆活动的开展和重构,构建内涵丰富、氛围和谐的节庆文化空间,甚至促进城市软实力提升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通过“知网”和“Elsevier”(爱思唯尔)两大数据库分别进行中英文文献检索,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内外研究综述。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定量研究数据,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收集定性研究数据。问卷由三部分组成:被调查者逛庙会的行为特征及其对庙会地方性特征的认知情况;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调查地方认同特征;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定性研究数据是对定量数据的必要补充,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庙会总体情况感知;访谈对象自身参与庙会的情况;访谈对象对庙会的情感偏好。⑵运用SPSS20.0对问卷数据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计、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非参数检验。运用频数统计和描述性统计获取样本总体情况。运用 Alpha 信度系数法检验数据信度,KMO值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两种方法检验数据的结构效度。因子分析法用于验证地方认同的三个维度: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向认同。非参数检验用于检验不同群体地方认同特征的差异性。⑶相关性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探究地方认同建构的影响因子,在此基础上对参与式观察、访谈记录和网络文本进行文本分析,探究上述影响因子对地方认同建构的作用机制。⑷研究发现:传统节庆从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维度对地方认同建构产生积极作用;不同文化群体因传统节庆而建构的地方认同存在差异性;传统节庆地方性的变迁影响地方认同建构;身份影响传统节庆参与群体的地方认同建构;信仰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传统节庆强化地方认同建构的重要因子;适宜适度的官方在场有助于传统节庆实践者的地方认同建构;认知水平和年龄结构影响传统节庆实践者的地方认同建构。⑸基于以上结论对传统节庆的发展提出三条建议:继续发挥民间渠道和官方渠道的互补性;坚持传承中发展,发展中保护,传统文化与新科技手段相结合;坚持适宜适度的官方在场。
[硕士论文] 李先坤
中国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说春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民俗活动之一。其最初的主要作用为劝农课桑、指导农事,同时“春贴”也兼具着统一时令的作用,对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各种思潮的不断冲击,其历史作用逐渐被取代,说春成为民间文化现象,昔日春官沦为民间游方艺人并日渐稀少,濒临传承断链的危机。
  石阡说春是一项兼具地域性、音乐性、教育性、科学性、宗教性等于一体的独特习俗,既是中华农耕文明在石阡这片土地上演绎发展的活态史诗,也是夜郎故地石阡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深深印记;既是历代帝王重视课农兴桑的影子,也是石阡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石阡说春由于其独特性加之石阡文化学者的不解努力率先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阡说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整个石阡地区历史社会发展和石阡人民价值取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指导农事、劝农科桑为石阡人民的社会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引导石阡人民的价值取向的发展,说春的春词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然规律、重工轻道为最好的例证;最后,丰富了石阡地区人民的文娱生活,其及具趣味性和音乐性的说唱形式给当地人民的文娱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通过对石阡说春的全面梳理,对其价值取向、文化内涵深刻思考,针对其目前濒危的现状深入调查,并提出相应的保护、补救措施,响应当今党和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号召,把保护文化遗产落实到实践中来。
[硕士论文] 马华明
闽南民俗文化与民间文艺 闽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闽南民间武术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社会的变迁,闽南民间武术已从最初的一项攻防技击发展成融合技击术、体育运动和民俗活动为一体的民俗事象。改变传统的体育学研究方法,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科际整合的视角着眼,并综合运用历史文献法、田野调查法等多种方法对闽南民间武术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
