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谐的党际关系不是从政党成立之初就形成的，而是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两党和谐党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主体问性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主体间性认知的发展，主体间性共存的实践，就是和谐党际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成立之初，两党皆没有树立主体间性意识，没有将对方当作平等、完整的主体。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视对方为对立面，采取抵抗、不合作的对策。因而在这个阶段，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两党之间也没有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可以作为合作对象的，民主党派也认识到两党具有政治共识，能够结成同盟。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尊重彼此的主体地位，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1957-1978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间性意识弱化，误将民主党派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两党的合作遭受挫折。可见，主体间性意识强，则两党关系和谐，主体间性意识弱化，则两党关系不和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了民主党派的性质，重新确立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完善了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和谐党际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党交往合作中主体间性意识不坚定，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弊端。针对党派交往中的不足，笔者提出要进一步坚持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彼此关爱的原则，增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间的互主体意识;要认识主体间平等关系中的差异性，改善共产党民主、科学的领导方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最后，党际协商、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交流、协作的重要方式，要推进党际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推动民主监督公开、组织、法制化发展，以此促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问的理性交往。

摘要：当今中国，文化民生之所以成为民生之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逐步发展及中国共产党长期民生改善实践的必然结果。文化民生既是民生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对文化民生建设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一步改善文化民生建设现状，体现了党从民生高度进行文化建设的魄力与自信。因此，研究这一课题，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民生理论，又能为解决现实中的文化民生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推动我国的文化民生建设。
　　本文研究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首先，梳理了文化、民生以及文化民生的概念界定，文化民生的含义和文化民生的内容。从人民群众精神信仰的安顿与塑造，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行使，文化产品、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的供应等方面对文化民生的内涵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解读;其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理论的源与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经典理论阐述和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思想;再次，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坚持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建设普惠型文化民生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新发展，表明我国的文化民生建设思想是不断继承与创新的;最后，探究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民生建设的具体实践，总结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民生建设的主要成就，剖析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最后“对症下药”，提出进一步完善的途径与对策，力图为当前我国文化民生建设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摘要：反腐败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惩治腐败、把权力腐败现象减到最低程度。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态势，就如何深入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新思想、新举措和新要求。这些观点和举措，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也体现了捍卫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心和信念。因此，深入研究习近平反腐败思想对于全面把握反腐败斗争的实质，继续指导反腐败斗争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当服务于人民。腐败是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想要遏制腐败，就要追本溯源，对“权力”和“腐败”的概念进行辨析和理解。习近平反腐败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腐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反腐败思想。习近平反腐败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既坚决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又重视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既着力作风建设，强调守纪律讲规矩，创新巡视方法，又实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构建反腐长效机制。习近平反腐败思想紧贴反腐败斗争实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指导性。
　　习近平反腐败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系统性、创新性、高效性以及语言通俗化等一系列基本特征。习近平反腐败思想的论述大多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汲取，既能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引起强烈共鸣，又能使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反腐败斗争的总要求。对待腐败问题，习近平坚决与腐败恶势力作斗争，决不姑息。在措施创新方面，习近平注重依法反腐，在打击腐败势力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腐败，并且重视发挥新媒体对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作用。提高反腐效率也是习近平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特色。习近平反腐败思想对于继承和发展党的反腐败理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指明反腐败斗争的道路和方向、推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对习近平反腐败思想所呈现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系统的梳理，在总结现阶段反腐败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基础上，重点研究习近平反腐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实践意义和现实启示，对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着力惩治和预防腐败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

