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内应用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与环境利益，各国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不同国家转基因作物安全审批制度的差异，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这一贸易现象也逐渐引起关注，是指进口农产品中混杂了微量未通过进口国安全审批的转基因农产品，而该转基因成分已通过出口国安全审批。进出口国对此态度不一，由此发生贸易摩擦，进出口双方均面临着高额的贸易损失，甚至导致两国之间某种特定的农产品贸易中断，影响市场的稳定。因此需要对造成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分析同步审批实现的可行性来判断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能否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解决。我国是农产品进出口大国，大量进口转基因玉米与大豆，大量出口米制品。无论是在农产品进口或出口贸易中，我国都已经历了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却还未建立起法律层面的管理规制制度。就域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关于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已经建立起的的相关管理措施进行研究，并以域外国家或地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所处进出口地位为划分依据，对进口利益集团与出口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制进行比较，探寻进出口利益与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规制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寻求我国建立法律规制制度可借鉴之处，帮助我国在选择贸易伙伴、应对贸易摩擦以及在多边或双边贸易谈判中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内容，文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概念定义、原因与影响研究。主要对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厘清相互之间的关系，保证研究中概念的一致性，明确研究内容。以经济学和法学为研究的理论支撑，在明确定义前提下，深入剖析造成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原因，主要分为管理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并且探求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发生对进出口国家的安全、经济以及政策执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得出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第二，对域外国家或地区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现状考察。基于不同利益追求，域外主要农产品贸易国自动形成进口利益集团与出口利益集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制进行对比分析，寻求对我国建立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制度的启示。
　　第三，我国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现状与制度构建研究。首先就我国现行有效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与检验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对法律现状进行评析梳理，分析我国目前在规制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方面的不足与缺失。然后基于对域外法律规制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与利益追求，明确我国规制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并就规制主体、对象、手段以及责任救济等进行具体规制制度的构建。
　　第四，我国应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立场与行动选择研究。美国和大型生物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出口利益，大力要求进口国实行同步审批与扩大进口范围。面对如此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坚持以国家安全和进口利益为主要出发点，积极预防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发生，维护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类素质不断提升的基础是身体健康，维护人民的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基石。为规范和监督食品生产的经营者、销售者，不同国家都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很多国家已经在食品安全领域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为本国食品安全保驾护航。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越来越被重视，结合自身实际，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食品安全绝不是一件小事，它是具有政治和民生双重意义的战略性问题，关乎国家的根本稳定，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民众有权利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督，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舆论则成为人们进行食品安全监督的最重要工具之一。食品安全的舆论监督具有其他监督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规范、保护和引导，才能提高其监督效率，因此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法律问题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本研究首先基于国内外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文献分析，挖掘食品安全监督的理论基础，从消费者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视角提出食品安全监督的法律意义;接着，本研究基于食品安全监督的理论基础和我国的实践发展，从成就和问题两方面对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基于初步分析结论，从食品舆论监督的立法、主体、方式、行为等方面，较系统地分析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然后，基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的问题，本研究从食品安全监管的起点、依据、手段、制度设计、社会基础等方面，对域外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和借鉴;最后，本研究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保障等方面，对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绩效，提出了法律构架和制度运行机制。
　　本研究基于法学视角，同时结合新闻学、传播学相关知识，运用危机管理论、舆论监督理论，从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主要法律问题入手，并且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法律构架及其制度运行机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我国食品安全，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摘要：2013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从“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角度，积极推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进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一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美好蓝图。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到良好的机遇期，然而，资源环境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主要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个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复杂的状态，农村地区地下水污染、资源超采、生活垃圾、土壤污染等问题，使得农村环境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农村环境问题正在逐渐同城市环境问题“同质化”，然而农村能够提供的环境治理及服务的水平却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距，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都明显落后，立法缺乏专门的针对性，执法和司法在农村地区均显薄弱，而农民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又十分有限，难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路径保护不断遭受损失的环境权利，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也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在现实背景下，本文运用文义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对可持续发展、利益平衡等相关理论进行阐述，从当前农村生态环境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其产生原因，在借鉴域外典型国家环境治理经验基础上，提出相关立法完善建议及保障措施，为推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健康的现代化农村建言献策。
　　本文内容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章绪论。介绍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安全的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文献综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等。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界定和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经济法理论基础。依次对“生态环境安全”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利益平衡理论、市场规制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三部分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现实考察及案例实证分析。重点探讨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具体表现，从现状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案例实证分析，综合思考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是国外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经验借鉴。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先进农业国家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经验总结，指出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启示意义。第五部分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主要包括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具体制度。第六部分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应当从具体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法律监督机制等方面来建立良好的运行保障机制。提高农村村民的生态环保法律意识，加强普法、环保宣传，健全农民公共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机制，最终大力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努力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第七部分是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继续研究的打算及努力的方向。

