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从“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角度，积极推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进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一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美好蓝图。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到良好的机遇期，然而，资源环境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主要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个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复杂的状态，农村地区地下水污染、资源超采、生活垃圾、土壤污染等问题，使得农村环境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农村环境问题正在逐渐同城市环境问题“同质化”，然而农村能够提供的环境治理及服务的水平却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距，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都明显落后，立法缺乏专门的针对性，执法和司法在农村地区均显薄弱，而农民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又十分有限，难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路径保护不断遭受损失的环境权利，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也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在现实背景下，本文运用文义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对可持续发展、利益平衡等相关理论进行阐述，从当前农村生态环境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其产生原因，在借鉴域外典型国家环境治理经验基础上，提出相关立法完善建议及保障措施，为推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健康的现代化农村建言献策。
　　本文内容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章绪论。介绍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安全的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文献综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等。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界定和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经济法理论基础。依次对“生态环境安全”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利益平衡理论、市场规制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三部分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现实考察及案例实证分析。重点探讨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具体表现，从现状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案例实证分析，综合思考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是国外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经验借鉴。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先进农业国家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经验总结，指出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启示意义。第五部分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主要包括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具体制度。第六部分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应当从具体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法律监督机制等方面来建立良好的运行保障机制。提高农村村民的生态环保法律意识，加强普法、环保宣传，健全农民公共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机制，最终大力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努力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第七部分是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继续研究的打算及努力的方向。

摘要：人类素质不断提升的基础是身体健康，维护人民的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基石。为规范和监督食品生产的经营者、销售者，不同国家都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很多国家已经在食品安全领域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为本国食品安全保驾护航。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越来越被重视，结合自身实际，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食品安全绝不是一件小事，它是具有政治和民生双重意义的战略性问题，关乎国家的根本稳定，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民众有权利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督，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舆论则成为人们进行食品安全监督的最重要工具之一。食品安全的舆论监督具有其他监督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规范、保护和引导，才能提高其监督效率，因此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法律问题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本研究首先基于国内外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文献分析，挖掘食品安全监督的理论基础，从消费者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视角提出食品安全监督的法律意义;接着，本研究基于食品安全监督的理论基础和我国的实践发展，从成就和问题两方面对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基于初步分析结论，从食品舆论监督的立法、主体、方式、行为等方面，较系统地分析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然后，基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的问题，本研究从食品安全监管的起点、依据、手段、制度设计、社会基础等方面，对域外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和借鉴;最后，本研究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保障等方面，对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绩效，提出了法律构架和制度运行机制。
　　本研究基于法学视角，同时结合新闻学、传播学相关知识，运用危机管理论、舆论监督理论，从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主要法律问题入手，并且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法律构架及其制度运行机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我国食品安全，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摘要：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内应用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与环境利益，各国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不同国家转基因作物安全审批制度的差异，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这一贸易现象也逐渐引起关注，是指进口农产品中混杂了微量未通过进口国安全审批的转基因农产品，而该转基因成分已通过出口国安全审批。进出口国对此态度不一，由此发生贸易摩擦，进出口双方均面临着高额的贸易损失，甚至导致两国之间某种特定的农产品贸易中断，影响市场的稳定。因此需要对造成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分析同步审批实现的可行性来判断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能否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解决。我国是农产品进出口大国，大量进口转基因玉米与大豆，大量出口米制品。无论是在农产品进口或出口贸易中，我国都已经历了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却还未建立起法律层面的管理规制制度。就域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关于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已经建立起的的相关管理措施进行研究，并以域外国家或地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所处进出口地位为划分依据，对进口利益集团与出口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制进行比较，探寻进出口利益与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规制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寻求我国建立法律规制制度可借鉴之处，帮助我国在选择贸易伙伴、应对贸易摩擦以及在多边或双边贸易谈判中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内容，文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概念定义、原因与影响研究。主要对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厘清相互之间的关系，保证研究中概念的一致性，明确研究内容。以经济学和法学为研究的理论支撑，在明确定义前提下，深入剖析造成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原因，主要分为管理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并且探求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发生对进出口国家的安全、经济以及政策执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得出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第二，对域外国家或地区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现状考察。基于不同利益追求，域外主要农产品贸易国自动形成进口利益集团与出口利益集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制进行对比分析，寻求对我国建立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制度的启示。
　　第三，我国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现状与制度构建研究。首先就我国现行有效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与检验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对法律现状进行评析梳理，分析我国目前在规制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方面的不足与缺失。然后基于对域外法律规制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与利益追求，明确我国规制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并就规制主体、对象、手段以及责任救济等进行具体规制制度的构建。
　　第四，我国应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立场与行动选择研究。美国和大型生物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出口利益，大力要求进口国实行同步审批与扩大进口范围。面对如此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坚持以国家安全和进口利益为主要出发点，积极预防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发生，维护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庭前会议制度以追求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为目的，受到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关注。在我国目前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之下，作为庭审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庭审精细化的重要制度，庭前会议的价值更加凸显。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庭前会议制度进入司法层面。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庭前会议制度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庭前会议的适用率难以提升，大部分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次数寥寥可数，甚至没有召开过严格意义上的庭前会议。二是庭前会议本身在实践中曝露出权威不足、效率不高的弊端，当事人在庭前会议提出的诉求，在庭审中仍重复提出，导致庭审效率低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但是即便如此，庭前会议依然存在规定不清、适用不足等问题。
　　本文以促进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为目标，试图通过阐述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和目标，进一步提出庭前会议的完善建议。除了绪论和结论，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庭前会议的发展历程入手，引出庭前会议的概念、价值、意义，指出庭前会议在我国运行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以庭前会议制度在目前司法实践中运行情况为背景，着重分析了庭前会议制度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庭前会议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上对于庭前会议的观念不统一、立法铺垫不细致、配套制度没有建立。第三部分立足庭前会议的未来发展，提出首先要厘清庭前会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价值、条件和适用范围，统一立法在庭前会议制度方面对于基本问题的认识，然后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并且以“庭前会议规程”为背景，侧重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庭前会议的发展完善，探索细化庭前会议在召开主体、告知程序、监督制约以及制度衔接方面的具体办法。

