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利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领域,作为福利具象化的福利国家制度一直是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欧洲是福利国家制度的诞生地,在其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色和逻辑。本文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入手,运用管理哲学和制度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多维的视角审视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系统梳理不同历史阶段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现实动因和理论成因,通过对欧洲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比较分析,挖掘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在社会历史领域和实践活动领域的深层价值。在此基础上,论文就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审视与反思,揭示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变迁规律。一方面,从普遍和一般的角度出发,理性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制度主体三个维度的变化是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主体的选择、制度主体的价值目标调整、制度主体回应社会客体需要等。社会规定性的变化是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机制,其包括经济变迁、政治因素、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另一方面,论文以管理哲学和制度哲学为视角,理性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本质和规律,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抉择、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平衡,在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关键性地推动作用。在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发挥制度价值的引领作用、合理界定制度主体的权责界限、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化等,以期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摘要：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移民开始逐渐出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无论是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中国移民都对该地区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苏联解体后，中国移民重新出现在远东。他们集中在贸易、建筑、林业和农业等领域，同样对远东民众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移民在远东出现，“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言论也重新在远东出现。尽管在俄罗斯远东人口不断下滑，而来自独联体国家移民不会增加的前提下，俄罗斯仍将大量吸收中国移民参与远东经济开发。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自身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在俄罗斯外来劳动移民难以获得更多收入情况下远东的中国移民数量不会大量增加。
　　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了沙俄时期以及苏联时期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情况。主要分析了远东中国移民出现的原因，中国移民在俄国和苏联各行业分布，他们对远东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历史上俄罗斯政府对中国移民采取的政策等。第二章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中国移民在远东地区的生存状况。第三章探讨俄罗斯民众眼中中国移民的形象以及“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预测在中俄关系框架下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发展趋势。通过对远东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了解不同历史时期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生存状况、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中俄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摘要：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胜利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6-2020越南政治、经济和社会5年方针、任务的基本内容。大会指出越南进行革新开放30年来，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国际威望日益增长。越南要充分借助WTO平台以更广泛的视野参与新型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未来5年越南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广阔。但是，未来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国内整体经济发展仍较大程度的落后于本区域及世界水平;国家敌对、反动的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危机依然存在;部分干部、党员、公职人员、行政职员出现“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现象，在政治思想和道德生活中蜕化变质;公务员队伍中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党的干部队伍中腐败依然存在。为此，越南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年轻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和培训对于越南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年轻公务员的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系到越南政府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何更好发展与竞争的问题。因此，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对于越南政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越南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作为研究问题，借助理论分析工具，对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的现状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科学的论述和探讨。重点阐释、探祈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在公务员培训上先进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归纳与整理，以期对越南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启发和借鉴。最后，立足越南的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对策。文章希望通过这种框架安排能够清楚的分析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提升越南年轻公务员培训工作的效果。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程度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在土地资源价值不断提高的同时，土地资源违法腐败问题亦随之不断涌现，在这其中，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参与、纵容下的土地资源违法腐败现象最为突出，土地资源腐败问题已成为规范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亟待解决的问题。2014年，审计署开启了全国性的土地资源专项审计工作，审计内容包括2008年至2013年全国各省、市、县的土地出让收支、土地资源征收、供给、储备、整治、农业耕地保护及土地资源管理执法情况等。这次专项审计所反映的土地出让及土地项目改造等问题，穿插于城市的整个土地资源利用与建设全过程中。因此，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转型，必须着重关注土地资源违法腐败的预防和治理，而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控制和惩戒土地资源腐败方面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归纳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基于当前土地资源腐败案例，以宏、微观角度对土地资源问题进行深度剖析，了解我国土地资源腐败状况，统计归纳土地资源腐败的基本情况、行为表现及土地资源审计对控制腐败的现状，同时，论文以 H区政府土地出让违法腐败现象为研究案例，发现土地资源审计在预防和控制土地资源腐败中的作用愈发凸显，能够强化土地资源管理、促进节约用地、保证土地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利用、控制公职人员腐败等。最后，论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加强土地资源审计的建议，即，加强相关政策及管理工具的审计；转变土地资源审计方式及重点；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问责制度；加强土地资源绩效审计；加强土地资源跟踪审计力度等。以此减少土地资源腐败案件，保护国家土地资产，避免土地资源流失。

