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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是20世纪以来的焦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地区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毫无疑问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普遍认同的,因此,即便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对僵化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控制和束缚时,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积极的推动社会主义改革以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控制。一方面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的投身于各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当中,并且深刻的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探索的道路上,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可以说是最大的憾事之一。从外因上讲,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是因为专制的、僵化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过于根深蒂固,再加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保守势力对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维护,都无形之中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上增添了许多障碍。就内因来看则是政界改革力量同理论界改革力量之间冲突,虽然两者都认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但是在改革的程度和进度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论家通过哲学着眼于事物的发展趋势,而政治家则是希望寻找到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这就难免不出现矛盾和冲突。但是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方面理论家的探索,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方面政治家的探索,甚至是两者之间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争论,都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留下极为珍贵的宝藏。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很多资产阶级学者看来,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但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进而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历程后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是一种历史性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形态,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行和发展。这个独特性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外在条件表现为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内在条件则表现为资本。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兴起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自我超越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带来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尖锐化的结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背景下,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只有依靠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变革生产资料私有为制为社会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成、条件和命运,得出资本主义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向终点。但是,马克思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又过低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相应地资本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然而,资本主义始终无法解决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终将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主动或被迫地挤进民主化的大队伍中来。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民主的道路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以埃及、泰国、乌克兰为例,民主化进程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比较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民主理论的内涵,自此基础上结合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现状,客观分析西方民主政体的利弊。文章通过研究西式民主给埃及、泰国、乌克兰的带来的效果,继而对三个国家民主化道路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研究。最后得出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建设中的相关政策给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观的参考案例。
  本文一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客观论述了西式民主的内涵及其现实困境。通过分析典型发达国家政体,列举民主选举模式,进而评价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的局限性。第二部分研究埃及独立至今的四个历史阶段的民主化进程,并阐述其民主化进程当中出现的困境。第三部分分析泰国自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后至今的四个阶段民主化历程,并通过上述各个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阐述其民主化历程中的乱象。第四部分通过研究乌克兰独立后至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三个阶段的民主化进程,阐述乌克兰近30年的民主政治危机。最后一部分通过研究三个国家民主化进程当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并进行共同点的总结,得出只注重民主实现方式而忽视民主质量必然造成民主化进程迟缓,与第一章西式民主的弊端相呼应,进而强调了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中坚定自信的重要性。
中外政治制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主转型和族群多元化是近代以来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并且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同时面对民主转型与族群多元化。本文从族群分化模式的角度入手,分析不同的族群分化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本文按照政治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分歧结构的理论,将族群分化模式分为板块型的族群分化和交叉型的族群分化。尼日利亚是典型的板块型族群分化的国家,塞内加尔则是交叉型族群分化的国家,通过对比两国的政治历史发展脉络和族群分化模式对其民主转型的影响。本文认为板块型的族群分化由于各个族群之间相互排斥,矛盾难以调和,更容易爆发暴力冲突和对抗,使得民主转型很难完成,甚至会造成民主的失败和倒退。而交叉型的族群分化,由于各个族群之间利益有很多的交叉点,使得社会趋于稳定,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民主转型更容易进行。