摘要：轻罪是指在犯罪在分类意义上，在刑法中将犯罪分为轻罪和重罪的理论探讨。轻罪是与“重罪”相对的概念，是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或者后果轻微、依法应予较轻处罚的轻微犯罪。以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一般认识，当前宜以有期徒刑3年为区分轻罪和重罪的界限，凡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均为轻罪，其它犯罪为重罪;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2016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决定，轻罪重罪区分的界限将来可以降低为1年有期徒刑。然而，某一具体罪名会存在轻罪重罪的交叉，既可能构成轻罪也可能构成重罪，属于轻罪或者重罪取决于具体犯罪的实际情节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而某些罪名依照刑法分则关于该罪名刑罚的规定，则确定只属于轻罪或者只属于重罪。
　　我国刑法中本没有轻罪重罪的制度划分，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有必要建构轻罪制度。建构轻罪制度虽然有利有弊，但是总体上利大于弊。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制度是理性的选择。由刑法接纳原本被视为轻微犯罪的劳动教养内容，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履行人权保障国际公约承诺的需要，还是建设清廉社会、发挥刑法导引道德作用和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是实现安全、秩序和自由法价值的现实需要。将劳动教养制度中的主要内容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与刑法内容相重合的、部分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处罚的行为纳入轻罪范围，具有合理性。我国历史上的重罪轻罪思想也为轻罪制度建构提供了法律思想基础。将“破窗理论”本土化改造后的“蚁穴理论”，即“防微杜渐预防犯罪的理论”能够作为建构轻罪制度的理论依据;我国刑法规范中原本就有轻罪重罪思想，而且刑法理论界对于我国构建轻罪制度也在逐步形成共识。事实上刑法修正案已经开始了轻罪立法实践，司法解释通过降低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犯罪圈也是轻罪化的表现。因而，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和可行性;国外的轻罪立法也可以为我国轻罪立法提供有益借鉴。在理论上应重新界定犯罪的概念，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理性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界定轻罪范围、合理划定轻罪犯罪圈。
　　秉持从“重重轻轻”转向“轻重并重”，从“重打击轻保护”转向“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惩防并举”转向“注重预防、矫正为主”，“宽严相济”对于轻罪应当侧重于“宽”等理念，对轻罪应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对轻罪犯罪人应当尽可能考虑适用非监禁刑、半监禁刑，以尽量避免监禁刑封闭的监狱行刑模式给犯罪人造成的难以再社会化、甚至“交叉感染”而“变得更坏”的负面效应。对轻罪的刑罚设置需遵循“教育为主、惩戒为辅”、“惩前毖后、教育大众”、“原则从轻、例外从严”，以及非刑罚制裁措施替代等原则。具体设置可以考虑由重到轻依次为短期自由刑和限制自由刑:有期徒刑、拘役、拘禁、管制;财产刑:罚金;非刑罚制裁措施:褫夺公职、职业禁止、资格剥夺、撤销荣誉与惩罚性赔偿;制约性教育措施:强制参加“合格公民”素质培训、强制义务性社区公益劳动、结合自己犯罪进行守法社区巡回宣讲等四个层次。对轻罪有必要设置前科消灭制度以抵消犯罪人标签的不利影响。在努力实现兼顾公正与效率、人权保障优位和限制公权力等法价值目标指导下，建构轻罪快速处理的简易程序。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也不断加深，这就使得个人信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样一来也导致了个人信息被滥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个人信息随意被滥用将会侵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如何合理使用和分析个人信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本篇论文首先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出《网络安全法》，结合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安全在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进行研究与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出台后，中国的网络安全状况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本文通过对《网络安全法》出台前后的网络安全状况进行对比，以此推测未来中国网络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国内国外在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有序安全流动、安全和谐的网络社交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法律、政策、有关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以及不足，同时对于未来中国如何在这一问题上的进行立法和行政进行方向上的指导以及整体上的规划。从而健全关于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和行政法规，以最终实现中国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

