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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郭雷庆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
  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
  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
  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
  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硕士论文] 白宛玉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英国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对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而工党作为英国主流政党之一,从1900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政坛沉浮历程。在这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工党不断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理论和策略,这些调整和变革对其不断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不断蔓延,国内民众在谴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质疑工党的改革方向。再加上2010年工党在国内大选中的失利,进一步促使其对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和变革。所以,面对同样步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国来说,深入了解和分析英国工党在金融危机以来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可以从侧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警示。
  因此,本文主要以金融危机以来英国工党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的调整和变革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演绎的方法,在对工党的产生、发展及其变革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进行简要概述后,着重从政治理念、经济主张、与工会关系及对欧策略等方面对工党的具体变革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指出这一阶段的变革具有思想上逐渐向“左”回调、政策主张缺乏连贯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工党变革的具体主张进行了评价,指出工党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选民支持率略有提升,基层力量实现大幅增长,与工会关系也逐渐趋向回暖。但总的来说,工党在2015年国内大选中的惨败及其后的一些地方选举中的表现预示了它的变革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相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系统性和建设性的理论创新,政策主张薄弱性凸显,工党党内分歧严重,从而导致其变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最后,文章围绕英国工党在变革中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吸取英国工党变革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合理准确地确定党自身的定位,大力加强党内凝聚力,努力协调好稳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社会基础的关系以及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硕士论文] 郭帅鹏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末民初,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先进中国人开启了从“认识西方”、“介绍西方”,到“学习西方”的演变之路。“共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概念,考察其演变历程有利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鸦片战争期间部分先进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相继搜集关于西方的资料,出版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地理著作,著作中不乏各国的政治制度的介绍。这只是早期的“认识”而已。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清王朝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的“技艺”“器物”。随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要求“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戊戌变法”运动使得这种政治诉求达到了空前的高涨,维新派要在实践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效法英国实行“虚君共和”。由于社会的条件,以及旧势力的强大,此次政治转型以失败告终。此后,对清廷抱有改革希望的人失去了信心以及耐心。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观念突起。清政府在被迫推进的“立宪”运动中交织着“革命”运动,直至“辛亥革命”,革命派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民初“共和”的政治实践最终是失败的,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的分裂。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希望。为了“救亡图存”先进中国人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
  通过梳理分析清末民初“共和”观念的演变历程,把握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现代政治改革提供相应的借鉴。此次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李艳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意重建共)是意大利共产党(简称意共)改旗易帜之际,党内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成员成立的新党。意共在二战中对于推翻法西斯统治有着杰出的贡献,在意大利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是其国内举足轻重的政党,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党,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重要的构成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拥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却面临衰亡。
  1991年,意共二十大宣布意大利共产党正式解体,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其反对派建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共虽然分裂解体,但是意重建共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十多年来,意重建共在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状态,不断探索适合本党的发展道路,不断增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调整政策路线,参与选举政治,开展群众斗争,在实现左翼联合和参与议会选举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阶级基础弱化、结盟对象不稳定、党内分裂和政党身份特征不明等现实困境。意重建共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比较有影响力的政党,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是深化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发展,探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必要课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汲取教训,增强执政能力建设。