政治学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对于现代政府而言,作为政府机构运转的各部门在政策立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三个阶段中,需要确保维持一定的政策透明度,该制度的设立基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仅需要体现政府向公民的负责的态度,还要满足政府为促进所实施政策能够取得国民理解以及获得对内宣传上的良好效果,同时也提高了政府透明度,在打造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上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政府应该如何把握信息透明的尺度、如何进行政府的公信力的建设、政府发布信息的方式方法,以及公民组织与政府应该如何进行信息需求与回应的互动等问题,一直是政府在行政中政策信息公开的难题。当前,成熟的政府组织在直面存在政府信息公开尺度过大会导致国家安全利益受损,与公开尺度过小导致被批评透明度低,以及政府对公民的信息引导与政府有选择性的信息公开等矛盾的情况下,必须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情况虽有不同,但是在路径选择上却具有一致性。即,无论日本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在为解决政府与公民信息互动的方式上,在为保护与尊重国家安全与公民知情权之间,寻找一种不仅立足于本国国情,又具备国际化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当前日本政府的行政机构信息公开政策虽然在发展上落后于欧美,但是随着法律的建立与健全、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已经逐渐形成了以(政策)审议会·研究会有关信息、白皮书与年度报告书、统计调查相关信息和预算以及决算情况信息五种政府自主信息公开内容为主,以政府回应国民信息开示请求为辅的信息公开制度。日本政府为促进政策透明化与政府运转“可视化”,积极实行适合日本国情的政策。
政治学理论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本文主要聚焦于对这些国家体制转型的动因、路径及其差异性的分析,以实现对政党体制转型的发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并把握不同政治条件对转型路径的影响,为其他国家的体制转型提供参考。为便于研究的顺利开展,笔者选取了印度、墨西哥、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五国作为案例国家,在宏观分析中融入具体国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转型过程进行探讨。
  关于转型动因的考察,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有着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国际上民主化的压力和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经济发展下的社会结构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动了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和社会中政治参与的扩张。突发的经济危机,削弱了独大型政党体制赖以生存的政绩合法性,合法性危机随之凸显。借助政治参与的高涨和有效的政治动员,反对党力量有所提升,对独大党构成的挑战愈加明显。从独大党自身层面看,党内盛行的特权与腐败侵蚀了政党吸纳整合民众利益的基本功能,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与信任,派系斗争引发的组织分裂则大大弱化了独大党的动员能力和竞争优势。尽管一些国家能够保持良好的政治廉洁和组织团结,不过独大型政党体制所面临的转型压力仍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下推动的,转型前多伴有主动或渐进变革,新的政党体制的确立相对平稳。其路径可概括为“主动/渐进变革一平稳过渡”,以印度、墨西哥为代表。二是突发经济危机背景下急剧恶化的国内政治环境推动的,转型多在威权政体倒台后展开,激进变革下的政治社会动荡较为明显,稳定的多党体制的建立需要较长时间。其路径可概括为“被动/激进变革一动荡过渡”,以印尼为代表。三是转型仍在既有的政党体制内部进行,不过反对党的挑战愈加明显。其路径可概括为“政党体制的多元化趋势”,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代表。
  转型路差异性主要是由于转型时期不同政治条件所造成的,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的选择、政党体制的适应性和政治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特别是对待反对党的态度和策略选择是导致“渐进平稳过渡”和“激进动荡过渡”的主要因素。政党体制较高水平的适应性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党体制转型发展缓慢,反之,那些相对僵化的、无法有效吸纳新兴政治势力参与的体制只能以范式转型适应新的变化。一国社会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孕育程度会影响到政党体制转型的进度,政治文化中理性与宽容因素的存在则是一国政党体制以渐进平稳方式转型的重要条件。
  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完成后,这些国家往往都建立了竞争更加充分的多党体制。尽管一些国家政党体制的转型较为缓慢,不过在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力量变迁的综合作用下,其政党体制的转型会逐步推进。
行政管理 南昌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在纯粹的代议制民主盛行的当今世界,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可谓独树一帜。那么,瑞士作为一个处在列强夹缝中的小国,在其七百多年的历史中是如何保持这一政治传统的?在瑞士的历史上,总有两种力量在左右着瑞士的发展方向:一个是所谓的外部压力,通过来自外部势力的宗教控制、武力威胁、武装侵略以及革命输入等形式,想要吞没瑞士的直接民主体制;另一个是内部支撑力,即保持直接民主这一制度传统的内部力量。而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后者一直能够占上风。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直接民主的制度来源、基本背景之后,分析瑞士直接民主制度模式。在瑞士现行的直接民主制度中,最核心的两大制度是复决权和创议权。接着,本文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瑞士直接民主的四大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分析各阶段多重力量的博弈。然后,本文从路径依赖和张力关系的视角考察了瑞士直接民主的实践特征。最后,本文将揭示瑞士直接民主的秘密:瑞士的这一政治传统经过一定形式上的改变后,以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保留了下来,并一直发挥其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瑞士极具协商性与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其次,瑞士具有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人民具有自我治理、不受中央集权过多约束的政治习惯;最后,瑞士长久以来形成了一个由公民集团组成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下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维护、自我修复能力,在外部压力下具有较为灵活的变革力与良好的适应力,能够根据内部与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具体形态。协商性、地方自治性与公民集团性对直接民主等政治传统的保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瑞士直接民主的三大基因。
