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排序:
范围:
课程与教学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荀子》是荀子主要思想的全部体现,记录了荀子关于教育、政治、修身等方面的思想,其中关于学习的思想贯穿《荀子》全文,尤以《劝学》为最。《劝学》篇也是《荀子》的开篇之作,可见荀子对“学”的重视。在荀子看来,学习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会学习所以会思考,能征知,有礼义,明群分,这些都是动物所不能的,所以人也是最宝贵的生物。
  荀子的“劝学”思想在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荀子《劝学》中的“学”包括知识性的学习与实践道德、礼义规范的学习,学习本身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学不可以已”。荀子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改造人性使之向善,这就是他“化性起伪”的观点,也是荀子论述学习理论的基础,而荀子个人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则是他论述学习的实践基础。学习应该要从经典书籍的诵读开始,再贯之以礼。学习选择良好的环境很有必要,良好的学习环境能为我们的学习提供辅助作用,对待学习要有持之以恒、专心致志的态度,而好的学习方法这也是荀子很为看重的,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学习还要落到实处,“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的学习思想在千百年就具有这么一番先进的学习理论,到现在还能为我们所借鉴,在吸收这些精华时更多的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从而更好的为我们所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瞿秋白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其中,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身份的融合与碰撞,导致他的一生被赋予多种色彩:其一,作为知识分子,他的身世笼罩了悲郁之色;其二,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身份则赋予其开拓的晴朗之色;其三,作为政治家,他的结局则笼罩着苍茫之色。这些色彩是瞿秋白不可逃避的身份标识。
  然而,如果聚焦于其意识形态理论,其被赋予的悲郁、晴朗和苍茫之色都将成为其思想的陪衬。在茕茕独往、苦寻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上,瞿秋白倾之以内心的热烈之火,而其探索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找寻摆脱“清客”救赎之路的一个缩影。
  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的构想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而其输入和倡导唯物史观,尤其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介和传播,加之以同时代学者的影响,促使瞿秋白开始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性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并逐步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其意识形态理论培育之旅途中,尤以“文化革命”思想的形成最为丰满和成熟。“文化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文化来实现革命,它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布局,涵盖了文艺大众化、文腔革命、文字革命、翻译与欧化等文化和文艺问题。其本质是讨论文化领导的归属权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化领导权应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成为革命的手段和目的之一。这也是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发展和成熟的标志。
  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在笔者看来,阐发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之时代意蕴遂成为必要之举。立足于瞿秋白为提供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发挥文化话语权的重要作用,培养知识分子骨干,形成良好的氛围是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南京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董亦湘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已入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在中国革命缺乏理论和实践指导的时期,他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思考并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指导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早期有影响的理论家。本文采用历史文献法和实地调研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董亦湘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观。论文框架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详述董亦湘的生平和革命历程,从其青少年时期谈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革命四处奔波,直到苏联留学时期被迫害致死。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其唯物史观,董亦湘翻译《伦理与唯物史观》,随后撰写《唯物史观》宣传册,着重探讨唯物史观的产生条件、发展历程、主要内容等。第三部分是理解和思考唯物人生观,从哲学层面进行概述,梳理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又讨论了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对人们人生观的影响。第四部分集中分析董亦湘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他对玄学和基督教的本质进行解说和批驳,指出青年人要有清醒的认识,摆脱二者的负面影响。他对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坚决地反对和抵制,被王明等人诬陷为“江浙同乡会”成员,最终在苏联留学期间被迫害含冤逝世。董亦湘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将革命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并竭力纠正和批驳党内错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引领了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这对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很大启发。我们应肯定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青岛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逐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时期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从了解马克思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再到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积极进行革命实践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最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而,我们有必要对青年学生群体是如何出现并逐步壮大,青年学生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探索的条件、历程、内容、特征以及意义等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通过大量阅读相关资料,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探索的主体、客体与环境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教育的推广,导致青年学生规模增加,青年学生具有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追求真理等鲜明特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空前高涨。青年学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下初步认识马克思主义,随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青年学生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辨析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作为探索中国出路的一方良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青年学生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主动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本文基于五四时期的史实,并结合习近平对青年学生的期望,围绕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这一主题,试图还原当时先辈们坚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探索历程,深度发掘先辈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期待当代青年学生谨遵习主席的指示,学习五四时期先辈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敢于创新的精神,紧跟党的步伐,勇做当今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应用数学 湖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塑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日益强烈,对儒学的研究和传播更为兴盛,甚至出现了“儒学复兴”的呼声.学习儒学不仅是纯粹学理上的研究,同时也是个体内在修养及社会组织建构的一种需要.对于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儒学的许多理念可以成为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进一步探讨儒学的发展规律,思考决定儒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儒学何以能够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到达鼎盛阶段?而在将来,儒学又如何能够达到鼎盛?这些都是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问题.
  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简称AHP)和BP神经网络研究推动中国儒学发展的动力,即影响儒学发展的各种因素.首先尝试找出多个影响儒学发展的影响因子,然后将这些因子通过层次分析的方式建立层次结构,通过比较确定同一层次中因子的相对重要程度,找到各因子对儒学发展的影响程度(权重),从而确定BP神经网络的样本值.
  根据样本值对儒学各个发展阶段的数据,利用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从而确定BP网络,并将现阶段各因素的值进行统计确定,代入到神经网络模型中去,得到当下儒学影响因素的动力评分,并预测出达到下一个鼎盛时期的大致时间,为如何发展儒学提供一个定量的参考模型.
