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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 西南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管理教育工作是军队建设中一项最根本、工作量多且频繁的、全局性工作,它贯穿战备执勤、军事训练、日常工作等活动,内容涵盖了官兵的所有思想行为。新兵训练项目是将具有入伍资格的普通地方青年培养成为合格军人、充实部队战斗力这一重大工程中一个十分重要且基础的项目,是组织与管理的必经环节。其作为部队工作一个大项关键分支,是部队战斗力建设的源头性工程、基础性工程。做好新兵训练项目的管理工作不仅能够保证军队团结统一、维持军队秩序,也能巩固并提升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士兵是军队建设工作中的主体,新兵正是士兵的源头。然而,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也使兵员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量“90后”青年正逐步迈入军营,并渐渐占据了部队中士兵队伍的主体地位。这些“90后”新入伍士兵的到来不仅给军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还给基层新兵训练项目管理工作引入了新挑战。怎样根据“90后”新入伍士兵的群体特征,有效地对其进行新兵训练项目的管理教育,是所有基层带兵人无法回避、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从管理的基本概念、相关原理入手,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某森林总队“90后”新入伍士兵现状进行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了“90后”新入伍士兵的群体特征及相应特征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围绕它们提出了五个对应的新兵训练项目的管理建议,其内容主要包括:加强教育引导,增强“90后”新入伍士兵的使命意识;更新传统观念,用辩证的眼光看待“90后”新入伍士兵;对“90后”新入伍士兵的管理工作要做“细”;严格奖惩制度,对“90后”新入伍士兵实施科学管理;营造良好环境,用人文关怀“90后”新入伍士兵等。最后,本文设计了一系列“90后”新入伍士兵训练项目管理方案,旨在帮助管理者及时发现新兵训练项目管理工作的本质问题,在“90后”新入伍士兵的心中充分树立艰苦奋斗、为国效力的思想。
中国近现代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法战争是一场打打停停、历时一年半(1883.12~1885.6)的中外战事。在军事与外交交相角逐的过程中,清朝内部对于要不要打、是继续打还是尽早停战的问题争论不休(学人称之为“战和之争”),贯穿全程:源于中法交战前的保越与弃越之争,在山西、北宁之役后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式论争,其内容是对法作战抑或讲和。其间,主战、主和两论或势均力敌,不分高下,或此起彼伏,时消时涨。清军在镇南关获胜之所以再次触动战和之争的神经,在于战、和两派对这一胜利认识不同。在主战派看来,镇南关大捷使得越北军事形势喜人、法国政局动荡,坚持战斗将能获得更大的胜利,而法人狡诈,这时停战议和将中法国的缓兵之计,遂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三次电请朝廷勿停战、缓撤兵,督办闽海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封疆大吏群起响应之举。主和派则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清军在镇南关获得的是局部胜利,再打下去,取得全局胜利的可能性很小,而本土台湾形势危急,澎湖列岛尚在法军手中,清军在东南沿海战场处于下风,若值法国政府新旧交接之际停战议和,是最佳时期。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主和派的领袖,太常寺少卿张荫桓、蛰居乡野的原驻英法使臣郭嵩焘等都附和其主张。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镇南关之战爆发前,《申报》舆情发生了从新闻报道到评论战事、从评论战事到出谋划策、从出谋划策到左右舆论的变化。⑵镇南关战火燃起后,《申报》进一步关注法国政局,从3个方面分析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去位的原因,进而揣摩法军意图,指出法军将会扩大战争的理由和停战议和的原因,预测战争前景,认定清军有“扫净尘氛,还我藩服”的能力。这些分析的预测,有的尚中窾要,有的则是空中楼阁。⑶镇南关战事结束后,《申报》继续亮出自己的观点:在对待停战问题上,大胆斥责清政府战和不定的态度,对清军过早撤兵深表惋惜,并对中法和议的可靠表示怀疑。在对待中法和约问题上,既不满意按《李福协定》的内容议和,又不满意由西方人代议条约,更不满意条约的内容。在对待善后问题上,提出了加强边界管理、酌量增加防营、整饬军队等积极建议,旗帜鲜明,颇有见地。尤其是对国情的反思,揭露官场吏治腐败,指出边疆开发滞后之弊,洋务运动收效不高等,值得深思。⑷透过《申报》参与战和之争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和之争对社会舆论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战、和两派的言论都曾对《申报》产生过的影响,主战论鼻祖刘长佑著名的“能战而后可和”论提出后,《申报》接连抛出社评,阐述、发挥了这一观点。同样,主和的国子监祭酒盛昱提出“战守皆以足饷为主”论后,《申报》连续刊出了《论饷源》、《再论饷源》两文,足见影响之深。⑸尽管战、和两派的观点对社会舆论影响不小,但战和之争的发展却不能左右社会舆论。《申报》毕竟不是官办媒体,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大众,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激发民智的办报方针,决定了它不会迎合朝廷内部战、和两派为政治利益而开展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⑹封建制度下社会舆论对最高统治者影响甚微,这是分析、探讨《申报》参与战和之争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
中国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明朝海防整体建构作为大背景,以杭州湾北岸海防为研究主体,探究其海防体系不断建构的过程,从中分析出明代海防的一般机制。本选题试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整体性思路,利用相关的府、县志并结合相关海防叙述的专著,对明代杭州湾北岸海防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由于杭州湾北岸沿海临近日本及东南沿海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的双重作用,造成明初杭州湾北岸的海防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应对,明政府建立了以陆上和海上两部分构成的海防防御体系。陆上防守由卫所、巡检司和台、寨、烽堠构成。海上防守主要依靠强大的水军、军船和水军巡逻制度构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到了明中后期,倭寇入侵重新变得严重起来。杭州湾北岸的拓林更是被倭寇霸占,成为倭贼和海盗的大本营。杭州湾北岸的海防体系得到重新的修整。明政府派遣了许多专门的备倭专员整饬杭州湾北岸海防,还对原有的海防体系进行了调整。军船、屯田得到整修,巡哨制度正式建立,民间力量得到了合理的招募与利用。此后,杭州湾北岸海防体系未曾大变。
