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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陈德映
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重庆交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和社会经济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主题之一,其内涵丰富、涉及广泛,并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其研究难度巨大。在清代以前更多的限于定量记载的层面;清代至近代开始出现定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转向相关研究;至20世纪末计量地理学飞速发展,人口和社会经济研究中数学方法被广泛应用;21世纪以来,大数据的概念及相关技术相继出现,开始尝试着将大数据技术融入人口和社会经济研究,但整体处于探索阶段,且研究尺度相对较小。
  本文重点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型、SaaS云平台等大数据核心技术用于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研究。采用多源数据从多个角度展开,以此探寻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时空分异情况,数据主要包括全国区县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高德历史及现状POI数据、房天下和链家房产相关数据、大众点评商业数据、腾讯迁徙数据等。其中,POI数据主要用于衡量城市规模及社会发展水平;房产数据则以房价这一民生问题为切入点,以房价为跳板,宏观俯瞰区域房价问题,以此解析人口和社会经济相关问题;商业数据侧重城市的商业形态及其复合形式,在体现区域消费水平、消费能力的同时呈现出商业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反映人口和社会经济相关问题;迁徙数据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能很好的反映出区域间的联系,以及宏观尺度人口的集聚形式,从现有的研究容易发现,在没有政策引领的基础上包括人口、经济在内的优势资源会向发展更好的城市聚集。
  研究发现,在统计数据角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是区县尺度还是城市尺度,发展愈加多样;中国不同城市发展不均、地域差异明显,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县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在POI角度,就现状来看,北上广深等城市POI总量具有绝对优势,其主体功能也愈加综合,区域发展不均的问题十分突出;从时空尺度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POI保有量持续增加,其发展变化均处于前进状态,但其发展速度不一。在房产数据角度,综合考虑多个指标的情况下,发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一带,以及省会城市房产相关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北上广深尤为突出;从研究指标来看,物业费、容积率、绿化率与房屋单价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物业费尤为明显;小区楼栋数与房价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余指标因子与房价相关关系较弱。在商业数据角度,从消费水平、商业活力以及市场规模三个方面出发,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相对滞后于其它地区,且就全国整体而言,梯度分布明显。在迁徙数据角度,从OD迁徙流和空间单元映射两个层面展开,其中,从OD迁徙流整体来看,存在明显的四核结构,分别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以上海市为代表的长三角一带、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一带、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中西部;从人口迁徙时空变化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城市人口迁徙态势整体变化不大,且各城市之间的不同交通方式下的迁徙比例相对一致,更大的区别在于迁徙数量。
  总之,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整体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且地域差异较大,尤其是东西差异十分突出。此外,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及少数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具有明显优于其它地区的综合水平。可喜的是,尽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但从时空脉动来看,各城市、地区均处于提升的态势。
[硕士论文] 李宇鑫
行政管理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育意愿作为人们对于生育的态度和看法,对引导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及预测人口结构有着重要的作用。90后大学生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群体,数量庞大且基本具备婚育条件。因此,对大学生群体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多学科综合比较的方法,并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哈尔滨市在校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以哈尔滨市在校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调查为基础,以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借助公共政策、人口学等相关理论来做支撑,进一步探讨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对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进行分类、交叉分析之后,笔者认为哈尔滨市在校大学生对现行生育政策有一定认知,但并不深入,平均意愿生育数量为1.53个,且意愿生育时间较晚,最后提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为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硕士论文] 苏舒
公共管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我国1980年全面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全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低迷状态,导致了国内适龄劳动力供给不足、赡养负担加重、老龄化及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提出顺应了群众的生育现状,促进人口均衡,有效提升劳动力供给,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论文以人口红利理论和史密斯的公共政策执行理论为理论依据,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历史的梳理,结合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偏低、人口红利消失、独生子女政策不能满足生育意愿、意外风险产生失独家庭、“421”家庭赡养模式的负担加重等六个方面,探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背景,分析研究“全面二孩”政策下,社会产生的积极效应、消极影响和政策执行情况。
  论文基于仪征市新集镇的调查,以部分农村家庭为调查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问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调查“全面二孩”背景下农村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性政策。根据该镇人口在生育理念、生育意愿、性别偏好、理想孩子数等方面的数据,从个人特征、一孩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照看两孩的人员和精力、生育观念的改变、政府补贴政策等六个方面,研究影响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
  论文从政府职能、医疗供给、教育资源、社会服务、资金投入、就业政策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的鼓励生育意愿措施,刺激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高峰。以此来引导、促进、提升育龄家庭的人口结构环境,尤其是促进农村地区人口的均衡发展,逐步解决由于老龄化和出生率低而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硕士论文] 徐凤娇
