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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00年前后,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诸如《法意》《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著作,译著中也表达了自己对西方近代思想的认识与理解。1903年严复为《老子》做了评点,不同于以往学者对该书的注解,严复站在古今中西文化转型的交叉口,把西方近代思想融入中国传统中,“以西释老”,完成了中国传统文本的现代诠释,从而赋予老子思想新的内涵,这使得该文本在老学史及近代哲学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严复尊信进化论,故反对激进革命而主张渐进改良;他接纳自由、民主,故以君主立宪为现实政制之正途。本文分五部分对严复老学思想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对严复思想渊源尤其老学思想进行阐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思路和方法等问题。第一章主要交代严复评点《老子》的时代背景及个人因素,探究严复评点该书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第二章开始进入核心部分,即严复在汇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一面强调西方的实测方法,一面又肯定本体世界的存在,他通过提出“默会知识”这一概念,从而使“形上”与“形下”融合为一,解决了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三章,探讨严复在把“道”作为宇宙万物最终原因的基础上,提倡“任天”,但又主张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与天争胜”,其渐进的变化观在政治上表现为渐进的改良。第四章为严复的政治哲学,严复把老子的“无为”与“小国寡民”的愿景等同于西方政治中的自由与民主,他参照西方政治提出实施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提倡自由、民主,但在晚年又退回到主张强人政治,本章将重点对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进行论述。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机,严复力图解决中国的生存问题、中国文化转型问题,通过解读中国经典,提出救国方案,其理论为政治变革和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和理论准备,具有极大的文化转型的现代意义。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人不禁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生活的当今现代社会与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有很大不同吗?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被战争和欲望所占据的大混乱时代,为了确保自己政治上优越的地位,成为更加强大的诸侯国甚至天子国,各诸侯国之间发生了惨烈的战争;为了富庶和经济上的垄断致使各地充斥着杀戮和侵夺,百姓的生命贱如滚滚落叶而毫无制止的办法,世间陷入了罪恶的深渊,人的尊严和价值丧失,与此同时,为了拯救当时的社会,各家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甚至展开了争吵与争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可以说是整个政治和社会上都是充斥着欲望的百家争鸣一个大巨变时代。
  现在我们称呼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为地球村,通过手里的一部手机就可以与整个世界沟通,尖端交通和通信手段的运用,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日生活圈”,以过去都无法想象的程度变得彼此都成为了相近的邻居。与此同时,尽管交通和通信变得发达,生活也变得更加便利,但是,与之相反地,个人和个人之间,集团和集团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却在一天天的恶化。现在的地球村的很多地方还充斥着战争和矛盾,因为理念的对立而肆意地相互反目和蔑视的行为时有发生,公利与合理主义的名分下个人或少数者的多样性得不到认同,近而都在急于扩充自身的利益和欲望,为了赚钱片刻都不停止对自然的开发和破坏。并且,这种否认多样性和多元化的黄金万能主义风潮,滋生出傲慢与挫折,出现两极分化,胜利者能够独断享受快乐,而失败者注定要生活在挫折中,丧失了人类的价值与尊严,最终不得不用自杀等方式来结束宝贵的生命。虽然缺乏具体的统计作支撑,但笔者认为,如果说庄子所处年代的死亡是一种因求生本能导致的朴素意义上的死亡,那么今天的死亡则是被名利所驱使而导致的一种扭曲式的死亡,从这一点来讲,当今社会的死亡是更加凄惨的。
  因此,当今世界比起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需要个人、集团、国家、民族、人种,甚至是人类与自然间的和平共处。同时,各种各样的书籍与研究、思想和宗教也相继出现,但这些也都不过是当代版的百家争鸣而已,对于增长智慧,保障人类的价值与尊严,建设一个和平世界而言还是远远不足的。在这种局面下,以自身独特的“道论”为主,主唱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间观,进入到“宇宙万物中心主义”的宇宙观的《庄子》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庄子》进行批判的学者认为,《庄子》的思想太过于形而上学,缺乏现实性甚至是带有一定的幻想性和梦幻性。同时主张《庄子》的哲学思想是‘显示‘绝圣弃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倾向,使人类持有避世、抛弃智慧,被动的生活态度。但笔者认为,这都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但是很明显,如果庄子是消极、避世的,自然也就无需独自花费巨大精力去撰写10万余字的著作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那种黑暗混乱的时代,庄子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谴责,尤其是对当时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这可以看出,庄子的态度并非是消极避世的,而是进步的、改革性、积极的。并且,庄子思想脉络可以说是真知-大道-大知,这也证明庄子所憧憬的是大知的世界。同时,《庄子》对于典故中出现的刀、炮弹、渔具、钟、鼓、渔网、玩具、马车、建筑物、制度、规定等无数的文明装备,也并非持否定或主张废除的态度,反而,与如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痀偻承蜩等的典故上看到的一样,极其微小的技术和手工可以也升华达到“道”的境界,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是消极避世的错误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修正了。
  在《庄子》上出现无数个典故里,笔者考察了庄子哲学思想中的宝贵含义。也就是说是“真知”、“因是”、“齐物”、“无为”等等的概念。换句话以及简单来说,庄子传达给人类以下这样几种智慧。第一,崇尚大知的智慧人生;第二,摆脱束缚、超越万物间一切差别和不平等的平和人生;第三,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来修养身心,培养平稳的心性,尽天数的健康人生;第四,超越生死,在永远自由的安息地中尽情逍遥的真正人生。下面则从宏观角度来对庄子哲学思想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展开论述。
  ①从“道”的境界中思考一种的新的思想体系秩序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庄子的真知论来对人类的思想体系进行重新认识。消除认为存在人为的造物者,以及也不存在任何操作者的虚无主义认识,确保包含宇宙在内的人类和万物的存在性,认识到存在一种能够使得万物生生不息运行的玄妙“道”。从而使得在宇宙万物中微不足道的人类能够明确自己的位置,变得谦逊,阻止大势力的暴行,救赎牺牲在理性和正义旗号下的弱势力量,在“道”的境界中追求人生的价值和真正的快乐,爱护他人、自然、环境等其它的万物,促进彼此间的共存共赢。
