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胜利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6-2020越南政治、经济和社会5年方针、任务的基本内容。大会指出越南进行革新开放30年来，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国际威望日益增长。越南要充分借助WTO平台以更广泛的视野参与新型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未来5年越南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广阔。但是，未来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国内整体经济发展仍较大程度的落后于本区域及世界水平;国家敌对、反动的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危机依然存在;部分干部、党员、公职人员、行政职员出现“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现象，在政治思想和道德生活中蜕化变质;公务员队伍中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党的干部队伍中腐败依然存在。为此，越南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年轻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和培训对于越南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年轻公务员的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系到越南政府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何更好发展与竞争的问题。因此，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对于越南政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越南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作为研究问题，借助理论分析工具，对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的现状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科学的论述和探讨。重点阐释、探祈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在公务员培训上先进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归纳与整理，以期对越南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启发和借鉴。最后，立足越南的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对策。文章希望通过这种框架安排能够清楚的分析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提升越南年轻公务员培训工作的效果。

摘要：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
　　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①廉洁观，是人们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它对人们的外在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廉洁观建设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也强调“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总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②，从思想根源上确保从政人员的廉洁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扎根在基层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廉洁观正确与否、水平高低状况，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更关系到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本研究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相结合，通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得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内容，并根据所得到的廉洁观内容确定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内容的研究，我们运用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通过对湖北省宜昌市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深入访谈，得到了基于农村基层干部视角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包括诚信观、节俭观、权利观、和公正观四部分，其中，诚信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为人处事过程中的诚实守信程度;节俭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节俭程度;权利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对权力与利益的认知与取舍程度;公正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的公平正义状况。
　　第二，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根据利用扎根理论得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价指标，结合国家相关文件和农村的实际设计问卷。通过利用SPPP分析软件对收集的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水平整体较好，但具体各部分存在差异，权利观水平相对其他三部分较低;政治面貌、月收入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正相关，而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发现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舆论这三个影响因素与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环境，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最大，社会舆论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次之，工作环境对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相对最弱。
　　第三，对策建议，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和建议:第一，加强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推动家庭助廉;第二，营造崇廉尚廉的舆论环境，树立典型代表;第三，优化工作环境，推进廉洁从政;第四，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作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定高速增长，但同时官员违纪腐败现象频现。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考验，腐败必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反腐工作能否深入推进和落实，关系到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政治根基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央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战役，此次“打虎”风暴开展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巡查力度强、落马官员级别高，超越以往任何一场反腐运动。