中外政治制度 华中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开启了地方政府现代化的进程,并颁布了《1999年大伦敦市政府法案》和《2000年地方政府法案》(英格兰、威尔士地区),两个法案的目的都在于在伦敦和其它英格兰、威尔士地区的城市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现领导力的行政性内阁从而使行政决策权得以强化,进而制定和实行推动地方有效发展的政策。当然,这一行政权力需要受到有效监督。原本工党政府只列出了市长制这一个选项,但却遇到地方和议会的强烈反对,只好做出妥协并列出了以下三种选项:市长—议会制、市长—议会经理制和议会—内阁制。但中央政府仍积极推行市长制在地方的采纳。然而,现实中的地方政府并未朝向中央政府预期的方向发展,大多数地方政府采取了议会—内阁制,这令中央政府十分失望。后继的联和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前任政府对市长制的支持态度,并进而提出要在英格兰地区除伦敦以外的十二个最大的城市开展是否采纳市长—议会制的公民投票程序。布里斯托尔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启和完成制度变革的。
  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对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对布里斯托尔市相关的基本情况介绍;及对论文中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的较为清晰地界定。
  论文的第一章探讨了布里斯托尔市政治制度变革的起源,即中央政府的立法推动。中央政府为了推动市长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城市的确立,制定了很多相关性的法律和政策,关于是否采纳市长—议会制的布里斯托尔市公民投票程序亦是由中央政府的命令开启。但中央政府是以立法形式开启变革程序的,中央政府并没有侵犯地方居民对政治制度的自主选择权。
  论文的第二章则探讨制度变革的经过,即地方居民围绕是否进行制度变革而开展的交锋过程。具体可以包括地方性辩论及赞成派和反对派寻求政治支持的运动。这是地方居民围绕制度变革而进行的能动性活动。政治制度的转变对地方居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地方居民围绕着是否变革进行了辩论。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动员支持性力量。
  论文的第三章探讨了制度变革的结果。这一章围绕着布里斯托尔市是否采纳市长—议会制的公民投票程序和直选市长的公民投票程序展开。经过两轮投票程序,地方居民最终投票通过了市长—议会制并选出了布里斯托尔市的第一位市长。二者虽然只是程序,但对新制度的确立来说却具决定性的意义。
  论文的第四章探讨了制度变革带来的影响。制度变革无疑改变了地方政治的运作模式。围绕着这种改变,地方政党将形成新的政治参与和动员机制。同样,社团和居民也将以新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
  论文的结尾部分对全文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对布里斯托尔市整个制度变革过程进行了一些思考。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这需要中央政府某种程度的干预,但与此同时这种干预不应是强迫性的,而是需要尊重地方居民的自主选择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海交通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西方社会运动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伴生物,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政治诉求和参与的表达方式,追求各项权益和政治道德理想的抗争手段。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的作用(虽然在局部情况下,具有暴力性和破坏性),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对于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的我国来说,跟踪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现象和当代形式,梳理社会运动的演化路径,促使国家和社会呈现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法、案例法和比较法对西方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展开研究,文章在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整合不同的理论成果,从静态和动态、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西方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机制、政治机制、组织机制以及对抗双方的互动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促进的机制,也包括阻碍的机制,而且,这些不同机制的排列组合,将使得不同国家社会运动发生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文章首先分析对社会运动对抗双方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机制,具体包括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技术化的工业主义、阶级化的社会结构和激进化的启蒙运动,使得社会运动双方都要对此作出反应和回应。此外,社会运动必然受到国家形成、转型、崩溃以及国家性质的影响,同时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和封闭、机遇和威胁以及国家权力机器对社会运动的治理能力和处理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社会运动的发生。不可否认,社会运动的发生还受其自身组织机制的影响,这些组织机制包括社会运动领导的团结和分裂情况,现有组织的利用情况、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情况,一方面要解决搭便车和机会主义问题,另一方面要做到广泛的资源动员、社会利用、居间联络和认同框架建构等;在新媒介时代,必须合理利用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镜像展示和动员社会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社会运动毕竟是对抗双方互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运动类型不同,招致的回应也就不同。在这互动过程中,本文重点论述了三类互动机制:合法性的确认和撤销、认同感的建构和解构、边界的激活和钝化,他们从或积极或消极方面影响社会运动。在互动过程中,社会运动的斗争手法的调整和创新,也对社会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暴力破坏性的斗争手法之外,社会运动创新了请愿、游行示威、罢工和静坐等斗争手法,极大的缓和了斗争双方对抗的剧烈性,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生存和发展。在斗争过程中,还有一个斗争周期现象,作为互动的结果,斗争周期的转化,意味着社会运动的兴起、衰弱或者消失的过程。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对社会运动各自分化而互不联系的研究理论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从机制入手对社会运动展开研究,既分析了促进社会运动的机制,也分析了弱化或消解社会运动的机制,他们之间的交织演化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文章对社会运动的未来持谨慎的态度,社会运动的未来,既有可能扩散,也有可能消解;既有可能在外部或内部促进民主化,也有可能去民主化;社会运动的抗争既有可能温和化,也有可能激进化。这一切都取决上文章里所分析的不同机制的促进和阻碍的二重性,取决于诸种机制的排列组合的情况。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战后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形象的认知为侵略者、战败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曾饱受日本侵略的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存在很大的戒心。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扶持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日本也积极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利用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手段重塑其国家形象。
