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存在着重诉讼上和解、轻民法上和解之现象。而在民法上和解上，又存在着重调解而轻一般之和解之现象。纵观民法上和解合同之历史源流，其效力有实体性效力与程序性效力之分，有“认定效”与“创设效”之争。对比裁判上的纠纷解决程序，民法上和解合同作为裁判外的纠纷解决程序，具备实体性与程序性混合的确定效，其实体性效力表现为从实体上确定纠纷法律行为的内容，从而消除其不明确性，并能根据确认后的具体内容成为债之发生原因;其程序性效力表现为从程序上消灭当事人之间就纠纷法律关系实体内容以及民法上和解合同的内容提出重新加以确定的权利，即消耗诉权。在民法上和解合同混合属性的确定效下，明确其在适用一般民法上合同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也存在着特殊之规则，和解事项错误与和解基础错误对民法上和解合同的效力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基于民法上和解合同的射幸性与程序性，不可以显失公平为由影响民法上和解之效力。民法上和解通过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进行程序审从而获得强制执行力，使得民法上和解能真正发挥纠纷解决机制之功效。

摘要：自计算机网络诞生以来，围绕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的犯罪就层出不穷。许多传统犯罪都借助于计算机网络从事犯罪活动，如盗窃、信息窃取、情色交易、诈骗、赌博等犯罪活动。网络技术在带给人们各种便利、提高社会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网络犯罪也日益注重与计算机网络相结合。网络赌博是将赌博活动网络化的结果，是传统赌博犯罪的新形式。网络赌博犯罪不仅对现行立法、执法和司法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近年来，网络赌博犯罪日益猖獗，涉及人员数量、涉案资金数量等呈现了大幅增长，网络赌博案件的频次越来越高，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细细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网络赌博犯罪所具备的深刻社会原因。网络赌博犯罪通过将服务器架设在境外，在境内发展会员，获得暴利。在利用互联网进行赌博的背景下，不仅赌博的花样层出不穷，而且打击的难度越来越大。多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赌博的行动从未停止，打击网络赌博的模式和手段不断改善。而网络赌博犯罪的势头仍不可阻挡，实践证明，打击网络赌博犯罪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不能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网络赌博犯罪的打击与防范需要引进更加广大的视野，构建以法律为依据，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社会各类组织以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统一的完整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体系，构建打击和防范网络赌博犯罪的体制机制，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肃清社会风气提供可靠保证。本文立足于网络赌博犯罪的实际，以侦办网络赌博案件的实际经验出发，阐述了网络赌博犯罪的起源和形成，分析了其存在的基础和原因。首先，明确了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概念，然后分析了网络赌博犯罪的类别。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网络赌博犯罪的现状与趋势，并指出了网络赌博犯罪的危害性及原因，最后分析了预防和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方法措施和对策。
　　全文共有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现状，并对研究现状做出了评述。然后，指出了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网络赌博的理论基础及其起源。这一部分主要明确了网络赌博的相关概念，界定了网络的概念及发展阶段、网络犯罪以及网络赌博犯罪的概念;阐述了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理论基础，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犯罪心理学的交互决定论、一般刑法理论是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理论基础;最后，对网络赌博犯罪的起源和分类做了分析，从参赌方式和赌博对象两个方而，对网络赌博犯罪的类型做了划分。进一步明确了网络赌博犯罪的理论基础，为下一步提出打击网络赌博犯罪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网络赌博犯罪的现状与趋势。网络赌博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网络赌博犯罪的危害性日益明显，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犯罪问题值得关注。本部分指出，网络赌博犯罪的涉及人员数量多、资金流数额巨大，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现状做了梳理;进而指出了网络赌博犯罪的新趋势:网络赌博犯罪的扩大化、网络赌博犯罪的国际化、网络赌博犯罪的链条化和网络赌博犯罪与传销式营销的结合等四个方面的新趋势。
　　第四部分，网络赌博犯罪的危害与形成原因。网络赌博犯罪的主要危害是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个人及家庭造成困扰、引发其他犯罪的滋生以及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网络赌博犯罪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社会环境和价值观的冲击、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网络赌博犯罪自身的隐蔽性和分散性。
　　第五部分，打击中国网络赌博犯罪的方法措施。本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指出通过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法治、构建完善的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法制体系，跟腱全方位的监管机制、形成完善社会监管机制，以及引入技术手段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方法。
　　第六部分，结论。总结了本文的成果，展望了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前景。

