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皮书作为一种官方的声明文件，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意志，是一个国家向外表达国家意志的一种方式。这种形式被很多国家所运用，中国也不例外，自1991年发布第一部白皮书以来，截止到2017年9月中国共发布了103部白皮书，内容涉及民主政治建设、主权、国防、法制建设、宗教、人口、能源、知识产权等方面，通过白皮书对这些方面情况全面而透彻的介绍，使得中国民众更加坚定了中国飞速发展的信心;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在对华的政策上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判断依据，和中国进行双边合作时及时地调整本国的对华政策，加大双边合作。
　　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以及其他的和民主建设有关的白皮书的发布是中国政府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全面阐述不同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展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观和中国民主政治上的伟大设想。通过研究白皮书可以看到自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并实施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不断积极地寻求政治变革的方向，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较大的增强，民主形式在变得日益多样化，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和社会发展同步前进，不断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生机和活力。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其他各项原则、政府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司法民主等各个层面，可以说是展现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取得了最新成果，有效地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实施。中国政府发表的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的内容翔实准确，既不避讳好的经验做法，更不遮掩现时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所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各国政府及人民均能通过对中国政府发布的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的学习和研究，初步了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和趋势。
　　本文是要通过详实的论述，全面深入地分析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展现民主建设事业发展状况，做出相应的理论分析，为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在实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发展历程，分享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出需要在民主建设中实现快速发展步伐的决心提供实证分析依据。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
　　正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要性的针对以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和内容进行描述，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进行了初步的阐述。通过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理论阐述，介绍了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发布的概况，为后文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让读者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论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对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的分类和整理，针对同类型的白皮书中的内容进行研究，并对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深刻理解民中国民主建设中白皮书的本质和特点，对未来如何强化认识进行了阐述;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全面是针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和发展现状进行的表述，通过对其内容词频的发展变化研究，根据同类白皮书中相同词语出现了变化，显示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具备继承性特点，与此同时还具备变化性和不断持续发展的特点，越来越理性。
　　论文的第三部分论述的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带给社会的影响。准确地介绍中国政府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主张的内容，坚持的原则和取得的进展，全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深刻的认识。特别提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对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重要作用。
　　论文的第四部分首先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发表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的发表一方面可以强化中国对外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另一方面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的发表意义进行描述，即存在较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斗争的意向;大量民主政治建设类白皮书的发表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了解，全面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民众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建设一个民主、高效、负责任的服务型政府，就成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而提出的政府改革目标模式。本文首先从服务型政府这个目标入手，全面分析了服务型政府模式，通过与统治型政府模式和管理型政府模式的比较，指出服务型政府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在深入分析了服务型政府模式包含的结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后，着重从政府职能定位的角度阐述了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同时阐述了一个完整的服务政府模式是由服务型政府理念、体制、制度、行为方式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现状，着重探讨了服务型政府实际建设过程中在理念、体制、制度、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指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接着深入剖析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问题的主要成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理念、体制、制度、行为方式几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方法，明确了服务型政府的相关概念、基本特征及价值内涵，以秦皇岛市服务型政府建设工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从中找出现存问题，分析其原因所在，最后提出具体解决对策。
　　第一部分，服务型政府的相关理论简述。主要介绍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基本特征和价值内涵，概述了几个服务型政府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
