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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朱建婷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对外宣传作为我们党和国家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发展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宣传事业取得巨大发展。加强我国对外宣传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对外宣传理论,增强对外宣传实践效果,改进我国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内宣传)工作,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主要说明了选题的意义、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第1章界定了“对外宣传”概念,考察了对外宣传活动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分析了对外宣传的效果及其评估。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宣传活动。作为宣传或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外宣传同样包含宣传者(主体)、宣传对象(客体)、宣传内容与宣传媒介(介体)、宣传环境(环体)等基本要素。对外宣传具有保证功能、导向功能、解释功能、调节功能、抵御功能等,其中保证功能是对外宣传最基本的作用。在整个对外宣传过程中,对外宣传效果是检验对外宣传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准。对外宣传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都会对宣传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外宣传效果还会受到外部各种反宣传(噪音)的影响。对外宣传效果评估是对外宣传工作的基本环节,它是保证对外宣传系统的科学管理与正确决策,全面提高对外宣传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在对外宣传效果评估中,要坚持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相统一、静态与动态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原则。
   第2章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对外宣传的历史过程。对外宣传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和创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进行了对外宣传的初步探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对外宣传逐步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对外宣传事业蓬勃发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国对外宣传进入曲折发展时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国对外宣传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比如,我们党和国家先后成立了多个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的机构,为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对外宣传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来进行,坚持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做到“内外有别”、“外外有别”。同时,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国对外宣传也有一些深刻教训。具体表现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国内“左”的思想的影响,我国对外宣传违背了外宣的特殊规律,宣传对象单一,宣传内容空洞,工作队伍动荡。
   第3章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意义、发展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意义日益显现。在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和政治斗争中,对外宣传成为我国迅捷、广泛地表达政策、立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维护本国利益的有力手段之一。对外宣传还是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途径。对外宣传实力也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宣传取得了较大地发展,组织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指导思想不断创新,主要对外宣传媒体在国外覆盖面不断扩大,对外宣传效果不断提高。同时,我国对外宣传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仍较弱;对外宣传对象的定位趋同倾向较为明显,缺乏对宣传对象的具体细化;对外宣传媒体发展不均衡,网络宣传亟待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外宣传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面临的机遇主要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对外宣传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为我国对外宣传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宣传发展的主要屏障;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内容的负面宣传为我国对外宣传增加了难度;“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存在给我国对外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我们自身一些条件的限制。
   第4章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宣传的基本内容。新时期我国对外宣传内容包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状况的介绍。同时,针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制造的所谓热点问题,如民族问题、人权问题等,我国对外宣传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明,这也是我国对外宣传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方发达国家制造这些热点问题的原因在于,受国家利益的驱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新闻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在我国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及突发事件影响深远,牵涉面广,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对外宣传,常常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因此,我国对外宣传内容也包括对这些事件的说明与介绍。
   第5章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宣传的主要渠道与原则。新时期我国对外宣传的渠道有大众传媒、政府、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经贸往来、普通民众个体、国外来华人员。其中,大众传媒是我国对外宣传的主渠道。对外宣传原则既是对外宣传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也是对外宣传活动内在规定性的正确反映。新时期我国对外宣传坚持的主要原则包括国家利益原则、实事求是原则、“三贴近”原则、以正面宣传为主原则、时效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在对外宣传的全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贴近中国的发展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讲究时效,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依据宣传对象的认识发展变化规律,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地逐步进行。
   第6章探讨了增强我国对外宣传的时效性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日益关注。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宣传的实效性,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我国的良好形象,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宣传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对外宣传体制改革,制定全方位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多种对外宣传渠道的作用,构筑“大外宣”格局;整合对外宣传媒体资源,加强对外宣传媒介的协作;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对外宣传行为;增强综合国力,积极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对外宣传应注重对外宣传的理论研究;讲究对外宣传的艺术与技巧;深入了解对外宣传对象的需求;加强对外宣传队伍建设;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借助外力进行对外宣传;注重对外宣传效果的评估与测评。此外,我国对外宣传还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宣传经验,如政府间接调控对外宣传;讲究多种宣传技巧;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等。
[硕士论文] 姜蕾
情报学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后,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所有这些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而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信息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认识。
  笔者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民主决策的信息化研究"为题,旨在分析电子民主在中国发展和研究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解读民主决策的多种信息化手段,探索完善民主制度的途径。
  用信息化手段来作为改善民主决策过程的首要范式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参与能力的提高,其次就是在于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和准确性。目前民主决策的信息化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却有着一定的差别。国外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电子民主系统的开发和使用,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巩固民主过程。中国现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利用信息技术来培养民主要素就成了主要的研究方向。笔者结合国内外专家的理论研究经验,将广泛使用的电子投票、在线访谈、网络民意调查、短信平台等多种手段进行了比较与评析,探寻各种手段的优势与不足,最终提出了完善和创新民主决策信息化工作的途径。
[硕士论文] 郭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科学地规定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出发,从本体论、历史观与价值论三者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以人为本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是客观和主观、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通过这种揭示,力求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划清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人本主义、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界限,在实践上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原则提供智力支持和价值导向。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一直把现实的人作为其以人为本思想的逻辑出发点,把人的解放作为枢纽,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目的和归宿。同时,以人为本的提出是党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中国化的结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把"人民"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而且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邓小平理论发展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人民利益是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赫然地把以人为本写在了党的旗帜上,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要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必须首先弄清"人"和"本"的科学涵义。第一,"人"即唯物史观中所说的"现实的人",是在社会中生活和活动着的人,应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社会的全体成员。它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个人、群体和类的统一,是所有个体、群体和类按一定结构和方式集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二是指人民。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今天是指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以及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结合而成的最大群体。