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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吴抒阳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军人是国家主权和社会安定的保卫者,也是受到一国宪法保护的普通公民,军人不仅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的义务,同时还应当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尤其是军人职业的特殊性更决定了军人的相关权益必须得到特殊的法律保障。
  国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对本国本地区军人的民事法律权利的保障机制非常完善,而相比之下,我国军队建设中的法律服务工作的服务质量与效益却是明显的不足。在现阶段我国普通公民的意识里,对军人的权利义务一致性认识不清,更多强调的是“军人义务本位”,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其所承担军事义务应远远高于其所享有的军事权利,也就是过分的夸大和强调军人的义务本位,固守军人的“义务本位优先,军人义务高于军人权利”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最终导致了对军人的合法权利的淡化和肆意践踏,这也是造成军人权利没有得到相关法律保护的理论性根源。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法治进程的推进,军人的民事权利法律保护不力的问题日益凸显。
  实际上,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护问题一直是我军军队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立法机关应着重加以关注的问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于2004年以一条宪法新的修正案的形式载入其中,国家为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宪法性依据,因而,作为“穿着军装的公民”、“担负特殊使命的人民公仆”的特殊公民,军人的民事权利法律保护在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指引下,将如何的发展,是本文探讨的重要内容。
  本文首先界定了军人民事法律权利的概念及其主要的特征,明确了与普通公民的民事法律权利相比较,军人民事法律权利的特殊性,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阐述了我国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护方面的现状。接着,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考察了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军人权利的立法保护的经验,并通过法理学中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了我国在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不足及其成因。
  笔者认真分析了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护立法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提出了在推进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护进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借鉴其他国家一些适合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需求与军队发展过程中可以适用的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护的一些思路,即从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护的现实出发,采取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民事权益保护法》、建立多元化的救济方式,妥善解决军内民事侵权案件、切实提高军队内部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质量等具体措施,以切实解决军人民事权利法律保障的问题。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对于我国当前在新军事革命和市场经济双重背景下,完善关于军人民事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军人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着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周科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开展,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规范化的进行。于此同时,我国军队律师制度也不断发展与完善。但是,一直以来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各国的军事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面对着国内外复杂的形势,我国军队也面临着多种威胁和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需要。军队遇到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我国军队律师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基本建立,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我国军队律师还没有真正满足我国军队面向未来的需要。基于我国现有的国情下和国内外的局势来看,我国新的军队律师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势在必行。众所周知,一个制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军队律师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同样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论证。目前,法学界包括军事法学界对军队律师制度的关注度比较低,相关的研究也不是很深入。鉴于此,笔者不顾自身实践经验和学识浅陋,在吸收部分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军队律师制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期待对我国军队律师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总共分了四个部分,整篇文章大约三万六千余字。军队律师制度作为我国律师制度的组成部分,我国军队律师制度的研究对发展、完善我国的律师制度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第一部分是军队律师概述。首先,通过对军队律师概念剖析,以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理清了军队律师概念的精髓。然后对于军队律师的性质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本质。笔者又将容易和军队律师相混淆的其他人员,如公职律师和军队政工干部与军队律师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其次,笔者还突出了军队律师的特征,就是军队律师要扮演着政治工作、法律咨询、法律宣传等角色,即阐明了军队律师的政治性、法律性、军事性的重要特征。笔者在此也进行了创新,提出了军队律师服务对象的特定性、服务方式的无偿性和服务内容的综合性等特征。对军队律师的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分析。在本部分的最后,笔者对我国军队律师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述。第二部分是国外军队律师的发展章节。首先,介绍国外军队律师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司法公正性,并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后,运用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通过摘取先进国家的军队律师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最后,特别是以美国的军队律师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无论从外军军队律师的法律地位,军队律师的任职资格,军队律师人员的选拔和培养、还是从军队律师制度的保障和军队律师在军事实践中所在部队的人数配比等方面,都能够挖掘出来我国军队律师制度建立所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三部分是我国军队律师发展。