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移民开始逐渐出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无论是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中国移民都对该地区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苏联解体后，中国移民重新出现在远东。他们集中在贸易、建筑、林业和农业等领域，同样对远东民众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移民在远东出现，“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言论也重新在远东出现。尽管在俄罗斯远东人口不断下滑，而来自独联体国家移民不会增加的前提下，俄罗斯仍将大量吸收中国移民参与远东经济开发。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自身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在俄罗斯外来劳动移民难以获得更多收入情况下远东的中国移民数量不会大量增加。
　　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了沙俄时期以及苏联时期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情况。主要分析了远东中国移民出现的原因，中国移民在俄国和苏联各行业分布，他们对远东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历史上俄罗斯政府对中国移民采取的政策等。第二章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中国移民在远东地区的生存状况。第三章探讨俄罗斯民众眼中中国移民的形象以及“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预测在中俄关系框架下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发展趋势。通过对远东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了解不同历史时期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生存状况、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中俄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摘要：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胜利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6-2020越南政治、经济和社会5年方针、任务的基本内容。大会指出越南进行革新开放30年来，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国际威望日益增长。越南要充分借助WTO平台以更广泛的视野参与新型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未来5年越南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广阔。但是，未来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国内整体经济发展仍较大程度的落后于本区域及世界水平;国家敌对、反动的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危机依然存在;部分干部、党员、公职人员、行政职员出现“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现象，在政治思想和道德生活中蜕化变质;公务员队伍中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党的干部队伍中腐败依然存在。为此，越南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年轻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和培训对于越南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年轻公务员的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系到越南政府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何更好发展与竞争的问题。因此，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对于越南政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越南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作为研究问题，借助理论分析工具，对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的现状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科学的论述和探讨。重点阐释、探祈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在公务员培训上先进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归纳与整理，以期对越南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启发和借鉴。最后，立足越南的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对策。文章希望通过这种框架安排能够清楚的分析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提升越南年轻公务员培训工作的效果。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程度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在土地资源价值不断提高的同时，土地资源违法腐败问题亦随之不断涌现，在这其中，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参与、纵容下的土地资源违法腐败现象最为突出，土地资源腐败问题已成为规范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亟待解决的问题。2014年，审计署开启了全国性的土地资源专项审计工作，审计内容包括2008年至2013年全国各省、市、县的土地出让收支、土地资源征收、供给、储备、整治、农业耕地保护及土地资源管理执法情况等。这次专项审计所反映的土地出让及土地项目改造等问题，穿插于城市的整个土地资源利用与建设全过程中。因此，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转型，必须着重关注土地资源违法腐败的预防和治理，而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控制和惩戒土地资源腐败方面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归纳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基于当前土地资源腐败案例，以宏、微观角度对土地资源问题进行深度剖析，了解我国土地资源腐败状况，统计归纳土地资源腐败的基本情况、行为表现及土地资源审计对控制腐败的现状，同时，论文以 H区政府土地出让违法腐败现象为研究案例，发现土地资源审计在预防和控制土地资源腐败中的作用愈发凸显，能够强化土地资源管理、促进节约用地、保证土地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利用、控制公职人员腐败等。最后，论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加强土地资源审计的建议，即，加强相关政策及管理工具的审计；转变土地资源审计方式及重点；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问责制度；加强土地资源绩效审计；加强土地资源跟踪审计力度等。以此减少土地资源腐败案件，保护国家土地资产，避免土地资源流失。