摘要：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
　　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
　　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
　　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
　　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摘要：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
　　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①廉洁观，是人们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它对人们的外在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廉洁观建设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也强调“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总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②，从思想根源上确保从政人员的廉洁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扎根在基层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廉洁观正确与否、水平高低状况，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更关系到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本研究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相结合，通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得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内容，并根据所得到的廉洁观内容确定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内容的研究，我们运用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通过对湖北省宜昌市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深入访谈，得到了基于农村基层干部视角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包括诚信观、节俭观、权利观、和公正观四部分，其中，诚信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为人处事过程中的诚实守信程度;节俭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节俭程度;权利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对权力与利益的认知与取舍程度;公正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的公平正义状况。
　　第二，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根据利用扎根理论得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价指标，结合国家相关文件和农村的实际设计问卷。通过利用SPPP分析软件对收集的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水平整体较好，但具体各部分存在差异，权利观水平相对其他三部分较低;政治面貌、月收入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正相关，而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发现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舆论这三个影响因素与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环境，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最大，社会舆论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次之，工作环境对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相对最弱。
　　第三，对策建议，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和建议:第一，加强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推动家庭助廉;第二，营造崇廉尚廉的舆论环境，树立典型代表;第三，优化工作环境，推进廉洁从政;第四，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作用。

摘要：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意重建共)是意大利共产党（简称意共）改旗易帜之际，党内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成员成立的新党。意共在二战中对于推翻法西斯统治有着杰出的贡献，在意大利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是其国内举足轻重的政党，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党，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重要的构成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拥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却面临衰亡。
　　1991年，意共二十大宣布意大利共产党正式解体，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其反对派建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共虽然分裂解体，但是意重建共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十多年来，意重建共在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状态，不断探索适合本党的发展道路，不断增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调整政策路线，参与选举政治，开展群众斗争，在实现左翼联合和参与议会选举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阶级基础弱化、结盟对象不稳定、党内分裂和政党身份特征不明等现实困境。意重建共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比较有影响力的政党，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是深化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发展，探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必要课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汲取教训，增强执政能力建设。