  本文整体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详细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意重建共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第三部分探究了意重建共基本政策主张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意重建共在成立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现实窘境。最后一部分结合意重建共的现实困境给中国共产党提出几点建议。
[硕士论文] 刘增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正式进入后冷战时期,开启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被两极压制和掩盖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矛盾被迅速释放出来,世界范围内开始刮起一股民族分裂主义浪潮,不少民族分裂分子借口“民族自决权”要求从母国分离出去,给国际秩序带来动荡。民族自决权也因此成为当代极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尽管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和阐述已经相当丰富,但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定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实体基于不同的目的依然对这一原则进行着不同的解释和运用。关于民族自决权是否已经过时?应该称之为民族自决权还是人民自决权亦或是国家自决权?自决权的主体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上是否应该进行内外划分?是否包含分离权?它是一次性权利还是永久性权利?等这一系列问题始终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理论上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实践中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和误用问题,而大国借口人权对别国民族问题实施的干涉主义,也让民族自决权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之其对待民族自决权使用问题上的双面态度和双重标准,更是让民族自决权的行使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
  文章通过梳理和研究民族自决权有关理论上存在的分歧,结合国际实践中较为典型和富有争议的科索沃和克里米亚事件,分析民族决权在现实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强调在后冷战时期,须理性对待民族自决权,从国际法层面上完善和更新民族自决权的内涵,解决其模糊性产生的争议和滥用,同时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大国的霸权和干涉主义,建立稳定的国际安全机制。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自决权在当代与国家主权的对立关系,还必须要从多民族国家内部着手,整合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把自决权内化为自治权,有效消除少数民族的政治分离因素;通过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的融合;通过培养公民意识,弱化族际区分,强化国家认同感。
[硕士论文] 李桃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30—50年代,青年埃及党是埃及社会的重要民众政治力量。1922年2月28日的英国声明彻底改变了埃及社会面貌,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状况激励了埃及青年的参政热情,尤其是,艾哈迈德·侯赛因所领导的皮亚士特计划为青年埃及党的成立起到铺垫作用。可以说,青年埃及党的成立是这种历史环境和实践活动下的自然发展和现实产物。1933年秋侯赛因创立青年埃及协会,1936年改组为正式政党,1940年改名伊斯兰民族党,1949年作为社会党活动,它的发展历程始终围绕一个目标:为了践行复兴埃及的计划而争取埃及执政权。但是直到1952年社会党衰亡,这些计划都未得到实施。
  自20世纪30年代,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宪政思想逐渐衰落。由于英埃矛盾日益激化,民族主义成为埃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体现为:埃及国家民族主义(法老思潮)、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伊斯兰民族主义,此外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也对同时期的埃及新兴组织,尤其对青年埃及党影响深刻。青年埃及党的思想理论是埃及主流意识形态最典型的代表,不仅对埃及青年具有文化和精神启蒙意义,而且成为自由宪政时代后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青年埃及党自成立初期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主要阵地,以青年学生、中等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组织。20世纪30年代末,它致力于争取埃及下层人士,即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支持;因此制定了一系列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主张。它的新闻活动影响力遍及埃及许多地区,但是由于受到华夫脱政府的屡次政治清洗,青年埃及党没有能力建立稳固的工人或农民基础,为发动革命做好准备。
  虽然由于共同的反华夫脱党立场,青年埃及党与王室、自由立宪党、祖国党、萨阿德党等议会政党达成联盟并获得了它们的资金和政治援助;但是青年埃及党在大多数时候遭到各种形式的镇压,有时来自专制王权,有时来自英国操纵下不断更迭的埃及内阁。从二战结束到1953年纳赛尔政府取消一切政党,青年埃及党比之前任何发展阶段都更为深得民心,更具革命活力,它在削弱封建君主制上作出重要贡献:动员埃及人民摧毁君主制的政治和社会根基。
[硕士论文] 苗译元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拉美国家,如按照实际运行情况来划分,主要有三种政党制度,分别是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优位制。拉美国家政党制度是政党联盟出现和发展的基础。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拉美国家的政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政党势微,新兴政党兴起,各政党纷纷调整各自政策,分歧在逐渐缩小。因此,拉美国家政党联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目前,拉美国家存在着选举联盟、执政联盟、议会党团联盟和反对派联盟等形式的政党联盟;政党联盟通常由一个核心政党领导,淡化了传统的左右分化,一些新兴政党也可以通过政党联盟上台执政,却存在着缺乏团结性和稳定性等弱点。
  拉美国家的政府可治理性问题有着鲜明的特点,普遍存在着民主选举和监督不完善、超级总统制、“双重代表性”和碎片化的政党制度等政府可治理性难题。而政党联盟的发展和成熟有利于缓解此类可治理性难题,比如政党联盟在保障国家秩序稳定、限制总统权力、扩大民主参与、调和立法行政关系和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拉美国家政党联盟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其根本制度和规范的完善,其不稳定性对政府可治理性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在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化水平仍旧偏低的客观条件下,政党联盟被拉美国家的政客和政党工具化,出现了组建和解散随意、内部矛盾严重和无法有效改善腐败等问题。拉美国家应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发挥政党联盟的积极作用,促进联盟政党多元化、组建运行规范化、内部决策协商化和政治价值宏观化,克服其不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硕士论文] 刘雪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正义与发展党是摩洛哥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在中东剧变中取得执政地位,并安全度过该地区内伊斯兰政党下台的危机,在摩洛哥君主制政体下继续执掌政权。本文回顾正义与发展党的发展史,研究其思想主张,运用政治过程理论探究其动员模式,分析其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本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