  本文立意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国家形象的重塑过程,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由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和演变而来,是分析区域合作和国家关系的重要工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理论对日本国家形象的重塑分析同样适用。本文试图从这一理论的视角分析战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国家形象的认知改变。
  首先本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发展进行梳理,提出了不同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框架,即区域性公共产品不仅仅只限于区域合作的框架内,域外大国也能够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除了区域联合供给外,还包括大国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内容除了区域合作协议、制度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公共产品,包括大国单独供给的政治、经济、文化类公共产品等。战后日本向东南亚国家单独或者联合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在内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在该框架内进行分析,为研究日本战后在东南亚重塑国家形象的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本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梳理日本在战后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探究日本国家形象重塑过程中提供的不同类型区域性公共产品。日本对东南亚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是渐进的,从经济逐渐扩展到文化、政治安全领域的。这一渐进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日本对重塑国家形象的不同阶段。再次,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等角度考察日本提供的不同区域公共产品对日本国家形象的重塑起到的作用,日本通过不同类型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塑造了新的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政治大国形象。
  在此基础上理清日本在不同阶段向区域内提供公共物品的特点、战略、意图及效果。指出了日本国家形象的重塑过程,但是日本塑造国家形象的效果受到如美日同盟关系,中国崛起及日本侵略历史等因素的制约。通过上述分析,得出日本通过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重塑其国家形象对中国外交的启示:我国应根据自身情况并结合东亚地区的特点,吸取日本经验,有步骤、有规划得向本区域提供政治、经济、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公共物品。尽好大国责任,与周边国家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戒备,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和谐东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在回顾印度“东向政策”形成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以及推动“东向政策”不断演变发展战略动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新世纪以来印度“东向政策”在演变过程中的发展特点和推动这一演变的国内国际因素,总结了印度在实施“东向政策”中两个阶段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并对“东向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做了分析,最后从中印双边层面、地区层面和全球战略层面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印度总理拉奥提出了面向亚洲的“东向政策”,在全方位务实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印度“东向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对外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印度加快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并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在这种不断的定位中,印度的“东向政策”也经历着变革和调整。在印度实施东向政策的伊始,经济因素是印度的首要考量,发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配合国内经济改革是其主要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东向政策”取得重要进展,合作范围已经从东南亚扩展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广大地区,合作重点也从经济转向安全、反恐以及军事合作,“东向政策”的首要意图也从谋取经济利益转向获取战略空间。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印度在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对中国日益扩展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施行“软制衡”。为此,印度在继续保持与东盟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在亚太地区展开“平衡外交”,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进行战略互动,利用自己的中间地位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印度的所做所为使得中国的战略影响和外交空间也受到了影响。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虽然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中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既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地区利益。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理性看待印度“东向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从维护周边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各种问题,化解印度“东向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从而实现中印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崛起。
行政管理 南昌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过去的100多年以来,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在科技创新方面获得了很多卓越的成就。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都跟美国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密不可分。因此,深入分析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对完善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理论分析。第二部分,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介绍美国自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对比分析科技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次,分析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模式—“官产学”联盟;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主体:联邦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各个主体在“官产学”联盟中的职责和作用。