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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对我国的海权发起了挑战。美国对我国采取海上遏制政策,支持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敌对活动,阻止我国解放台湾岛,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入侵我国领海和领空,同时对我国实行“封锁”与“禁运”。此外,美国于1950年和1961年分别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我国的海防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1951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非法签订,美国不顾我国反对而将钓鱼岛的所谓“施政权”交给日本,导致钓鱼岛问题成为之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油气资源的调查报告,指出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大陆架有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此,中国和日本以及一些南海周边国家间陆续出现了海域划界问题和岛屿争端问题。七十年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对本属我国的南海诸岛开始了堂而皇之的侵犯,至今仍实际控制着我国的诸多岛礁,并且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为了维护新中国的海权,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步收回曾经丧失的海权,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对本该属于我国的岛屿宣示主权,发布了正式的领海声明,克服一切困难建立起人民海军,提高我国的海防能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权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实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各沿海国对海洋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开始各自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由此而引发了诸多新的海权争端。进入21世纪,我国的海权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美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恐”之后,开始将全球战略中心逐步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制约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发挥,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形成了挑战。因此,为了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巩固军事同盟体系,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发展的同时将经济危机转移给亚洲。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美国结为同盟关系的国家在东海和南海持续给我国制造海权争端,促使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成为近些年来影响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一阶段的国家战略无不体现对海洋和海权问题的关注。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进而促进了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面对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端,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政策,有效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在海权归属问题上的矛盾,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江泽民时期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理念,主张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基础上,我国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寻求与他国和平解决海权争端的途径,对内则大力发展海洋事业,提高国际海洋竞争能力。胡锦涛时期提出了“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理念以及“富邻、安邻、睦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十七大提出“发展海洋产业”,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习近平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大会报告,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海洋强国梦。随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依法治海”。在南海问题上提出“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关于建设海上合作支点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的创意将给沿线各国包括我国的海洋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和机会。
  海上力量是海权的核心因素。因此,要想拥有强大的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海军是海上力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由弱到强的历程,海军战略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进而发展为“近海防御”和“远洋防卫”相结合。海军武器装备也经历了从缴获、接收、购买、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程,如今我国海军已经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在和平时代,海军的作用也有多元化发展,除战争外还承担着出访、演习、护航、助力海洋事业发展等任务。除海军外,我国的海上力量还包括海监、渔政、海事、公安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警察。2013年,我国对海上力量进行整合,重组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结束“五龙治海”的局面,海上执法由分散变为统一。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向来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海权问题上,我国同样誓不称霸,反对海上霸权。我国大力发展海权的目的,绝非要称霸海洋,而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当合法的海上权益,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进而推动世界海洋的和平发展。
国际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收益是有目共睹的。围绕实现本国货币国际化而获得相应的政治收益以及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外交,或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地位而展开的外加活动一直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通过自身的货币外交努力,人民币终于在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这是中国人民币货币外交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造成破坏的余震仍在,它不仅对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机制具有深层次的缺陷和弊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和改革势在必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需求出发,不但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并且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和改革上崭露头角,贡献自己的智慧积极展开货币外交。
  本文旨在运用国际经济政治学和经济外交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国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文章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是绪论部分,是利用现有的理论理清货币外交相关理论概念,以及影响货币外交选择的因素。第二部分是通过对当前大国货币外交路径的提炼,同时勾勒出中国选择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第三部分是通过人民币加入SDR这个具体的案例对中国已经走过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进行具体论述。第四部分是对中国将来继续推进人民币货币外交的着力点以及将会面临哪些挑战进行分析。