人文地理学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数据空间化实现了表达人口信息的载体由行政单元向格网转换。人口空间数据数据可以克服以行政单元为单位的人口信息表达的难以进行空间分析、空间分辨率低等缺点,便于实现人口数据与其他人文、自然要素的多源数据融合应用。格网单元是人口空间数据表达人口分布信息的基本载体,怎样选取一个适宜格网大小,来更好的表达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揭示研究区内期望的人口分布差异,是提高人口数据空间化应用的重要方面。因此,进行格网尺度适宜性研究,分析不同格网尺度的人口分布特征,确定适宜格网尺度,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利用ArcGis软件对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中小格网尺度(100 m~1000m)和中大格网尺度(1km~10 km)的人口空间数据生产,并采用人口密度标准差、景观多样性指数和平均局部方差对所生产的各格网尺度空间数据进行适宜格网尺度分析。通过夜间灯光数据对城镇用地进行再分类,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进行城镇用地再分类前和城镇用地再分类后的各格网尺度人口空间数据生产,对所生产的中小和中大格网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进行精度验证和误差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不同格网尺度人口空间数据表达人口空间分布的适宜性。结果如下:
  (1)通过对各格网尺度的人口数据进行人口密度标准差、景观多样性指数计算,得到100 m、200 m格网为最适宜格网尺度域,其表达人口密度差异度的效果最好,300 m~1000 m为次适宜格网尺度域。通过对本研究空间数据进行平均局部方差计算,得到200 m格网为最适宜格网尺度域,其表达局部区域人口分布差异效果最好,数据空间依赖性小,数据冗余较小。
  (2)兼顾以上分析结果结果,可知200 m格网是一个适宜的格网尺度域,可作为生产本研究区高质量人口空间数据的适宜格网。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AicGIS技术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生产了十九个格网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并采用夜间灯光数据对城镇用地进行再分类,提高了模型精度。对所生产的多格网尺度人口空间数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格网尺度适宜性,得到基于本数据源及模型方法的最适宜格网尺度。期望本研究能够为生产高质量人口空间数据提供科学依据。
[硕士论文] 李建强
自然地理学 兰州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多年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当前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严重少子化、快速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性别比失衡等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人口结构的均衡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稳定;人口结构的扭曲将制约社会经济结构的布局、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因此,必须对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为二者相互协调发展提供理科学的理论依据。
  本文通过甘肃省人口总量、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的演变,分析甘肃省人口结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根据甘肃省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条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甘肃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关联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同时分析其耦合关系的时空差异特征,最后就甘肃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甘肃省人口分布具有极强的空间依赖性,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不均衡性;人口性别结构相对稳定;年龄结构失衡,少儿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速,以快速浅度老龄化和慢速浅度老龄化区域为主,老年人口分布呈现地域差异性;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但与全国水平差距较大,以低人口城镇化与中低人口城镇化为主,且县域空间差异明显;人口产业结构分布更加合理;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显著增强,人口综合质量稳步提升。
  (2)甘肃省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系统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均高于0.75,属于中度及高度关联;其中中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第二、三产业人口、城镇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关联度均高于0.85,属于高度关联。区域经济指标对人口结构的关联度高于0.80,属于中度偏高关联,经济促进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3)甘肃省县域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综合耦合度存在明显空间差异;2000年到2014年其耦合程度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型耦合发展;但中部与河西地区拮抗型区域逐渐增多,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制约呈现加强趋势。
  (4)从1994年到2014年,甘肃省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度在时序0.795与0.863之间波动;表现为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和拮抗型发展,人口与经济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
[硕士论文] 靳鑫元
统计学 山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流动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用来测度人口以流动方式追求经济社会目标而形成的较长时间的自由迁徙和异地生活的状况。依照政府统计口径,流动人口是指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但目前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截止到2016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总数约为2.45亿人。经济增长是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流动人口的构成成分复杂、流动周期不确定、流动轨迹多变等原因,我国现有的人口流动性统计存在诸多问题,口径统计不一,数据质量参差,不能满足政府和社会的统计需求,流动人口相关的统计方法和相关制度都亟待改进。
  本文基于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即时通话记录数据,以人口行为学特征为基础,从移动通信大数据所表征的用户行为对人口的流动性进行判断和测度,在对流动人口概念进一步界定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将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流动人口识别模型和基于捕获再捕获抽样构建的人口流动性测度模型相结合来对流动人口规模进行估计的方法。在基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流动人口识别模型时,通过对移动通信用户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通信行为特征的分析构造了流动人口识别特征变量,利用AUC-RF方法进行了特征变量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了决策树、Bagging、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以及人工神经网络五种算法进行模型的构建,并通过多种评价标准对模型进行评估和选择,最终选择分类性能和泛化能力最优的随机森林模型作为最终的流动人口识别模型,对样本集中的未分类样本进行了分类预测。在构建基于捕获再捕获抽样的流动人口规模测度模型时,实证表明该估计方法能比较准确可靠的对地区流动人口规模进行估计。因此本文得出结论认为,本文设计的基于移动通信大数据的人口流动性测度方法与传统的流动人口调查方法可并行使用,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本文希望在移动通信大数据的基础上,对改进我国流动人口统计调查探索一个基于大数据思想的统计方法和制度,依托同时期的移动通信记录数据,利用科学的统计推断方法,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特征进行估计和外推,从而得到更加精确和完整的人口统计数据。实证检验表明,本文设计的方法成本低、速度快、精度较高,非常适合于对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进行改进和拓展。
[硕士论文] 丁章宏