马克思主义理论 浙江工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李大钊民生思想是在完成反帝反封的近代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和怎样实现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自由全面发展”的思考中逐步形成的。研究李大钊民生思想,厘清其理论来源和主要内容,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还能够为当前我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本文以李大钊民生思想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读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梳理、归纳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分析了李大钊民生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理论特征和时代价值。
  第一部分论述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形成源流。通过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和拯救民生的上下求索三个部分,阐述了李大钊民生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通过对中国古代民生思想、马克思的民生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简要归纳,阐明了李大钊民生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第二部分阐明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李大钊全集》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研读,从关注民生的现实问题(“人道主义”人权思想)、推进民生的文化引导(“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搭建民生的伦理基石(“男女平等”的妇女思想)、勾勒民生的未来蓝图(“幸福和谐”社会主义思想)四个方面阐述了具体内容。
  第三部分概括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理论特征。包括鲜明的救国救民的时代色彩、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强烈的不分畛域的人文关怀这三个特点。
  第四部分阐明了李大钊民生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开启了独具“中国气派”的民生理论,为毛泽东民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实践启示具体表现在开辟“四个全面”的民生实现路径,确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民生奋斗目标,突出“加强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民生现实利益,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民生保障体系,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民生长效机制。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哲学思想,概而言之,就是一种追求成圣的哲学。阳明先生集宋明理学之大成,在积极吸取儒家思想精华,同时批判吸收佛道诸家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独特体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内圣思想。他打破以才智论圣人的传统世俗观念,认为“人人胸各中有圣人”,将德性作为内圣唯一标准,并在晚年提出“致良知”这一理念,认为致其良知是成圣的有效途径,进而对“人人皆可为尧舜”作出论证,为圣人祛魅,使圣人变得世俗化和平民化,这些都具有革新意义和突破意义。王阳明内圣思想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为其内圣思想提供了可能性证明,同时以诚意和致良知为主要手段,为达到内圣搭建桥梁。王阳明内圣思想将圣人“平民化”“世俗化”,积极引导人向善,对倡导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肯定人的自身价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人自信自尊,同时,阳明先生打破权威对圣人的认知和评判标准,这对破除传统教条主义解放思想,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仍有积极作用。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竹简为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史、儒学史提供了新的契机。学术界将体现儒家思想的竹简称为郭店儒简,作为子思时代的儒家文献,是联系孔孟之间儒学传承发展的桥梁。自郭店儒简出土以来,掀起了研究高潮,成果多集中在文字释读和具体篇章的义理阐发两个方面。而郭店儒简作为一个整体性观瞻将拓开研究新域,本文从文字和义理两个方面着手,将简文置于历史背景中,在前人文字释读、篇章分析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阐发郭店儒简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第一章绪论。统观郭店儒简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着重分析了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而对创新与不足予以说明。本文以郭店儒简为研究对象,系统发掘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揭示先秦人文精神的发展轨迹,以便于借鉴其精华,用于当今社会。通过分析郭店儒简的研究现状,梳理出研究的理路,总结出研究成果,指出综合性研究的新路向。在探讨郭店儒简人文精神的过程中,结合传世文献,尽量保持客观的态度,以整体的、历史的眼光对郭店儒简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减少个人意志对研究成果的影响。研究方法上,打破历史、哲学、文献学等的学科分界,尝试突破“小学”与“大学”的藩篱,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对郭店儒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舍弃篇章分离的做法,将郭店儒简作为一个整体来关照,通过文字和义理两个方面的分析以阐发其人文精神。
  第二章文献定位,概念界定。本章对郭店儒简进行了定位,认为是子思时代的儒家文献。学术界对于郭店儒简的定位多围绕是否为思孟学派之作而展开,然而,“学派”本身是后来出现的概念,其划分标准相当复杂。在先秦学术思想史中,思想不一致有可能是同一派系,而思想一致也并不必然是同一家。为了还原史料的真实性,客观公正地理解郭店儒简,本文以时间为标准,结合文字及语义,将郭店儒简定位为子思时代的儒家文献,以打破目前对郭店儒简定位的困境。进而,本章对“人文精神”作了界定。“人文”是与“天文”相对应的概念,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于人文主义,主要关注个体价值、群体协调与整体和谐。时代不同,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但外在的表现只是内在意义的呈现,人文精神将人置于整个宇宙的大背景下,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及意义,高扬人的主体性,突出人的价值。郭店儒简的人文精神除了文字上的表现以外,主要体现在人性的探索、人格的臻善、人伦的构建、人治的践行几个方面。
  第三章字源考辩,人文化成。研究郭店儒简的人文精神,字词是最基础的入手所在。汉字不仅仅只是符号,作为独立的表意体系,有着独立的文化解读功能。拼音文字体系中,音与概念本身有一定的疏离,而表意文字与概念则存在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字形、字音、字义等等不是凭空出现的,都与时代背景及思想发展相关。汉字的形体体现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阐释提供了依据。本章分别对最具代表性的“仁、义、礼、智、圣、忠、信”七个字及“五行”、“六位”两个词进行考辩,作为郭店儒简中汉字的代表,它们紧扣时代脉搏,传承人类文明,其中每一点的变化背后也都承载着思想的发展变化,字形、字义也是郭店儒简人文精神的体现。
  第四章性自命出——人性的探索。郭店儒简人文精神研究,首要就是对人性的探索,寻求人之为之的根本。郭店儒简的人性不单单是指人的性,它是一个以人性为基点,涉及天、道、人、物、习等多个概念和多种关系的理论体系。郭店儒简认为在天与人的双向互动中天人相贯通,天生百物人为贵。因而,性一方面指自然之性,在生之为性的前提下,主要以气言性,以欲言性,以材言性,对荀子的性恶论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天命之性,性与天道相联系,获得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为孟子的性善论提供了思想资源。性与物、悦、故、义、势、习、道等因素交互作用,主要经过以心、物取性,以习养性,以道长性等环节构建起人性论体系。郭店儒简对人性的探索置于天人贯通的背景之下,肯定人的主体性,凸显人的价值,高扬人文精神。