  闽南地区“负山滨海”的地理环境、北方军人的骁勇与南方土著的剽悍的有机融合、明清以来闽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倭患、明郑与清廷的抗战以及明清时期闽南村社与宗族间械斗的频发对社会秩序产生的破坏以及明清以来闽南民间信仰与武馆共同发展而形成的“武庙结合”的文化传统,皆共同促使闽南习武民风的盛行。闽南民间武术由此而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习武人数众多、骁勇之名远扬,拳种类别繁多、门派技法交融以及对外传播广泛、两岸交流密切这三大特征。而在闽南民间武术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变迁,闽南民间武术也产生了流变,其性质已由最初的一项技击术转变为具有民间体育和民俗活动的双重性质而同步发展,其功能从由以攻防格斗为主导转变为以身心锻炼和娱乐调节为主导,并由此而产生了历史价值、科研价值、民俗价值与经济价值。
  此外,闽南民间武术的传承方式也由最初的家传与师承转变为如今的家传、师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由于传统的闽南武馆多依附庙宇而建,闽南民间武术与闽南民间信仰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闽南民间武术文化与寺庙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共生”关系。
  通过对漳州市芗城区教子桥社武术馆与镇安庙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可以挖掘出蕴藏于闽南民间武术之中的民俗意涵,并进一步揭示这种“文化共生”关系,进而针对当前闽南民间武术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文化生态保护的视域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由此,综合构成了闽南民间武术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今后闽南民间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路。
[硕士论文] 李楠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婚书是传统男女家庭缔结婚姻关系的文字凭证。古代的历朝政府并不通过统一的程序和强制的手段规定民间的婚姻行为,男女定婚依靠的是媒妁和双方父母的牵引联络,这是在六礼的指引下步步进行的繁杂过程,而婚书便是因六礼而生并为法律服务的契约文书的存在。
  民国所存在的社会秩序是清王朝的延续,只不过在过去的历代王朝更迭之后,社会秩序依然可以维持原则上的静止状态,而民国的社会秩序在强烈的社会动荡和思想变革的前提下产生了诸多的形态变化,那么在此请境之下的、作为上层思想变革反映模式之一的法律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不变?民间社会对此又做出何种反映?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婚书进行细致剖析,也需要对婚姻法的内容和司法实践加以辅助观察。
  利用婚书、法律、习俗三者相结合的独特研究模式并将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缩小至民国山西地区,可以使研究的成果更加具体化而符合实际。第一章,透过延绵千年的礼制文化,总结婚书沿革的规律,观察古代婚书所反映出来传统婚姻的若干原则,这是研究民国时期社会秩序变革幅度的主要标准。第二章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包括初婚婚书、再婚婚书、童养媳婚书和入赘婚书等被官方认可的合法婚书当中,探索此类婚书的内涵并从中观察民国山西婚姻状况的实际面貌,揣摩国家法律对不同婚姻模式的态度与容忍底线。第三章透过国家法律所禁止的非法的典卖妻女婚书,从女性权利的角度窥察国家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和实际裁决的原则变化,并通过对典卖妻女的原因分析中,理解民国山西屡屡发生此类犯罪行为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第四章比较国共两党所进行的婚姻改革中法典与宣传执行手法的异同以及实践的效果,以此对山西在整个民国时期的社会性质做更加深刻的、整体的判断和揭示。
  通过对民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婚姻实际情况所进行的步步为营的研究,在所反映的结果当中,可以看出山西社会对传统封建婚俗的巨大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使之与政府所制定的新的法律所做的种种努力发生了或小或大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的幅度差异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习惯法对山西社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律,生存伦理成为民众选择不同婚姻形式的根源,国共政府虽然在成文法的原则上确立了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原则,但是新的制度和原则在全国的推行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使得在民国中后期的山西民间社会,传统的婚姻观念依旧占据了主流。
  民国相长的一段时间里,实际的司法判断标准一直在延续使用晚清改革后的律文,司法的判断原则依然在维护“国权”之上,保护私权的准则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它试图改变传统社会秩序的理想和民间自成体系并根深蒂固的现实出现巨大的鸿沟。放眼整个民国期间的山西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木,或许在不断填料中动摇上升,但社会秩序的偏向始终在倾向于传统这边。
[硕士论文] 王骏光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嘉靖年间,受“大礼议”中孔庙祀典更定,以及其后议礼风气的影响,地方官员于太原河汾书院内创建三贤祠,奉祀王通、司马光、薛碹三人。万历初年,张居正禁毁书院,祠遂废。万历二十一年,魏允贞出任山西巡抚,复书院而称“祠”,避前首辅张居正的禁毁令。魏氏早年政治生涯以“反张”为特点,建祠实乃张居正政治延长线上的事件,折射出中央与地方间的对立。