人口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逐步被打破,各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也从偏远的民族聚居地走入城市,使得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步增多。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丰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地区流动人口中出现越轨行为,犯罪、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失范和伦理失范等时有发生,向我们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地区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该地区民族流动人口的越轨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试图探索一条与实际相结合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途径。全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梳理了国内外本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理论成果。
  第一部分,本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第二部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越轨行为。
  第三部分,民族地区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第四部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越轨行为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
[硕士论文] 苗若晨
城市规划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我国城镇化产生了如农民生活水平低、农村家庭城乡分离等诸多关于人的社会问题,“人的城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人的城镇化”问题上,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村庄的情况差异化的推进。为此本文基于济南市56个村庄的调查,研究了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望能对差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路径的提出提供理论支撑。
  首先,本文通过比较56个村庄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济南市村庄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在人口就业非农化和居住城镇化上差异很大,且可形成“高业高居”型(高非农就业、高城镇居住)、“高业低居”型、“低业高居”型和“低业低居”型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本文比较了不同类型村庄农村人口城镇化健康状况的差异、意愿差异,发现在健康状况的好坏上济南市村庄呈现出“高业低居型>低业低居型>高业高居型>低业高居型”的状态,在意愿方面“低居型”村庄村民表现出更强的城镇化意愿,所以对村庄来说只是提高村庄的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并非完全正确。在比较的过程中,本文同时也发现了四类村庄在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然后,笔者通过对四类村庄中典型村庄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村庄农村人口城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表明:不同村庄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不同是因为村庄经济、区位、社会、建设和土地流转等特征的不同。在经济方面,村庄特色农业的发展可以制约农村人口城镇化;村庄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促进农村人口就业非农化,但对居住城镇化无影响。在区位方面,村庄的城镇可达性对于人口就业非农化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人口的居住城镇化的作用较为复杂,随着城镇可达性越来越好,人口居住城镇化的水平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特征。在社会方面,村庄中外出的乡村能人会对农村人口城镇化产生一定的助力,在建设方面,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越好的村庄人口居住城镇化水平越低。土地流转方面,涉农企业流转整村土地对于农村人口城镇化有着极大的正向推进作用。
  最后,基于不同村庄农村人口城镇化健康状况、意愿的研究和村庄农村人口城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笔者提出了差异化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建议。
[硕士论文] 李文那
应用统计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突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红利”情况已经逐步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我国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假若我国的人口发展现状没有得到较大改善的话,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鼓励生育,使已婚育龄人群改变生育观念,提高生育水平,但如何适当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则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就是我国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一种改革措施。但该措施对我国人口发展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能够如何影响我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就要通过对已婚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尤其是在生育政策改革的初期,对把握我国未来人口增长的趋势预测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次研究以南昌市为例,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获取数据,分别在南昌市的西湖区、东湖区、青山湖区、青云谱区、昌北经济开发区以及新建区等地方随机选取部分已婚育龄人群作为目标群体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在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已婚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以及生育计划进行统计,主要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首先,采用双变量列联表分析法与交叉分析法对南昌市居民的性别、户口性质、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婚育情况、已育子女数及理想子女数等基本情况信息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运用卡方检验法与单因素方差检验法对生育意愿与性别、户口性质、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个人月收入及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相关性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发现,生育意愿与性别因素、户口性质因素、年龄因素、受教育程度因素及个人月收入因素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与婚姻状况因素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后,引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南昌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心理因素、身体因素及社会因素为解释变量,“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为被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推测出南昌市已婚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家庭因素、心理因素及身体因素都成正相关,与经济因素成负相关,而与社会、政策因素关系不大的结论。针对以上调查分析所得出结论,可以从政策和个人两方面提供参考建议。
[硕士论文] 黄明清