首先,运用实证分析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介绍了我国军队律师的发展现状,后又从我国建立军队律师制度的基础理论着手,主要是我国受到国际人道法理论发展的影响,从历次的国际条约签订不断倾向于保障人权,到后来的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每一次国际人道主义条约的签订,如1945年《联合国宪章》一直到1977年的《日内瓦公约》的两个议定书,这些国际条约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也为军队律师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的提供了一个契机。就国内而言,从古至今我国军队在依法治军上是有深厚的传统的,从历史上一直到近代我国军队,依队法治军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到了近代我国军队朝着革命化、正规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国家和军队在依法治军战略的理论背景下,军队要求有法可依、以此来真正提高军队战斗力。在此,结合我国的现阶段现实情况,论述了完善我国军队律师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和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和军队应对多种威胁,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需要。最后,着重研究了军律师及军队法律顾问处服务军队法治的理论和现实要求,并对我国军队律师的理论以及历史沿革和现今的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证。第四部分是我国军队律师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首先提出了我国军队律师制度现存在的几个问题,着重提出了军队律师的智囊地位的缺失、军事性职责的不具体明确、编制在数量和质量存在的问题。然后,为弥补以上的不足,笔者又提出完善现代化的军队律师制度需要的进行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主要包括关于《军队律师条例》立法的完善,军队律师选拔培养体制,保障措施等等,以促使我国军队律师制度与国际上先进国家军队律师制度相接轨。最后,笔者还提出了要对我国新时期军队律师制度发展环境进行改良以配合我国军队律师制度的法制化建设进程,全面实现我国新时期军队律师制度的快速发展及完善。
[硕士论文] 刘子敬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军事法院的刑事管辖权,是指军事法院与其他司法机关对直接受理刑事案件权限上的划分以及军事法院系统内部对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权限上的各种不同分工。具体分为职能管辖、级别管辖以及地域管辖。军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是军事司法领域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研究军事法院刑事管辖权,对于如何开展军事审判、进行军事诉讼等活动具有一定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军事法院是我国专门人民法院,是军队内部行使司法审判权的审判机构,因此它与普通人民法院之间在刑事管辖权限上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我军的军事审判机关始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展至今几经易称。军事审判机关的刑事管辖权,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当前我国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划分问题,尚面临着一定困境。如,相关立法不足且存在冲突、军事法院管辖范围过窄以及战时、平时界限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分析问题的产生原因,如何解决我国军事法院刑事管辖面临的问题、研究军事法院刑事管辖权的划分标准及完善划分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受理案件的适法性,也可供进行相关立法活动时作以参考,对于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维护公民和军人权利具有一定意义。
  本文试从军事法院刑事管辖权的分类与依据、我国军事法院刑事管辖权划分面临的困境及原因等进行探析,对如何完善军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提出了依三种模式进行划分,明确了划分军事法院刑事管辖权的五项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硕士论文] 王烁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出入境边防检查是国家通过设在对外开放口岸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依法对出境入境人员、交通运输工具及其携带、载运的行李物品、货物等实施检查、监督的一种行政管理活动,是维护国家主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正常的出入境秩序,保障国家正常经济和对外交往秩序的必要手段,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中央事权的行为。目前,出入境边防检查存在现役制与职改制两种体制。本文所涉及到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仅指现役制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
  近来,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狠抓队伍和业务建设,严格管控,提高通关效率,热情服务。无论是奥运安保、国庆安保、还是世博安保,经过重大任务的洗礼与锻炼,边检机关通过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并且改善通关环境,提高维稳能力与科技应用水平等途径,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边防检查任务,实现了长足进步与飞跃式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边检机关作为窗口执法单位,其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中国法律的威信。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舆论监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大力加强执法建设,提高边检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役制边防检查机关工作执法中的不足已经日益凸显出来,严重影响着边检执法工作的发展。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立法工作滞后,处理队伍内部与外部关系存在双重标准,现役队伍编制不尽合理,现役队伍结构失衡等等。
  针对以上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提出了解决对策。例如,完善立法工作;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执法者素质;完善机构设置,加强执法监督;合理调整编制,为部队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完善用人机制,促进队伍健康发展;正确处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与媒体、当地政府关系等。
  本文拟从现役制出入境边防检查概念与现行体制出发,分析目前其执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总结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现役制出入境边防检查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与发展。
