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机构
扫描成功 请在APP上操作
打开万方数据APP,点击右上角"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即可将您登录的个人账号与机构账号绑定,绑定后您可在APP上享有机构权限,如需更换机构账号,可到个人中心解绑。
欢迎的朋友
导航
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排序:
范围:
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92年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兴边富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等一系列有利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倾斜政策,把加快对外开放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展示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对外开放空间和领域不断拓展。2016年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得到三国高度关注,中国与俄蒙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中俄、中蒙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持续提升。
  呼伦贝尔市位于中俄蒙开放合作前沿,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自1998年被国家批准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竞争合作,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在沿边开发开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和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等。因此,充分认识政府在对外开放应对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是呼伦贝尔市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选取对外开放“政府应对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研究,分析阐述了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基本现状、政府应对对外开放能力存在不足及原因,并结合政府职能、政府治理理论,从推进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方开放应对能力的提升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希望借此可以提炼总结出供其他沿边地区借鉴参考的有益启示。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对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分析,讨论英国对华东地区外交政策的转变。通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以及当时的历史人物,如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私密信函和事件参与者回忆录的整理归纳,探讨英国在经历一战后因衰落的国力和国内反战意识的影响,并且同时受到日、美等国对其在远东地区的威胁,为了保住英国在华最重要利益,而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的真实原因。
  本文以20世纪初英国对华东外交政策为对象,以英国对山东和上海地区的外交政策为实例。对比研究了英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态度,和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与日本维系着特殊的关系,实行既防范遏制它,又亲近维护它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于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帝运动,英国最初采取了暴力压制的强硬政策。而后英国着眼长远利益,决定采取让步的策略,以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发表了标志英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圣诞节备忘录”。以此论证英国在20世纪初这一时期对华东政策的转变。
  通过分析英国在一战前后对华政策的变化,能够窥视到英国国力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到迅速衰落的轨迹,为研究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提供了实例。对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由强硬到妥协的转变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弱小的国家难以开展自主外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大小决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执行,能够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可以使我们深度认识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改变过去将西方外交政策看成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为当今中国制定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专门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五年的外交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本研究着眼于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进而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旨在树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形象,使其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得以展现。
  研究的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这是中国根据当下的内外需要所作出的外交理论调整。自2008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因自身实力的削弱而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即推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进而引发新一轮全球治理主导权争夺战,重建世界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全面升级需统筹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继续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大国发展也要有大国担当。上述这些情况的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对自身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研究的第二部分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所指和灵魂所在,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二是基于“义利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观点和战略部署的国际合作观,三是基于“共同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观,四是基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海洋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观。上述内容彼此关联,既有理论观点,又有战略部署,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研究的第三部分对此做了深入探讨,试图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来源,认为实事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前提,贯穿于其理论的始终;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方法,包括国家间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布局中国外交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研究的最后部分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做了简要概括,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和政策保障。
中共党史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外交是政党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各国政党宣介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条渠道,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开拓、塑造、维护国家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不同国家政党合作应对人类所面临共同问题的一种方式。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开展政党外交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目标,已由争取民族独立、加快革命进程,转变为保护领土主权完整,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等因素制定灵活的政党外交政策,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政党外交实践。这些政党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一边倒”政策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基于这段时期政党外交实践活动的梳理,这段时期政党外交的特点:政党外交的目标是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界限不明确、政党外交以政治对话为主。在这些政党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值得的经验教训指引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党平等、独立自主、政党外交应该做好政府外交的得力帮手、审时度势确定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