  第五章金声玉振——人格的臻善。战国时期战乱不断,道德修养成了人性探索后的首要任务。郭店儒简以“五行”为核心阐释人格的臻善。本章首先对“五行”进行考释,认为荀子所非的“五行”为“仁、义、礼、智、圣”,并将简帛“五行”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梳理了郭店五行的思想来源,对“德之行”与“行”展开了论述,指出郭店五行重“圣、智”,追求君子人格,以达到金声玉振即天人贯通的境界。郭店儒简指出人是成德的主体,人格臻善的诉求还需要外在的客观条件。从文本来看,成德的主观条件为“心”和“思”,客观条件是“礼乐”。成德的进路从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两个维度入手,一方面通过“思”体悟内在的德性,经由慎独而达到乐的境界。另一方面通过耳目对德的见闻,见贤思齐,由外入内追求君子人格的实现。二者是统一的,共同完成道德的完满。郭店儒简有关道德修养的论述对“四端”和“五常”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六章仁内义外——人伦的构建。“五行”从内在的角度对道德提出要求,进行人类精神秩序的构建,表现于外则是对人类社会秩序的设计。本章以“六位”为中心,讨论郭店儒简人伦秩序的构建问题。在厘清“六位”思想来源的基础上,对“六德”与“六位”不是运用互文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辨析。六位主要涉及到君臣、父子、夫妇三大基础关系。“位”并不是空洞的表现,有内在的“德”与外在的“职”与之相对应。郭店儒简中人伦秩序的具体构建方式主要有以礼为用,以德称位;天降大常,圣人建制及仁内义外。天作为形而上的价值主体可降大常,但它本身并不会建立具体的人伦秩序,还要通过圣人在“时”与“命”的影响下来建制。以礼为用,从孝出发,以六艺为教而生六德,六德规范六职,六职对应六位,以德称位,以仁内义外的实践方法构建和谐的人伦秩序。郭店儒简人伦的构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不仅影响了贾谊等后儒,也为“三纲”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
  第七章王道治略——人治的践行。王道德治是传统儒家的政治主张,更是郭店儒简人文精神在政治上的践行。本章从德治理念、执政方略和王道治略的影响三个层面进行论述。郭店儒简继承周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的思想,突出强调统治者不仅要修身养德、以德配位,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执政理念上主张为政以德,讲求忠信之道,追求大同理想。具体的执政方略主要表现在政权转移、政体构建及政务践行上。郭店儒简倡导禅而不传,政权以禅让的方式转移,能者得其位。君民关系为政体构建中的主要关注点,治理国家以民为本,统治者爱民、重民、保民、养民、富民,通过朴素的民本思想和道德人文关怀进行君民同构。郭店儒简的王道德治理念影响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对荀子王霸思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八章郭店儒简人文精神的特征及意义。郭店儒简作为子思时代的重要文献,其人文精神反映了孔孟之间儒家人文精神的发展状况。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本章总结了郭店儒简人文精神的特征:天人贯通人为贵、以道德为本位、注重实践。作为出土文献,郭店儒简虽然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但儒家的人文精神没有随着竹简而眠于地下,而是得到了传承发展。我们可发掘郭店儒简人文精神的价值为当今社会所用。郭店儒简人文精神中天人贯通的思想对当前生态危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对人性的探索有助于人类自我的觉醒;其人格臻善的追求为人类身心和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其人伦的构建为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人治的践行为德治和法治提供了参考资料。发掘郭店儒简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促进入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天地万物整体的和谐。
马克思主义理论 浙江工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所谓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生计问题。民生问题是一个动态性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当代中国的民生问题主要集中于教育、就业、分配、社保等方面;民生问题的解决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成。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先驱就开始探索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道路,恽代英烈士就是其中的代表。恽代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对民生问题有大量的著述。今天,我们研究恽代英的民生思想,不仅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当前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主要通过阐述恽代英民生思想的来源,梳理其民生思想的具体内容,概括总结恽代英民生思想的特点,探究恽代英民生思想对当下的启示。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恽代英民生思想的理论来源。恽代英的民生思想是在吸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资产阶级民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生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二部分系统地论述了恽代英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恽代英著作、生平和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概括了恽代英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妇女解放这五个方面的思想。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恽代英民生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总结了恽代英民生思想的特点。恽代英民生思想的特点是以民为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命性、兼容并蓄和博采众长。
  第四部分分析了恽代英民生思想的价值和启示,主要包括对毛泽东民生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恽代英民生思想的启示有:以人为本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则;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重视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等。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沈仲涛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知名的易学家,他以科学易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西方各国的学者、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不仅带来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也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回本国及西方世界,由此出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织和汇通,并逐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的引进,国人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易学家关注、学习科学,并研究它们之间的交会已成为当时的必然结果。沈仲涛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科学易学研究开拓者。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沈仲涛的易学思想对当今的易学研究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深入分析沈仲涛科学易学思想及其科学基质,本文力图通过解读沈仲涛易学思想的学术背景阐述他的易学哲学思想,展现其易学特色及其对易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包括他的主要著作和研易成果,这是从根本上把握沈仲涛易学思想的需要。沈仲涛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毕生研究易学,善于从易图、卦、象的源流出发,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顺应西方文化在华日趋普及之势,将中国古老的易学以新的视角加以观察研究,从而展现出它的科学思维模式及其哲理性并加以提揭,从而形成了沈仲涛自己独特的科学易学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在对前人理论取长补短再加以更新后的思想观念,这也正是沈仲涛易学成果丰硕的原因。
  本文从沈仲涛易学起源的认知观点开始分析,追本溯源,再逐步拓展其科学易学理论体系。沈氏易学注重对易学史的研究,广泛吸取前人易说,基于易学发展的层面,认识到了易道数理在易学发展史中纵贯始终的的思想发展趋势。
  沈仲涛刻苦研习易理,并能古为今用,他非常重视对易数的研究,通过解读《易经》,提出将八经卦整合在一个立方体中,以代数式解读八卦,用六次方反映事物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易卦与物理学、化学、哲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关系,把众多学科与易经研究广泛联系在一起。
  沈仲涛在易学研究中,广泛地运用了对比论证法、类比论证法、修辞论证法等多种方法论,从而达到了阐述内容生动、灵活、准确的效果。沈仲涛在这些方法论的使用中,力图避免这些西方论证方法的生搬硬套,而是在严谨论述中融合了活泼自然的科学思想,使我们对易学研究方式不断推陈出新。