  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目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正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介绍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过程。从该党的两个组成部分入手,回顾统一与改革运动加入人民民主宪政运动的过程,分析摩洛哥伊斯兰主义者由激进到温和的转变。
  第二章,论述该党的思想主张。研究该党对伊斯兰教、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的观点。指出该是以伊斯兰教为准则的政党,该党解决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其活动领域是政治领域,这种参与的性质也是政治性参与。该党认为有效的改革应该是遵从民主规则的渐进式改革,主张通过渐进式改革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章,运用政治过程理论探究其动员模式,从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内生组织力量、认知解放三个角度加以分析,本文指出,由于摩洛哥社会变化而引起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是正义发展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前提;该党内生组织力量是其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这一点包含四个方面,即该党较高的内部组织强度、民众对内生组织人员的高度认可、内生组织的认同感和激励机制、内生组织的高效传播网络;认知解放是该党社会动员必不可少的要素,认知解放使摩洛哥民众认识到现存的政治变机及正义发展党的思想主张,进而促使其支持该党的活动。
  第四章,分析正义与发展党的发展前景。分析该党的执政成就及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各方面分析该党的执政成就。另一方面,从如何保持与国王的关系、确保改革步伐、维护联盟稳定及维持支持率四个方面分析其面临的挑战。
  结论部分,总结在摩洛哥特殊政治体制下正义与发展党的思想特点及社会动员的特点,以丰富对阿拉伯君主体制下温和派伊斯兰政党的研究。
[硕士论文] 李愫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争取和平社会运动是阿尔及利亚最重要的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自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以来,伊斯兰主义力量便是阿尔及利亚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尔及利亚实现民族独立后,伊斯兰主义政党曾在阿尔及利亚的公开化改革中试图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在遭遇失败后,伊斯兰主义力量分化为激进和温和两派。争取和平社会运动是温和派的代表,它直接参与政治,有长期参与执政的经历。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的政治主张有三个方面,一是以渐进式的方式参与政治改革,即要顺应时势、自下而上地实现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积极参政,即从政权内部发起改革,通过和平方式获得政治权力;三是与世俗政党合作对话,它主张伊斯兰主义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和平共存,承认现有政治安排,通过合作对话实现改革。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自1990年成立以来便积极参与阿尔及利亚政治。它通过社会服务积累了参政的群众基础。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执政尝试失败后,作为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获得了发展空间。它抓住机遇在1997年的选举中成功加入执政联盟,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民主联盟一同执政,其许多成员在政府机构中任职。争取和平社会运动成功进入了阿尔及利亚的主流政治生活。2010年年底中东动荡爆发后,受到邻国伊斯兰主义力量成功上台的鼓舞,争取和平社会运动退出执政联盟,联合另外两个伊斯兰主义政党民族改革运动和复兴运动组建绿色阵营,希望以更独立的姿态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但这并不意味着争取和平社会运动的激进化,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反对派。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与执政党及其它在野党的关系随着阿尔及利亚国内政治局势与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它们之间没有剧烈的冲突和对抗。当前,作为一个反对党,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对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民主联盟提出批判与质疑,与柏柏尔主义政党、左翼政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有所拉近。
  从争取和平社会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它在未来出现重大路线调整的可能性不大,仍会保持温和倾向。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执政党而言,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所固有的伊斯兰属性,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被重新纳入执政联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硕士论文] 胡磊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和地区形势出现深刻变化,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其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三国的激进左翼政党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通过民主选举的合法途径上台执政。他们勇敢追求社会公正,大胆探索国家发展新道路。本文的研究重点为新世纪以来拉美激进左翼执政党的理论主张与执政实践。
  文章导论部分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一章分析了拉美激进左翼执政党的发展概况,包括其性质、特征、组织发展及崛起背景。第二章阐述拉美激进左翼执政党在理论方面进行的探索。首先从思想来源、提出过程和基本内涵等方面对委、玻、厄三国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评析,包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差异、三国激进左翼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方面的差异、理论本身包含的积极因素及理论的欠缺之处等。第三章阐述拉美激进左翼在实践方面进行的探索。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或修改宪法、推行参与式民主、实行国有化改革、扩大社会公共福利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等。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依靠能源国有化使国家财力充实,政府利用石油收入使民生状况得以改善;以参与式民主为内核建立的各项制度,使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中来;国家间合作由经济层面扩大到政治层面,推动了地区一体化和拉美国家的团结自强。激进左翼执政党的政策措施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四章从政党本身和政党政策两个方面分析拉美激进左翼的发展趋势,并且探讨拉美激进左翼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拉美激进左翼在20世纪末传统社会主义受挫的情况下,大胆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并勇于进行实践探索,成为新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大亮点。激进左翼成功上台并连续执政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多样性中不断发展,同时启示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深化认识,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开拓。