  ②“因是”观成为万物存在的根据概念
  强调“原本就是那样存在,至于为何如此却无法得知”的“因是”概念,是所有人类行动和思考的出发点。“因是”概念让世界变得多样性和多元化,构建了一个世界大家园;保证了国家的独特性,使自身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得到发展;加强了社会和组织的团体个性和存在理念,增强了成员的创新性,促进了组织的改革;使得个人得以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实现了自我尊严与价值。事实上,倘若所有的个体或个人都是一种形态或是一种体制,人类也就会变得黯然无趣,毫无幸福可言。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才使得世界绚丽多彩。这都可以说是源自于强调“就这样存在”或“就是这样被赋予”的“因是”概念。因此,在今天,所有的个体都在强调个性和创新性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着向前发展。这也可以证明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做法将不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③“齐物”观成为促进人类和平和保护环境的出发点
  路在成为路之前究竟是田地、小山、平野、还是山川中的哪一个我们无法得知。仅仅是因为路人的行走所以才成为了路。同样,碗中间必须是空的才能盛食物,房子必须由墙壁和屋梁制造出足够的空间才能容人栖息。也就是说,“无”的空间可以说是更加重要的。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讲就是有无相生。此外,人的五脏六腑缺一不可,国家的百姓全都弥足珍贵,都是这个道理。
  构成宇宙世界的万物都是齐一、齐同的。外在形象和色彩都不足以成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谋求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说,要想超越人种、宗教、语言、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构建一个世界的大家庭,“齐物”观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正如人类不过是宇宙世界的一部分一样,大自然中的一棵树、一片树林也同样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人类才能更加爱护自然,防止人类出于自身利益而对大自然进行肆意的开发,这既是顺应大道为人类的子孙后代谋求的宝贵资源,也是促进与大自然和睦共处的伟大创举。
  ④“无为”观应成为人类行动的基本道路
  庄子将“无为”解释为1)自我生生不息的“自化”,2)做到所有事情的“无所不为”,3)“不得已的有为”。强调了即使没有外物干涉或干预,万物也能自行蓬勃成长壮大的“自化”,和与“无为”相悖的、凡事都要做到的“有为”,以及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得已的有为”的重要性。这种无为思想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对子女实施放养式的教育,进行开发时开始追求自然而反对人为性,企业对下属职员下放更多的权限和责任,国家也不再采取调控开放的方式,而是开始重视鼓励发展文化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旅客。这都可以说是基于庄子的“无为”思想。
  但真正的“无为”还是要充分考虑以上三种要素,然后付诸于实践。也就是说,即使放任自由,自己也必须要走上更宽广、更远的路,或进入“大知”的世界;即使要慢慢前进,也必须要实现大器晚成的梦想;当由于放任过度导致丧失方向或目标时,就需要一种不得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无为”。这里要注意庄子讲到的“治”与“德”,虽然是一种行为,但可能成为“治”,也可能成为“德”。
  《庄子》刻画了一个逍遥游的世界,是人类应该走向的理想的乌托邦。用“真知”来修养内心,顿悟得道,此时心灵就会到达一种自由安逸的逍遥境界。《庄予》讲到人类在这种境界中放空白我,与世共游1;心思无所束缚地翱翔在忘乎自我、无欲无求的浑然境界当中;顺应自然而使心志自在邀游2;在广无人际的旷野中遨游;在无拘无束之地遨游3;在四海之外邀游4;在世俗之外邀游5。虽然庄子的这种世界很明显并非是现实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能够使人类永远得到安息的、精神上拥有绝对自由的乌托邦世界。
科学技术哲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周易》这部著作是我国成书历时悠久的著作。《周易》所内蕴的思想是对立面之间既矛盾又彼此和谐的运动过程。在中国古文明的发展史上,《周易》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世界文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近代之后,其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蕴含、尤其是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思想内涵,引起了一些西方先进国家科技界的广泛重视。尽管古代形成的易学体系,并没有直接提及自然科学的相关思想,却与当代物理学科不谋而合。构成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思想,无一不与《周易》所内涵的科学思想有所关联。当量子场论的疑难问题转向《周易》观点时,却可以得到思想上的启示。
  本文首先对《周易》基本概况进行了简要描述,分析并总结《周易》古经和《周易》大传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对《周易》所内涵的自然观有所表述,挖掘《周易》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总结出易学思想的超时空体系。其次介绍现代物理学两大基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现代物理学区别于传统物理学的方式方法,以及现代物理学的重要理论。最后从易学基本世界观与现代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契合,表述易学基本世界观与现代物理学的和谐性,着重介绍阴阳理论与现代物理学相辅相成的关系,最后论证表述易学思想对现代物理学的影响。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钱穆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极大的敬意,被他的学生余英时称为20世纪国学界的一位“通儒”。当时社会政局不稳,人心飘摇,知识分子深受影响,爱国情感高涨。钱穆运用哲学思维、史学观点比较分析中西思想文化,激发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保护,为救亡图存寻求新思路、新方法,为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化提供了广泛的视野。
  本文通过梳理钱穆作品中蕴含的和合思想,分析探讨了钱穆和合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文化氛围,以及钱穆和合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及现代文明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全面分析穆和合思想,从地理环境、文化熏陶、个人经历等方面认识钱穆和合思想的萌芽、形成及发展,并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基源问题研究、文献分析研究等方法,梳理总结了钱穆和合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又通过分析钱穆《晚学盲言》等一系列著作中的思想观点,结合当代社会暴露的矛盾问题,来概括钱穆和合思想的基本内容。通过对钱穆著作的解读,可以得出钱穆对中西方文化没有优劣之分,而是“和合性”与“分别性”所占比例、表现方式不同。借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道德,借鉴其和善谦卑的处事态度,探寻钱穆和合思想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道德、对自然的保护的思考以及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作用与重要意义。