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①廉洁观，是人们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它对人们的外在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廉洁观建设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也强调“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总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②，从思想根源上确保从政人员的廉洁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扎根在基层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廉洁观正确与否、水平高低状况，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更关系到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本研究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相结合，通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得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内容，并根据所得到的廉洁观内容确定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内容的研究，我们运用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通过对湖北省宜昌市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深入访谈，得到了基于农村基层干部视角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包括诚信观、节俭观、权利观、和公正观四部分，其中，诚信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为人处事过程中的诚实守信程度;节俭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节俭程度;权利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对权力与利益的认知与取舍程度;公正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的公平正义状况。
　　第二，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根据利用扎根理论得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价指标，结合国家相关文件和农村的实际设计问卷。通过利用SPPP分析软件对收集的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水平整体较好，但具体各部分存在差异，权利观水平相对其他三部分较低;政治面貌、月收入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正相关，而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发现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舆论这三个影响因素与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环境，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最大，社会舆论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次之，工作环境对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相对最弱。
　　第三，对策建议，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和建议:第一，加强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推动家庭助廉;第二，营造崇廉尚廉的舆论环境，树立典型代表;第三，优化工作环境，推进廉洁从政;第四，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作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定高速增长，但同时官员违纪腐败现象频现。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考验，腐败必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反腐工作能否深入推进和落实，关系到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政治根基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央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战役，此次“打虎”风暴开展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巡查力度强、落马官员级别高，超越以往任何一场反腐运动。
　　本文在深入分析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官员落马与城市经济的视角，运用2000-2014年共计39个大中型特殊城市“一把手”官员落马与年度经济数据，对“一把手”官员落马给城市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比较官员正常更替、官员落马及官员人事变动给城市经济和投资增长带来的不同影响。
　　研究发现，“一把手”落马在短期内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平均拉低此城市当年度GDP增长0.02个百分点，次年这种影响则显著降低，十八大之后的负向效应更为显著。官员落马对GDP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实现的，相比进出口和消费，“一把手”落马对投资增长具有更为显著的负向效应，平均拉低此城市当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1个百分点，这种影响也只是短期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官员的正常交流、调任或退休引致的官员正常更替对GDP增长存在微弱的正向效应，对投资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市长落马比市委书记落马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官员落马、官员正常更替和官员人事变动具有显著不同的经济效应。
　　本文第1章介绍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第2章对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和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3章介绍本文的样本、变量和模型。第4章实证分析了“一把手”落马对城市经济和投资增长的影响，为本文重点。第5章通过更换变量、调整数据等对第4章实证结果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第6章总结全文并提出我们应平衡反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推进政府管理水平降低反腐影响、坚持反腐震慑腐败。

摘要：新加坡作为世界廉政之邦，早期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反腐措施改革的落实使新加坡步入廉洁、高效、政治清明的国家。
　　新加坡反腐政策改革具有科学性、针对性。新加坡反腐改革的成功要素可以概括为全方位的教育机制使人不想腐，通过倡导儒家思想理念，全民廉政教育以及典型示范教育等教育机制，使人们从思想意识方面能做到防腐拒腐；严格的惩罚使人不敢腐，通过道德惩罚、法律惩罚等措施以雷霆之势严惩腐败，使人们对腐败心存畏惧；独具特色的薪资保障使人不用腐，新加坡通过高薪养廉以及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能过上富足而幸福的生活，使人们不用腐；完善公务员队伍建设使人们素质大幅度提高，使人们能高度自我约束而不愿腐。新加坡正是通过这样的反腐实践使其成为全世界反腐的典范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誉亚洲。
　　我国与新加坡反腐具有高度的契合，共同反腐的决心，以及相同的反腐文化基础，空间以及政党的相似性，都为我国借鉴新加坡的反腐经验提供了基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来高度重视反腐工作，通过三反五反惩贪除恶，通过反腐机构设置、反腐法律法规等的出台，通过系列反腐活动来展示其反腐的决心。十六大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反腐问题，将其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以雷霆万钧之势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中国的反腐工作快速向前推进，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腐败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顽瘤，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应该借鉴新加坡以下几个方面的反腐经验：从源头做起，明党于纪，讲规矩，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不应腐；零容忍铲除腐败，对腐败分子及行为绝不姑息养奸，营造人们不敢腐的氛围；完善公务员薪资待遇、社会福利、保险及退休制度等确保政府职员不用腐等。通过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开展反腐工作，我们就一定能打好反腐败攻坚战。