  本文旨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其基本特点,总结经验教训,试图为当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提供启示。全文分为导言、主体四章和结语。导论是在说明选题缘由、界定政党外交内涵以及辨析相关概念、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论文思路以及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这是前提部分。在论文正文部分,重点梳理“一边倒”战略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的实践活动,这是重点部分。在此基础上,文章的第四章对于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评析,提炼其基本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点睛部分。
工商管理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乌建交几十年来,双方的关系始终朝着友好稳定的方向前进着,密切的高层互访,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由于能源的战略性,使得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由于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这也为其地域层面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而地处中亚中部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资源大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随着以石油、天然气为首的能源产品的供应量的逐年上涨,在国际范围内,该国必将在油气资源供应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丰富的油气储量将给该国同中国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效保障。但近些年来,由于自身落后的勘探开发技术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面影响到了与中国油气合作开发的进程。因而,本文的探究选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燃气、石油资源为剖析对象,简述了该国同中国的合作以及油气资源状况,对其中所面临的障碍加以研究,并结合实情,就其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针对乌中两国油气开发合作,本文在分析研究其历程、开发单位、政策、管理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模式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双方合作的有利条件,然后对双方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双方油气开发合作的模式分析。主要分析了产量分成模式、代理制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超国家管理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联合开发模式下合作建造油气管线模式,并对不同模式进行了优缺点评价分析。
  本文最后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完善策略。主要从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国际间合作,积极吸引中国投资建立信息沟通体制,建立区域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以国内、国外的资源、市场为载体,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推进中乌油气开发合作,构建国家能源安全网等这些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国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之一。自1833年来华之后,他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也是一名外交官员。他的在华生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833-1854)主要负责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在广州布道站的印刷与出版工作。在这期间,卫三畏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与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的翻译和谈判,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为之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后一阶段(1855-1876),卫三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兼秘书,直接参与中美之间的外交事务,成为影响这一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两次(1858、1859)随美国特命全权驻华委员赴天津、北京,并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尽管没有得到驻华委员列威廉的支持,但在他的坚持要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同意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加入宗教“宽容条款”。这一条款不仅使外国传教士,也使中国信徒脱离清政府的管辖,归于外国宗教团体的保护之下,从而使教会成为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对19世纪后半叶中外关系影响甚大。
  此后,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紧随英法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公使团。卫三畏在1862-1876年间一直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兼翻译,亲自督建了驻华公使的在京住宅和秘书处,长期负责使团的翻译和秘书工作,并多次代理公使职务,累计时间超过4年,对于美国驻华使团的维持和运转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代理公使期间,卫三畏处理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白齐文一案。为了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卫三畏主张将白齐文交予清政府审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以及大多数外国人却认为根据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清政府无权审判白齐文,必须交由美国领事审判。不过在白齐文遇难以及卫三畏本人遭到舆论批评后,他的态度又有了较大的转变。卫三畏身兼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这使得他对此案持持有复杂的态度。
  卫三畏的外交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美国的在华传教士与外交官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他如此持久而又密切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中美事务,但美国非职业的驻华外事机构和制度既给了卫三畏进入外交领域的机遇,也限制了他上升的可能,使他得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外交领域,却只能以翻译兼秘书的身份结束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要以其文化兴盛作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也就不会有中国梦的实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思维也逐渐地成为衡量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数。随着文化外交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开展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成为一个亟待拓展的新的学术课题。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全面复兴的紧要时刻,如何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反制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文化外交来建构一个诚实、守信和负责的大国形象,以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已经成为我们应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开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从全球化思维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与实践入手,探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文化外交思想,分析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外交实践,力求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加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用以阐述习近平文化外交的思想。