摘要：庭前会议制度以追求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为目的，受到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关注。在我国目前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之下，作为庭审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庭审精细化的重要制度，庭前会议的价值更加凸显。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庭前会议制度进入司法层面。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庭前会议制度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庭前会议的适用率难以提升，大部分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次数寥寥可数，甚至没有召开过严格意义上的庭前会议。二是庭前会议本身在实践中曝露出权威不足、效率不高的弊端，当事人在庭前会议提出的诉求，在庭审中仍重复提出，导致庭审效率低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但是即便如此，庭前会议依然存在规定不清、适用不足等问题。
　　本文以促进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为目标，试图通过阐述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和目标，进一步提出庭前会议的完善建议。除了绪论和结论，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庭前会议的发展历程入手，引出庭前会议的概念、价值、意义，指出庭前会议在我国运行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以庭前会议制度在目前司法实践中运行情况为背景，着重分析了庭前会议制度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庭前会议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上对于庭前会议的观念不统一、立法铺垫不细致、配套制度没有建立。第三部分立足庭前会议的未来发展，提出首先要厘清庭前会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价值、条件和适用范围，统一立法在庭前会议制度方面对于基本问题的认识，然后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并且以“庭前会议规程”为背景，侧重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庭前会议的发展完善，探索细化庭前会议在召开主体、告知程序、监督制约以及制度衔接方面的具体办法。

摘要：轻罪是指在犯罪在分类意义上，在刑法中将犯罪分为轻罪和重罪的理论探讨。轻罪是与“重罪”相对的概念，是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或者后果轻微、依法应予较轻处罚的轻微犯罪。以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一般认识，当前宜以有期徒刑3年为区分轻罪和重罪的界限，凡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均为轻罪，其它犯罪为重罪;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2016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决定，轻罪重罪区分的界限将来可以降低为1年有期徒刑。然而，某一具体罪名会存在轻罪重罪的交叉，既可能构成轻罪也可能构成重罪，属于轻罪或者重罪取决于具体犯罪的实际情节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而某些罪名依照刑法分则关于该罪名刑罚的规定，则确定只属于轻罪或者只属于重罪。
　　我国刑法中本没有轻罪重罪的制度划分，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有必要建构轻罪制度。建构轻罪制度虽然有利有弊，但是总体上利大于弊。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制度是理性的选择。由刑法接纳原本被视为轻微犯罪的劳动教养内容，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履行人权保障国际公约承诺的需要，还是建设清廉社会、发挥刑法导引道德作用和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是实现安全、秩序和自由法价值的现实需要。将劳动教养制度中的主要内容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与刑法内容相重合的、部分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处罚的行为纳入轻罪范围，具有合理性。我国历史上的重罪轻罪思想也为轻罪制度建构提供了法律思想基础。将“破窗理论”本土化改造后的“蚁穴理论”，即“防微杜渐预防犯罪的理论”能够作为建构轻罪制度的理论依据;我国刑法规范中原本就有轻罪重罪思想，而且刑法理论界对于我国构建轻罪制度也在逐步形成共识。事实上刑法修正案已经开始了轻罪立法实践，司法解释通过降低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犯罪圈也是轻罪化的表现。因而，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和可行性;国外的轻罪立法也可以为我国轻罪立法提供有益借鉴。在理论上应重新界定犯罪的概念，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理性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界定轻罪范围、合理划定轻罪犯罪圈。
　　秉持从“重重轻轻”转向“轻重并重”，从“重打击轻保护”转向“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惩防并举”转向“注重预防、矫正为主”，“宽严相济”对于轻罪应当侧重于“宽”等理念，对轻罪应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对轻罪犯罪人应当尽可能考虑适用非监禁刑、半监禁刑，以尽量避免监禁刑封闭的监狱行刑模式给犯罪人造成的难以再社会化、甚至“交叉感染”而“变得更坏”的负面效应。对轻罪的刑罚设置需遵循“教育为主、惩戒为辅”、“惩前毖后、教育大众”、“原则从轻、例外从严”，以及非刑罚制裁措施替代等原则。具体设置可以考虑由重到轻依次为短期自由刑和限制自由刑:有期徒刑、拘役、拘禁、管制;财产刑:罚金;非刑罚制裁措施:褫夺公职、职业禁止、资格剥夺、撤销荣誉与惩罚性赔偿;制约性教育措施:强制参加“合格公民”素质培训、强制义务性社区公益劳动、结合自己犯罪进行守法社区巡回宣讲等四个层次。对轻罪有必要设置前科消灭制度以抵消犯罪人标签的不利影响。在努力实现兼顾公正与效率、人权保障优位和限制公权力等法价值目标指导下，建构轻罪快速处理的简易程序。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也不断加深，这就使得个人信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样一来也导致了个人信息被滥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个人信息随意被滥用将会侵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如何合理使用和分析个人信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本篇论文首先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出《网络安全法》，结合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安全在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进行研究与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出台后，中国的网络安全状况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本文通过对《网络安全法》出台前后的网络安全状况进行对比，以此推测未来中国网络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国内国外在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有序安全流动、安全和谐的网络社交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法律、政策、有关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以及不足，同时对于未来中国如何在这一问题上的进行立法和行政进行方向上的指导以及整体上的规划。从而健全关于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和行政法规，以最终实现中国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