  在晚明时期背古趋新的思想状况下,三立祠所承载的圣贤论述,指向古代文化中质朴无华的部分,与阳明心学“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形成反差。魏允贞激于阳明思潮的漫延,而思有所救正,身处明代中后期向“闻见之知”复归的思想趋向下,创建三立祠,试图以“三代之治”为理想,对政治与思想场域的秩序加以重整,重生的三立书院学风趋向严格化。天启初年,文翔凤改建文中子祠,“创明河汾之教”,崇祯九年,吴甡、袁继咸裁定祠祀,复改文中子祠为三立祠,同时辑传立论,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甲申之年,学宗阳明的蔡懋德自缢于三立祠,以身殉城。明末时期三立祠文化理想的几经流变,折射出儒家精英身处乱世时的焦急与挫败感。
  历经明清鼎革,顺治年间,巡抚白如梅“升奥室为高阁”,易址重建三立祠。康熙二十一年,提学刘梅厘定祀典,上准明制,奠定两代之典。康熙年间,名儒范鄗鼎提议于成龙从祀三立祠,并提出以是否符合“公论”作为判断人物能否从祀的标准,三立祠的清代典制由此确立,三立祠开启乡贤祠化进程。迄康熙末年,三立祠祀典更定,除去明清转接时期之特例,标准主要参照学术、事功二项。论事功,则推崇立朝名臣,或以理学名,或以经世名;论学术,则以程朱为尊,国无异学,发展趋向是体制内化。乾嘉时期,考据学势力带来学术版图分裂,影响到三立祠祀典的更定,嘉庆年间增祀者,有三人同属考据学阵营。嘉道间诗人崔旭曾以委婉批评的方式,将其文化形象以“公评”一词加以定位,指出三立祠未能承载“闾巷之声”。三立祠在晚明与清代的历史命运,揭示了地方性祠祀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问题。
[硕士论文] 苏婷婷
传播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而民俗和民俗文化的传播正是要关注的重点,山西省洪洞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各种文化习俗丰富多彩,“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习俗是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之一。本文试图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出发,以传播仪式观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本、文献分析,对山西洪洞“走亲”习俗的人物角色、时空场域、视听符号元素的呈现和表征进行探索,挖掘真正的意义生产,来解读整个文化共同体背后的建构和维系。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以“走亲”习俗为中心,第一个主要部分是对相关地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阐述,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理解传播、仪式和符号以及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解读;第二个主要部分是对人物角色、时空场域、视听符号元素的具体表现方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下的意义表征,人物角色主要从形象的表达入手,来揭示更深层次的信仰文化内涵,时空场域强调时间和空间的选择的合理性,视听元素是仪式过程中使用的物品的意义说明;第三个主要部分,就是根据之前的分析,来解释“走亲”习俗的传播到底建构了起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群体,维系了怎样的社会秩序。山西洪洞走亲习俗通过符号的呈现和表征,强调的是人们在行为过程中相互交流、传达符号元素、享受意义、进行共同分享,是有团结民众、地域血缘认同、继承传统美德的意义的,是一种有地域性特色的理解社会现实的方式。
[硕士论文] 候峰峰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古代名将生前名声显赫,死后列入国家祀典,并在民间逐渐神灵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唐代开国元勋、被称为有唐“武功第一”的卫国公李靖正是其中的典型之一。历来研究皆瞩目于李靖与托塔天王的关系以及李靖在唐人小说中的形象问题,而对李靖作为民间信仰神灵的一面少有涉及,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李靖曾经南征北战,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山西的许多地方都有李靖的祠庙和传说,其中尤其以晋东南地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这或许与太行山区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和李靖曾“代龙行雨”的传说有关。
  而在晋东南,围绕着李靖信仰形成了两个祭祀中心,一个是长治市潞城县的神头岭,一个是晋城市泽州县的晋普山。潞城县神头岭的李靖祠庙历来为国家政权所关注,曾在宋、金、元时期得到国家敕封或重修,祠庙名称也带有国家色彩,一般称为灵显王庙、灵泽王庙或大王庙,因此扩散较快,传播较广泛,其周围的襄垣、长治、平顺、壶关、黎城等地都或多或少有所分布。泽州县晋普山的李靖祠庙民间色彩更重一些,没有证据表明其曾得到过国家的正式册封,因此传播速度慢,扩散范围小,仅在山麓周围的村庄中较为集中地分布。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正是位于泽州县晋普山的李靖祠庙,通过正史、方志、碑刻、传说等一系列资料的梳理,勾勒出了一条李靖祠庙在泽州县晋普山周围从无到有,从疏到密,从宋金元时期的无人问津到明清时期的祭祀活动蔚为大观的线索,其中所展现的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之一角和村庄间的权力争夺,本文也略有涉及。