摘要：政府与公民关系是贯穿政治发展过程的重要命题，这对关系随着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封建专制社会下统治—服从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政府与公民关系逐渐趋于和谐。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新媒体在推动传播革命的同时影响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新媒体以其特质不断塑造着更加积极的公民和更加亲民的政府，从而使政府与公民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然而，新媒体在推进政府与公民关系良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公民关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论述而成为我国政府与公民关系发展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府观和国家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为民服务思想、人民民主思想和群众路线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府与公民关系论述的考察可以导出中国语境下政府与公民的应然关系应该是服务—监督的关系、回应—表达的关系和协商—共治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摆脱了封建专制下统治—服从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政府与公民关系转型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呈现出弱服务—弱监督的关系、弱回应—弱表达的关系以及弱协商—弱共治的关系。新媒体的出现对中国语境下政府与公民的实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而改变了两者的关系，但尚未促成两者关系的固化。新媒体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虚拟表达渠道促进公民表达、虚拟监督平台助力公民监督、虚拟网络组织促进社会共治、政务平台优化政府公共服务以及虚拟公共领域促进公共协商;而新媒体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公民网络表达情绪化、公民网络监督非理性以及政府网络回应被动。新媒体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负面影响是由新媒体匿名性、去中心化、信息海量化以及个性化的特征引起的。因此，需要针对新媒体的特征，通过净化新媒体网络环境、加强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加强新媒体主流舆论引导、提高公民新媒体政治素养等措施消解新媒体对政府与公民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以推进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良性发展。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因此家庭养老模式在过去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应运而生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异地养老等多元化模式取代了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多样化也有了充分的发展条件。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探讨老年人作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与各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就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问题，能更好地帮助老年人寻求适宜的养老服务模式，从而为构建合理的养老模式体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因此，本文首先收集了我国养老形势的相关资料，并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养老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同时叙述发达国家先进的养老模式发展进程（以日、英两国为例），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其次，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逐一分析了微观系统（老年人自身与家庭系统）、中观系统（人际关系系统）、宏观系统（政府、社会与文化系统）影响我国养老模式体系的因素。强调老年人“人在情境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在社会生态中的各个系统相互作用下进行养老生活的。最后，对邢台市桥东区的塔林南社区、新兴南社区、南羊市道社区三个社区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主要针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收入情况以及老年人对子女和社区的满意度这四个方面进行调查，这些问题分别代表老年人生活的客观环境条件和主观感受;在此基础上，调研并探讨了邢台市桥东区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对于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行合理的理论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环境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养老模式构建的建议。

摘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居委会，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行政化倾向明显，行政化倾向导致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重管理轻服务，引发了一系的问题，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较低，缺乏社区归属感，社区服务效率低、社区服务质量低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成为解决我国目前社区治理困境的一个选择。基于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结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本文采取了社会策划理论作为本文的讨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主要是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并论证本文采取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合理性。此外，通过文献研究，总结国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本文最后提出的模式做理论参考。个案研究是本文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本文通过对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淮安市城西社区治理项目）进行跟踪、分析，总结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遇到的困境和成功经验，并以此作为实践基础，最后结合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提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社互动模式”。
　　政社互动模式是结合城西社区治理项目的实践和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得出的，具有明显的社会策划理论特征。政社互动模式具有合理分工、策划指导、地位平等三大特征，政社互动模式的实现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强化社会组织的地位，使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取得与社区居委会平等的地位，社会组织负责社区的社区服务，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的行政管理，二者在社区治理中合理分工、和谐共治。在政社互动模式的实施路径上，本文提出从四个方面经行介入:自上而下的策划指导、法律层面的制度保障、街道层面的服务计划、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摘要：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本届政府积极通过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式，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来实现新的发展。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指的是将政府各部门行使的行政许可权集中交由一个部门统一行使。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权是为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工程质量安全而赋予建设主管部门的一种职权。海门市作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试点县，于2015年年底成立了新的行政审批局。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为主的17项行政许可权首批交由行政审批局集中行使。
