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素质不断提升的基础是身体健康，维护人民的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基石。为规范和监督食品生产的经营者、销售者，不同国家都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很多国家已经在食品安全领域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为本国食品安全保驾护航。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越来越被重视，结合自身实际，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食品安全绝不是一件小事，它是具有政治和民生双重意义的战略性问题，关乎国家的根本稳定，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民众有权利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督，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舆论则成为人们进行食品安全监督的最重要工具之一。食品安全的舆论监督具有其他监督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规范、保护和引导，才能提高其监督效率，因此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法律问题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本研究首先基于国内外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文献分析，挖掘食品安全监督的理论基础，从消费者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视角提出食品安全监督的法律意义;接着，本研究基于食品安全监督的理论基础和我国的实践发展，从成就和问题两方面对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基于初步分析结论，从食品舆论监督的立法、主体、方式、行为等方面，较系统地分析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然后，基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的问题，本研究从食品安全监管的起点、依据、手段、制度设计、社会基础等方面，对域外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和借鉴;最后，本研究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保障等方面，对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绩效，提出了法律构架和制度运行机制。
　　本研究基于法学视角，同时结合新闻学、传播学相关知识，运用危机管理论、舆论监督理论，从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主要法律问题入手，并且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的法律构架及其制度运行机制，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我国食品安全，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摘要：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内应用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与环境利益，各国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不同国家转基因作物安全审批制度的差异，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这一贸易现象也逐渐引起关注，是指进口农产品中混杂了微量未通过进口国安全审批的转基因农产品，而该转基因成分已通过出口国安全审批。进出口国对此态度不一，由此发生贸易摩擦，进出口双方均面临着高额的贸易损失，甚至导致两国之间某种特定的农产品贸易中断，影响市场的稳定。因此需要对造成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分析同步审批实现的可行性来判断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能否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解决。我国是农产品进出口大国，大量进口转基因玉米与大豆，大量出口米制品。无论是在农产品进口或出口贸易中，我国都已经历了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却还未建立起法律层面的管理规制制度。就域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关于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已经建立起的的相关管理措施进行研究，并以域外国家或地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所处进出口地位为划分依据，对进口利益集团与出口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制进行比较，探寻进出口利益与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规制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寻求我国建立法律规制制度可借鉴之处，帮助我国在选择贸易伙伴、应对贸易摩擦以及在多边或双边贸易谈判中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内容，文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概念定义、原因与影响研究。主要对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厘清相互之间的关系，保证研究中概念的一致性，明确研究内容。以经济学和法学为研究的理论支撑，在明确定义前提下，深入剖析造成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原因，主要分为管理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并且探求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发生对进出口国家的安全、经济以及政策执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得出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第二，对域外国家或地区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现状考察。基于不同利益追求，域外主要农产品贸易国自动形成进口利益集团与出口利益集团。对不同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制进行对比分析，寻求对我国建立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制度的启示。
　　第三，我国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法律规制现状与制度构建研究。首先就我国现行有效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与检验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对法律现状进行评析梳理，分析我国目前在规制转基因低水平混杂方面的不足与缺失。然后基于对域外法律规制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与利益追求，明确我国规制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并就规制主体、对象、手段以及责任救济等进行具体规制制度的构建。
　　第四，我国应对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的立场与行动选择研究。美国和大型生物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出口利益，大力要求进口国实行同步审批与扩大进口范围。面对如此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坚持以国家安全和进口利益为主要出发点，积极预防农产品中转基因低水平混杂发生，维护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2013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从“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角度，积极推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进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一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美好蓝图。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到良好的机遇期，然而，资源环境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主要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个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复杂的状态，农村地区地下水污染、资源超采、生活垃圾、土壤污染等问题，使得农村环境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农村环境问题正在逐渐同城市环境问题“同质化”，然而农村能够提供的环境治理及服务的水平却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距，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都明显落后，立法缺乏专门的针对性，执法和司法在农村地区均显薄弱，而农民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又十分有限，难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路径保护不断遭受损失的环境权利，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也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在现实背景下，本文运用文义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对可持续发展、利益平衡等相关理论进行阐述，从当前农村生态环境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其产生原因，在借鉴域外典型国家环境治理经验基础上，提出相关立法完善建议及保障措施，为推进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健康的现代化农村建言献策。
　　本文内容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章绪论。介绍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生态环境安全的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文献综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等。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界定和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经济法理论基础。依次对“生态环境安全”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利益平衡理论、市场规制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三部分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现实考察及案例实证分析。重点探讨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具体表现，从现状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案例实证分析，综合思考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是国外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经验借鉴。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先进农业国家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经验总结，指出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的启示意义。第五部分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主要包括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具体制度。第六部分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农村生态环境安全保护应当从具体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法律监督机制等方面来建立良好的运行保障机制。提高农村村民的生态环保法律意识，加强普法、环保宣传，健全农民公共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机制，最终大力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努力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第七部分是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继续研究的打算及努力的方向。