[硕士论文] 吉思敬
传播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盘子会”是山西柳林县民众在元宵节、填仓节期间围绕“盘子”举行的一系列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盘子”是当地技艺高超的工匠们仿造古代庙宇,加工木材,并赋以雕刻、绘画图案、面塑供品、书法对联、彩灯挂饰而建造成的阁楼式建筑,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本篇论文通过运用文献法、个案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等一系列研究方法,以探究“盘子会”的起源、发展历程、传播机制及其他相关内容,并将之与具体情境相勾连,探讨其与山西柳林县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历史环境及百姓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作为仪式传播活动的“盘子会”所呈现的特征。
  第一,对“盘子”及“盘子会”的组成要素、仪式过程进行界定、概述。
  第二,调查研究“盘子”及“盘子会”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从纵向的角度分析作为民俗事项的“盘子会”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从横向的角度分析“盘子会”的传播机制,探讨“盘子会”的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传播功能的意义建构、变迁及其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
  第四,分析“盘子会”传播活动的特点、仪式消解的表现、原因及重构对策等。
  第五,总结研究结果,提出既要保护“盘子会”文化的物质层面,又要重构其精神信仰。
  相较于目前有关“传播习俗”的研究成果,本文力求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皆有所创新和突破。
  首先,本文在内容方面追求以下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由于当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为描述性质,缺乏一定的理论分析,因此,本文旨在从传播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角度探究“盘子会”这一传播习俗与社会、民众互动的过程,加强学理性分析。其二,本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为“盘子会”民俗事项与当地社会环境的关系,并且由此思考如何保护“盘子会”文化的物质层面,如何重构其精神信仰。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追求以下突破。在对被研究者进行观察、访谈的过程中,尽力保持“双重身份”,既可以与被研究者进行顺利地沟通,了解其意义建构和思维过程,又适当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不失研究所需要的距离感和对被研究者意义表达的敏感度。
[硕士论文] 李嘉豪
人类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龙舟活动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瑰宝,其普及性非常之高,在不同地区因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地理环境等而有着各自的特色。尽管龙舟赛在全国乃至全球多地普遍存在,但浦市龙舟赛作为浦市龙舟节中的主题仍然在比赛环境、比赛规则、挑战难度等各个方面都极具自身的特色。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浦市龙舟节兼顾参与成本高与参与度高这两点特色,这两点特色往往是一对矛盾,过高的参与成本通常会抑制参与度,而浦市人却不管参与成本多高也要参与龙舟节,可见,浦市龙舟节对浦市人而言并非一项简单的体育活动,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
  本文通过参与观察法、访谈法、文献资料法对浦市龙舟节展开定性研究。主要对2015年和2016年两届浦市龙舟节进行了参与观察,以此获取赛事的环境、规则等“江面之上”的相关信息。并在龙舟节以外的时间多次前往田野点,对当地古镇管理委员会、水文站及各个村子的民众等进行访谈以进一步获取“江面以外”的相关信息,并对浦市龙舟节的社会功能进行分析,从中提炼出能推动浦市人参与到这项活动中去的相关社会功能,并配以文献资料法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以“经济人”与“龙舟人”这对浦市人身上的双重角色之间的关系去探讨浦市人为何会有“反经济人”的行为,从而揭示浦市龙舟节的实质,以进一步分析龙舟节对于浦市人的意义所在。
  本文研究发现,浦市龙舟节所具备的自我实现、社会联结和拉动消费这些社会功能就像“无形之手”一般推动着浦市人参与到龙舟节中去,而进一步推动和决定浦市人参与深度的原因,与浦市龙舟节的“斗”这个精神内核息息相关,换言之,浦市人需要一个可以博弈的舞台,去展现本村的综合实力,而浦市龙舟节则是结合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特殊地域而存在的一种适合的载体。
[硕士论文] 孔文丽
民俗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曲阜市陵南村的“撒馍馍”习俗是旧时围绕防治天花接种牛痘而展开的育儿祛病习俗,本论文试图以曲阜的“撒馍馍”习俗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法与历史文献法探究该习俗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民众对育儿的观念与诉求、对疾病的认知与实践;并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关于仪式的理论研究范式,探究此习俗中仪式的呈现与含义、如何通过仪式建构与传承地方文化,以及当下习俗仪式的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变迁。