摘要：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广泛，不仅全方位影响着越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越南政治文化的改革和走向。其中，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越南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近年来，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被确定为落实越南党和国家外交政策路线的越南民间外交关系渠道。目前，越南已经与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建立关系，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越南开展逾2000个援助项目，援助额约达3亿美元并在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面对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后面临的各种新挑战，不再强优先援助国，世界经济与国内复苏缓慢，越南党和国家主张争取各国政府、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和宝贵帮助。20多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越南扶贫和发展事业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协助越南解决社会经济遇到的困难。越南希望今后外国非政府组织继续与越南有关部门、行业、地方、伙伴机构合作解决越南当前的困难和挑战，让越南能继续快速持续发展。
　　近几年来，在越南各省、市开展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数量日益增多，越南国内很多省、市正在探索积极有效的管理此类组织的方法。本文致力于加强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在实践层面的探讨，深入分析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越南的现状和作用，以及阐述越南政府对其的管理模式。以河江省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评估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河江省的情况，介绍河江省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框架和管理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河江省对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河江省根据日益具体和完整的国家相关文本法规、提升管理干部队伍素质、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检查和监督工作日益紧密和可靠等等。除了肯定成绩，也必须承认对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是一个新的领域，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困难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法律程序条例、实行体制、援助接收及使用管理、对人的管理等方面。为了提高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管理，河江省要关注并实行好一系列对策，例如:完善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机构和配合机制、指导颁行符合河江省实际的法律文本、吸引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提升活动监察检查效果、提升对活动收益的总结和评价等。

摘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东南亚小国，在长期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取得了反腐败工作的巨大成功。新加坡能在短短60年时间内就从一个腐败横行的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公认的“廉洁之邦”，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居功至伟。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树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形象，在执政之后出于历史、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因素的考虑，依然牢牢坚持廉政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第一，将反腐败看作是关乎政党命运的大事，树立坚定的反腐败政治意愿;第二，形成简单合理的党内体系，优化政党结构;第三，制定完善而又严格的法律体系;第四，设置独立性极高的反贪污调查机构;第五，严厉处罚贪污腐败行为，使贪污腐败者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第六，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广泛开展廉政教育。但纵然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如此卓有成效，人民行动党的廉政举措也不是完美，其中也存在着些许不足。
　　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人不断坚持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促使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历史以及体制的一些问题，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廉政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许多经验是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借鉴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比人民行动党与自身存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学习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成功举措，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反腐败体系: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增大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第二，整合现有的反腐败力量，形成一个更加独立高效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并给予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三，改进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机制，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第四，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巩固廉政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要：廉政教育是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它为我们党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推进作风建设的政治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手段。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廉政教育的艰辛探索和重大贡献，并从中总结经验、获得启发，对于我们当前积极推进廉政教育工作，努力营造稳定、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氛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主要通过对毛泽东廉政教育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基本内容及特点、经验与反思、理论意义以及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对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从而对我国现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启示。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又结合了实践从而产生并形成了一套思想。