　　本文在深入分析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官员落马与城市经济的视角，运用2000-2014年共计39个大中型特殊城市“一把手”官员落马与年度经济数据，对“一把手”官员落马给城市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比较官员正常更替、官员落马及官员人事变动给城市经济和投资增长带来的不同影响。
　　研究发现，“一把手”落马在短期内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平均拉低此城市当年度GDP增长0.02个百分点，次年这种影响则显著降低，十八大之后的负向效应更为显著。官员落马对GDP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实现的，相比进出口和消费，“一把手”落马对投资增长具有更为显著的负向效应，平均拉低此城市当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1个百分点，这种影响也只是短期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官员的正常交流、调任或退休引致的官员正常更替对GDP增长存在微弱的正向效应，对投资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市长落马比市委书记落马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官员落马、官员正常更替和官员人事变动具有显著不同的经济效应。
　　本文第1章介绍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第2章对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和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3章介绍本文的样本、变量和模型。第4章实证分析了“一把手”落马对城市经济和投资增长的影响，为本文重点。第5章通过更换变量、调整数据等对第4章实证结果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第6章总结全文并提出我们应平衡反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推进政府管理水平降低反腐影响、坚持反腐震慑腐败。

摘要：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广泛，不仅全方位影响着越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越南政治文化的改革和走向。其中，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越南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近年来，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被确定为落实越南党和国家外交政策路线的越南民间外交关系渠道。目前，越南已经与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建立关系，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越南开展逾2000个援助项目，援助额约达3亿美元并在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开展活动。面对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后面临的各种新挑战，不再强优先援助国，世界经济与国内复苏缓慢，越南党和国家主张争取各国政府、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和宝贵帮助。20多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越南扶贫和发展事业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协助越南解决社会经济遇到的困难。越南希望今后外国非政府组织继续与越南有关部门、行业、地方、伙伴机构合作解决越南当前的困难和挑战，让越南能继续快速持续发展。
　　近几年来，在越南各省、市开展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数量日益增多，越南国内很多省、市正在探索积极有效的管理此类组织的方法。本文致力于加强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在实践层面的探讨，深入分析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越南的现状和作用，以及阐述越南政府对其的管理模式。以河江省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评估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河江省的情况，介绍河江省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框架和管理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河江省对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河江省根据日益具体和完整的国家相关文本法规、提升管理干部队伍素质、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检查和监督工作日益紧密和可靠等等。除了肯定成绩，也必须承认对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是一个新的领域，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困难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法律程序条例、实行体制、援助接收及使用管理、对人的管理等方面。为了提高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管理，河江省要关注并实行好一系列对策，例如:完善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机构和配合机制、指导颁行符合河江省实际的法律文本、吸引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提升活动监察检查效果、提升对活动收益的总结和评价等。

摘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东南亚小国，在长期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取得了反腐败工作的巨大成功。新加坡能在短短60年时间内就从一个腐败横行的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公认的“廉洁之邦”，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居功至伟。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树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形象，在执政之后出于历史、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因素的考虑，依然牢牢坚持廉政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第一，将反腐败看作是关乎政党命运的大事，树立坚定的反腐败政治意愿;第二，形成简单合理的党内体系，优化政党结构;第三，制定完善而又严格的法律体系;第四，设置独立性极高的反贪污调查机构;第五，严厉处罚贪污腐败行为，使贪污腐败者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第六，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广泛开展廉政教育。但纵然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如此卓有成效，人民行动党的廉政举措也不是完美，其中也存在着些许不足。