摘要：庭前会议制度以追求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为目的，受到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关注。在我国目前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之下，作为庭审中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庭审精细化的重要制度，庭前会议的价值更加凸显。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庭前会议制度进入司法层面。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庭前会议制度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庭前会议的适用率难以提升，大部分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的次数寥寥可数，甚至没有召开过严格意义上的庭前会议。二是庭前会议本身在实践中曝露出权威不足、效率不高的弊端，当事人在庭前会议提出的诉求，在庭审中仍重复提出，导致庭审效率低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但是即便如此，庭前会议依然存在规定不清、适用不足等问题。
　　本文以促进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为目标，试图通过阐述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和目标，进一步提出庭前会议的完善建议。除了绪论和结论，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庭前会议的发展历程入手，引出庭前会议的概念、价值、意义，指出庭前会议在我国运行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以庭前会议制度在目前司法实践中运行情况为背景，着重分析了庭前会议制度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庭前会议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上对于庭前会议的观念不统一、立法铺垫不细致、配套制度没有建立。第三部分立足庭前会议的未来发展，提出首先要厘清庭前会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价值、条件和适用范围，统一立法在庭前会议制度方面对于基本问题的认识，然后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并且以“庭前会议规程”为背景，侧重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庭前会议的发展完善，探索细化庭前会议在召开主体、告知程序、监督制约以及制度衔接方面的具体办法。