这两层含义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第二,"本"概括起来应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意;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本根"之意;三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本位"之意,它是本体论和价值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和价值的统一。第三,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本体论上讲,就是要使人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在尊重事实和规律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和谐;二是从本根论上讲,就是要充分尊重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潜能,尊重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社会历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人;三是从价值论上讲,就是要努力实现人的普遍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奋斗,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见,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三者的高度统一,与传统的以民为本、西方的人本主义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以人为本是一个以事实和规律为依据的客观命题。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以人为本提出的实践起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得到提高,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当作出发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最终目的。第二,国外现代化的人本代价是以人为本提出的历史依据。现代化究其本质应该是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今天,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应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为目标,吸取国外人本发展观的合理因素,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为标志,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把人的发展和物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三,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本向度是以人为本提出的科学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又是一个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目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显然,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规律人本向度的必然归宿。第四,以人为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了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围绕以人为本层层展开:第一个层次是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利益;第二个层次是关注社会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第三个层次是关注社会发展的目的,它直指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共同富裕,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江泽民深化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才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命题。
  以人为本也是一个价值判断,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要求。第一,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必然得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结论。群众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政治立场。第二,以人为本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体现。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是党长期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以人为本思想的时代内涵。第三,以人为本是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要求和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要求的同时,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第四,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要求。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即惠及全体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利益观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最广大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切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活力。
  以人为本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动态实践过程。第一,构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础和前提。物质文明的目的和核心是人的发展,所以,不仅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切实提高人的主体性。在宏观上,必须在改革取向、社会保障、就业分配等方面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和要求;在
[硕士论文] 王晓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政治道德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合理的、适宜的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
  自从人类政治产生以来,就存在政治道德。政治道德是一个由若干要素组成的系统;它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政治道德又不同于其他政治规范,有其特定的评判标准;
  根据不同道德主体的要求,政治道德规范通常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为从政者规定的明与昏、忠与奸、功与过、仁爱与暴虐、清廉与贪婪、正义与非正义等政治道德准则和要求;二是对一般政治生活参与者规定的善与恶、是与非、荣与辱、权利与义务等政治道德准则和要求。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从其范畴来讲属于政治道德的第一个层次。
  过去许多年来,我国对官员道德和党员群体道德已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对于党员干部政治道德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研究还是空白。其实,党员干部既作为执政群体中的一部分又作为党员队伍中的一个核心层,既有不同于其他非党员干部的特点,又有高于普通党员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政治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状况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形象,也直接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党员干部政治道德建设的意义
  1、政治道德的建设能使党员干部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念,形成正确的政治观、权力观、义利观进而塑造优良的政治道德人格,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对策和强大动力,也是有效减少腐败行为的重要途径。
  2、政治道德建设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结合点和突破口。良好的政治道德可以给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导向和保证。
  3、市场经济要想健康顺利的发展,就要求有良好的发展环境。而维护良好的环境就不仅需要有硬性的法律制度作保证,还需要通过良好的道德来约束。政治道德与依法行政良性互动是维护良好的环境、优化管理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有序、健康地发展的重要保障。
  4、政治道德建设是规范党政机关及其干部的政治道德行为,强化其道德观念、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科学决策的水平,改善服务态度,树立良好形象。
  二、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政治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员干部政治道德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要想使这一工作卓有成效,必须把握正确的原则,制定明确的规范。
  我们要遵循的原则是:第一、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的原则;第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家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原则;第三、与社会制度和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原则;第四、政治道德主体建设与社会道德环境建设的统一原则;第五、政治道德建设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应该根据党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道德规范,它们是:坚定信仰,忠于理想;勤于学习,善于实践;正确用权,为民奉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善谋实干,优绩高效;坚持法制,依法行政;诚实守信,公正公平;竞争进取,团结合作;坚持民主,崇尚科学;廉洁清正,艰苦奋斗。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政治道德建设的途径及方法
  1、我党经过几十年干部政治道德建设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经验,形成了政治道德建设的许多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政治道德建设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2、在我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政治道德的建设,并且在“唯变所适”的原则下,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和丰富,形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传承数千年的思想精华。我们要充分汲取这些精华。
  3、在西方国家,政治道德建设也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如他们坚持不懈地反思伦理价值、普遍运用组织制度和伦理准则、建立专门的道德管理机构、完善伦理道德净化机制、持久开展伦理道德训练、全面提高政治道德基础等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4、政治道德建设,教育是先导。党组织要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教育。要在教育中把握好教育者的角色,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实现教育的生活化。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
  5、党员干部要加强自身的道德实践和自律。要自觉地把党员干部应遵守的政治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地指导、衡量、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党员干部从小事做起,不断自重、自省、自警和自励,提高自身的政治道德修养。
  6、加强制度建设。构建政治道德基础性行为规范,建立健全政治德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政治道德建设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根本上保障党员干部政治道德建设工作的持续、协调发展。
  当然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赖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赖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有赖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也有赖于全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它,科学的方法建设它,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党员干部政治道德水平也会有巨大的提高。
[博士论文] 苗伟东