摘要：数字时代的到来，使网络与生活愈发形影不离，网络虚拟财产也由此广泛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当网络用户过世后，其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以及如何继承也便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近几年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相关的纠纷也时有发生，成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问题。本文迎合司法实践之要求，以一起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案件出发，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了论述。
　　第一部分，引言。本部分主要介绍笔者论述此题目的背景、意义及方法、创新点，并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部分重点研究成果作出归纳、总结，将虚拟财产继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曝光、罗列。突出了本文服务于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理论的丰富以及我国《继承法》的完善这一宗旨，阐释出本文对于虚拟财产相关理论研究的积极意义，借各位学者之观点铺垫于笔者下文之论述，也提高了文章的理论深度。
　　第二部分，“金刀案”概况及问题的提出。本部分对本文所选案例——“金刀”案的基本情况进行陈述，并根据案例提出本文需要探讨的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以及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继承两大主要问题，为下文的理论阐述埋下伏笔，也使得文章结构规整而鲜明。
　　第三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其可继承性分析。本部分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深度剖析，将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为“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能够为人所占有、支配并具有一定价值的比特流”，具有虚拟性、可被信息化、稀有性、持续性、价值性四大特征。可将网络虚拟财产分为虚拟入口和虚拟资产两大类，且虚拟资产还可以划分为虚拟货币、加成或美化道具以及网络店铺三小类。本文将网络虚拟财产定性为物权之客体，由网络用户享有其所有权。以此部分所得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民法总则》、《继承法》之规定以及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得出网络虚拟财产可以继承的结论。本部分的论述为下文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制度具体问题的论述打造了基础，是下文论述的依据。
　　第四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权的实现。本部分论述限制虚拟亲密关系主体不得成为继承权主体，同时排斥了不具有亲密关系的用户之间对合作所得虚拟财产的共有。针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性，为各个网络虚拟财产分别设计了分割方式。同时，明确了网络服务商在虚拟财产继承中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部分，关于本案如何处理的思考。经过前文的论述，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分类、属性以及能否继承、如何继承等问题，已经得出了一定的结论。本部分，笔者将前文所得结论代入所选案例，对“金刀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本案所涉及的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如何继承作出详细论证。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责任风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法治的健全和公众维权意识的加强，人们对转移和分散日益增加的责任风险的风险管理机制产生了迫切的需求，就这样，责任保险基于不断完善的民事责任制度和管理责任风险的目的应运而生，并日益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险种。其中，保险人和解参与权是保障保险人参与责任赔偿并受责任关系确定协议拘束的制度，能够平衡保险人、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但是我国《保险法》没有责任保险人和解参与权这方面的规定，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正是由于立法上责任保险人和解参与的失范与空白，使得保险实践中该问题只能由保险合同约定。因此，从明确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和解参与权的概念、性质以及构建完善的保险人和解参与权行使体系等方面进行立法的完善，对于责任保险的理论研究与保险实务的发展实属有益。

摘要：上市公司分立作为公司资产重组的一种形式，由于分立后上市公司可以分享原上市公司形成的信誉，从而获得较高的发行价与上市市盈率，因此上市公司分立在资本市场成熟的国家运用非常普遍，而在我国上市公司分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空白阶段。直到近些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上市公司规模扩张化和经营多元化所带来的弊端初显，上市公司分立作为资本收缩的一种行为方式，开始被我国上市公司所关注。2010年东北高速由于自身原因在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在我国首创性地完成了上市公司分立行为，将上市公司分立由理论变为实践，这无疑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但纵观我国法律规定，关于上市公司分立的规定较为原则化，对指引上市公司分立进程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外相关立法例和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并结合我国东北高速分立成功的实践经验，对上市公司分立行为进行剖析。这主要包括:首先从上市公司分立概述出发，明晰上市公司分立的内涵与外延;接着从上市公司的实体问题角度，分析上市公司分立的模式与对利益主体的影响;然后从上市公司分立的程序问题角度，理清上市公司分立的全过程;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对我国完善上市公司分立制度提出可行性建议。