　　第二部分，为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概括了五方面的主要内容：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公私分明、模范典型以及忧患意识；以及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比较显著的四个特点。
　　第三部分，为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在应用过程中的经验和反思，总结了其廉政教育思想在运用中的三个主要经验，以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之后进行廉政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
　　第四部分，论述了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方面来具体分析。其理论意义主要为发展和完善廉政教育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从而更坚定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其实践意义主要为党和国家培育了几代优秀的人才，为建立健全廉政教育制度奠定了经验基础，从而在当前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廉政教育工作。

摘要：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研究是渤海国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渤海国的王位继承制度与中原王朝颇有相似，这主要源于渤海国的建立者粟末靺鞨人有着较高的汉文化接受程度。长期受到中原王朝熏陶的粟末靺鞨人在王位继承方面，形成了三种王位继承方式，即嫡长子继承制、兄终弟及继承制、择子继承制。渤海国的王位继承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所以，嫡长子在渤海国王位继承顺序上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为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早逝而没有留下子嗣，且王再无其他子嗣，则由王的其他嫡系兄弟入继，是为兄终弟及继承制，兄终弟及继承制作为嫡长子继承制的补充形式而存在。当出现国王无嗣这样的非常情况时，通常是由宗室和大臣公议选择一个王室后裔来继位，是为择子继承制。“宗属寺”的出现表明渤海国有明确的宗法等级制度，而宗法制度与王位继承制度密切相关。
　　粟末靺鞨人受中原汉文化影响颇深，又作为唐王朝的藩属国，其王位继承制度有与中原王朝共性的一面，但渤海国作为一个由粟末靺鞨人建立的民族政权，其王位继承制度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影响因素。
　　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是渤海国王权集中的必然产物。作为渤海国社会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在中原隋唐王朝的影响下也逐渐完备。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不仅在调节渤海国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对渤海国政权的巩固、政局的稳定、王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对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的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渤海国的发展状况。

摘要：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当中，行政决策是最为核心与关键的环节，而重大决策由于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利益，影响程度深远，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成为当今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其中，县级政府这一领域的重大决策问题更为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决策所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重大决策难度也不断增加，这为县级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设置了更高的门槛。然而在实际的行政决策活动中，权力滥用、违法决策、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不罕见，为了实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减少决策失误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必须明确决策主体权限，规范重大决策程序，建全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决策监督体系。县级政府是党和国务院关于基层民众的各种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实现决策，推进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无论是对营造稳固的政府决策民意基础，还是对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以下六个部分，围绕县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问题，运用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及政治学、管理学、行为学、法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说明了问题出现的背景和论文写作的意义，列出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最后说明了研究的内容、方法及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相关理论分析。首先明确什么是重大决策，在此基础上延伸到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含义及其理论基础;其次阐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特点、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内容以及推进县级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理论支撑。
　　第三章，重大决策法治化的二维结构分析。第一，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判断。首先阐述行政决策的现行法规范和行政运作实态;其次总结我国传统的行政决策模式的特点、优势及其变化。第二，行政决策的“最佳性”判断。首先说明引入“最佳性”判断的理由，有些视角无法通过“合法性”判断予以整合，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最佳性”判断的角度予以把握;其次阐述行政决策“最佳性”判断的理论构成，基于公共行政的共同逻辑结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司法救济”，在“最佳性”判断的原则下，行政决策的结构可以被描述为行政决策主体——行政决策程序——行政决策监督。
　　第四章，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现状分析。主要分析目前我国县级政府在依法决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就。首先，通过一般层面的分析，总结出目前县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所处的现实环境;其次，通过对江西省Y县的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和无结构访谈，得出目前该县在重大决策民主化和重大决策执行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在调研和理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在主体权、法治程序、责任追究、监督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
