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特殊人口流动现象，是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城市的容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并不能得到保障，其中存在诸多隐患，如果他们的居住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影响到我国“人的城镇化”进程。近几年来，解决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是我国中央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
　　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省会城市，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农民工就业大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成都市农民工为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成都市农民工的居住特征，居住差异性进行分析，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其居住特征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1)从整体上看，农民工的居住特征呈现出了以下特点:居住空间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总体格局;住房来源呈现出住房信息来源多元化、主要由单位或自身提供、自购房的比例很小三大特征;农民工的承租能力较低，住房基础设施不完善，住房舒适度普遍偏低，居住环境处在中低水平;居住区位呈现出了向心化和离心化的矛盾;未来，他们想要留在成都除了经济收入的考虑外就是对住房情况的关注。
　　(2)农民工居住特征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关系、工龄、性别、学历这6个因素影响着农民工的居住差异性。其中，职业类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影响广泛而深刻;收入水平对居住差异性有着直接影响;工龄、性别、学历、社会网络则从不同方面造成了农民工的居住差异性。
　　(3)农民工居住特征是宏观政策背景、中观社会关系网络、微观个人属性条件综合作用形成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政策以及教育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政策背景决定了农民工居住特征的基本框架。社会网络关系则影响着成都市农民工居住特征的阶段性差异。工龄、性别、学历层次、职业技能等是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主要约束条件，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居住特征的形成。由此，成都市形成了独特的农民工居住特征形成机制模式。

摘要：村民自治制度是社会变革中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潮流的产物，能反映广大基层群众的意愿，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有效推动了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也为基层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范本。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村民自治却开始面临许多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关于村治权威缺失问题，村治组织权威的缺失影响了村治组织的正常运行，也进而导致国家政策在进入到村庄中时容易出现问题。而土地确权作为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农村政策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却出现了实施的困境，因此，本文以土地确权为切入点，通过对一个村庄的“确空权”现象进行研究，试图从确权工作全过程中梳理村治权威缺失的表现，并分析权威缺失现象背后的原因。
　　通过研究后发现，村治组织的权威缺失对于土地确权在基层中推进有着明显的阻碍作用，村治组织权威缺失是由上级政府、村民以及村干部自身等多方原因共同造成的。税费改革之后村庄内部关系发生变化，村民对于村集体的依赖降低，乡镇政府在推行国家政策时不断变动的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村治主体的权威性;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民处于自身利益的角度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和上级政府一起“挤压”村治组织的权威性，最终造成村治组织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土地确权困境的产生。
　　因此，本研究结论认为只有解决村治组织权威缺失这一问题才能保证乡村治理的有效运行，才能让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有的问题推动中国农村的发展。

摘要：我国政府行政成本亟待优化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桎梏，同时也关系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进程。政府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主体，其行政成本的优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行政成本的文献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仅有少量文献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且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革之后，行政成本的统计口径前后发生较大变化，有学者的数据统计是跨越在2007年前后，数据科学性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以我国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行政成本现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预算、政府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定量分析了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
　　第一部分:绪论和相关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行政成本概念、行政成本居高的原因、行政成本治理策略等相关内容的文献，并对现有文献进行简单述评，然后在阐释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本文可能的研究创新做了说明。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部分，界定了行政成本概念，介绍了行政成本的统计口径，最后阐述了理论基础与本研究的契合之处。
　　第二部分:行政成本的总体分析和行政成本省份分析。行政成本的总体分析部分首先描述我国行政成本2007-2016年整体趋势，然后对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等相对指标的现状进行描述并拿中国行政成本控制水平与G20国家行政成本控制水平相比较。行政成本省份分析描述了各省份人均行政成本和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情况。
　　第三部分: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结合文献梳理和访谈的内容提出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预算、政府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物价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对行政成本有影响的研究假设，通过数据相关性检验对数据进行了筛选，然后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等，最后通过对模型的筛选与修正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估计。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预算、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值、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对行政成本有正向影响，城市化水平对行政成本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原因分析。
　　第四部分:行政成本的治理策略分析与研究总结展望。行政成本的治理策略分析从财政收支管理、政府预算管理、行政人员管理三个方面阐述了行政成本的治理策略。研究总结与展望首先是对全文的研究重点进行总结，然后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展望。