  明代杭州湾北岸的海防是明代海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防御体系不仅可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也起着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明代的杭州湾北岸海防体系对于清朝的海防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受到明朝海防防御思想的局限,杭州湾北岸海防体系产生了很多不足。海防体系受政治的影响很大,难以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中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士兵射击训练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基础,军队训练信息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针对我军士兵训练智能化、信息化的需求,设计了一套成本低廉、管理维护便捷、安全性好、训练智能化的士兵射击辅助训练系统,目的是缩短士兵射击训练周期,提高训练质量。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仿真模拟装置硬件设计。仿真模拟装置是以一款95式仿真枪为基础,由激光模拟装置和后坐力模拟装置组成,根据枪体尺寸合理地安装在相应位置。激光模拟装置选用RL650-200G3半导体激光器作为激励光源,并配合WT588D语音芯片模拟实弹射击;后坐力模拟装置是利用电磁铁点通式工作原理设计的,既可灵活地调节模拟力的大小,也满足了整个硬件系统对配重的要求。
  2.据枪动作检测系统硬件设计。据枪动作检测系统选用STM32F103RCT6作为硬件部分主控芯片,由多个操作要领检测模块及无线数据传输模块构成,用以检测据枪压力、枪体姿态、操作步骤及士兵呼吸状态信息;无线数据传输模块采用nRF24L01传输装置,主要功能是通过USB串口将下位机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上位机系统。
  3.针对硬件系统完成软件设计。软件系统包括下位机系统功能实现部分和上位机射击成绩管理部分。其中下位机部分配合硬件系统完成射击成绩及据枪要领信息的检测、处理、传输;上位机射击成绩管理系统即士兵射击成绩评定系统,下位机上传的数据经过分析处理后显示在指定的上位机界面上,包括靶环及弹着点的显示、枪体姿态的显示以及据枪压力曲线图,为士兵的射击成绩评定提供依据。
  初步实验验证,士兵射击辅助训练系统性能稳定,不仅可以实现射击成绩的直观显示和士兵据枪操作要领的自查自纠,还可提高射击训练自动化程度及训练安全性,节省训练资源投入,为部队提供良好的训练平台。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给中国传统海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晚清海防面临严重危机。自鸦片战争后,清廷中的有识之士便开始思考海防问题,逐渐意识到中西海防之间的巨大差距。到中法战争爆发,海防危机进一步加深之时,近代海防思潮已经开始广泛传播。杨昌浚在继承前人海防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日本侵台和中法战争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使其海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为当时的海防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而且对海防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拟对杨昌浚的海防思想和活动做一个全面评述。
  本文从四个部分介绍杨昌浚的海防思想和活动。第一部分:杨昌浚海防思想的缘起,主要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杨昌浚海防思想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第二部分:杨昌浚的海防战略思想,主要分析了杨昌浚“师夷制夷的自强战略”、“重点设防的战略布局”和“闽台一体的国防战略”三种海防战略思想。第三部分:杨昌浚的海防建设思想,重点从沿海防御、海防设施、海防人才、资金供应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评论了杨昌浚的海防思想。
中国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大同镇在明帝国长城防御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同时也是保障京师安全的重要屏障。其官兵、马匹数在“九边”中首屈一指,故大同镇粮饷供应历来受到明廷重视。
  边镇军马数有原额、现额、实数诸多区别。其中现额、实数与粮饷供应密切相关,而原额指未经制的官兵数额,其与粮饷供应量的相关度较低。由于边防形势需要,大同镇军马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尤以嘉靖间增兵最多。随着边镇供应规模不断扩大,对其进行保障的相关供应制度也逐步完备。
  大同镇粮饷供应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供应主要是山西行都司所辖各卫所及大同府所辖各民府州县,在上交税粮中专用于军储的部分。外部供应则是山西、河南二省坐派大同镇的民运粮、京运年例银、开中盐银及救济性供给等多种方式。对大同镇供应起到支撑作用的是军屯、民运粮、京运供给。明代军屯不断萎缩,对粮饷解决的贡献有限。民运粮稳中有升,在供应体系中至始至终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京运年例银从无到有,自嘉靖时起直至明亡,京运年例银在大同镇供应体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以上均是额定粮饷供应,但这仅是制度规定。实际情况决然不会严格按照制度区画进行机械供应。粮饷供应要受到制度变更(月粮制度、税粮白银化)以及外部环境突变(灾伤、战争)的影响。只有在综合分析边镇粮饷供应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才能还原大同镇粮饷供应的本来面目。
  大同镇粮饷供应是一个“虚”“实”结合、相互协调的系统。京运与民运税源,均为“兆民之供”。民运逋赋成习会加重京运供应的压力,反之,京运愆期使得民运催征更显得迫在眉睫。大同镇粮饷系统的运转有着较大弹性。比如其主、客粮饷的支用原则是“通融相支”,在粮饷供应中则多方“协济”。明中期后,京运补给经常扮演着“消防员”的角色。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朱克靖领导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从1937年底在汉口筹建,一直随着军部转移,先后在南昌、安徽、江苏等地,围绕“抗战救国”这一主题,以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形式开展工作,并组成专门的民运队伍,进行抗日宣传。鼎盛时期,其成员达四五百人,在鼓舞军民的抗战士气、统一战线的巩固、民众娱乐生活的丰富、文艺政工干部的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誉为“铁军轻骑兵”。因此,对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学术界专门研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文章很少,有关服务团成立的具体时间、组织机构及人员变动等情况,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而有关其开展的文艺宣传活动及其发挥的作用也仅仅是在论及新四军文化时稍带提及,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对“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进行一次系统的研究。
