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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者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应如何面对现代科学、处理与科学的关系,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对此,以建立现代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群体有着非常深入地思考与讨论。第一二代新儒家致力于“内圣开出新外王”,诉求从儒学中开出现代科学。然而,囿于传统心性之学的立场和对道统的维护,他们仍固守道德本体与科学的“中体西用”模式,力图将科学统摄于中学本体之下,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作为第三代新儒家,成中英对前辈新儒家的工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科学作为知识建基于理性,儒学作为价值建基于意志,理性与意志实为本体的一体两面。若不能改造传统的儒学道德本体,那么,在儒学内部讨论现代科学的问题便会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为此,成中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根本处入手,把知识理性融合到儒学本体之中,进而在价值的宇宙中建立知识,在知识的宇宙中安顿价值,实现知识与价值在儒学本体层面上的一体统合。成中英批判性地继承前辈新儒家的思想,整合蒯因的分析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回归《周易》大本大源,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角度看,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理论的构建,也是一种从哲学层面在儒学中为科学奠基的工作,从而在本体诠释学的体系内,实现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诠释。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思想,对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本文在科技哲学的视野下,对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及其建构过程——为科学奠基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对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等问题得出有益的启示。
  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相关研究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及综述。
  第二章,考察前辈新儒家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模式。近代,随着西方科学传入的加剧,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由此引发了科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关于价值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群体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探索。新儒家因对科学理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产生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路向之别,后者更为重视对科学理性在本体层面的安排。整体看,新儒家对于科学的重视程度是在逐渐加强的。一二代新儒家仍然表现出一种“体用论”的思维模式,科学始终被笼罩在道德本体之下;三代新儒家表现出多元文化论的态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思想被称为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歧出转向。
  第三章,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的相关工作展开论述。“为科学奠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首先,文章对科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重点强调科学的理性基础,并与古代科学、技术做出区分。其次,重点考察何为奠基。“为科学奠基”所概括的是成中英在形而上学层面为科学建立根据的过程。因此,论文的研究工作并非就成中英的科学思想、科学观本身展开剖析,而是呈现一个建构的过程。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即意味着奠基工作的完成。以成中英发表《论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为坐标,将其处理知识与价值的关系的模式分为前后期。前期仍停留在知识与价值的二分状态,后期则走向了二者的一体统合。在前期,他认为科学真理与价值皆为真理,分属真理的不同层次,但科学真理仍被涵盖在价值真理之下。以该文为分水岭,在后期成中英认为生命本体分为意志与理性,分别对应价值与知识,二者在生命的创化过程中皆不可缺失,中西哲学却各偏一隅。为此,他提出价值的知识论和知识价值论,要求建构一种本体哲学以实现二者的一体统合,进而提出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诉求。
  第四章,论述成中英在分析哲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二者兼取”的动态的整体论思想。通过对生物学哲学中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的分析指出,系统生物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结合的认识论是解决二者冲突的一种方向。成中英通过对科学哲学中蒯因的知识整体论思想的批判吸收,形成了在整体和部分之上的具“二者兼取”特色的新整体论思想。这与科学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由此,成中英完成了对传统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超越,从而形成了整合价值与知识的方法论基础。
  第五章,探析本体诠释学的本体与诠释的构建理路。本文认为,本体诠释学的建立是成中英完成为科学奠基的标志。文章通过对中西本体的比较和对西方诠释学的分析,指出成中英诠释学之本体论乃宇宙-生命本体论。在这一本体内,宇宙中有生命,生命中有宇宙,宇宙中有客体亦有主体,生命中有主体亦有客体,表现出一种本根性、创化性与整体性。这一本体涵盖了理性与价值,实现了为科学奠基之初衷。
  第六章,对本体诠释学思想认识的深化,更是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思想的检验。在本体诠释学的视域下,建基于本体的科学已经不仅是理性发用,还受到意志的影响。因此,科学不仅是一种解释,还是一种理解。那么,自然科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又是如何被诠释的?笔者根据成中英的思考试着做出回答,同时对本体诠释学中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以此作为对其“为科学奠基”工作的评价。
  本文在“余论”部分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对成中英发展儒学的哲学资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更多地受到西方哲学而非儒学的影响。第二,讨论成中英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儒学本体,是否仍可以称其思想为儒学,称其为儒家?结论是肯定的。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比较研究是宗教学的主要进路之一。犹太-儒学比较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先知”与“圣人”这两个重要角色作为个案,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的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