摘要：衰老是每个个体必经的生命阶段，衰老意味着肌体功能的衰退以及劳动能力的下降和思维能力的减弱。与衰老相对应的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健康是人类发展追求的必然目标。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的今天，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是必然趋势，但是寿命的不断延长并不意味着是在健康状态下度过的，即“活得久”不等于“活得好”。因此，老人的健康问题值得关注。由于我国城乡是断裂的社会，城乡老人的资源配置、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支持都存在巨大差异，这可能会影响老人的健康水平。
　　本文主要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进行实证研究，选择60岁以上的城乡老人为研究对象，分析城乡老人社会支持情况以及可能对老人健康水平产生的影响。首先，从五个变量中通过因子分析法合成三个维度变量（肢体健康，自评身体建康，自评心理健康），根据三个维度的不同权重并最终整合成一个综合变量以表示老人健康水平;然后，通过交叉表以及T检验法从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方面分析城乡老人的社会支持情况;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社会支持对城、乡老人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及城乡差异，并探讨差异产生的可能原因，同时分析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在影响老人健康水平的过程中存在什么关系？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城乡老人健康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城镇老人的整体健康水平优于农村老人。第二，城乡老人的社会支持水平存在差异，在正式支持中，由于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施上存在时间差异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等原因导致城乡老人在社会保险参保率上存在差异;在非正式支持中，相比城镇老人，农村老人更依赖于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第三，社会支持均对城乡老人的健康水平有“增能效应”。整体而言，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者起协同作用，共同促进城乡老人健康水平的发展。具体而言，农村老人的健康水平更依赖于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对城镇老人健康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老人。
　　通过探寻影响老人健康水平的因素并挖掘产生的原因，针对结论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尽快建立一个覆盖全民公平的、统一的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完善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第二，通过在家庭内部形成良好的代际关系以及在社区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设施等途径，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第三，促进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整合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共同促进城乡老人健康水平的发展，达到健康老龄化的目的。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女性参政、从政是衡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妇女参政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占农村人口半数以上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研究表明，农村妇女参政现状不容乐观。而女村官作为村级权力体系的中心的“一把手”，从农村参政妇女群体中脱颖而出，在村庄男性化的权力体系中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农村妇女能够成功进入村级权力体系中，治村行为有什么特征值得讨论。本文立足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并分析女村官在具体的治村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治村风格，是具有女性独特的特征，还是和男村官一样，展现的是一种男性化的风格。最后再通过对女村官所处村庄场域和惯习的分析，讨论女村官男性化或女性化风格形成的原因，总结分析女村官的整体治村风格。
　　本文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和半结构性访谈的调查方式，考察两位女性经济能人成为女村官并治理村庄的行为特征。一方面跟随在女村官身边，帮助其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村务，观察女村官在村委会的工作以及下乡入户的情况，随时记录典型事件和谈话，并针对具体事件适时进行访谈，了解当时心态。另一方面重点针对女村官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人生经历、当选情况等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女村官的主观心理动态。
　　通过分析女村官在治村行为发现，女村官注重对村民的帮助，关怀其困难，在解决村民矛盾的时候会倾向于采用说服的方式，善于与村民沟通，这体现了女村官在治村中的柔性化风格;在村委会中，女村官作为一把手，会尽可能地团结村委会的成员，但是在遇到不合作的村干部的时候，也会取分离与竞争的方式，体现了女村官，希望掌控、勇于竞争的特征;女村官强势而热情留领导吃饭、和领导开玩笑，在其中展现了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具体的村庄建设中，女村官十分重视具体政绩的完成，致力于具体政绩目标的完成，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态度，是女村官乡村男性化风格的体现。
　　在用场域-惯习理论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场域中，首先女村官作为村干部是政府的代理人，代表着政府的权威，同时需要完成政府下派的任务;其次，女村官作为经济能人深受政府的信任与村民的支持;最后，村治系统是带有男性化色彩的，村治干部被期望具有男性化的气质，场域中这些逻辑是女村官治村风格带有男性化的原因。与此同时，女村官又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当选村干部离不开村民的支持，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影响下女村官倾向于采用柔和的方式治村。而惯习是女村官身体内的实践原则。作为女性，情感细腻、关爱他人、善于沟通、处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女性的身体内的惯习被女村官带到了村治场域，并发挥出了女性治村特有的柔性风格。乡土社会人情的维系与弱化也是女村官展现柔性风格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在村庄场域中，女村官受村庄结构及自身特质的影响，在治村时展现的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治村风格。既有男性治村所展现的强势、果断等特征，又有女性的细腻。在现代构建和谐乡村的大背景下，随着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村庄治理越来越带有公共性和公益性。村委会的管理性职能削弱，服务性职能加强。村庄治理不再是以往的管理式，而是和村民共同进行村庄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民主服务型的村干部。女村官“刚柔并济”的治村风格更适合现代的村庄治理，促进农村妇女有效地参与村级治理是现代乡村建设大势所趋。