  本文的时间跨度从1937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汉口筹建起,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撤销建制,改称一师战地服务团止,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南昌初创”,主要写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的背景、过程、人员来源、组织构成,及其开展的活动。第二章“云岭峰火”,是本文的重点,主要写战地服务团从1938年4月向岩寺转移直到1940年4月移师江南指挥部这段时间,服务团在人员建制上的调整及其开展的相关活动。整章分为岩寺整编、进驻云岭、挺进江南、转战江北四节,分别论述战地服务团在各阶段的人员组织调整、开展的文艺活动和民运宣传工作。第三章“三易旗帜”,主要写的是在形势的逼迫下,战地服务团被迫进行的三次建制上的调整,由军部所属分别转为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新四军一师建制。第四章对战地服务团的评价,从分析其建团特色入手,探讨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抗战时期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当今的启示。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四军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八路军形成南北呼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四军自其成立之日起便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为摆脱此种困境,并支援抗战,新四军贯彻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借道扬中,顺利渡江,在苏北桥头堡江都建立苏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面对此时江都日伪、顽、中间派三足鼎立的环境,新四军在惠浴宇等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出谋划策,共同保卫郭村、稳定中间派、扩大根据地,实现了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建设。一方面健全了江都地区党政建设,奠定了日后江都地方党政机关的基础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保证了江都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展了江都地方经济起到支援周边及前线抗战的作用。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以新四军在江都地区的活动为主线,将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分为三节,从微观角度具体分析了抗日战争大背景下,江都地区及其周边的政治环境,为新四军今后在江都地区的发展进行铺垫,并介绍新四军到达江都后通过郭村保卫战实现了政治地位的上升,建立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各项抗战活动;第二章分为三节,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主要介绍新四军主力东进后,留下的部队及后来再进江都的领导机关在江都地区进行的党政建设包括党员干部的自我净化、“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健全、基层政权的改造、精兵简政的开展及深入、“三冬”运动的全面开展及社会建设包括经济、文教、军队、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为江都地区的发展及前线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一章分为三节,是论文的升华部分,以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江都地区民主建设经验为基础,结合当下江都建设的发展得到的启示。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防炮台是沿海地区一项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起到保护沿海居民安全、保卫内陆重要城镇、捍卫海疆权益、防止侵略等重要作用。我国在明代抗击倭寇的斗争中,在沿海险要地区设置了大量卫所堡垒,有效的抵制了侵略。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卫所体系,并且将明代的卫所堡垒发扬广大,同时参照西洋的炮台建筑样式,形成了要塞炮台。清代的炮台设计较明代优化了炮台型制和建筑材料,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炮台要塞体系,炮台分布星罗棋布。这些炮台修建时间持续一百多年,耗资巨大,且工程艰巨,遍布我国绵长的海岸线,堪称“海上万里长城”。这些炮台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有时在战争中有所失败,但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广东省广州作为清代中后期重要的通商口岸,作为主要与西方交流的窗口,同时担负着国家海防安全的重任,所以清代广东的海防炮台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可以说是修建最早,规模最大,且最具代表性和推广性。从当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来看他们多关注广东中路的虎门炮台防御体系,而对于鸦片战争前的广东全省的炮台整体上的考订工作并不多见,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调整,地名更迭和地理沿革,广东沿海的炮台考订工作比较困难,本文愿为此项考订工作做某方面的尝试。