  比较研究首先以厘清比较对象的内涵为基础。人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预先知晓”或“预告”等功能,其实这是始自希腊语翻译的一种误解。同时,汉语语境中对“先知”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难免也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从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出发,重新理解“先知”的4个不同名号以及犹太传统的“先知”界定,揭示出先知主要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圣人”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最高级别的理想人格,这种理解导致“圣人”成为一个虚体的概念,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角色意义。通过从字形演变、传世经典和出土资料等方面对“圣”进行溯源考察和重新思考,厘清“圣”经历了一个从出众的“听”“说”等感官能力到超绝的“智慧”理性能力,最终演变为一种儒家美德的过程。儒家“圣人”即被视为具备了这些能力和美德的杰出人物。聚焦于智慧、美德等维度来理解“圣人”,导致对其所本有的感官能力、宗教意义有所忽视。从宗教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圣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古代儒学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先知”与“圣人”的源流与解释传统可知,“先知”与“圣人”作为重要的人物角色,同时具有历史真实和经典意义的双重维度,而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更为注重从信仰的角度突出他们的重要性。
  比较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的进路,从三个方面进行先知与圣人之间的“互鉴式”解读。首先,不同文明之间相向进行的经典翻译是反映双方相互认知和理解程度的重要载体,考察“互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都可以通过经典翻译来发现对方的理解:儒家经典中的“先知”概念是中文《圣经》(K,斗)/Prophet译名所借助的本土文化资源,而英文、希伯来文则使用《圣经》中的Sage/(口jπ)来对译“圣人”。翻泽即理解,然而结合这些角色概念在各白传统中的定位来看,这种“互译”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本义,从而构成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其次,对摩西和孔子进行“互鉴式解读”,是继概念厘定和译名辨正之后所进行的具体人物角色对比。“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集大成者”孔子,作为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圣人”的典范代表,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相似性。然而,二者在各自传统中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序列定位,孔子是儒家圣人传统的“终结者”,而摩西被奉为先知传统的“启动者”。最后,在“互鉴式解读”的过程中,不回避那些标识了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传统“圣人”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与先知相关的“预言”概念、真假先知判断等问题,以及儒家“圣人”作为最高的人格典范意义,在对方传统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比较点。笔者认为,这种“不可比性”彰显了“先知”与“圣人”的文化特性,同样是比较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无论从历史还是经典来看,“先知”与“圣人”都不仅仅是理性的伦理倡导者,他们同时也承续了各自传统中的宗教(性)因素。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担负着沟通超验的终极存在与世俗生活之间“中保”的角色和职责。先知的“中保”意义主要体现为先知是上帝的“传言人”,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又是神人之间的“调解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代表民众与上帝商讨,为民请命;圣人的“中保”意义则体现在圣人被视为与“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圣人”是“天道”的知晓者和传达者,传达“天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其不同在于,先知只能原样传达上帝的话语,而圣人在悟晓“天道”时融合了自身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因而存在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与各自传统中的宗教角色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先知与祭司并非始终决然对立,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的伦理主张和部分先知同时具有的祭司身份,反映出来二者之间存在的和谐关系;早期儒家经典中可见大量“圣人”作为神秘宗教角色的叙事,研究还揭示出“圣人”与“巫”之间存在承继脉络,“巫”乃“圣人”之原型,古代儒学的宗教性因素不容忽视。揭示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及其与宗教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突破论”主张的有力回应。
  任何宗教都需要外在规范,以表达其内在价值理念。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作为各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和阐述者,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系,作出了各自的回应。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一般认为先知与这些外在规范之间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律法-礼仪的倾向。研究表明,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古代犹太教经典传达出“先知是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这一观念。笔者认为,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信仰表达形式;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支持律法-礼仪,以获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儒学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对天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孔子虽然应仍时代处境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转化,但是他并未彻底拒绝和摒弃礼乐,“述而不作”同样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先知之于律法,纵然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先知与圣人的这种主张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
  政治是宗教在世俗领域的延伸,这在古代世界尤为显著。“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先知(撒母耳)见证了古代以色列君权的建立,曾先后膏立最早的两位君王,表明君权来自神授及其合法性。先知参与建立的政权新模式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严格监督,君王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进行统治,否则将会遭到来自先知的批判。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儒家“圣人”在思考政权来源时追溯至“天”,周公致力于论证政权更迭是因为亡国统治者失德,导致“天命转移”,惟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信仰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圣人”与政权之间关系中的“圣王”、“德治”以及谏诤等概念,均与“敬德”有关。因此,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先知”与“圣人”表现出极大相似性,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所不同的是,先知始终贯彻“信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阐发出“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为儒学铺就了一种人文底色。