　　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人不断坚持反腐败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促使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历史以及体制的一些问题，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廉政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许多经验是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借鉴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比人民行动党与自身存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学习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成功举措，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反腐败体系: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增大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第二，整合现有的反腐败力量，形成一个更加独立高效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并给予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三，改进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机制，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第四，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巩固廉政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要：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集体腐败浮出水面。大面积腐败的蔓延导致政治生态陷入恶性循环，遏制集体腐败成为改善政治生态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九江水利部门腐败窝案的剖析，得出窝案形成的主要原因:水利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提供了大的利益空间;水利项目环节多、量大面广的性质为官员提供了长期进行互补性权力合作的机会;市水利局局长加入到集体腐败导致了上级监督机制的失效，从而更多人参与到集体腐败中。并据此推测，若工程环节越多，官员之间的关系越长久，为了谋求更大的腐败所得，官员会倾向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关系。
　　本文利用博弈论对官员的互动建立了单次博弈和重复博弈模型，发现单次博弈下合谋均衡是不稳定的，而重复博弈次数越接近无限次时，通过采取“冷酷策略”实现合谋的可能性越大。此外，针对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互动建立的博弈表明:上级官员的庇护能力越强，以及上级官员越注重自己的私人收益时，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达成合谋的可能性越大;若上级官员被收买成功，那么上级监督机制将会失效，集体腐败的扩散会更加严重。结合模型分析能够得出集体腐败形成机制和扩散的解释:官员之间凭借互补性的权力进行长期的合作是集体腐败的形成机制，同时上级官员对集体腐败的扩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其它研究相比，本文在分析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加入了集体腐败扩散的讨论，对集体腐败的理论研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并且本文的发现对于当前治理集体腐败的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摘要：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当中，行政决策是最为核心与关键的环节，而重大决策由于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利益，影响程度深远，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成为当今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其中，县级政府这一领域的重大决策问题更为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决策所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重大决策难度也不断增加，这为县级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设置了更高的门槛。然而在实际的行政决策活动中，权力滥用、违法决策、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不罕见，为了实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减少决策失误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必须明确决策主体权限，规范重大决策程序，建全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决策监督体系。县级政府是党和国务院关于基层民众的各种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实现决策，推进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无论是对营造稳固的政府决策民意基础，还是对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以下六个部分，围绕县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问题，运用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及政治学、管理学、行为学、法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说明了问题出现的背景和论文写作的意义，列出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最后说明了研究的内容、方法及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相关理论分析。首先明确什么是重大决策，在此基础上延伸到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含义及其理论基础;其次阐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特点、县级政府重大决策的内容以及推进县级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理论支撑。
　　第三章，重大决策法治化的二维结构分析。第一，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判断。首先阐述行政决策的现行法规范和行政运作实态;其次总结我国传统的行政决策模式的特点、优势及其变化。第二，行政决策的“最佳性”判断。首先说明引入“最佳性”判断的理由，有些视角无法通过“合法性”判断予以整合，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最佳性”判断的角度予以把握;其次阐述行政决策“最佳性”判断的理论构成，基于公共行政的共同逻辑结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司法救济”，在“最佳性”判断的原则下，行政决策的结构可以被描述为行政决策主体——行政决策程序——行政决策监督。
　　第四章，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现状分析。主要分析目前我国县级政府在依法决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就。首先，通过一般层面的分析，总结出目前县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所处的现实环境;其次，通过对江西省Y县的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和无结构访谈，得出目前该县在重大决策民主化和重大决策执行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在调研和理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在主体权、法治程序、责任追究、监督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