  本文以鸦片战争前的广东海防炮台考订为主要线索,详细论述广东省三路海防炮台的情况。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清代广东沿海地理和海防部署概况,第二部分通过具体史料对东路的潮惠二府炮台进行考实,第三部分是对中路的广州府各地的炮台进行考订,第四部分主要是对西路肇高雷廉琼五府的炮台进行考实,第五部分主要是说明广东沿海炮台在内外战争中的作用,并指出炮台的局限性,从而概括出清代广东炮台的修建特征。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军队纪律既是军队全体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也是军队领导机关在军队管理中使用的重要手段。西柏坡时期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战略决战转折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军队纪律建设继承发展了以往军纪建设的成果,在纪律规范上中共中央重新在全军推行党委制、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纪律教育上也通过在全军普遍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入城纪律教育等活动来强化广大官兵的遵纪意识。西柏坡时期的军纪建设加强了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中对各部队的集中领导,保证了战略决策的切实实施,同时也为三大战役及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在纪律规范、纪律教育以及纪律整训等方面的建设,增强了广大官兵自觉遵守纪律的意识,促进了军队内部民主团结,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使军队拥有了铁的纪律。军队纪律的建设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保证了部队思想行动集中统一,为胜利完成各项革命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历史经验表明深化国防和军队变革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纪律作为保证。军队打仗靠纪律,应对全面深化改革同样要靠铁的纪律。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军队铁的纪律却不应该摒弃,本文希望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西柏坡时期中共军队纪律建设的经验,以期有益于当今国防现代化建设。
历史学;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代陆上边防的重中之重在于漫长的北边防线,而北边防御体系的要害在于“九边”。实际上,明代的北边防御体系并不仅仅包括“九边”各镇,而是始终存在“内边”、“外边”两个层面的防御系统。其中的“外边”也被称为“极边”,是包括“九边”各镇在内的边防最前沿;“内边”也称为“次边”,是西起山西宁武关、雁门关,中间经过倒马、紫荆诸关,东抵白羊口、居庸关,长达千余里的“第二藩篱”。在明代,保定地处这条“内边”防线的中间地带,是沟通“内边”东、西二路的核心环节。因此,保定境内的“内边”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明代“内边”体系的经营策略和思路。然而,明代的“内边”体系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综观整个明代,“内边”体系在保定境内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明初收取保定至永乐初年。因明代的统治中心在南京,对于北部陆地边防的认识尚不深入。加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明廷又在“九边”以外奉行以攻为守的边防策略,因此保定并不是明代北边防御体系建设中的优先选择,当地的防御体系建设大多以卫所的轮戍为主,兼以增筑部分防御设施。总体来看,这时的“内边”体系始终是作为一条“隐性”防线而存在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永乐初年,一直持续到“土木之变”前后。在这期间,大宁都司内迁保定,曾给明代北边防御体系建设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举也是明廷着手构建保定防御体系的开始。“保定五卫”的开设不仅表明保定地区正式出现了常驻的卫所,同时也标志着保定境内的“内边”体系建设从此步入正轨。在这之后,因“九边”防线无法再单独承担全部的边防任务,明廷对“内边”沿线的防御体系建设日益关注。这一时期的经营,以卫所的常驻及区域间的相互策应为主要形式,京军、民兵正式参与“内边”体系下的戍守。此外,巡视官的常设、守御武职事权的逐步提高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可见,这一阶段是“内边”体系在保定境内的初创阶段,防御体系日趋完善,增调驻军及防御设施建设稳步进行;第三个阶段是保定境内“内边”体系的正式形成,大体上以嘉靖年间保定建镇为主要标志。在保定防御体系内部,经历了一系列职官调整。首先是保定地区镇守武职的正式出现,表明在“内边”体系框架内,在各处守御武职有了明确的节制与策应关系之后,保定地区的守御力量在更高层级有了统一节制,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至此明确。与此同时,包括保定在内的京南诸府在支撑“内边”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在战略上的联系日趋紧密并奠定了后来保定建镇的基础。保定镇守总兵官的出现,标志着保定正式成为北边重镇。更为重要的是,“内边”三路至此已经全部建镇,“内边”体系也正式宣告形成。自后,保定境内“内边”体系中的文武官皆有定制,营伍力量壮大并广泛参与本镇的日常防守,往来策应皆有成规,明代“内边”体系的核心环节也因此得到保障;第四个阶段是“内边”体系出现的一些职能演变。这一趋势最早开始于嘉靖中后期,进入隆庆、万历年间趋于加速。随着明代北方传统威胁力量的减弱,以及主要战略威胁方向的转移,包括保定镇在内的“内边”防御力量主要以策应蓟辽等地为主,到了明代后期还有防海备倭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任务。其原有的职能出现改变,也带来了防御体系内部的局部调整。经过明代中后期的一系列转变,明廷对“内边”体系核心地带的经略力度较之前有所降低,因此也导致保定地区的战略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这一趋势贯穿于明代后期北边防御体系的发展全程。崇祯十二年时清军分道入关,保定镇已经无力阻挡,“内边”体系最核心的环节实际上已经宣告崩溃。到明末,面对李自成农民军的猛烈攻势,明廷在保定境内的防御布局最终被打破,明代的“内边”体系也随之完全瓦解。
中国古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骑兵研究是两汉军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骑兵建设战略、骑兵编制、骑兵战术、阵法等重要方面。文章利用新出土的简牍材料,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表格统计等方法,从骑兵建设战略、骑兵编制、骑兵战术等三个方面着手,发掘余议,希望将两汉骑兵的发展概况清晰的呈现出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从宏观视角,探讨两汉骑兵建设战略和各项措施。自刘邦白登之围后,汉朝一直在努力建设骑兵,骑兵数量不断扩张,文帝中年更是赫然发愤,组织训练骑兵,贾谊等汉朝精英人物也在努力探寻骑兵建设战略,然收效不大。随后晁错完善贾谊战略,对骑兵建设全面规划,汉朝骑兵建设才纲举目张,实力迅速提升。晁错在四个方面对汉朝骑兵进行了战略规划,为汉朝骑兵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注重骑兵将领的训练与培养;二是完善以夷制夷策略,与游牧民族骑兵相为表里,各用长技。三是强调骑兵训练的重要性;四是提出马复令,使马匹供给源源不断。武帝时更加重视骑兵建设,汉朝骑兵建设军费开支庞大,骑兵建设战略影响延伸到马政,财政,祭祀以及对西域征伐等方面。东汉时期光武帝厉行节约,骑兵建设战略发生转变,省罢牧苑,倚重属国骑兵,骑兵发展向重骑兵方向发展,导致轻骑兵缺少,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重骑兵发展。
  第二部分,从微观视角,探讨两汉骑兵编制、战术和阵法。汉朝中央、边郡、内郡骑兵的编制是以“骑伍长—骑什长—骑士吏(队)—骑五百将—骑千人将(曲一级)—骑司马(或司马)”的部曲编制为基础与其他步兵、车兵相组合,但具体方面都各有所不同,灵活组织。中央骑兵系统中,主要探讨郎中系统和中尉系统中骑兵编制发展演变。边郡、内郡骑兵编制汉初与中尉系统相差不大,可以看成中尉系统的平行延伸。随着时间发展,边郡军事职能更加突出,边郡军事机构扩张,形成屯兵系统、候望系统、属国骑兵系统,其中都有大量骑兵,编制较复杂各部分都有所不同,每个系统中都配有大量骑兵以其独特的编制融入其中。内郡则往反方向发展,军事机构萎缩,有些地方骑司马都取消了,由司马管理骑兵,东汉时期光武正式取消内郡都尉,内郡骑兵也随之裁汰。