摘要：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法治国家要求必须将征纳主体双方的税收活动规范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加以实现，中国的纳税人意识在这个法治的进程中逐渐形成。随着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纳税人逐渐有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随着公民纳税人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对政府服务和法律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尽快转变职能，树立公仆意识，不断优化纳税服务，要求从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税收监督四个方面不断完善中国的税收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合理、公平的税收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公民共同监督下，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同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逐步形成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纳税人依法纳税、政府依法用税的和谐、稳定、健康的法治税收环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全文是从三个部分来对中国纳税人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研究的。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纳税人意识相关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第一，通过对学界不同的纳税人意识的定义比较，确定了本文中的纳税人意识的研究范围。本文在对纳税人意识的内涵研究中，将纳税人意识扩展到公民和政府两个主体，从公民纳税人意识的内涵和政府纳税人意识的内涵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公民的纳税人主体意识、纳税人权利意识、纳税人义务意识，以及政府的公仆意识，这是本文的理论核心。第二，将影响纳税人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分成纳税人主体、客观两个大的方面，分别从主体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客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税收制度、税收法律体系、税收征管模式七个方面具体研究。影响因素的分析，为后文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和改进对策提供了研究思路。第三，分析提高中国纳税人意识的意义。从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部分主要是为后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提供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中国纳税人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研究。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公民纳税人意识存在的问题和政府纳税人意识（即公仆意识）存在的问题两个角度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纳税人意识总体呈薄弱状态，具体表现为公民的纳税人主体意识、纳税人权利意识、纳税人义务意识以及政府的公仆意识都比较淡薄。第二，中国纳税人意识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从历史文化、税收理念、税制结构、税收法律体系、税收监督、税收宣传六个方面分析研究。第二部分为后面提出对策研究奠定了基础，让对策研究有的放矢。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提高中国纳税人意识对策的研究。提高纳税人意识的对策主要是从税收立法、纳税人权利保障、税收宣传、纳税服务、税收监督、纳税人救济保障六个方面进行研究的。研究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完善中国税收法律体系的角度，对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和税收监督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个是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对立法、服务、监督、救济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两个角度存在交叉部分，最后统一表现为文中的六个方面。另外，从对策的研究还可以看出来，提高中国纳税人意识的对策与税收法治的进程是相一致的，是从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四个方面规范税收活动，最终形成和谐、稳定、健康的法治税收环境。

摘要：新中国的监狱从产生之时起就承担着两项重要任务，即:社会任务和经济任务。监狱不仅需做好惩罚罪犯和改造他们的工作，从而完成社会任务，而且还需经营好狱内企业，以追求经济任务目标，从而保证在财政保障不到位的背景之下为监狱目标的完成创造了扎实的经费基础。自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起，监狱企业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变革开始进行转变，此时监狱公司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突破，监狱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度极高的企业复合性制度，让监狱企业适应了相应的经济体制，得以长期生存与发展。
　　《监狱法》的出台实际是对中国刑罚目的的重申及重新定义，即再次强调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犯罪，这种强调是很有必要的。刑罚目的是确立行刑目的的指导，改造罪犯目的从属于刑罚目的。如果说，改造罪犯目的是通对罪犯执行刑罚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那么，刑罚目的则是通过对罪犯执行刑罚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直接目的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最终目的。中国的法律文件由《劳动改造条例》过渡到《监狱法》不难看出其间的变化，这种变化显示出中国法制的进步以及法制观念的前进，变化的法律使规定的行刑目的从文字表述到法律含义都是非常明确的，这是立法技术上的极大进步。同时使得在行刑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检查性，表明立法技术上的相对完善。
　　进入新世纪，中国监狱已由过去简单的监禁场所变成了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刑罚执行机关，这事一种管理理念的巨大进步，监狱管理工作也正在由过去的政治专政向法治改造过渡，监狱体制由过去监企一体、生产经济与刑罚执行混合并施向监企分开、规范运行改革。由于受重刑主义、报应司法思想影响较深，加之国家刑罚执行立法仍然滞后，国家对监狱执法保障、投入仍然有限，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整体综合素质不是很高等因素影响，中国监狱仍然存在体制不顺，立法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监狱职能纯度不高，责任不明确，刑罚执行质量不高等问题。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首先解决体制不顺的问题。只有把监狱体制和工作职能进行明确划分，监狱的刑罚执行和矫正改造职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这是一项推进中国监狱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也是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治国”的核心理念。因此建立新型体制的规范保障，科学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监狱工作的改革发展才会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
　　新的监狱管理理念建立后，当前监狱管理工作内容就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了满足世情、国情与社情需求，准确界定社会管理新结构，增强社会管理科学化能力，确保社会和谐发展，是监狱部门需要积极应对的首要任务。