　　第二部分，秦皇岛市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服务型政府相关理论为指导，对秦皇岛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问题和成效进行了梳理、总结。研究发现，秦皇岛市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公共服务专业化程度有所局限、公共服务效率偏低、民众参与及公共利益表达保障不够充分等。分析秦皇岛市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对于秦皇岛市政府而言，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着复杂的内外部原因，具体包括:理论建设不到位，服务理念尚待加强;资源禀赋和制度建设的双重制约;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民众素质和社会风气存在差距。
　　第三部分，秦皇岛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对策。具体包括:转变思想，对政府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实施政务公开，促进廉政建设;培养公民精神、拓展公民参与路径;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能力等。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客观要求，任重而道远。应当结合各级、各地尤其是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从理念、体制、制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着手建设。

摘要：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处在一个社会转型阶段，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甚至向信息社会转变，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类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同时，随着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各种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不断提高，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管理秩序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能否及时防范、有效化解、妥善应急、合理善后对群体性事件的平息化解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部分基层政府虽在一线面临各种各样群体性事件带来的问题，却对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没有清醒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群体性事件的现场维持，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逐渐导致群众对基层政府失去了信任。文章在论述基层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责任和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基层政府履责不到位的表现和原因，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较好履行基础职责，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可能性，建立预警机制，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群众所需所想，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强化履责措施，建立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等措施。
　　除去引言和结论外，文章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责任及意义。文章在对基层政府、群体性事件和责任三个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基层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应履行的责任，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善后管理四个方面;论述了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履行责任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有利于减少社会治理成本、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部分，应对群体性事件基层政府履责不到位的表现及其原因。文章按照事前、事中、事后的顺序进行了分析，认为基层政府履责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事前预防不到位、事件发生后处理不当、善后工作缺失三个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所致，由于群体性事件具有参与主体多元性、组织性、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等特征，导致基层政府工作难度大。其次是基层政府面临一定的管制困境，由于公共资源相对不足、官僚主义现象严重、部分干部素质能力低下、预警机制不健全、民意表达渠道不畅，舆论引导能力微弱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基层政府应对能力不足。最后责任追究体系存在缺陷，导致有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还有些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思想，都不利于基层政府更好履行职责。
　　第三部分，提升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履责能力的措施。首先要打造群众信得过政府形象，一是提高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做到工作实、自身正，具备超强的战斗力和执行力，以实际行动树立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真正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更加得心应手;二是提高基层政府民主、法制化水平。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纪守法，公平公正的看待每一个群众，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对待和解决危机，只有这样，才能让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变得更加正面，强化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威信，从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其次要加强群众与政府间的交流沟通，既要畅通民意表达途径，让群众有机会表达诉求，又要躬下身子，到群众中去，密切干群鱼水之情;最后，要完善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完善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冲突化解机制，规范政府问责行为，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更好的履行职责。

摘要：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开始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企业的发展方向，小到个人的淘宝购物习惯、出行计划安排，大数据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一项技术而言，大数据汇集了当代所有前沿科技的优势，它以独特的魅力引领了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从目前世界各国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来看，其已经成为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韵关键所在，各国纷纷将大数据发展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目标加以推进，其所潜在的经济价值不言而喻。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大数据的发展，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所拥有的数据总量已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3％，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已经成为数据大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所拥有的数据总量将会占到全球数据总量的21％，届时将会成为全球第一的数据资源大国和全球的数据中心。