第三部分,分析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具体措施:完善的科技创新法律体系,全方位的科技创新资金支持体系,健全的科技创新人才的开发和保护机制,重视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四部分,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健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官产学”联盟,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发展机制,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蒙古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一体化浪潮正席卷世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疑刺激了近年来经济最为活跃的东亚地区。东亚各国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开始不断寻求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路径。但是,东亚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不易解决;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信仰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从东亚一体化的提法出现至今,一体化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其中绝大部分原因都来自于政治方面。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东亚一体化的政治影响因素,是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本文首先对东亚一体化的概念做了理论解读,梳理了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的发展现状。通过现状和问题的分析,表明现在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明显慢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进程,进而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东亚一体化究竟存在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哪些因素。所以第二部分本文着重分析了阻碍东亚一体化发展的政治因素。笔者认为,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众多复杂因素中,政治因素当属核心问题。东亚区域内的政治影响因素也相较欧洲和北美要复杂很多。第二部分中主要从冷战遗留问题、政治分歧、主导权问题以及美国因素四个方面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目前东亚地区内的部分政治问题仍然不可调和,东亚一体化如不能妥善处理政治因素,其进程将举步维艰。于是本文第三部分探讨了应对东亚一体化困境的政策。包括正视历史,加强对话;促进政治互信,培育东亚认同;深化机制改革;妥善处理美国因素。东亚一体化过程中,虽然政治问题成为主要障碍,但我们仍然应保持乐观心态,要确信东亚一体化进程只要开始,便不会停止。探索东亚一体化的组织建设之路任重而道远。
  笔者相信只有深刻剖析东亚一体化的阻碍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动力问题。东亚一体化符合东亚各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愿望。虽然困难重重,但只要确立东亚一体化目标,通过对话解决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歧,建立长效的东亚一体化机制,东亚一体化一定会不断进步发展下去。
中共党史 山东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自诞生以来,就是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政党或国家的立场、信仰、方向的思想旗帜。历史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和强大的经济功能,是维系社会团聚的主要力量,能够为政治统治提供强有力地合法性依据。因此,意识形态历来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高度重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谷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顶住压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与改革,形成了鲜明的本国特色。所以,为了了解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真实状况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政策措施,总结经验教训,对当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很有必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改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粗浅的思考。第一部分简述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及特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冷战结束为标志,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分别论述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等。第二部分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措施及现状。主要包括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定位、重点内容,以及革新和调整的核心内容与思维方法等。第三部分论述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通过摆成绩肯定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基于国内国际现实详细分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第四部分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思考。该部分从理论的角度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上述压力和挑战提出对策。
  本文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进行横向的全面比较研究,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这是本文的创新点。由于本人受所拥有的研究能力和史实材料所限,文章不可避免的存在种种不足。
政治学理论 广西师范学院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儒家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新加坡自20世纪60年代推行工业化政策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物质文明极大提高。而与此同时引入的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严重冲突,对其国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加坡政府选择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切入点着手建立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会价值体系,提升社会文化认同感,进而构建完整的政治认同体系,有效改变了社会风气,成功度过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转型期。新加坡政府构建的政治认同,使得其国民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认同自己的新身份——新加坡人,同时每个人都有着为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强烈意愿。新加坡作为殖民国家,建国时间并不长,而且社会上存在着多种文化、宗教、民族,演化成多个社会群体,为了国家的发展,新加坡必须整合全国人民构建能够为各群体人民都能够认可的政治认同。新加坡政府在构建政治认同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普及“共同价值观”、强化国家意识,对公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高度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形成了和谐的社会关系。借鉴新加坡政治认同构建经验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高度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序论部分,作者阐述了选题的目的,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对国内外研究状况做了分析和总结,界定了政治认同的涵义,分析了政治认同构建的文化路径。