摘要：轻罪是指在犯罪在分类意义上，在刑法中将犯罪分为轻罪和重罪的理论探讨。轻罪是与“重罪”相对的概念，是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或者后果轻微、依法应予较轻处罚的轻微犯罪。以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一般认识，当前宜以有期徒刑3年为区分轻罪和重罪的界限，凡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均为轻罪，其它犯罪为重罪;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2016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决定，轻罪重罪区分的界限将来可以降低为1年有期徒刑。然而，某一具体罪名会存在轻罪重罪的交叉，既可能构成轻罪也可能构成重罪，属于轻罪或者重罪取决于具体犯罪的实际情节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而某些罪名依照刑法分则关于该罪名刑罚的规定，则确定只属于轻罪或者只属于重罪。
　　我国刑法中本没有轻罪重罪的制度划分，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有必要建构轻罪制度。建构轻罪制度虽然有利有弊，但是总体上利大于弊。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制度是理性的选择。由刑法接纳原本被视为轻微犯罪的劳动教养内容，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履行人权保障国际公约承诺的需要，还是建设清廉社会、发挥刑法导引道德作用和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是实现安全、秩序和自由法价值的现实需要。将劳动教养制度中的主要内容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与刑法内容相重合的、部分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处罚的行为纳入轻罪范围，具有合理性。我国历史上的重罪轻罪思想也为轻罪制度建构提供了法律思想基础。将“破窗理论”本土化改造后的“蚁穴理论”，即“防微杜渐预防犯罪的理论”能够作为建构轻罪制度的理论依据;我国刑法规范中原本就有轻罪重罪思想，而且刑法理论界对于我国构建轻罪制度也在逐步形成共识。事实上刑法修正案已经开始了轻罪立法实践，司法解释通过降低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犯罪圈也是轻罪化的表现。因而，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和可行性;国外的轻罪立法也可以为我国轻罪立法提供有益借鉴。在理论上应重新界定犯罪的概念，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理性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界定轻罪范围、合理划定轻罪犯罪圈。
　　秉持从“重重轻轻”转向“轻重并重”，从“重打击轻保护”转向“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惩防并举”转向“注重预防、矫正为主”，“宽严相济”对于轻罪应当侧重于“宽”等理念，对轻罪应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对轻罪犯罪人应当尽可能考虑适用非监禁刑、半监禁刑，以尽量避免监禁刑封闭的监狱行刑模式给犯罪人造成的难以再社会化、甚至“交叉感染”而“变得更坏”的负面效应。对轻罪的刑罚设置需遵循“教育为主、惩戒为辅”、“惩前毖后、教育大众”、“原则从轻、例外从严”，以及非刑罚制裁措施替代等原则。具体设置可以考虑由重到轻依次为短期自由刑和限制自由刑:有期徒刑、拘役、拘禁、管制;财产刑:罚金;非刑罚制裁措施:褫夺公职、职业禁止、资格剥夺、撤销荣誉与惩罚性赔偿;制约性教育措施:强制参加“合格公民”素质培训、强制义务性社区公益劳动、结合自己犯罪进行守法社区巡回宣讲等四个层次。对轻罪有必要设置前科消灭制度以抵消犯罪人标签的不利影响。在努力实现兼顾公正与效率、人权保障优位和限制公权力等法价值目标指导下，建构轻罪快速处理的简易程序。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也不断加深，这就使得个人信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经济生活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样一来也导致了个人信息被滥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个人信息随意被滥用将会侵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如何合理使用和分析个人信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本篇论文首先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出《网络安全法》，结合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安全在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进行研究与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出台后，中国的网络安全状况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本文通过对《网络安全法》出台前后的网络安全状况进行对比，以此推测未来中国网络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国内国外在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有序安全流动、安全和谐的网络社交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法律、政策、有关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以及不足，同时对于未来中国如何在这一问题上的进行立法和行政进行方向上的指导以及整体上的规划。从而健全关于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和行政法规，以最终实现中国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

摘要：数字时代的到来，使网络与生活愈发形影不离，网络虚拟财产也由此广泛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当网络用户过世后，其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以及如何继承也便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近几年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相关的纠纷也时有发生，成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问题。本文迎合司法实践之要求，以一起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案件出发，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了论述。
　　第一部分，引言。本部分主要介绍笔者论述此题目的背景、意义及方法、创新点，并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部分重点研究成果作出归纳、总结，将虚拟财产继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曝光、罗列。突出了本文服务于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理论的丰富以及我国《继承法》的完善这一宗旨，阐释出本文对于虚拟财产相关理论研究的积极意义，借各位学者之观点铺垫于笔者下文之论述，也提高了文章的理论深度。
　　第二部分，“金刀案”概况及问题的提出。本部分对本文所选案例——“金刀”案的基本情况进行陈述，并根据案例提出本文需要探讨的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以及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继承两大主要问题，为下文的理论阐述埋下伏笔，也使得文章结构规整而鲜明。
　　第三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其可继承性分析。本部分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深度剖析，将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为“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能够为人所占有、支配并具有一定价值的比特流”，具有虚拟性、可被信息化、稀有性、持续性、价值性四大特征。可将网络虚拟财产分为虚拟入口和虚拟资产两大类，且虚拟资产还可以划分为虚拟货币、加成或美化道具以及网络店铺三小类。本文将网络虚拟财产定性为物权之客体，由网络用户享有其所有权。以此部分所得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民法总则》、《继承法》之规定以及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得出网络虚拟财产可以继承的结论。本部分的论述为下文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制度具体问题的论述打造了基础，是下文论述的依据。
　　第四部分，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权的实现。本部分论述限制虚拟亲密关系主体不得成为继承权主体，同时排斥了不具有亲密关系的用户之间对合作所得虚拟财产的共有。针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性，为各个网络虚拟财产分别设计了分割方式。同时，明确了网络服务商在虚拟财产继承中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部分，关于本案如何处理的思考。经过前文的论述，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分类、属性以及能否继承、如何继承等问题，已经得出了一定的结论。本部分，笔者将前文所得结论代入所选案例，对“金刀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本案所涉及的网络虚拟财产能否继承、如何继承作出详细论证。