　　本文通过调查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式，利用整体政府等相关理论，对海门市相对集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权改革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查找改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政策。首先通过查阅书籍、资料，对相关概念和整体政府等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提炼。其次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审批主体、前置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四个方面的工作成效进行了总结分析，并详细剖析问题存在的四个方面的原因:整合能力相对不足，审批管理呈现“碎片化”，部门协调模式陈旧，信息平台作用有限，为优化海门市相对集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权提供基础。再次，分析研究美国、韩国和国内成都武侯区、天津滨海新区的成功经验，为完善海门市相对集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权改革提供借鉴。最后探索提出了完善海门市相对集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权改革的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提升整合能力，强化部门文化认同，关注工作人员的个人发展。二是确立公民需求导向，把更多的前置条件纳入内部循环审批系统，严控本位主义，建立统一的办事指南，更多的授权一线人员。三是创新协作模式，清晰划定审批和监管部门的职责边界，并通过各种灵活有效的方法和明确的制度方案实现部门有效协同。四是展开与私部门的合作，对现有各系统充分整合，为改革提供技术支撑。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同时又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治安问题复杂的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社会需求结构、社会心态、社会问题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成为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强新时期县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海门市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一个沿海县级市，走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前沿，社会治安形势呈现出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侵财类案件占主要比重、利益群体集中、网络管控难度加大等突出特点，对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水平提出了现实需求。
　　本文以完善海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目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调查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认真研究海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现状，查找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研究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首先，通过查阅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方面的书籍、资料，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概念、构成要素、建设原则和涉及的公共安全、环境预防、社会治理、服务型政府等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提炼。其次，在回顾我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调研统计工作资料和量化数据，对海门市当前面临的社会治安形势进行了研判，对海门市治安防控力量配备、防控措施、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及其成效进行了总结分析，并详细剖析其存在问题，为优化海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供基础。再次，分析研究美国、日本、新加坡三个发达国家和国内同样处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黄浦区、杭州市、嘉兴市海盐县三个地区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优秀经验和成功做法，为完善海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最后，探索提出三个方面、十二项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具体对策、措施，为构建适合海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更系统、更全面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树立科学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理念，包括树立统筹规划与长远发展理念、树立齐抓共管与社会共治理念、树立预防为先与主动服务理念;二是创新社会治安防控的方法手段，做到专业化、合成化、社会化、网格化、信息化、法治化;三是完善社会治安防控的运作机制，形成规范的分析研判机制、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多元的经费保障机制。

摘要：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强化两岸交流，对台经济工作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从当前地方政府对台资企业发展状况来看，已取得相当成效，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对其研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作为地方政府对台经济工作的典型案例，扬州市在对台招商引资管和台资企业服务有借鉴意义。因此，笔者选定其作为研究案例。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分析了政府职能理论以及招商引资的相关理论等台资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理论。之后笔者对扬州市台资企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和扬州市在推动台资企业发展过程中做法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对东莞、苏州以及淮安三个地区推动台资企业发展的特点进行了系统探讨和分析，总结其可借鉴的政策措施。
　　最后，笔者对扬州市政府未来推动台资企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主要有:重视台资企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对台招商，推动现有台资企业转型升级以及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等。通过上述措施，笔者认为:一是新形势下，为扬州市吸引台商投资的提供路径选择，进一步做大扬州市台资企业的“增量”;二是推动现有台资企业转型发展，进一步做优扬州市台资企业“存量”，从而积极推动扬州台资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对扬州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日益重要。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管理中最显见最突出的问题也日渐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作为一种低层次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形式，流动摊贩的存在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不可否认，他们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弥补了当下城市经济发展的某些空白，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性。在当前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时期，要求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如何体现以人为本、解决流动摊贩这一民生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基于当前面临的流动摊贩的执法困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本文将转换思路，从流动摊贩意愿出发，分析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执法方式时有什么倾向性的选择，以及影响这些选择的显著因素是什么，进而研究如何根据这些因素构建符合此类摊贩实际的多元执法模式，为解决城市管理难题提供对策。