摘要：目的:探讨海洛因吸食人员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其障碍因素，为促进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干预对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男女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海洛因吸食人员153名为研究对象，采用《戒毒者毒品危害减轻问卷》、《戒毒者社会融合自评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家庭功能量表》和《社会资本量表》，分析海洛因吸食人员社会融合现状及其障碍因素。
　　结果:海洛因吸食者社会接纳得分、社会排斥得分和社会融合自评总得分分别为35.44±7.34、13.78±4.73、49.22±8.1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与家人的关系是影响吸毒人员社会融合的自身因素(p＜0.05)，相关分析显示，吸毒人员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桥接型社会资本，结合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得分与社会排斥得分存在相关关系(p＜0.05);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现实亲密度、现实适应性、亲密度不满意度，适应性不满意度、桥接型社会资本，结合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得分与社会接纳得分存在相关关系(p＜0.05)。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现实亲密度，现实适应性、亲密度不满意度，适应性不满意度、桥接型社会资本，结合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总得分与社会融合自评得分存在相关关系(p＜0.05)。
　　结论:海洛因吸毒人群存在明显社会排斥，其社会融合亟待促进;目标人群自身因素、家庭社会因素为障碍海洛因吸毒人群社会融合因素。海洛因吸食人群中年龄越小，社会融合就越好;与家人的关系越好，社会融合就越好。社会支持、家庭功能与社会资本均与社会融合存在相关。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知识财富的日益累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迥然各异的哲学主题却殊途同归的汇聚到一个相同的焦点上，即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研究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关乎我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之路上砥砺前行。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对意识形态有不同的阐释，这其中有科学的理论，也不乏唯心主义这样错误的思想理论。马克思对以往哲学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离不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与结合本国实际国情的具体运用。
　　本文介绍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来源，按照时间顺序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多重含义及特征，并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紧密相联，突出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马克思的公平思想作为其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散见于著作中，未被马克思系统明确地提出来，但其丰富的内涵以及理论价值，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公平思想随着他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发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萌芽、形成到逐步发展的变化过程，随着他的哲学思想的变化而变化。本文把马克思的公平思想分为三个阶段: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的理论萌芽阶段;从莱茵报之后到巴黎手稿为理论的形成阶段;最后从巴黎手稿之后一直到最后为公平思想的理论发展时期。除了对其公平思想从纵向发展历程来深刻分析，还深入探究了公平思想的内在涵义和理论品质，从横向的视域铺展开来，全方位地阐释出公平思想的实质和精华。从公平的基本概念入手加以界定分析，再深入马克思的公平思想，从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加以探析，进而深入挖掘出马克思科学公平思想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公平思想对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参考价值:有助于大力发展生产，合理调节分配;有利于完善政治体制，推进政治民主化;有助于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有利于提供科学公平观参照，指导中国特色公平观构建。

摘要：在16年的两会中，有很多人大代表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意义的建议，其中，有一个关于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建议引起了热议。浪潮集团董事长CEO孙丕恕是主要发言者。在会议中，他指出中国较欧美国家的数据开放水低，由于一些官员的主观意愿不强和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成为难题，他鼓励政府和社会都广泛参与开发，出台政策和资金扶持，打造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如今，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在合作共享层面已经具备了政策条件和实践经验，并且数据开放在国内市场需求急剧增加，政府数据开放在我国同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但对于政府数据开放存在一定的壁垒，譬如顶层设计的缺失、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数据开放文化的缺失、数据开放平台的设计功能不健全和硬件设施陈旧。如果解决以上问题，政府数据方可成为振兴国家经济和文化的中流砥柱。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保障机制的含义和作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以及我国自身发展特点，在引用国外对数据开放保障机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保障机制建设路径，为今后为我国数据开放保障层面提供机制类参考研究。