当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1975-198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大转折的年代。这一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90年奋斗历程中的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历史大转折中,中国历史在前进。但是,由于受到“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文革”遗留的纷繁复杂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这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固守“两个凡是”的藩篱,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政治上继续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错误主张,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组织上拒绝全面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实践证明,如果不摆脱以“两个凡是”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方针政策所带来的束缚和羁绊,中国巨龙就难以迈出铿锵有力的前进步伐,也就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为了打破这种束缚,消除这种遏制,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胡耀邦从1975年主持中科院整顿开始,就开始融入了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斗争洪流之中。在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等部门主持工作,通过主持中科院的整顿工作、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组织和推动冤假错案平反工作,为完成历史大转折的拨乱反正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选题参考了部分文献资料以及已有研究成果,以历史大转折的时间为序,以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的活动为纬,采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对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的主要活动、思想、作用等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第一章,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走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机缘。本章主要论述了历史大转折局面的形成及历史大转折为胡耀邦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提供的历史机缘。历史大转折局面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的反思与抗争的结果。
  在历史大转折关头,胡耀邦之所以能够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央,这其中既有特定的历史机缘,也有政治合力的相互作用,更有他自身勤奋努力的主观因素。可以说,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能够崭露头角,在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中能够作出突出贡献,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章,胡耀邦整顿中科院。本章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胡耀邦组织整顿中科院的主要措施,二是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为了尽快恢复中科院正常的科研秩序,胡耀邦在中科院大张旗鼓地进行整顿。首先,加强中科院的组织整顿,包括调整核心领导小组,开展审查平反工作,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等;其次,进行科研整顿,明确中科院的工作任务,端正科研工作方向,反对“开门办所”,恢复所长负责制等;最后,积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协调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1975年整顿工作中著名的三大纲领之一。胡耀邦组织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集中阐发了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基础与实际应用、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等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科技指导方针和原则。《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所阐述的观点和思想既是1975年中科院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的科学规划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按照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进程,本章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写和发表,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组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首先,胡耀邦率先将实践标准运用到中共三次路线斗争历史提要的撰写实践中,使一大批理论工作者深受教育和启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撰写和发表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面对“两个凡是”的责难和阻挠,胡耀邦无所畏惧,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帮助下,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取得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胜利。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使得中国改革开放虽历经波澜而总能破浪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第四章,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本章主要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指导思想,组织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方法,组织为广大党员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以及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进行了概述。胡耀邦在组织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两个不管”等指导原则,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平反冤假错案为社会主义现代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第五章,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的革命品质和领导艺术。本章从革命品质和领导艺术角度探究了胡耀邦在历史大转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缘由。胡耀邦敢于碰硬,敢于抗争的革命品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群众,勤于实践的务实精神是他在历史大转折中,虽身处逆境而不屈,并能不断开拓新局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根本原因。此外,在历史大转折中,胡耀邦善于斗争,巧于斗争的领导艺术也是他在历史大转折中取得骄人业绩的重要原因。
[硕士论文] 张湛
公共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已经开始向信息社会迈进,党委系统信息化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在逐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开始全面支持党委系统核心工作之后,另外一个更具重要意义的工作——全面支持党委领导机关的重要决策职能的工作已经非常急切地提到日程上来。各级地方党委领导机关的核心职能就是实施重大决策。在当前情况下,党要领导全中国人民继续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高党委领导机关的决策水平是关键。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指出了非常明确的道路,提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其中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
   十七大报告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要求,对我国信息化发展赋予了全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建设好决策支持系统,以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决策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已成为我们各级党委领导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此论题,笔者通过对我国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发展轨迹的剖析研究,从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意义、系统概述、建设现状和优化发展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建设好决策支持系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引言。笔者通过现代信息社会对信息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和赋予的全新的历史使命,引出本文的中心论题:如何建设好决策支持系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向读者阐述论题选取的价值意义和本文的架构---以对我国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发展轨迹的剖析研究为起点,笔者将从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意义、系统概述、建设现状和优化发展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心论题。
   第二章,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概述。在这一章中,分三个部分进行介绍。第一部分笔者对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概念和特殊价值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笔者介绍了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功能;第三部分笔者介绍了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结构。
   第三章,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现状。通过对调研成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我国当前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总体状况,取得的成效,最后总结出建设中的主要不足。
   第四章,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优化发展。此章节是全文的核心部分。通过大量的案例,从地方党委领导机关决策支持系统的优化发展目标、信息需求规律、信息资源建设、系统功能定位、个性化服务和保障机制等多个维度,论述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和管理中应注意的方面,并推介了成功的经验。
   第五章,结束语部分。笔者通过引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信息化事业的重要指示,再次强调随着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信息化建设事业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信息化技术运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信息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有效地推动我们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效地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深远地影响。
  
[硕士论文] 李玉来
行政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是我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相结合,对我国公开选拔制度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回顾公开选拔制度的发展历程,把公开选拔制度与封建科举制度、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等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公开选拔科学的制度体系,包括领导和组织体系、程序体系、技术和方法体系、监督体系;选取2009年河南某市公开选拔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公开选拔制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针对性地探索完善公开选拔制度体系的途径与对策,以为公开选拔的实践过程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就是根据领导职位的条件要求,面向社会采取公开报名,通过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检测手段筛选出领导干部人选的制度。严密的考试与考察程序,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选拔原则,使这项制度具有科学性、公正性、竞争性、综合性、民主化等重要特征,能够克服传统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的选拔人才视野不宽、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群众参与不够广泛、监督机制不够有力、不正之风难以遏制等诸多问题,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选拔工作对科学合理性和民主公开性的要求,是党和政府选人用人思想在制度革新方面的表现。本文通过对公开选拔制度的研究,构建了公开选拔制度合理的程序结构体系,即职位分类与资格条件确定、公开报名与资格审查、统一考试、组织考核、研究决定任命的程序结构体系。公开选拔制度作为一种新生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需要科学的方法体系支持,本文建立和完善了资格条件确定及审查方法、笔试方法、面试方法、考核测评方法等公开选拔制度的方法体系,探索考核测评方法实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
[硕士论文] 李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1999(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根本宗旨及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问题.然后就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建党理论和党实践的核心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最后详细探讨了如何坚持和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指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真正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硕士论文] 宋超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自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首次运用“官僚主义”一词以来,中共一直进行着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由于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一般是与执掌政权相联系的,又由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共阐述反官僚主义思想最为集中、反官僚主义斗争实践最为密集、反官僚主义斗争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同时也是反官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陷入迷误、给中共和国家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时期,因此,本文以1949年至1966年间的中共反官僚主义理论探索和斗争实践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共反官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斗争实践,并对其得失作了综合反思。