[硕士论文] 沈玲玲
政治学;国际政治 南京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变暖现象的日益严重,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了国际舞台上重大的议题。然而,各个主权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再加上目前国际社会还没有对各国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规则、减排数据完全达成一致,全球气候治理尚未取得重大的突破。作为一支新兴的力量,非政府组织以其明确的宗旨、特有的优势,已经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研究的是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第一部分,分析了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的非政府组织。这部分内容首先概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现状。接着分析了气候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它的概念、特点、分类、历史演变和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分析了目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主要突出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气候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现有的参与模式和所发挥的具体作用。第三部分,分析了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治理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既有非政府组织自身组织管理上的缺陷,也有来自外部的国际环境和主权国家的挑战。第四部分,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些对策。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必须加强自身的管理和建设,来提高自己参与气候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也应该优化参与气候治理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双层次参与策略、合作博弈策略以及战略管理策略。只有这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
[博士论文] 田小红
中外政治制度 南开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墨西哥政党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考迪罗军人统治、到一党主导型体制、再到多党竞争型体制的演变过程。政党政治的发展变迁不仅推动着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同时引领国家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完成了从考迪罗军人政治向政党政治下文官体制的转型和从威权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
  纵观墨西哥的政治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长期执掌政权的革命制度党从崛起、沉沦到转型的历程,影响和引导着墨西哥的政治发展和转型。从1810年独立战争到1929年国民革命党(后来的革命制度党)创建,墨西哥解决了从军人独裁到宪政制度、从考迪罗体制到政党体制的转型,终结了考迪罗时代的无政府状态和寡头专制统治,使国家政治步入制度化轨道。从1929年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曾三度易名:国民革命党→墨西哥革命党→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掌墨西哥政权71年,推动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保持了政治稳定。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革命制度党党内组织功能衰竭、执政绩效下滑,革命制度党一党主导下的威权体制遭遇合法性危机。为了提升自身的合法性,革命制度党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改革,通过改革扩大政治参与,使墨西哥政治逐渐走向多元化。
  2000年选举,结束了革命制度党长达71年的执政,实现了1929年以来墨西哥首次政党轮替,墨西哥政党体制由原来的一党主导型转变为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三足鼎立的多党竞争型。12年后,于2012年,革命制度党重新赢得总统选举,重新执掌政权,实现了墨西哥二次政党轮替,标志着墨西哥从威权政治体制向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变。然而,政党轮替仅仅是墨西哥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起点,并不意味着墨西哥民主政治发展的稳固,消除政府腐败、保持社会安定、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发展经济,依然是执政党和现政权面临的严峻挑战。
  墨西哥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尚未实现社会有效整合和政治制度化的情况下,权力的适度集中具有必要性,有利于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性。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须符合它自身的情况,其政治体制改革要保持与其自身土壤的相适性。此外,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还需合理有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为支撑。墨西哥政党政治变迁和政治转型的历程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呈现出迂回前行的态势。一个渗透着浓厚宗法势力、专制主义传统深远的国家,要真正实现民主和法治,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硕士论文] 吴迪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郑州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法国共产党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在战后作为法国议会第一大党参与政府决策,长期以左翼政党中“老大”的身份引领着法国左翼运动的发展,这些卓越的战绩都使法共成为欧洲共产党中颇具影响和实力的代表。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共的整体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开始逐渐下滑和衰退,为扭转局势,法共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
  那么作为曾经盛极一时的欧洲无产阶级政党为何会落得如此现状,对其衰落原因、改革之路,特别是21世纪初法共新政策的探索进行研究,是探究当代社会主义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有益帮助,也是探索21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趋势的迫切需要。