　　同时，新的管理理念势必会给监狱的管理工作产生各种影响。伴随社会的每次变革，监狱的管理工作也会做出相应的转变。为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应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全面改善、利益框架整体变更、思想意识彻底调整的新任务，监狱各部门需要全新的理念指导下，将监狱管理工作的转变放在社会管理环境的变化中，全面提升监狱管理工作的转变力度。
　　确立法治监狱的建设目标、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提升监狱管理工作的专业水平是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要立足于确立法治监狱的法治取向、实现路径、系统架构，同时，明确监狱刑罚执行目的的先进性和教育改造罪犯的人道性，完善监狱警察的管理体制，加强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建设，让监狱的管理工作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企业融资负债也越来越多，为了解决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题，收费权质押应运而生并应用广泛。收费权质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有效的保障银行的债权安全。但是随着收费权质押应用的扩大以及收费权种类的日益多样，收费权质押蕴含的风险也逐渐显现，因而强化银行对收费权质押的风险防范、完善对收费权质押的法律规定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对收费权质押法律风险防范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一是对相关基础概念与理论的研究。对收费权质押的基本概念、性质、法律规定以及生效要件等进行阐述，从而奠定本文的研究基础。
　　二是对我国收费权质押的法律问题作出系统的分析。在这部分研究中，首先是对收费权质押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对目前我国涉及收费权质押内容的法律法规作出梳理，从而发现法律规定的疏漏，并从法律规定不明，没有明确收费权质押成立的条件与性质，质押合同规定不完善，质押公示登记制度建设不完善等多个角度分析目前我国收费权质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采用法理分析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三是案例和数据分析。本部分的研究中，笔者选取广东省阳江市法院判决的案例作为样本，对案件基本情况、判决的结果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收费权质押性质规定不明、收费权合同约定不清、收费权质押登记机关处理模糊等风险点，阐述了收费权质押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与争议焦点。同时，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实践中收费权质押的数据从几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力求揭示收费权质押的特点、结构和作用。
　　四是针对目前我国收费权质押法律规定以及实践操作中发现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防范策略。本部分的分析主要从完善法律规定，加大对收费权质押合同的审查，完善收费权质押登记公示制度，加大对收费权质押的监督管理等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期能够改善目前收费权质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状况，加强收费权质押担保法律风险防范，推动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

摘要：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动脉，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银行金融业的支持。打造平等、开放、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是近期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而这又离不开金融消费者的积极参与，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则是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公众基础。当前环境下，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本文以济宁市银行业金融消费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基础理论为出发点，系统梳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探讨了银行业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必要性。围绕这一主题，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法搜集的数据，通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金融权益保障与消费者满意度的关联关系，对两者的关系模型进行量化评估，进行分析总结，并着重从财产安全权、消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金融隐私权和依法求偿权这五个方面衡量现阶段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障情况。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银行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可通过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统一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拓展维权渠道，形成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从而达到保障银行业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目的。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对灵活运用民事制裁和刑罚处罚措施，来有效打击虚假诉讼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法律已对虚假诉讼罪作出相应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虚假诉讼罪行为性质的理解与认识，仍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存在许多分歧，需要进一步来探究，并予以明确。
　　本文通过司法审判实务中的两个案例，对行为人在虚假诉讼中撤回起诉行为的不同认定，引出对虚假诉讼罪行为性质的探讨。虚假诉讼罪行为性质认识的差异，会带来一系列的司法困扰，如虚假诉讼罪的犯罪形态认定不同，司法的公信力会受到损害，刑法规制何时介入虚假诉讼具有不确定性，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成本增加，有限的司法资源亦可能会被浪费。
　　目前，对于虚假诉讼罪行为性质的探讨存在三种学说，本文对该三种学说进行评议，基于虚假诉讼行为的司法现状，从罪名所保护的法益、行为犯与结果犯区分理论、现行法律规制虚假诉讼的情况、行为人进行虚假诉讼的目的及虚假诉讼行为的特殊情形等方面，来界定阐述虚假诉讼罪行为性质。在一般情形下，具有结果犯的性质;特殊情形，具有行为犯的性质。