数量经济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对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我国在过去的十年内,人口与老年人口增长的比例分别为4.61%、36.80%,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地加剧;此外,人口老龄化加剧程度在全国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2013年,我国产业结构从过去的“二、三、一”格局逐步调整为现在的“三、二、一”格局,并且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为此,本文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进行深入的理论与计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影响产业结构。进一步,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推导中,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为: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人均储蓄↓→资本深化↓→产业结构升级↓。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推导的传导机制的显著性与传导方向的准确性;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证实了人口老龄化对预测储蓄率有帮助,储蓄率对预测资本深化有帮助,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预测有帮助;从而也说明了关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推导的传导机制的可靠性。在数理推导与检验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0.229,并且通过了5%的置信水平,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产业结构升级将会降低0.229%,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政策制度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此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将抑制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且老龄化对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抑制效果更高。最后,结合计量研究结果,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李田芳
农业经济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年来,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受到挤压,投资扮演一个中间角色,消费是经济要维持快速增长所必须倚靠的力量。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研究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率,解决消费增长迟缓具有重大的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因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在消费需求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差异性,所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必然引起消费需求的变化。本文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次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个维度的影响,以期给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基础和根据。
  首先,文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文献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在经典理论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接着运用统计分析法分析了我国2004-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的现状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
  其次,文章选取合适的相关指标,建立了较为合理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并运用GLS估计方法从全国、地区两个层面对中国2004-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全国的分析表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使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显著提高。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生存型消费来说,少儿抚养比产生正向效应,老年抚养比产生负向效应。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而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产生正向效应。
  在地区差异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都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为负,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为正。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在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在中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正向影响,与发展型消费呈现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与生存型消费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与享受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发展型消费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最后,针对本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制定适宜的政策;开拓多种增收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居民不确定性;开发农村老年消费市场,刺激老年人消费需求;增加高层次消费比重,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硕士论文] 甘罗娜
人口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逐渐呈现家庭流动的形式,使得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热。而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我国过往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单一的宏观上或者微观上对家庭个体成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而忽视了家庭作为连接个体和群体一个重要载体。在通过大量地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对我国家庭户和人口流动的变动从趋势上和现状上进行细致讨论。在数据前期比较的基础上,本文选择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研究主题从个体层面和家庭两个层面展开,分别对两个层面的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分析,并在家庭层面上进一步分析家庭户特征对家庭流动模式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的家庭户总户数明显增加,而户均规模和户均人数却在不断缩小。家庭不断小型化,家庭类型由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单人家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单人家庭比重上升明显。家庭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城乡家庭差距也越来越大。而我国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也十分明显。流动人口剧增的同时,家庭流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不同的家庭特征下的流动决策差异明显。另外,流动决策呈现理性化。
  第二,通过对数据分析发现,个体流动决策受到了所在家庭户的基本特征、经济特征、社会制度特征、个体自身的基本特征的共同影响。其中,个体的流动决策受到了所在家庭的经济特征、社会制度特征影响最为显著,这一研究结果与人口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相一致。
  第三,通过对数据分析还发现:有17.14%的家庭处于流动状态,主要以核心家庭、单人家庭为主;其中家庭流动模式主要以家庭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为主;不同家庭户的特征下的家庭流动情况各不相同。另外,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家庭的经济特征、社会制度特征和主事者特征对家庭流动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从家庭流动模式上看,家庭户的社会制度特征、主事者特征对家庭流动模式影响显著,而家庭户的基本特征并不是家庭流动模式最为重要的因素。
[硕士论文] 普路苏仁