　　第五章，探讨如何建设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合理配置重大决策主体权;第二，完善重大决策程序;第三，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第四，完善重大决策监督体系。通过这四个层次的分析，探索实现县级政府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对策。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摘要：从19世纪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代美国日裔移民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日本人意识”。第一代美国日裔主要是作为劳工移民到美国，大多数并未想过永久居留那里，而是希望衣锦还乡。而且，他们由于接受了明治政府的“皇国教育”，具有强烈的“日本人意识”。但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排斥和日本政府的漠不关心，他们产生了“弃儿”之感。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他们开始选择在美国永久定居。在美国等级秩序的不利环境中，为了加强群体凝聚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逐渐强化“日本人意识”。大约在同时期，进入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的日本政府意识到日裔移民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改变了以往对海外日裔漠不关心的态度，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美国日裔一代和二代移民的“日本人意识”，希望为他所用。
　　正文分四个部分，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代日裔移民前往美国的原因及目的，并对他们的移民概况做了归纳总结，其中包括日本政府和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移民最初的“日本人意识”。第二部分探究了美国日裔的“日本人意识”的传统其发展，其中包括明治时期建立“国家神道”对其产生的影响及到达美国之后为了维持在美等级秩序而与菲律宾展开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加强的“日本人意识”;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因为其战略需求对移民进行重新定位，希望通过跨国教育的方式加强二代移民的“日本意识”为己所用。第三部分探究了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日裔“日本人意识”强化并达到顶峰的过程，包括美国日裔在日本政府的煽动下对美国进行的亲日宣传，对在华战争前线日本士兵的捐钱捐物，并用文化表达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日本人意识”，这种情感在海外日本人大会中最终达到高潮。第四部分描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折衷的国家意识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由“日本人意识”转向了“美国精神”。
　　本文通过对美国日裔的移民历程及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日裔的“日本人意识”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一直在发生变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裔移民出于自身生存的考虑最终倒向了“美国精神”，以此也为美国日裔的“日本人意识”划上了句号。

摘要：以色列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建国后向全世界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掀起了空前的移民潮。1948年至1951年，有近70万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为此，以色列政府充分继承了建国前各个民族机构组织安置移民的遗产，统一领导全国的移民安置工作。其中，犹太代办处和以色列政府是移民安置的中坚力量，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犹太民族基金会等民族机构也广泛地参与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色列建国初期，移民安置成为了国家的重点工作，充足的资金保障和适宜的政策支持确保了安置工作的有效开展。移民安置的丰厚资金主要来源于犹太民族基金等民族机构筹款、德国赔款、慈善机构汇款、美国贷款与援助，以及以色列政府发行公债等途径。此外，以色列政府以及各个民族机构制定的适宜政策确保了移民接纳与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以色列的移民安置政策有序推进，由早期移民开发的边境地区农业安置策略，演变为过渡营临时安置策略，最后推行人口分散的安置政策。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营地安置，先后筹建了大规模的移民营和过渡营，这为新兴城镇建设和大规模住房建设争取到了充足时间。遍及以色列全国的移民新村、基布兹、莫沙夫等农业组织也是重要的移民安置方式，它们既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发展，又有效地安置了移民。简言之，在以色列及犹太世界的努力下，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即有近70万移民获得安置，移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移民安置工作是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在经济方面促成了以色列的人口地理格局和城乡格局的形成；在政治上塑造了同一性的以色列公民的认同身份；在文化上形成了以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熔炉文化”；在社会方面则孕育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毋庸置疑，移民安置工作是以色列立国与发展的根基，它的经验与教训为日后移民的吸纳与安置工作，乃至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移民安置工作中未能妥善处理好各犹太社群的关系问题，且忽视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利益诉求，酿成了东、西方犹太人分化，阿、犹两大族群关系隔阂加剧的境地，这给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建构蒙上了一层阴影。

摘要：现如今，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已形成各地政府工作的热潮，出现社区社会组织“三级孵化”网络，对孵化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模式的总结比较、社会组织培育孵化过程中的政府角色研究、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政策的效果等。传统的社会组织培育导向有行政导向和社区自治导向，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协同治理则超越和融合二者，致力于政社互动机制的构建，为培育孵化社会组织提供了多元共治的新视角和新框架，要求社会组织培育需要理念层面政府对社会的尊重，方法层面由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向柔性治理转变，目标层面实现数量与能力的双成长。济南市天桥区民政局以协同治理为导向，探索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孵化”网络，搭建了三级孵化平台，建立了培育孵化的管理制度，社区社会组织在数量和能力上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以协同治理理念为视角，“三级孵化”网络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仍存在政府依赖、规范管理的困难以及社区社会组织能力较低等不足，需要在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制度设计、多元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上加以完善。协同治理下“三级孵化”网络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政府和社会需要进一步创新协同方式，拓宽协同领域，提高协同层次，实现协同效应。
　　“三级孵化”网络契合我国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但距离协同治理下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还有很大的差距。社区社会组织“三级孵化”网络应重点加强政社互动，更好地平衡孵化服务与规范管理之间的关系，提高社会组织自主发展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