摘要：为政以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德是一种政治美德，作为为官者的一种思想品德在官员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官德既是选任官员的重要标准，也是官员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官德管理不仅能够有效的保证所选任的官员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而且对营造和谐有序的政风、民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文官管理，无论是官德思想内容的确立，亦或是涉及官德思想的制度设计，还是在文官管理过程中官德思想的运用，都充分体现出唐代文官官德管理趋于成熟。本文从特定的唐代历史背景出发，对唐代所述的“同体志忠”、“公平公正”、“慎密恪勤”、“廉洁匡谏”等官德思想进行梳理和提炼，总结唐代官德思想如何对文官管理制度建设进行规范，研究唐代官德思想在文官管理制度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分析唐代文官官德管理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积极性与局限性。目的是想通过史实研究提炼出唐代文官官德管理的价值所在，从而为中国当代公务员道德管理进行启示。

摘要：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进行破旧立新和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公共政策需要调整更新，使之更加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有效的实现政策目标。当前我国的公共政策调整更新过程在政策衔接、协调新旧政策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障碍。首先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文献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转型期政策过程及政策衔接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其次提出新旧政策衔接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在分析新旧政策衔接交互作用及效应的基础上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最后认为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衔接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公共政策的连续稳定影响着政策效果，以及政策衔接需要依靠政策主体、政策环境及政策资源等多方面条件共同作用实现。希望通过对于本文的研究，能在学术上完善我国有关新旧政策衔接的研究，能够在实践上推动我国政策的发展。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以及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而作出的战略部署。该战略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切实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随着近些年来农村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问题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问题不仅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也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中，农村公共治理主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对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建设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本文以基层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建设为研究对象，将乡村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点。首先，本文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建设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进行系统分析，主要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危机意识淡漠、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力量发挥不均衡、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间危机治理协作存在障碍、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动力不足等问题入手;再次，对问题成因进行思考，主要从体制、观念等方面进行思考;最后，针对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存在的问题进行对策思考，主要从强化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危机意识、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扩展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危机治理协作的深度和广度、增强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动力方面入手。

摘要：当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深刻的行政生态环境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全球化、政治生活民主化、治理方式现代化等三个方而，正是如此深刻的行政生态变迁对其政府治理能力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和挑战。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国家要整体上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其治理能力的高低和治理方式的优劣将会深刻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进度。鉴于此，对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和探讨，不仅仅是解决地方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积极响应，对建设高效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整篇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当今行政生态环境变迁影响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探究问题。首先，论文开篇就对基本论域进行了比较详尽地阐释，将现代化作为分析前提，明确了治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的相关核心概念，而且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进行了理性地阐述。基于此，接着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状态和价值意义进行了深描和剖析。其次，本文从逻辑前提的角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和理论遵从作出了充分理性地解读，具体表现在生态镜像和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再次，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剖析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同时对阻力以及阻力之根源进行了深刻地分析。最后，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现实，将“五位一体”作为理论基点和视角，作出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实现路径的设计，即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村务公开是民主监督、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的前提，是实现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部分，属于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范畴，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建设发展，确保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央政府“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动，农村村务公开开始引入信息技术，村务公开网络化正在不断推行。电子村务下的村务公开较之传统的村务公开有着更方便、更快捷、更透明等优点，但也存在人文社会环境、制度政策、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平台建设等层面的问题，影响着已施行的电子村务的发展与完善，不利于村务管理电子化下的新农村建设，干群关系的密切以及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文选取电子村务已施行数年的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对江苏省电子村务公开整体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同时，鉴于江苏苏南与苏北地区的经济差异较大，选取了苏南张家港市以及苏北睢宁县的“网上村委会”个案进行比较分析，采用个案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电子村务公开发展的历程、其应用后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路径等方面入手，对张家港市与睢宁县的“网上村委会”的村务公开电子化实践进行比较探析，总结出一些在电子村务公开具体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社会、政策法规与机制保障、基础设施与平台开发运用等层面进行由深及浅的原因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目的在于拓展村务公开与电子村务的研究领域，为电子村务公开更好的运用提供些许理论与实践指导，同时，促进己施行电子村务公开的地区其村民更多、更好的电子化参与，促进电子村务公开更好的应用、完善与发展，从而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基层自治的现代化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好地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省、市、县，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亦应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电子村务公开的完善与发展是农利基层自治现代化探索的有效途径。而电子村务公开的完善与发展应从促进村民参与以及电子村务公开自身的建设着眼。具体来讲，第一步，要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与法制意识，加强村民在电子村务公开方面的参与;第二步，要完善电子村务公开相关的法律保障与监督机制，制定推进电子村务参与的激励政策并加强村民参与制度的创新;第三步，要创新电子村务建设的资金支持方式，优化电子村务公开平台的科学化开发;最后一步，加强电子村务公开自身的建设，从多个方面促进村务信息电子化公开的透明度与可信度，从而加强村民的政治信任，促进村民更积极地电子化参与。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成果的网络行政审批是“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面向个体与组织网上申报系统、面向政府职能部门办公人员内部办公与管理系统、面向监察机关网上监督系统三位于一体的新模式的行政审批，提升网络行政审批水平有助于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有助于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有助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实例分析法与归纳演绎法来分析服务型政府与网络行政审批的关系，回顾网络行政审批的发展历程，总结网络行政审批存在的问题，从构建网络行政审批新模式、优化网络行政审批系统、建立健全网络行政审批法律法规、完善行政人员的激励与监督机制、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等方面为网络行政审批提出发展策略。