摘要：数字时代的到来，使网络与生活愈发形影不离，网络虚拟财产也由此广泛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当网络用户过世后，其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以及如何继承也便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近几年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相关的纠纷也时有发生，成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问题。本文迎合司法实践之要求，以一起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案件出发，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了论述。
　　第一部分，引言。本部分主要介绍笔者论述此题目的背景、意义及方法、创新点，并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部分重点研究成果作出归纳、总结，将虚拟财产继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曝光、罗列。突出了本文服务于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理论的丰富以及我国《继承法》的完善这一宗旨，阐释出本文对于虚拟财产相关理论研究的积极意义，借各位学者之观点铺垫于笔者下文之论述，也提高了文章的理论深度。
　　第二部分，“金刀案”概况及问题的提出。本部分对本文所选案例——“金刀”案的基本情况进行陈述，并根据案例提出本文需要探讨的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以及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继承两大主要问题，为下文的理论阐述埋下伏笔，也使得文章结构规整而鲜明。
　　第三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其可继承性分析。本部分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深度剖析，将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为“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能够为人所占有、支配并具有一定价值的比特流”，具有虚拟性、可被信息化、稀有性、持续性、价值性四大特征。可将网络虚拟财产分为虚拟入口和虚拟资产两大类，且虚拟资产还可以划分为虚拟货币、加成或美化道具以及网络店铺三小类。本文将网络虚拟财产定性为物权之客体，由网络用户享有其所有权。以此部分所得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民法总则》、《继承法》之规定以及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得出网络虚拟财产可以继承的结论。本部分的论述为下文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制度具体问题的论述打造了基础，是下文论述的依据。
　　第四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权的实现。本部分论述限制虚拟亲密关系主体不得成为继承权主体，同时排斥了不具有亲密关系的用户之间对合作所得虚拟财产的共有。针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性，为各个网络虚拟财产分别设计了分割方式。同时，明确了网络服务商在虚拟财产继承中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部分，关于本案如何处理的思考。经过前文的论述，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分类、属性以及能否继承、如何继承等问题，已经得出了一定的结论。本部分，笔者将前文所得结论代入所选案例，对“金刀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本案所涉及的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如何继承作出详细论证。