　　第五章，探讨如何建设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合理配置重大决策主体权;第二，完善重大决策程序;第三，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第四，完善重大决策监督体系。通过这四个层次的分析，探索实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对策。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摘要：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集体腐败浮出水面。大面积腐败的蔓延导致政治生态陷入恶性循环，遏制集体腐败成为改善政治生态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九江水利部门腐败窝案的剖析，得出窝案形成的主要原因:水利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提供了大的利益空间;水利项目环节多、量大面广的性质为官员提供了长期进行互补性权力合作的机会;市水利局局长加入到集体腐败导致了上级监督机制的失效，从而更多人参与到集体腐败中。并据此推测，若工程环节越多，官员之间的关系越长久，为了谋求更大的腐败所得，官员会倾向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关系。
　　本文利用博弈论对官员的互动建立了单次博弈和重复博弈模型，发现单次博弈下合谋均衡是不稳定的，而重复博弈次数越接近无限次时，通过采取“冷酷策略”实现合谋的可能性越大。此外，针对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互动建立的博弈表明:上级官员的庇护能力越强，以及上级官员越注重自己的私人收益时，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达成合谋的可能性越大;若上级官员被收买成功，那么上级监督机制将会失效，集体腐败的扩散会更加严重。结合模型分析能够得出集体腐败形成机制和扩散的解释:官员之间凭借互补性的权力进行长期的合作是集体腐败的形成机制，同时上级官员对集体腐败的扩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其它研究相比，本文在分析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加入了集体腐败扩散的讨论，对集体腐败的理论研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并且本文的发现对于当前治理集体腐败的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摘要：从19世纪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代美国日裔移民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日本人意识”。第一代美国日裔主要是作为劳工移民到美国，大多数并未想过永久居留那里，而是希望衣锦还乡。而且，他们由于接受了明治政府的“皇国教育”，具有强烈的“日本人意识”。但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排斥和日本政府的漠不关心，他们产生了“弃儿”之感。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他们开始选择在美国永久定居。在美国等级秩序的不利环境中，为了加强群体凝聚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逐渐强化“日本人意识”。大约在同时期，进入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的日本政府意识到日裔移民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改变了以往对海外日裔漠不关心的态度，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美国日裔一代和二代移民的“日本人意识”，希望为他所用。
　　正文分四个部分，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代日裔移民前往美国的原因及目的，并对他们的移民概况做了归纳总结，其中包括日本政府和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移民最初的“日本人意识”。第二部分探究了美国日裔的“日本人意识”的传统其发展，其中包括明治时期建立“国家神道”对其产生的影响及到达美国之后为了维持在美等级秩序而与菲律宾展开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加强的“日本人意识”;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因为其战略需求对移民进行重新定位，希望通过跨国教育的方式加强二代移民的“日本意识”为己所用。第三部分探究了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日裔“日本人意识”强化并达到顶峰的过程，包括美国日裔在日本政府的煽动下对美国进行的亲日宣传，对在华战争前线日本士兵的捐钱捐物，并用文化表达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日本人意识”，这种情感在海外日本人大会中最终达到高潮。第四部分描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折衷的国家意识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由“日本人意识”转向了“美国精神”。
　　本文通过对美国日裔的移民历程及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日裔的“日本人意识”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一直在发生变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裔移民出于自身生存的考虑最终倒向了“美国精神”，以此也为美国日裔的“日本人意识”划上了句号。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治理问题也层出不穷，早先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居民自治概念的提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探索路径，为了更好地将居民自治这一抽象概念落到实处，上海市P区L街道首创了社区自治金项目，以项目化运作的方式推动，通过相应资金撬动社区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Y街道参考借鉴的基础上也实施了社区自治金项目，通过不断尝试、创新打通居民自治渠道。
　　本文主要以上海市P区L街道和Y街道分别形成的政府主导模式和社会组织主导模式为例，围绕社区治理项目化运作分析这两种模式存在的差异以及产生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并进而探讨社区自治金项目对于社区治理所发挥的作用。通过比较发现两种模式在项目导向目标、项目主导方、实施过程和效果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嵌入的结构不同。本文进而对社区自治金项目进行了反思，政府旨在通过这一方式或者手段引导居民开展自治，努力构建“熟人社区”，利用居民力量对于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回应。本文亦在最后针对形成的两种运作模式下为社区治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摘要：以色列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建国后向全世界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掀起了空前的移民潮。1948年至1951年，有近70万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为此，以色列政府充分继承了建国前各个民族机构组织安置移民的遗产，统一领导全国的移民安置工作。其中，犹太代办处和以色列政府是移民安置的中坚力量，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犹太民族基金会等民族机构也广泛地参与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色列建国初期，移民安置成为了国家的重点工作，充足的资金保障和适宜的政策支持确保了安置工作的有效开展。移民安置的丰厚资金主要来源于犹太民族基金等民族机构筹款、德国赔款、慈善机构汇款、美国贷款与援助，以及以色列政府发行公债等途径。此外，以色列政府以及各个民族机构制定的适宜政策确保了移民接纳与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以色列的移民安置政策有序推进，由早期移民开发的边境地区农业安置策略，演变为过渡营临时安置策略，最后推行人口分散的安置政策。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营地安置，先后筹建了大规模的移民营和过渡营，这为新兴城镇建设和大规模住房建设争取到了充足时间。遍及以色列全国的移民新村、基布兹、莫沙夫等农业组织也是重要的移民安置方式，它们既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发展，又有效地安置了移民。简言之，在以色列及犹太世界的努力下，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即有近70万移民获得安置，移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移民安置工作是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在经济方面促成了以色列的人口地理格局和城乡格局的形成；在政治上塑造了同一性的以色列公民的认同身份；在文化上形成了以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熔炉文化”；在社会方面则孕育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毋庸置疑，移民安置工作是以色列立国与发展的根基，它的经验与教训为日后移民的吸纳与安置工作，乃至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移民安置工作中未能妥善处理好各犹太社群的关系问题，且忽视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利益诉求，酿成了东、西方犹太人分化，阿、犹两大族群关系隔阂加剧的境地，这给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建构蒙上了一层阴影。