  除导论外,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居安思危”,全面考察了执政的中共对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及危害的深入认识;第二章“追本溯源”,从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文化、体制制度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中共对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产生与存在根源的剖析;第三章“上下求索”,对中共从主客观方面探索的反对和防治官僚主义的方法措施做了深入研究,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考察了中共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实践;第四章“以史为鉴”,从中共反官僚主义的宝贵经验、迷误探究、时代困囿三个方面反思了中共此期的反官僚主义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
  文章认为,中共在此期曾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已经从国家体制机制和社会制度方面探索了官僚主义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科学的反官僚主义理论,不存在从体制制度方面探索官僚主义现象的理论缺失。在科学理论认识的指导下,中共将反官僚主义寓于历次政治运动之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主义现象的蔓延。然而,随着“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中共反官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陷入了迷误,将官僚主义者异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认识,导致中共反官僚主义陷入了“反修防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沼,给中共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共科学探索反官僚主义的道路没有持续下去,克服新政权中官僚主义现象的目标没有实现。
  文章分析指出,中共反官僚主义从良好初衷到陷入迷误,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时代的困囿,一方面,在国家和阶级没有彻底消亡的时期,官僚主义现象不可能被最终消灭,反对官僚主义只能希求将其危害降到最低;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以及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客观事实,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从根本上、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角度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没能转化为全党的共识和各项具体政策,并予以贯彻落实。
  中共在此期书写了一段由科学探索到陷入迷误、虽不成功但值得反思借鉴的反官僚主义史。
[硕士论文] 王静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非常重视利用报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在不同时期批评的方式、手段、力度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达到了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共的新闻政策中,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阻碍着新闻批评的正常开展,那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针对广西省宜山地委机关报《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的事件作出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即党报“不能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史称“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长期以来,这一规定作为一条新闻铁律被严格执行下来。
  本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新闻批评政策发展演变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这一新闻铁律的出台过程、执行情况以及现阶段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和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规定”的未来走向和出路。以期科学而准确的界定“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理清党报与党委的关系,规范舆论监督的行为,为中共更好地开展新闻批评提供借鉴。
  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出台的背景及历史必然性。认为“规定”出台后,中共采取各种措施对新闻批评加以限制,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新闻批评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领导下的新闻批评没有能够很好地开展,固然同中共和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界触碰“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的三个典型事件:“渤二事件”、“袁庚的‘舆论监督’实验”以及“吕日周的‘新闻监督令’”。,认为这三个事件虽然不是对“规定”的根本突破,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在中共的新闻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事件中涉及的因“人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则认为在当今法律不健全、制度没有保障、人民民主还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有为的“人治”是利大于弊的。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点。文章认为中共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作为一条新闻纪律,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阻碍了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的冲击、社会舆情危机、以及媒介融合等因素的影响更使“规定”面临着现实困境。但是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目前废除这一“规定”的时机还并不成熟,“规定”还将会继续存续一段时间,而存续时间的长短将依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效度而定。
  同时,本文在“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规定的现实制约下,对当前如何更好的开展舆论监督做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民主和法治必将是解决“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中共新闻批评健康开展的最终归宿。
[硕士论文] 岳杰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对社会政治与行政的研究一般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权力控制全社会的上层国家权力体系;一是在上层国家权力统辖之下、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上层国家权力是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核心,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起着关键和领导作用。但是,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都是以市民社会为环境的,其中,基础性社会往往是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层和根本原因。可以说,基层是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只有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立足其上的基层社会予以深入研究,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整个国家和社会。
  基层调控体系作为国家调控体系的基础部分,发挥着国家政权根基、民主制度基础、连结群众纽带的重要作用。党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深入研究基层调控问题,对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本文以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为基础,以基层调控实践为依据,在系统分析社会转型期基层调控体系现实作用、存在问题和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转型期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目标模式,并提出了社会转型期重构基层调控体系的主要对策。
  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界定了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期的基层调控体系。首先分析了社会转型的含义与特征。所谓社会转型,是指整个社会系统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演进过程。社会转型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动社会体制的转轨、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转型除具有一些普遍性特征外,还具有自己一些明显的特性,即思想文化转型同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同时进行。接着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的现状。从现实情况看,基层调控体系仍然发挥着国家政权根基、民主制度基础、连结群众纽带的现实作用,但在结构、功能和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整体退化状态,具体表现在结构涣散、功能退化、手段陈旧等方面。最后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基层调控体系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调控基础转型、调控体系封闭、调控主体失范、单位调控乏力。
  第二部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目标模式。首先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面临的困惑与重构要求,从实证角度论证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必要性。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经历了“政治动员模式”和“政策驱动模式”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向基层调控体系提出了重构要求。其次分析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主要依据,从更深层次论证了体系重构的必然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既向基层调控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基层调控体系重构成为可能;单位组织的衰落以及单位功能的转化,不但减弱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阻力和障碍,同时也为重构的实现提供了外在条件;而中间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既为基层调控体系重构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重构的实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组织条件。接着,在分析单一调控模式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确立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双重调控目标模式。事实证明,单一调控模式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要将数量巨大的人员、多元的利益和日益分化的社会都纳入一种秩序是非常困难的。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下,基层调控体系应变单一调控模式为双重调控模式。在双重调控模式下,第一重调控是以行政权力系统为主的调控,第二重调控为政府通过中间组织对基层社会实施的调控。最后明确了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目标,即实现和谐、维护稳定、提高效率、扩大民主。基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保持稳定是基层调控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效率是全部行政管理活动也是基层调控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基层调控体系理论研究的宗旨;坚持扩大民主,努力实现市场自治、社会自治和基层自治,这是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基本取向。