　　最后，根据虚假诉讼罪行为性质，来认识虚假诉讼罪的既遂和其他犯罪形态，并提出关于虚假诉讼罪立案标准的立法构想。侵财型虚假诉讼罪的立案标准，可参照诈骗罪数额较大标准;情节严重的，参照数额巨大标准。非侵财型虚假诉讼，以获取法院有利裁判为立案标准;情节严重，可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恶意、行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采用列举方式予以规定。多次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犯罪的，多次可界定为3次以上;情节严重，可将提起次数界定为6次以上，并可规定其他情形。

摘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是指检察机关在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前，必须履行的前置性程序，具有程序必经性和方式特定性。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具有诉前程序作用巨大案件主要集中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整体上呈现积极发展的趋势等特征。前置程序指的是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之前先要对行政机关进行督促，保证其依法行使行政职能。具体来讲，检察机关通过书面形式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纠正之前的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在期限之内纠正不当行政行为或者超出了一定的期限，就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如果行政机关能及时纠正违规、违法行政行为，而且也没有对社会和国家造成损失，检察机关就不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设置前置程序非常有必要，而且也是十分合理的，一是有助于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自己的行政错误。行政管理的专业性较强，而且所涉及到的事务十分复杂，其中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因此如果设置前置程序，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自查及时发现问题，立即纠正错误，而检察机关也就没有必要再提起行政诉讼。二是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有些案件可以不借助于诉讼程序便可以得到解决，因此要避免胡乱上诉的局面出现，这样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从另一角度来说，不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不仅提高了解决矛盾的效率，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案件线索目前基本来源于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之中，以行政不作为案件为主，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一般是基层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县级政府部门为被诉行政机关。关于诉前程序的有关规定最早是出现在《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当中，随后又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当中作出了细化，同时还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当中增加了配套内容。检察机关应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设置前置程序。检察机关有权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管是自己发现的行政行为还是公民或团体提出的不当行政行为，当行政机关确实存在违法行政行为，而且已经损害了国家或社会利益时，检察机关应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构发出检察建议书。检察建议书应明确指出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具体内容、对不当行为的建议，同时还要规定出行政机关纠正不当行为的期限，警告行政机关应立即停止不当行为。当行政机关忽视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时，检察机关要立即提起诉讼，向法院提出判决行政机关停止损害国家或社会利益，并且赔偿相应损失的请求。检察机关如果在查办案件时发现行政机关出现职务犯罪，要连同案件一起提起诉讼，以便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设置前置程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行政机关有机会改正错误行为，使行政机关在工作中更要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质量;其次，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大大减少，有助于检察机关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社会或国家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从整体来看，监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在如何与《行政诉讼法》衔接、如何定位检察机关主体地位、对行政不作为进行认定、诉前程序的定位等方面还面临一些问题。因此必须对诉前程序制度价值以及实践效果进行详细的分析，明确诉前程序各项规定，这样才能使试点制度更加健全，并为立法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摘要：扒窃行为不仅侵犯到他人的财产权，还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刑法修正案（八）》正式颁布实施后，“扒窃”一词首次出现在刑法条文当中，成为盗窃罪的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然而，扒窃型盗窃罪的司法适用依然面临两大困境:一是立法方面对扒窃的具体细节缺乏相关规定;二是司法方面对扒窃是否一律入刑、扒窃的犯罪形态、扒窃的竞合都存在较大争议。针对这两个层面的困境，有必要对扒窃的概念形成大体一致的认识，即主张将“扒窃”界定为“在公共场所，采取使财物持有人不易察觉的方法，窃取其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同时对公共场所、随身携带等做出正确的理解。司法上，首先，对刑法关于扒窃的规定、《刑法》13条中的“但书”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三者之间做出衔接，明确“但书”在出罪过程中的指引作用;其次，明确扒窃是结果犯，需要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才能构罪，而且应采用“失控说”确定其既未遂形态;再次，注意扒窃与其他四类盗窃犯罪重合的问题，主要是扒窃与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这四种独立定罪类型的竞合，解决好其中的定罪量刑问题。