  第三部分,也是从微观视角,探讨两汉骑兵在部曲编制下灵活运用阵法、战术以及军队的训练。首先,从史籍中各种战争的记载,结合上孙家寨汉简、《尉缭子》中和其他相关记载,分析两汉骑兵对曲行阵、方阵、圆阵的运用和战阵训练。其次两汉骑兵侧面和正面冲击战术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东汉时突骑的出现,正面和侧翼冲击战术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重骑兵的发展。
后方勤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我军正处在军事后勤改革的关键时期,由以往的成建制、区域化卫勤保障转变为现代全局性一体化综合卫勤保障,是卫勤技术装备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期。尤其是特殊局部环境卫勤保障,如高原、寒区、热区、戈壁、坑道、海洋、太空等。本研究主要围绕高原特殊环境下卫勤保障的物质基础——卫生装备展开研究。高原地区自然环境特殊,具有低压、低氧、低温和低湿的特点,严重威胁高原官兵健康、降低进驻高原官兵作业能力和作战能力。高原卫勤保障需要面对的自然条件恶劣、受领的任务较重、保障的面积大、机动的距离远、区域道路崎岖,地方卫生资源差等特殊情况,对卫勤部队自身保障要求高,对高原卫生装备的依赖性大。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归纳法、头脑风暴、专利研究、专家咨询、现场调研等多种研究方法,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和我军高原部队卫生装备现况,致力满足未来高技术条件下高原局部战争卫勤保障需求,并实施相关需求、问题与研发战略研究。当前军队卫生装备体系中尚无针对高原特殊环境的卫生装备体系。高原部队当前所用卫生装备仍以平原卫生装备为主,结合高原相关用氧装备以及进行部分性能改造、组件加装或组合融合的方式使用。这些装备在研发之初未考虑到高原环境的针对性,装配高原部队使用后往往容易引发适应性、稳定性、机动性、维护保养维修以及撤收展开等问题,影响高原卫勤训练和平战时卫勤保障效能的发挥。本课题组提出HASDHE概念后又以高原部队需求为牵引,拟从装备的研发设计源头着手研究专门针对高原特殊环境的系列卫生装备。研究以“需求”为出发点,进行HASDHE相关理论分析,探讨HASDHE研发可能涉及的问题,探索未来HASDHE研发的影响因素和方向,并以此提出未来HASDHE短期和长期研发战略,主要内容详述如下:1.概述。阐述课题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2.军队HASDHE需求研究。(1)从Y理论因素、环境因素、人的因素、装备勤务职能因素、未来战争因素五个方面进行HASDHE需求影响理论分析。(2)进行专家深度访谈。探索高原卫生装备现有的问题和困难,听取专家对HASDHE研发的意见和建议,讨论军队HASDHE研发影响因素和研发方向,整理归纳汇总制定出军队高原特需卫生装备需求、问题与研发战略研究专家咨询表。(3)需求调查研究。本研究采用头脑风暴、专家访谈、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等多种研究方式开展HASDHE需求研究工作。筛选调研对象为高原卫生装备相关的管理、科研和医疗岗位的现役军官或文职干部,部分专家还兼任各单位野战医疗所所长或副所长,对野战卫生装备很熟悉。具体单位涉及武汉联勤保障基地、西宁联勤保障中心、西藏军区卫生处、新疆军区卫生处和第三军医大学、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西藏总医院、成都总医院、兰州总医院、解放军第4医院、解放军第5医院、解放军第8医院、解放军第42医院等多家单位。从整体和分类两个方面调查专家对HASDHE需求的认同程度,并进行赋值和统计分析。3.军队高原卫生装备现况研究。本研究通过专家调查分析探讨我军军队卫生装备现况,包括专家对军队卫生装备现状的整体满意度、对保障官兵健康满意度以及分类调查卫生装备保障效能满意度,并预见性探索卫生装备对未来高技术条件下高原局部战争卫勤保障满意度。4.军队HASDHE问题研究。本研究从重要性、环境适应性、技术、战争适应性以及研发难度和迫切性五个方面探索军队HASDHE研发之问题。研究发现HASDHE科技含量高,对高原特殊环境和高原战争特殊卫勤保障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强,其研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得到专家充分认同。但是专家普遍认为未来HASDHE研发的难度大,受影响的因素多,HASDHE研发之路尚远。5.军队HASDHE研发因素研究。(1)HASDHE研发影响因素多,专家认同度从高到低依次是高原卫勤需求、高原官兵健康需求、技术、人才、政策、经济、理论、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2)未来HASDHE研发方向专家认同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微型化、模块化、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一体化、集约化和无人化。(3)案例研究。根据高原凝血特点和现有止血带功能,提出高原医用止血带初步研制构想。根据高原环境及伤病员转运、后送特点,初步提出高原型担架初步研制构想。6.军队HASDHE研发战略方案研究。通过前期问题、影响因素和发展方向研究,结合高原卫勤保障特点及HASDHE研发的军事意义,研究认为军队HASDHE研发战略须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战略方案准备。(1)军队HASDHE研发短期战略方案。一是改善高原装备通用性,缩短HASDHE研发周期;二是掌握高原官兵疾病谱,提高HASDHE研发准度;三是突出高原环境针对性,明确HASDHE研发方向。(2)军队HASDHE研发长期战略方案。一是军队HASDHE研发平台创建战略;二是军队HASDHE研发人才培养战略;三是军队HASDHE四级防控装备体系构建战略。
公共卫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实行文职人员制度是我军调整改革军队力量构成和人力资源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自2005年6月我军实施文职人员制度以来,部队现已聘用了数万余名文职人员。文职人员成为我军人才队伍的“生力军”,在我军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批文职教员走上了军校教学岗位,承担了大部分专业基础性课程和部分专业课程教学任务,已成为我军教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军校注入了新鲜血液,激发了人才队伍活力,得到了军内外的广泛认可。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近20年以来中国军队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就此拉开帷幕。随着本次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的深入推进,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已悉数落实到位,院校调整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文职人员编配比例将进一步扩大,必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成为我军整体军力的重要组成。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和改进文职人员队伍建设,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部队建设的重要课题,搞好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运用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策略进行了相关研究。