  本文在犹太-儒学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溯源“先知”和“圣人”的本义,从犹太传统出发重新认识和思考“先知”,从宗教角度重新思考“圣人”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经典互译、“互鉴式”解读等多元方式,思考并推进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而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经典中“先知”与“圣人”在宗教渊源、价值表达、政治参与等共同议题中相同而又别具特色的应对方式,尤其注重从宗教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二者对于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推进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00年前后,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诸如《法意》《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著作,译著中也表达了自己对西方近代思想的认识与理解。1903年严复为《老子》做了评点,不同于以往学者对该书的注解,严复站在古今中西文化转型的交叉口,把西方近代思想融入中国传统中,“以西释老”,完成了中国传统文本的现代诠释,从而赋予老子思想新的内涵,这使得该文本在老学史及近代哲学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严复尊信进化论,故反对激进革命而主张渐进改良;他接纳自由、民主,故以君主立宪为现实政制之正途。本文分五部分对严复老学思想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对严复思想渊源尤其老学思想进行阐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思路和方法等问题。第一章主要交代严复评点《老子》的时代背景及个人因素,探究严复评点该书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第二章开始进入核心部分,即严复在汇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一面强调西方的实测方法,一面又肯定本体世界的存在,他通过提出“默会知识”这一概念,从而使“形上”与“形下”融合为一,解决了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三章,探讨严复在把“道”作为宇宙万物最终原因的基础上,提倡“任天”,但又主张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与天争胜”,其渐进的变化观在政治上表现为渐进的改良。第四章为严复的政治哲学,严复把老子的“无为”与“小国寡民”的愿景等同于西方政治中的自由与民主,他参照西方政治提出实施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提倡自由、民主,但在晚年又退回到主张强人政治,本章将重点对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进行论述。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机,严复力图解决中国的生存问题、中国文化转型问题,通过解读中国经典,提出救国方案,其理论为政治变革和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和理论准备,具有极大的文化转型的现代意义。
中国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经》是老子思想乃至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要研究老子哲学就必须从《道德经》入手。圣人通常指的是聪慧的人,这对于圣人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概念有了双重含义,一是在道德上具有无可挑剔的人格,二是在政治上有杰出的作为。圣人,是老子所崇拜的对象,也是他追寻的道路,是他所希望的理想人格,在其思想中,圣人是有着超常的人格和认知能力。通过分析老子圣人的一系列概念,分析圣人无为、自然、不争、无欲这些具体方面,深度体会老子的思想,全面阐述老子圣人观的含义。何为圣人?老予以自己思想勾勒出的圣人形象,是以内外宇宙相结合,精通天地之道义,之后来造福人民,不争不欲,一步步走向老子所追求的“小国寡民”,人们和社会都顺应自然的发展,自然而然的生活下去的美好景象。
  本文以圣人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老子》一书中老子的哲学思维。从一个可具象化的人物形象来阐述复杂抽象的思维结果。使抽象化的哲学思想借助圣人这个媒介使之具象化,同时让我们运用更精炼简洁的语言来了解老子的哲学思想。进一步通过传统思想来对当下的社会进行反思,体现老子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第一章,通过查阅文献,调查分析来了解当前《老子》的研究现状以及其中关于圣人研究结果,总结分析再次明确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第二章,阐述《老子》一书的背景及主要的思想内容。同时论述现阶段对圣人的解读,并且《老子》书中的圣人的特点。第三、四章,主要针对老子中关于圣人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第三章是圣人与国家治理,第四章是圣人与日常生活。分别从两方面来论述老子认为的圣人的品质与内涵。第五章,主要论述老子的哲学思想对现代的价值体现。本文希望通过多方面探讨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当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又些许借鉴参考。
  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多次提及到圣人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和儒家思想、墨家思想等其他哲学思想中的“圣人”概念不同,所以试着对老子的圣人观念进行剖析,也是一条深入理解老子精神的实质道路。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人不禁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生活的当今现代社会与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有很大不同吗?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被战争和欲望所占据的大混乱时代,为了确保自己政治上优越的地位,成为更加强大的诸侯国甚至天子国,各诸侯国之间发生了惨烈的战争;为了富庶和经济上的垄断致使各地充斥着杀戮和侵夺,百姓的生命贱如滚滚落叶而毫无制止的办法,世间陷入了罪恶的深渊,人的尊严和价值丧失,与此同时,为了拯救当时的社会,各家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甚至展开了争吵与争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可以说是整个政治和社会上都是充斥着欲望的百家争鸣一个大巨变时代。
  现在我们称呼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为地球村,通过手里的一部手机就可以与整个世界沟通,尖端交通和通信手段的运用,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日生活圈”,以过去都无法想象的程度变得彼此都成为了相近的邻居。与此同时,尽管交通和通信变得发达,生活也变得更加便利,但是,与之相反地,个人和个人之间,集团和集团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却在一天天的恶化。现在的地球村的很多地方还充斥着战争和矛盾,因为理念的对立而肆意地相互反目和蔑视的行为时有发生,公利与合理主义的名分下个人或少数者的多样性得不到认同,近而都在急于扩充自身的利益和欲望,为了赚钱片刻都不停止对自然的开发和破坏。并且,这种否认多样性和多元化的黄金万能主义风潮,滋生出傲慢与挫折,出现两极分化,胜利者能够独断享受快乐,而失败者注定要生活在挫折中,丧失了人类的价值与尊严,最终不得不用自杀等方式来结束宝贵的生命。虽然缺乏具体的统计作支撑,但笔者认为,如果说庄子所处年代的死亡是一种因求生本能导致的朴素意义上的死亡,那么今天的死亡则是被名利所驱使而导致的一种扭曲式的死亡,从这一点来讲,当今社会的死亡是更加凄惨的。