摘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力量逐渐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政府开始推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政策倡导下，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地纷纷开始购买社工服务，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购买模式;其中，济南市也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最早于2008年开始探索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购买效率低下、公共责任缺乏、服务对象不满意以及购买寻租等问题。为了应对诸多难题，政府开始关注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监督管理。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专业优势与中立性引发社会各界诸多关注，第三方评估逐渐成为承接政府监管职能的重要制度选择。
　　然而，第三方评估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领域尚属新生事物，其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如:评估机构合法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欠缺，政府监管不到位，评估结果运用范围有限等。随着第三方评估制度的不断普及与深入，这些难题日益成为阻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进程的绊脚石，引发各界密切关注。因此，通过研究总结当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存在的问题，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找出对症良药，对于实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良好运作、促进政社合作与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借助政府、评估方和被评估方视角，总结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出发，以契约治理和“元”治理为理论基础阐述政府的监管责任，并基于政府角色视角提出完善第三方评估制度的建议。
　　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进程中，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但由于起步晚、实践经验缺乏，第三方评估的发展仍面临众多难题。因此，我们应客观看待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第三方评估存在的问题，并共同努力应对。在当前我国社会力量薄弱、政府主导购买进程的大背景下，政府肩负着重大责任:需要积极培育与引导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强行业规范建设，优化评估工作制度，保障资金长期稳定与独立以及构建多元化监管体系等，集聚社会力量确保第三方评估的客观公正。

摘要：从2004年起，服务型政府建设以燎原之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各地方政府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公共服务创新案例，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榜样，也为中央政府公共服务决策提供了的验证创新政策扩散可行性的实证依据。大量的优秀公共服务创新实践案例中蕴涵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经验，在大样本范围的公共服务创新案例的基础上，是否可以探究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的要素和逻辑;是否可以发展服务型政府扩散的路径和经验，这是政策视角下值得探索的问题。所以，在多案例数据库基础上，本文从政策扩散视角下发现地方服务型政府扩散的内在经验和不足，可以为扩散中的服务型政府内容完善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
　　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起数据库，在大样本实证案例基础上进行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分析。本文整理了2004-2014年《人民日报》11年报道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案例，逐步进行了样本选择、文本检索及编码，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案例数据库”。本文以公共服务创新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数据库中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主体行政层级和省份分布，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的领域和创新类型，以及服务型政府扩散的媒介，可以分析得出服务型政府扩散的三大要素;通过探究时间维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历史沿革，空间维度下服务型政府的上下扩散和扩散梯度间传播的趋势，可以分析得出服务型政府扩散的时空路径;通过对服务型政府政策扩散的动力源，也就是公共服务创新较活跃的五个省份的单独分析，可以深入探析服务型政府扩散的驱动力量和先进经验。
　　在对数据库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的地方服务政府扩散的主体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省级政府和地级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呈现由省向市向乡镇的等级扩散形式。服务型政府扩散的驱动力量——五个主要扩散源，分别是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和北京市，通过对先进省份的部分分析，得到了可供其他地方政府借鉴学习的公共服务创新理念和成功经验。公共服务创新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就业领域、医疗卫生及文化体育领域，是服务型政府扩散的主要内容，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工作领域。在多元化的扩散媒介作用下，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最容易采纳的创新类型是制度创新和服务内容创新，并且制度创新主要以“城乡资源均等化配置”为主，而在“十三五”规划的新的推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也会更多涌现出来。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呈现非常态的S型曲线扩散路径，而在空间维度上又表现出由下到上的采纳扩散路径和先进地区向跟进地区的扩散路径。
　　本文在分析数据库的基础上探索了我国服务型政府政策在地方政府扩散的逻辑，可以总结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为完善服务型政府内容提供实证依据，在政策扩散视角下，从宏观层面上完善机制体制，构建制度保障和微观上完善服务型政府内容的具体举措两方面入手，为深化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更多的想法和视角。