  沈仲涛对易学研究也不拘泥于单纯的象数义理,而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象数易学理论,建立易学的科学思维模式,进而揭示易之科学本质。对于易卦符号系统,沈仲涛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为这些符号赋予了空间、物体、力量和时间等实际的意义,并认为易卦的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使得易卦的符号系统与某些现代的科学技术系统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起源,从而使两种知识系统之间发生互相的指涉,进而形成彼此的汇通。
  在论文最后,肯定了沈仲涛科学易学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启迪和意义。中国古老的文明较之近代科学并非是落后,只是走了不同的发展路线而已,现代的、传统的都会在探索未来、造福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价值意义。当传统遇到科学时,相资为用,以正确的态度进行汇通互动,可以达到互相启发,共同升华的效果。基于这一研究基点,他从易卦的象数思想的科学内涵给以科学的分析,解读并推广易的科学特征,在他的笔下,易学在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哲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中大显神通,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沈仲涛具有世界眼光,他的很多著作以英文出版,在国外影响很大。总之,他的科学易学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意义。另外,本文对沈仲涛易学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也做了揭示,如对《易经》符号的研究缺乏深化、量化的问题。
  沈仲涛在研究《易经》过程中,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归结出易的精髓和脉络,他以真为本,勇于创新,规划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因而研究结论独到新颖,是科学易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沈仲涛先生的易学科学观为近代易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迪,构筑了新的发展平台。虽然沈仲涛的观点和结论存在一些不足,但在易学传承和发扬上所作出的贡献,推动了中西文化在更深层面的融会和贯通,使他在现代易学领域坐拥一席之位。
中国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极具开创性思维的哲学家,他提出的思想高瞻远瞩,不但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构建和治国理政思维产生了主导性的作用,更对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转型背景下,传承孔子的思想,继承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归纳孔子核心价值观,实事求是地分析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对现代的价值,使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体现孔子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孔子核心价值观的当代意义与践行思路更是十分有益的。
  鉴于此,本文从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其核心价值观的渊源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孔子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包括其具体内容“仁”、“礼”、“义”的内容及其在孔子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这三者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论述;对孔子核心价值观的特点即“为仁由己,通达明道”、“同类相亲,善意共存”、“以人为本,为政以德”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孔子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挖掘,对孔子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道德建设的价值进行了分别论述。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明清之际是一个社会动荡与思想变迁的时代。当时的儒生学者在反思宋明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积极提倡经世以致用,以期重新接续儒家道统。由于学术立场不同,每个学者所采取的致思理路亦有不同,其中王夫之借助易学完成了他对宋明理学的反思和总结。易学是王夫之哲学的根砥所在,他认为《周易》一书是儒家命脉之所在,因此研《易》、治《易》成为他重新接续圣学正统的必然选择。有鉴于此,本文从王夫之易学思想切入,重点梳理他如何借助易学反思宋明理学和接续儒家道统。
  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船山易学的研究意义与当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明清之际的学术转向以及王夫之的治《易》历程。面对明朝的灭亡,广大儒生学者在思想层面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检讨,强调做学问当以经世为要,反对空谈义理,摒弃了宋人随意解经的治学方法,主张通过考据的方法来澄清圣人本意。在这种学术思潮影响下,易学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一方面以黄宗羲、黄宗炎为代表的易学家通过考据的方法对宋易中的河洛先天之学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易学家推动了宋易中的义理之学由理学向气学的转变。此外,本章还对王夫之的治《易》历程进行了考察和梳理,旨在揭示其易学体系的建构过程。
  第二章是对王夫之易学基本观的阐述。出于维护儒家道统的立场,王夫之对自北宋以来的疑经惑经乃至改经的情况进行了严厉批判,强调《易》乃儒家重要的思想典籍,反对贬低《易》的学术地位和思想价值,并对易学史上出现的各种质疑之说进行了反击与回应。王夫之承续传统旧说,主张“四圣同揆,彖爻一致”,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都以阐发天人之理为根本旨趣,四圣《易》无有损益,《易》乃一部浑然一体的义理之书,从而对朱熹区分三圣《易》的做法进行了反驳。不过,王夫之尽管强调《易》本义理之书,但是《系辞传》指出占乃四圣道之一,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占筮乃圣人用《易》之道,同时还要维护《易》乃义理之书的基本立场。于是,王夫之提出了“占学一理”的观点,把占筮之吉凶与理之得失结合起来,认为天人之理是吉凶的根本依据和评判标准,由此他将占筮纳入到学的领域,认为占乃学之必要辅助,主张即占以示学,以学统摄占,对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此外,王夫之还从“因象系辞”、“象理一体”两个方面提出“非象则无以见《易》”的观点,对王弼“得意而忘象”和程颐“理先而象后”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主张《周易》是一部“即象以见理”的义理之书。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王夫之对易学象数思想的反思与重建。王夫之认为象数是体贴易道的关键所在,不能脱离象数而空谈义理。王夫之通过对伏羲画卦之理的探讨,提出了“乾坤并建”的易学纲领,认为这是《周易》的根本法则。不过,王夫之强调易道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不存在固定的流行模式,因此不能立体以限《易》,认为孟喜、京房、邵雍皆违背了这一易学精神。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对《周易》中的卦序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序卦传》非圣人之书,而《杂卦传》兼顾了错综与易道神妙不测的一面,更为符合易道之旨。此外,王夫之还根据“乾坤并建”的原则建构了两种新的卦序图式。在注经方法上,王夫之认为象理一体无隔,主张即象以见理,因此他多会运用易象注释《周易》,本章着重介绍了错综、卦变与进爻、退爻三种象数体例。
  第四章主要阐述了王夫之所开显出的一幅全新宇宙生化图景。王夫之从“理气一体”的角度提出“太极”为理气之充凝,修正了朱熹割裂形上与形下的做法,主张道器相即不离,道在阴阳之中并为二气之主持分剂者。王夫之还从“乾坤并建”的角度指出太极与阴阳同生共有,并不存在生与被生的关系,主张太极无端,阴阳无始,整个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对道家“有生于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因为阴阳二气相互摩荡推移而往来不停,所以整个宇宙因此生生不息,充满生机与活力。此外,阴阳二气因一隐一显之往来流行而化生万物,万物因阴阳二气之隐显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属性,但从根本上来说都具足太极本体,毫无二致,并且宇宙万物与太极同生共有,不存在先后之分,此即“太极有于易以有易”。