　　本文整体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详细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意重建共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第三部分探究了意重建共基本政策主张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意重建共在成立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现实窘境。最后一部分结合意重建共的现实困境给中国共产党提出几点建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定高速增长，但同时官员违纪腐败现象频现。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考验，腐败必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反腐工作能否深入推进和落实，关系到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政治根基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央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战役，此次“打虎”风暴开展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巡查力度强、落马官员级别高，超越以往任何一场反腐运动。
　　本文在深入分析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官员落马与城市经济的视角，运用2000-2014年共计39个大中型特殊城市“一把手”官员落马与年度经济数据，对“一把手”官员落马给城市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比较官员正常更替、官员落马及官员人事变动给城市经济和投资增长带来的不同影响。
　　研究发现，“一把手”落马在短期内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平均拉低此城市当年度GDP增长0.02个百分点，次年这种影响则显著降低，十八大之后的负向效应更为显著。官员落马对GDP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实现的，相比进出口和消费，“一把手”落马对投资增长具有更为显著的负向效应，平均拉低此城市当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1个百分点，这种影响也只是短期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官员的正常交流、调任或退休引致的官员正常更替对GDP增长存在微弱的正向效应，对投资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市长落马比市委书记落马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官员落马、官员正常更替和官员人事变动具有显著不同的经济效应。
　　本文第1章介绍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第2章对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和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3章介绍本文的样本、变量和模型。第4章实证分析了“一把手”落马对城市经济和投资增长的影响，为本文重点。第5章通过更换变量、调整数据等对第4章实证结果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第6章总结全文并提出我们应平衡反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推进政府管理水平降低反腐影响、坚持反腐震慑腐败。

摘要：新加坡作为世界廉政之邦，早期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反腐措施改革的落实使新加坡步入廉洁、高效、政治清明的国家。
　　新加坡反腐政策改革具有科学性、针对性。新加坡反腐改革的成功要素可以概括为全方位的教育机制使人不想腐，通过倡导儒家思想理念，全民廉政教育以及典型示范教育等教育机制，使人们从思想意识方面能做到防腐拒腐；严格的惩罚使人不敢腐，通过道德惩罚、法律惩罚等措施以雷霆之势严惩腐败，使人们对腐败心存畏惧；独具特色的薪资保障使人不用腐，新加坡通过高薪养廉以及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能过上富足而幸福的生活，使人们不用腐；完善公务员队伍建设使人们素质大幅度提高，使人们能高度自我约束而不愿腐。新加坡正是通过这样的反腐实践使其成为全世界反腐的典范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誉亚洲。
　　我国与新加坡反腐具有高度的契合，共同反腐的决心，以及相同的反腐文化基础，空间以及政党的相似性，都为我国借鉴新加坡的反腐经验提供了基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来高度重视反腐工作，通过三反五反惩贪除恶，通过反腐机构设置、反腐法律法规等的出台，通过系列反腐活动来展示其反腐的决心。十六大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反腐问题，将其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以雷霆万钧之势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中国的反腐工作快速向前推进，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腐败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顽瘤，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应该借鉴新加坡以下几个方面的反腐经验：从源头做起，明党于纪，讲规矩，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不应腐；零容忍铲除腐败，对腐败分子及行为绝不姑息养奸，营造人们不敢腐的氛围；完善公务员薪资待遇、社会福利、保险及退休制度等确保政府职员不用腐等。通过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开展反腐工作，我们就一定能打好反腐败攻坚战。

摘要：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广泛，不仅全方位影响着越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越南政治文化的改革和走向。其中，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越南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近年来，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被确定为落实越南党和国家外交政策路线的越南民间外交关系渠道。目前，越南已经与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建立关系，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越南开展逾2000个援助项目，援助额约达3亿美元并在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面对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后面临的各种新挑战，不再强优先援助国，世界经济与国内复苏缓慢，越南党和国家主张争取各国政府、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和宝贵帮助。20多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越南扶贫和发展事业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协助越南解决社会经济遇到的困难。越南希望今后外国非政府组织继续与越南有关部门、行业、地方、伙伴机构合作解决越南当前的困难和挑战，让越南能继续快速持续发展。
　　近几年来，在越南各省、市开展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数量日益增多，越南国内很多省、市正在探索积极有效的管理此类组织的方法。本文致力于加强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在实践层面的探讨，深入分析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越南的现状和作用，以及阐述越南政府对其的管理模式。以河江省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评估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河江省的情况，介绍河江省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框架和管理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河江省对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河江省根据日益具体和完整的国家相关文本法规、提升管理干部队伍素质、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检查和监督工作日益紧密和可靠等等。除了肯定成绩，也必须承认对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是一个新的领域，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困难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法律程序条例、实行体制、援助接收及使用管理、对人的管理等方面。为了提高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管理，河江省要关注并实行好一系列对策，例如:完善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机构和配合机制、指导颁行符合河江省实际的法律文本、吸引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提升活动监察检查效果、提升对活动收益的总结和评价等。