　　据此，本文以无锡市新吴区为例，选取流动水果摊贩作为研究对象，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摊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据此分析不同因素对摊贩接受不同执法方式意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女性、年龄越小、经营时间越短的摊贩，越倾向于接受教育劝离这一执法方式;(2)未办理居住证、从业年限越长、流动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低、经营工具为机动三轮车、经营时间越长的摊贩，越倾向于接受暂扣处罚这一执法方式;(3)女性、年龄越大、已办理居住证、从业年限越短、家庭人均收入越高、使用卡车经营的摊贩，越倾向于接受疏导这一执法方式。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对女性摊贩采用教育劝离或疏导;(2)对年龄较小的摊贩采用教育劝离，对年龄较大的进行疏导;(3)对未办理居住证的摊贩进行暂扣处罚，对已办理居住证的进行疏导;(4)对摊贩中的“老面孔”采取暂扣处罚，对“新面孔”采取教育劝离或疏导;(5)对家庭条件好的摊贩采用疏导，对家庭条件差的采用暂扣处罚;(6)对使用机动三轮车经营的摊贩进行暂扣处罚，对使用卡车的予以疏导。

摘要：中国红十字会是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非营利组织。一方面，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得力助手，它在开展人道救助工作、反映群众诉求、兜住民生底线、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优势。但另一方面，质疑的声音又不绝于耳，特别是2011年“郭美美事件”曝光以后，有关“红会”的贪腐传闻不断在网上流传，更使得红十字会形象大打折扣，红十字事业雪上加霜。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曾指出，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这就为中国的红十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我们今天重振红十字事业，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以泰州红十字会为研究对象，借助公共管理学中的合约失灵、委托代理、政府失灵理论、志愿失灵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方法，在系统梳理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泰州市红十字会当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然后通过有关南通市红十字会成功经验的引入，提出改善其发展的诸多可行性建议。随着1996年设立省属泰州市以后，泰州市红十字会不仅在具体建制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而且在基本职能上也进行了必要的规范。从目前的内部治理结构、监督机制运作、主要职能发挥上看，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其应有的社会义务，为泰州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由于其内部管理体制中仍然有诸多不完善之处，约束机制切实有效性缺失，以及因人们的慈善意识淡薄和红十字会本身的公信力不足而导致社会支持度不高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泰州市红十字会的发展困难重重，前景堪忧。而与泰州相邻的南通市红十字会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成功经验，如注重自身文化建设，谋求政府支持，重建制度保障体系，提高社会筹资能力，突出打造城市名片，让志愿服务常态化等等。因此，借鉴南通市的成功经验，改善自身的管理机制，使人才队伍专职化与专业化、运营机制公开化与透明化、治理结构规范化。同时，加大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与政策扶持的程度，以及积极宣传教育，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以提高社会支撑强度等，将不失为解决泰州红十字会当下困境的有效之举。

摘要：扬州市旅游资源丰富，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随着经济社会、信息技术等的发展，游客对旅游的需求日新月异，传统旅游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智慧旅游项目的提出有效地缓解、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2012年，扬州市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正式启动智慧旅游项目建设。
　　论文以扬州市智慧旅游建设中的政府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新公共服务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以扬州市智慧旅游发展的现状为基础，从服务对象和建设主体两个方面分析智慧旅游取得的成效。
　　研究发现，扬州市政府部门在推动智慧旅游建设中存在推广工作实效差，智慧旅游知晓率、使用率低;注重软硬件投资，缺乏有力的智慧营销;推动研发的信息化应用总体水平相对较低;扶持倾向于部分景区，全市智慧旅游发展不均衡;以政府部门为主，未能充分带动其他主体的参与度;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智慧旅游融合发展程度低的问题。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观念滞后，思想认识不足;宣传缺位，营销理念不强;人才短缺，信息化受制约;技术薄弱，整体发展水平低;资金匮乏，积极性难调动;机制不畅，资源共享性弱。
　　论文依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多方参与的原则，从创新宣传方式并加大推广力度，促进整合营销;完善智慧旅游应用体系，注重技术研发和应用;推进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供人才保障;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推动能力;完善智慧旅游服务管理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推动智慧旅游和智慧城市的融合，开展“旅游+”六个方面提出基于政府行为的扬州市智慧旅游建设的对策建议。

摘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快和依法治国事业的全面推进，与此紧密关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日趋进入深水区。而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不仅间接影响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而且直接关系到在新的历史转型期政府职能实际发挥的绩效。因此，地方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如何按照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要求，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框架内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转变职能，并结合地方特色，积极探索和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节约型、服务型政府要求的机关事务管理新体制，业已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本文结合海门市的地方特色，以机关事务管理体制为主线，在回顾我国机关事务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的前提下，侧重对海门市机关事务管理体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分析，总结了已有的成效，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进而依据行政管理学中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深入剖析了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而在借鉴国外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构建与创新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就海门市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创新提出合理化建议，即规范机构设置，建立健全机关事务管理体系;集中统一事权，进一步强化管理职能;坚持市场化导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强化法制建设，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机关事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摘要：随着休闲度假时代的到来和国家推进旅游业升级转型发展，旅游度假区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地方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南京市浦口区旅游度假区采用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开发管理模式，因此扮演好政府应有的角色对推进当地旅游度假区快速发展，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加强旅游品牌和形象建设，解决当地就业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浦口区旅游度假区发展中地方政府角色扮演仍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很好适应当前度假旅游的需求，也不符合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因此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对地方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通过浦口区旅游度假区发展中政府角色扮演现状的分析，指出目前当地政府存在角色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出主要原因在于旅游公共服务机制还不够健全、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等。在借鉴墨西哥坎昆旅游度假区、汤山旅游度假区等国内外知名旅游度假区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角色合理定位:综合调控者、公共服务者、相关利益协调者、监督管理者以及品牌形象宣传者。