  第五章是主要阐述了王夫之在天道性命贯通问题上所作出的新诠释。王夫之以“理气合一”为研究进路,对人性之来源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他从气化流行的角度提出“道生善,善生性”的命题,指出人继天道而获得善端,并且天命日流,人在整个生命过程都会持续不断地禀受天道,从而提出了“命日受,性日生”的人性学说。此外,王夫之反对程子“气质之性”的说法,认为程子所说的是才而非性。更为重要的是,王夫之把人性看作道德理性与自然生理之性的结合与统一,主张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认为君子也会有声色臭味之欲,小人也会有仁义礼智之德。除此之外,王夫之还对心、性、情三者关系进行了辨析,提出性体心用、性情相需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一套以正心诚意、存心养性为主的修养工夫。最后,王夫之从“天道无择,人道有辨”的角度区分天人,认为人是天地之主持,并提出“延天以祐人”的观点。
  结语部分主要对王夫之易学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王夫之从“象理一体”的角度对兼重象数与义理的治《易》方法进行了论证,认为理是象之理,非象则无以见《易》,实现了象数与义理的融合。此外,王夫之由“乾坤并建”对宋明理学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检讨,实现了对儒学正统的接续。
中国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荀子是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代表人物。然因其主张“性恶礼伪”并批判子思、孟子,以致为宋、明理学家所诟病,并被排黜为异端,长时间未能得到重视。而进入清代以后,随着宋、明理学的式微及乾嘉考据之学的兴起,荀子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将清代荀学的发展分作清初、清中叶、晚清三个各具特色又互有联系的阶段,着眼于分析各时期、各学者荀学研究的特点及所取得的成果,以期展现整个清代荀学研究的全貌,并为我们今天的荀学研究提供可鉴之处。
  荀学之式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明理学家的排黜,而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所发起的反王学思潮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为荀学的发展扫除障碍,且他们反王学的某些思想实际上又是对荀子的一种继承。而他们提倡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的主张又对乾嘉时期的戴震乃至晚清的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荀学方法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傅山及稍后的王懋竑等人对《荀子》的校注以及费密等人所发起的荀子从祀之议也都极有力地推动了荀学的发展。雍、乾之际的任启运《荀卿论》一文从人性论及从祀等多个角度为荀子作了辩解,其中许多观点更可谓开乾嘉尊荀运动之先河。然而此时学界毕竟仍笼罩在宋明理学的氛围中,明代遗老学者如孙奇逢等人依然践行宋明理学家的学术旨趣,且其弟子广遍天下,达官显贵亦不在少数,故其在学界仍占据着主流位置。加之清王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在科举上亦沿袭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故此时学界的主力军仍是宋明理学之余绪。如冯班、焦袁熹、熊赐履等人都延续前人之观点,对荀子加以批判。
  清中叶考据学的兴盛推动了《荀子》文本的整理工作,一时间各种校勘、注解之作层出不穷,《荀子》之整理蔚为大国。不仅有谢墉、卢文弨校刻《荀子》之举,更有王念孙《读荀子杂志》之作,其他如郝懿行、顾广圻、刘台拱、陈奂、洪颐煊等人亦纷纷着手于《荀子》的整理与研究。他们在校注过程中注重对《荀子》宋、元刻本的搜集和使用,并运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者们同时又对荀子的姓氏、生平游历、传经之功及为《荀子》作注的杨惊之生平等相关问题展开考证,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而这种整理与考证又使学者们对荀子及其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不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一味地对荀子加以贬低,反而对荀子在宋、明时期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满。谢墉、钱大昕、郝懿行等人都纷纷为荀子性恶说和非思、孟辩白,汪中则极力肯定荀子学术的正统性,推崇荀子的传经之功。严可均又在总结前人推崇荀子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恢复荀子从祀地位的主张。而清代官方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亦为荀子辩解,并引韩愈“大醇小疵”之说为其定论。乾嘉时期的荀学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荀子地位亦得到很大的提高。
  然而此时期的荀学研究过于注重考据,而在荀子义理的研究方面却过于薄弱。乾嘉学者们在为荀子辩解时虽对其思想稍有涉及,但多紧抓荀子思想中有争议的地方如“性恶”及“非十二子”等不放,而未能深入挖掘荀子思想中其他优秀成分。此时期仅有惠栋、戴震及汪缙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在荀子义理研究方面有所成就。惠栋《荀子微言》一书着重从经学(尤其《礼》、《易》)的角度来发掘荀书中所蕴含的大义;戴震虽然推崇孟子性善说,并对荀子的性恶论及礼义观加以批判,但实际上却在认识论、礼欲关系及“解蔽”思想等方面对荀子有很大的继承;汪缙《绳荀》六篇则对荀子礼学之天人相分的特点、“礼以养欲”及“礼之行在先正名”等观点多有发挥,同时也为荀子“性恶说”等作出辩解。
  时至晚清,乾嘉时期所发起的荀书整理及对荀子的考证工作继续蔓延,此时期的学者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俞樾《荀子平议》、孙诒让《札迻》、胡元仪《郇卿别传》等一系列佳作,并最终成就了王先谦《荀子集解》这一集大成之作。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噩梦惊醒了沉浸于圣贤之书、考据之学中的知识分子们。残酷的现实鞭笞他们去寻求济世救民的良方。作为诸子中的集大成者,《荀子》也受到了章太炎及维新派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极大重视。章太炎对荀子“法后王”的思想加以表彰,维新派则将荀子视作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言人加以猛烈的抨击。西方列强的入侵,随之而来的则是西方发达的自然科学技术及其先进政治体制与民主思想。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学术界自然也受到了西方学说的冲击,东西学术渐渐融会到一起。此时的荀学研究也掺入了西方学说的元素。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引入了西方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或方法对荀子的群分说、正名思想等加以研究。章太炎又尝试用佛学理论对荀子的人性论、认识论加以诠释。他们对荀子的学说或扬或抑,或将其与西方学说相结合,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荀学的发展。
  可以说,清代是荀学复活并逐渐走向兴盛的时代。清代荀学也是荀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清人对《荀子》的校注、考证及清末有关荀子的论争更为其后民国乃至现当代的荀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对这一时期的荀学展开研究并着眼于清代荀学史的写作,不仅可以为我们展现整个清代荀子研究的全貌,亦可为我们今天的荀学研究提供可鉴之处。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西汉易学卦气说以《周易》特有的卦爻符号系统符示涵摄四时月令、节气物候乃至阴阳二气的消息变化,是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基本学说。自孟喜易学标志西汉易学卦气说登上历史舞台,其后卦气说都以此为基础,虽然各家卦气说具体内容不同,大体不外八卦卦气说和六十四卦卦气说两种类型。西汉易学卦气说从专门之学的途径深化发展易学三才之道和时的哲学,促成汉代经学的理论建构,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汉代大一统帝国时代背景和经学语境下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天人之学特征,并对汉代以天人之学为核心的文化建构起到基石和支撑作用,进而深刻影响汉代之后中国哲学史以及包括历法制度、中医内丹等以天人之学为核心的文化建构。
  第一章考辨“卦气”涵义,考察卦气说的早期形态和首个系统的卦气学说——孟喜卦气说。卦气说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卦-气”所蕴含的易学学理,也体现在各种传世或出土文献资料。从词源上看,“卦气”之“气”与乾卦符号有共同根源;殷商卜辞所载的“天气”四方风、“地气”四方土蕴含四正卦卦气说的雏形;《周易》古经中保留一些卦气说的痕迹,尽管曾受到一些学者质疑,但逐渐被新近出土文献不断证实。自春秋战国到汉代初年,卦气说的早期形态逐渐展现。一方面是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易传》卦气说内容以及自孔子到汉初的易学传承,另一方面是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为早期卦气说的流变提供更丰富宝贵的资料,尤其是马王堆帛书、清华简等所载易学资料中的卦气说内容,大大拓展了学界对卦气说早期面貌的理解。随着汉代经学兴起,孟喜易学彰显卦气学说,这标志着卦气说浮出历史地表,正式进入学术史。孟喜易学包括四正卦、十二辟卦、七十二候和六日七分说等内容,以四正卦统摄其余六十卦,进而以十二辟卦、四十八杂卦符示涵摄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的阴阳消息。孟喜易学提供西汉易学卦气说的基本内容和大体结构,标志着西汉易学卦气说的正式登场,直接影响此后汉代易学尤其是卦气说内容。