摘要：中国重视打击犯罪、将重心放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上的传统思想和习惯，仍然影响着司法实务部门的办案思维，人权保障意识尚待加强，表现之一是，实践中，轻刑案件适用非羁押强制性措施比例较低，羁押措施适用比例过高，由此引发超期羁押、违法羁押、司法资源浪费等违法现象。在法治社会进程中，伴随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新的司法改革举措的出台，立足人权保障、建立严密科学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完善扩大适用非羁押措施，已然成为刑事诉讼领域亟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层司法机关办理的轻刑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然而，对比调查研究所得数据，可以发现，轻刑案件非羁押措施的适用率相对较低。有观念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法律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问题规定过于宽泛以及外界因素对适用非羁押措施的影响，不利于司法机关进行操作。较低的非羁押措施适用比例，不仅容易滋生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而且人权难以得到合理保障，对轻刑案件适用羁押措施违反国际公认的比例原则，与现行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相违背。
　　国外一些国家对于轻刑案件适用非羁押措施的问题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释制度，把保释权利作为当然权利予以普遍适用。大陆法系国家，譬如法国和德国，在轻罪和重罪案件适用强制措施作出区别规定，轻罪案件不适用羁押措施。借鉴国外的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和办案制度，在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需要转变执法理念和办案模式，积极扩大轻刑案件非羁押措施的适用。为此，建议:明确规定轻刑犯罪适用逮捕的特定情形，增强办案人员司法适用中的操作;完善非羁押措施，缩短取保候审期限;改革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重建办案考核制度，建立办案人员风险责任免除制度;进一步加强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

摘要：受我国传统诉讼理念“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量刑程序问题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量刑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重要意义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将量刑程序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予以执行，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首次在立法上明确了庭审中量刑审理的独立性，而随后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更是吸收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主要成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但是，相对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并且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刑事诉讼领域的诸多制度相继进行较大的变革，由此，量刑程序规范化设计问题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该文以量刑程序规范化作为研究主题，主要分析司法改革新背景下的量刑程序规范化问题。
　　文章首先对量刑、量刑程序规范化概念和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概述，通过考察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具有代表性国家的量刑程序规范化内容，从中寻找对我国量刑程序规范化发展的借鉴价值。结合我国量刑程序规范化立法现状和司法成果，指出我国当前量刑程序规范化中主要存在的三方面问题，即量刑程序模式选择不合理、量刑程序具体规则设计不规范以及相关制度给量刑程序规范化造成障碍。通过对司法改革新背景的考察，提出我国量刑程序规范化的改善措施，首先是对量刑程序模式进行合理化选择。其中绝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在保证定罪公正性、辩方有效量刑辩护、实现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约束方面显然更具有合理性，同时司法改革的发展，也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推行绝对独立量刑程序模式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其次，从扩大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适用范围、明晰量刑证明，责任分配、建立多层次的量刑证明标准三个方面对量刑程序制度进行了规范化完善;最后，可通过陪审员职权的彻底变革或者是建立大陪审员合议庭破除陪审员制度所带来的量刑合议障碍，通过整合清理地方量刑司法文件、建立量刑司法文件的备案监督和外部监督机制对量刑程序文件进行规范。

摘要：生物技术产业是21世纪最具有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的基础与核心组成部分备受关注，各国纷纷采用专利的方式对基因技术进行保护。由于专利法不断延伸其所能够调整的客体范围，所以专利法的影响范围不断得到扩大，其所能够保护的课题范围也越来越大，于是，经分离纯化的基因序列也成为基因专利的客体。鉴于基因本身具有生命特性，对基因专利的行使过程可能影响到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造成生物医疗、转基因农作物等技术和产业上的垄断风险及其他社会问题。就现在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只有通过提升科技竞争力，通过科学和技术实现产业化，才能够真正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应该特别重视科技创新这一环节，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不断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才能够促进与基因序列相关的研究工作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够为基因专利产业化的发展扫清障碍。建立一个完善的专利法律体系对基因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对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基因专利权人如果滥用专利权封锁市场，排除、限制竞争，那么必将会带来基因专利垄断，不仅有害于基因产业的发展，还会带来较严重的社会影响。基因专利垄断不可小觑，如何用反垄断法来规制基因专利权利行使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垄断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内容。