[硕士论文] 王烨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二战以后,虽然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很少发生,但国内武装冲突却日益频繁,不仅危害相关国家的安全,还会对周边国家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它通常因为政权斗争、种族矛盾等问题而引起,手段极其残忍。这就要求国际法在适用武装冲突的问题上有所规制,同时也使国际干涉作到有法可依。早在1949年就出现了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上的相关法律适用,各缔约国在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三条中就同意在此类战争中遵守某些最低标准。共同第三条的规定对包括有组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在内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均具约束力。共同第三条被认为反映了基本的人道考量,此后,调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行为的其他条约和习惯人道法对其予以了补充和完善。
  国际干涉的最终目的是想确保为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或者不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提供保护,而起草法律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还在于让敌对各方了解这些规则,并确保其得以适用。某些法律手段和政策理由可能有助于说服冲突各方更好地遵守这些规则。
  本文首先在引言部分介绍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日益频繁的爆发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导致很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国际干涉在法律上的适用问题,促使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得到了巨大发展。由此引出国际干涉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这些规则的内容及依据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然后在第一部分阐述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性。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非政府武装团体之间相互作战或与政府军作战强度超过孤立、零星的暴力行为,并且达到集体组织的程度,才能使他们展开持续、一致的行动。此外武装团体还可能对领土行使一定的最低控制权,虽然行使这种控制不能改变冲突各方的地位,但可以确定适用哪些法律文件。这部分内容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引出研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现实意义,为全文的展开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二部分着眼于探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国际干涉的理论基础。先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谈国际法治下的弱化,然后从国际干预的前题进行考量论述保护的责任,最后引出联合国安理会才是国际干涉的政治基础。
  第三部分提出国际干涉的法律实践,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法律上的适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国家声明、军事手册以及国内立法都属于国际法的国内化渗透的政治手段,然而这些手段并不足以起到抑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发生的作用。一旦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发生,必然会涉及到审判管辖的问题,笔者从"一事不再审"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两个方面阐示了国际干涉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合理性、复杂性。如此一来,必然引出国际干涉的法律依据,大家普遍熟识的日内瓦四公约中便规定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适用范围。笔者分别从条约法、习惯法、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了各法之间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各有规定却也相互交叉,然而又各自有各自的缺陷。
  最后,由法律实践引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国际社会干涉时适用国际法相关规则所需面对的问题,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个被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条约来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进行区分,而反政府武装的不公正待遇也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日益频繁的一个诱因。要想实现国际法治,只有在世界普遍和平、局部动乱的前提下才有其存在与适用的可能。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从程序法上保障反政府武装组织及其参与分子应有的权益才是各国人权保障的最有效途径。
[硕士论文] 刘雅楠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这是一篇关于探索受贿罪未遂认定标准的论文,全文分四个部分,受贿罪未遂研究的意义,受贿罪未遂研究的逻辑起点,受贿罪未遂的司法认定。
  第一部分受贿罪未遂研究的意义。我国从古代立法就设立了有关受贿未遂的规定,而且从犯罪目的、客体、特征来看不光具有理论根据的,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符合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要求,能够有效惩治受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
  第二部分受贿罪未遂研究的逻辑起点。首先,现行《刑法》和理论通说认为构成要件是否齐备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但犯罪构成要件具有整体性,缺少任何一个要件犯罪都不成立,因此犯罪构成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不能同时又成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根据犯罪未遂“未得逞”的特征,提出应坚持犯罪目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以犯罪目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标准来判断犯罪是否得逞,即把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结合起来综合判断犯罪是否得逞,综合判断犯罪是否构成未遂。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通过犯罪行为来表现,犯罪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特征的行为,犯罪行为的性质决定了行为对刑法法益造成的侵害及侵害危险。所以,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客观目的在于犯罪行为对客体达到一定程度的侵害。法律上规定举动犯、行为犯、危险犯等犯罪正是基于行为已经有了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即刑法保护的某种利益或者社会关系受到了侵害。犯罪目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区分犯罪未遂形态与既遂形态的标准。犯罪未得逞也应该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从主观方面说,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没有实现;从客观方面说,是行为对客体没有造成侵害或侵害危险。