  因此,当今世界比起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需要个人、集团、国家、民族、人种,甚至是人类与自然间的和平共处。同时,各种各样的书籍与研究、思想和宗教也相继出现,但这些也都不过是当代版的百家争鸣而已,对于增长智慧,保障人类的价值与尊严,建设一个和平世界而言还是远远不足的。在这种局面下,以自身独特的“道论”为主,主唱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间观,进入到“宇宙万物中心主义”的宇宙观的《庄子》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庄子》进行批判的学者认为,《庄子》的思想太过于形而上学,缺乏现实性甚至是带有一定的幻想性和梦幻性。同时主张《庄子》的哲学思想是‘显示‘绝圣弃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倾向,使人类持有避世、抛弃智慧,被动的生活态度。但笔者认为,这都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但是很明显,如果庄子是消极、避世的,自然也就无需独自花费巨大精力去撰写10万余字的著作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那种黑暗混乱的时代,庄子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谴责,尤其是对当时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这可以看出,庄子的态度并非是消极避世的,而是进步的、改革性、积极的。并且,庄子思想脉络可以说是真知-大道-大知,这也证明庄子所憧憬的是大知的世界。同时,《庄子》对于典故中出现的刀、炮弹、渔具、钟、鼓、渔网、玩具、马车、建筑物、制度、规定等无数的文明装备,也并非持否定或主张废除的态度,反而,与如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痀偻承蜩等的典故上看到的一样,极其微小的技术和手工可以也升华达到“道”的境界,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是消极避世的错误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修正了。
  在《庄子》上出现无数个典故里,笔者考察了庄子哲学思想中的宝贵含义。也就是说是“真知”、“因是”、“齐物”、“无为”等等的概念。换句话以及简单来说,庄子传达给人类以下这样几种智慧。第一,崇尚大知的智慧人生;第二,摆脱束缚、超越万物间一切差别和不平等的平和人生;第三,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来修养身心,培养平稳的心性,尽天数的健康人生;第四,超越生死,在永远自由的安息地中尽情逍遥的真正人生。下面则从宏观角度来对庄子哲学思想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展开论述。
  ①从“道”的境界中思考一种的新的思想体系秩序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通过庄子的真知论来对人类的思想体系进行重新认识。消除认为存在人为的造物者,以及也不存在任何操作者的虚无主义认识,确保包含宇宙在内的人类和万物的存在性,认识到存在一种能够使得万物生生不息运行的玄妙“道”。从而使得在宇宙万物中微不足道的人类能够明确自己的位置,变得谦逊,阻止大势力的暴行,救赎牺牲在理性和正义旗号下的弱势力量,在“道”的境界中追求人生的价值和真正的快乐,爱护他人、自然、环境等其它的万物,促进彼此间的共存共赢。
  ②“因是”观成为万物存在的根据概念
  强调“原本就是那样存在,至于为何如此却无法得知”的“因是”概念,是所有人类行动和思考的出发点。“因是”概念让世界变得多样性和多元化,构建了一个世界大家园;保证了国家的独特性,使自身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得到发展;加强了社会和组织的团体个性和存在理念,增强了成员的创新性,促进了组织的改革;使得个人得以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实现了自我尊严与价值。事实上,倘若所有的个体或个人都是一种形态或是一种体制,人类也就会变得黯然无趣,毫无幸福可言。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才使得世界绚丽多彩。这都可以说是源自于强调“就这样存在”或“就是这样被赋予”的“因是”概念。因此,在今天,所有的个体都在强调个性和创新性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着向前发展。这也可以证明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做法将不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③“齐物”观成为促进人类和平和保护环境的出发点
  路在成为路之前究竟是田地、小山、平野、还是山川中的哪一个我们无法得知。仅仅是因为路人的行走所以才成为了路。同样,碗中间必须是空的才能盛食物,房子必须由墙壁和屋梁制造出足够的空间才能容人栖息。也就是说,“无”的空间可以说是更加重要的。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讲就是有无相生。此外,人的五脏六腑缺一不可,国家的百姓全都弥足珍贵,都是这个道理。
  构成宇宙世界的万物都是齐一、齐同的。外在形象和色彩都不足以成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谋求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说,要想超越人种、宗教、语言、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构建一个世界的大家庭,“齐物”观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正如人类不过是宇宙世界的一部分一样,大自然中的一棵树、一片树林也同样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人类才能更加爱护自然,防止人类出于自身利益而对大自然进行肆意的开发,这既是顺应大道为人类的子孙后代谋求的宝贵资源,也是促进与大自然和睦共处的伟大创举。
  ④“无为”观应成为人类行动的基本道路
  庄子将“无为”解释为1)自我生生不息的“自化”,2)做到所有事情的“无所不为”,3)“不得已的有为”。强调了即使没有外物干涉或干预,万物也能自行蓬勃成长壮大的“自化”,和与“无为”相悖的、凡事都要做到的“有为”,以及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得已的有为”的重要性。这种无为思想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对子女实施放养式的教育,进行开发时开始追求自然而反对人为性,企业对下属职员下放更多的权限和责任,国家也不再采取调控开放的方式,而是开始重视鼓励发展文化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旅客。这都可以说是基于庄子的“无为”思想。
  但真正的“无为”还是要充分考虑以上三种要素,然后付诸于实践。也就是说,即使放任自由,自己也必须要走上更宽广、更远的路,或进入“大知”的世界;即使要慢慢前进,也必须要实现大器晚成的梦想;当由于放任过度导致丧失方向或目标时,就需要一种不得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无为”。这里要注意庄子讲到的“治”与“德”,虽然是一种行为,但可能成为“治”,也可能成为“德”。
  《庄子》刻画了一个逍遥游的世界,是人类应该走向的理想的乌托邦。用“真知”来修养内心,顿悟得道,此时心灵就会到达一种自由安逸的逍遥境界。《庄予》讲到人类在这种境界中放空白我,与世共游1;心思无所束缚地翱翔在忘乎自我、无欲无求的浑然境界当中;顺应自然而使心志自在邀游2;在广无人际的旷野中遨游;在无拘无束之地遨游3;在四海之外邀游4;在世俗之外邀游5。虽然庄子的这种世界很明显并非是现实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能够使人类永远得到安息的、精神上拥有绝对自由的乌托邦世界。
中国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钟泰(1888-1979年)是“五四”时期涌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其《庄子发微》是其晚年的重要作品。晚清之际,儒学面临被批判与否定的时代讨伐,钟泰痛心儒学不兴,以道自任,会通儒道,因此其《庄子发微》呈现出浓郁的儒学化色彩与较为鲜明的时代印记、以及强烈的学术自觉与文化担当。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第一章主要研究钟泰的学术生平与《庄子发微》的成书背景和基本特色,以及钟泰会通儒道的时代动因。第二章主要研究钟泰对庄子之学的源流归属与其引儒解庄的诠释范式,尤其是引《孟》证《庄》与以《礼》证《庄》等别具特色的诠释范式。第三章主要研究钟泰《庄子发微》的儒学化倾向与崇儒旨趣,揭示钟泰眼中的《庄子》与孔子、老子和《周易》之内在关联。第四章主要研究钟泰妙释《庄子》而阐发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其隐藏在《庄子发微》中的人生境界论、人生修养论与人生价值论。