　　最后从地方政府要完善规划编制、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区域旅游合作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实现政府角色进一步优化。希望在度假旅游发展备受重视的今天，地方政府能进一步提高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明晰市场与政府的界限，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实现度假区可持续发展。同时，本文也希望对其他旅游度假区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摘要：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们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和领航员，拥有着大量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经验教训。随着社会发展，退休干部群体在年龄构成、健康情况、思想观念、精神需要、日常生活模式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矛盾，老干部工作面临转型发展和挑战。充分开发退休干部人力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能够大大减轻社会压力，在当前对解决社会上出现的难点有着难以预计的价值，对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也是一个借鉴。
　　本文以扬州市机关退休干部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研究对象，廓清了退休干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内涵和特点，依据对扬州市退休干部人力资源的调查数据，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地区退休干部的基本情况，借助公共管理学、经济学、人力资源学、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对比分析等方法，对目前阻碍退休干部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目前存在着退休干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平台和渠道狭窄、相关部门部门重视力度不足等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新时期下退休干部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着思想观念不适应、制度建设缺失、渠道和平台狭窄、组织力度薄弱及工作队伍人才匮乏这五个主要问题。文章通过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结合扬州市自身实际，提出了树立退休干部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完善退休干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开拓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推进退休干部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发展、强化老干部工作队伍的建设这五个方面的对策，从社会、国家、涉老部门和退休干部这几个角度分别提出具有切实可行的有效建议，以实现开发退休干部人力资源的目的。

摘要：流动摊贩的存在既有积极的效应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过去相关部门主要依靠粗暴的“围堵”方式对流动摊贩进行治理，但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流动摊贩与执法部门的矛盾频频暴露在公共的视野中。国内流动摊贩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上层建筑方面（政策制定、执法理念转变、法律制度构建等）和微观具体管理方式（引入第三方力量、空间资源优化配置、时间资源优化配置等）两大类，这些研究大多以管理者视角和对策分析为主，缺乏以摊贩视角和实证分析的研究。
　　本文以限时经营管理模式为研究方向，是因为在目前诸种管理方式中限时经营管理模式具有经济、长效、柔性的特点，管理者不必进行太多的前期投入，不需要占用有限的城市资源，这种管理模式不会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正面冲突，具有长效的治理效果。
　　本文以无锡市新吴区的流动摊贩为研究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对流动摊贩进行实地调查，而后统计问卷的数据并构建probit模型，通过统计分析数据和回归分析，揭示流动摊贩经营户对限时经营管理模式接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以实现摊贩治理中时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的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流动摊贩为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特别是高学历）、家中有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员、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高、月均被罚款数额多、有接受过限时经营管理模式的经历这些因素对接受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经营者年龄、经营收入、经营物品的种类、经营工具对接受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依据各影响因素数据是指导实施限时经营管理模式的前提，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应建立流动摊贩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夯实对流动摊贩信息的收集和掌握。依据本研究结论，建议实施该模式时，尽量与摊贩男性家庭成员约谈;加强对流动摊贩经营者政策法规宣传力度;设定与影响因素相关的门槛、条件;执行前适当提高执法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流动摊贩对该管理模式的了解，借以提高流动摊贩对该管理模式的接受意愿。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城市化深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口涌入到流动摊贩的队列中。流动摊贩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的就业，便利了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给城市带来环境、交通、食品安全等问题，阻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因此，各地政府纷纷从放任的管理转向严厉的管制，对流动摊贩采取取缔的措施，以期让流动摊贩彻底消失，然而政府的严厉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治理效果，反而激化了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部门的矛盾，冲突事件频频发生。政府部门意识到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完全的禁止是不可能的，只有疏堵结合才是治理流动摊贩的唯一途径。流动摊贩的疏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流动摊贩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效的缓解了城市管理部门与流动摊贩之间的冲突，但是自流动摊贩的疏导政策实施以来，并不是每一次疏导都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如何提升疏导效果，成为了当今城市管理工作的首要问题。
　　本文以无锡市新吴区流动摊贩为例，对流动摊贩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经营特征共计10个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摊贩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经营年限对其接受疏导意愿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摊贩的年龄、是否办理居住证对其接受疏导意愿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摊贩的家庭劳动力比重、经营收入比重对其接受疏导意愿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中性别为女性、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居住证、家庭劳动力比重越低、流动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低、流动经营年限越长的摊贩更倾向于接受政府部门的疏导。