摘要：腐败和反腐败已成为当前转型期中国最受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从腐败会破坏投资环境、拉大收入差距、阻碍经济增长等角度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却忽视了从微观视角考察地区腐败对企业运行效率的影响，地区腐败程度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企业经济的发展，财务决策行为越来越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因此，本文对地区腐败与企业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本文从宏观制度环境对微观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地区腐败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中流动性及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拟选取2002-2013年我国A股上市的公司数据为样本，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实证数据进行检验，考察地区腐败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①地区腐败会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决策，具体表现为腐败越严重的地区，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越低，财务杠杆比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地区腐败对非国有企业的流动性决策影响更大；市场化进程有利于缓解地区腐败对企业的流动性的影响强度；更进一步发现，相对于政治关联企业，地区腐败对非政治关联企业的流动性决策影响更大。②地区腐败越严重的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具体表现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地区腐败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更大；市场化进程有利于缓解地区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强度；更进一步发现，相对于政治关联企业，地区腐败对非政治关联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更大。
　　本文的发现丰富了地区腐败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也为宏观制度环境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通过本文的结论，既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反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谬论，为中央政府进一步推进反腐败行动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也启示我国企业在不断提升自身内部治理水平的同时，还应结合外部治理环境权衡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

摘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力量逐渐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政府开始推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政策倡导下，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地纷纷开始购买社工服务，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购买模式;其中，济南市也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最早于2008年开始探索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购买效率低下、公共责任缺乏、服务对象不满意以及购买寻租等问题。为了应对诸多难题，政府开始关注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监督管理。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专业优势与中立性引发社会各界诸多关注，第三方评估逐渐成为承接政府监管职能的重要制度选择。
　　然而，第三方评估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领域尚属新生事物，其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如:评估机构合法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欠缺，政府监管不到位，评估结果运用范围有限等。随着第三方评估制度的不断普及与深入，这些难题日益成为阻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进程的绊脚石，引发各界密切关注。因此，通过研究总结当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存在的问题，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找出对症良药，对于实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良好运作、促进政社合作与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借助政府、评估方和被评估方视角，总结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出发，以契约治理和“元”治理为理论基础阐述政府的监管责任，并基于政府角色视角提出完善第三方评估制度的建议。
　　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进程中，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但由于起步晚、实践经验缺乏，第三方评估的发展仍面临众多难题。因此，我们应客观看待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存在的问题，并共同努力应对。在当前我国社会力量薄弱、政府主导购买进程的大背景下，政府肩负着重大责任:需要积极培育与引导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强行业规范建设，优化评估工作制度，保障资金长期稳定与独立以及构建多元化监管体系等，集聚社会力量确保第三方评估的客观公正。

摘要：现如今，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已形成各地政府工作的热潮，出现社区社会组织“三级孵化”网络，对孵化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模式的总结比较、社会组织培育孵化过程中的政府角色研究、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政策的效果等。传统的社会组织培育导向有行政导向和社区自治导向，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协同治理则超越和融合二者，致力于政社互动机制的构建，为培育孵化社会组织提供了多元共治的新视角和新框架，要求社会组织培育需要理念层面政府对社会的尊重，方法层面由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向柔性治理转变，目标层面实现数量与能力的双成长。济南市天桥区民政局以协同治理为导向，探索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孵化”网络，搭建了三级孵化平台，建立了培育孵化的管理制度，社区社会组织在数量和能力上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以协同治理理念为视角，“三级孵化”网络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仍存在政府依赖、规范管理的困难以及社区社会组织能力较低等不足，需要在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制度设计、多元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上加以完善。协同治理下“三级孵化”网络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政府和社会需要进一步创新协同方式，拓宽协同领域，提高协同层次，实现协同效应。