  钱穆一生博学广识,谦逊守礼,是一位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文化多元性,对中国古代儒理思想、史学文化、西方文化等都有深入研究。他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思想的内在特征与和合意蕴,弘扬传统道德。因而全面分析钱穆的和合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自然经济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增进各国交往及友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世致用作为传统中国的重要传统,每逢王朝末期或社会弊端丛生时就会兴起。晚清时期深刻的社会危机使得经世思想再一次得到时人推崇,并涌现出诸多经世学者,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即冯桂芬。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受到家学传统、江南地区学风、西学中的经世之学等多方面的影响,面临晚清社会危机,他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变法主张,并致力于付诸实践,包括呼吁政治改革、削减江南重赋、力主借师助剿、倡导西式教育、致力地方慈善等多个方面。和其他时期的经世学者相比,冯桂芬等晚清经世学者所面临的学习对象是西学,这也是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和传统经世学者有所不同的最直接之处。他既立足于儒家经世传统,又能以学习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主张与西方沟通交往,可以说他的经世思想兼具立足传统、结合西学的鲜明特点。
  然而,冯桂芬的经世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冯桂芬对西方的总体认识仍然停留在视其为夷、以夷制夷的层次;二是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并未真正超出前人或同时代的学者;三是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冯桂芬主张学习西学主要限于西方的器物之技。因此可以说,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家经世之学的旧框架,其经世思想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并非个案。事实上,儒家经世传统的潜台词是儒学理论本身全无瑕疵,只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或借鉴学习其他文化的器物即可。而且,传统经世之学固然有其积极之处,但和西方社会相比,又缺少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正因为如此,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晚清经世学者,才难以深入到器物层面的背后,从学理层面去真正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谭嗣同,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仁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尽管他的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他的前人甚至同时代的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以中国传统仁学思想为根基,引入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对中国传统儒家仁学思想进行了升级改造。首先,他引入“以太”概念来解释仁:一方面,“以太”是“仁”之体;另一方面,“仁”是“以太”之功用。这样“仁”既有“以太”的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使其仁学思想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其次,谭嗣同以“以太”为背景,创立了一个“以太—仁—通—平等”的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仁”是“通”的起点和皈依,“通”是实现“仁”的方法和途径,而“平等”是实现“仁”所取得的终极效果。因此,谭嗣同提倡“四通”: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谭嗣同认为只有实现“四通”才能达到“仁”。同时,谭嗣同认为,“平等”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只有做到三者平等,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谭嗣同杂糅古今中西于一炉,思想上还不够成熟,认识论上还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但是他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和革新精神对当代社会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分工是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常态,因而自古以来成为思想家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或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或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虽对社会分工进行了思考,但缺乏科学地把握和阐发。马克思吸取先前思想家的思考,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从生产力、交往形式以及人的发展全面性的多重视角,科学阐释了社会分工理论。从而丰富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使社会分工理论在整个唯物史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运用唯物史观和社会分工理论,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变化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社会分工思想的历史溯源,该章主要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梳理马克思之前社会分工思想的脉络并加以分析。从而为研究社会分工理论并和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加以比较做好准备。
  第二章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本质内涵,该章主要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文本,从社会分工的含义和作用两个方面,既揭示了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进程,又从社会分工与生产力、社会分工与生产关系、社会分工与阶级和国家以及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角度,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本质内涵。
  第三章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历史价值,该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从对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辩证地分析社会分工的作用、科学地揭示“消灭分工”的现实基础,到展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在后来思想的拓展和延伸,彰显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历史价值。