  其次,《刑法》规定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和“收受财物”均作为构成要件之一,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与“收受财物”并列,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受贿行为人的目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行为人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前者是受贿的最终目的,后者是实现最终目的的一种手段,二者绝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笔者认为,虽然二者在先后顺序上并不固定,有时是“先谋后收”,即先为人谋利,而后收受财物;有时是“先收后谋”,即先收受贿赂,而后为人谋取利益;也可能“收谋并举”,即行为人在为他人谋利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但不论哪一种顺序,作为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被最终“收受财物”的目的行为所吸收,因为许诺谋利、实施谋利、实现谋利都是为收受财物的目的能够得以实现,均可以作为收受财物的事实行为已经着手进行。因此,在对受贿罪条文进行完善时,合理的设置应该是: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作为对行为定性的要素,作为受贿罪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行为定量的要素,“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再是受贿罪构成要件,只是量刑情节,可以从重处罚;再进一步,“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社会危害性上大于前者,从重处罚幅度相对大一些。这样,对“收赃枉法者”和“收赃不枉法者”区别对待,以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刑罚惩治程度,既能增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又便于司法适用,使刑法更有效地发挥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的功能。
  第三部分受贿罪未遂的司法认定。通过对受贿未遂标准相关学说的介绍及评价,根据犯罪目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看主观上是否获取财物,客观上是否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收受贿赂行为是否造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的侵犯,是不依行为人主观而定的。因为,只要行为人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收受了贿赂,即将职权相关资源当作可以进行交易的对象,其行为性质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所以,收到说符合犯罪目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否获取财物既能反映行为人主观上获取财物的目的,也能反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客观上的侵害及危险。具体“收到”应当采用实际控制或取得标准认定。“未得逞”意志以外的原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指受贿犯罪行为人没有实际取得财物致使受贿未得逞,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原因,这种原因是客观的障碍,阻止了行为人受贿犯罪的进程,与行为人主观思想认识无关。主观因素是指受贿犯罪行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使受贿犯罪达到完成状态,是由于犯罪人主观上的认识错误。随着新型受贿手段的不断出现,受贿犯罪形式也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角度来看待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获取的财物,并结合常见案例,详细分析银行卡、借条、干股、房屋或汽车、伪劣财物等种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方法和意见。
[硕士论文] 赵佃祥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军队是定国安邦的中流砥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保障,军婚保护制度对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稳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军婚保护制度的形势不容乐观,影响军人婚姻关系的因素不断增多,尤其是近年来公民两性思想观念的开放,使军人婚姻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国法律对于军婚的保护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国内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建国初期,我国军婚保护制度从萌芽不断走向发展和成熟。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军婚保护的规定也不断进行修改、完善。
  本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对破坏军婚罪进行了简要阐述,说明了军人、军人配偶、军婚、破坏军婚罪的内涵及外延。分析了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关于军婚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历史时期的法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军人配偶提出离婚必须首先经过军人同意,否则,不允许离婚;二是在和军人失去通讯联系一定时期后,政府查明事实,可允许离婚;三是在关于失去通讯联系的规定外,还规定了两个例外情况,即军人因残疾失去性能力和军人存在重大过错。
  第二章阐述了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军婚保护的有关规定,详细论述了破坏军婚罪的构成要件,按照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分析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并简要介绍了破坏军婚罪的法律后果。
  第三章依据理论和司法实践,本文提出了关于完善军婚保护制度的建议,现役军人及军人配偶应该成为破坏军婚罪的主体,这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长期通奸行为存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现象,与同居行为本质一样,应该纳入破坏军婚罪的调整范围。本文根据上文论述提出了对《刑法》第259条的修改建议,以完善军婚保护法律体系,从而更好的保护军人婚姻关系。
[硕士论文] 杜娟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由前言、军事法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军事法的部门法属性、军事法立法体系的特征、军事法立法体系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军事法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结论等六部分构成。
  “引言”部分
  本文对军事立法及军事立法体系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军事立法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系统的军事立法体系,在国家立法体系下凸显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部分:军事法的基本内容
  首先提出军事法的概念,本文将军事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加以界定,军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用以规范军事权及调整军事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其次,提出军事法的自身特点。军事法具有政治性、综合性、强制性、保密性、目的的特定性、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等这些特征体现了军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其他法律部门所无法替代的。
  第三,阐述了我国军事法的立法体制。主要划分为四个方面: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军事法律。2、国务院单独或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军事行政法规,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法规。3、国务院有关部门单独或与军委各总部联合制定军事行政规章,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制定军事规章。4、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军事法规和规章。