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乌兰巴托市是我的祖国一蒙古国的经济、政治、商业和文化的中心。它位于蒙古国的北部、图拉河的山谷。海拔约1351m,属典型的内陆气候,冬季最低温度达到-40℃,夏季最高温度能达35℃,年均温度是-2.9℃。乌兰巴托南北两侧都是群山,图拉河从城南的博格多山脚下自东向西缓缓流过,东西两面为广阔的草原,所以东西方向是城市发展的走向。城市的主要区域位于图拉河北岸。乌兰巴托市是蒙古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全国大部分工厂和企业都设在这里,乌兰巴托市的工业以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为主,全市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随着乌兰巴托市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其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加强,乌兰巴托市的人口膨胀态势也日益严重。1990年乌兰巴托市的常住人口为59万人,1995年达到64万人,2000年为97万人,到了2010年乌兰巴托市人口达到11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1%。进20年来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是1.3%,而乌兰巴托市的平均人口增长率高达3.3%,而且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口向中心集聚。
  多年来,人们强调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自由市场中的价值混乱,经济通货膨胀,财富差距扩大,传统游牧系统崩溃,过度放牧,自然环境破坏,全球变暖造成的永久冻土融化,进一步荒漠化,水危机,水污染等。这些问题也是乌兰巴托首都的环境问题。
  本文首先对目前国内外有关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理论、思想及方法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阐述和评价,其次描述了乌兰巴托市人口的数量、人口的分布、人口的结构、人口的家庭结构、人口的就业结构,分析了乌兰巴托市的人口的实际情况,还描述了乌兰巴托市自然环境的特征、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最后对乌兰巴托市人口与环境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存在问题和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邓宗涵
人口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呈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控制。然而经过30-40年的人口变迁,目前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且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和劳动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这已逐渐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这一系列人口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决定。为了二孩政策能够取得预期效果,洞察目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就很有必要了。“70后”作为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一个孩子的主要群体,而且也是搭上“二孩政策”末班车的最年“长”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生育意愿如何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的走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立足于湖南省长沙市,综合运用传统文化理论、保障制度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二孩生育意愿、生育目的和意愿生育性别三个方面对长沙市“70后”一孩育龄人群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影响“7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将“7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将传统文化因素、保障制度因素、理性选择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描述性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因变量、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传统文化(长辈压力)、保障制度、理性选择(经济条件和身体状况)等因素都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对长沙市乃至全国影响“7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讨论,提出了进一步弱化传统文化观念、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生育二孩补偿基金等基本建议。
[硕士论文] 汪鹏
城市规划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产业的快速聚集,使得城市对人口和资源的吸引逐渐加强。随着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张,城市资源供给不足、人居环境下降、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等城市问题不断凸显,而城市的承载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之一。
  本文选择西北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市作为研究对象,以该市2014年城市发展现状作为研究样本,对综合承载力进行深入研究,对其定义、内涵以及其与人口合理规模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构建了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城市承载状态,在其基础上对西安市2014年的城市现状进行了承载状态评价,并且另外选取结构模型预测了2020年该市的综合承载力的人口容纳能力,综合确定了2020年城市合理的人口规模,针对西安市各项指标的承载指数的差别,提出了不同的提升综合承载力的建议和措施。
  论文在收集了大量数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西安市实证分析,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2014年西安市综合承载压力较高。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西安市2014年综合承载状态综合得分为1.55,处于重度超载状态。
  (2)西安市范围内可利用水资源不足,对城市发展限制作用明显。研究发现,西安市人均水资源的拥有量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目前世界上相关行业和组织所认可的严重贫水线。资源性缺水将直接影响了西安市对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水资源供应能力,间接限制了人口增长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3)可利用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影响城市发展。西安市南部和东南部的秦岭山地占据了城市土地面积的一半左右;北部为渭河;西部为汉长安城等大型古遗址,作为不可建设用地的存在严重限定了城市的用地选择,使得西安市可利用建设用地资源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4)2020年西安市人口的合理规模约为899~907万人。经研究估算,2020年资源环境的人口可承载规模为881.64~948.47万人,而社会经济的人口可承载规模采用了各项指标容纳能力最小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人口容纳规模907.31万人。两个阈值交叉相间,但资源环境承载力中部分指标承载能力相对较低,可能会对未来城市发展产生一定的限制。
[硕士论文] 吴号禹
产业经济学 北京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国兴邦的重要举措,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当今城市发展的桥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决定着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影响了城市空间格局,与城市人口就业分布、居住分布、城市产业布局、城市经济集聚扩散息息相关。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力图通过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突破城市发展瓶颈,促进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现西部地区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同时也希望通过改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优化城市资源配置,减轻城市交通通过人口过度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因此,探索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人口集聚的促进或抑制内在机制,对我国政府合理优化城市人口规模、科学地调控城市人口集聚与分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前人的文献,发现国内外的文献多侧重于研究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仅有少数学者单独研究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人口的关系,而且在研究二者的关系时并未同时考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人口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关系。