  第四章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当代价值,该章首先分析了社会分工与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的关系,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社会分工的未来发展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重要意义。其次,探讨了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方式的关系问题,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国际新问题并提出了应对之策。最后,探讨了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从机器的使用、教育的普及和财富的积累三个角度论述了社会分工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之生命,最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精神生命方面的安顿与自然生命方面的满足。这两个问题均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有关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即形成“生命的学问”。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这两个问题尤显突出: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一再否定使得中国人常怀价值迷失之痛;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乱及社会的动荡,民主、科学进步的缓慢,使得中国人常有生活贫苦之感。牟宗三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状态描述为“失根”与“挂空”。所谓“失根”,即指生命没有主宰;所谓“挂空”,即指生命没有依靠。这样的生命不能立起、不能充实、飘荡疲软、苦不堪言。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之一分子,青年时代的牟宗三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生命之“失根”、“挂空”之苦。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基础,牟宗三“证苦、证悲、证觉”,建构了体系庞杂的“生命的学问”。首先,他认为,忧患不安、折腾不已的生命先要得以贞定,酒色财气、逻辑数理、宗教信仰等均不能贞定生命,只有仁厚宅心才能使生命清净、安宁,寻得仁心,这就为生命“置了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就在于为生命“置根”。包括儒释道三家在内的中国哲学重视道德性、主体性,其关注的重点落在人之道德生命上,这就抓住了生命的根本。第二,重视了人之道德生命方面的安顿,同时也不能轻忽人之自然生命方面的满足,生命不仅要“定”,还要有“动”,否则,就是死寂的、干枯的、冷涩的。这就要求向内向上走的生命同时也能向外向下开。只有物质世界丰富充裕,人之自然生命才丰满充实。必须承认,西方文化于此处见长。但是,西方人紧紧贴在物质一层而益起争夺之心,最终,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毁于战火而不保。这表明,人之自然生命或物质文明需要德性的提厮。中国于事关物质文明之创造的民主、科学上落后于西方,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而“让开一步”,仁心自会坎陷开出原本即是其内在要求的民主与科学,这是一个“无而能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自然生命方面的欲求能得以很好地安顿。第三,以上所说的是人之道德生命的安顿和自然生命的满足之关键何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使道德生命与自然生命得一和谐,这即是康德所谓的德福一致问题。康德通过设准上帝之存在来保证德福一致,这是靠不住的。佛教的圆教思想为我们解决德福一致问题提供了思路借鉴。通过“诡谲的即”,我们能把德与福联系在一起,从而走向生命之圆善。生命之圆善还不是生命之圆成。因为,促成生命圆善的仁心一直处于“提起”的紧张状态,只有它“放下”,有“尧舜事业如太空中一点浮云”那般的闲适感、自在感、愉悦感,又经过一“有而能无”的过程后,生命方能“成于乐”。
  作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牟宗三的“生命的学问”是二十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其实都是在回答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所面临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在与其它的伦理思潮的激荡过程中,我们能发现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的价值与局限:它为意义迷失的中国人寻得了一条出路,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它过重过久地停留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上,追求生命形式义、普遍义、超越义之精彩,因而,相对来说,缺乏对生命当下声息、生活世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关照。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的价值与局限意味着它需要得到继承、批判与发展。台湾“鹅湖学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或在重主体性、重道德性等方面继承、光大了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或在“生活世界之实在性”、“历史社会总体之实在性”等方面批判、推进了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我们认为,继承和发展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需要在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互动及与政治、经济互动这两个方面着力,而这也是“后牟宗三时代”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下之事,唯义利矣。”对于“义”、“利”问题的研究从其产生至今,一直是讨论研究的热点,因为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意义,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对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义”、“利”既是一种人类的精神追求也是物质追求,关涉义利的问题,它是伦理学问题上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衰、万古常新的课题。义利观指的是个体和社会如何正确处理义与利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思想。先秦儒家义利观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先秦儒家义利观为传统义利观奠定了深厚而凝重的理论基础,开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篇章,从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角度规范了中国古代义利观的面貌和特质,它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导向。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扬弃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面貌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前贤的义利思想,在“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形成了“义”、“利”、“义利观”的基本概念。先秦儒家义利观涵蕴深厚,丰富而久远,它坚持以义制利,利寓于义的思想理念,先秦儒家杰出代表孔子倡导“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孟子则坚持“义以为上,何必日利”的道义观,荀子认为在“以义制利”前提下义利并举的道德原则。它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重义轻利的基本倾向和强调道德对经济政治的积极作用为特点,坚持以修养克己守义的道德人格、构建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和提倡公利至上的政治伦理为实现途径。