  第二部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军事法的部门法属性
  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其内容,对军事法体系进行概括。法律体系是一个由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呈体系化的有机整体.
  其次,验证了军事法符合部门法的划分标准。
  划分部门法的标准包括四个方面:
  1、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这是划分整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和基本依据。我国军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社会关系、国防建设领域的社会关系、军民关系等,军事法特定的调整对象是十分明确不过的。
  2、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
  军事法除采用法律规范的办法外,在军内还有首长命令、下级服从上级等方法,这些调整方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是有明确区别的。
  3、制定和修改法律的国家机关。我国军事法分层级的立法体制,是“中国特色”的体现。
  4、不同法律规范的自身特征。
  军事立法体制独特;军事法赋有特定的任务;军事法效力独特;军事法规范的内容独特。
  第三部分:军事法立法体系的特征
  第一、宪政体制。
  军队在宪政体制上军队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不隶属于行政机关,军队的法律关系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立法制度。立法法明确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就像国务院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一样,两者的立法地位是等同的。
  第三、军事法调整特殊的公共权力。
  军事立法意味着对军事活动进行规范和约束,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中国军事法学研究会”的成立说明军事法作为独立的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第四、军事法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
  我国军事立法已经形成了覆盖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的完整体系,在国家法律体系的总体框架下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军事法立法体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促进军事法发展。
  第二、在依法治国中发挥作用。
  第五部分:军事法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修改宪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赋予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各总部、军兵种、军区明确的军事立法权。我们还应当建立完善的法治化的军事法律监督体系,对军事立法行为、军事立法活动及其结果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结论部分”
  中国特色军事立法体系已经建立和完善起来,相关法律、法规基本覆盖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为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硕士论文] 褚旭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军事法在承载军事性价值方面(国防安全及军事秩序),研究很多。但同时,军事与战争要走向文明,军事法更应承载法治化和文明化的价值。本文中,笔者从军事法的人文主义及人文关怀的角度,以“军事法与人类理性为立论基点”,从军事生活出发,从军人出发,从人类对自身关怀的视角,以人类理性统摄军事性价值和法学价值。笔者提出:以人道性价值引领军事与战争走向法治与文明。
   论文的第一部分是在对军事法价值研究理论成果梳理的基础之上,探索军事法的价值体系。军事法的价值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的基本争论点在于:军事性价值与法学价值的冲突下,如何取舍与构建军事法价值体系。已有研究一般是对原有法学价值范畴的直接借鉴,而这些范畴本身就内含着民主自由的法治精神,使得法学价值与军事性价值的冲突更加不可调和。笔者通过一般部门法学的价值体系构成与军事领域中的特殊价值倾向的比较分析,认为军事法的价值研究,要从军事与法的双重角度,既要立足于军事活动与军事社会现实,又要考虑法本身的技术特点以及人类理性趋向。笔者认为,“军事正义”、“军事秩序”、“人道”构成军事法的价值谱系。
   第二部分是全文论述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道性价值研究的理论前提预设来避免无谓的概念与价值观之争。首先,对法的价值与军事法价值做出概念界定。其次,对本文所持的人文主义人性观予以阐释,人性是人之为人而区别于非人的特殊属性,是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统一,是“善与恶”的统一。再次,从军事社会学的角度对军事生活样态予以考察,目的在于揭示军事特性与规律,展示“军事”的本来面目,并以之作为人道性价值研究的现实基础。最后,点明本文研究的思维路径:以人类理性之人文关怀统摄军事性价值和法学价值,以人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在军事法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寻求人道性价值的理论证成。
   第三部分是探讨军事法人道性价值的内容及特殊性。笔者通过本源意义、价值内容、动态发展、法治语境、语义学角度五个方面对人道性价值内涵予以界定,并从军事法实际运行状态的角度提出人道性价值的四个不同于其他部门法价值的特殊品性:手段性价值品性、过渡性价值品性、比例性价值品性、补偿性价值品性。接着笔者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道范畴入手,对军事法上的人道权加以阐释,其目的是消除军事与战争对人的异化,把人当人看的同时尽可能使人成为人。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人道性价值与军事正义、军事秩序的比较分析提出人道性价值应当成为与军事正义、军事秩序并列的军事法三大价值追求。在人道性价值具体内容的论述中,笔者遵循“人性基础、军事法治、人权观念”的逻辑进路,力求理论推演上的周延。人性基础是人道性价值的核心内容,这里的人性基础指的是“去恶扬善”的理性指引。理性关怀下的军事法律制度,其最终使命是将“军事领域中人类对自身的人性关照”具体化为制度设计,通过对军事行为“恶”的分析,得出军事法律制度设计需要“文明性与正义性”价值的支撑,“人道”的词源内涵与此不谋而合;军事法治是人道性价值的追求目标,笔者在这一小节中用人性分析的方法力争厘清军事与法治的关系。军事法治的正当性为人道性价值的内容提供了法技术上的可能与目的上的支撑,即以军事法引领军事走向文明;人权观是人道性价值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人权”是一般法律部门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为部门法中权利本位的制度设计。然而,由于国家军事利益优位的客观需要,在军事法律关系中的行为主体要受到诸多特别权利限制,形成以权利让渡为特征的义务本位规则体系。在此,人权标准与军事法律关系现实相脱离,而“人道待遇”作为军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最低权利保障,是人权观在军事领域的特殊制度设计,在军事领域中,以人道取代人权,这是权利被战争异化的结果,也是每个国民必须付出的必要代价。
   最后一个部分是人道性价值指引下的军事立法完善。法的价值追求必然外化于法规范的设立与实施,人道性价值也就具体化为人道性待遇和人道权的享有,其在权利内容赋予上低于人权,而在利益补偿方面又要高于人权,这集中体现在国内与国际的军事立法之中。在和平时期的军人权益保障方面,通过对军人现实的角色特点描述和“着军服公民”的应然法律地位确立,提出“比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高度补偿原则”等三个军人权利特别限制之限制原则;在战争状态下的受难者权益保障方面,在国内层面上战争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维护上,通过立法明确最低保障限度并要在程序上对战争紧急状态的进入和解除加以制约,以“紧急状态期限、人大代表联名提请解除权、公民诉权保障”等程序性权力来限制国家公权力的扩张。在国际层面上,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与实践集中体现了军事法人道性价值诉求,其内在逻辑是坚持“战争不是目的”这一前提假设,立法宗旨在于通过对战争方式与手段的限制来减少战争本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人道关怀具体体现为对作战方式与手段的限制以及对战争受难者的保护。国际人道法选择避开战争的政治目的,注重人们生存的最基本权利,是人类面对战争的无奈选择,也是人类社会对战争的最低要求。
  