  第三部分,重构基层调控体系的主要对策。对策之一是增加资源。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基层组织的资源支配量。这是基层组织具备调控和权威能力的关键。基层调控体系出现诸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不足引出的。只有当基层调控体系重新掌握了资源增生的手段,并且成为基层社会资源提供的重要力量,才能使基层调控体系实现有效调控,才能使基层社会更加和谐。二是培育出能够担当起调控任务的新的组织资源,即中间组织。实现体系重构的关键是要不断弱化原有的组织纽带,培育出能够担当起调控任务的中间组织。对策之二是理顺关系。基层调控体系内部和外部关系不顺一直是体系的主要弊端之一。关系不顺直接影响基层调控体系整体功能发挥,进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和部分失控。所以,理顺关系是体系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体系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需要理顺的关系主要有:党政关系、乡村关系以及市、区、街及居民委员会关系。对策之三是转变职能。主要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和单位功能转变。转变职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改革与基层调控体系重构的内在要求和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政府职能应主要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对策之四是改革体制。要实现基层调控体系顺利重构,必须坚持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和加快发展的价值取向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政事分开、优化结构、增强能力的原则对单位体制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必须按照稳定核心、健全制度的要求创新村级体制改革;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总之,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深刻变化,基层调控体系在结构、功能和手段上都凸现出与基层社会的诸多不和谐,甚至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危机。因此,必须对基层调控体系进行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调控体系。这既是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基层调控体系在新的形势下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博士论文] 张冠军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的阶级基础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党的阶级基础”这一事关党的性质、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理论,自身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认识。
  在工人阶级所处的时代环境、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工人阶级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作用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工人阶级的内涵、外延都有所变化的新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概念可以作出如下界定: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多称为无产阶级,现阶段我国工人阶级是指所有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依靠自身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阶级。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其成员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农民工、社会管理者、知识分子等一切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党的阶级基础”指的是政党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阶级及其与这一阶级间在互动中所形成的本质联系,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以及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在互动中所形成的本质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阶级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展开了不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基础的基本观点是:首先,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革命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在阶级成员构成上要坚持以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基础和主体。其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都不具有的先进性。自工人阶级政党诞生之日起,它就同自己赖以产生的阶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存在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必然要求,工人阶级的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基础;反过来说,工人阶级政党集中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集中体现了其性质、特征和先进性。工人阶级之所以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归根到底是它与最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还有自己独特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党150多年以来的历程表明:无产阶级政党要想保持自身性质、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坚持以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基础,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体现工人阶级的性质并根据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制定自己的阶段性任务目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自治化等深刻的变化,世界主要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及以工人阶级为依托的政党都在进行着重大的改变或调整。当前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当今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类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类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状况、工人阶级与相应政党的关系是有很大不同的。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呈现出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智能化、有产化的趋势,工人组织化下降,工人运动显著减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日益淡漠,价值观念日益多元。与此相适应,这些国家里的工人阶级政党或者左翼政党,或者是固守传统、日渐式微;或者顺势调整,走“第三条道路”。在发展中国家里,工人阶级队伍正在快速壮大。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滋育着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却又在政治、经济等各项权益上得不到保障。因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参加工会组织热情较高、工人运动不断,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时有耳闻。与此相一致,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或者左翼政党也处于蓬勃发展的活跃状态,他们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民族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在组织上面向广大工农群众,在政策上强调维护工农的利益。与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社会、工人阶级及政党状况的重大变化相呼应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民主、社会自治等发生了深刻改观。其总体趋势是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化大大增强,政治民主需求和现实发展都非常迅速,社会自治性团体和自治意识日益发展壮大。面对国内外社会状况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地吸收新的力量,增强和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才能在这一场伟大的变革中勇立潮头、破浪前进。
  与中国社会总体状况的深刻变化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辛勤工作、努力推动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工人阶级自身状况的深刻变化;我国工人阶级自身状况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工人阶级同党的关系的某些变化和调整。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所涉及的两个层次,即工人阶级的自身状况和工人阶级同党关系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反映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进步,反映了中国民众日益走向更加独立、自信、民主、自强和开放;但是这些变化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和即将面对着更多的挑战。面对自身阶级基础状况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要想继续得到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就必须不断自我调适,巩固和加强自身阶级基础。
  新的历史时期,在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吸取中外政党在阶级基础、社会基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加强自身阶级基础建设,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无论是国外政党巩固自身社会基础的经验教训,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强固自身阶级基础的经验启示,都给中共在新时期巩固和增强自身阶级基础以深刻的启发。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阶级基础建设的着眼点在于:紧紧扣住构成党的阶级基础的两个方面的现实需要,既要大力加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实体因素——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身建设,还要深刻调整党的阶级基础的内涵因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质关系。
  研究新时期党的阶级基础问题,还应当密切联系当前在此问题上的几个相关问题,就是:当前在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认识问题,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执政基础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最终归宿问题等。
  共产党自创立之始,就通过《共产党宣言》把自己认定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工人阶级作为自身阶级基础的现实载体,把保持自身与工人阶级的血肉联系视为自己的首要信条,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作为自身最伟大的历史使命。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在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无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曲解,其中典型的观点有“工人阶级消失论”、“全民党论”和“知识分子党论”等。只有彻底肃清这些错误观点,才能有效坚持、巩固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任何政党,在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中,除了代表本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外,都会尽可能多地以利益代表者的姿态吸引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增加自身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取得政治斗争中的优势地位;那些在一国执掌政权的政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还会通过加强自身全面建设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自己政党的形象和执政能力。这就是说,任何政党要想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除了加强阶级基础建设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自身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建设。党的阶级基础同党的群众基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共产主义运动的
[硕士论文] 程明欣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 2003(学位年度)
摘要: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与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的重要课题,既关系到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实践事业的成败得失。马、恩和列宁等经典作家既树立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典范,又论证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既有对马恩及列宁正确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独立的形成发展过程和鲜明的特色:建党前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发展过程中三个特殊重要的阶段。深入、系统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个包含了若干层次、若干方面、若干对应范畴的认知体系。正确分析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涵、结构和实质,是科学考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演变的前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体及其结构、特征、本质与地位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阶级性和革命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的认识是其核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其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特殊重要的时期。