  本文前言对选题研究的意义、学术研究现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后分五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为文化外交理论基础,主要分析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作用。了解和认识文化外交是论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前提。这一部分首先阐明了文化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形式。其次,论述了文化外交其具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等外交手段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这一部分主要是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第二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背景及其内涵研究,主要探讨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加强文化外交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国政治上面临着来自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的巨大压力,新世纪要塑造和平的国际形象,实现和平发展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积极加强文化外交;另一方面,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力量,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在这一部分对习近平主席文化外交的内涵、主要理念、主要原则和重点都做了阐述。
  第三、四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实践分析和理性思辨,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文化外交实践阐述中国文化外交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文化外交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维护了我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为对外关系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有利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等反华宣传,塑造了我国的良好形象,而且催生了习近平时期文化外交新思维;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外交对软权力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尚且不够,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去完善我国的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保持对中国自身文化的自信,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使我国更加深层次参与国际事务。
  第五部分为结论,为了进一步开展和加强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从外交的角度建立和塑造我国的民族文化,扩大我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进一步加大了文化外交力度,增强我国文化软权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倡导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指出要注重借鉴和创新,加强我国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力地引导国际舆论朝向我们的导向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的和平。
民商法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韩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及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量中国劳动力涌入了韩国劳务市场。韩国的外国劳动力引入制度度过了从产业研修制向雇佣许可制的演变。在雇佣许可制中韩劳务合作中,从运行到事后管理都由政府直接负责,劳务人员直接与韩国雇主签订标准劳务合同,形成雇佣合同关系。两国政府指定的公共机构为劳务人员提供帮助与服务,不与劳务人员签订任何合同。由此,中韩雇佣制下的法律关系得以简化明确,劳动者身份得到承认。并且,由公共机构运营管理,劳务派遣过程更为公正透明,劳务人员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然而,雇佣许可制并非解决外籍劳工问题的完美方案,其自身的缺陷及不足加上外界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中韩劳务合作进程中争议的出现,既包括劳务人员与韩国雇主之间围绕劳动报酬、安全生产、休息休假等发生的劳务争议,也包括派遣过程中劳务人员与公共机构之间因等待时间长,派遣率低及乱收费引发的矛盾与问题。形成问题的原因多样:韩国雇佣许可制本身存在的缺陷;雇主恶意侵害劳务人员权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我国政府机构设置的不合理,工作理念的偏差,效率的低下;对韩劳务人员素质较低等。
  针对雇佣制下中韩劳务合作中的问题,文章提出了预防的建议:第一,改革管理机制,提高派出效率,扩大合作规模;第二,细化国内制度建设,加强双边沟通;第三,巩固政府服务,保护劳务人员权益;第四,强化劳务人员出国前培训。针对中韩雇佣制下的劳动争议,文章在分析现行韩国法下的争议解决方式的基础上,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劳工争端解决机制亦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加以借鉴,得出对于中韩雇佣制下劳工争端的解决,应以协商调解为主,其相对于仲裁诉讼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
  文章的最后,对中韩雇佣制下劳务争议的处理提出了建议。首先,对外劳务人员应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与雇主间的争议,避免过激行为;其次,政府应加快完善协商机制,充分重视协商、调解的争议解决方式;最后,应谨慎选择仲裁、诉讼方式解决争议,并在争议解决的法律程序中强化雇主的举证责任。
  此课题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对中韩劳务合作方式的探索不应止步,雇佣许可制下的中韩劳务合作仍面临挑战。如何更好地预防及解决争议,使得中韩劳务合作能够更加平顺的展开并步入常态化,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这将对中韩劳务合作乃至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开展劳务合作都具有积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对自身的国家形象认知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差距悬殊,但问题的关键并非讨论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而在于如何使国际主流认知图式契合于国家的战略意图,从而降低本国可能面临的国际风险,这就构成了国家形象定位的功能:消弭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之间的冲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对“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定位问题”展开研究,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构成,其中正文又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国家形象定位的学理阐释”。首先,在整理归纳诸多学人关于国家形象的内涵界定之后,为使这一主题愈加具象,本文将之归于国际社会对某一个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认识和评价这一内涵。随后,本文分别介绍了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其定位的学理解释。最后,概述了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内在逻辑线索。
  第二部分是毛泽东确立的“以政治安全为中轴的第三世界大国”的形象定位。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设计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他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局势的研判,以及出于维护新中国政治安全和独立自主的核心国家利益的考量,确定了团结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国际战略,进而明确了以独立自主、反帝反霸和爱好和平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世界大国的国家形象定位。
  第三部分是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定位。这一形象定位是邓小平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对中国当时的历史任务的清晰界定。在明确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由此确立了“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的思想。树立一个改革开放的、安定团结的、和平的大国形象,是新时期邓小平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科学设计。江泽民在这一设计框架下,将其推向深入。