摘要：作为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治理概念，区域生存环境质量及其提升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各级政府的重视。由于自然环境及其污染的属性特征，环境污染往往具有区域性而非单一地方性，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对于经济的制约也越来越显著。因此，近年来区域生存环境问题及治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考察我国生存环境治理领域的区域治理的现状发现，受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限制，现阶段国内区域环境治理难以达成一致，造成在真正践行环境治理理念中贯彻不彻底、执行不坚决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我国环境问题看似重视力度很大，但是由于地方之间协调治理能力不足造成彻底无法治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探析我国区域环境治理对于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试验区，在环境治理方面历史欠账严重、环境治理联动尚未健全。选择京津冀地区生存环境问题及其治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了二次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个案法，对我国京津冀地区在2011-2015年的资源及环境质量以及环境污染与治理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将该地区与处于振兴期的东北地区和同为经济发达地区的长三角地区的生存环境质量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治理区域生存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数据分析，本文认为造成京津冀地区生存环境方面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大气污染、水污染、绿化不足以及传统能源消耗过大等方面。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方面造成了污染跨区域问题;其次，当地政府生存环境治理能力尚待提升;再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政府治理生存环境失灵的问题;最后，公民对于生存环境及其治理的参与不足。
　　本文认为，树立生态政治观念和运用区域环境政策理论，是提升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生存环境质量的关键。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提高公共治理能力以及提倡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引导不同主体贯彻生态政治观念，防止生存环境质量进一步遭到破坏;通过区域环境政策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防范京津冀一体化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并对当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理，能够有效提高该区域生存环境质量。

摘要：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是20世纪以来的焦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地区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毫无疑问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普遍认同的，因此，即便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对僵化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控制和束缚时，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积极的推动社会主义改革以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控制。一方面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的投身于各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当中，并且深刻的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探索的道路上，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可以说是最大的憾事之一。从外因上讲，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是因为专制的、僵化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过于根深蒂固，再加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保守势力对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维护，都无形之中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上增添了许多障碍。就内因来看则是政界改革力量同理论界改革力量之间冲突，虽然两者都认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但是在改革的程度和进度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论家通过哲学着眼于事物的发展趋势，而政治家则是希望寻找到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这就难免不出现矛盾和冲突。但是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方面理论家的探索，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方面政治家的探索，甚至是两者之间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争论，都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留下极为珍贵的宝藏。

摘要：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毋庸置疑，养老问题日益成为中心议题。原有家庭结构受到现代经济的冲击，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然不是最主要和最佳的养老模式。此外由于政府自身体制原因，也不足以独立承担大量与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因此，引入第三方供给力量是必然的趋势，也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方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开展，促进了NPO的发展，NPO在社会各领域的表现日益引起各方注意。NPO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高效与高质量，使政府开始了向它购买养老服务的尝试。因此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NPO的角色进行探讨，有助于NPO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服务，具有重要的实践与时代意义。
　　本文以“NPO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角色困境研究”为题，从契约主义视角，分析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NPO发挥的角色功能及遇到的角色困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先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二是阐释相关概念，并对其所依据的理论进行整理。三是简单概括我国范围内NPO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中的情况，然后具体分析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向心贴心老年服务中心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实例，进而探讨NPO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功能实效。四是在探析NPO的具体运作和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NPO在完成购买项目过程中所面临困境的初步表现，即弱组织能力和其对政府的依附性，进而探究NPO角色困境的实质——契约主体地位的薄弱，体现为弱组织能力反映出的履行契约义务的弱支撑和依附性造成的契约主体地位不对等。最后探析契约主体地位薄弱的影响及原因;五是分析NPO走出角色困境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政府政策优化和NPO自身能力建设这两面，最后提出NPO成为政府契约伙伴的愿景。