  《庄子发微》作为钟泰毕数十年之力的重要著作,寄寓着钟泰续接与振兴中国传统哲学的孤往精神与文化担当,以及其隐藏其间的儒家思想之新见。从庄学诠释史的维度看,《庄子发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予以必要的关注与研究。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政治良知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王阳明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其一生践行“致良知”,以官心连民心,功业存乎山川,道德著于人心,这对当下公务员形象塑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公务员作为治理主体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其形象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承载着民众的意愿表达。本文从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内涵与践履入手,阐明了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维度,即破除“心中贼”,培育政治“良知”,以“治心”达“治世”,并在此视域下探析公务员形象塑造应有两大要素,职业道德养成与职业能力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述了“治心”与公务员职业道德养成的内在关联和“治世”对公务员职业能力提升的现实意义。在王阳明看来,为官治政,事务繁杂,归根到底都要靠人来施行,因此首先就需要开掘内在本心,培养人关于社会政治的内在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对于公务员来说“治心”就是要以良知作为准则,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即秉持以忠于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信念、秉持以廉洁公正为核心的行政良知、秉持以政在亲民为核心的公仆意识。而“治心”的最终目的是“治世”,即化德性为德行,唯有这样,良知的政治效用才能显现。公务员作为治理主体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正应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断提升以创新与执行、维稳与应危、人际理解与善治为核心的职业能力,修身立政,以塑造群众满意的公仆形象。
中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唐玄宗李隆基《孝经注》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唐人注和“御注”。自唐以来,被历代学者视为研究《孝经》学的主要文献。本文试图结合政治和经学的双重视角,通过梳理唐以前的《孝经》传本和《孝经注》的成书过程,考察御注与疏文的关系,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从而揭示李隆基“帝王注经”背后的政治意图及其“移孝于忠”的基本思路,并重新认识其在《孝经》学史及隋唐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孝经》的流传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本有郑玄所撰的《孝经郑注》,古文本有相传为孔安国所著的《古文孝经孔传》。至隋代,本已亡佚的《孔传》又出现于世,刘炫对之加以考定而作《孝经述议》。此书真伪虽有争议,但学术影响巨大,与《郑注》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正是《孝经》注本存有分歧和争议,至唐玄宗下令重新质定孔、郑二家,刘知几和司马贞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孔、郑二家的争议并未终结。有鉴于此,李隆基开始了重注《孝经》的准备,这是梁武帝萧衍御注《孝经》这一惯例的延续和再现,李隆基出于政治和学术的双重考虑,确立《郑注》为主、《孔传》为辅的基本立场,并参考诸家学说,历时三年而在开元十年(722年)完成并颁布了《孝经注》,这一注本被称为“开元本”。“开元本”于天宝二年(743年)重修,这是李隆基第二次修订《孝经》注本,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将《孝经注》刊刻于石,即现存的《石台孝经》。天宝五年(746年)《孝经注》又进行第三次修订并颁行中外。元行冲疏文依据的是“开元本”,元氏谨遵“疏不驳注”原则,主要集中于文物典章的疏解,对于御注义理发挥甚少。
  李隆基《孝经注》一书的思想,包含着三对较为突出的范畴,分别是“孝行”与“孝道”、“爱”与“敬”、“忠”与“孝”。孝行与孝道乃是郑玄、王肃二学的重要分野,李隆基所着眼的,乃是君父之道在“孝行”上的落实,从而不能不提到“孝行”的教化意义和神圣色彩,因而吸收了以“孝道”为主题的王肃经学,认为“孝行”即“孝道”,二者内涵已无多大分别。爱、敬之义是东晋南朝时期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隋代延续了南朝“先爱后敬”的思想;至唐代李隆基《孝经注》通行后,则一反刘炫等人的陈说,提出“先敬后爱”的观点。至于忠孝之别,则是汉末以来长久议论的话题,两晋及南朝,学界普遍持有“孝先于忠”这一士族名门的本位立场,李隆基《孝经注》则有意强调忠,且完成了“移孝为忠”的嫁接。
  研究李隆基《孝经注》,不能不涉及邢昺疏。北宋邢昺以李隆基《孝经注》为底本,本着“遵从为主,略有删减”的原则整理元行冲疏,从而根本维护了李隆基注的权威性。可以这样说,《孝经注》能融合《孔传》、郑注本,成为儒学史上普及最广的经典之一,也与宋代官方的遵从和认可密不可分。
中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杨万里生于南宋,历经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因身处宋学之大端——理学各家的竞渡之时,故而在学术视野上得以濡染湖湘学、洛学、闽学、心学等各派思想,而其所著《心学论》(二十篇),虽是从平易处来解经、释经,但作为后学者,却可通过对其中经学思想的分析,钩沉出当时学术思想的大端走向与前进轨迹。
  杨万里治学不尚空言,他在对儒学之“道”穷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探寻“道”的源头,通过梳理“六经”在圣人传道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明确这六部经典在圣学中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儒家传道谱系入手,通过对历代“圣徒”在儒学传承中所作贡献的解读,不仅构建出了具有杨万里思想特点的“道统论”体系,而且由此彰显了儒学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本文从四个部分梳理杨万里《心学论》思想的要旨:第一部分为绪论,说明课题来源、研究现状及其研究价值。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洛学及湖湘学对杨万里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其理学思想的影响来管窥杨万里理学思想特点,为后文阐发其《心学论》中的理学思想做铺垫。第三部分,通过对杨万里《心学论》中二十篇文章的具体解读,剖析其各篇文章的思想内容。第四部分,将杨万里《心学论》置于杨万里的思想中及宋学研究的长河中予以解读,以阐明《心学论》在杨万里思想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宋学发展中表现出的独特性。
中国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通常来讲,当代学者关于老子道论的研究主要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来做研究的,由这方面的研究而产生的问题有以下几个,老子的道是关于天地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生成图式的范畴,以及人们认识老子之道所采用的方法。但是,近年来老子道论的研究有了一种新的突破和趋势,这就是注重探讨老子道论的价值内涵。本文作者认为,老子的道与现实社会人生有密切德关系,老子的道体现的是一种辩证法的思想,具有以下四个层面的价值内涵:老子之道与人的欲望,老子之道与人际关系,老子之道与社会治理,老子之道与自然关系。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无欲、无私、无为和法自然。无欲,就是用本性主宰欲望,而不是让欲望控制住人心;无私,就是要消除自我中心立场,关爱每一个生命;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把个体自我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并顺应每一个个体关爱生命的诉求。法自然,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事物的生存空间,实现人与自然事物的和谐共处。本文以此四个层面来说明老子之道的价值内涵。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兰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1919年7月,李大钊在五峰山度假期间写的长篇论著,《新青年》分两期载完。该文章的发表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促成了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想。这篇文章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在文章中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部分即: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虽说李大钊把马克思理论为以上三部分,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却着重阐述了其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及经济论,所以我们这里也着重论述这三个部分。