  第一,对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对文职教员与军人教员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提出了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的内涵和特征,阐述了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依据以及现实需求。
  第二,设计了《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调查问卷》。问卷分为思想政治素养、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军事基础素养与师德风范5个维度,按照心理学问卷编制的方法对问卷进行了预测和检验,各项指标较好,可以用来调查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现实情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测量工具。
  第三,采用自编《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调查问卷》对驻渝3所军校不同专业的文职教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文职教员对自己岗位任职能力情况的主观判断处在比“一般”稍好一些的程度上;其中,思想政治素养维度情况最好,科研能力维度情况最差,具体为:思想政治素养>教学能力>师德风范>军事基础素养>科研能力;在岗位任职能力总体与5个维度上:30岁至40岁年龄阶段显著优于20岁至29岁年龄阶段的文职教员;获得硕士学位与获得博士学位的文职教员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优于获得学士学位的文职教员;获得讲师职称与获得副高以上职称的文职教员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优于获得助教职称的文职教员。
  第四,在分析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别从文职教员自身、军校与政策制定三方面剖析了影响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文职教员是促进自身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的内驱力,要具备强烈的自主发展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分别从角色转变、工作创新和表率意识三方面下功夫;军校是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的主阵地,要从发挥教育功能、打造全维度培训体系和优化管理模式三方面下功夫;政策制度是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的重要保证,要从创新考核评价机制、科学调整薪酬制度和健全人才引进、竞争、淘汰机制三方面下功夫。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陈夔龙(1857-1948年)字筱石,又作韶石、小石。号庸庵居士、花近楼主等。贵州人,起于寒士,光绪进士。陈筱石思想保守而稳静,性格谨慎而圆润,处事务实而勤敏。在大变局时代中,陈曾在兵部做了十余年郎员。甲午后因时势需要,陈凭借他非凡的品行、素质和能力,而被统治阶级所格外赏识、依赖和器重,从而官运亨通,迅速地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清末大臣。陈历任顺天府尹、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亡后归隐。1948年逝世,后葬于杭州。
  庚子年的冬天,清廷发布改革诏书,开启“清末新政”,被迫施行主动的自救改革,以“雪耻自强”,成为清末最后一次全面而深刻的不乏成效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各省各地的改革也随之展开,中原大地也依令启动新政。豫抚锡良、张人骏开启清末河南新政后,1903年春陈夔龙接任河南巡抚,一直到1906年春实卸之。陈氏抚豫期间,全国新政氛围正浓,河南风气亦萌蘖渐开。在三年多的抚豫间,陈夔龙勤奋认真,干练有为,潜心贯注工作,于抱本守旧中的渐续开新进取,不遗余力地奋发改革,认真经理新政,从容展布大业。其规划格外全面,施行相当扎实,“虽不敢谓百废俱举”,而在河务、警备、军事、农工、商务等一切新政,次第举行,渐续整顿,可谓是革去豫省沉暮之气,刷新各项顿滞事业,气象焕然,百姓交赞。陈在军事上进行了推陈出新、气象开阔的改革:裁旧兵、练新军;培育新式人才;兴办警务事业等,使得清末河南军事几年内有了较大前进与发展,相当程度地推动了清末河南军事现代化进程。经济上陈进行了综合多向,多法多略的改革:清理粮饷,整顿赋税、财政等事项,兴办农工商等各项实业,兴利除弊,创利好之环境,去闷滞之局面,努力振兴豫省经济,奠定了其他各项事业的经济基础。政治上陈进行了铁面勇毅的变革:裁冗员、废旧规;调整机构、变革规制;澄肃污乱吏治、培养干练人才,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吏治,惩治了腐败,促进了清末河南政治的进步。文化教育上,陈设尊经学堂以保国粹,建新式学堂以促新风;推进豫省留学教育发展;办《河南官报》等近代河南报刊等,促进了清末河南新式教育的发展与风气的开化。社会上陈颇有成效地开展了社会的管理与地方秩序的维持;进行了生活的改良与风俗的移易;铁路、商埠的开通,市镇的建设,一定的社会安抚与福利的改进改善等等,相当程度改变了晚清河南破落的风貌风气,促进了河南社会的更化发展。
  陈夔龙在河南的改革大大改变了豫省落后的面貌与地位,对近代河南社会发展与转型颇有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晚清河南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时局的大转变,矛盾尴尬的儒士陈夔龙,忠君爱国,虽得志而常忧郁,爱民恤民而又防民制民。陈氏抚豫改革,消极保守中有着“三不主义”式的审慎、稳持与节制,在务实而渐进的改革中又能见不少的积极进取的地方,使得所造成的结果,既有不无积极的影响,大大推进了近代河南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同时亦存留不少的遗憾的局限和复杂的问题:吏治虽得整顿,腐败根子难除;清赋开捐等,施行中产生新的盘剥,农民生活加困;裁兵未解决后续问题,练兵不少地方又敷衍不力;新式教育得到大发展,文教改革不免保守,不够开放等,这些映显了清末河南新政充满百般艰难与困霭。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力量强大,构筑封锁网,建立严密统治,根据地总的形势始终是严峻的。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成为根据地新的红军主力,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伴随着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和国民党对根据地中心区的重点进攻,根据地不断被分割压缩,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军民衣食困难,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中共中央首先提出了根据地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之后省委与中共中央就红军战略转移问题进行了长期互动思考。省委在老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了创建新区的有限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红二十五军得不到发展,新根据地不能巩固,老根据地不能恢复。程子华带来的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使省委真正理解了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克服了保守的思想,最终做出带领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拉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幕。