  第一章,新加坡政治认同构建的难题。主要分析了新加坡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特点;阐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分析新加坡在政治认同构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新加坡领导人选择借用儒家思想进行政治认同构建的探索过程。
  第二章,新加坡政治认同构建的路径和方法。本章论述了新加坡政府为构建政治认同而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八德”和“共同价值观”;在推行这一价值体系过程中的具体方法,例如利用学校和家庭教育双管齐下,推行儒学社会化等;最后展示新加坡政府构建政治认同的成效。
  第三章,新加坡政治认同构建的借鉴意义。作者首先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改革开放之后的价值体系多元化,逐渐走向迷茫;中国在政治认同构建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经济利益保障不力引发的政治认同基础动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困惑、对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颠覆等。因此针对借鉴新加坡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强化中国当代政治认同,作者提出了几点措施。
中外政治制度 青岛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政治稳定是一个比较广阔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针对中国广大社会变化与变迁的方方面面,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策略,对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的政治稳定,制度因素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在保证政治稳定的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选取从制度层面出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稳定进行研究。
   论文旨在对政治稳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把握,阐述了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实质、根源、形式、目标、根据、原则、形式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为人们提供一种构建政治稳定问题的思维框架和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思路。同时,本项目力图在广泛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总结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历史经验的视角来纵览我国的现代化历程,站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高度来鸟瞰当代政治稳定的基本走向,从而达到对政治稳定问题的整体把握。构建政治稳定机制的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了健全利益诉求机制、健全利益约束机制、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健全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健全网络媒体监管机制等方法来构建政治稳定机制。
国际关系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雅尔塔体系确立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世界格局。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绝大部分。冷战的影响不仅限于最显而易见的国家间政治,还渗透到了经济、文化等细缝罅隙中,体育也未能幸免。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体育赛事,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度成为美苏争霸的战场。
   本文写作的时间段线(1950年代至1990年代初)与冷战的起止时间略有不同,全文将两大阵营围绕奥运会开展冷战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前期、中期、高潮和后期。前期阶段(1950年代至1960年代)涵盖从第14届夏季奥运会到第19届夏季奥运会共6届奥运会。苏联于1951年加入国际奥委会后,两大阵营围绕奥运金牌榜上的名次进行了激烈比拼。中期阶段(1970年代)包括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和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美苏在缓和的大背景下于赛场之外,开始在争夺奥运会主办权的过程中交锋,苏东阵营的体育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发展的黄金期。第三阶段即高潮阶段(1980年代上半期),政治抵制成为了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和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主题,美苏对彼此承办的奥运会进行了相互抵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后期阶段(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包括第24届汉城奥运会以及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随着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冷战对奥运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冷战对奥运会的影响则消失殆尽。文章结语部分着重对政治与体育、冷战与奥运会的相互影响作了分析。
国际政治 山东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了自身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所以,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制度上不断向发达国家学习,同时进行制度上的借鉴.制度借鉴在发展中国家也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发展本国政治、经济的有效方式.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借鉴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制度的含义、特点、表现形式和制度借鉴的含义、类型、层次环节以及借鉴的可行性,为后文对制度借鉴的论述做铺垫.制度是以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状况之上的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它能够约束行为主体的行为使之符合某种要求,进而达到维护特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度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保守性和开放性的统一、惩罚性和激励性的统一、普适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按其表现形式主要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借鉴即是某个制度或者一组制度从其原生地转移到其他环境并被实践的过程,它包括自主型和强制型两种类型.同时制度借鉴也涉及到两个层次的学习,其可行性首先表现在制度的竞争性其次表现在全球化促进了人们的交往能力及自身学习能力的发展.