因此,本文将综合考虑城市交通对城市人口的促进和抑制作用。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集聚的微观作用机制,从城市交通枢纽建设提高城市可靠性和交通线路可达性从而促进人口集聚两个层面切入,构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人口集聚的理论框架。其次,在实证分析层面,本文通过Eviews软件对我国284个地级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人口集聚情况进行分析,验证城市交通可以通过提高区域可达性和可靠性来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同时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也会通过产生交通拥挤、租金上涨、环境污染等问题抑制城市人口集聚。本文通过纳入交通基础设施的平方项验证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人口是否存在这种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作用。本文按照地理区位将284个城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区域,及按照人口规模将城市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型城市分别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人口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四个区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但是按照区域划分和按照人口规模划分的模型结果存在稳定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人口集聚作用显著,但是并未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
[硕士论文] 兰艳
行政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共政策终结是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政策自我调适的重要手段。在政策系统中,有效的政策终结可以节省政策资源、提高政策效率并有利于政策运行的良好循环,优化政策系统。及时清理不合理、无效或低效的政策,对于保持整个政策系统的优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相比起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研究的成果也是非常的有限,而相比起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上也相当的缺乏。从侧面来说也与我国实际政策终结的案例相对较少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转型与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不适宜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亟待被终结,然而却迟迟不能终结,往往错过了终结的最佳时机,阻碍了社会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出,政策终结这一环节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仍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科学完善的政策终结程序的建立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事关我国发展的重要政策,这项人口政策从出台到实施再到终结都一直伴随诸多的争议。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该政策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围绕着是否应该废止这一政策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对于这一问题政府高层也非常的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从而促成了政策在实施35年之后得以终结。毫无疑问,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是我国社会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公共舆论推动的结果,来自媒体舆论的关注和公众的热议、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的呼吁、以及体制内力量的努力对于推动该政策的终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也是领导者、公共决策者在政策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⑵我国在1980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时,曾明确了30年的政策实施的时间跨度。但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终结的时间却延后了五年,一直到2015年才得以终结。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极大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养老压力日益沉重;以及性别比失衡、失独家庭问题等。同时,随着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降低,以至于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应该根据政策环境的变迁及时调整,但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却一定程度上存在迟滞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公共政策终结存在的共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政策终结迟滞、不及时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策终结主体的抵触、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以及高昂的政策终结成本等。由于政策主体的价值偏好与自利倾向、政策的惯性与惰性、决策体制及政府任期制的约束等,从而阻碍了政策得以顺利终结。⑶要克服政策终结存在的诸多障碍,就需要决策者要及时转变观念,提高终结主体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政策终结的方式,主要采取强制执行与妥协执行相结合、加强政策终结的试点工作,以及废旧立新并举等途径,提高效率,降低终结的成本;再就是要加强政策终结的相关评估工作,采取官方评估与非官方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公开性和解释力的具体措施,完善终结的利益协调机制,减少利益阻碍,寻求共识,获得社会各方对政策终结的理解与支持。对于公共决策者来说,需要掌握好政策终结的时机、及时发现问题,回应公众的诉求,适当地运用媒体舆论的力量,开放公共决策,扩大公众参与,正确处理好政策终结与政策稳定、政策发展的关系,从而实现政策的顺利终结。
[硕士论文] 张霁
理论经济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国家整体实力取得了快速提升,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我国百姓生活品质改善,健康状况改善,总体寿命增加,使得我国的老年人所占的比重增加,现在老龄化问题已变成中国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像经济、教育文化、医学进步、人口因素等等。有关这方面的课题探究业已吸引了全球各范畴的广泛瞩目。
  从一九九九年起,我们就迈入老龄化国家的队伍,也走上了老龄化的加快进展阶段。2008年,我们65岁以上人群的数量高达1.1亿,在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唯有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数量超过1亿,同样是所有步入老龄化各国中情况最为严峻的新兴国度。然而,只有几十年前,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即使在70年代,仍在年轻化的过程。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起,就开始老龄化过程,从开始的快速启动到现在的快速发展阶段。自1999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加速时代,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负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由其引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这方面领域学者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探究引起中国老龄化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它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和国外以往的对老龄化问题影响因素的探索,一方面,有关影响因素的探究在学术上是有限的,大部分仅仅局限在人口学领域。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快速发展,显著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预期寿命增加,所以讨论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在使用面板的探究中,大多数的文章仍使用面板固定和随机方法,大大影响结果的解释。此外,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飞速进步,这标示着在各个阶段,各种因子作用于人口老龄化的强度在各个地方会不一样的,没有文献详细研究这个情况。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和人口本身四个方面的理论来解释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通过梳理出四个层面的最代表性的解释变量来实证阐述分析影响因素。