  本文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以法共发展的历史背景入手,分别从法共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新兴政党挤压、保守主义力量抬头动摇法共阶级基础、欧洲社会党自由主义倾向削弱法共影响力和苏共亡党的教训等方面对其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三章通过六个方面对法共在21世纪初的改革与探索进行规整,分别是法共在2007年大选之后的改名之争、法共在理论上的革新、其组织原则和机构的变革、政治参与策略的调整以及在经济、社会制度上的建设等。第四章对法共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总结出法共出现的问题多于成效,发展前景依然艰难的结论。第五章对法共在21世纪初的改革与探索进行评析,同时提出了法共改革遇到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警示意义。
[硕士论文] 余琳娜
中外政治制度 上海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下半期,世界各国在经历了战后快速的经济发展后,面临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绿色运动就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首先在西欧发达国家兴起的以保护生态坏境、扩大民主、反对战争、维护人类和平、反对经济不健康过度增长、反对传统政治官僚化为目标的一种新型社会运动。在绿色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绿党登上了政党政治的舞台,开始其“政党秀”的表演。绿党诞生后发展迅速,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欧洲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用独特的自然生态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政党选举,争取执政参政权,从而将其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理念转变为政府政策加以推行实施。绿党为政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传统政党政治受到极大的冲击,纷纷作出适应性改变。但与此同时,年轻的绿党在与传统政党争夺政治资源和权力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面临着来自外部传统政党、自身内部组织变革和其他绿色组织快速发展的种种压力,因而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绿色运动及绿党的动态发展变化为主线,以社会变迁为视角,将政治现象置于社会视野中,采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等方法,分析绿色运动政党化发展变化的过程,探讨社会变迁对绿色运动兴起及其政党化的深刻影响,以及绿党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有关论题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介绍绿色运动和社会变迁的含义,然后阐述社会变迁与绿色运动政党化的契合点;第二部分,以社会变迁为视角对绿色运动的兴起壮大、政党化发展的具体现象分别从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两方面作剖析;第三部分,着重分析绿色运动和绿党对当代政党政治的影响。结论部分是以社会变迁的视角对西欧绿党和传统政党未来的发展作一合理的展望和预测。
[硕士论文] 张新宇
国际政治 郑州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迅猛提升,中国崛起成为了世界范围内一个广为瞩目的现象。与此同时,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渐进的转型,不同于以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型有着和平发展的趋向,体系内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小。中国作为体系中实力日益上升的崛起国,其和国际体系的转型之间无疑有着重要的且紧密的关
  联。而中国在1978年以来逐渐扩大参与乃至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也用实际行动和事实证明了中国的参与对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这篇论文就力图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参与的理念、方式乃至参与实践本身对体系和平转型的作用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正文的第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框架和基础:在借鉴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对国际体系基本概念和主要构成要素的认识,认为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根据一定的规则在互动中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主要是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构成的。然后以此为框架,分析判断国际体系转型的标准。接着总结出了国际体系转型的两个类型,一是通过暴力战争的方式进行转型,二是和平转型。最后在之前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究当今国际体系渐进转型的概况。
  第二部分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对体系和平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首先探讨了宏观上中国的参与理念和参与方式是如何作用国际体系并促使体系向着和平转型方向发展的,接着分析了受理念和方式指导的参与实践是在哪几个方面作用于体系和平转型的,分别是大国关系方面、国际机制方面以及国际规范方面。
  第三部分着力探讨了中国的参与对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实效作用。首先具体阐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进程,并依据参与的程度,将中国的参与进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部分融入国际体系的阶段,也即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此时中国的国际角色是体系的“参与者”和“适应者”;二是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的国际角色由“参与者”上升到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和“改进者”。然后以此部分以及正文第二部分为基础,阐释了中国参与对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实效,并相对应的是从大国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三个方面进行展开的。
[硕士论文] 徐怀超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上海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党国际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组织,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也是当代欧洲乃至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上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和生态运动的兴起,社会党国际开始呈现逐步绿化的态势,越来越关注环境领域的问题,全球环境治理成为社会党国际参与全球事务的一个重要领域。针对新的国际形势,社会党国际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理论,它的全球环境治理思想在这一整体理论框架内得以逐渐的丰满,在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的全球协作、教育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环保基金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与此同时,社会党国际利用它庞大的组织和丰富的学者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宣传上做出了贡献,通过召开会议、派出工作组、协调成员党行动、参与国际环境会议等方式,在实践中推动了全球环境治理的进展。通过对社会党国际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党国际在新时期的价值追求、国际政策以及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