  第二部分将着重论述制度借鉴在政治发展中的原因.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制度借鉴可以更广泛的推广不同政治价值;二、制度借鉴可以节省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成本;三,制度借鉴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背景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二、发达国家的推销;三、人类生活中的共同追求也催生了制度的借鉴.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借鉴状况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第三部分的内容.文章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开始论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建立的政体.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政治制度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二、借鉴上的模仿性;三、借鉴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四、权力结构的集中性。
  第四部分主要对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借鉴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制度借鉴不利于政治主体的自发性和主体性的发挥;二、制度借鉴可能忽略原有政治发展模式的限制;三、制度借鉴可能导致政治发展理性因素的过度放大.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处理好制度借鉴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二、处理好制度借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际政治 黑龙江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日美同盟是影响东北亚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后,为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日美同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调整之后的日美同盟突出变化在于提升了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和扩大了其防卫范围。通过调整日美同盟实现了由被动防御到积极主动应对事态的转变。此外,调整也凸显了日美同盟的地区主导和世界志向的战略。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调整,一方面巩固了日美同盟关系,抑制了日本的脱美倾向,遏制了日本重新走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对东北亚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东北亚热点问题方面还是在东北亚大国国家间关系互动方面,从客观实践效果来看,日美同盟都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日美同盟是维持东北亚和平局面的重要因子。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运用政治的力量对市场机制进行矫正、限制,维护社会团结,保证社会持续运转,是现代社会政策的基本功能。通过社会政策对社会收入差距进行平抑、调整,将其控制在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范围——即公正的范围之内,是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的基本功能。收入差距是经济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配置的最直接反映,体现了一个社会的社会政策在公平与效率间的选择,即社会公正。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在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制度的公正性是保证一切经济活动的延续性的重要条件;从社会的整体发展看,社会公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不公正的制度必然带来社会的解体和重构。而社会公正是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发获得的,没有社会政策的介入,收入差距会不断拉大。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调节社会的不平等,促进社会公正。所以社会公正反映一个国家社会政策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国家在社会政策上的选择与这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本特质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社会政策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政策的功能就在于对市场机制所必然造成社会分化、所必然带来的不平等进行调节、平抑,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运转。因此,社会政策的兴衰、发展和演变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衰、发展和演变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19世纪中期在西方全面确立,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迫使它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过一个所谓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又陷入低迷。与上述三个阶段相一致,西方社会政策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初创、全面建设和调整改革这样三个阶段。虽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政策的内容、范围和力度各有不同,但其社会职能或者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由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所导致社会不平等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资源的占有、就业选择、社会流动机会、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和范围等等。本文认为,所有这些不平等,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社会收入占有上的不平等。因此,虽然社会政策的内容相当丰富,它的具体职能也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可以说,社会政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调节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工具。
   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在社会收入分配上,市场机制或者叫做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一直占居主导地位,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即从社会政策在各国普遍建立以来,国家或者叫做“看得见的手”对收入差距的调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曾经占居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们重新引入了市场机制,这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我经济的发展,但这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并继而引发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我国政府近几年来也加强了社会政策方面的建设。我们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实际上是要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来落实的。但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也有不同声音。其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我国社会目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现象并不可怕。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原因造成的。一旦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收入差距就会自然缩小。持这种观点的人经常引用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作为理论根据,并且认为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就是要反驳这种观点的。本文认为,按照市场机制,收入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而决不可能自然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确实曾经出现过逐步缩小的趋势,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自然结果,而是因为西方各国的社会政策发挥了调节作用。据此,本文共分成以下几部分:
   导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基本的概念进行厘清,并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提出了基本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思路。第一章对社会政策的发展轨迹进行概括,总结了其基本社会功能,指出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政策的最基本的取向,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三类不同社会政策的典型代表美国、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政策发展的历程及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进行了分析,探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和社会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论证了社会政策在调整收入分配和维护社会公正,保障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五章分析了美国、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政策建设对中国的启示。结论部分根据对三种模式的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以及在调整收入差距上的功能提出了最终的结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正并不仅仅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范畴,而是关乎社会成员切实的经济利益的概念。一个社会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就是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层面的切实体现。
   二、收入差距反应了社会政策选择的公正性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收入差距的不同特点正是其社会政策选择公正性差异的体现。在社会这个复合型的整体系统中,仅仅使用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的考量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三、研究自由主义、合作主义以及社会民主模式的福利国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理论背景和民族传统不同使得它们在政策选择的公正倾向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在哪种类型的国家中,社会政策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公正,控制收入差距和保障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工具。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但能够有效地协调公正与效率的矛盾,而且可以使二者相互促进,社会获得良性运行和发展。
   四、任何社会要想实现和谐,要想持续发展,都必须把收入差距、特别是与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可支配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一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差距,与其说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倒不如说是与该国对社会公正的理解、与该国的社会政策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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