[硕士论文] 杨丽春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战时缓刑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法律制度最早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现在已经被我国《刑法》所确认。虽然战时缓刑制度有法律的依托,但是在实务中,战时缓刑罪犯的认定和适用及执行仍存在很多问题,有必要对其进一步探讨。由于我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军事立法,仅在《刑法》中有所规定,我国《刑法》第四百四十九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就导致在适用中出现很多难题。因此对战时缓刑制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指导司法实践,对我过军事立法也有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军事立法,也没有对战时缓刑制度进行详尽的研究,只有某些学者进行了零星的讨论,但是对战时缓刑制度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对我国军事立法有指导借鉴意义,对我国战时缓刑的适用也有指导实践的作用。对于我国战时缓刑制度研究不足的原因大概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中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近年都没有战争,一直处于和平时期。二是战时缓刑制度的价值及其重要性没有凸现出来。三是军事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特殊性,使乏与其它学科分离出来,以至于很少引起学者的关心甚至是探讨。但是仅仅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和《刑法》第四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是不可能有效的实现战时缓刑制度的机制和功能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由于战时缓刑制度实质上是以一般缓刑制度为基础的特殊缓刑制度,并在其基础上免其罪,因此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与一般缓刑制度比较而言,战时缓刑制度在适用的时间、对象、条件和考验期限、考察机关、宣告程序、法律后果等均不相同,这就体现了战时缓刑制度与军队相通的特点,但是《刑法》对这些内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规定得极不具体,或者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其有必要进行详尽、具体的研究,界定这些要素的含义。本文写作的目的也意在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
   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战时缓刑制度的概念和特征。由于当今各国立法差异的存在,使得现行的战时缓刑制度类型具有多样性。不同类型的战时缓刑制度的构成要件及适用条件以及导致的法律后果均有所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不同国家的战时缓刑制度的功能、价值和适用导致不同的社会效果。笔者在参照原罪刑丧失效力给我国的战时缓刑制度下个定义。战时缓刑制度是指在战时,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在一定时间内暂缓执行刑罚,如果其在此期间有立功表现且没有出现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形,则原判决书判决丧失效力,犯罪军人视为无犯罪前科之人的刑罚制度。本文归纳分析了战时缓刑的特征,从军事需要这个首要价值目标出发回应了对战时缓刑制度不公正的质疑。
   第二章介绍了战时缓刑的适用要件。战时缓刑制度适用的对象是军人,军人的范畴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但是规定的不够具体,应该包括战俘和外国军人。《刑法》只规定了刑法意义上的立功,但是战时缓刑制度中的立功还应该包括军功,所以战时缓刑制度是以一般缓刑制度为基础的特殊缓刑制度。战时缓刑的适用条件应该符合一般缓刑的适用条件并已被宣告缓刑。战时缓刑适用的时间条件是“在战时”,“在战时”是指缓刑考验期的全部或一部分处于战时,而不是军人犯罪或被追诉时处于战时,这也是《刑法》中没有规定的。笔者在此部分对其适用条件的许多不明之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三章介绍了战时缓刑的执行程序。由于战时军人的隶属关系比较复杂,变化频繁,对于被宣告战时缓刑的罪犯不宜由罪犯所在的单位进行监管、考察,而应当由军队保卫部门或由军队保卫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监管、考察,考察的内容也要严于一般缓刑,本部分重点探讨了被宣告战时缓刑的犯罪军人权益的保护问题。
   本文的难点在于资料的来源和理论创新的有限,缺乏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但是从军队实际出发,也是从立法现状出发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希望能对中国军事法制建设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硕士论文] 田洪涛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战争实践表明,法律战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作战样式,法律上的制约与反制约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软杀伤”作用,法律战已成为现代战争中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有效武器,成为配合军事行动的“第二战场”,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法律战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于近代国际法(战争法)产生之后,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我国对法律战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也不够深入,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实战经验更为匮乏。作为一名军事法研究生,我既从世界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看到了法律战的重大意义和独特作用,又深感我国法律战研究的不足和实践经验的极度缺乏。在广泛搜集和系统学习、消化法律战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着眼我军在未来军事斗争中开展法律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对法律战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我军如何完善法律战的运用进行了初步研讨,旨在探索我军加强法律战建设,提高法律战能力,打赢未来法律战斗争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为深入开展法律战理论和实务研究“抛砖引玉”。
   本文分三章。
   第一章首先对本义上的法律战进行了介绍,然后在对军事斗争中的法律战在学界的诸多不同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个人的理解对法律战的概念做了初步的界定,认为法律战就是根据国家和军事战略意图,以相关国内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为武器,采取各种方式,为夺取法理优势、赢得政治主动和军事胜利所进行的军事对抗斗争。法律战归根结底就是法理之战,是争夺法理优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进行斗争;二是就具体交战行为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进行斗争。接着又介绍了法律战的特点,法律战是一种软性的法理说服,主要是对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心理施加影响,并且法律战的战场具有复杂性、广泛性。本文还从法律战的任务、作战对象、实施的时空范围、所遵循的原则以及具体战法等方面对法律战的内容进行了剖析,为全文的展开做了铺垫。