  本文首先对社会党国际参与环境治理的背景进行分析,接着对社会党国际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进行了梳理,阐述其主要的环境治理思想,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党国际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指出了社会党国际的全球环境治理思想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一系列行动是其内在价值原则的体现,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塑造了社会党国际的绿色环保形象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其全球治理主张的突破口。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社会党国际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宣传和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也面临着全球环境治理参与主体利益难以协调、治理主张缺乏执行力等难题。
[硕士论文] 李桂男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延边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组成部分。党和国家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60多年来,一直对少数民族人口发展采取了“放宽”和“区别对待”政策,使得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长比例远远超出全国和汉族的发展速度,人口质量也得到健康发展。
  当然少数民族的人口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最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因此,本人以延边州朝鲜族人口问题为例,以汪清县汪清镇东明村的人口问题为典型调查,分析延边州朝鲜族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以及原因,并借鉴低生育水平国家如韩国、日本的人口政策,提出解决朝鲜族人口问题的政策性建议。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以及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回顾和梳理了少数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首先回顾和梳理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过程。其次,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演变过程。再次,回顾和梳理了延边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同时对近十年延边州所制定的朝鲜族人口政策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探讨延边州朝鲜族人口发展中存在问题。即朝鲜族总人口的发展缓慢、朝鲜族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流失严重。
  第四部分分析了导致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的原因及其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首先,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生育观念因素、流动人口因素等方面探讨了导致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的原因。其次,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即劳动力急剧短缺、延边朝鲜族教育面临重大危机、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社会、家庭不稳定。
  第五部分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在借鉴国外低生育水平国家所采取的人口政策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朝鲜族人口问题的对策。
[硕士论文] 徐伟萍
国际政治 南昌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化运动的推进,反全球化运动也愈演愈烈,甚至其自身也全球化了。反全球化运动是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是全球化运动的合理悖论。本文通过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内涵、特点、理论基础、发展进程、原因及影响进行阐述和分析,力图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如何应对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是正义者及其组织以和平斗争方式为主要手段抗议并要求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公正,不平等,不民主以及危害人类和地球等一系列问题的运动。它使得现实全球化运动更近似理想全球化标准而前进。反全球化运动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运动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增强了世界经济风险性以及反全球化运动原有的思想基础。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反全球化运动,一方面,反全球化运动揭露了全球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政策、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其带来的消极作用,它的复杂性、无序性,甚至为“人”利用,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都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反全球化运动虽然当前声势浩大,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趋势,我们应当自觉绕过全球化的不足,吸收反全球化运动的合理成分。在全球化总体进程中,我们要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对其进行国际管理,协调各国、各组织的利益,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争取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博士论文] 丁轶
政治学理论 复旦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团体性义务理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界新兴起的一种政治义务学说。不同于之前流行的同意理论、公平理论和自然责任理论,该学说认为,人们基于其所占据的社会角色就可以负有政治义务。换言之,根据这种主张,政治义务实际上源自于通过地方性社会实践所界定的、政治体中的成员们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政治成员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义务就既不是一种自愿义务,也不是一种自然责任,而是一种介乎于上述二者之间的非自愿义务。建立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对团体性义务理论这一新兴的政治义务学说加以系统的剖析。
  大体上,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位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性义务理论家上,即吉尔伯特、德沃金、霍顿、塔米尔和哈迪蒙。而对他们的具体剖析又主要通过如下三个脉络而展开:参照西蒙斯的经典归纳,吉尔伯特是非自愿主义契约理论的代表人物,德沃金则以地方性社会实践的规范独立性论题为基础提出了最早版本的团体性义务理论,而霍顿、塔米尔和哈迪蒙三位学者则更应该被归入到身份论题的主张者行列中。进而,对于上述五位团体性义务理论家之具体主张的阐述、分析和评价就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组成部分。