  在实证部分,第一,鉴于31个省从2002年到2015年有关的统计资料进行面板协整探究,并分开对全国、东部,中西部地域进行讨论。使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梳理人均收入、文盲率、每千人口床位数、生育率和死亡率在各个领域的作用并对地区差异进行对照。与此同时,鉴于面板数据的协方差程式,使用误差纠正模型(PVECM),进而研究动态调节的短期影响。结果标示:(1)人均收入、文盲率、每千人床位数量、死亡率的增长,提高老年人所占的比重,出生率则抑制老龄化。(2)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对我们不同地域具有显然的差别。
  根据理论部分的梳理剖析和实证分析,针对性地提议一些可行的政策来应对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引起的问题。
[博士论文] 张新洁
应用经济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逐年攀升,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也逐步显现,其中,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逐步调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1970年的3.3%,陡然下降到1980年的1.8%,随后一直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虽然在整体上讲,我国的生育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对于处在不同收入阶层上的家庭来说,其生育行为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外生制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经常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村,超生现象越严重,而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其超生意愿则很小,在极富裕家庭中,也存在一定的超生现象,但是并不普遍。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差异化的生育意愿的必然结果?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早有涉及。但是,其多利用宏观人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利用一国的宏观数据,分析该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其生育率的纵向关系,而没有对不同收入水半的居民间的生育差异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而国外的微观人口经济理论则多集中于分析中等家庭的生育行为,例如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家庭所处地区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家庭收入的变化对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单纯分析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并不足以代表本国居民的总体特征。而且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在生活成本、教育费用、性别偏好和时间价值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也必然会影响到其生育行为。而国内关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大都沿着西方现有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路径进行,对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生育差异的分析基本呈现空白状态。
  研究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进而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及生育结构也有较大差异。虽然因为政策的外生制约,这一差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导致差异的内生机制仍然存在,并且会随着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逐渐显现。2016年,我国的“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这是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较大的人口政策调整。处于这样动态调整的政策环境之中,更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分析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差异化的生育行为及其内在机制,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政策的调整对我国的人口状况、人口结构和居民的生育行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差异化的生育行为,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政府财政预算,都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变化,对于把握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差异,进而引导生育政策的制定及其配套措施的实施都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该领域亟需进行相关理论的补充与数据的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理论和现实基础部分。本部分详细介绍了该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围绕论文的主题对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分类梳理和总结,并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居民的生育行为现状进行了分析,为论文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
  其次,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部分。本部分对贝克尔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基准模型进行了改进,结合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家庭潜在的一项生育成本,引入到模型之中,并区别家庭计划内生育孩子数量和计划外生育孩子数量,考察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家庭中孩子质量和数量与收入之间以及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将模型动态化,并将效用函数具体化,构建三期OLG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孩子的质量、数量以及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效用函数的具体化,对孩子的质量数量替代弹性与收入的关系做一个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考察。最后,本部分在前述模型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两个理论假设,并构建相应统计指标。通过对模型的改进、推导和进一步的分析,本部分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实证分析部分。围绕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本部分分别收集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宏观方面,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来的相关分组数据对城乡家庭户均人口数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以为后续微观数据方面的重点分析作铺垫。微观方面的数据分析是重点,主要收集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组织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的历年调查数据,从平均和总体两个层面围绕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展开分析:平均情况方面,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客观性和说服力,采取了两种划分收入阶层的方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划分收入阶层和根据未知断点检验方法划分收入阶层,来分别进行考察;总体情况方面,主要通过绘制不同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孩子受教育年数的箱线图以及城乡不同收入家庭孩子受教育年数关于孩子个数的箱线图,来从总体分布的角度对数据进行更加全面和直观的分析。