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92年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兴边富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等一系列有利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倾斜政策,把加快对外开放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展示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对外开放空间和领域不断拓展。2016年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得到三国高度关注,中国与俄蒙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中俄、中蒙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持续提升。
  呼伦贝尔市位于中俄蒙开放合作前沿,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自1998年被国家批准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竞争合作,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在沿边开发开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和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等。因此,充分认识政府在对外开放应对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是呼伦贝尔市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选取对外开放“政府应对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研究,分析阐述了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基本现状、政府应对对外开放能力存在不足及原因,并结合政府职能、政府治理理论,从推进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方开放应对能力的提升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希望借此可以提炼总结出供其他沿边地区借鉴参考的有益启示。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旨在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将中国参与赞比亚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分析解释中国经济外交是否公平的争议性问题。论文将详细介绍相互依存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机制。最后,从历史和当代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赞比亚的参与。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明确中国是否在赞比亚扮演了一个新殖民主义力量的角色,并分析实地统计/实证事实是否明确反映了这一点。我的研究结果与上述错误观念相左,因而我会运用实证统计数据并结合研究领域内的相关理论来证明中国确实更倾向于相互依存和相互发展理论。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对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分析,讨论英国对华东地区外交政策的转变。通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以及当时的历史人物,如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私密信函和事件参与者回忆录的整理归纳,探讨英国在经历一战后因衰落的国力和国内反战意识的影响,并且同时受到日、美等国对其在远东地区的威胁,为了保住英国在华最重要利益,而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的真实原因。
  本文以20世纪初英国对华东外交政策为对象,以英国对山东和上海地区的外交政策为实例。对比研究了英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态度,和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与日本维系着特殊的关系,实行既防范遏制它,又亲近维护它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于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帝运动,英国最初采取了暴力压制的强硬政策。而后英国着眼长远利益,决定采取让步的策略,以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发表了标志英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圣诞节备忘录”。以此论证英国在20世纪初这一时期对华东政策的转变。
  通过分析英国在一战前后对华政策的变化,能够窥视到英国国力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到迅速衰落的轨迹,为研究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提供了实例。对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由强硬到妥协的转变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弱小的国家难以开展自主外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大小决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执行,能够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可以使我们深度认识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改变过去将西方外交政策看成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为当今中国制定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国际政治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非合作是中欧在新世纪面临的新议题。新世纪非洲力量的凸显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一大变动因素,而作为在非洲大陆开展经济活动的“新兴力量”的中国与作为“传统存在”的欧盟之间的关系格外引人瞩目,无论是新世纪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使得中非关系以政治交往为主发展为经济政治合作并重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是第二届欧非峰会上正式提出的构建欧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显示的欧非关系由传统的依附模式向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转型升级,都表明新世纪对非关系在中国和欧盟对外关系中重要性的上升。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挑动了欧盟的神经,它将中国视为对其在非洲事务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重大挑战,但鉴于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非洲国家自主性的增强以及欧盟自身实力的局限等诸多现实因素,欧盟转而希望把中国纳入到对非合作的多边议程中以维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而以欧盟为代表的国际力量的介入,使得中国在开展与非洲的合作时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西方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中国始终坚持本国正确的对非政策和外交原则,同时奉行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在发展对非合作时从不针对、也不排斥任何第三方,当前中国“走进非洲”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对欧盟成员国在非洲百余年的经营历史所形成的复杂的利益联结,中国在维护本国正当利益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开展中欧非三边交流与合作,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教训来完善自我的非洲政策。
  面对中欧在对非事务上显现出来的交流与合作的趋势,本文以多边主义为视角分析中欧在对非事务上开展合作的有利条件以及面临的障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多边主义在中欧对非合作中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文章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多边主义三个层次的内涵,以及其在实践中显现的功能和弊端。
  第二章概述了中欧通过现存的多边机制在全球层面开展的合作,并以此为基础集中论述中欧在对非事务上开展的合作以及潜在的合作领域。
  第三章以多边合作的利益基础、参与主体、观念支撑三个因素为基础,分析中欧在对非事务上开展合作的动力。
  第四章从利益冲突、观念差异、制度缺乏三个层面分析了中欧在对非事务上开展合作面临的障碍。
  第五章结合多边主义理论和实践,分析了现阶段中欧在非事务上开展多边合作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以及需要规避的弊端。