摘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东南亚小国，在长期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取得了反腐败工作的巨大成功。新加坡能在短短60年时间内就从一个腐败横行的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公认的“廉洁之邦”，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居功至伟。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树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形象，在执政之后出于历史、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因素的考虑，依然牢牢坚持廉政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第一，将反腐败看作是关乎政党命运的大事，树立坚定的反腐败政治意愿;第二，形成简单合理的党内体系，优化政党结构;第三，制定完善而又严格的法律体系;第四，设置独立性极高的反贪污调查机构;第五，严厉处罚贪污腐败行为，使贪污腐败者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第六，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广泛开展廉政教育。但纵然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如此卓有成效，人民行动党的廉政举措也不是完美，其中也存在着些许不足。
　　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人不断坚持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促使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历史以及体制的一些问题，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廉政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许多经验是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借鉴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比人民行动党与自身存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学习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成功举措，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反腐败体系: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增大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第二，整合现有的反腐败力量，形成一个更加独立高效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并给予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三，改进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机制，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第四，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巩固廉政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要：清末民初，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先进中国人开启了从“认识西方”、“介绍西方”，到“学习西方”的演变之路。“共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概念，考察其演变历程有利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鸦片战争期间部分先进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相继搜集关于西方的资料，出版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地理著作，著作中不乏各国的政治制度的介绍。这只是早期的“认识”而已。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清王朝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的“技艺”“器物”。随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要求“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戊戌变法”运动使得这种政治诉求达到了空前的高涨，维新派要在实践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效法英国实行“虚君共和”。由于社会的条件，以及旧势力的强大，此次政治转型以失败告终。此后，对清廷抱有改革希望的人失去了信心以及耐心。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观念突起。清政府在被迫推进的“立宪”运动中交织着“革命”运动，直至“辛亥革命”，革命派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民初“共和”的政治实践最终是失败的，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的分裂。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希望。为了“救亡图存”先进中国人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
　　通过梳理分析清末民初“共和”观念的演变历程，把握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现代政治改革提供相应的借鉴。此次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廉政教育是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它为我们党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推进作风建设的政治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手段。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廉政教育的艰辛探索和重大贡献，并从中总结经验、获得启发，对于我们当前积极推进廉政教育工作，努力营造稳定、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氛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主要通过对毛泽东廉政教育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基本内容及特点、经验与反思、理论意义以及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对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从而对我国现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启示。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又结合了实践从而产生并形成了一套思想。
　　第二部分，为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概括了五方面的主要内容：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公私分明、模范典型以及忧患意识；以及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比较显著的四个特点。
　　第三部分，为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在应用过程中的经验和反思，总结了其廉政教育思想在运用中的三个主要经验，以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之后进行廉政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
　　第四部分，论述了毛泽东廉政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方面来具体分析。其理论意义主要为发展和完善廉政教育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从而更坚定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其实践意义主要为党和国家培育了几代优秀的人才，为建立健全廉政教育制度奠定了经验基础，从而在当前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廉政教育工作。