  本文基于家庭最大化效用的原则,试图从微观视角的家庭选择理论出发,来分析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在孩子质量和数量选择上存在的差异,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考虑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与其收入水平负相关,收入越少的家庭越倾向于多生孩子。同时,分析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收入弹性变化特点发现,一方面,相对于收入较高的家庭,收入的变化对于低收入家庭尤其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数量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相比于其他收入阶层的家庭,在收入上升一定比例的情况下,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的比例更大:另一方面,家庭养育孩子的质量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收入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这符合我们的一般认知,对后续建议的提出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2.除了位于收入最顶层的极富裕家庭之外,在考虑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之间仍然存在普遍的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两者的替代性越强,这一结论对农村家庭来说尤其适用。
  3.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对家庭收入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即家庭收入对家庭孩子数量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说明,收入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应引起重视。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得到的主要政策启示如下:
  1.发展经济,提高居民尤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鉴于上述分析结论,我们认为,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作为计划生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也许对自愿计划生育、抑制超生行为有促进作用。同时,收入的提高还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孩子的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从而有助于促进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积极探索拓宽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途径,提高其收入水平,减少中低收入群体数量,是改善人口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的必要条件。
  2.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优惠的教育政策或教育补贴。本文的分析发现,在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除了最富裕家庭之外,其他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政府应充分利用这一替代关系,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以引导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偏好由孩子数量向孩子质量转变。
  3.配合“全面二孩”政策,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实施差异化的鼓励和惩罚措施。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如果继续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处于不同收入阶层水平上的家庭的生育差异有可能使得政策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收入较少的人会倾向于比收入较多的人生更多的孩子,而由于家庭中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替代性越强,尤其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此,这又会进一步降低家庭尤其是农村低收入家庭提高孩子质量的意愿,从而抑制该阶层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其落入“低收入陷阱”,这会进一步拉大中国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引发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在推进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落实的同时,应注意合理引导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防止人口结构恶化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在收入差距较大背景下的差异化生育行为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带来一定冲击和负面影响,需要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密切关注,审慎应对。
[硕士论文] 杨明
人文地理学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口作为资本的一种重要现实载体,在各国家或地区间频繁流转已属常态。我国幅员辽阔,流动人口的数量巨大,人口流动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逐步内化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该研究领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以延边地区流入人口为研究对象,依据延边州第六次、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延边统计年鉴数据,利用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理论和方法,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对延边地区流入人口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首先是关于延边地区流入人口特征的研究,主要对延边地区流入人口的规模、属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地域特征(流入人口的城乡构成、省外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及区域差异特征(流入人数、密度、流入率)进行了分析;其次是对延边地区流入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了延边地区流入人口流动的原因,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各项流动人口指标与GDP之间的关联程度,同时以延吉市为实证研究区,分析流入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流入人口特征
  延边地区的流入人口数量庞大,占常住人口的20.25%;且以省内流入为主,占总流入人口的81.60%;与2000年相比,流入人口增加了97160人,增幅为26.79%。流入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为104∶100。以劳动适龄人口为主。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初中阶段,流入人口略高于常住人口,省内高于省外,城镇高于农村。流入人口在延边地区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为43.52%。主要流入目的地为城镇,流入城市和镇的比例省内高于省外,来自城镇的流入人口数量多于农村,“城—城”流动占主导地位。省外流入人口主要来自黑龙江和山东两省。从区域差异来看,51.39%的流入人口集中在延吉市,延吉市的流入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入率远高于其他县市。同时,延边地区流入人口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2)流入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社会型流入是延边地区流入人口流动最重要的原因,比经济型流入人口比重高出18.64%,但经济型流入中的“务工经商”是第一位的流入原因,所占比重为32.38%;男性经济型流入人口比重高于女性10.51%,而女性社会型流入原因中的“随迁家属”、“婚姻嫁娶”则高于男性。从与GDP的关联度来看,流入人口低于户籍人口,流出人口低于户籍人口,流入高于流出,省外低于省内。实证研究发现,流入人口流动深受“工作与发展”因素影响,“消费水平高,赚钱容易”为主要流入原因。
  综合以上研究内容,进而提出针对延边地区流入人口的相关政策性建议:加快体制改革,建立高效运行机制;引导社会参与,积极推进融入;改善劳动就业环境,规范用工制度;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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