  结语部分在上文的基础上简要论述了中欧在对非事务上开展多边合作对中欧关系乃至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际政治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习近平主席提出后,受到沿线国家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出于转型时期的中东欧国家,纷纷表示愿积极和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开展务实合作。经过几年的合作与发展,中国和中东欧借助“16+1”合作平台和“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实现了经贸合作密切,在经济领域多层面开展了深入合作;实现了帮助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合作加深,农业、化工、机械等方面交流强化;实现了人文交流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开展。虽然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得到改善和进一步加强,双边已有合作机制运行良好,但双边关系的基础——人文交流中依旧受到诸多制约因素,面临多种挑战。在此背景下,开展中国和中东欧人文交流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中国和中东欧人文交流的背景和意义,从“一带一路”、中国和中东欧人文交流、“一带一路”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和人文交流四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论述论文的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以苏联影响的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双方转型发展时期、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合作机制新的起点的时间点叙述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历程。分析当前影响双方国家关系的影响因素有:西方国家的警惕、中东欧内部挑战、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安全疑虑、受国际局势和舆论变化。
  第三部分,界定了“一带一路”和人文交流的概念,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文交流的关系。第四部分,以捷克和中国人文交流为案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即从中国和捷克外交关系、人文交流现状和特征中分析两国人文交流中存在的困难;从这一案例出发,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影响中国—中东欧人文交流的因素:国际政治对人文交流的结构影响、观念和文化差异对人文交流的影响、技术因素对人文交流的影响;分析当前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一带一路”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合作机制运行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倡议评估的影响。
  第五部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与中东欧人文交流的建议,从借助“16+1”合作平台构建利益共同体,强化已有合作机制的运行,创新人文交流机制三个层面完善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同时夯实中国-中东欧人文交流基础。
中共党史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外交是政党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各国政党宣介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条渠道,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开拓、塑造、维护国家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不同国家政党合作应对人类所面临共同问题的一种方式。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开展政党外交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目标,已由争取民族独立、加快革命进程,转变为保护领土主权完整,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等因素制定灵活的政党外交政策,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政党外交实践。这些政党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一边倒”政策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基于这段时期政党外交实践活动的梳理,这段时期政党外交的特点:政党外交的目标是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界限不明确、政党外交以政治对话为主。在这些政党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值得的经验教训指引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党平等、独立自主、政党外交应该做好政府外交的得力帮手、审时度势确定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
  本文旨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其基本特点,总结经验教训,试图为当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提供启示。全文分为导言、主体四章和结语。导论是在说明选题缘由、界定政党外交内涵以及辨析相关概念、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论文思路以及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这是前提部分。在论文正文部分,重点梳理“一边倒”战略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的实践活动,这是重点部分。在此基础上,文章的第四章对于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评析,提炼其基本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点睛部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而且是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源起的国内、国外背景的分析,沿着时代变迁的脉络阐释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出毛泽东系列特征鲜明、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国际战略思想。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就鲜明指出,世界革命的性质已由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范畴;在土地革命斗争期间,毛泽东再三强调中国革命事业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正确的策略,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着重强调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与英美苏合作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新态势,为实现国家的统一,反对苏联关于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在新中国创建时期,他根据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背景,认为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面对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各种封锁,提出了新中国“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另起炉灶”的外交策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国际形势的“三个世界划分”和“两个中间地带”的判断,制定了中国应对新局势的“一条线”、“一大片”“乒乓外交”等外交措施。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所处国际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彰显出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政策相结合、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协调一致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认为,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和平共处、平等互利”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强调,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事业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大国,为了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条件,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就应该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工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无私援助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事业,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协作,在全世界建立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成效。当代中国坚持和执行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国家外交工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也为国家现代化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安全保障。
  深入研究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弘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思想遗产,对于建设更加有利于实现国家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五年的外交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本研究着眼于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进而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旨在树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形象,使其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得以展现。