摘要：相对于传统纸质票据，我国对于电子票据的使用起步较晚，但是其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电子票据相对于传统纸质票据呈现出效率高、安全性强等诸多优点，电子票据业务成交量也在逐年升高。然而，我国电子票据在发展之初，并没有显得那样一帆风顺。起初，理论界对电子票据的研究稍显匮乏，我国调整票据行为的基础法律规范《票据法》中也并未对电子票据制度有过丝毫的提及。另一方面，电子票据在其发展中也逐渐呈现出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电子票据业务容易发生的风险问题，以及法律责任主体归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电子票据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本文旨在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为电子票据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扫清障碍，并提出可供施行的法律构建方案。以期对我国的电子票据发展尽一些绵薄之力。

摘要：打车软件交易平台作为新型经济模式下的新生事物，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便利。但是打车软件交易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多民事责任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违约责任问题和侵权责任问题。对于打车软件交易平台所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本文提出平台应当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对内承担先行赔付，对外与车辆经营者按照过错承担责任。如果车辆经营者存在过错，平台可以向其追偿，这样更能维护乘客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借鉴国外有益法制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应将打车软件交易平台纳入征信系统和在客运合同中强制使用定金罚则进行约束，并应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摘要：自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介绍贿赂行为在贿赂犯罪中不断出现甚至已趋向“职业化”，其社会危害性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贿赂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对介绍贿赂罪深入研究以便于有效打击此类犯罪行为。介绍贿赂罪的犯罪主体应包含单位但却不需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其客观行为不排除帮助行贿人转交财物，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不以行贿罪、受贿罪的成立为前提，并且应该严格区分于市场经济中合法的居间活动。介绍贿赂罪具备全部的停止形态，行贿人、受贿人达成贿赂犯罪合意为其既遂标准。介绍贿赂罪独立成罪于贿赂犯罪体系，介绍贿赂行为不等同于行贿罪、受贿罪的帮助行为，实践中应加以区分。在介绍贿赂过程中截留贿赂款的，或同时教唆贿赂、斡旋受贿的应该根据罪数理论处以相应刑罚。

摘要：盗窃罪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高发型的犯罪并且也相对来说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犯罪。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立法技术的不断完善，相继出台了有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并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也体现出司法实践与理论界对于此罪的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盗窃罪频繁发生，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安全，对于公民的人身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危险，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遇到关于盗窃罪的疑难问题时，所做的判决不同，也即处断不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同时也不利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统一，因此对有关于盗窃罪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刑法理论界关于盗窃罪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主要从盗窃罪的主体与主观要件的具体认定，客观行为的具体认定，盗窃罪犯罪对象的争议问题以及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对于盗窃罪主体与主观要件的具体认定中，单位等否成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以及有关于盗窃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同时在盗窃罪主观方面，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同时关于盗窃罪的故意内容的认定都存在这一定的疑难问题。在盗窃罪客观行为的具体认定中，对于一般盗窃行为中，秘密窃取行为的界定以及特殊盗窃行为中，新增的几种盗窃方式，存在这一定的疑难问题。在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方面，关于不动产，网络虚拟财产，违禁品以及人体器官能否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存在着一定的理论争议，对于这问题不同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学说。在盗窃罪既遂与未遂方面不同学者对于此问题提出了不同学说，对于此问题的争论一直争论不休，因为此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疑难问题。首先明确的提出关于盗窃罪方面的疑难问题，然后对于这个疑难问题的存在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进行论述从而说明对其进行解决的必要性。最后就是对于疑难问题中所存在的不同的学说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并根据刑法理论界存在的诸多学说以及相关的刑法学原理进行整理，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与解决办法。单位能否成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根据中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不同学者的学说观点进行分析，即肯定说与否定说。在盗窃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方面，对于已满十四岁而未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在盗窃行为完成后，事后实施暴力，是否转化为抢劫罪，学者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应认定为抢劫罪。在盗窃罪主观方面，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存在不同的学说，通过对各个学说的分析，非法占有目的说，成为中国刑事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主流学说。而对于盗窃罪故意方面的内容则主要从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实施盗窃的行为人在客观上的行为方式存在着一般的盗窃行为与特殊的盗窃行为，从而对盗窃行为进行全面的了解。在一般盗窃行为的认定中，对于秘密窃取行为能否作为盗窃罪同其他财产型犯罪相区分的问题中，存在着肯定说与否定说。在特殊盗窃行为的认定中，即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几种特殊的盗窃行为进行分析。在盗窃罪犯罪对象的范围与认定争议中，探究违禁品，网络虚拟财产，不动产，人体器官几种特殊的物品能否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将不同学说的观点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主张。在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具体认定方面，通过了解中国学说与外国学说的具体规定，从而对各个学说进行全面的了解，并进行比较，指出外国学说可以供中国学说借鉴之处。同时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也受一些因素影响，比如对象，时间，场所等。对盗窃罪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控制犯罪，对于中国法治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对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于人身健康与财产权益的保护都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盗窃罪疑难问题的分析同样也体现了刑法严厉惩罚犯罪的态度。