  (一)从十月革命,中国人开始广泛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到1923年2月,建党前后的五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初步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显然是循着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逻辑来展开的。依次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在中国“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本原”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怎样”、“共产主义革命原则是怎样、中国社会现状与需要又是怎样”;“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是“只遵守其根本原则”还是“拘泥于枝叶政策”;是“固守师说,食古不化”、“一味盲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还是“取出精髓”,注重“环绕着他的实境”,“本着科学精神”,“善于应用”。由于客观历史环境的迫切需要和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中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精神的遗存,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本体和价值、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学说体系,特别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与现实、精髓与枝叶的关系等问题上,得到了较深邃和准确的认识。这是弥足珍贵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发展的良好开端,尽管还远不是日后那样的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牢固的根本层次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
  (二)经历二十年代后半期至三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更深入更系统的传播和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两次挫折”的历史,到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普遍地确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具有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如: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泛滥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使党认识到抵制教条主义、树立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于中国革命成败的决定意义;同时“两次成功,两次挫折”的历史,使党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党驾驭马克思主义理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抵制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迫切的历史主题。就是在不断地批判和清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逐步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科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认知体系。
  时代背景和实践主体的需要决定,此时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和最大特色是着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它上升到了党性原则和党的思想路线中心内容的高度。正因为如此,才表明党已确立了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理念,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终成熟。同时党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运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三)从“文革”结束、开始拨乱反正和逐渐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江泽民“七一讲话”提出关于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面对长期僵化、禁锢的复杂局面,邓小平同志一面提出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面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使得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结合变化了的实际,不断用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特色。形成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最大成就。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继承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同时,继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关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的提出,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内在规律,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发展之间既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又明显存在一个不断深化、升华的过程;同时由于时代特征与实践主题的不同,其马克思主义观也有不同的主题与色彩。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切身体验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极大的危害,因此党深深地认识到反对教条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性;党正是在长期、直接的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现实斗争中,感受到善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同时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党性原则,并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文革”结束后,面对长期僵化、禁锢的局面,面对要不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现实的课题,邓小平同志更强调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和变化了的实际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确立和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江泽民同志则在揭示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强调通过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的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和党的各项工作的创新,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从而发展和深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通过创新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普遍的理性共识和自觉;也使得通过不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来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大亮点和特色。
  80多年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发展的历史,一再地证明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僵化、教条和主观主义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王庆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的形成,是毛泽东在改造、借鉴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民本”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吸收、发扬我国劳动人民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总结形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这些方面的建设和努力,不仅推动了根据地和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和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的衷心拥护。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一旦被解除,亿万翻身农民便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解放区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放区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还开展整党运动,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初步统一,为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胜利。
   建国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也是我们历来所倡导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宣传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建国初期,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一段光辉的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这种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在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友爱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对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脱离群众,不代表群众的利益,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执政的根基就会动摇,执政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历史就会大倒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尽管有许多因素,但这些因素归结起来,集中到一点,就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丧失了民心,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表明,在执政的条件下,党与群众的关系同取得政权前相比较,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增加了,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
   1980年,陈云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这一科学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很具体、很细致的实践问题。加强党风建设需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加强党风建设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切实做到尊重民权、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对每个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保证每个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靠教育,二靠制度。
   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和不断奋斗的目标。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人为本,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大力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它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这就需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执政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关键要落实在行动上,否则,说得再好听,不为百姓干具体事,就等于空话,这就需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做利民之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要求,相应地可以分为先进性和广泛性两个层次,先进性要求是对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提出来的,广泛性要求则是对普通群众提出来的,这就需要在全社会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营造一种与人为善的社会风尚。
[硕士论文] 石恩