  研究的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这是中国根据当下的内外需要所作出的外交理论调整。自2008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因自身实力的削弱而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即推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进而引发新一轮全球治理主导权争夺战,重建世界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全面升级需统筹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继续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大国发展也要有大国担当。上述这些情况的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对自身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研究的第二部分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所指和灵魂所在,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二是基于“义利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观点和战略部署的国际合作观,三是基于“共同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观,四是基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海洋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观。上述内容彼此关联,既有理论观点,又有战略部署,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研究的第三部分对此做了深入探讨,试图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来源,认为实事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前提,贯穿于其理论的始终;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方法,包括国家间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布局中国外交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研究的最后部分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做了简要概括,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和政策保障。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时期,国际社会“一元结构”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东北亚地区仍存在安全隐患。快速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有一个稳定周边的环境。朝鲜半岛自古是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交汇的特殊点,是维护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门户。由于地缘战略、历史等因素,中朝两国人民曾在抗战时期结下深厚友谊。自新中国成立,中朝两国建交,时至今日,中朝两国已经历了67载风雨,中朝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但中国始终立足两国传统友谊。论文选题采用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追溯中朝两国人民传统友谊,重点立足朝鲜战争,探讨从建国之初两国建交到中国与朝鲜形成军事同盟这段历史时期的关系演进,同时结合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通过论述中朝关系的演进,对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提供借鉴。
专门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工商管理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乌建交几十年来,双方的关系始终朝着友好稳定的方向前进着,密切的高层互访,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由于能源的战略性,使得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由于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这也为其地域层面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而地处中亚中部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资源大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随着以石油、天然气为首的能源产品的供应量的逐年上涨,在国际范围内,该国必将在油气资源供应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丰富的油气储量将给该国同中国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效保障。但近些年来,由于自身落后的勘探开发技术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面影响到了与中国油气合作开发的进程。因而,本文的探究选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燃气、石油资源为剖析对象,简述了该国同中国的合作以及油气资源状况,对其中所面临的障碍加以研究,并结合实情,就其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针对乌中两国油气开发合作,本文在分析研究其历程、开发单位、政策、管理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模式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双方合作的有利条件,然后对双方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双方油气开发合作的模式分析。主要分析了产量分成模式、代理制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超国家管理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联合开发模式下合作建造油气管线模式,并对不同模式进行了优缺点评价分析。
  本文最后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完善策略。主要从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国际间合作,积极吸引中国投资建立信息沟通体制,建立区域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以国内、国外的资源、市场为载体,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推进中乌油气开发合作,构建国家能源安全网等这些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国近现代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首任驻英副使和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学术界并没有获得和他的上司郭嵩焘一样的关注度。他最有名的事就是诋毁和掣肘郭嵩焘,而且都是因为一些匪夷所思的小事,最终导致两人被同时撤职回国。根据他在英国的日记《英轺私记》和书信奏稿集《刘光禄遗稿》来看,刘锡鸿大体上是一个主张“用夏变夷”的保守官僚——即使在日记中也体现出了一些进步思想。
  还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刘锡鸿思想和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虽以“儒侠”自居,但真正主导他行为的却是实际的政治利益。他会想尽办法来谋求晋升,而且为了到达这个目的,不惜牺牲与郭嵩焘长期的友谊。事实上,真正导致刘锡鸿怨忿的是由于清廷不完善的外交制度而产生的误会,而且鲜有证据表明郭嵩焘该为两人的失和负主要责任。可由此便认为刘锡鸿是个小人是不审慎的,导致有如此行为的原因根植于他的性格。根据西奥多·阿多诺的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刘锡鸿高度与之吻合。刘锡鸿失败的政治生涯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性格缺陷,也可以部分归结为专制制度带来的道德崩坏。当今的知识分子同样可以从刘锡鸿身上得到些有价值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探究刘锡鸿的矛盾人格:第一部分介绍刘锡鸿的出身以及早期的政治经历;第二部分列举刘锡鸿矛盾人格的具体体现,其中他与郭嵩焘的交恶过程将是叙述的重点,因为这个过程中有大量颇具代表性的细节;第三部分将试图剖析刘锡鸿矛盾人格的成因,比如他的教育背景、传统文化的影响,并用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加以归纳。
国际政治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多以及全球变暖的不断加剧,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因气候变化问题面临着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气候问题也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和谐和国际政治格局的稳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大议题。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已显得尤为迫切。