  第二章以《焦氏易林》为中心诠解焦延寿“焦林值日”卦气说。在汉代诸位易学家中,焦延寿的人生平淡却意味深长,比较完美地将《易》的天人之学落实到现实人生。一方面,他将《易》的占候之术用于政治实践,以“焦林值日”的占筮方法,引导治下民众“不教而化”;另一方面,他通过《易》“穷神而研几”,以《易》学的通变智慧处世立身,在昏暗的政局中进退有据、善始善终。焦延寿一生学《易》以致仕,并以《易》的天人之学经世致用,在政治凌夷的生存境遇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汉代易学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价值理想和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焦氏易林》是焦延寿存世的代表作,作为汉代经学兴盛时期的诠《易》佳著,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传统易学基础上,焦延寿《焦氏易林》把《周易》六十四卦演化为四千○九十六卦、配以四千○九十六林辞,以独特的文本形式和筮占应用显示其卓异的易学建构。《易林》值得注意者有两处,首先是熔铸《诗》《易》与《左传》于一体,尤其是将易之象与诗之辞互相诠解,其次是在先秦“之卦”基础上发展出“焦林值日”的特殊卦变,构成《易林》独特的易卦体系。《易林》以六十四卦值日的卦气说统摄纷纭活泼的易象世界,创造出大量丰富繇辞,表达卦气视域中人生境遇的吉、凶、悔、吝。焦延寿“焦林值日”卦气说在变、辞、象、占等方面得到全面展现。
  第三章以《京氏易传》为中心诠解京房八宫卦气说。在现实生活中,京房作为时代儒生的杰出代表,同时集合异军突起的易学革新家与激烈的政治改革者两种角色于一身,以阴阳五行占验灾异,其解易治易的学术活动与占验灾异议论时局的政治活动互为表里。以学干政成为京房政治生涯和易学活动的基本特征,具体包括占验灾异与考功课吏法两个基本内容。京房易学以“言灾异”干政,试图以自然天道约束人文政道、以超越的神权限制世俗的君权。京房之死是汉代易学史上颇具深意、耐人寻味的一个重大事件。京房之死暴露了汉代天人之学的政治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京房之死就不仅仅是京房一己的个人悲剧或汉代一朝的时代悲剧,而是有着历史典型性的文化悲剧。
  京房以其体大思精的京氏易学开创汉代今文经学中易学研究的新天地,其卦气说体现在八宫六十四卦的庞大易学体系。京房易学飞伏说以卦爻符号的飞伏显隐符示涵摄阴阳二气的消息变化,其理论来源于古人占候地气的观测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京房易学飞伏说将天道运行彰显为阴阳、五行的气化流行,揭示了人处身其中、生生变化的生存境遇,体现了汉代易学沟通天人之际、深沉浩大的宇宙论品格,以及贯徹往來古今、沟通天地人鬼的宇宙情怀和历史意识。
  京房八宫卦气说的基本框架可以分为六十四卦卦气说与六子卦气说。京房卦气说既改造传统六十四卦卦气说为京氏八宫六十四卦卦气说,又在传统八卦卦气说基础上创造一准八卦卦气说——六子卦气说。京房六十律与六十四卦卦气说有内在对应关系,六子卦气说也蕴含丰富的乐律思想,这与京房易学发挥易学沟通三才、经纶天下的天人之学是一致的。京房八宫六十四卦卦气说的深层建构方面,一是体现为纳甲纳支及其蕴涵的阴阳五行思想,二是以五行尤其六亲说以人伦六亲确定天、地、人三才的秩序,言说包括天、地、人、神、鬼在内的三才之道、四易图景,在凸显京房杰出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彰显出以京房为代表的汉代士人贯通天人的强烈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
  第四章考察《易纬》卦气说,尤其侧重《易纬》对西汉卦气说的集成与升华贡献。《易纬》卦气说思想丰富而庞杂,一方面直接受孟京之学的影响、保留孟京之学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则有新的发展尤其形上学理追溯上成绩突出。《易纬》卦气说有八卦卦气说和六十四卦卦气说两种类型,既深化四正卦说提出四正四维之说,彰显了四正卦至八卦的演化理路,又继承发展孟喜易学的六十四卦卦气说,呈现为十二辟卦、六日七分、一爻值一日等内容。《易纬》卦气说加强孟京之学的浓厚人文取向,以“以人事明之”、依卦气说建构人文政教的倾向愈加明显。尤其突出者,《易纬》卦气说提出太易生气的理论,在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指出卦气之气的四个先验形态,将卦气之“气”依次追溯到太素、太始、太初、太易,极大提高了卦气说的哲学蕴涵和形而上品格;同时《易纬》依据卦气所体现的恒常天道及其非常之变,在阴阳交变、天人感应中生成宏大的人文政教图景和独特的历史哲学。《易纬》卦气说所蕴涵法天道设政教的天人之学内容是《易纬》经学特征的典型表现。
  结语部分在哲学史的角度梳理西汉易学卦气说的影响,考察卦气说在古代历法中的建构性意义,尤其是随中西历法冲突逐渐衰落的历程,最后在科学与人文的辨证中重新审视西汉易学卦气说的价值,指出其对当下生存可能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荀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35年,战国末期赵国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各诸侯国宣传自己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三次为“祭酒”,被尊为“最为老师”,德高望重。在学术研究方面,荀子不拘泥于儒家一脉,综合诸子百家,提出“教化”概念,把儒家德育思想发展为实践性和操作性更强的德育思想体系,在儒家文化及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荀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乱频繁,社会秩序混乱,礼崩乐坏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为实现大一统的理想社会,各诸侯国普遍完成变法和经济社会改革,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建立、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学术思想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相互借鉴融合,这一切为荀子思想的产生奠定时代基础。“性恶论”和“天人之分”的思想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形成的哲学基础。立足于“人性本恶”的人性论基础,荀子认为人可以“化性起伪”,并提出一系列方法和途径。荀子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提出“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观,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认为人能够知天、识天并制天,为其德育思想奠定认识论基础。明分使群的社会分层论、上下俱富的裕民富国思想、亲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和保护并合理利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其德育思想提供经济和社会思想支持。
  荀子德育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以礼为道德教育的核心,以义为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以孝为家庭德育的核心,在整个德育过程中,强调忠信端悫。礼是荀子道德教育的核心,礼起于欲、争,由圣王而制,礼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制度、规范、礼仪、礼节等,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决定因素。隆礼贵义是荀子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面对义利冲突,荀子提出“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等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观。孝是中国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荀子提出“孝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高于父恩”等“孝”的理论。忠信端悫是社会道德的核心,荀子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维度,进行全面详尽阐述,提出很有价值的思想和见解。
  荀子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塑造理想人格,理想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士、君子和圣人。“士”是修身养性的初级目标,他的基本要求是“好法而行”。“君子”是修身养性的高级目标,其特点是“言必当理,事必当务”。“圣人”是修身养性的终极目标,是完美之人的体现,是道德的化身,是“化性起伪”的终极目标。教化和修养是荀子德育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外在道德教化和内在自我修养。“心有征知”和“礼乐法”是荀子德育目标实现的两种途径,心能知、虑、可和知道是道德规范内化的前提;“礼”“乐”“法”是道德教育的外在保障。
  弘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道德,须对其进行全面认识和准确评价,真正做到有鉴别地对待和有扬弃地继承,对待荀子德育思想亦然。一方面,荀子德育思想产生于战国中后期,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荀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明显,为封建制度辩护的倾向显而易见,其思想必然带有时代特征和阶级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荀子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其明确提出“教化”概念,发展儒家德育内容;论证德育必要性,奠定德育理论基础;探讨德育方法,为德育实现提供路径保障;概括德育内容,丰富儒家德育体系。研判荀子德育思想的阶级实质和历史局限性,探讨其历史贡献,为儒家德育思想的传承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弘扬提供理论支持。