   第二章对法律战的价值及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思考。认为在法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效率、秩序等诸多价值中,正义和秩序价值是法律战所追求的最基本价值。法律战在现代战争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其他作战样式无法替代的地位。法律战是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对战争全局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法律战与武力战相互依托,相互体现,共同服务于战争政治目的,但从严格上讲,法律战相对于武力战而言,是处于辅助地位的。另外,法律战与舆论战、心理战虽然在含义、特点、实施方式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但它们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统一于战争的精神系统对抗之中。法律战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法律战不同寻常的作用。开展法律战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更好地凝聚民心、军心,有利于更好地达成军事目的。
   第三章主要着眼于法律战在战争实践中的运用,首先对法律战在战争中的运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法律战的运用中,各国都重视利用国际法、战争法、甚至其国内法为其采取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并充分利用法律战的双重功效,一面利用法律战来揭露、攻击敌方的违法行为,一面又通过法律战为己方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进行辩解;同时还重视将法律战与舆论战、心理战结合起来并与武力战共同发挥作用,以释放出最大的战争能量。在对法律战的运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军情,提出了加强我军法律战建设,提高法律战作战能力,完善法律战运用的几点建议:首先,要完善法律战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加强相关国际法规范的研究和应用及加强我国国内法的修改完善等;其次,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创新法律战战法;再次,人才建设是法律战建设的关键,要高度重视培养法律战人才,加快构建合理的法律战人才结构;最后,教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倍增器”,因此,要大力加强法律战教育训练,进一步做好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打赢法律战的准备工作。
   我军要以新军事变革为契机,加快我军信息化建设步伐,认真贯彻《政治工作条例》要求,加强我军的法律战建设,并把法律战与舆论战、心理战的研究、训练结合起来,发挥“三战”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中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把法律战看得过高、过重,因为法律战并不是万能的,其胜负的关键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综合实力的对比。
[硕士论文] 刘婷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为更好维护军事法律关系,保障国家军事利益,完善军事立法和司法,加强军事刑法理论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对军事犯罪进行分析探讨,旨在勾勒出军事犯罪概念的轮廓。正如打好基础是建筑摩天大楼的第一步,军事犯罪作为军事刑法的基础概念,深入研究这一概念是研究军事刑法的必经之路。
   军事刑法的研究在我国仍不发达,在理论观点上存在较多分歧。在绪论中笔者就军事刑法在国内研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做了简要分析,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正文中主要对军事犯罪问题进行了研讨。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文章主要介绍了关于军事犯罪的概念学术界的几种观点,并通过对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发掘出其理论基础,经归纳总结为两种主要的理论——军人犯主义和军事犯主义。笔者对军人犯主义和军事犯主义两种观点进行了简要分析,明确了其各自的核心内容及理论特色。军事犯主义围绕军事利益的保护设定军事犯罪的范围,在这种理论下,军事犯罪的主体不限于军事人员。军人犯主义以军人的身分和军事利益共同为基础来设定军事犯罪的范围,认为非军人不得成为军事犯罪的主体。
   在第二部分中,文章主要对军人犯主义理论进行了解析。这种理论有着鲜明的特色,实践中以军人犯主义为基础的立法在也比较常见。因此本文在第一节中分析了军人犯主义的立法习惯,其立法的优势,立法的主要形式和代表性的法典。并分析了同为军人犯主义下的立法,其对于军事犯罪范围认定也有很大差异的原因。在第二节中,文本对军人犯主义优越性的辩护理由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首先,该理论认为其将普通公民的人权保障放在了绝对优越的位置,避免了为保护军事利益而加重普通公民的责任,符合社会人权保障的观念。据笔者分析该理由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军事犯罪从严处罚”的学说。“军事犯罪从严处罚”主要表现为军事犯罪的定罪和量刑严于非军事犯罪:行为犯的比例相对较大;死刑罪名明显多于非军事犯罪;战时从严条款等等。文中对上述理由进行了逐一分析,得出结论为:军事犯罪的刑罚方面的确有严格于普通犯罪之处,但是相对于犯罪行为自身的危害性来比较,非但未“从严”而正是体现了刑法上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那种将军事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到一般主体不利于人权保障的顾虑是不成立的。其次,该理论强调军人犯主义的军事犯罪的范围与实践中军事司法相一致。例如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一般以军事人员为主,国际法上的“纯军事犯不引渡”条款所指的犯罪主体也指的是军事人员等等。笔者认为,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问题是司法程序上的问题,而程序的设置在于促进实体价值的实现而不能佐证实体范畴的合理性。前述观点将军事犯罪范围“与军事司法相协调”的观点有失偏颇。此外,有学者希望以国际法上“纯军事犯不引渡”规定说明“纯军事犯”是国际上对于军事犯罪的通说,由此证明军人犯主义对军事犯罪范围划定的合理性。实则是对“纯军事犯罪”的误解。国际法上的“纯军事犯”与军人犯主义所主张的军事犯罪范围存在很大差异。令外“纯军事犯不引渡”的原因不仅在于其身为军事犯罪,而且是军事犯罪中具有鲜明政治性的犯罪。其中具有政治性是这一类犯罪在国际司法合作中达成“不引渡”的共识的根源。
   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在批判的继承现有的军事犯主义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于军事犯罪概念进行了重构。笔者将军事犯罪的定义为:一切侵害具有重要军事性的军事利益,按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我国刑法上应当包括危害国防安全罪、军人违反职责罪以及其他犯罪类型中危害军事利益的行为。笔者就主张这一概念的理由及概念的内涵做以阐释:首先,军事犯罪的实质可括为危害具有重要军事性的军事利益的行为。本文所称的军事利益是指为了满足军事活动而产生的各种客观需要。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如果一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军事利益则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该军事利益同时具有重要的军事性则可能构成军事犯罪。其次,军事犯罪在形式上有如下表现:第一,军事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即必须是违反军事刑法的行为。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的具体要求。因此,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典未将一些国际军事犯罪涵括其中,本文所指的军事犯罪则不包括国际军事法上的战争犯罪等犯罪行为。第二,军事犯罪的主体要求是一般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军职人员,而是所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这一主体要求与军人犯主义下的军事犯罪主体要求具有较大差异,这也是区分军事犯主义与军人犯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第三,军事犯罪的危害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对于军事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军事犯罪直接将时间或地点规定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内从而影响到罪名的认定,或者在构成要件之外成为重要的量刑情节。