目前，中国正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推动大数据在金融、电信、制造业、电子政务等领域发展，努力将大数据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推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大数据在呈现出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类思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府治理变革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当前，中国已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利益博弈呈现出复杂化态势，各种利益冲突呈现出尖锐化特点，史无前例的改革阻力为政府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政府治理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了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又一大挑战。科技推动行政改革，大数据与政府治理之间有着巨大的内在联系性，政府治理之路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阶段，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思维已经渗透到了政府治理思维之中，在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治理结构的优化、治理机制的完善、治理工具的革新等方面显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但是，现阶段中国政府对大数据开发与应用还处在初级阶段，其在政府治理方面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挖掘，政府治理还没有实现与大数据的无缝对接，一些数据困境还没能得到有效、合理解决，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的能力、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时代命题。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法、综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大数据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从大数据所具有的数量大、种类多、速度快、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出发，将政治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融汇其中，探讨其与政府治理现代化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为架构二者之间的联系奠定基础。其次，详细论述了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与意义，变革首先体现在思想方面，大数据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对政府治理理念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数据的开放共享到决策时要具备科学理性思维、整体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再到对危机管理要具备前瞻性预测思维，无一不冲击着传统的治理理念。在思维变革的引领下，政府治理模式在逐步变革，政府治理结构在逐步优化，政府治理机制在逐步完善，政府治理工具在逐步革新，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制得到了重新架构，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又迈出了一大步。再次，结合中国运用大数据发展实际探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以及在运用大数据开展治理活动的主动性、数据割据、数据垄断、数据利用率低、数据信息保护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表明传统的治理方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的治理问题，必须依靠大数据，但当前阶段，大数据开发与应用还处在探索阶段，发展并不成熟。最后，结合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阐述应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策略，从运用大数据转变治理理念、调动多元主体运用大数据参与治理、创新政府治理组织体系、全面实施大数据战略、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等五个方面做出了思路设计。

摘要：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中心任务是不同的，而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不可能是一经成形不再改变的。纵观中国政府职能演变历程，从最初较为单一的维护社会秩序职能，到逐步演化出的统治职能与经济职能，不难看出政府职是随着社会环境实际条件和具体情况而逐渐演化的。目前，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社会管能理职与服务并重。政府职能的良好转型有利于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既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又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近几年来，政府一直着力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力度，逐步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并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目的就是在进一步解放经济的同时建立规范的行政审批制度。一方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简化注册资本登记，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市场准入清单，公布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各项措施，努力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在政府职能转变这个视域下，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如何开展显得尤为重要。公安机关作为政府重要行政部门之一，理应以此为背景，秉承“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深度改革，力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安机关作为具有一定司法职能的国家暴力行政执法机关，在进入本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管理职能，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长期扮演的是“管理者”的角色，有时甚至管得太细、手伸得太长。不可否认，公安行政执法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维护社会基本面平稳、促进经济稳步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经济与信息全球化相互交织，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大环境的今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的深入发展，法制化进程随之加快，依法治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深刻的全球社会变革、国家竞争力和社会和谐的迫切需求，国家和人民对公安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看出，针对如何提高公安行政执法能力的研究，显得极具紧迫和重要。