先秦儒家义利观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我辈应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先秦儒家义利观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达到为当代社会服务的目的。故坚持“以义制利”的道德原则,树立正确的个人义利价值取向,构建市场经济的道德之维,确立合理的社会道德价值导向。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趋势渐盛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日渐趋同,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也深受影响,致使人类历史上创造、和合、积淀而成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面临空前的危机;且人们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情况下对于精神富足的诉求越发强烈。如何转危为安,也即如何推动当下文化建设任务、强化本国软实力和丰富国人精神世界,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庄子作为先秦诸子竞起争鸣而开创的中国思想史上一大黄金时代里儒、道、墨、法几大学派之中道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和思想内容的观念来源,并在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上对后人影响深远。“和合”是不同思想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理想模式,是中华民族人民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本文以哲学的视角对庄子的和合思想进行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多角度探寻庄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于庄子的和合思想之形成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基于文献调查法、归纳研究法从人与自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人生处世的角度概括庄子和合思想的基本内容,再通过比较研究法在深入挖掘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辨析其基本特征,进而继续从人与自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人生处世的角度探索其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以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庄子的和合思想、传承与发展庄子的和合思想,促进万物和谐、人际和睦、文化发展和人生通达;也期望能为时下推动文化建设任务、强化本国软实力、丰富国人精神世界提供一些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方面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东北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在实现途径与方法层面的研究较多,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及核心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欠缺,研究人民主体地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之中的作用,揭示出人民需求乃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脉络。基于人民为主体视瞰解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遵循之原则,依随中国自革命建设至改革开放的历史足迹,分述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以及历史轨迹下人民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联基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义与精髓在于统一人民主体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理论成果。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生活受到影响和冲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声音渗透人民生活各领域。强化马克思主义于思想领土中的核心主导权及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的思想保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剖析其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主流地位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文引言。扼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信息、相关研究于国内外进展及现状,陈述理论现实研究的意义所在,以及对研究的主要方法的系统绘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核心概念及其内涵研究的疏漏。包括马克思主义概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和人民主体性内涵,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主体性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各领导集体有关人民主体性的理论描述;第三部分主要汇述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前进轨迹,于此基础之上分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及失败教训,同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失败与人民主体性的主要关联,为我们进一步引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之关联勾勒出史实与印证;第四部分基于人民为主体谙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利与不利因素,以及论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及现实可能性;第五部分在前半部分做了深入的基础分析的基础上,汇织了基于人民为主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析出的核心原则,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民主体立场为准绳,指出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扎根于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硕理论果实,依人民主体视角简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六部分为结论。汇集主要内容及核心观点,以及前瞻了基于人民为主体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及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样是循序渐进、相伴相生的。