摘要：本文旨在找出影响基层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因素，在研读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和相关文献，主要以Meter&Horn模型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参考Smith政策执行过程模型、Edwards政策执行力模型及Mazmanian和Sabatier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等经典政策执行力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如我国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模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更加强调法令规章、政府权威及党和政府双重领导等因素，构建了基层政府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模型，并提出五大假设:(1)政策目标与标准的清晰程度与政策执行力存在正相关关系。(2)政策资源的充足程度与政策执行力呈正相关。(3)执行方式和层政府执行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执行者属性和基层政府执行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5)系统环境与层政府执行力呈正相关。通过问卷的发放与收回采集数据，借助SPASS20.0统计工具，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最终得出政策目标与标准、政策资源、执行方式、执行者属性、系统环境均与基层政府执行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五大假设。最后在对研究结论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关于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建议:(1)加强执行者属性建设推动基层政府执行力的提升。(2)充分开发利用政策资源以满足政策执行的需要。(3)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确保政策有效执行。(4)打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为政府执行力提升提供保障。

摘要：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基本国情，既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迅速，根据全国老龄办统计数据显示，到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41亿人，占17.3％，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人，提升到34.9％。人口老年化日益严峻，如何积极应对老龄化，发展养老服务，这为我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重大考验。
　　随着人民生活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仅仅提供养老保险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群的需要，老年人群对多方面、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产生了需求。近几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我国的养老状况，通过不断地完善养老政策，以期提高老人的养老水平，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倾向等多种原因，使得城市养老服务相对比较完善。然而，由于农村养老政策起步晚，基础薄弱，农村的养老服务较为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甚至具有空缺的现象。为促进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使得老年人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也为使农村老人享有与城市老人平等的权利，促进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以翼城县为例，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归纳法来了解养老服务现状。首先对农村养老服务及其政策调整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根据调查的结果分析翼城县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导致问题产生的政策原因。最后根据翼城县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结果，从政策本身分析，提出完善农村养老服务政策调整的对策。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又一次将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提出，可见协商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发展中应用范围最广、最实用的民主形式，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协商民主发展的方向，这对于国家治理进程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渠道，实践充分证明发展协商民主可以有效化解改革过程中的矛盾，保障了中国公民在现实环境中广泛高效加入民主活动的权力，那么迫切要求通过国家治理进程最大限度的提高协商民主的应用形式。本文在分析讨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用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协商民主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以期待早日建成科学严谨的协商民主制度，在广泛的协商民主进程中为国家治理提供强大生机与活力。

摘要：当今的社会转型使中国公共政策面临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全面变化，新时代要求我们对转型时期的行政成本与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关系进行更加清晰的认识，使政府服务于社会，与社会结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相适应，不断提升行政效率，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如今的转型期是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近年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的严格执行，中国转型期的行政成本膨胀的势头得到遏制，但在公共政策执行中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以行政成本和政策执行力概念为出发点，分析了转型期行政成本控制下政策执行力问题的提出及现状，继而针对转型期行政成本控制下的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提高中国转型期成本控制下政策执行力的对策，分别从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管控、激励和约束以及监督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较为细致地给出了解决方案，为今后学者研究此相关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摘要：21世纪是注重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生态文明是我们国家和党发展经济的基础和自然规律，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环境的思考也是重要的一个问题，环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生态文明是民生需求，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待，这更是人民的意愿。建设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的核心就是让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量加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所有人的最终心愿，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喜悦感的增长点。所以主动去攻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推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和谐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前进的重大结果，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对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细微关系做出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促进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将在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方方面面，以及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对于生态文明起到的作用，以及我们按照马克思生态思想去建设人类生态文明将会取得的成果和对未来我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前景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