  荀子的德育思想饱含深刻而丰富的内容,集中反映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特色,对当前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深远的启示价值。在理论方面,理想人格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确立提供借鉴;德育核心命题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提供重要思想来源;德育方法为主体性道德教育提供理论借鉴。在实践方面,荀子注重道德环境的思想对当前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影响颇深;注重道德实践的思想对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大有帮助。
  时代在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完成向现代的转化,才能在当代体现其价值。一方面,荀子德育思想的超越性使其现代转换成为可能。荀子德育思想中超越时代的内容,仍然是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荀子德育思想的方法和途径对今天的道德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的发展使荀子德育思想现代转换成为必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呈现出大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人们的道德观念随之发生剧烈变化,出现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荀子德育思想对优秀人格的培养以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隆礼重法等思想恰好可以对这些负面影响起到理想的引航作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荀子德育思想现代转换的根本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要求结合时代特征,剔除糟粕,保留精华,赋予其新的含义;适应时代需求,借鉴合理内核,赋予新的内容和表达方式;顺应时代发展,创新转化载体,探求理性、健康转化路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①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荀子德育思想独树一帜,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荀子德育思想的丰富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对今天的道德建设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传承过程中,必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到“古为今用”和“推陈创新”,分清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向导》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公开发行的党报,在其存在的大约五年时间里,见证了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并逐渐蓬勃发展的过程。
  本文立足于中共早期报刊传播史,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作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史料综合分析法、学科综合法等方法,对《向导》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贡献,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了《向导》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贡献。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课题来源以及国内外对此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与总结,归纳研究内容以及方法;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向导》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以《向导》主编蔡和森及报刊主笔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满腔热忱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第三部分主要论及《向导》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践的过程。一大批在国外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的进步知识青年,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过程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对中共二大所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进行系统地宣传,推动国民党改组、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对国民革命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宣传和发动作用。第四部分评价了《向导》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并对其局限性进行了分析。此部分主要论及了《向导》作为党刊的特点,它作为党的舆论指导机关,理论宣传要有价值,要坚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利益出发,走群众路线。《向导》文章文笔犀利短小精悍,具备很强的战斗风格,同时又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今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向导》正是由于它独特的受众定位以及强有力的口号动员,才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编撰群体,他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向导》创办到停办的五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国共合作由酝酿、建立、发展到破裂。《向导》作为中共最早公开发行的机关报纸,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尼采的生命哲学中,“婴孩”意象在其理论系统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并且与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永恒轮回理论、超人学说一起构成了尼采生命哲学的思想体系。老子的生命哲学的中心论点是“道”的推演结构,其论述的中心内容则是对生命和价值的反思。本文通过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中外意识形态的优势互补方式,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则有着现实的理论参考意义。
  本文建立在大量文献参考的原则下,通过异同比较法、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方法,对尼采与老子具体著作中的“婴孩”意象进行深入解析。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尼采与老子的生命哲学主要的理论观点,再具体从尼采与老子的具体作品中入手,找出两者作品中“婴孩”意象出现的章节及其语境,并结合二者思想所形成的历史渊源、学说背景着手,一步步探讨其“婴孩”意象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对尼采与老子的“婴孩”意象进行解读,找出二者对“婴孩”意象的异同点,以探究其深刻的内涵与价值。第三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将尼采与老子的“婴孩”思想进行优势互补,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供现实的理论指引,对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建议。
  本文的特色及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将老子和尼采突出的“婴孩”意象作为切入点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其深层的理论意义。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的视角审视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建议。以唯物史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尼采和老子的价值创造思想,探索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主导思维方式,同样,不同的主导思维方式也象征着特殊的时代。现代性思维方式所彰显的就是西式现代文明的辉煌时代,但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西式现代文明已成昨日黄花,不能引领人类继续前进的步伐,其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人性危机已使世界命运共同体千疮百孔。“现代性之死”,就像凤凰从灰烬中浴火重生一样,迫切需要和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和谐相处的新方式,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必然拥有其相应的主导思维方式,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则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反“潮流”的精神,构成了融汇“中”“西”“马”的新范式,甫一问世就与生态文明联姻,主导了生态文明的前行。