摘要：我国正处于企业集团化发展的进程之中，公司形态从初始的单一平面结构向层级化立体结构转变。公司形态的转变使现有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面临挑战，在我国确立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不仅必要且十分迫切。双重代表诉讼制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对相关基础概念进行辨析，介绍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双重代表诉讼的性质。其次，论证我国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确立的必要性。再次，对域外法进行介绍，以期为构建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提供借鉴。最后，论证如何构建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在适用条件、诉讼主体、前置程序方面，结合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提出具体建议。

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逐渐完善，公民对权利保护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生活中的个人维权案件也与日俱增。维权主体试图采取手段恢复被侵害的合法权益时，经常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手段索要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有时索要的财产数额远远超出其遭受的损失，此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就是理论上研究的“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问题。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与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以威胁或要挟的手段行使权利的过度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问题，都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但最终对于此种过度维权行为均持有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态度。着眼于中国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刑事立法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规定，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处理原则，刑法理论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缺乏体系性。以权利正当行使的三个要素，即理由客观性、目的正当性和手段合理性为切入点，对权利非正当行使情形下的过度维权行为进行定义，分析其有因性、手段过激性、目的复杂性等特点，选取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和医疗过度维权行为作为突破口，通过对这两种典型的过度维权行为进行分析，得出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使得中国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更加完善，同时防止司法实践不当扩大敲诈勒索罪的处罚范围。

摘要：在税法学中，避税与反避税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从这两个对立面的发展态势看，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将避税活动的规避与管制作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避税行为仍非常普遍。避税行为既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对市场经济的秩序以及公平竞争有严重的危害。税法领域主要分为实践和理论两大部分，而什么是反避税、如何反避税则是这两部分都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在传统的税收法律当中，税收法定主义是需要被遵守的法律原则。反避税法以量能课税原则为法理根蒂，给传统税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和挑战。不仅如此，无论避税还是反避税，只要触及纳税人财产权和国家征税权等重大价值和理念的取舍，都应将其作为税法法治研究的焦点命题。

摘要：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我国一直以来重视发展经济却忽略了环境治理，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生态环境的损害也是巨大的。几十年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还不够强硬导致今日环境污染影响我们的生活、侵害人类的健康、扰乱社会秩序。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推进，公民的维权意识越来越高，在我国大力推动司法改革的情势下，设立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于我国来说是新制度的开启，各方面仍然在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法律空白、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完善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仅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配套的相应措施更是是不可少的环节，从细节上定位环节是必要的。政府的行政权力本身具备扩张性，为了防止政府行为对环境的伤害，必须大力构建外部监督能力，有效地监督行政行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环境的损害，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世界各国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一定的社会产物，犯罪也会随之出现，单位犯罪就是商品经济的衍生物。单位犯罪具有蔓延性广、毁坏性大、隐秘性强等诸多特征，此种犯罪给社会、人民带来的损害是无法精确计算的，特别是对经济秩序的扰乱是让人十分忧心的。首先，从形势政策方面看，大多数国家对法人独自承担刑事责任进行了认可，而且开始逐渐接受法人犯罪加入刑事立法中，其次，从学术思想上看，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还存在很多争议。针对不同角度，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力图提出具有参考性的建议。首先，从源头进行论述，对国内外单位犯罪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说明，其中列举了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中国在立法上和理论界的发展过程，并针对中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做出说明。其次，对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进行阐述，并探讨单位直接负责人在主刑上的适用，以及单位犯罪如何适用罚金刑。再次，从单位犯罪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出发，介绍了单位犯罪的量刑情节，其中包括累犯、自首、立功。最后并对其他刑罚制度在单位犯罪中的适用问题做出分析。