  中美在当今世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因此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中美气候合作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都意义重大。中美在气候合作中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和许多共同利益,但同时也存在许多挑战和分歧。
  本文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中美气候合作中的挑战与对策: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中美气候合作的概况,分别从全球气候合作的历程、中国参与气候合作的必要性、美国参与气候合作的必要性以及中美气候合作的现状四个方面来论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中美气候合作中的挑战,包括中美气候合作中战略互信的缺失,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资金技术援助等具体领域的分歧,以及美国政府更迭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挑战。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中美在气候合作中存在挑战的原因,包括气候治理模式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立场和主张的差异。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国应对中美气候合作的对策,分别从中国国内气候外交政策的转变和中美进一步加深气候合作的对策进行分析。
  作为一个全球性议题,世界各国需要众志成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挑战。中美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应当在全球气候合作中化挑战为机遇,不断加强政治、经济合作,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使中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更加默契,以有利于两国利益的实现和全球气候合作的进一步加深。
英语语言文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美关系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话题,对中美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中国问题专家。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是其在任期内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基础,因而对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国内外学者对基辛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基辛格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影响上,但少有人对其对华外交思想做一个全面、历史的考察,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本文选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阶段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探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异同、特点,并分析促成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从而揭示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本质——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结合国际形势,及对中国价值观的深入解读,客观认识中国的需求,帮助实现了从基辛格前中美对抗到他之后的中美联合,及现在的中美合作与竞争共存。
  文章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对支撑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即现实主义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是关于基辛格及其外交思想的概述。第四部分阐述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演变,接下来在文章的第五部分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其中既有美国国家利益的新需求,又有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还有对中国价值观的新认识。文章的第六部分探讨了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部分,总结全文论点。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海,是我国实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海上咽喉。当前,南海局势复杂多变,严重影响我国东南疆域的安全与稳定。为缓解南海局势,自2014年以来,我国倡议“双轨思路”的应对策略。本文从地缘政治学入手,通过“双轨思路”的地缘内涵,剖析其对缓和、解决南海问题的重要意义。
  本文拟分五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主要探析地缘政治学的主要观点及其变化。地缘政治学乃经邦济世之作,自产生之日起,与大国、强国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它也表现出三个层面的变化:一是突破了空间格局,从传统的海、陆、空权发展到信息空间领域的多维空间争夺;二是超越了冲突逻辑,从最初的对立与冲突的单一逻辑,过渡到冲突与合作的双重逻辑,再到今天的合作与发展的多重逻辑,经历着一个漫长而充满进步意义的变迁历程;三是重塑了政治生态,从传统的地缘争夺与控制,经由“文明的冲突”,朝着价值、情感和文化的多元化方向重塑国际政治生态。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演进和变迁,将有助于为南海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思路。
  第二部分,主要探析南海的地缘形态与国际格局的关系。本部分旨在立足于南海问题,探析三组极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即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关系。
  第三部分,着重探讨“双轨思路”对空间合作的促进。“双轨思路”从多维空间层面出发,突破了传统合作空间的局限,追求“合作共赢”的广泛合作空间。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双轨思路”对冲突性理念的超越问题。“双轨思路”的内在逻辑,是为了追求双边、多边的合作和共赢。它超越了传统的冲突性逻辑,追求建构一种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第五部分,旨在探析“双轨思路”对国际政治生态的重塑。“双轨思路”以“双赢、多赢、共赢”为发展理念,在巩固和加强国家间双边、多边往来的基础上,彼此增强政治互信,并从更广阔的视野下,促进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共商、共筑“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生态。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只有抛弃传统的冲突理念,方能共同构筑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只有在观念革新的基础上,才能重塑一个积极的国际政治生态。
中国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之一。自1833年来华之后,他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也是一名外交官员。他的在华生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833-1854)主要负责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在广州布道站的印刷与出版工作。在这期间,卫三畏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与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的翻译和谈判,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为之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后一阶段(1855-1876),卫三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兼秘书,直接参与中美之间的外交事务,成为影响这一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两次(1858、1859)随美国特命全权驻华委员赴天津、北京,并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尽管没有得到驻华委员列威廉的支持,但在他的坚持要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同意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加入宗教“宽容条款”。这一条款不仅使外国传教士,也使中国信徒脱离清政府的管辖,归于外国宗教团体的保护之下,从而使教会成为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对19世纪后半叶中外关系影响甚大。