　　本文旨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视域下，探索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应如何顺应时代的要求作出积极调整，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保障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本文尝试将公安行政执法工作至于行政职能转变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提出职能转变进程中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阻碍政府职能转变的全面推进，又阻碍着公安行政执法部门本身，因此从理论意义上讲，基于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完善公安行政执法的途径为推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改革和进步提供全新的视角。本文首先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概念及公安行政执法的特点进行阐述，接着探讨论证政府职能转变与完善公安行政执法工作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上，中国公安行政执法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滞后的执法理念难以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执法单位之间权责不明、配合不够导致群众跑断腿、办事难，执法人员缺少监管违法违纪现象突出，以及警力不足难以应对日益变化的治安任务等。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形成的内因外因，可以看出公安行政部门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还是存在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思想上没有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大环境接轨，执法理念就会滞后、不合拍。另外公安机关行政职能存在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加之政府职能转变期间法律及监管体系不完善，旧的执法模式难以满足新时期的治安管理需求。如何以政府职能转为引导，逐步完善中国公安行政执法工作，还需要公安机关转变执法理念，强化服务意识，简政放权，明确各级职能促进联合执法，放管结合，完善新形势下法律体系与监管体系，创新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式，提高执法效率。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描述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可以让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现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相比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新媒体快速发展，使人们能更快捷、更方便的接收到更多、更新鲜的资讯。在当今新媒体多元化的时代，如何运用科学系统思维，创新性地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出就是通过不断的实践之后进行总结得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无论开展什么事业都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太过于抽象，人们想要真正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就需要通过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处理，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吸收理论知识，毕竟理论基础是一切的根本。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应及时紧扣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现代化媒体，尤其是互联网这种传播信息量大、速度快、互动性强的传播方式，是青年一代最为欢迎的文化载体，要充分挖掘互联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优势和特点。这就为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前进的方向。要求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要注重运用新媒体手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和普及以及学科建设寻求新的手段和方法，但是在探索的道路中一定存在一些问题，要改正这些问题，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媒体之路。现在新媒体十分盛行，需要探究如何将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结合，以求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统一历史和逻辑的方法、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对新媒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进行探析。通过分析发现，在新媒体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面临的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其中机遇主要有:新媒体可有效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范畴、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效性明显提高、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性显著增强、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个性化更加凸显。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面临着挑战，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受阻，主要表现在:新媒体信息的复杂性干扰大众树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高素质宣传队伍相对匮乏、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向的新媒体技术更新缓慢、新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研究认为，要想更快、更顺利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新媒体所带来的挑战。首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新媒体平稳发展，这一点可以通过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引导新媒体文化平台健康发展、利用共同理想来提升新媒体平台向心力、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丰富新媒体文化的精神内涵、用伟大的中国梦激励新媒体茁壮成长这四个方法来实现;其次，培养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不仅要注重新媒体环境下后备人才的培养，还要建立新媒体环境下复合人才的终身学习的机制;再次，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关的新媒体技术要加快研发与更新，可以从打造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新媒体平台基地、开发新型教育教学软件系统、加大投入力度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媒体平台系统这三点入手;最后，加强立法、完善政府管理、健全监督管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不仅成为学术界的热门领域，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从哲学反思的角度来研究新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十分有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与民众现实生活相适应的途径和措施，从而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长期以来，地税局作为“实权”部门，在公职人员考试中一直炙手可热。然而，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昔日的热门单位离职率却不断增加。自2016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室和国务院办公室共同下发《深化国、地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后，HN省地税局被选为第一家改革试点单位，然而，机构改革的实施非但没有改变地税局离职率逐年升高的现象，相反的，更促使了HN省地税局员工离职现象的发生。纵观2013年-2017年，五年来，HN省地税局员工离职率由0.06％飙升至10％。
　　HN省地税局工作专业性强，又承担着为全省发展提供财力保障的重要任务，员工离职后，培养新的适应岗位的员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工作的延续性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从而直接影响到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所以对HN省地税局员公离职原因进行研究至关重要。