其次,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如果仔细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认真及谨慎的态度。同时李大钊从不迷信和盲从马克思主义,而是科学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开始了较为系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三次大的论战得以向中国人民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开始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阶级运动,最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和传播,不仅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序幕,指明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影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正处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家庭的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本文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忠实于原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系统的梳理了恩格斯的家庭观,并结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探究解决家庭问题的途径。文章的第一部分探究恩格斯家庭观的形成,一方面从恩格斯家庭观的理论基础着手,分析巴霍芬、摩尔根和马克思等人的家庭思想及对恩格斯家庭观形成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梳理恩格斯家庭观的形成过程,从马恩青年时期出现家庭思想的萌芽开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马恩家庭观的形成,再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家庭观的丰富和成熟。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要部分,系统论述了恩格斯家庭观的主要内容,梳理家庭形态从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变过程,从中揭示家庭发展的规律及唯物主义本质:两种生产是家庭形态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家庭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及婚姻关系、血亲关系和供养关系的统一体,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最后描绘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展望,给人类社会家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使人们对美好的婚姻家庭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向往。第三部分以恩格斯家庭观为理论背景,分析我国当前社会家庭的发展状况,反思以利益至上为主要矛盾的家庭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和途径: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组建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明确自己的道德标准,家庭才能幸福美满,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施存统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属于“五四”期间“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①他在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中,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尽管其一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努力并不是一帆风顺,但他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基本方法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获得了涉及哲学思想、政治理论、经济学说、社会问题等多领域研究成果,构成了他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②。本文拟就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进行整体化探析,梳理其形成发展、曲折前行、实践升华、理论价值四个方面的内容,重点挖掘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内涵和整体化演变特征,以期从一个侧面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发展的艰辛历程,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
  此篇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研究施存统思想的理论成果,为论文研究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第二部分以思想轨迹与实践路径为基点,展现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历程,即经由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变,直至初步确立其马克思主义观。第三部分阐述了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在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徘徊与突围,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新的认识,坚持利用党内或党外的有利条件传播马克思主义等。第四部分阐述在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施存统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学术救国运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完善自己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及实践成就。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施存统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经济哲学价值和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反思及实践批判价值两个方面,展示施存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是一种有着组织、制度、信仰等各因素所构成的特殊意识形态。宗教精神是宗教的本质,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切,具有普遍性、永恒性、无限性、超越性等特征。与西方强分“此岸”与“彼岸”的分离不同,中国的宗教精神强调将超越性、无限性融贯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实践,宗教精神融摄在人文精神之中。《老子》作为中国道家文化的源头,蕴含着浓厚的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精神在道教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本论文以《老子》为中心,着重考察其宗教精神。论文第一章界定了宗教与宗教精神,通过对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进行比较,凸显出中国宗教精神的包容性与现世性。第二章介绍《老子》一书的性质,它既是哲学经典,又蕴含着深厚的宗教精神,是理性的哲学思辨与超理性的宗教精神的交融。第三章着重探讨《老子》宗教精神的主要内容。老子之道既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来源,同时又是天道、人道的内在根据。老子反思现实世界,主张人类应当遵循天道,达到与“道”合一的状态。由此,人类必须敬畏天道,节制自身的行为,效法道的无私、公正的品性,最终超越经验世界,契合天道。因此本章分别从“超越精神”、“敬畏精神”、“平等精神”、“慈爱精神”四个方面剖析《老子》宗教精神的内容。第四章主要探讨《老子》宗教精神的历史影响及其现代价值。汉末道教吸收了老子的宗教精神,倡导节制、为善、慈爱,客观上促进了道德教化。老子的宗教精神有利于促使现代人挣脱出纷繁杂芜的名器世界,重返自然和谐的生活状态,并为真诚的道德实践提供动力与可能性。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朱熹作为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学界对其哲学思想—不论是整体还是局部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把其“为学之方”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却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从“为学之方”这一角度切入,希望对朱子哲学作一个不同视角的考察,以图对朱子哲学获得一种别样的解读。