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理论根源、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法学思想为理论渊源,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基本原理融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从而产生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的法学理论思想、邓小平的法制理论思想、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根本方略、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习近平的法治理论体系,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得以丰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里程碑。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逐步实现为线索和依据,以不同阶段作为分界点来挖掘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内涵。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初期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中国开始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将其核心主张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董必武、陈云,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精髓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境进行阐述,这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根源和基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几代国家领导人对其继承和延续,使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进一步得以深化。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研究,我们得到了如下启示:保有并突出民族特性,是我们学习、引入、借鉴外来先进思想或者制度时,需要特别注意的;辩证看待西方法学思想,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法学理论在大众中的传播力度,具体可以将法学理论传播与普法宣传相结合,拓展法学理论传播渠道,不断提升国家公务人员的法律素养。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中叶在工业日益发达的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诞生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起步了。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是从翻译和介绍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开始的,经过近40年的发展,虽然成就显著,但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并发掘出其应有的功能,任重而道远。
  中国古代哲人进行了大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现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体系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老子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诸多观点与现代生态伦理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其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态整体思想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念提供了价值启示,其生长万物的生态平衡思想为我们维护人与自然和谐提供了理论参照,其蓄养万物的生态开发思想为我们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老子的智慧延传几千年,历经时代沉淀,每个时代都根据自身需要和特色对老子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对老子思想的渴望便是这个时代人们站在缓解生态危机的现实需求基础上,从生态伦理角度探寻其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奥义,并对老子思想进行辩证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使其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且完备的生态伦理学提供理论依据,对缓解我国当前出现的生态问题提供有效指导。
  不可否认,生活在春秋时代的老子不可避免受到历史的局限,他没有看到人自然性与社会性、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但毋庸置疑的是,老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位巨擘,是流芳百世的伟大智者,正确对待、合理汲取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智慧来指导我国生态伦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对我们树立正确自然观、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具有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学贯中西、古为今用的意义所在。
思想政治教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节俭在修身、治国上始终熠熠生辉。中国历史上倡俭的思想家、政治家不乏其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荀子都论“俭”,唯墨子谈节俭最为深刻、详尽、具体。他的节俭思想直击统治阶级,王公大人行俭不仅能为社会的再生产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增强人们应对天灾的能力,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还能通过缓和统治者和民众、官员和民众、民众和民众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党群、干群关系弱化,社会矛盾尖锐的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重新挖掘墨子节俭思想,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论文正文部分通过论述“墨子节俭思想的提出”,即在怎样的迫切时代背景下提出节俭;“墨子论节俭的内容和总原则”,阐述墨子提出了什么样的节俭标准;“墨子论节俭的教化途径和监督机制”,即怎样落实其节俭思想这三个部分对墨子节俭思想进行整体系统的分析。通过三个部分对墨子节俭思想进行深层的把握,结合当代实际谈“墨子节俭思想的当代启示”,使其更好的服务当代。
  墨子节俭思想主要针对的是统治阶级,抓住这个思想内核,从当前党群、干群关系弱化的尖锐矛盾入手,挖掘其当代价值。抓住墨子节俭思想所指的对象为统治阶级这条主线,以促进良好党群干群关系为切入点来分析墨子节俭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管理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夫之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哲学思想广博深厚,特别是其辩证哲学思想中暗含了许多权变管理思想,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文通过文献法、分析法以及综合法,将王夫之辩证哲学思想中有关处世为人、社会变化发展、治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归结为“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其主要发现是:
  首先,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激起了王夫之对权变管理的渴求。其次,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周易》“阴阳”管理思想以及儒家“经权”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以礼制变”的权变管理原则和标准。再次,王夫之将“礼”贯穿到权力的行使、法律的制定以及义利的冲突中,以此解决管理中所遇到的矛盾,彰显了王夫之权变管理理论特色。最后,由于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中过多注重“礼”的作用,其明显含有泛道德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行使权变管理时有其局限性。
  总之,“循礼之经,行礼之权”是王夫之权管理思想的核心。要想其思想在实践中运行有效,则必须达到以“礼”为原则和标准。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为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管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我们应该辩证看待王夫之权变管理思想,与时俱进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11月至1846年8月共同完成的著作。文本通过阐明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古典哲学不一样的见解来彻底清算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它是唯物史观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从而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直接使用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但其闪烁于文本的字里行间。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抽象性”思维而提出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个性、能力、天赋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具有生命意识的“现实的个人”为考察人全面发展的立足点;以在实践过程中彰显主体个性及展示人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本质”为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点。剖析人的需要是人全面发展的原初动力;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人全面发展的根本力量;明确科学技术是人全面发展的强力杠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致科学技术于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另又需要不断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普遍的社会交往以及提高主体的意识和能力。文本中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史中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又进一步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牟宗三先生作为第三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为解决中国文化如何产生民主和科学的问题,提出了良知坎陷说。良知坎陷说以儒学为基础,以两层存有论开设广义的道德形上学,又以良知坎陷沟通两层存有,使得广义的道德形上学兼有道德与知性。良知坎陷说不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又揭示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潜能,是一项极富开创性、建构性的文化探索。《周易》是牟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其《全集》由《周易》始,以《周易》终。《周易》作为儒家传统的宇宙论的道德论,也是牟先生道德哲学的重要一环。探究两者的相关性为良知坎陷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有助于理解良知坎陷说的发展与内涵;同时申发了牟先生的易学思想,有利于牟先生学术整体性的研究。
  牟先生易学观与良知坎陷说的相关性表现在:一、良知坎陷说中“坎陷”一词源于《周易》,良知坎陷说不仅是对传统儒学的改造,更是对《周易》的改造;二、《周易·坎卦》中的诸多义理被良知坎陷说借鉴、发挥;三、牟先生认为《周易》既有实在论的价值论,又涵有实在论的知识论,这是良知坎陷说沟通两层存有论的前提;四、《周易》也是良知坎陷说道德形上学的基础,它价值世界的观念被良知坎陷说继承;五、《周易》“知几”的观念可以作为良知坎陷的开始,“继善成性”的观念指向良知坎陷完成;六、《周易》重智的传统与良知坎陷说开发知性的目的相合。
  良知坎陷说与《周易》在内容上直接相关,良知坎陷说以《周易》作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基础,良知坎陷说继承和发挥了《周易》的知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因而两者的关联不是部分的契合,而是整体的相应。根本上而言,良知坎陷说是对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的改良,它的源头就在于《周易》。
管理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者,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的管理伦理思想尚待引起重视和发掘。
  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他认为统治者因为内心对万事万物的仁爱而拥有高尚的品德,并要践行这份品德,对待百姓如同对待自己,才能行仁政,从而不怒自威、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也在这份“仁爱”的领导下才能推己及人,以“礼”和“仁爱”对待他人,使得社会一片和谐并欣欣向荣。上下皆有仁爱,社会才会和谐、天人才能合一、天下才能大同;后者正是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王阳明管理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正君”立威、逊礼处事和以道事君,具体来说,君王要规范自身的言行,才能有效管理;人要谦虚,才会处事合宜;下属要用道与义对待上级,才能律己尽忠。相应的管理伦理执行规范是定约以正权威、以“宜”与“虚”待己和尽职尽责做事。
  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是儒家体系、“礼治”和“性善论”的传承和延伸,是德治精神的兼收以及亲民品德的修炼的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中的“仁爱”有着重要的教育、指导和激励作用,同时他注重“心力”的精神建设,关注民生核心的确定和社会体系的和谐统一,对当今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机器,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来如惊天炸雷一般给迷茫麻木干疮百孔的旧中国带来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指明了道路与方向,最先唤醒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一大批包括杨东莼、陈望道等的早期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在这里弘文励教,使得广西师专一度被誉为红色的“小莫斯科”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由于当时整个形势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广西师专首任校长杨东莼先生不得不在广西统治者有限度的“开明”和“进步”中在蒋桂矛盾的夹缝里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因此作为一所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红色气息的培养马克思主义革命青年的学校,师专对于30年代“白色恐怖”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作用。