  第四部分是习近平确立的“以民族复兴为追求的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定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胡锦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站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运用全球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战略思维,以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深刻洞悉当今时代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向国际社会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树立中国“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五部分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线索的经验总结”。梳理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各个阶段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关切点、形象定位的表征内涵和具体实践各不相同,但还是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合理经验供后续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设计参考,比如以利益实现为中轴进行系统设计、以独立自主为原则进行主动规划、以大国道义作为价值引领等。
专门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越之间山水相连,中越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处于东西“十字走廊”的地理区位,使得越南长期处于西方大国间争相角力的“竞技场”,在冷战时期更扮演着“热战”的角色。越南曾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但面对美苏争霸背景以及法国殖民势力介入的现实,被迫走上了武力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新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积极利用西方大国间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分歧,以国土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出发点,坚决制定与执行援越抗法决策。这为巩固中越关系,开创共和国外交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本文在大量查阅国内外近年来开放的中、外文档案以及广泛收集新近出版的中央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自身能力所及的实地考察,突破以往传统观点所持的冷战思维中的阵营站队意识,从国家利益、国际义务诉求等角度深入分析中共中央在援越抗法决策形成过程中的战略考量,系统梳理援越抗法政策实践阶段的具体内容。同时,在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一重大外交政策对中越双方的影响时,笔者希望能够以实地考察与档案史料相结合的方法,从地方档案的史料中窥探中越人民友好互助的传统友谊,以鲜活的实例来重现那段光辉岁月。
  在探讨援越抗法政策给新中国开拓新的外交局面的启示以及对中越双方阶段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之余,本文亦期盼通过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的过程,对新形势下中越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参考,为当下发展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友好互助关系提供借鉴。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入,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外交也不断加强。其中,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外交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外交活动多种多样,教案则是近代外交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李鸿章办理的外交事务中,教案办理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以甲午战争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而就其教案办理活动来说,以此为界,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甲午战前,李鸿章主要办理了南京还堂案、蚕池口教堂迁移案、川黔教案、天津教案、滇案、沿江教案以及东北地区相关教案等,在教案办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原则和方法,包括重国际法与痞子手段并用;速结与尽量拖延相结合;持平办理与对清廷官员的维护;充分发挥地方官的作用;试图与罗马教廷联系以减少阻力;以条约作为教案办理的重要依据;注重国体、大局以及民心;重视证据的作用。甲午战后,主要办理了古田教案、衢州教案、北方教案、广东教案等。在这一时期的教案办理中,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教案从速办理、严惩清廷官员以求和局、发挥西方国家的调停作用、将“势”放在重要位置、为西方传教士立碑成为重要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李鸿章的教案办理既具有相同的特征,也具有不同之处,通过对两个时期教案办理的比较,可以对李鸿章的教案办理有进一步认识,并有助于深化对李鸿章个人形象和晚清外交的认识。
  总之,教案办理不仅是李鸿章外交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整个晚清外交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李鸿章外交手段和思想,以及整个晚清的外交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公共管理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对外援助所受到的关注度并不很高,但其影响力却是其他外交方式难以比拟,不管是对受援国,还是对援助国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外援助惠及整个国家,上至一国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它在国家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交工具虽有很多,但对外援助却是形式最为多元化的。对外援助不仅可以以政治面貌出现,也可以以经济生产、财政预算、建筑工程、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方式出现,其承担的目标,可以是工程的竣工、医疗的供给、资金的结算等等,从而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来突显出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效益。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我国在对外援助时常常将古老中国的这些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融入其中。同时,我国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援助必须始终服务于当代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对外援助已经成为外交工作一个独具特色的亮点,不仅赢得了受援国的赞誉,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国际友谊,而且将我国的发展与受援国的发展牢牢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互利共赢。新形势下,对外援助需要继续围绕外交工作大局,紧扣合作共赢时代主题,围绕对外援助理念创新、对外援助结构改善、对外援助质量提高和对外援助管理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外援助相关问题研究,努力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中外关系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张群是国民政府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蒋介石的心腹。张群从政60多年,跟日本关系密切。张群的日本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张群日本观的形成。因张群身处不同时期,其日本观内涵不同,故第一部分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介绍张群早年经历和日本观初步形成,从张群赴日留学、阻止“西园借款”、负责“济南惨案”交涉这三个方面分析张群早年的日本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张群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就,在日留学的经历让张群对日本民族、社会、精神面貌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提倡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希望加强中日合作。同时张群对日本侵华野心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不深刻;第二节介绍张群担任外交部长的经历及其日本观的变化,从张群的对日外交分析张群的日本观:认为此时的张群深刻认识到日本的野心,彻底放弃对日幻想,以强硬态度主掌对日外交,守住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底线;第三节论述张群战后多次访日与日本观的成熟,张群深刻反思了中日战争,重申中日两国“合则两利”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战后日本改革的建议;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张群促成台日签订“中日合约”,并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张群日本观成熟体现在:张群能以长远、联系的观点看待中日关系;提如战后日本改革的建议;看清日本人骨子里的“商贾”本质,向蒋介石主张对日“软硬兼施。”