  本文共分为五章,其中包含一个附录章节—朱陆异同。第一章对“学”和“小学”、“大学”做了简单的字、词源介绍,并对宋以前的“为学观”—主要以孔子和老子的“为学”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第二章从朱熹为学之方的哲学基础入手,论述了其理气论、心性论和理—分殊的思想。第三章以格物致知、敬义夹持和知行并进为节展开论述,着重探讨了其为学之方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通过这些为学之方的主要内容,朱熹所要达到的为学目的—自我完善和理想境界—“天人合一”。附录章节从朱陆之辩、为学工夫与为学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析了朱陆异同,并对朱熹为学之方作了一个佐证。第四章以其为学之方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作为切入点,从而对当今学界的为学观进行深入的反思,以达到与现实相结合的目的。
政治学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思想涵盖了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面窗户。严复一生致力于追求国家的富强,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主张和建议,特别是在思想启蒙方面,他的“天演”进化论思想为近代中国人更新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目前学界对于严复的研究是非常细致和全面的,这也正体现了严复思想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将严复的进化论思想作为一条主线,来分析和阐释严复在政治上的观点和主张,进而客观的将严复政治观的全貌展示出来。揭示出严复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前途的理解与思考,向严复以及学界前辈致敬。
  本文采取政治学和历史学相交叉的写作手法,结合史料和严复的原始文献、书籍和期刊论文来进行写作。第一部分从时局和个人两方面的因素分析严复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通过分析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主张来阐释严复进化论思想的主要来源。第二部分则阐释受进化论影响下的严复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容。第三部分则主要介绍严复渐进政治改革主张的具体内容和严复对于近代中国前途问题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三民思想”。最后一部分,结合笔者的理解对严复进化政治观进行总体的评价、启示与总结。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牟宗三先生作为第三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为解决中国文化如何产生民主和科学的问题,提出了良知坎陷说。良知坎陷说以儒学为基础,以两层存有论开设广义的道德形上学,又以良知坎陷沟通两层存有,使得广义的道德形上学兼有道德与知性。良知坎陷说不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又揭示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潜能,是一项极富开创性、建构性的文化探索。《周易》是牟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其《全集》由《周易》始,以《周易》终。《周易》作为儒家传统的宇宙论的道德论,也是牟先生道德哲学的重要一环。探究两者的相关性为良知坎陷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有助于理解良知坎陷说的发展与内涵;同时申发了牟先生的易学思想,有利于牟先生学术整体性的研究。
  牟先生易学观与良知坎陷说的相关性表现在:一、良知坎陷说中“坎陷”一词源于《周易》,良知坎陷说不仅是对传统儒学的改造,更是对《周易》的改造;二、《周易·坎卦》中的诸多义理被良知坎陷说借鉴、发挥;三、牟先生认为《周易》既有实在论的价值论,又涵有实在论的知识论,这是良知坎陷说沟通两层存有论的前提;四、《周易》也是良知坎陷说道德形上学的基础,它价值世界的观念被良知坎陷说继承;五、《周易》“知几”的观念可以作为良知坎陷的开始,“继善成性”的观念指向良知坎陷完成;六、《周易》重智的传统与良知坎陷说开发知性的目的相合。
  良知坎陷说与《周易》在内容上直接相关,良知坎陷说以《周易》作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基础,良知坎陷说继承和发挥了《周易》的知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因而两者的关联不是部分的契合,而是整体的相应。根本上而言,良知坎陷说是对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的改良,它的源头就在于《周易》。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机器,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来如惊天炸雷一般给迷茫麻木干疮百孔的旧中国带来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指明了道路与方向,最先唤醒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一大批包括杨东莼、陈望道等的早期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在这里弘文励教,使得广西师专一度被誉为红色的“小莫斯科”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由于当时整个形势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广西师专首任校长杨东莼先生不得不在广西统治者有限度的“开明”和“进步”中在蒋桂矛盾的夹缝里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因此作为一所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红色气息的培养马克思主义革命青年的学校,师专对于30年代“白色恐怖”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作用。本文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结合史料从传播的背景、原因、主体、途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要素着重对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的传播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分析并进一步进行了对现实关怀的启示反思,不仅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区域传播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总结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传播的历史经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总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对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以及现状做了宏观的梳理;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传播的国内政治背景及得以在师专传播的具体原因;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的传播主体“红色教授”和进步学生;第四部分通过课程设置、社团组织活动的组建、文艺刊物的创办、党组织的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对师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途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第五部分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师专传播的影响进行了概括总结;第六部分主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可以借鉴的经验启示进行了反思。