本文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结合史料从传播的背景、原因、主体、途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要素着重对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的传播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析并进一步进行了对现实关怀的启示反思,不仅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区域传播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总结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传播的历史经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总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对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以及现状做了宏观的梳理;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传播的国内政治背景及得以在师专传播的具体原因;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的传播主体“红色教授”和进步学生;第四部分通过课程设置、社团组织活动的组建、文艺刊物的创办、党组织的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对师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途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第五部分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传播的影响进行了概括总结;第六部分主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可以借鉴的经验启示进行了反思。
伦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互为一体。即政治是具有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在阐发政治思想时,往往与伦理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们以伦理思想为价值规范,以政治思想为理想追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即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以政治理想变革社会,最后归结到治国平天下。
  政治是指人们以一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围绕特定的利益,依靠社会公共权力来实现特定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伦理是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各种道德标准。伦理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伦理在本质上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善恶反映。政治伦理是人们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价值规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广义上讲,政治伦理是指调整人与人、人与国家和人与社会之间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墨子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伦理思想。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尧舜禹古文化为思想来源,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封建制小农经济是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混乱,诸侯争霸是其产生的政治基础。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兼爱”为核心的价值规范和以“尚贤”、“尚同”等为主要内容的实践理念构成。价值规范主要包括:“兼爱”思想、“非攻”思想和“兴利”思想;“兼爱”是平等的爱,是爱无差等,是一种人间大爱。“兼爱”是对“仁爱”的超越,具有超前性。“非攻”反对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兴利”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要求统治者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实践理念主要包括:“尚贤”思想、“尚同”思想、“节用”思想、“节葬”思想、“非乐”思想和“法仪”思想。“尚贤”主张任人唯贤,打破等级观念,国家要由贤者当政,这样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尚同”要求建立坚强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节用”和“节葬”要求节约资源,反对浪费,减轻人民的负担。“非乐”要求杜绝统治者的音乐享乐,过度的音乐享乐会加重百姓负担,影响农业生产。“法仪”要求天下要有统一的准则,治理国家还要依靠法的力量。其内容有丰富的积极意义,“兼爱”思想有利于实现人类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尚贤”思想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给国家提供人才保证;“尚同”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社会稳定;“节用”、“节葬”和“非乐”思想有利于减少浪费,预防腐败;“法仪”思想有利于社会法制建设等。但是也有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例如:“兼爱”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节葬”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等。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典型的平等主义,以“兼爱”为主要表现,主张人们互利互爱,反映了人民渴望平等的愿望;明显的现实主义,“兼爱”、“尚贤”和“尚同”等思想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浓厚的宗教色彩,“兼爱”和佛家的“普度众生”有相似之处,“天志”和“鬼神”也带有宗教特征;突出的实用主义,“兼爱”是为了实现社会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节用”是为了减少浪费,减轻人民负担等,这些思想在实际生活中都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深入学习和研究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世界共同繁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兼爱”思想有助于全面优化改革,协调各个行业的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局势突变,利益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就更应该倡导“兼爱”思想。“尚同”思想有助于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树立核心意识,加强全党的团结具有重要影响。“尚贤”思想有助于建成创新型国家,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和选拔创新人才有积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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