摘要：16世纪，地中海地区风云变幻，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帝国成为地中海角逐场的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战胜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的霸权并将势力范围向西地中海推进，由于海军实力的有限不得不在北非寻求合作者，马格里布海盗成为帝国的不二选择。西班牙经历新航路开辟后，实力大增，将西地中海纳入自身统治圈。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形成分庭抗争之势，北非海盗在奥斯曼争霸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北非海盗历史悠久，16世纪，红胡子家族的崛起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政策相互借重。奥斯曼帝国实施的海盗政策大致起始于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意图利用北非海盗驱赶罗德岛圣约翰骑士团，止于1740年奥斯曼帝国签订海盗禁令。1518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海盗政策处于准备阶段;1518-1587年，贝勒贝伊时期是马格里布地区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有效时期，该阶段贝勒贝伊既是海盗集团领袖又是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帝国对北非的统治以及与西班牙就地中海事务的争夺均基于海盗政策的实施;1587年至16世纪末，总督制时代奥斯曼帝国的海盗政策逐渐走上下坡路。奥斯曼帝国海盗政策是帝国维护东地中海势力、制约西班牙向北非扩展的主要手段。奥斯曼帝国实施海盗政策主要基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内因是扩张与防御的双向需求，财政不济及海事传统衰弱亟需擅长海战的军队补充;外因则为西奥地区实力相当北非海盗成为制胜关键，奥法同盟缓解海盗军团的压力及北非海盗实力过硬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最优选择。奥斯曼帝国的西向扩张野心是其海盗政策实施的根本动因。海盗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奥斯曼与西班牙的地中海角逐。16世纪，无论是奥斯曼还是西班牙核心利益区均不是地中海。尽管如此，地中海仍是两国扩张范围的重要节点。奥斯曼帝国的海盗政策基本完成了预定目标，成功抵制西班牙的北非扩张，在此基础上给基督教国家以沉重打击，进而引起基督教国家的反击。
　　1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支持北非海盗打击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势力，西班牙资助骑士团抗击穆斯林国家的侵扰。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展开的争霸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代理人战争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是两大帝国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采取的最优选择。在地中海的争斗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将自利原则奉为唯一准则，宗教与文化等因素完全屈从于自利原则。16世纪，地中海的代理人战争既是奥斯曼与西班牙斗争的表现形式，又是近代大国地区争霸缩影的一瞥。

摘要：英国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对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而工党作为英国主流政党之一，从1900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政坛沉浮历程。在这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工党不断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理论和策略，这些调整和变革对其不断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不断蔓延，国内民众在谴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质疑工党的改革方向。再加上2010年工党在国内大选中的失利，进一步促使其对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和变革。所以，面对同样步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国来说，深入了解和分析英国工党在金融危机以来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可以从侧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警示。
　　因此，本文主要以金融危机以来英国工党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的调整和变革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演绎的方法，在对工党的产生、发展及其变革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进行简要概述后，着重从政治理念、经济主张、与工会关系及对欧策略等方面对工党的具体变革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指出这一阶段的变革具有思想上逐渐向“左”回调、政策主张缺乏连贯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工党变革的具体主张进行了评价，指出工党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选民支持率略有提升，基层力量实现大幅增长，与工会关系也逐渐趋向回暖。但总的来说，工党在2015年国内大选中的惨败及其后的一些地方选举中的表现预示了它的变革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相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系统性和建设性的理论创新，政策主张薄弱性凸显，工党党内分歧严重，从而导致其变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最后，文章围绕英国工党在变革中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吸取英国工党变革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合理准确地确定党自身的定位，大力加强党内凝聚力，努力协调好稳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社会基础的关系以及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摘要：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研究是渤海国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渤海国的王位继承制度与中原王朝颇有相似，这主要源于渤海国的建立者粟末靺鞨人有着较高的汉文化接受程度。长期受到中原王朝熏陶的粟末靺鞨人在王位继承方面，形成了三种王位继承方式，即嫡长子继承制、兄终弟及继承制、择子继承制。渤海国的王位继承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所以，嫡长子在渤海国王位继承顺序上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为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早逝而没有留下子嗣，且王再无其他子嗣，则由王的其他嫡系兄弟入继，是为兄终弟及继承制，兄终弟及继承制作为嫡长子继承制的补充形式而存在。当出现国王无嗣这样的非常情况时，通常是由宗室和大臣公议选择一个王室后裔来继位，是为择子继承制。“宗属寺”的出现表明渤海国有明确的宗法等级制度，而宗法制度与王位继承制度密切相关。
　　粟末靺鞨人受中原汉文化影响颇深，又作为唐王朝的藩属国，其王位继承制度有与中原王朝共性的一面，但渤海国作为一个由粟末靺鞨人建立的民族政权，其王位继承制度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影响因素。
　　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是渤海国王权集中的必然产物。作为渤海国社会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在中原隋唐王朝的影响下也逐渐完备。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不仅在调节渤海国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对渤海国政权的巩固、政局的稳定、王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对渤海国王位继承制度的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渤海国的发展状况。