  第二部分详细论述张群日本观的内涵。张群认为日本民族是相信神权,日本人崇尚武力与武士道精神,日本文化受到汉文化、佛学文化和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张群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源自俾斯麦铁血主义和尼采哲学;关于近代日本政治,张群认为近代日本是政党和财阀的共同体。
  第三部分论述张群日本观的影响。张群的日本观直接影响了他的对日立场,具体表现在张群担任外交部长时对日的强硬态度;张群向麦克阿瑟表示须慎重处理天皇问题,认为盟军的“中道政治”设想不可行;在台时期张群认为与日本人单单讲“道义”是不够的,主张对日要“软硬皆施”,才能迫日本就范。
世界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国际社会,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举足轻重。然而回顾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22年间,新中国政府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历程却是几经波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取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表明新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并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去。起初,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想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要求会遭遇诸多波折,因为在中国看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应该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但在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为维护其远东战略利益,依靠自身实力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极力阻挠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继续支持“国民党代表团”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从1950到1971年,美国先后抛出“延期讨论”提案、“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长达22年。受到冷战背景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美国对于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一开始就持反对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由于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中美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越发严重。尽管苏联、印度等国家一直积极支持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美国的顽固阻挠,这一时期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一度使这一问题陷入僵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倡导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理念,积极同第三世界国家交流联系,到197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的阻挠政策最终一一破产,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将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决议,中国从此正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本研究对于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由来及相关各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所持立场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联系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横向比较相关利益各方对于中国代表权的不同立场并深入探究其原因;其后,通过时间顺序对这一时期中国代表权问题经历的挫折和发展进行探究,分析得出这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进程的影响;最后,通过对影响“中国代表权问题”诸多因素的剖析,得出这一时期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经验与教训,进而结合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得出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启示。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主要讨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参与问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利益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石油丰富的海湾地区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扩大与海湾地区国家能源合作的发展策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事实上,自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海湾地区对它的影响力日增,增强经济实力以及确保能源安全成为中国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尤其是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参与到海湾地区,以确保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形成强烈且稳定的纽带关系。基于和平发展的概念,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一直主张和平进步以及世界和平,然而西方大国仍认为中国有扩张的野心,因此他们也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在海湾地区的举动。
  本调查基于复杂相互依存关系理论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这有助于评估中国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采取的动作,重点论述了中国影响海湾地区政治格局、使之成为全球大国利益冲突的舞台的外交政策。
  之后采用理论框架,对目前中国在海湾地区采取的行动以及做出的决定进行了分析,重点放在能源、安全以及经济方面以及其策略实现的目标及手段。尤其是这些政治上的实际事物和海湾地区的竞争与合作有着莫大的关系。
  最后,本文会提到海湾地区的现状,分析其发展前景,重点讨论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能源纽带关系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中国早就开始了在海湾地区的比赛。中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政治上的实际事物会永久联系在一起,这将促进彼此的发展,并会使海湾地区成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热点。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海问题目前的复杂性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益。就目前对南海问题的研究来看,现有的对中国南海政策的研究存在着历史视野上的不完整,对影响政策相关因素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中国的南海政策指的是中国为维护其在南海的岛礁主权及海洋权益,在经过对国内外环境的判断及评估后,所采取的相应决定及行动。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国际环境、海军力量和决策层的认知是影响中国南海政策的关键性因素。
  国际环境的变化指的是国家间权势对比的消长,这种消长引起了地区甚至国际权力结构的震荡和变动,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关系的波动甚至逆转。影响外交政策的要素可能会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国际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国家为政策目标而进行行动的自由度和获取资源用以发展政策工具的通达性。
  舰艇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海军力量这一国家外交政策工具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国际环境会影响到海军力量发展获取资源的便捷性,还和同其他国家海空军力量的对比一起决定了军事力量这一政策手段的使用自由度。此外,海军力量的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具体需求有密切的联系。
  决策层的认知主要表现为对某一外交问题所涉及的具体知识的掌握,以及根据此而确定的该问题在国家整体外交议程中的地位安排和相应的政策选取方式。知识储备水平、信息获取和传递机制、民族情感和对政治权力延续的考虑是影响决策层认知的变量。