　　根据实证结果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优先针对女性摊贩和年龄较大的摊贩进行疏导;加大疏导宣传力度，引导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摊贩接受疏导;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大推行居住证制度;科学合理选址，维护摊贩经营收入;转变传统治理模式，鼓励有能力、有威望的摊贩加入疏导管理;对摊贩中低收入家庭加大政策性扶持;扩宽低学历就业渠道。

摘要：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强调要加快简政放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商会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一座桥梁，凭借自身特有的性质和优势，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载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利好政策以推动商会的健康发展，并鼓励将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移交给商会承接，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有效地满足了人们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本文在对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关于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方面的研究现状，进一步厘清了社会组织、商会、政府职能转移、公共服务等核心概念。从政府简政放权、商会自身发展状况等方面阐释了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机制。结合江苏泰州的地方实践，分析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现状。通过分析，认识到目前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已初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职能转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承接政府职能缺乏长效机制;商会的职能承接能力欠缺;商会承接职能的监管机制不够成熟。本文在分析泰州商会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研究现状的同时，也对各国的实践进行了研究分析，进而提出了推进泰州商会顺利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的建议:一是转变观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二是规范环节，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商会公共服务机制;三是提升素质，培养和扶持商会发展;四是加强监管，完善承接法律体系。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载体。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组织形式、经营方式以及分配方式还存在着各种缺陷，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地方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机制，从而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平稳快速发展。
　　本文主要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和实然性与应然性的辩证关系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了江都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经营过程中，尤其是参与市场活动中政府职能的相关问题。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走访调查、对比分析的方法，围绕江都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职能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首先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职能问题研究的文献资料，我国的发展实践和国外的经验都表明，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目前江都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概况进行阐述，并对江都区政府职能的发挥情况进行实然性分析。为了准确排查出江都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职能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笔者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发展情况及政府履职情况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政府职能的应然性研究。重点采用实然性与应然性对比分析的方法，概括出目前江都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政府职能主要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方面。结合临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政府发挥作用的经验总结，围绕政策制定、管理服务、要素扶持以及宣传培训四个主要方面提出优化政府职能的相关措施。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采用了实然性和应然性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政府职能的实然性状态和应然性状态分别展开讨论，对比分析之后，可以清晰地探究出实然性和应然性之间的异同，从而分析出政府职能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在提出问题和研究对策的过程中，始终围绕政策制定、管理服务、要素扶持以及宣传培训四个主要方面，坚持问题与对策一一对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针对性。

摘要：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产业是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和新兴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已有2500年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地位和代表性。如何将文化古城转变为文化强市，并将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城市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发展中地方政府职能的界定和发挥，是需要关注和破解的首要难题。
　　1999年，扬州开始探索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十多年来，扬州市地方政府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政策体系、释放市场潜力、严格监督管理等举措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做到政策延续性与针对性的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服务文化企业与服务社会公众的统一，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也存在着过度干预影响市场、资源整合力度不够、政策体系不够完善、管理手段较为单一、平衡发展能力不强等不足。
　　因此，本文根据政府职能及文化产业等理论基础，结合扬州实际情况，希望通过借鉴深圳、南京、南通、上海等地先进经验，提出扬州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职能的对策建议。首先，加强宏观规划，树立“大文化”意识，在地理区域、产业结构、政策体系上进行整体布局，为扬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其次，加强环境营造，在基础设施、财政投入、人才队伍、专业平台方面为文化产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解决文化企业面临的缺载体、缺钱、缺人才、缺平台等难题，为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夯实基础条件。第三，加强统筹协调，鼓励扬州市借助文化市场内部主体、其他行业及产业资源、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区域等各方力量来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最后，加强监督管理，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把控价值导向、健全文化法规、保护知识产权、加强产业统计，维护文化产业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