当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的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专长,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7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诚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在运动过程中全国各阶层群众踊跃参加,积极献言献策。但是在鸣放过程中,由于一些极少数右派分子发表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趁机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攻,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反右派运动,但后来在反击右派过程中造成了扩大化的错误,对所谓的“右派”分子在数量和性质上作了错误的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定性的“右派”言论,在整风运动与反右派运动中起了联结作用,它使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开始倒退,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什么样的言论是“右派”言论?“右派”言论通过什么方式鸣放出来的?对“右派”言论定性的政策背景和后果是什么?我们从“右派”言论考察中得出了什么启示?这都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对反右派运动中定性为“右派”言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分析,使读者对“右派”言论能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为了使读者对“右派”言论有一个系统了解,本文首先简要的介绍了“右派”言论鸣放的主要形式,并且简要的对这些鸣放形式作了叙述说明。接着以首都高校师生的“右派”言论为中心,对“右派”言论进行分类总结。同时,本文结合对“右派”言论定性的政策背景,在对“右派”言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持“右派”言论的知识分子、“右派”言论的深刻教训、“右派”言论定性的后果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得出本文历史考察的历史启示。
[博士论文] 唐棣宣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文化是指政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全体党员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循的政党意识和观念,包括政党的指导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政党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确切地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政党文化具有阶级性、权力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和稳定性等特征。政党文化一旦形成,就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作用于政党成员、政党组织和社会政治文化。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21-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起步和发展阶段。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党员对党自身文化的认同。1949-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推进和曲折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通过学校、大众传媒和党的各级组织,促进了先进政党文化的社会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开始出现“左”倾。“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的政党文化建设实践导致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呈现出教条化和封闭性的特点。1978年至今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继承和创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以及中外优秀文化相结合,促进了先进政党文化的复归和发展;通过党内学习、党内教育和党的政治传播机制,提升了党员和群众对先进政党文化的认同。
  在推进先进政党文化建设过程中,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表现为:政党文化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政党文化建设围绕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进行;政党文化建设以继承、整合和创新为指导原则;合法性和有效性是衡量政党文化建设成效的重要尺度。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政党文化系统只有同环境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政党文化系统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在政党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良性互动过程中,环境既为政党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又对政党文化形成各种压力。当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和发展的环境系统已发生了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党内,党员情况、组织结构、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国内,经济体制、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国际,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面貌。这些变化折射到政党文化中,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取得成功,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研究,既包括工具理性研究,又包括价值理性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价值理性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特定价值取向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具体来说,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先进政党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崇尚民主法治精神是先进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倡导和谐理念是先进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
  政党文化变迁不能靠自然演进来完成,只能通过政党有意识的建构活动来实现。因此,推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文化的发展,必须大力加强政党文化建设。当前,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其一,从内容入手,培植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文化。以创新精神推进政党文化发展,大力弘扬和培育党的优良文化传统,切实清除官僚主义、“潜规则”文化和家长制作风。其二,从手段入手,健全和完善政党文化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健全和完善党内政治学习机制,改革和创新党内政治教育机制,加强和改进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其三,从环境入手,优化政党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生态。改革党内权力结构、健全党内各项制度,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培育公民社会,汲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警惕文化霸权主义。其四,以科学态度对待国外政党文化建设的文明成果。立足本土,反映实际,推动政党文化本土化和现实化;根据社会生态变化,优化和变革政党文化系统;扩大政党文化的包容性,增强党员的文化认同感。
[硕士论文] 傅社敏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的考验。国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因此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党的纪律,针对党员中出现的问题展开了“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遏制了干部腐败的苗头。并从体制上探索党内监督问题,提出设立党常任代表的设想。六十年代初,党在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式的变化,党内监督因政治运动受到很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监督受到很大破坏,表现为党内监督机构被撤销,监督机制遭到破坏,完全丧失了作用。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章得到修改,被撤销的党内监督机构得到恢复,中国共产党围绕端正党风这个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恢复了党的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经济发展虽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权钱交易为主要形式的腐败现象呈蔓延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把反腐败斗争提到议事日程。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打击经济犯罪,制止官商、官倒,狠刹行业不正之风,改革现行领导干部制度。从制度上来加强党内监督,在理论上进行了探索,机制上得到了创新。从建国后党内监督机制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内监督机制发展的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通过群众运动来加强党内监督,用政治运动来代替党内监督,不可否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有助于加强党内监督,但是从总体上造成严重后果,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我们党积极探索用制度建设来加强党内监督,用制度构建党内监督机制。尽管建立了一系列包括组织、领导、干部、生活、工作等制度,但是,共产党内部一些党员经不住改革开放和执政考验,在外部缺乏监督,内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腐败呈现蔓延之势,特别是“一把手”腐败成为众矢之的。制度约束形同虚设,党的十五大后,党内监督机制开始走向“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道路。但是教育往往是一阵风,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督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经验,主要表现是:党内监督机构专门化,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党内监督;监督内容重点化,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建国初期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改革开放后主要是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和腐败,十六大后,重点是党政“一把手”腐败;党内监督形式规范化,建国初期靠群众运动来整风,发展到用制度来建党;党内监督体制制度化。党内监督机制的经验主要是:第一: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党内监督机制形成的前提,毛泽东重视从思想上建党,提出了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能够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邓小平重视制度建党,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监督的制度保障。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和国的根本制度,也是党内的根本监督制度。第三、相信依靠群众是党内监督机制的力量来源。第四、与时俱进是党内监督机制发挥绩效的主要原因。
  虽然党内监督取得了许多经验,但是随着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型,民主政治的发展,原有的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开始走向民主化和市场化,社会转型期间,原有的监督机制失效,新的监督机制尚孕育当中,党内监督机制存在许多缺陷。首先是党内监督动力的不足,监督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发挥出来,监督权未落实,监督能力不适应;其次是监督体制未理顺,党内监察机关,即党的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建立到实际工作都缺乏独立性,因此频频出现一把手腐败的问题,实际与这种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三、监督机制不协调,表现为各监督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地协调,导致一些腐败分子一边升官;第四、监督手段滞后,思想教育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变得越来越弱,群众运动随机性大缺乏制度性和规范性,党内法规具有威慑作用的条款少;主要有苏共模式的影响,监督权高度集中,对党高层次领导人难以监督;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组织结构没有变化,依然是人治、德治和法治的三重奏,通过人事控制、垂直方向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约束和监督来进行党内监督;革命时期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影响,党的权力高于其他一切权力;同体监督削弱了对党的监督作用,同体监督着眼于监督主体内部的自觉性,缺乏利益激励,导致监督动力不足。
  针对党内监督机制的不足,要增强党内监督机制,必须增强监督的动力,调动党内监督的积极性;理顺监督体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协调监督机制使它得功能充分发挥;完善监督法制,实现党内法规制度化;平衡监督力量,真正发挥监督主体的作用。总之要完善权力授予机制,建立合理的分权机制,建立依法限权的机制,推进阳光体制,强化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建立一个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利运行机制。
[硕士论文] 代贤萍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
  本文把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顾名思义,要研究的是从1989年6月到2002年11月这13年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执政党建设理论方面的探索成果和创新成就。本文在布局和写作过程中,力求从整体上对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把握,力求将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勾勒出来,力求凸现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创新性和时代性,以鉴古知今。