摘要：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当中，行政决策是最为核心与关键的环节，而重大决策由于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利益，影响程度深远，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成为当今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其中，县级政府这一领域的重大决策问题更为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决策所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重大决策难度也不断增加，这为县级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设置了更高的门槛。然而在实际的行政决策活动中，权力滥用、违法决策、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不罕见，为了实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减少决策失误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必须明确决策主体权限，规范重大决策程序，建全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决策监督体系。县级政府是党和国务院关于基层民众的各种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实现决策，推进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无论是对营造稳固的政府决策民意基础，还是对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以下六个部分，围绕县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问题，运用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及政治学、管理学、行为学、法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说明了问题出现的背景和论文写作的意义，列出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最后说明了研究的内容、方法及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相关理论分析。首先明确什么是重大决策，在此基础上延伸到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含义及其理论基础;其次阐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特点、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内容以及推进县级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理论支撑。
　　第三章，重大决策法治化的二维结构分析。第一，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判断。首先阐述行政决策的现行法规范和行政运作实态;其次总结我国传统的行政决策模式的特点、优势及其变化。第二，行政决策的“最佳性”判断。首先说明引入“最佳性”判断的理由，有些视角无法通过“合法性”判断予以整合，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最佳性”判断的角度予以把握;其次阐述行政决策“最佳性”判断的理论构成，基于公共行政的共同逻辑结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司法救济”，在“最佳性”判断的原则下，行政决策的结构可以被描述为行政决策主体——行政决策程序——行政决策监督。
　　第四章，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现状分析。主要分析目前我国县级政府在依法决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就。首先，通过一般层面的分析，总结出目前县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所处的现实环境;其次，通过对江西省Y县的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和无结构访谈，得出目前该县在重大决策民主化和重大决策执行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在调研和理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在主体权、法治程序、责任追究、监督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
　　第五章，探讨如何建设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合理配置重大决策主体权;第二，完善重大决策程序;第三，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第四，完善重大决策监督体系。通过这四个层次的分析，探索实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对策。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摘要：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集体腐败浮出水面。大面积腐败的蔓延导致政治生态陷入恶性循环，遏制集体腐败成为改善政治生态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九江水利部门腐败窝案的剖析，得出窝案形成的主要原因:水利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提供了大的利益空间;水利项目环节多、量大面广的性质为官员提供了长期进行互补性权力合作的机会;市水利局局长加入到集体腐败导致了上级监督机制的失效，从而更多人参与到集体腐败中。并据此推测，若工程环节越多，官员之间的关系越长久，为了谋求更大的腐败所得，官员会倾向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关系。
　　本文利用博弈论对官员的互动建立了单次博弈和重复博弈模型，发现单次博弈下合谋均衡是不稳定的，而重复博弈次数越接近无限次时，通过采取“冷酷策略”实现合谋的可能性越大。此外，针对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互动建立的博弈表明:上级官员的庇护能力越强，以及上级官员越注重自己的私人收益时，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达成合谋的可能性越大;若上级官员被收买成功，那么上级监督机制将会失效，集体腐败的扩散会更加严重。结合模型分析能够得出集体腐败形成机制和扩散的解释:官员之间凭借互补性的权力进行长期的合作是集体腐败的形成机制，同时上级官员对集体腐败的扩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其它研究相比，本文在分析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加入了集体腐败扩散的讨论，对集体腐败的理论研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并且本文的发现对于当前治理集体腐败的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摘要：从19世纪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代美国日裔移民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日本人意识”。第一代美国日裔主要是作为劳工移民到美国，大多数并未想过永久居留那里，而是希望衣锦还乡。而且，他们由于接受了明治政府的“皇国教育”，具有强烈的“日本人意识”。但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排斥和日本政府的漠不关心，他们产生了“弃儿”之感。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他们开始选择在美国永久定居。在美国等级秩序的不利环境中，为了加强群体凝聚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逐渐强化“日本人意识”。大约在同时期，进入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的日本政府意识到日裔移民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改变了以往对海外日裔漠不关心的态度，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美国日裔一代和二代移民的“日本人意识”，希望为他所用。
　　正文分四个部分，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代日裔移民前往美国的原因及目的，并对他们的移民概况做了归纳总结，其中包括日本政府和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移民最初的“日本人意识”。第二部分探究了美国日裔的“日本人意识”的传统其发展，其中包括明治时期建立“国家神道”对其产生的影响及到达美国之后为了维持在美等级秩序而与菲律宾展开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加强的“日本人意识”;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因为其战略需求对移民进行重新定位，希望通过跨国教育的方式加强二代移民的“日本意识”为己所用。第三部分探究了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日裔“日本人意识”强化并达到顶峰的过程，包括美国日裔在日本政府的煽动下对美国进行的亲日宣传，对在华战争前线日本士兵的捐钱捐物，并用文化表达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日本人意识”，这种情感在海外日本人大会中最终达到高潮。第四部分描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折衷的国家意识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由“日本人意识”转向了“美国精神”。
　　本文通过对美国日裔的移民历程及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日裔的“日本人意识”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一直在发生变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裔移民出于自身生存的考虑最终倒向了“美国精神”，以此也为美国日裔的“日本人意识”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