摘要：3D打印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对3D打印过程的各个阶段认识及定性不同，导致了法律适用的分歧。对3D打印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与分析，3D打印实质上是一种复制行为。以3D打印源文件为基础，结合3D打印过程可确定3D打印成果的性质与权利归属，3D打印行为应用著作权法来调整。对于现行著作权法中关于“复制”与“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应适当扩大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并对合理使用制度中关于个人使用标准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以适应3D打印规制的需要。3D打印所涉及的立体作品中有的是实用艺术作品，所以有必要完善实用艺术作品及演绎作品的相关规定，明确实用艺术作品的界定标准。

摘要：代持股协议融资与隐名投资的关系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隐名投资是从投资方角度出发，而代持股协议融资是从融资方角度出发。隐名投资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为隐名股东从公司处购买股权，二为隐名股东购买公司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代持股协议融资当然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区分。不过第一种方式对代持股协议融资来说程序极为繁琐。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25、26条的规定肯定了代持股协议效力的同时，还初步调整了隐名股东与公司、名义股东、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随着代持股协议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代持股协议也应用在融资领域。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法律来具体的解释代持股协议，可以利用信托制度或代理制度。
　　用来融资的代持股协议通常包括三部分:股权转让条款、股权代持条款和股权回购条款，这三种条款在代持股协议融资的背景下将存在某些特定的法律风险，以及代持股协议的融资目的之特殊性使得这些法律风险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办法。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代持股协议的规定存在矛盾和不足之处，解决的办法是在维护现有制度的合理处的同时，进一步增加规定新的制度，具体见本文第三章的内容。

摘要：股东权利及其保护制度是公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制度，明确股东权利的属性，有利于保护股东权利。股东权利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固有权与非固有权就是比较常见的划分类型，然而中国公司法学者并未对股东固有权理论进行深入的探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协议等不得实质性剥夺股东的知情权，明确了知情权的固有权属性。股东固有权是股东依法享有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就固有权界定标准来说，现有的自益权与共益权标准说未能指明固有权的本质，能否受到法律之外剥夺或限制标准说未能回答“什么样的权利才是不能受到法律之外剥夺或限制”这一问题，法律强制规范说与股东权利的重要程度说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对股东固有权的界定，应依据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股东权利的重要程度来判断。股东固有权是股东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保护，资产收益权、参与管理权、知情权、救济权等为股东固有权。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优先认购权、资格继承权等为非固有权。股东固有权除法律规定外，不可被剥夺，但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或基于公司整体利益的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征得股东同意后也可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对股东固有权进行的限制不能实质性的剥夺股东固有权，否则相关条款或约定无效。

摘要：公司债受托管理人制度是由英美国家起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基于信托理论创设的意在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的法律制度。中国债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相应的引入了该制度。但受托管理人制度有着伴随制度产生的利益冲突的本源问题，美国在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立法以及实践中的判例法解释得以将其不断完善并合理的规制，日本则通过创立债权人会议制度与其兼容之，取得了两者的权利义务平衡。而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引入较晚，其中的规定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设置，结合中国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试图提出对中国公司债受托管理人制度完善的一些建议。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公司债性质、法律特点，并对债券持有人的风险特性作了一定的概括分析，旨在提出受托管理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该制度的作用。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典型国家及地区受托管理人制度的立法构造。对受托管理人的设立、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为后文中国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的完善提供比较借鉴思路。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立法者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的态度。通过分析立法演变过程和现行法律规定得出现阶段立法者对于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并结合域外法律规定以及实践中的案例提出了中国公司债受托管理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最后，文章的第四部分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在对中国债券受托管理人设立模式以及立法原则探究的基础上，对完善中国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几点立法建议。

摘要：经济胁迫是英美合同法上制度，是胁迫手段是经济手段或商业手段的一种胁迫行为，主要是用来规制意思表示不自由，其产生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公平正义。同我国相关制度比较可知，大部分的经济胁迫是与我国的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相类似。正因为存在着相似之处，才可以借鉴经济胁迫的理论适用到我国的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法律行为当中。尽管在《民法总则》上已经将二者合并，但在法律适用上仍然存在着显失公平的适用不确定和模糊的问题存在。借助经济胁迫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是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行为类型化，另外一个是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行为的构成要件具体化。从对解决我国目前相关制度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可以体现出研究英美合同法上的经济胁迫的重要意义。