　　“三级孵化”网络契合我国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但距离协同治理下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还有很大的差距。社区社会组织“三级孵化”网络应重点加强政社互动，更好地平衡孵化服务与规范管理之间的关系，提高社会组织自主发展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

摘要：从2004年起，服务型政府建设以燎原之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各地方政府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公共服务创新案例，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榜样，也为中央政府公共服务决策提供了的验证创新政策扩散可行性的实证依据。大量的优秀公共服务创新实践案例中蕴涵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经验，在大样本范围的公共服务创新案例的基础上，是否可以探究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的要素和逻辑;是否可以发展服务型政府扩散的路径和经验，这是政策视角下值得探索的问题。所以，在多案例数据库基础上，本文从政策扩散视角下发现地方服务型政府扩散的内在经验和不足，可以为扩散中的服务型政府内容完善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
　　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起数据库，在大样本实证案例基础上进行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分析。本文整理了2004-2014年《人民日报》11年报道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案例，逐步进行了样本选择、文本检索及编码，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案例数据库”。本文以公共服务创新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数据库中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主体行政层级和省份分布，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的领域和创新类型，以及服务型政府扩散的媒介，可以分析得出服务型政府扩散的三大要素;通过探究时间维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历史沿革，空间维度下服务型政府的上下扩散和扩散梯度间传播的趋势，可以分析得出服务型政府扩散的时空路径;通过对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的动力源，也就是公共服务创新较活跃的五个省份的单独分析，可以深入探析服务型政府扩散的驱动力量和先进经验。
　　在对数据库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的地方服务政府扩散的主体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省级政府和地级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呈现由省向市向乡镇的等级扩散形式。服务型政府扩散的驱动力量——五个主要扩散源，分别是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和北京市，通过对先进省份的部分分析，得到了可供其他地方政府借鉴学习的公共服务创新理念和成功经验。公共服务创新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就业领域、医疗卫生及文化体育领域，是服务型政府扩散的主要内容，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工作领域。在多元化的扩散媒介作用下，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最容易采纳的创新类型是制度创新和服务内容创新，并且制度创新主要以“城乡资源均等化配置”为主，而在“十三五”规划的新的推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也会更多涌现出来。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呈现非常态的S型曲线扩散路径，而在空间维度上又表现出由下到上的采纳扩散路径和先进地区向跟进地区的扩散路径。
　　本文在分析数据库的基础上探索了我国服务型政府政策在地方政府扩散的逻辑，可以总结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为完善服务型政府内容提供实证依据，在政策扩散视角下，从宏观层面上完善机制体制，构建制度保障和微观上完善服务型政府内容的具体举措两方面入手，为深化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更多的想法和视角。

摘要：作为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治理概念，区域生存环境质量及其提升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各级政府的重视。由于自然环境及其污染的属性特征，环境污染往往具有区域性而非单一地方性，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对于经济的制约也越来越显著。因此，近年来区域生存环境问题及治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考察我国生存环境治理领域的区域治理的现状发现，受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限制，现阶段国内区域环境治理难以达成一致，造成在真正践行环境治理理念中贯彻不彻底、执行不坚决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我国环境问题看似重视力度很大，但是由于地方之间协调治理能力不足造成彻底无法治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探析我国区域环境治理对于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试验区，在环境治理方面历史欠账严重、环境治理联动尚未健全。选择京津冀地区生存环境问题及其治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了二次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个案法，对我国京津冀地区在2011-2015年的资源及环境质量以及环境污染与治理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将该地区与处于振兴期的东北地区和同为经济发达地区的长三角地区的生存环境质量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治理区域生存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数据分析，本文认为造成京津冀地区生存环境方面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大气污染、水污染、绿化不足以及传统能源消耗过大等方面。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方面造成了污染跨区域问题;其次，当地政府生存环境治理能力尚待提升;再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政府治理生存环境失灵的问题;最后，公民对于生存环境及其治理的参与不足。
　　本文认为，树立生态政治观念和运用区域环境政策理论，是提升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生存环境质量的关键。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提高公共治理能力以及提倡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引导不同主体贯彻生态政治观念，防止生存环境质量进一步遭到破坏;通过区域环境政策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防范京津冀一体化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并对当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理，能够有效提高该区域生存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