  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
  在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田野地点陵南村民的生存境况、信仰世界及其关于疾病的认知与实践。陵南村所在陵城镇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西南,历史悠久,交通便利。村内实行土地流转政策,大多村民以务农和打工为生计。村内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算高,成家立业都比较早。村落的传统节日过得比较全,不过并不很隆重。村民对神灵比较疏离,但是普遍相信能看吓子的麻麻。在人生礼仪方面,村民重生护生,关于儿童的习俗活动比较多,
  在第二章,描述介绍了“撒馍馍”习俗的环节过程与仪式活动。三十多年前儿童普遍要“种花花”(种牛痘),一般是农历二月进行。种痘后会发出来并出疹子,后面痘包成熟脱落便留下疙疤。到四月里亲戚家都会带烧饼等食物来看望,是为“掉疙疤”。到了六月初一这天则要送“痘疹娘娘”,头一天挂红子,上午焚香上供,中午面向邻居撒馍馍,之后将牌位、红子一起烧掉,称焚红子。送娘娘是对痘疹娘娘护佑儿童健康成长的酬谢与还愿。
  在第三章,追溯了撒馍馍习俗的缘起与流变。通过查阅文献,得知撒馍馍习俗源于历史上天花肆虐、人们研制出牛痘来防治天花的事件。对此民间发展出瘟神信仰与痘神信仰,由于天花多感染儿童,孩子又是一个家庭的重心,便形成了“痘疹娘娘”崇拜。此外,六月初一撒馍馍也与中国民间对疾病的认知与岁时防疫习俗有关,到了清朝后期,更是出现“年中度岁”的说法。这些都可看作撒馍馍习俗形成与流变的重要因素。
  在第四章,从民俗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分析撤馍馍习俗背后的深层内涵。撒馍馍习俗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与厚重的生命意识,人们通过信仰仪式表达他们爱生护生、求吉禳灾的诉求。其中女神信仰反映了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撒馍馍习俗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事物,反映了地方民众的知识传统与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生礼仪,撒馍馍习俗是过渡仪式,标志着儿童通过了人生的一道坎,终于脱离了疾病的威胁,得以健康平安长大。
  虽然早在三十年前天花就已被消灭,社会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撒馍馍习俗依然得到蓬勃生存,是因为生存与生活的主题未变,传统习俗依然在以特别的方式表达着民众的精神诉求。此外,它们也在人们的社区生活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由此我们应以理性、平等的态度去看待传统习俗,由此理解民众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硕士论文] 杨鸿
中国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间交流形成了多民族的文化。石棺葬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墓葬形式,因分布的区域不同,其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也不尽相同。在文明加速和文化变迁的进程中,多数文化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贵州苗族仍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继续传承石棺为葬具的习俗。独特的苗族石棺葬是贵州喀斯特地貌孕育下的产物,在这样环境的孕育之下,苗族石棺葬呈现出民族性、地域性和独特性。苗族石棺葬不仅是苗族先民精神寄托与宗教信仰的体现,而且是其文化传承的标识和族群认同之所在。难能可贵的是,今天贵州部分地区的苗族仍保持石棺葬习俗,这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将成为研究少数民族墓葬文化的“活化石”,为石棺葬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
  学术界对贵州石棺葬的研究较显薄弱。首先,关注此方面的学者寥寥无几;其次,内容上多探讨墓葬形制、墓葬结构、随葬品及族属问题等;最后,方法上偏重考古学,较少田野调查法。鉴于此,本文通过个案研究,结合前辈的考古发掘资料与地方文献资料,首要运用田野调查法与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知识,重点探讨贵州苗族石棺葬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核心把握现状并作对比性分析。通过分析可知,贵州苗族石棺葬不仅是喀斯特地貌孕育下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它的存续是苗族人民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体现,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传达了其生态价值观。
[硕士论文] 任凤慈
民俗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端午节的起源由来已久,在部分地区有着百余年历史,其中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是整个节日仪式中的重头戏。在哈尔滨地区,龙舟竞渡习俗在适应当地的地理和历史环境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在传播过程中原有文化内涵发生了变异。