摘要：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规模呈现出大范围爆炸式增长，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以解决金融领域内出现的各种危机。信用违约掉期作为金融衍生产品之一，它的诞生更是针对债券市场量身定做的风险预防工具，成为了一种预防金融风险的新手段。在2016年9月26日以前，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主要应用还集中在欧美国家，它的发展更是几经起伏，但不可否认它在金融衍生工具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现如今属于我国自己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终于落地，如何更好的应用以及解决信用违约掉期合约产生的法律适用纠纷，成为我们当今首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概念与本质入手，从法学角度，分析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合同类型，在此基础上剖析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特殊内涵以及法律适用的障碍与建议，最后提出了在当前立法空白下，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法律适用的具体的规则以及法律适用的特殊性。通过对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深入研究，借鉴其在发展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方面宝贵的法律经验，结合我国当前国情与立法现状，推进完善属于我国自己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法律适用。

摘要：在我国珍贵的物质资源中，矿产和土地资源因其与国家经济命脉息息相关而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近些年的大规模开采，大量的土地资源被破坏、生态环境恶化。因此建立和完善矿区土地复垦法律制度是改善我国生态环境，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促进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对我国矿区土地复垦的立法现状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研究，从中寻找出我国矿区土地复垦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等立法活动中，还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健全、监督体制不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缺失和复垦验收制度不健全等缺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发达国家关于矿区土地复垦的相关经验分析借鉴、取长补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提高我国矿区复垦立法层级，完善我国矿区土地复垦立法体系;建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监督机构，配备专门的执法人员;完善我国的矿区复垦听证制度，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参与制度;建立统一的复垦标准，缩短复垦批准的时间等完善建议。

摘要：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公民法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但随之而来的是“缠访”等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案件日益增多。一些上访人员在行使上访权利时超越合法界限，甚至滥用这种权利达到危害社会秩序的程度，“缠访”就是其中比较常见的滥用上访权利的行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人的思考，即以“缠访”手段向政府索要钱财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是构成敲诈勒索罪还是寻衅滋事罪，抑或是构成其他犯罪。然而在这一领域，现有的刑法学研究却比较少，这就造成了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以此种非正常手段上访向政府索要财物的行为多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笔者对这种定性持不同观点，因此，本文将以敲诈勒索罪的构成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比较，明确“缠访”行为的刑法性质，研究本课题对于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伴随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的票据融资业务已不能满足市场各主体的融资需求，更为多样的票据融资工具应运而生，名义上的“票据贴现”实为票据融资性质的票据行为被大量运用。虽然上海票据交易所于2016年12月8日正式成立，但当下中国的票据市场仍然较为混乱。因此本文立足票据无因性的理论基础，以票据融资的法律性质与作用为切入点，同时汲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立法经验，深入探讨票据融资创新的可行性，并提出发展中国票据融资的法律应对。
　　除去绪论与结语，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是票据融资的理论概述，探析票据融资的概念、法律性质及作用，为后续章节的论述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章以票据融资在中国的创新为切入点，对中国票据融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一并指出了中国发展票据融资的困境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对比研究国际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相关立法例，汲取经验教训，进而总结出对中国发展票据融资的启示。
　　第四章是在前三章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票据融资的法律应对。其建议的角度囊括了对本体制度的构建与相关辅助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