摘要：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移民的成分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改变已经遍及全世界。随着新的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多有选择性的移民政策，从而在全球化过程中改变了国际移民的核心动力。新形式的相互依存以及双边和区域协定都有助于迅速改变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尽管跨越国界的人类行为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形态，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其社会影响带来了近现代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国外工作和定居为他们的孩子出生提供安全的场所，这使得国际移民这一重要现象影响了迁出国和迁入国。
　　本文基于网络研究方法并结合全球移民数据集，直观反映了国际移民的现状，并丰富了现有的移民研究文献。文章主要从网络的视角研究了移民网络的结构及演化。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具有独特的结构，并对其他节点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节点可以有效识别移民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塑造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重要关系和链接来理解，本文定义完整的国际移民网络(CIMN)作为加权有向的人类迁徙图，以世界各国作为节点，而现有的链接描述了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之间迁移强度。本文分析描述了1960-2000年（每10年）国际移民网络的加权结构特征及其随着时间的演化，发现CIMN表现为拥有226个节点的巨大的联通网络，且在该段时间范围内，该网络同时表现出拓展性和集约性的增长，在国家之间新建立的链接数量增加了45％，而节点的平均强度则增加了近25％。本文还发现，CIMN表现出小世界的特征，它拥有一个较小且几乎恒定的网络直径，平均路径长度也在不断减少，但聚类系数则在增加。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移民关系对国家的重要程度都是一样的（国家间移民目的地分布不均匀，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吸收更多的移民），为了理解它们的骨骼结构和群体动态，本文提出并构建了top1目标网络和top1起源网络，即仅考虑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最高链接权重（也就是说只有国家j是国家i的最重要的移民国，国家i与国家j才有连接;否则国家i与国家j之间没有连接）。具体来说，本文建立了top1目标网络Top1D（只有国家j是国家i的top1移出国，国家i和国家j才有链接）和top1起源网络Top1O（只有国家i是国家j的top1移入国，国家i和国家j才有链接）。在1960年和2000年之间的每十年，每个top1网络覆盖了大约50％的完成移民网络存量。尽管重要，当前尚没有从最重要的移民关系来考察移民网络结构的学术成果。
　　通过实现Girvan-Newman算法和比较大量的个体和群体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以此来确定群体结构和演化的群体top1网络。结果显示如下:
　　(i)虽然80％的边每十年之间仍然存在，但是剩余的20％显示出其足够强的群体改变，即top1网络（起源和目标）表现的群体具有明确的结构和集群数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相反趋势;
　　(ii)拥有越来越少社区的TOP1目标网络集中在发达国家，表现出更短的路径，并倾向于更先进的国家，而拥有越来越多社区的TOP1起源网络则集中在发达国家和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并呈现较长路径和更稳定的团体;
　　(iii)仅少数国家对两种TOP1网络的社区演变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发现，第一集团包括拥有最多人口的最大国家，例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同时还包括西欧的法国、德国和英国等。美国即使是迄今为止拥有最大社区的TOP1目的国，然而从TOP1起源国这一角度看则被英国所取代，美国在社区的规模方面只排第6位;
　　(iv)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在移民的组成和数量上经历了重大变化。从移民的主要来源看，从以欧洲为主逐渐被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所取代，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非常稳定的社区结构的国家，成为亚洲国家的主要来源国。印度随着社区规模的减少，呈现出对南亚和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最短路径。前苏联国家之间流动性的增加使俄罗斯在这两个top1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欧国家过去在移民输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殖民地数量的增加，其位置由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在这两种top1网络中呈现出对大洋洲和非洲的短路径。
　　此外，虽然宏观结构（网络）的方法涉及较高层次的理论抽象分析，个人层面（国家层面）方面重点关注微观结构方法。聚焦于更完整的国际移民网络，我们也试图使用微观结构的方法分析网络。本文关注三元节点（三个节点）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体网络的构建块，它有可能揭示网络形成的过程，以及在理论上、实质上和形式上搭建国家行为和网络结构之间的桥梁，这是一个给定的有向网络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三元节点在国际移民网络的首次尝试。
　　使用全球移民数据集[1]，本文探讨了1960年至2000年每个十年间完整国际移民网络的微观结构以及路径演变，研究结果如下:
　　(i)网络中的微结构不太趋于环状结构，可能更趋于一个星型结构，相交或传递。在所有五个网络中，零配置模型(003)，单个有向边(012)和两个顶点(102)之间的相互连接占据最高比例，而比例最低的是由三元组030C所占据，后者表明，移民行动不倾向于循环结构。
　　(ii)完整的国际移民网络是一个较低的动态网络，其中微结构的最高数量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相同的状态，只有少数的三元节点转化成不同的形态。此外，对于零配置模型（三元节点003），完整的图形（三元节点300）的稳定演变表明，变化更多地发生在没有完全连接的三元节点之间。
　　(iii)该网络具有层层递进的演变路径，而非呈现跨越式的发展趋势走向，具有平滑过渡特征，尤其是节点数邻近的微结构的演化。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了更好的理解从1960年到2000年间的国际移民网络的结构和演化，相关结论对于管理和分析国际移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摘要：廉政建设工作一直是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腐败等不廉洁的行政行为，侵害社会公共权力和人民公共利益，影响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弱化政府的公共威信力和公正廉洁的形象。我国对发生的廉政问题都是严厉处置，绝不姑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腐败等不廉洁的行政行为呈现出越来越隐蔽的趋势，预防腐败等廉政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阻碍。所以，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为我国的廉政建设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创新了预防腐败的方法。但目前我国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仍处在起步阶段，机制制度等不很健全，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不足。本文针对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关的原因分析，并在借鉴国外优秀成功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对策建议。