  本文认为,目前既有的三种团体性义务理论路径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首先,由于吉尔伯特的非自愿主义契约理论(即她的“复数主体理论”)只能捍卫一种非道德意义上的、基于共同承诺的义务,同时又无法对现实国家中成员们的全体人群共知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就导致该理论无法证成标准意义上的政治义务;其次,由于德沃金的团体性义务珲论严重依赖于整体性或平等价值本身来证成真正共同体的存在,这就导致其主张无法满足一种成功政治义务理论所必须具备的“特殊性要求”标准,进而,通过德沃金式的路径来证成规范独立性论题的努力必然失败;第三,相比于吉尔伯特和德沃金的尝试,虽然霍顿等人所主张的以身份论题为基础的社群主义政治义务理论更有望证成团体性义务,但由于这些理论均无法对诸如操纵问题、邪恶群体问题和例外人群问题给出圆满的解释,这就导致上述主张也没能成功表明地方性社会实践的规范独立性。
  建立在上述批判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团体性义务理论家(诸如谢弗勒、伦佐等人)的观点,本文捍卫了一种社群主义式的团体性政治义务理论:即通过某种修正版本的身份论题(即“基于自我理解的反思可接受性主张”)来证成规范独立性论题。经由论证,本文认为,这种新路径确实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它可以有效地回应诸如操纵性反驳等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同时,这种理论并不必然与个体的自主性相悖,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准自愿主义”理论,能够在坚持一种“厚”成员身份观念的同时又允许角色占据者对角色加以适当的反思和评价。通过上述分析和建构,本文旨在对传统的制度义务观提出挑战,即制度义务本身不具有道德效力。本文认为,与某些角色或身份相连的制度义务(诸如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的道德约束力无法借助于互动义务理论或外在的道德原则(诸如感恩原则)来加以说明,相反,这些角色本身就具有赋予道德理由的力量——家庭成员身份如此,政治成员身份亦复如此。
[硕士论文] 刘晨华
国际政治 河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对于政党来说,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政党合法性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能否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是政党的合法性的获得、保持的根本性因素。与此同时,政党的合法性地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党政治发展、政党实力变化、社会民众对政党的支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从政党的历史发展来看,政党正是由于其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不断加强,才使得人们对政党的态度从否定到默认、再到积极承认与支持,最终确立了当前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是政党生长发育、开展活动所依靠的最为深厚的土壤。社会的基本形态结构决定和影响着一个政党的活动空间、运作方式、作用等方面。一个有所作为,特别是处于执政地位的主流政党,要巩固其执政地位,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就必须深深扎根于社会,不断汲取有益于自身强大以及持久存在的合法性资源。失去了社会支持,政党也就失去了力量源泉和行为依托,其合法性最终也无从树立。实际上,在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同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相比,前者更具有根本性.因为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政党,其行为价值都要指向社会的公共利益,离开了民众和社会的认同与支持,其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西欧是当代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最为发达最为成熟的地区。然而,随着西欧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代西欧政党政治发展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主流政党的党员人数逐年下降,政党组织日益松散,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淡化,民众对主流政党日益冷漠,主流政党准国家机构化现象日益严重等。这些比较普遍的问题尤其表现在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的发展上。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正在疏远,政党的社会功能正在日益衰落。一方面,政党日益融入国家,远离社会和民众。另一方面,民众对政党政治越来越冷漠了。这表明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面临着政党合法性危机。因此,笔者基于政党的社会功能的分析视角,试着对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合法性危机的主要表现、主要原因以及如何解决政党合法性危机等问题进行探究。
   理论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实践的总结,更是在于理论是人们实践的先导和人们行动的指南。首先,研究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面临的政党合法性危机并由此而采取的解决政党合法性危机的措施,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西欧主流政党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对政党政治和西欧民主的深入研究。其次,研究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的政党合法性危机及其变革,对政党政治实践、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如何避免党的合法性危机,加强党的合法性建设?如何通过借鉴国外政党执政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党的建设?这些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政党政治中需要着重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因为正确认识政党合法性危机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正确看待西欧左翼主流政党应对政党合法性危机采取的变革措施,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加强政党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建设。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使用了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政党社会功能为视角对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究。文章的框架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对政党及其社会功能和合法性与政党合法性等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内涵分析和界定。
   第二部分,首先,从政党的社会发展政策与理论,政治社会化方式,社会利益平衡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等四个方面对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然后,对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的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探究。
   第三部分,提出了从变革政党执政理念,拓展政党的政治社会化路径,创新政党利益平衡机制以及政党通过协商民主来挖掘多样化的政治参与方式等四个方面来采取措施解决当代西欧左翼主流政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第四部分,对当代西欧政党合法性危机进行的两点思考:一方面,面对危机到来的必然性,政党也意识到了自身现代化的必要性并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虽然政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因为政党合法性危机是西欧国家制度性危机的体现,由此也预示着政党的发展道路的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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