   为进一步说明军事犯罪的自身特性,本文将军事犯罪概念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比较了军事犯罪与战争犯罪;军事犯罪与刑法上的其他犯罪概念。首先对军事犯罪与战争犯罪二者犯罪构成、管辖、法律适用进行比较。其次对军事犯罪与刑法上其他犯罪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军事刑法与非军事刑法的相互补充与竞合进行了介绍。
   在第四部分中,文章介绍了一些国家的立法实践对两种理论的借鉴,一些国家在界定军事犯罪主体时以军人及与军事相关的人员为基础,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扩大至其它相关人员和普通公民。也有的国家在界定军事犯罪主体时直接将其设定为普通主体,而分别对军人和非军人的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等等。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军事刑法立法做出了展望。由于能力和精力的限制,笔者未能做更深入的研究,希望有更多学者、专家共同关注这一领域,完善军事刑法的立法,使得军事利益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硕士论文] 李振中
军事法学 吉林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从纽伦堡审判到常设国际法院的建立,战犯国际审判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本文对战犯国际审判的作用以及有限性进行了探讨。
   文章的引言部分就战犯国际审判产生的原因做了简要的说明,指出本文的写作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反思战犯国际审判的作用以及有限性问题,对于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重要的战犯国际审判为考察对象,运用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战犯国际审判的作用以及有限性做了初步的探讨。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对战犯国际审判的作用以及有限性进行揭示与分析,并不试图就如何进一步发挥战犯审判的作用提出建议。
   第一部分简单回顾了战犯国际审判的缘起与发展,为下文的论述奠定了基础。战犯国际审判可以追溯到1474年对彼得·冯·哈根巴赫的审判,当时在德国的布赖阿赫,由来自德意志和瑞士阿尔撒克地区的27名法官组成了一个临时国际军事法庭,对彼得·冯·哈根巴赫犯的战争罪进行审判,揭开了审判战犯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德、日法西斯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同盟国分别在纽伦堡和东京设立法庭对德日战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促进了战犯审判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审判是对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战犯的审判,是由中立的第三方组成法庭来实现的。战犯国际审判实践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需要最终促成了国际常设刑事法院的建立。
   第二部分论述了战犯国际审判的作用。本文将战犯国际审判的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战犯国际审判实现了程序正义,保障了被告人的人权。战犯国际审判是国际法历史上的进步,其是对违反国际法规范的行为进行的责任追究,并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作为一种国际司法方式,战犯国际审判引进了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的现代法律程序并赋予被告人以诉讼权利,保障了被告人的人权。第二,战犯国际审判首创并实践了国际刑法的直接执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法治的进程。在国际法中,对国际刑法的执行存在直接、间接两种模式。由于依照国际刑法的间接执行模式,以各国的国内法来审判战犯有着种种缺陷,由一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直接对战犯进行审判,便是一个理想的选择。第三,战犯国际审判实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和判例,促进了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它确定了战争犯罪的罪名体系;明确了战争犯罪的犯罪构成;确定了个人责任原则、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执行上级命令不免责、执行国内法不得作为免责事由等法律原则。
   第三部分从战犯国际审判的实践入手,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战犯国际审判作用的有限性。首先,虽然历次的战犯国际审判都将预防犯罪作为价值追求之一,但是司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战争这种特殊的社会状态使得战犯国际审判并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其次,战犯的国际审判作为第三方解决争端的国际机制,应该是独立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包含了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社会里,法院将难以避免遭遇到来自于各国政治现实的制约。由于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大国政治的影响,战犯国际审判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进而影响了战犯国际审判的公正性。再次,战犯国际审判在适用对象上是不平等的。战犯国际审判机构的背后要有暴力机关的支持,才能有足够的强制执行力,保证所有战争方的战犯都能接受审判。历史表明战犯国际审判机构的强制力来源于战胜国,而战胜国一般不会对本国的战犯予以审判。因此,在法庭接受审判的罪犯往往是战败国的战犯,而战胜国的战犯则很少受到审判。最后,国家主权制约着战犯国际审判。各个国家可能以主权为借口,规避其应该承担的国际法责任,拒绝与战犯国际审判机构合作,影响战犯国际审判机构的有效运行。
   文章的最后是本文的结论。简单的说明了战犯国际审判的现状并对战犯国际审判未来能否进一步发挥作用进行了展望。审判和战争原本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倾向于用司法来解决原本其不干涉的事情,司法的边界在不断地扩张,许多原本不属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渐渐地纳入到司法的视野当中。调整战争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发展和对战犯的国际审判的出现就是这种司法扩张的典型表现。战犯审判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批评,战犯国际审判的发展伴随着广泛的争议而走到今天。囿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现实和国家对自己利益的过分追求,战犯的国际审判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其独立性、公正性还没有体现出来,战犯的国际审判还没有完全发挥人们所期望的作用。虽然战犯国际审判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国际社会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机制来替代战犯国际审判去惩罚和预防战争犯罪。而且战犯国际审判的局限性又是可以克服的,从纽伦堡审判开始,战犯国际审判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发展,其在一步步地走向完善。因此,国际社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整个国际社会联系进一步加强,人们文化、价值观的不断博弈和融合以及国际司法实践经验积累的背景下,不断地完善战犯国际审判的相关制度,使之能够克服其局限性,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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