  红二十五军从何家冲出发,西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桐柏山区距汉水和平汉路都较近,回旋余地小,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适合建立根据地。部队迅速通过豫西平原的围寨地区,在独树镇冲破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转危为安,进入伏牛山区。伏牛山区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物质匮乏,“内乡王”别廷芳已在此建立了严密的统治,加上国民党军紧追而来,省委决定继续西进,进入陕南。庾家河反击战打退了国民党的突袭,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立住了脚。
  庾家河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注重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期间,一直试图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但并没有进入四川的打算。长时间伴随着“是否入川”的争论,直到葛牌镇会议上改选省委,主张入川的程子华、郑位三落选省委常委,争论才平息了下来。
  红二十五军在威逼西安期间,在得知主力红军准备北上建立西北根据地的消息后,结合自身实际,独立做出去陕北的战略决策。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途中,先后打下两当、徽县、天水北关、隆德县城,阻断西兰公路长达半月之久,极大地干扰了国民党后方,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北上。
  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注重对指战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广泛动员群众;注意对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攻势,执行正确的俘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执行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得到回族同胞的拥戴。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拥有健全的后勤机构,军供给部负责做好全军的供给工作,并保管好各种物资。红二十五军的物资没有保障,来源有四个方面,分别是作战缴获;打土豪所得;根据地筹措和群众支援;用资金购买或用烟土交换。
  吴焕先、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人物,他们决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和根据地的选择,对红二十五军胜利结束长征,首先到达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神奇进度:最晚出发和最早到达;发展壮大:孤军成为劲旅;奠基陕甘: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汉末魏晋,长期而激烈的军事斗争导致原本在战争爆发时任命,在战争结束时免职的将军号授予形式逐步转变。将军号由事讫皆罢的临时领兵作战职位逐渐演变成为常设之职,其临时性消失殆尽,进而成为长期领受并镇抚一方的固定武官官职。为了适应战争形势,这些长期大量存在的将军号逐步发展出高下分等的军号序列,相较与吴蜀多遵循汉制,曹魏将军号则产生了新的发展,将军号序列更为严整,相对均匀地分布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各级官品当中。《通典》对魏晋官品的记载颇有混杂缺漏处,魏晋之黄钺大将军都不做正式军号,而一贯并称的征、镇、安、平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地位差异。此外,晋凌江将军以下宣威将军等四十杂号应在五品上下,而非《通典》所载的八品以下。
  伴随着军号的序列化进程,其散官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随着都督制度的出现,本属将军的领兵职能逐步为都督制度所取代。加之自三国时期起开始普遍化的刺使、州牧乃至郡守等地方官员加军号现象,使得将军号渐成虽有名号而无职司的虚衔,其本身作为军事将领的作用不断减少,而作为武官身份地位之象征,优崇礼遇之荣誉称号的散官职能却不断加重。具体表现在加军号而不领兵者日益增多,追赠军号范围的扩大,以及对割据势力及藩属国首领等的授予,这些有名无实将军号都是推动军号散阶化的重要构成。而与大量军号虚职化相对应的是,禁卫将军依旧保留了绝对的领军职权。
  虽然魏晋时期军号已经比较规范地纳入官品当中来,但其相应待遇,包括对作为官员身份权力象征的印绶舆服等物的规格,并非按照官品之高下来进行的,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禄秩来决定的。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中为挽救其自身危亡而主导的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运动。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练兵筹饷直接关系着王朝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对内统治权威的强化和对外话语权的获得。因此,清政府将军事改革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效地推动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但是,新政时期各项改革措施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不管是中央的主政者,还是各省的将军督抚,他们的计划和实践不可能完全摆脱旧制度及旧观念的影响。因此,军事改革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军事近代化的速度与水平。
  新政开始之后,朝廷陆续颁布了多道军事改革谕旨,河南省遂即应诏开展新军的编练建设及旧军的裁减改造工作。在清政府的重视和督饬下,在豫抚的筹划和实施下,河南新军在3年多的时间里便达到一混成协的规模。与此同时,新军的武器装备及军事教育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战斗力亦大幅度提升。另外,河南绿营兵丁悉数被裁,仅剩余了少量的官弁及其护兵。驻防八旗之精壮被挑选出来另行编组训练,旗人子弟也获得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除了经制兵的裁撤和整顿,防军练军被归并为巡防队,留存的绿营及各地民壮被改编为巡警。如此一来,作为国防力量的新军与作为地方治安力量的旧军共同进步,既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军事状况,又促进了军事近代化的发展。