  本文从现代性思维的基本内涵入手,集中阐释了其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划一思维、线性思维和单向度思维的四种表现形式,以现代哲学的奠基和人类学家的理论支撑为切入点,深入挖掘了现代性思维的哲学基础,突出展示了现代性思维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局限性。现代性思维的双重局限性迫切呼唤一种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对其进行深度的超越。文章进而深刻论述了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的理论内涵及其基本内容,并从中国文化基础、哲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三方面着眼,深刻把握了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的思想基础,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实现了对现代性思维的双重超越,从根底上克服了现代性思维所造成的异化自然、异化社会和异化的人。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对现代性思维的超越对当代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理论层面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对现代性思维的超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互补并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成;在实践层面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对现代性思维的超越有利于打破全球资本主义无限制增长的神话,也有利于中国跨越现代性思维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视阈下现代性思维基本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界定和对其哲学基础的探究,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理论内涵及其基本内容的提炼与归纳和对其思想基础的总结,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思维对现代性思维超越的尝试,以及对有机马克思主义主义思维当代意义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悠远、积厚流光,儒道释三家理想人格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髓、焦点和魂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深刻运用处理现代困境是当今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以儒道释家典型理想人格思想为背景,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切解析了儒道释家理想人格思想各自的优缺点、彼此融合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汇总了三家融合后的理想人格特点,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社会的存在问题,阐述其当代价值。
  本文主要研究儒道释家理想人格思想之异同、融合及其当代精神价值。起初,对儒道释三家主要代表人物的经典理想人格思想分别概述分析。其次,在对各家理想人格思想概述的基础上,分析、比较、挖掘其各家思想中的缺陷,并分析其相互融合的内在基础,进而一步分析总结出三家融合后的理想人格结构特点。最后,本文结合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指出了儒道释家融合的理想人格思想对当代国民人格的重塑和健全有重大推动作用;是中国社会发展强大的精神动力;对美丽中国的维护和生态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总之,研究和挖掘儒道释家理想人格思想,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很大的启示和推进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儒道释家理想人格综合评述,得出综合人格结构特点,并将其精髓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指出其巨大的启示作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引导需要进一步加强,从一个侧面也彰显出三家理想人格思想的重要性和时代价值。儒道释家融合的理想人格思想为中国和谐安邦、生态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这一研究,至今没有比较系统的学术专著问世。山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本文依据掌握的史实资料,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方法对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进行系统分析。
  一种新的思想或者新的文化的传入,离不开宏观的世情、中观的国情以及微观的省情的相互作用。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文化氛围,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中国人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吸引中国人走俄式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在全国传播开来。近代山东被德、日帝国主义侵略,使得山东人民反帝爱国热情高涨。山东现代化的发展,打破传统经济结构,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奠定物质和阶级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山东人民的思想解放,扫清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传播的障碍,使马克思主义传入山东成为必然。
  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先后经历了从齐鲁书社推销进步书籍的起步传播阶段,到各种杂志、社团创立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阶段,再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深入传播阶段。在传播过程中,青年学生最先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山东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开路先锋,共产党员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旅俄华工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群体。这些传播主体主要是通过杂志、学校、社团以及文艺的多种传播途径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传播开来。杂志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途径,学校是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交流研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社团是联合广大群众加入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基础载体,通俗易懂的文艺则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方式。反帝爱国思想、社会改造思想、政治革命思想以及工人运动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内容,提高了山东民众的思想觉悟,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起步较早,但是却在短短几年间发展迅速。这样的传播效果不仅要归功于文化精英积极地与大众相互动,而且得益于多种传播媒介的并行推进,同时,注重原理与省情结合的传播内容,使山东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具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不仅奠定了山东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为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推动山东的工人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而且促进了山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就全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具有辐射性,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给予我们重要启示,只有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播马克思主义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作用。
万方书案
学术圈
足迹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