摘要：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规模呈现出大范围爆炸式增长，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以解决金融领域内出现的各种危机。信用违约掉期作为金融衍生产品之一，它的诞生更是针对债券市场量身定做的风险预防工具，成为了一种预防金融风险的新手段。在2016年9月26日以前，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主要应用还集中在欧美国家，它的发展更是几经起伏，但不可否认它在金融衍生工具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现如今属于我国自己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终于落地，如何更好的应用以及解决信用违约掉期合约产生的法律适用纠纷，成为我们当今首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概念与本质入手，从法学角度，分析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合同类型，在此基础上剖析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特殊内涵以及法律适用的障碍与建议，最后提出了在当前立法空白下，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法律适用的具体的规则以及法律适用的特殊性。通过对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深入研究，借鉴其在发展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方面宝贵的法律经验，结合我国当前国情与立法现状，推进完善属于我国自己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法律适用。

摘要：在我国珍贵的物质资源中，矿产和土地资源因其与国家经济命脉息息相关而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近些年的大规模开采，大量的土地资源被破坏、生态环境恶化。因此建立和完善矿区土地复垦法律制度是改善我国生态环境，增加国民经济收入，促进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文对我国矿区土地复垦的立法现状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研究，从中寻找出我国矿区土地复垦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等立法活动中，还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健全、监督体制不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缺失和复垦验收制度不健全等缺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发达国家关于矿区土地复垦的相关经验分析借鉴、取长补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提高我国矿区复垦立法层级，完善我国矿区土地复垦立法体系;建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监督机构，配备专门的执法人员;完善我国的矿区复垦听证制度，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参与制度;建立统一的复垦标准，缩短复垦批准的时间等完善建议。

摘要：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公民法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但随之而来的是“缠访”等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案件日益增多。一些上访人员在行使上访权利时超越合法界限，甚至滥用这种权利达到危害社会秩序的程度，“缠访”就是其中比较常见的滥用上访权利的行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人的思考，即以“缠访”手段向政府索要钱财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是构成敲诈勒索罪还是寻衅滋事罪，抑或是构成其他犯罪。然而在这一领域，现有的刑法学研究却比较少，这就造成了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以此种非正常手段上访向政府索要财物的行为多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笔者对这种定性持不同观点，因此，本文将以敲诈勒索罪的构成为切入点，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比较，明确“缠访”行为的刑法性质，研究本课题对于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伴随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的票据融资业务已不能满足市场各主体的融资需求，更为多样的票据融资工具应运而生，名义上的“票据贴现”实为票据融资性质的票据行为被大量运用。虽然上海票据交易所于2016年12月8日正式成立，但当下中国的票据市场仍然较为混乱。因此本文立足票据无因性的理论基础，以票据融资的法律性质与作用为切入点，同时汲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立法经验，深入探讨票据融资创新的可行性，并提出发展中国票据融资的法律应对。
　　除去绪论与结语，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是票据融资的理论概述，探析票据融资的概念、法律性质及作用，为后续章节的论述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章以票据融资在中国的创新为切入点，对中国票据融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一并指出了中国发展票据融资的困境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对比研究国际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相关立法例，汲取经验教训，进而总结出对中国发展票据融资的启示。
　　第四章是在前三章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票据融资的法律应对。其建议的角度囊括了对本体制度的构建与相关辅助制度的完善。