  本文开篇首先探讨了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产生的基本依据,国内外无产阶级政党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是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产生的历史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新发展,为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依据;其次,按照历史顺序和理论发展的逻辑,对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的基本阶段进行了梳理和概括,主要包括初步探索、逐步深化和基本形成三个阶段;第三,对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阐述,主要分“执政党建设的新探索”和“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从整体上来分析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继承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的基本特征,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重要指针。
  在结束语部分,笔者重点阐述了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创新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博士论文] 黄亚玲
中共党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生产力发展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八十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
  本文以生产力发展为切入点,以中国共产党对研究对象,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着力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的历程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明确其对生产力发展理论探索取得怎样的突破性认识,实证考察这三十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状,阐述理论探索与认识和实践进展与成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冲突,分析其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探索党为寻求解决途径所作的种种努力。力图在改革开放的全景下,着力就这几个问题展开深入地分析与研究;力图从这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的构想与努力、理论与现实、成就与失误中找出合理有效的生产力发展途径与方法,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快速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己之力。
  本文主要内容由四章组成,第一、二章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进行考察与研究。第三章从实践入手,重点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两方面来实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现状。第四章通过分析理论成就与实践结果出现偏差的原因,着重探讨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一矛盾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作出的对策努力。
  第一章主要从纵向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进行历史考察。根据不同阶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生产力认识新起点时期、生产力认识深化时期和生产力认识理论化时期。在这三个阶段,先后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论、科技动力论、跨越式发展论、可持续发展论、先进生产力论以及科学发展论。从中可以看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目标。随着实践的推进,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在不同时期,党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关注和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内容趋于深入,解决方法也趋于科学、理性。但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是“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些理论成果也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具体成果。
  第二章主要研究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形成的相关理论的基本内容。它主要是对第一部分内容的归纳与总结,是从横向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主要由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彼此间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理论组成,即市场经济体制论、科技动力论、跨越式发展论、可持续发展论、先进生产力论以及科学发展论。它们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即“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体制论、先进生产力论主要回答“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科技动力论、跨越式发展论、可持续发展论以及科学发展论主要解答了应该“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这些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论、先进生产力论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跨越式发展论分别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动力、路径和模式;科学发展论则是生产力发展本质的新诉求。其中,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论。无论是科技动力论、跨越式发展论,还是可持续发展论,、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生产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要实现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论是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的核心理论,是生产力发展的落脚点。市场经济体制论、先进生产力论主要从制度基础与生产力内涵两个角度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明确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其他理论的基础与前提。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与跨越式发展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没有科技的支持,可持续发展与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有前进的动力。没有科技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又规范制约着科技的应用;另一方面,跨越式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不能盲目追求不计代价、竭泽而渔的跨越式发展。同时,跨越式发展也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章着重以实证考察、调查研究、数据统计为主要研究方法,努力把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程度真实地、准确地、科学地展现出来。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有巨大发展,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落后状态,主要特点如下:人均GDP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总量上仍处于落后水平,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低,人们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劳动者素质和水平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仍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从社会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来看:局部地区、部分产业部门已实现生产力的“二元结构”,但总体上三元结构①现状没有改变;区域生产力发展严重不平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不利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缓慢前行并存,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极度阻碍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慢,不利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技术结构不合理,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落后的科技水平并存,技术水平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不均衡,不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四章通过综合分析前三章内容,明确了无论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从生产力发展程度来说,实践结果与理论设想都有较大差距,生产力发展面临着挑战与机遇。这部分内容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剖析党如何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从微观层面上,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程度指标体系入手,探寻改善生产力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具体措施以提升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主要包括:实施城镇化战略,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技术结构,促进技术结构平衡发展。通过对这些微观层面暴露问题的具体分析,可以归结出引起这些问题的共性原因,也就要从宏观层面来把握。宏观上主要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入手,找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改革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能源短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现象仍很严重,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具大挑战,经济发展方式有待于真正实现转变;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力较弱,自主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结束语部分主要归纳出当代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并初步思考了与本文相关的两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中国特色生产力发展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硕士论文] 陈国勇
行政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有中国特色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同时,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方面,还有不少环节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干部提名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它在很大意义上直接决定着选人用人的质量,决定着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方向。
  目前,党政领导干部提名机制已初步健全,但依然还存在种种问题:一是操作上的问题,如提名渠道狭窄化、提名内容抽象化、提名对象圈子化、提名责任模糊化等;二是制度上的问题,如背离了干部工作的基本原则、主体不明确、标准依据不明晰、程序不规范等;三是提名过程中存在各种非理性因素等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党政领导干部提名制度有效性的削弱,影响着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本文认为,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提名问题必须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名制度应坚持的原则与要求,即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下充分扩大提名过程中的民主,同时要把握好动议、酝酿、提出人选等环节的相关基本要求;二是健全完善提名制度的主体与程序,即要对提名的各相关主体及其行使权利的方式进行完整界定,规范其权利义务关系,并明确党的组织部门在提名过程中的职责,同时,要进一步明确空位待选、未空缺岗位干部调整交流、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公开竞争、解决干部“下”和“出”等情形下的提名程序;三是要建立健全干部提名的保障机制,这是提名制度能否正常运行的有效保障。具体来讲,一是要对提名过程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二是要严肃追究提名失误的相关责任,通过建立起“权责一致”的提名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提名制度在建设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中的有效性。论文在第七章通过案例分析形式对我国推进干部提名制度创新的实践进行了评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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