　　通常，员工离职有两个并存的原因，一是现有环境内部的推力，即内部环境本身因素造成的，即在本组织工作不顺心;另一个是外界环境的拉力，即“这山望着那山高”，内因与外因的共同影响作用，导致了员工离职的现象。对队省地税局员工而言，环境内部的推力是员工在实际涉税工作中紧张的、不愉快的体验。这些体验的来自工作中多方面的刺激，不仅仅受到工作本身影响，还有薪资水平、发展潜力、社交环境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外界环境的拉力则体现在体制外的工作能带给他们更高的薪酬和更广阔的职业发展机会，离职后，员工能转向更好的机会。
　　本文选取了省地税局机关及其直属单位的280名公务员作为调查对象，通过结构访谈法采访了数十位已经离职的HN省地税局员工，从而确定了调查中所需的变量参数，结合这些变量并在心理契约量表和离职倾向量表的基础上制定调查问卷，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筛选，并运用EXCEL制表制图工具和SPSS统计软件对获取的有效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整合差异化的数据、提取各项间的相关性。利用分析结果，在基于心理契约基础之上，深入讨论各维度、各成分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数据的整体分析，可以大致总结出省地税局员工离职倾向产生的原因，进而对离职行为的产生进行分析。因此，由对数据的分析整合可以总结出HN省地税局员工离职行为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由于不易得到尊重与认可，二是晋升空间狭小，三是工资薪金相对较低，四是机构改革导致心理契约破坏比较严重。
　　在此基础上，对HN省地税局如何提升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优化激励机制、建立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预警系统等相应建议。这对减缓地税局公务员流失、增强地税队伍凝聚力、提高职能效率具有现实意义，也为HN省地税局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以广场舞、群众合唱、戏曲表演、民乐演奏为代表的城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已成为当代我国城市景观中一道靓丽夺目的风景线。凭借城市社区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贴近生活的娱乐属性、暗寓其中的教育引导功能、鲜明的艺术实践属性，发挥出了“移风俗”、“和邻里”、“促团结”、“助稳定”、“扬正气”、“利民生”的良好功效。因此，对当代城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研究，将是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体系当中一个全新研究与探索方向。对于邢台市的精神文化建设来说，研究并提炼、归纳城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发展规律、发展要求，也是贯彻“文化强市”战略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本课题以邢台市社区的群众音乐活动开展为切入点，借助文献研究法、调研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梳理社区群众音乐活动的开展现状，从而进一步完善社区音乐活动的组织和实践。本课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课题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研究内容、本课题研究将要突破的难点、概念界定等等相关的信息;第二部分分析了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日常娱乐性”、“教育引导性”、“社会实践性”等各种属性以及开展实践的意义;第三部分从历史音乐文化传统、社会文化氛围以及群众的集体性精神向往这三个角度，来揭示支持邢台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因素以及揭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产生的社会意义;第四部分从“音乐文化活动类型”“参与者老龄化”“活动场所及设施”“政府部门对社区文艺活动重视度”“专属财政支持”这几个方面，分析当前邢台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推动邢台市社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发展的若干对策与建议;第六部分为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

摘要：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利于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有效的分析，有利于从源头上缓解矛盾纠纷，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由于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数量众多，本文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分析风险因素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避免了以往研究方法缺乏客观性、预测结果缺乏科学性等缺点，使指标体系更具可操作性。
　　建立健全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为项目建设中的风险防范提供参考，使决策科学化，对于开展科学合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预防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化解社会矛盾等有深远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相关文献，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以定量为主的方法，专家调查法，阐述国内外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现状，并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概念进行界定。通过系统总结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确定了棚户区改造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指标维度，引入层次分析法构建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以滨州市沾化区刘彦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为案例，结合实际情况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关系，并针对计算结果对项目的风险级别进行界定，进一步印证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同样也要担负相应职责，发挥重要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为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天地，全方位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有效实现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重要途径。社会治理的实践主要在基层，对民主党派来说，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合作共治之路有机遇也有挑战。本研究认为，只有正视困难和挑战，在社会治理中通过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探索，扩大社会基础，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为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做出努力。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济南市民建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基层组织的发展为主要案例进行了探究。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关键性范畴，民主党派作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作用，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本文在分析国内社会治理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分析了社会治理行为主体的构成以及社会治理格局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作用空间。本研究重点从济南市民建基层组织建设状况入手，展现了济南市民建立足社会治理背景，在探索基层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时，直面经济发展方式转轨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变革，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需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健康、积极的参与，论文从加强市级组织指导帮助、提升基层组织自身建设水平的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努力，能对推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基层组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多党合作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益的参考。