　　与现代生物技术的特点相适应，生物经济运行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基因专利的产生和运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市场变迁和运营状态的变化，除传统方式外又产生了新的运行模式。本文通过对基因专利垄断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界定，深入剖析了基因专利在新经济时代发展所需面临的挑战，创新性地提出了基因专利垄断的概念，并总结、提炼出了基因专利垄断的主要形态。首先，在基因开发阶段，基因序列专利的工具性特征可能会在创新市场中形成一种基因序列独有的基因专利工具型垄断;其次，当基因技术不断发展，在后续研发和生产交易中，基因技术专利在技术市场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从而会出现基因专利集聚型垄断;最后，随着对基因专利的深入开发与利用，逐渐形成基因专利产品和与其相关产品时，往往会影响到该基因产业的发展，这就有可能出现基因专利产业型垄断。以上三种主要形态的基因专利垄断分别对基因技术研发的创新市场的竞争、基因专利交易的技术市场的竞争和基因技术产业化之后的基因专利产品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同形式的危害，需要采用不同方法有针对性的予以规制。在创新市场范围内，基因专利工具型垄断的危害主要表现为:(1)制约基因基础研发;(2)限制基因序列探测领域的竞争;(3)限制基因下游产业的发展。相对应的，为规制其损害行为提出了三种规制的建议:(1)基因专利权人多级垄断的规制;(2)基因专利拒绝交易的规制;(3)基因专利垄断高价的规制。就技术市场而言，基因专利集聚型垄断的危害表现为:(1)增加专利获取成本;(2)集聚专利诉讼风险;(3)排除、限制技术市场的竞争。而对应的规制方法为:(1)基因专利集聚申报制度的确立与完善;(2)基因PAEs集聚的专利资产剥离;(3)基因专利非正常直接购买行为的反垄断审查。从产品市场来看，基因专利产业型垄断的危害表现为:(1)基因专利增强产业的进入壁垒;(2)基因专利垄断控制一国的产业结构。由于基因的特质，随着基因专利在利用方面的深化，其产生的垄断效果会愈加强烈。对基因专利产业型垄断提出的规制方法是:(1)限制基因专利产品的垄断高价;(2)对基因专利药品反向支付协议进行反垄断审查;(3)建立基因产业垄断风险防控体系。
　　本研究以基因专利垄断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基因专利垄断的立法体系、法律规范的考察，分析我国基因技术专利在研发、交易以及转化为商品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垄断问题，再通过与域外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和国际公约的对比，总结我国基因专利垄断法律规制的不足之处，为构建我国基因专利垄断规制制度提供理论支持。本文的初步结论是，基因专利垄断形式有着非常隐蔽的特性，隐匿于基因专利行使中的各个环节，其对破坏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就现在来看，我国应该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出发，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学习并借鉴国外科学、丰富的立法和执法经验，不断建立健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关于规制基因专利垄断的制度。

摘要：民间打假人伴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而产生，发展到今日，他们已变成职业化群体，分布在行政监管部门监管的各个领域。职业打假行为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逐渐凸显出负面影响，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因此采取收紧政策，对其进行规制，各大企业应对职业打假行为的危机管理也一度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现今各个领域对其应对和规制的研究已渐有成效，但新《广告法》实施之后，职业打假再次爆发，打破了过往的平衡状态。作为行政主管机关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任务繁重，疲于应对。因此，对职业打假行为在全新背景下提出新的应对之策，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基于新的研究目的，在理论建构基础上，本文采取市场监督管理理论和政府治理理论作为理论依据，通过查阅文献、定性分析、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法办函[2017]181号《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的最新文件精神，定义了职业打假行为，将其分类，继而确定了本文研究对象，并对职业打假行为发展过程进行阐述。通过工作实践归纳总结了新《广告法》背景下职业打假行为的特点，其中包括以虚假广告为打假对象、以移动互联网为打假重点、以大众媒介和医疗机构为打假新平台、职业打假行为群体化与模式化、滥用法律手段实施打假等。之后通过思想观念、法律制度、机构体系、方式方法、相关程序等五个方面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对职业打假行为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同时重点剖析了应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应对方式不适应现实需求，法律滞后带来应对困境，应对程序不尽规范，行政复议答复与诉讼答辩存在瑕疵，行政指导作用相对薄弱等。据此提出转变职业打假行为应对方式，完善职业打假行为应对法律和程序，借助司法力量应对职业打假行为，协助职业打假人转变职业，发挥多元主体共治作用等有效应对职业打假行为的建议，提倡广告行业自律，促进普通消费者参与监督，建议消协设立职业打假人信息库，从源头上削减职业打假投诉举报发生的几率，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并为违法打假行为向合法转化提供了可能性。

摘要：随着我国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对司法鉴定的期望越来越高。司法鉴定不仅对矛盾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与审查起诉阶段中案件事实的确认、后续检察权的正确运行、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息息相关。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检察官员额制改革”、“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等各项改革叠加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如何提高检察机关司法鉴定质量，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
　　本文以H省检察机关司法鉴定领域的总体情况为研究对象，运用过程控制理论，采用资料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实地调研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近三年来H省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工作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在借鉴国内外司法鉴定管理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H省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工作存在“检察机关司法鉴定顶层设计不完善”、“司法鉴定质量体系建设及制度执行不到位”、“司法鉴定后续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且方式不科学”三大类问题。并找出问题成因即“技术工作没有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检察技术工作自身定位不明”、“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管理方式中的行政化色彩过重”。最后，从事前“把好检察机关司法鉴定活动入口关”、事中“严格检察机关司法鉴定活动动态管理”、事后“做好检察机关司法鉴定活动的反向审视”三个阶段提出改善检察机关司法鉴定质量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检察技术工作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文章创新的将加强检察机关司法鉴定管理、提高检察机关司法鉴定质量与国家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相结合，较为系统的提出了具有很强时效性和现实意义的对策建议。