摘要：2017年底，亲子园虐童案被媒体曝光，引起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对幼童在幼儿园生存现状的担忧以及对虐童者的愤慨。目前检方已对涉案当事人以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提起公诉。媒体对本案的追踪报道，使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这个仅实施两年的刑法罪名走入了公众的视野。笔者以亲子园虐童案为切入点，介绍本案所涉及的争议，引出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在犯罪构成中存在的问题，然后进行探讨和研究。
　　除绪论、结语、参考文献等部分以外，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本篇论文所选用的典型案例，亲子园虐童案，点明该案存在的四个争议点。
　　第二部分:笔者通过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对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进行简要分析，并指出目前理论中存在的争议。
　　第三部分:笔者对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犯罪主体以及犯罪主观方面进行法律分析，解决本罪主体身份判定以及单位犯罪归责的问题。
　　第四部分:笔者对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进行法律分析，解决本罪不作为犯判定以及犯罪情节认定的问题。
　　第五部分:笔者提出完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立法建议。分别是虐待行为去身份化，设立第三人强制报告制度，设立法定从重情节。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信用卡这一便捷支付型电子卡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使用。但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相关犯罪行为的频发，可以说是对人民财产利益与国家金融秩序的严重侵害。中国刑法虽然将信用卡诈骗独立设罪，但是相关法条的规定仍是比较模糊。首先，对信用卡诈骗罪中“信用卡”的含义存在分歧，对此应对“信用卡”的含义做广义理解更符合中国刑法的立法本意。其次，中国当前刑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犯罪有四种客观行为，但是在实践中常见的问题还包括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对客观行为认定标准的检讨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打击信用卡诈骗类犯罪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因此通过参考学理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上述客观行为的研究，归纳相关学者观点，进而提出完善建议等，希望对上述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有所帮助。再次，随着经济与科技的极速发展，网络支付这一新型支付应运而生，而中国刑法对此规定不明确，通过研究分析当前司法实务界常见做法及学理界观点，将新环境下网络第三方支付的侵财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更为合理。最后，在实践中单位涉信用卡诈骗犯罪现象也愈发突出，而中国刑法没有将单位作为此罪的主体，对此应肯定单位主体的法律地位，并提出将单位犯信用卡诈骗罪独立设定法定刑。

摘要：无效法律行为在传统理论上被认为是自始、当然、确定的无效，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与司法实践出现了一些矛盾，这些情况或许可以解释为理论随着时代的更新，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漏洞，其为个别性的，而大多数无效的法律行为按照传统民法理论仍然如此，但是其不能否定一些无效法律行为是可以重新“复活”的。无效法律行为的两种重要缓和制度一补正与转换就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虽然二者在理论上还不成熟，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大量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作为私法自治领域与国家意志之间的润滑剂，该两种制度可以达到减少交易成本，节省时间，鼓励交易的目的。在立法上借鉴与吸收外国的相关制度不失为一良策，吸收域外相关制度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该制度的价值，维护私法自治。

摘要：为我国在今后的电子商务立法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应当从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法的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以及分析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及特点并从中汲取精华，并融合应用与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工作中。
　　正文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简述电子商务的产生，以及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现状。电子商务在我国起步较晚，立法工作方面也并非完备，大大限制了其发展速度。
　　第二部分是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商务立法状况，以及对其他国家电子商务立法的借鉴与学习。我国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慢从而在起步阶段稍逊一筹，所以我们有必要学习和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商务立法体系，从中汲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运用。
　　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完善，以及立法中存在问题和必要性。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也搭乘着互联网这辆“高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转型的引擎。而在其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需要一部独立的电子商务法。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内容的设想，以及立法思路和指导原则。我国相关的电子商务立法虽然数量不多，但要进行立法也不必全部推倒重来。我们大可以现有的法律体系为基础，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稳步进行。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发展战略上的重要环节，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我国想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取得优势，毫无疑问推行电子商务是增强国家竞争力、赢得全球资源配置优势的有力的战略举措。所以，制定一套适应我国的电子商务法，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