摘要：本文所研究的是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具体而言，是要研究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源起、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儒家政治哲学能否为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能否建构一套基于儒家思想，且顺利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哲学理论。本研究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和林安梧为主要分析对象，对其有关政治、国家问题在哲学层面的相关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并探讨其现实意义。
　　伴随着时间推移，当代新儒家也在不断延续，新儒学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代新儒家学人，因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且求学生涯多交融中西，因此思想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当代新儒家前后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新儒学得以走出东亚社会，跻身世界学术思想之林，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知识体系。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现代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并受到来自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正是立足于对心性之学的体认，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努力吸收和借鉴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菁华，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续现代民主政治，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新儒家诸学者的政治哲学理论虽然具有很大的共性，但是他们政治哲学的展开方式和论说重点却也充满了差异。熊十力、牟宗三和唐君毅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以知的、也就是哲学建构的方式展开论说，而梁漱溟、张君劢和徐复观趋向于以行的、也就是实践的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我们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即哲学解释的导向和社会实践的导向。第三代新儒家虽然在哲学建构和分析上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是总体上来看，他们的政治哲学呈现出浓重的社会实践的品格。在第三代新儒家看来，新儒家政治哲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义理层面，应该更多地融入社会政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认知，构成了当代新儒家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构成了他们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第三代新儒家将儒学区分为生活化与批判性的儒学和政治化与宰制性的儒学，并从政治化的儒学出发，对中国传统君主政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对于新儒家前辈学人的政治思想，第三代新儒家肯定了他们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对他们忽略了社会政治实践落实这一环节展开了批评。
　　经过辨析，我们认为应该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三个方面对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加以分析。在政治价值层面，他们认为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个体的经验完全淹没在共同体的经验之中。面对修齐治平的理想，对美德的追求成为一种没有止境的义务，而个体的权利则始终被忽略，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独立、清晰的权利观念。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注重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要站在个人自由自觉的立场上，重新去追求儒学倡导的崇高道德理想。在政治制度层面，他们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中有民本却缺少民主，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他们肯定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认为要实现儒学精神与自由民主理念的融通,是需要在“结构学”层面上思考的问题，而非“发生学”层面。传统社会没有产生自由民主的理念，并不妨碍在当前社会经由自我批判，以渐进学习的方式实现与自由民主理念的契合。而在政治理想层面，他们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和儒学理论形态的现代转化。在反思了现代性之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病之后，他们立足于多元现代性，倡导平等基础上的多元文明对话。
　　近些年来，在当代新儒家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大陆新儒家快速发展。通过对二者的政治哲学展开比较研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发展。大陆新儒家倡导政治儒学，主张回归儒家道统，他们明确反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试图将儒学树立为国教并实现其有关政治儒学的制度构想。我们认为，大陆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差异，可以大致理解为“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的冲突。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构想，漠视现代性和现代民主政治基本价值理念。这一政治哲学构想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其发展必将陷入巨大的困顿之中。
　　第三代新儒家不仅仅在政治哲学的理念上有所发展，在方法论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了明确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对诠释学的研究和对交谈的重视，其研究方法实现了从文史阐释到政治诠释的范式转变。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鲜明的实践导向，提出了由“外王”到“内圣”的政治哲学理念。其政治哲学的论域不断扩展，他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而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指引之下，经由渐进学习和实践，努力建构一种民主政治发展的“学习秩序”。同时他们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展开反思的同时，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加以救治，其理论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格局和视野。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第三代新儒家立足于儒家心性之学的立场，并没有彻底解决“新外王”的困境。在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环节，他们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并没有超出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范畴。