  此后,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紧随英法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公使团。卫三畏在1862-1876年间一直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兼翻译,亲自督建了驻华公使的在京住宅和秘书处,长期负责使团的翻译和秘书工作,并多次代理公使职务,累计时间超过4年,对于美国驻华使团的维持和运转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代理公使期间,卫三畏处理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白齐文一案。为了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卫三畏主张将白齐文交予清政府审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以及大多数外国人却认为根据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清政府无权审判白齐文,必须交由美国领事审判。不过在白齐文遇难以及卫三畏本人遭到舆论批评后,他的态度又有了较大的转变。卫三畏身兼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这使得他对此案持持有复杂的态度。
  卫三畏的外交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美国的在华传教士与外交官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他如此持久而又密切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中美事务,但美国非职业的驻华外事机构和制度既给了卫三畏进入外交领域的机遇,也限制了他上升的可能,使他得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外交领域,却只能以翻译兼秘书的身份结束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要以其文化兴盛作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也就不会有中国梦的实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思维也逐渐地成为衡量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数。随着文化外交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开展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成为一个亟待拓展的新的学术课题。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全面复兴的紧要时刻,如何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反制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文化外交来建构一个诚实、守信和负责的大国形象,以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已经成为我们应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开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从全球化思维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与实践入手,探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文化外交思想,分析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外交实践,力求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加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用以阐述习近平文化外交的思想。
  本文前言对选题研究的意义、学术研究现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后分五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为文化外交理论基础,主要分析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作用。了解和认识文化外交是论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前提。这一部分首先阐明了文化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形式。其次,论述了文化外交其具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等外交手段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这一部分主要是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第二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背景及其内涵研究,主要探讨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加强文化外交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国政治上面临着来自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的巨大压力,新世纪要塑造和平的国际形象,实现和平发展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积极加强文化外交;另一方面,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力量,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在这一部分对习近平主席文化外交的内涵、主要理念、主要原则和重点都做了阐述。
  第三、四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实践分析和理性思辨,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文化外交实践阐述中国文化外交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文化外交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维护了我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为对外关系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有利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等反华宣传,塑造了我国的良好形象,而且催生了习近平时期文化外交新思维;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外交对软权力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尚且不够,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去完善我国的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保持对中国自身文化的自信,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使我国更加深层次参与国际事务。
  第五部分为结论,为了进一步开展和加强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从外交的角度建立和塑造我国的民族文化,扩大我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进一步加大了文化外交力度,增强我国文化软权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倡导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指出要注重借鉴和创新,加强我国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力地引导国际舆论朝向我们的导向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的和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多极化促使文化多元化不断向前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始广泛的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并且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文化在国际政治中越来越突出,并且占据重要地位,文化外交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软实力较量的最有效手段。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化外交成为了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当前,文化外交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不仅要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的传统外交,更重要的是,它肩负着塑造新时期中国国际形象的历史重任。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以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出发,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明确文化外交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追溯其历史渊源,并分析了文化外交的特点及其必要性,中国文化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
  众所周知,文化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新时期的文化外交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面对这些困境,本文从国际和自身两个方面来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策略进行深入思考,总结其应对之策:在遵循文化外交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中国文化外交的模式,加强对民间文化外交的重视,并且建立中华文化资源的保护机制,提高文化外交的能力和公关技巧,进而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并且能够将这些策略投入到中国文化外交的实际应用中,给中国文化外交提供可借鉴的经验,确保中国文化外交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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