摘要：全面且适当地履行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否则便构成违约，合同一方当事人如因对方履行不适当造成损害有权向违约方主张违约责任，如导致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害，即触及到固有利益时，便发生加害给付的法律后果，此时受害人依据《合同法》第122条，可以主张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加以救济，因此加害给付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边际问题。按照当前立法模式，加害给付救济模式属于责任竞合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并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全面保护，在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对于加害给付救济模式有着不断的争议探讨，加害给付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争议主题，在起草构建民法分则的背景下，如何在合同法框架内重构加害给付制度有着必要现实的意义，扩充合同法适用空间，赋予加害给付以违约责任救济模式，引入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为我国加害给付制度注入新鲜血液，在承继前辈的伟大发现实现新的理论创新，重构新时代背景下的加害给付制度，使其发挥富有生命力的现实价值。

摘要：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在刑法学理论中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国家以法律这一正式的形式将这样一项权利赋予人民也体现出国家对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视。正当防卫指国家、社会、本人或者他人在受到非法侵害时，积极主动采取相应措施制止非法侵害。同时通过这项规定来鼓励和支持这种行为是以国家为后盾使公民有同非法行为作斗争的勇气和胆量，使其在面对非法侵害时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身边的合法权益。在法律实务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认定等方面存在争论，体现在行为人的防卫行为的性质以及防卫的必要限度的界定;行为人采取防卫行为时的主观罪过形式等方面。本文通过对韩某故意伤害案的解读，着重对防卫人的行为性质、防卫行为的限度、防卫人的主观罪过形式等问题进行剖析，同时也对司法实务中涉及防卫过当的案件的定罪量刑进行讨论。

摘要：近些年来，在我国流行音乐界，音乐作品抄袭事件屡见不鲜，音乐人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音乐作品抄袭纠纷却少之又少，这与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关于此类案件的明确规定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学界对此领域也同样鲜有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的音乐人，尤其是原创音乐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的音乐作品抄袭案件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求发现各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出现的问题。同时，对国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力图找到适于我国国情的音乐作品抄袭认定标准，为我国音乐作品抄袭案件的审理提供意见。
　　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内外的四起音乐作品抄袭案件，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各自的判定标准。
　　第二部分阐述了国内外法院对于音乐作品抄袭案件常用的判定标准，即独创性原则和实质性相似原则，并对独创性原则和实质性相似原则的基本概念、构成要件和判断标准进行研究，力求找到适用于我国音乐作品抄袭案件的独创性和实质性相似认定标准。
　　第三部分提出了应从旋律、和弦两方面对音乐作品进行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并提出了相应的认定方法。通过分析现有的三种实质性相似认定主体的利弊，提出了应确定鉴定主体为鉴定机构的建议。

摘要：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凭借其得天独厚的高信息涵盖量、超乎想象的传播速度、广泛的传播地域等特性，逐渐成为人们进行各项活动的又一重要空间。但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造谣行为也在愈演愈烈，呈现出一种高发的状态。网络造谣行为不仅影响了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也严重威胁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刑法修正案（九）》通过新增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正式将网络造谣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但中国刑法在对网络造谣行为进行规制时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惩罚力度相对不足、司法实务中操作性弱等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刑法规制网络造谣行为的现状，借鉴国外的刑事立法经验，针对立法及司法层面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对应的完善建议。使得中国刑法对网络造谣行为的规制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真正做到罪刑法定，有法可依。

摘要：优先股兼具股权性质和债权性质，是不同于普通股的投资工具。当前，中国的优先股制度还处于试点阶段。立法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导致中国的优先股制度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立法冲突与缺失、表决权复活机制作用微弱、退出机制不完善、知情权保护欠缺等一系列法律适用上的困境。鉴于目前中国尚未能够形成完善的优先股制度法律体系与优先股股东权益保护机制，具有特殊性的优先股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仍需受到关注。本文立足于当前的优先股股东权益保护状况，深入剖析了股东权益保护的学理基础，反思中国在保护优先股股东权益方面的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经验，在立法保护、表决权制度、退出机制、知情权保护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中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优先股股东权益保护体系。

摘要：我国正处于企业集团化发展的进程之中，公司形态从初始的单一平面结构向层级化立体结构转变。公司形态的转变使现有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面临挑战，在我国确立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不仅必要且十分迫切。双重代表诉讼制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对相关基础概念进行辨析，介绍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双重代表诉讼的性质。其次，论证我国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确立的必要性。再次，对域外法进行介绍，以期为构建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提供借鉴。最后，论证如何构建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在适用条件、诉讼主体、前置程序方面，结合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提出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