  农历五月初五的清晨,踏青归来的人们会聚集在松花江沿岸的防洪纪念塔和友谊宫附近,观赏龙舟竞渡以及竞渡前的表演活动。而这一民俗节日的传统仪式,在东北文化圈里是少见的。
  本文以哈尔滨的龙舟竞渡习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哈尔滨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基础,引入对参与龙舟竞渡的队员、组织者以及哈尔滨的居民进行访谈,探讨在哈尔滨这个这一都市语境中,龙舟竞渡仪式作为传统的民俗节日仪式的传承动力。
  本文总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部分第一章绪论,叙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相关文献梳理以及术语界定。
  第二部分正文,共分为四章,每章之间层层递进。第二章对哈尔滨这个城市从时间历史文化方面,以及空间地理环境两方面,进行还原分析哈尔滨龙舟竞渡仪式的独特语境。第三章在哈尔滨这个独特的语境下,讨论龙舟竞渡仪式产生的原因和机缘,在时间场域变化下这一仪式在形成至今的形式变化历程。笔者通过观赏龙舟竞渡仪式和采访民众方式相结合,描绘哈尔滨端午龙舟竞渡仪式准备工作以及现场的场景。第四章讨论哈尔滨龙舟竞渡习俗变化传承的动力,以及这些动力与传统民俗节日传承动力的差异。第五章,从宏观方面提出在城市化进程中,都市民俗的异变性质及发展和保护。
  第三部分结语,在正文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里的地缘群体逐渐式微,业缘群体逐渐发展,传统节日的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俗学的传统形式也应随之进行调整,变化出新的发展方向。民间组织要和政府相融合,寻求经济、媒体等多方面的因素,发展民俗节日。以哈尔滨地区为例,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外的民俗事项保护。
[博士论文] 金晶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一般认为,跳马节是流传且仅流传在湘西古丈县古阳河流域上游的区域性节日。跳马节之所以呈现出现有的分布状况,与其所处的历史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丈县地处湘西中部偏北地区,县域内土家、苗、汉等族群呈现出聚居的分布状态,其中苗和土家以南北分,苗人多聚集在南部,土家人多聚集在北部。跳马节分布的区域恰处在南北之间,在跳马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土家村寨,而其周边则为苗家村寨所环绕。在这种不同族群共同生活的空间中,往往容易发生族群之间的互动,从而产生进一步的交流。作为对于战争场景有所模拟的跳马节,显然是对于族群之间较为恶劣的互动所产生的记忆。由此,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将历史记忆融入生活之中,并转化为掌握的日常知识。
  节日包含丰富的内容,跳马节作为活动的总称,包括祭神、跳马、贺马、调年、“西可乐”、“烧老爷”等环节。这些环节性质不一:有的具有祭祀性质,如祭神、烧马骨等环节;有属于联欢娱乐性质的,如调年、“西可乐”等环节,也有既具有娱乐性质,又体现族群互动性质的,如邻近村寨表演队之间的“贺马”环节,就带有将族际关系模糊化而突出地域共同体关系的意思。人们不仅通过跳马节祭祀酬神,向神祗祈愿或表达感谢之情。也通过愉快的联欢活动,与周边的村寨加深交流,共同在节日活动中庆祝狂欢。
  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跳马节曾被人们划分到不同的族群名下。如在湘西学者石扈贵先生的笔下,跳马节曾被称为“苗人跳马”。但跳马节究竟属于哪一个族群,或是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族群,似乎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证。在跳马节的祭祀环节中,土家“梯玛”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节日其他环节中人们似乎并不着意强调彼此之间的族群差异。相反,在贺马、“西可乐”等环节中,跳马节呈现出的完全是一种全民联欢的氛围。不仅上场表演的队伍不论来自哪个村寨和族群,表演队在表演的过程中也与围观、参与的人们展开全方位的互动。人们在节日的氛围中摒弃了平时的身份和相互之间的种种界线,在与表演者的互动中融为一体。
  在区域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的当下,节日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人们更注重节日对整个区域的影响,以及节日能为区域社会带来些什么。今天的跳马节已经不再着重于对祖先的崇拜、对族群的区分以及对战争的记忆。恰好相反,跳马节在今天更多地展现了人们物质生活充裕之后,在共有空间中相处更为和谐的族际互动,以及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情况说明该节日传统始终是在顺应当地生活中社会关系结构被不断调整的历史。尤为突出的是,节日仪式中所表现族际界限的超越与突出、模糊与清晰都是围绕现实利益的需要而有所变动,也反映出民众对“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始终是一种深层的精神力量。从该节日仪式展演和人们的角色上来看,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动力的彰显,也是当地社会日常生活秩序得以建构的民间智慧的结晶。但是,受到“非遗”话语与民俗旅游的影响,原本已经在节日中逐渐淡出的神职人员重新回到了节日的舞台上,并在节日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而节日的所谓民族属性,则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正被主流媒体再一次过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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