摘要：在传统的管理系统中，针对律师律所而专门设立的管理系统少之又少。在云南省昆明市，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不计其数，而由于缺乏统一化管理，这些律师律所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现有的律师律所管理系统，大多都不完善，只能提供简单的查询业务，并不能对现有的律师律所进行真正的统一化管理，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简单实用的昆明市律师律所执业管理系统。
　　在昆明市律师律所执业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中，为了满足实际需求需要，决定采用MVC设计模式与SSH开发框架相结合的组织方式进行后台代码的组织编写。一方面，MVC设计模式按照模型(Model)、视图(View)、控制器(Controller)的组织结构对业务逻辑进行划分，实现数据调用与业务处理的分离，有利于降低代码的耦合性，增强代码的可读性和可调试性;另一方面，采用由Struts、Spring和Hibernate集成的SSH框架，不仅有利于业务逻辑的实现，而且还降低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效率，增强系统的容错性。在数据存储方面，决定采用SQL Server2014数据库管理系统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经过社会调研以及研究分析，将昆明市律师律所执业管理系统划分为五大功能模块:新所设立、工作桌面、业务管理、信息维护和统计分析。其中，新所设立功能包括所名核准、国内所总所设立和外地所分所设立等操作;工作桌面包括律师信息管理、申报业务管理、消息通知管理等操作;业务管理功能包括业务申报、业务查询、案件登记、案件查询、报表填报、报表查询等操作;信息维护包括本所信息维护、党支部信息维护、站内通讯和通知通告维护等操作;统计分析功能包括业务统计、律师统计、国内所信息统计、国内所业务统计等操作。
　　在昆明市律师律所执业管理系统中，通过五大功能模块的技术实现，为昆明市律师律所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高效、稳定的管理系统，深化了对律师律所的统一化管理，推进了昆明市信息化办公建设，提高了工作效率，简化了工作流程，对昆明市律师律所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摘要：现如今，社区矫正逐渐被我国重视，但海淀区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越来越难，在现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淀区通过社区矫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全面管理监督是当下主要管理手段。海淀区现有的社区矫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已经不能够满足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的需要，系统的硬件软件都已经脱轨，不能够与新生电子产品进行完好的衔接。本文依据实际情况，需要为海淀区建设基于J2EE的社区矫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基于J2EE的社区矫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实现是使用B/S架构，SSM框架进行开发，使用SQLServer2012数据库进行对系统数据的综合管理。系统APP的开发是使用半开源性的Andriod进行开发的，系统的代码编写以Java语言为主，并使用Html进行系统界面的编写。
　　本系统实现了服刑人员定位管理、服刑人员管理、电子档案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系统管理。其中服刑人员定位管理包括定位监控管理、电子围栏管理、围栏规则设置、短信管理、报警管理、重点区域监控、通话管理、标注点管理。服刑人员管理包括接收执行、监督管理、考核奖惩、矫正解除。电子档案管理业务主要包括服刑人员档案管理、脱管人员档案管理、漏管人员档案管理、重新违法犯罪人员档案管理、期满解矫人员档案管理。数据统计分析业务主要包括数据图形分析、报表参数数据统计输出。系统管理业务主要是对工作人员档案的管理、APP日志记录的管理、系统的提醒管理、待办工作提醒的管理以及APP个人中心的管理。
　　系统将现有资源进行了最大的利用，完成了最初的设计目的，实现了对原有系统漏洞问题的解决，缺乏功能的补充。系统应用后，可以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更加全方位更加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机构的工作效率，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摘要：济宁市检察机关是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国家司法机关。作为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检提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信息化建设、打造网络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该检察机关认识到有必要、有需求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及以信息化助推检察工作规范化、现代化的更高要求。在其目前工作调度机制中，还存在着资源无法合理分配等种种不合理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服务于济宁市检察机关一线工作调度的平台进行开发。
　　本平台的开发工作是采用协同办公的设计理念，基于.Net技术平台，采用SOA/MVC设计模式，综合运用先进的诸如RSS、Ajax等web2.0技术，采用业务模块松耦合的组件化设计思想，采用标准化软件开发流程，设计并实现了集日常管理、业务规范、一线工作调度、指挥、监控、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平台包括工作写实、工作任务、考勤管理、基础数据管理系统等多个部分。工作写实系统实现记录干警日常工作情况的功能;工作任务系统实现各级别部门间部署任务的层层派发功能;督办评价系统实现对未完成工作任务或重点工作任务的督察督办及进展情况的评价功能;视频调度系统将全市所有检察人员以及重点办公办案场所连接贯通，实现远程办公、远程接访、远程指挥等功能，消灭距离障碍;考勤管理系统实现全市检察干警日常考勤签到管理功能;基础数据管理系统对平台数据后台管理及分析应用，供领导决策参考功能。
　　目前，平台已投入使用并表现出顺畅、有序的管理功能，达到了为办公提供信息与综合服务、优化办案数据整合分析能力、增强领导决策智能化程度、提升工作效率的目的，较好地响应了检察院加强信息化建设，增强业务处理能力的进程和趋势。济宁市检察机关工作调度处理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有效促进机关内部各项资源的合理分配，为打造检察机关现代化的工作理念提供助力。