　　本文共由绪论、四章正文内容和结语三个部分内容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说明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等内容。正文部分，第二章概述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相关理论，包括风险和廉政风险的概念、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内涵、创新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依据和意义；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现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第四章，从法律体系、监督体系、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国家廉政文化等四个方面，介绍了瑞典、新加坡、新西兰等国际公认廉洁国家，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功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和国外的经验启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三大点对策建议，以期对建设我国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提供理论帮助。

摘要：近代山东是日本侵华的重点区域，也是在华日本侨民曾经横行不法的“海外乐园”。济南作为山东的省会城市，成为当时仅次于青岛的日侨第二大聚集地。作为日本殖民政策和不平等条约的既得利益者，在济日侨不仅攫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严重摧残了当地的民族工商业，扰乱了当地中国居民正常的经济生活；而且密切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以各种社团组织为依托，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严重干扰和影响着济南乃至山东的政局。因此，研究在济日侨的社团组织及其政治活动，对于了解日本对华移民政策的侵略本质与在济日侨的政治活动实态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均不可或缺。
　　在近代日本侵华过程中，山东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日本侵略的重要目标。近代以来，日本对山东实施了长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对山东的移民侵略。济南自1904年开通商埠之后，一直是外国移民的集中地，自然也成为日本移民侵略的重要据点之一。济南日侨在济南不只是进行了经济活动，同时还进行了许多的政治活动，与青岛日侨相结合，对整个山东地区的局势造成了一定影响。
　　本文首先对近代济南日本侨民的人数、职业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早在1903年，济南便有3名日本人开铺经商，1904年济南开埠后日人逐年增多，到1913年底，己达300余人。但在德国统治山东时期，在济日侨不管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均不足以同德国侨民相抗衡。自1914年底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后，济南日侨人数逐年迅猛增长，经济实力急剧膨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济南日侨一直占据济南外侨数量之首，并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近代在济日侨为确保经济上的优势及追求更多的政治“权益”,曾建立了各种社团组织：如“济南日本居留民团”、“济南日本居留民会”、“济南日本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济南分会”等政治社团组织；“济南铜业组合”、“济南商工会议所”等经济性社团组织；“济南狼头会分会”、“东亚宗教团体联盟会”、“会道门卐字会”等披着宗教外衣的社团组织。并依托上述组织开展了大量对华富有侵略性的政治活动，严重干扰和影响着济南及山东的政局。
　　济南日侨在人数上形成规模，在从事政治活动时主要以众多的政治社团为依托。日本政府对政治社团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在日本侵略济南的过程中，这些政治社团往往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是日本殖民侵略的帮凶。依靠政治社团，济南日侨的政治活动更加具有组织性和破坏性，严重威胁了济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济南惨案中，济南日侨也背负着济南军民的血债。
　　近代济南日侨的主要政治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在中日山东问题交涉时期（1914-1922）。这一时期济南日侨的政治活动又主要集中在华盛顿会议和鲁案善后会议期间。为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在山东的经济政治“权益”，他们与青岛日侨联合起来，召开集会，派出代表回国请愿；同时为了支持政府谈判，在济南寻衅滋事，制造摩擦；还利用新闻媒介，借势张狂，煽动在济日侨和各地日侨仇视中国的爱国运动。济南日侨的这些活动极大地干扰了胶济铁路问题的谈判进程，使得中国为了赎路付出了巨大代价。
　　其次是在“五三惨案”前后（1927-1928）。“五三惨案”是日本为独占山东而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济南惨案中，济南日侨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制造假象，为日军屠杀伪造口实；还利用自身优势为日军刺探情报，或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在济案交涉期间，还联合各地日侨，为日本政府做后援，散布不实言论，颠倒黑白，美化日军，污蔑中国。
　　最后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1931-1945）。这一时期济南日侨气焰更加嚣张，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和侵华战争的升级，济南日侨公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散布反华言论，策划暴动；济南日特更是活动猖獗，建立特务机构，收买汉奸，残害抗日官兵和民众，对山东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造成了极大破坏；“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济南日侨开展慰军活动，积极为日军筹措军需和军资，俨然成为日军的后勤供给中心。
　　近代济南的日本侨民，是服务于日本侵华国策的特殊移民，他们的政治活动具有典型的殖民色彩，在近代济南及山东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对济南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摘要：国际政治预测研究面临着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预测能力较弱，自然科学预测方法统治国际政治预测，学界对预测目标、准确度等问题存在长期误解，国际政治学科预测体系尚未建立等现实问题。国际政治学者们的预测尝试常常付诸东流，“预测困境”一说因此屡被提及。
　　要跳出国际政治“预测困境”的窠臼，就必须首先明确国际政治预测的限定环境和影响因素，剖析现有预测方法及其哲学原理。国际政治预测环境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导致了国际政治预测的障碍与困难;而资料完备程度，预测方法选择，人员素养高低等主观因素，与预测事件的周期、预测对象的复杂程度等客观因素共同影响了预测的实际效果。现有预测方法及其哲学原理长期处于自然科学预测屡获成功的阴影下，实际上成为自然科学预测的投射，形成了以还原论和决定论为哲学思想源头，以因果规律原理、类推原理和惯性原理为基本原理的预测逻辑，并造成了苛求极高的预测精度、痴迷于“预测即事实”等思维误区。
　　大数据的超前技术方法和独特思维方式，在预测领域有着显著的优势。因此，将大数据置于国际政治预测问题中，进行一定的引申、验证和发展，从大数据的物质维度改善预测环境，从思维维度转变预测思维，从技术维度丰富预测方法，力求从根本上对国际政治预测完成解构与重构，以有效提升国际政治预测的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