伦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互为一体。即政治是具有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在阐发政治思想时,往往与伦理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们以伦理思想为价值规范,以政治思想为理想追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即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以政治理想变革社会,最后归结到治国平天下。
  政治是指人们以一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围绕特定的利益,依靠社会公共权力来实现特定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伦理是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各种道德标准。伦理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伦理在本质上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善恶反映。政治伦理是人们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价值规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广义上讲,政治伦理是指调整人与人、人与国家和人与社会之间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墨子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伦理思想。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尧舜禹古文化为思想来源,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封建制小农经济是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混乱,诸侯争霸是其产生的政治基础。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兼爱”为核心的价值规范和以“尚贤”、“尚同”等为主要内容的实践理念构成。价值规范主要包括:“兼爱”思想、“非攻”思想和“兴利”思想;“兼爱”是平等的爱,是爱无差等,是一种人间大爱。“兼爱”是对“仁爱”的超越,具有超前性。“非攻”反对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兴利”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要求统治者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实践理念主要包括:“尚贤”思想、“尚同”思想、“节用”思想、“节葬”思想、“非乐”思想和“法仪”思想。“尚贤”主张任人唯贤,打破等级观念,国家要由贤者当政,这样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尚同”要求建立坚强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节用”和“节葬”要求节约资源,反对浪费,减轻人民的负担。“非乐”要求杜绝统治者的音乐享乐,过度的音乐享乐会加重百姓负担,影响农业生产。“法仪”要求天下要有统一的准则,治理国家还要依靠法的力量。其内容有丰富的积极意义,“兼爱”思想有利于实现人类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尚贤”思想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给国家提供人才保证;“尚同”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社会稳定;“节用”、“节葬”和“非乐”思想有利于减少浪费,预防腐败;“法仪”思想有利于社会法制建设等。但是也有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例如:“兼爱”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节葬”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等。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典型的平等主义,以“兼爱”为主要表现,主张人们互利互爱,反映了人民渴望平等的愿望;明显的现实主义,“兼爱”、“尚贤”和“尚同”等思想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浓厚的宗教色彩,“兼爱”和佛家的“普度众生”有相似之处,“天志”和“鬼神”也带有宗教特征;突出的实用主义,“兼爱”是为了实现社会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节用”是为了减少浪费,减轻人民负担等,这些思想在实际生活中都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深入学习和研究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世界共同繁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兼爱”思想有助于全面优化改革,协调各个行业的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局势突变,利益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就更应该倡导“兼爱”思想。“尚同”思想有助于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树立核心意识,加强全党的团结具有重要影响。“尚贤”思想有助于建成创新型国家,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和选拔创新人才有积极的参考。
中国史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学界对《四书》的研究集中在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上,对吕祖谦《四书》学思想的探讨,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这方面进行系统地整理归纳,并进行一些理论分析研究,希望能够让宋代《四书》学研究以及吕学研究更加完善。
  吕祖谦的学术生涯是在南宋时期,当时社会内忧外患,政治、经济面临着很多挑战,社会道德有滑坡的趋势,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吕祖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促使吕祖谦思考了很多与现实有关的问题。吕祖谦又有着一定的家学渊源,吕氏前代学人对《四书》很重视,这也使吕祖谦终生对《四书》都有浓厚的兴趣。
  在对《四书》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的时候,吕祖谦主要从天理、仁说、修养论三个角度来分析。吕祖谦认为世间万物只有一个理,理在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体现,两者之间是相通的,并遵循着理一分殊的原则。人应该去主动认识理,对理的认识不能有丝毫损益。吕祖谦对儒家重视的仁观念进行阐释,认为仁是一切道德的总原则,并对仁做了具体阐释。吕祖谦重视内在修养,认为人应该向内挖掘内心中的善,提高自身的修养。在对《四书》的政治思想解释的时候,吕祖谦认为政治的原则是为政以德,而不是智力、诈术。为官者的个人素质非常重要,吕祖谦以《四书》为蓝本进行阐发,说明了为官者应具有自重、取信他人、注重言辞等应有的修养。吕祖谦还强调了评判为官的好坏要重视官员施政的实际效果,并提出应给予官员一定的容错纠错空间。在理想人格方面,吕祖谦认为人应当立大志、养成坚毅不拔的性格,追溯古代的圣贤。
  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比较,吕祖谦对《四书》的研究,其义理略微单薄,解释略为琐碎,甚至在解经时还有一些两可之语;吕祖谦在解经时善用比喻论证,并且善用人们日常接触的事物类比说明。与张栻《论语说》、《孟子解》比较,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张栻见识高明,他提出了公利与私利之分;吕祖谦则强调了义在利先,提出官员应在义利问题上为民众做出义在利先的表率,引导社会风气。吕祖谦对《四书》研究的特点有:注重义理阐发,从哲学、政治、义利之辨等多角度入手,善用日常生活的事情类比。同时,吕祖谦对《四书》的研究未能建立一套严密的《四书》学思想体系,在具体的解释中也有前后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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