摘要：不真正连带债务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债务形态，随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已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发展与认可。然而当前中国的民事法律发展情况，我们能看到一些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适用规则，却没有对其进行明确定义及适用范围，这种不确定性将极大的阻碍我国的司法实践。所以，根据侵权责任的特点，应进一步定义不真正连带债务的适用规则及范围，进一步明确认定标准，确保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的定义侵权责任法中的不真正连带债务。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在社会现实需要的推动下产生的。民法中的含义是虽然对于同一债务有多个债务人，且债权人可要求其中任何一个或多个债务人履行全部义务，但在这些均有履行义务的债务人中，却存在着不承担最终责任的债务人。这一独特性质，在侵权法适用的过程中，更能体现责任分配的公平理念。在司法实务中，不真正连带责任有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似之处，但是却不能完全套用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的适用规则。它是在司法实务中根据特殊的案件类型所提出的概念。国内与国外的许多学者对不真正连带责任概念的见解颇多，且争议较大。与司法实务对日渐增加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侵权案件如何处理也存在分歧。本文对不真正连带责任在侵权法适用过程中应该如何理解进行阐述，包括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概念、构成、相关典型、重要案例中如何进行责任分配、诉讼模式应当如何选择、裁判文书应当如何表述等。
　　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连带责任，即所有的侵权人或者担保人共同承担责任，任何一个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侵权人或者担保人都有权向其他应当承担责任而没有承担的责任的共同责任人追偿其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份额。而不真正连带责任则不同于连带责任，它的最终责任承担者只有一人，而正确区分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连带责任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如何区分侵权人、责任人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的另一个论述重点，就是怎么简单明确的区分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侵权或者民间借贷的案例，在责任承担方面，首先要区分的就是各个侵权人或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是何种责任，从而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因此在连带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存在交集的情况下，如何在司法实践的层面去正确区分这两个概念，以及在认定不同责任承担方式的前提下如何确定侵权人的责任至关重要。

摘要：当前，我国正在开展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新型的开放性经济体制，“一带一路”与海洋强国战略使区域合作与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自贸区建设范围不断扩大，外国法与内国法的冲突、融合及适用已经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步伐紧密联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明确要求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而各国法律繁复庞杂，外国法的查明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重视外国法的查明及其准确适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从法律适用角度维护我国利益与经济安全的客观要求，也是平等保护本国与外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保障，有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本研究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笔者对于外国法查明制度进行了概述，其中主要叙述了外国法查明的界定（主要从法律说、事实说、折中说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进一步归纳总结了外国法查明的概况。第二部分，从立法现状、司法现状、存在的问题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存在的问题方面，笔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立法有待充实、理论脱离实践。第三部分，以前文论述为基础，笔者对外国法查明制度提出完善建议，即细化责任主体、扩展查明方式、慎用查明不能等三个方面的建议。

摘要：监外执行是我国刑法执行的一种，是对罪犯采取不予关押交由基层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群众执行监督、考察管理相结合的一种方式，相对于在监狱内执行的刑罚而言是一种非监禁刑法。包括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五类监外执行罪犯。2011年2月25日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监外执行罪犯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将社会服刑罪犯监督管理工作提高到了重要的地位。
　　社会服刑罪犯的监管工作按照我国“监外执行工作流程”进行操作，同时，还有建议长期稳定的防止监外人员再度发生犯罪的有效机制，这种防范措施是否得到，决定了社会服刑人员是否能够真正回归社会。同时通过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建设一套科学的监外服刑人员监管系统，增加对监外服刑人员的信息资料进行统一录入、统一管理，对监外服刑人员签到通过一个设备进行统一登记统一上传、统一查询等，对监外服刑人员的活动范围与活动轨迹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
　　本系统在其功能上符合用户要求，页面风格上符合昆明市司法局各个系统的总体风格，操作规范上符合社区矫正人员的操作习惯。
　　系统采用JAVA实现了数据的独自处理与图形的单独表达，系统允许根据监外服刑人员管理的需要向功能更加强大进行扩展，其在发挥监外服刑人员管理作用的时候安全可靠。在对系统的开发进行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QLServer2012数据库技术和JAVA编程技术，并采用了统一建模语言UML对系统功能需求进行用例分析，人机会话采用JSP技术实现，Spring MVC的组合模式实现了协警绩效考核信息化管理。
　　昆明市司法局监外服刑人员监督管理系统通过移动电信通讯技术和监督管理系统两方面相互配合，能够快速判断监外服刑人员所处的地区范围并且及时采取管制措施，系统对监外服刑人员日常化的监督，实现了实时定位、实时预警、传递信息、记录监管、网上申请和审批、电子化数据分析、电子化档案建立和维护、网上发布信息和交流等功能。
　　本系统可大大节约办公经费，提高管理人员对监外服刑人员社区监督工作的实时性和效率，也减少了社区矫正人员的工作量。服刑人员通过社区监管，一方面减少了国家在监狱减少方面的投入成本，避免监狱建造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能够合理利用社区资源，在服刑人员监管中体现了更高的人性化，对于那些犯罪行为较轻，改造可能性大的犯罪人员，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改过自新、重新开始的机会，改造好的服刑人员，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通过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监外服刑人员的信息、改造情况和监外执行工作管理人员开展的工作内容都能通过平台进行查询，同时都有记录管理，大大提高了司法部门的工作的透明化，提高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