所以，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在面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境遇时，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摘要：本文以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为历史背景，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运用价值哲学和管理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多维的视角选取了发生在现代西方的三次政府价值转换，即权力与权利、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系统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西方政府价值转换的外在动因（因何转）、内容梳理（如何转）、实践表现（转换后），以西方社会发展为史实依据，阐述了三次价值转换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彼此消长的转换过程，通过对三次价值转换在社会历史领域和实践活动领域的挖掘和阐释，力求完整地还原现代西方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价值选择，理性审视价值转换背后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必要。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共时态的角度，理性审视现代西方政府价值转换的内在规律，即现代西方政府价值转换尝试寻求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内在张力、维系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相对平衡、探索肯定性与否定性的辩证统一;从历时态的角度，总结现代西方政府价值转换的演进路径，即价值取向由“政治—经济—伦理”的演进和价值标准由“物—人”的演进;从内在动因的角度，考察推动政府价值转换的变量关系，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政府价值转换的推动和影响。论文在反思的基础上，客观评价现代西方政府价值转换的优点和不足，即现代西方政府价值转换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发展的均衡性和选择的妥协性、主观的能动性和被动的适应性，最终论文以“扬弃”的视角提出了我国政府价值转换应当注意的问题，以期对我国政府价值转换有所裨益。

摘要：截至2015年底，中国大约有900万名残疾儿童，在全国的儿童总数中占2.66％。全国有孤儿人数约50.2万，其中，约有47万人为分散居住的儿童。孤残儿童群体人数众多，随着近几年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和福利保障水平的完善和提高，这些生活困苦的孤残儿童得到了很大帮助。孤残儿童需要社会的关心和爱护，因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小、最需要帮扶的群体的一部分，孤残儿童福利保障政策能够体现对儿童的照顾和帮助，是孤残儿童生存和发展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孤残儿童的福利保障政策可以保证孤残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力，可以增进孤残儿童身心健康，从长远发展来说对孤残儿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孤残儿童，研究区域为石家庄市，主要探讨石家庄市孤残儿童的福利保障问题。首先，阐述研究背景，介绍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介绍研究方法，再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石家庄市孤儿和残疾儿童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整理关于孤残儿童的福利保障政策，对石家庄市孤残儿童福利保障政策实施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别从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医疗康复状况、社会参与等四个维度进行调查，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图表分析、访谈等方法，进一步了解石家庄市孤残儿童的福利保障的基本情况，探讨孤残儿童救助制度实施的情况，通过分析得知，石家庄市孤残儿童福利政策实施中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福利机构福利水平低、福利保障缺乏多元参与性和特殊性等问题。最后，探讨孤残儿童福利政策的可行策略，以提高政府支持力度为出发点，落实孤残儿童政策和法律，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福利机构人员工作积极性来提高福利机构福利水平;加强特教人才专业队伍建设，加强心理救助来更好体现教育的意义;保障孤残儿童的社会参与性，鼓励参与就业融入社会。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信息化进入快速建设时期，各地各政府部门纷纷响应国家号召，规划开发了许多电子政务信息化系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政府部门组织架构复杂，难以建立有效项目管理团队;缺少总揽性的顶层设计，系统从流程到数据相互独立;系统生命周期受政策变化影响较大;系统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保障等。山东机关事务管理局自2015年起开展信息化建设，正在经历从无到有的阶段。因此，需要在山东机关事务信息化项目进行中采用合适的方法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识别、准确评估并加以应对，保障项目的成功实施。
　　本文以山东机关事务局信息化项目为研究对象，在多方面调查电子政务项目风险管理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风险管理定义、流程及层次分析法(AHP)等相关理论，并将风险管理和AHP理论运用到山东机关事务局信息化项目中。在层次分析法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首先采用头脑风暴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对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经归纳总结，识别出决策风险、管理风险、安全风险、技术风险和人员风险共五大类风险要素，并详细分析每类风险要素构建层次分析法指标评价体系。然后构建“目标层、指标层、要素层”三层评估模型，对各项风险因素概率、严重性进行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得出需求变更风险、项目进度风险、系统健壮性风险、政策变化风险、平台架构选型风险和人员观念风险等六类重点风险。最后针对六类重点风险提出了项目风险对措和监控方法。通过对山东机关事务局信息化项目风险因素的规划、识别、分析和控制，有效推进了项目的顺利实施，降低项目的风险损失。同时，对其他类似政府信息化项目的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共享与综合利用成为公安系统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总体上看，公安信息系统缺乏整体规划，应用开发缺乏统一规范，这使得公安整体应用水平不高、数据资源深层次挖掘不足、系统安全性缺乏整体考虑。本文基于黑龙江省公安厅现有的常住人口系统，刑事案件系统，交通卡等数据库系统，设计开发了基于Hadoop的全省重点人口关系数据深挖系统。该系统能够基于现有的成熟数据库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与关联决策分析。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该系统:
　　首先对该系统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接下来对该系统涉及到相关技术进行研究，总结出所需要的开发技术;接着对该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包括系统的可行性分析，功能需求，非功能需求性能需求;然后对该系统的数据交换系统模块、数据分析系统、业务应用访问系统模块、运维管理系统四个功能模块进行设计与实现;最后对该系统进行了性能测试与功能测试。本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能够实现公安系统数据库数据深度挖掘，拓宽情报收集渠道，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关联整合，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坚实的支撑保障。