  上述三个因素的交织与复合决定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目标及行为,某一要素的变化往往会对其他要素产生牵动,这三个因素的变动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使得中国的南海政策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本文以中国在南海地区立足点的拓展过程为讨论线索,对中国南海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的演变进行分阶段讨论。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中国南海政策的一贯目标,但某些时段内有关因素的限制性作用会影响具体政策手段的选择。具体而言,除去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外,海军力量和决策者的认知在某些阶段限制了中国南海政策手段的选择。未来的南海政策仍旧需要耐心和理性。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国际社会,并理性使用手中资源,避免那种由于单一因素而导致的视角缺陷和对国际问题过分简单化的看待模式。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印两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两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参与程度也日益加深。本文依据战略理基本要素,即战略目标、战略模式和战略结果的相关概念界定全文研究框架,运用并且采取案例分析法,选取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和金砖机制作为研究案例,比较中印两国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参与战略的异同点,从而得出中印参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的一般性结论。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中印两国都有加强国际贸易联系的共同战略目标,不同的是中国旨在融入多边贸易体制,而印度则更多的希望利用世贸规则。在参与模式上,中印两国都采取均势和联盟战略模式,但是印度在联盟战略模式的使用上更加灵活主动。通过两国各自的参与,中印双方贸易有了快速发展,同时有效影响了多哈谈判进程。不仅如此,中国成功融入了多边贸易体制,而印度成为了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中印双方制定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不同的是,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而印度则更加关注经济稳定和发展问题。在参与模式上,中印采取了均势和联盟战略模式,但是中国在联盟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通过两国参与,中印在二十国集团中成功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影响力要高于印度。在金砖国家机制中,中印都有提升新兴国家地位的战略目标,但是不同的是,中国更希望加强新兴经济体联系,而印度则希望获得更大的政治收益。中印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模式,印度采取了均势战略模式,而中国采取了统一战线模式,最终中印推动金砖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印度通过金砖国际地位提升比中国更加显著。
  通过对中印两国战略目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印双方都将自己定义为新兴大国,同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不同的是,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印度认为中国会对其产生威胁。在参与国际经济制度过程中,中印双方较为偏好均势战略模式和联盟战略模式,总体而言,印度的联盟战略模式运用比中国更为灵活有效。未来,中印双方在参与国际经济制度过程中,仍有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印两国应该中印两国进一步深化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合作,可以经济发展为战略重心,在合作中不断增进战略互信,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终为维护中印两国国家利益和目标服务。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蒙古国作为亚洲除哈萨克斯坦外第二大内陆国家,其东边、西边和南边都与中国相邻,两国共计有4700公里的边境线。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中国邻国的蒙古国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步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从蒙古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出,1999年至2016年的十七年里,中国已经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蒙古国的入世,中蒙贸易的发展必将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合作在WTO框架下,也必将更加规范。
  本文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中国与蒙古国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中国与蒙古国今后的贸易情况分别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分析了如何有效发展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举措。具体研究内容和章节设置如下所示:
  第一章是绪论,该部分内容主要分为四个小节;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的意义;文献综述部分;本文研究思路和选用的研究方法;研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第二章是中蒙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该部分内容将中蒙之间的贸易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第三章是中蒙经贸关系的现状。从法律基础、地缘文化、经贸方式、经贸结构特点等五个层面论述当前中国、蒙古国及中蒙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情况,介绍了中蒙经贸关系各自中的地位。第四章是中蒙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及原因。本章内容先提出当前中蒙两国在经贸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中国、蒙古国等两个层面论述了制约中蒙经贸关系的因素。第五章是中蒙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本章针对当前中国和蒙古国间经贸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建议,分别了为总体建议、对中国建议、对蒙古国建议。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文章在结论部分对前文做了总结和概括,并分析了在当前研究中还有待继续加强和弥补的内容,并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提出了相应的期望。
国际关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为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蒙古国机遇。为了达到目的,通过梳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理论、各方面的资料及相关国际之间的公开文件,笔者首先分析了“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其主要内容,其次分析了蒙古国对本倡议的认知,最后分析了蒙古国的机遇。
  “一带一路”是在国际关系上引起很大重视的一项倡议,目前世界各国学者们已经对“一带一路”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本论文希望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为中国和蒙古国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蒙古国北方的邻国俄罗斯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领土,是在走向复兴的国家。而南方的邻国中国是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经济飞跃性发展的国家。蒙古国是在世界上比较独一无二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在每个层面都受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邻国的影响。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促进三方互利共赢合作,也是三国的共同利益。
  2014年9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三国元首会晤期间三国元首商定了进一步发展相互睦邻友好关系,并同意了今后将根据需要继续举行三国元首会晤。2015年7月9日在俄罗斯的乌法举行中蒙俄元首的第二次会晤,在此期间,三国元首决定将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进行对接,将经济合作作为三国合作的优先和重点领域,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并批准了“中蒙俄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2016年6月23至24日三国元首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见证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等合作文件的签署。
  本论文主要是在三国元首三次会晤的结果《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分析了蒙古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各个方面的机遇。目前蒙古能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要方向是铁路和公路。如果蒙古国能把握机会,蒙古国也有在航路、能源、工业、贸易、旅游等很多方面能参与本项目的机遇。
学术圈
实名学术社交
订阅
个性化订阅推荐
收藏
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
客服
服务
回到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