  然而,河南新军的营制中掺杂着旧日规章,且新军的扩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基本上趋于停滞,终未实现清政府规定的一镇之目标。此外,河南新军从编练之初就被纳入北洋系统的严密控制之下,成为袁世凯镇压辛亥革命的工具。而河南旧军本就积弊已深,八旗、巡防队、巡警的新操训练及人才培养在广度与深度上也都十分有限。加上没有相应的制度及饷力与之配合,其效果难免大打折扣。
  总之,清末新政时期河南省的军事近代化既是全国范围内军事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看作晚清最后10年国家以军事改革谋求自强的缩影,其复杂而曲折的前进道路以及成就与不足并存的现实状况为当今中国的军事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异常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既能反击敌人的进攻,又能更好地保存自己,鄂豫皖党政军民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自发摸索出了便衣队这一新的武装组织形式。便衣队产生后很快就显示出适应游击战争的独特优势,得到了鄂豫皖党政军各级的重视与中央军委的肯定,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在根据地形成之初即出现雏形的酝酿下,产生于1933年秋,改编于1937年秋七里坪整训。据不完全统计,到1937年初鄂豫皖边区便衣队能够统计具体名称的就有96个,遍及鄂豫皖边22个县境。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的便衣队,既有迫于形势自发形成的,也有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武装有计划派出的。由于来源的不同,便衣队的成员结构也较为多样,既有来自中共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各部队武装的战士,更有各地的普通群众。便衣队产生之初并未形成统一固定的组织领导模式,以后大都逐渐发展为由地方党组织领导,各便衣队内部基本上都建立了党支部,均设队长和指导员。各地便衣队在斗争实践中利用自身特点开展了种类多样的活动,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为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生存发展,便衣队逐步总结出了一系列有自身特点的活动方式,最根本的即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紧密结合,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便衣队扎根于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深受群众的信任;灵活运用对敌策略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对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主豪绅巧妙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建立了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群众动员与统一战线是便衣队能够广泛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由于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便衣队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当时坚持鄂豫皖斗争的第二支主力,为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根据地军民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895年小站练兵之后逐渐发展壮大,并在1912年通过逼迫清帝退位而成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和他所代表的北洋军人群体控制了全中国,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中的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时期最主要的特点即是各军阀的混战,湖北作为中国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与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全国和地方相比,湖北一地却显得比较安定,虽然此时期的湖北不可能游离于军阀争斗之外。笔者针对这一情况,希望从军事史角度,通过对北洋时期湖北军队的建设进行研究,试图得出这一时期湖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军阀混战中而还能保持自身的相对安定。
  笔者通过北洋时期湖北军队变化、湖北军队后勤建设、湖北军队内部建设、湖北军队社会影响等方面对1912-1926年湖北军队建设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北洋时期的湖北军队经历了从一支独立于中央的地方部队向中央直辖驻军变化的过程,但由于军阀时期各大小军事头目都极力将军队私有化,湖北军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央直属和私人独有军队的混合体。在军队建设方面,虽然北洋政府在陆军军队的制度层面上已经做了军队近代化的努力,可是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战争频繁,经济崩溃,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对全国军队进行控制,因此各地军队实际上是独立发展,水平不一。湖北军队在后勤上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后勤体系,并缺乏近代化工具;在军队内部建设上士兵和军官水平较低,军队训练教育落后;军队的社会影响很差,没有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湖北军队离近代化军队仍有一定距离。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以汉阳兵工厂为主的湖北军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在产品、产量上都有一定的进步,但由于被军阀把持,成为军阀战争军火的主要供应者,汉阳兵工厂的成就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
  1912-1926年湖北军队的建设并没有助力湖北的近代化发展,反而到1926年湖北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极其困窘,甚至于军队本身也只是徒有其表。在面对人数和装备不占优势的国民党北伐军时一触即溃,最终被完全消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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