摘要：为了适应世界各国之间交易惯例，禁令制度的建立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路径之一。依照《TRIPs协定》中关于临时性措施的规程，中国在2000年先后出台了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把诉前停止侵权纳入中国法律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国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诉前禁令自成立以来已经发展了十几年，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给予了权利人及时救济并产生了极大的保护效果。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诉前禁令存在立法交叉、程序缺失、要件不明、保障不全等诸多难题，各地法院适用不一，法官在认定和判断法律事实时，缺少法律法规的明确依据，从而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证，也有损害公共利益的危险。因此，在新时代条件下，全面厘清该制度适用法律问题和纠正程序弊端，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而随之而生的还有虚拟财产权这一新兴事物。它依附于虚拟世界和网络平台，但同时也和现实社会联系紧密。现实生活中，由虚拟财产所引发的权利纠纷和争议层出不穷，理论界对此的关注和研究方兴未艾。不可否认，虚拟财产以及相关权利利益亟需法律规范的规制。2017年3月15日，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典时代拉开序幕。《民法总则》中首次对于虚拟财产作出了规定，明确地将虚拟财产权规定为法定权利。而且这一规定在《民法总则》的“民事权利”一章民事权利客体的位置，因此可以说是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虚拟财产权法定化的法理基础进行论证。第一个方面是从理论基础的角度进行分析，阐述了虚拟财产的基本内涵和归属，论证了其财产属性，分析了虚拟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并肯定了新型权利说。第二个方面是立足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法律体系内部的要求两个角度进行现实基础的分析，针对虚拟财产权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已成为必然趋势。第三个方面是选取了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的法律规范作为典型立法例进行比较法基础的分析。同时，对于进一步规制虚拟财产权，分别从法律层面和其他制度层面进行了一些展望。

摘要：进入蓬勃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电子商务随之兴起，网络交易应用越来越普遍。互联网市场做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备受消费者喜欢，导致网购食品成为既前卫又方便的消费方式。如何建立健全网购食品安全监管协调机制，有效的管理网购食品安全，促使网购食品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成为全民备受关注的问题，更是行政执法机关、网购经营者、网购交易平台面临的一项全新挑战。
　　本文首先对网购食品的概念、特征及交易模式等进行分析。其次通过案例的形式引出目前网购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结合网购食品存在的安全隐患，发现目前我国网购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再次笔者列举了国外网购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经验做法，给国内网购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借鉴。最后笔者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网购食品安全监管的对策建议，探索完善的网购食品安全监管对策以促进网购食品交易朝着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

摘要：代持股协议融资与隐名投资的关系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隐名投资是从投资方角度出发，而代持股协议融资是从融资方角度出发。隐名投资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为隐名股东从公司处购买股权，二为隐名股东购买公司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代持股协议融资当然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区分。不过第一种方式对代持股协议融资来说程序极为繁琐。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25、26条的规定肯定了代持股协议效力的同时，还初步调整了隐名股东与公司、名义股东、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随着代持股协议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代持股协议也应用在融资领域。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法律来具体的解释代持股协议，可以利用信托制度或代理制度。
　　用来融资的代持股协议通常包括三部分:股权转让条款、股权代持条款和股权回购条款，这三种条款在代持股协议融资的背景下将存在某些特定的法律风险，以及代持股协议的融资目的之特殊性使得这些法律风险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办法。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代持股协议的规定存在矛盾和不足之处，解决的办法是在维护现有制度的合理处的同时，进一步增加规定新的制度，具体见本文第三章的内容。

摘要：近些年来，在我国流行音乐界，音乐作品抄袭事件屡见不鲜，音乐人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但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音乐作品抄袭纠纷却少之又少，这与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关于此类案件的明确规定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学界对此领域也同样鲜有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的音乐人，尤其是原创音乐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的音乐作品抄袭案件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求发现各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出现的问题。同时，对国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力图找到适于我国国情的音乐作品抄袭认定标准，为我国音乐作品抄袭案件的审理提供意见。
　　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内外的四起音乐作品抄袭案件，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各自的判定标准。
　　第二部分阐述了国内外法院对于音乐作品抄袭案件常用的判定标准，即独创性原则和实质性相似原则，并对独创性原则和实质性相似原则的基本概念、构成要件和判断标准进行研究，力求找到适用于我国音乐作品抄袭案件的独创性和实质性相似认定标准。
　　第三部分提出了应从旋律、和弦两方面对音乐作品进行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并提出了相应的认定方法。通过分析现有的三种实质性相似认定主体的利弊，提出了应确定鉴定主体为鉴定机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