摘要：乡镇公务员作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具体贯彻者和实施者，承担着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这些乡镇公务员扎身农村，为了农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乡镇公务员积极高效地工作，就需要对公务员的考核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使考核真正地发挥激励警示作用。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乡镇公务员的考核情况进行分析，查找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提出相应对策进一步完善考核，进一步考准、识准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导向，从而使乡镇公务员更加积极、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基层的建设中去，并且使其感受到虽然投身基层，但是并未被组织遗忘，组织非常关注乡镇公务员的发展，并且积极为乡镇公务员建设一个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篇文章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X市L镇的乡镇公务员，通过对这个地方的公务员考核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目前乡镇公务员考核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据此分别从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来完善我国乡镇公务员的考核，重点是将平时考核作为公务员考核的重要形式引入进来，作为重要借鉴，从而更加有针对性地使乡镇公务员在考核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进一步促进乡镇公务员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基层建设作出卓越贡献，切实提高乡镇发展水平。

摘要：农村稳则天下安。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我国的总体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差距的日益加大，农村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和利益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的治安状况不断地出现新问题和新情况，并逐渐成为影响农业、农村、农民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巩固农村的治安管理基础，完善农村的治安防控体系，助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发展，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时做出了“希望公安民警恪尽职守、热情服务，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保护群众利益多做贡献”的重要指示。同年9月，河南省公安厅提出在全省开展“一村一警”建设，为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供基础支撑。“一村一警”建设作为社区警务工作的细化和延伸，其特点是让机关民警分包社区和行政村，使每一个行政村和社区都配备一名包村民警，达到“村村有警，周周见警”，从而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构建更为和谐的警民关系。笔者作为县级公安机关“一村一警”建设的负责人，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虽然“一村一警”建设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公安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间缺乏协同以及社区民众参与不足等原因，使得民警在走访过程中，收集的大量影响社会治安的非警务类矛盾纠纷隐患无法及时化解，邻里联防有名无实;同时，在公安内部，对于“一村一警”建设成效的考评不够科学合理、社区民警专职化实现困难、社区内部多警种协同不足等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村一警”建设的实效性。
　　本研究运用协同政府理论，通过梳理邓州市公安局“一村一警”建设开展的现状，剖析了存在的不足，提出从横向构建多个政府部门协同的矛盾纠纷研判机制和多渠道激发民众参与积极性，以及从纵向实现多警种协同、社区民警实现专职化和落实社会化主体监督考核等方面，推进邓州市的“一村一警”建设，使其为邓州市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撑。

摘要：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政治资源，通过对相关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出老干部的正能量，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是新时期老干部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党发展事业的需要，同时也是广大离退休干部内心所愿。
　　本文通过对郑州市当前影响老干部发挥正能量工作机制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研究，针对当前工作机制中存在的组织领导能力不高，参观培训机制不完善，平台搭建机制不多样，服务保障机制不系统和宣传激励机制不强这五个问题，借鉴了社会上其他老干部工作部门的一些先进经验，同时结合50名参加了正能量活动的老干部展开访谈活动，了解相关信息，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要想更好的发挥老干部正能量，要通过组织领导机制的完善、相关平台的搭建和对宣传激励、服务保障等方面着手，对老干部正能量工作机制加以完善，真正发挥出老干部的正能量。

摘要：消防部队是保护一个城市消防安全的主要作战单位，对于社会稳定和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新时期新环境下，郑州经济飞速前进，涉及人民生命财的消防安全逐渐成为公民关心的焦点。尽管郑州消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但是重特大火灾事故仍然，教训惨痛。透过这些火灾事故，可以看出，一方面郑州消防安全仍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任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郑州消防部队的发展建设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立足郑州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不断改善现有的消防体制下的各项机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加大城市消防设施建设、不断深入开发社会灭火救援力量，是下一个阶段郑州消防跨步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更是提升公共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的必要手段。
　　本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简述了国内研究现状、创新点和不足。
　　本文第二章结合中国消防的发展史，阐述了我国消防部队从无到有的建立和发展阶段，同时介绍了我国消防部队组织机构的构成情况。
　　本文第三章结合美、英、日等国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消防事业发展和消防队伍建设，为郑州消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本文第四章立足当前郑州消防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困境，从三个方面研究了制约郑州消防支队队伍发展的因素，分别是消防支队人员情况与消防业务需求不相适应、现行绩效考核制度与实际消防工作不相适应、消防部队经费需求与经费保障不相适应。
　　本文第五章立足现有郑州消防现状，提出了应对当前制约郑州消防发展困境的一些对策和建议。包含消防部队人员结构改善、改善绩效考核制度、确保消防经费保障等方面。

摘要：二十世纪末，善治已发展为众多发达国家一种全新的政府执政理念和政府运作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借鉴实施，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人民政治意识普遍提高的背景下而选择的一种新的执政形式，以促进本国经济良性增长和社会和谐。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等，目的亦是为了通过改革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达到政府善治。而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和人民监督。但是目前我国人民政治参与和监督的渠道不多，也没有发挥有效作用。大众媒体作为政府和人民沟通的重要渠道，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体制改革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2012年起，洛阳市借鉴武汉市等地的成功经验，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电视问政类节目《百姓问政》《行风热线》相继上线，并被纳入洛阳市治庸问责范之内，成为监督有关部门是否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新的监督方式，为人民监督、上级问责和官民良性互动的搭建了一个新的桥梁。
　　本文从以政府善治的理论背景出发，全面的分析了电视问政的主要内容以及形式，探讨了电视问政类节目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善治等方面的贡献和对政府善治的重要推动作用，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解决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