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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采用2015年遥感影像,综合运用遥感、GIS手段、景观指数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景观的要素构成及景观形态、不同景观的空间关系和景观空间构型4个方面来研究了景观格局的粒度变化效应,并确定了最佳粒度值,根据最佳粒度进行了研究区景观格局分析.结果表明:粒度与景观指数都具有相关性且粒度与部分景观指数拟合效果较好,确定最佳粒度为80 m;草地为研究区主要景观类型且草地景观优势明显,占景观总面积的61.8%,是基质景观;研究区耕地和林地景观分布较为均匀;景观形状指数为31.229,分维数为1.040 l,表明景观整体主要由团聚的大斑块组成,形状复杂程度适中,蔓延度指数为65.254 7,表明破碎化程度不高,稳定性较差,不利于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现状的维持....
摘要:[目的]探讨2005,2010和2015年3个时期红寺堡生态移民安置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根据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景观格局稳定性的变化,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稳定性评价模型,利用红寺堡区2005,2010和2015年3期数据,从景观类型组成、斑块特征和景观异质性3个方面分析景观格局稳定性,并对主因子进行探测.[结果]近10a来,红寺堡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景观间的转换较为频繁,且表现为单向转换的特征;整体的景观格局稳定性下降,草地和耕地是红寺堡区主要的景观类型,是调控土地利用格局稳定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地理探测结果表明,面积、面积比、斑块个数、斑块数比、斑块密度、平均值和标准差在3个时期都对景观稳定性有较大影响,而其他指标的变动较明显,波动较大,整体上对景观稳定性的影响较小.[结论] 2005-2015年,红寺堡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稳定性变化明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稳定性变化也不相同....
摘要:干旱区绿洲抗干扰能力弱,开展其生态风险评价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选取青铜峡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三期遥感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评估生态风险,并对生态风险指数进行空间化,绘制研究区2006年、2010年、2016年的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在此基础上,结合空间统计法分析了研究区生态风险的聚集模式.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青铜峡市景观格局变化明显.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的景观破碎度增加,大斑块破碎化趋势明显,区域的景观稳定性降低.景观格局指数的空间分布显示景观破碎度、损失度较高区分布在人口和经济活动聚集的绿洲核心区.(2)研究区的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差异较大.其中高风险区面积减少最为显著,并随着风险等级之间的转换,中等风险区成为研究区的主要风险类型.生态风险呈现缓和趋势.(3)研究区的生态风险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低低”和“高高”聚集是主要的生态风险聚集模式,低值为高值包围或高值为低值包围的空间孤立点表现不显著,高低风险之间严重分化是研究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要:生态移民安置区内,不同群体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复杂的利益冲突.基于安置区内利益群体对风险类别、干扰强度的识别,构建相应的决策模型,是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划分出生态移民安置区4类不同利益群体,并采用参与式半结构访谈法和定性聚合法,构建了3类一级变量和13个二级变量的生态风险因子体系,进一步运用模糊认知图模型(FCM)和人工神经网络(ANN)开展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识别.结果表明: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生态风险变量认知来看,其共同点是不同利益群体对垃圾污染风险变量提及数量最多,但整体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即管理者注重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居民则关注生活水平的提高,且直接关系到其环保意识和行为;经济活动者多追求经济利益;环境保护者专注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认知图论指数结果显示,管理者和环境保护者对安置区生态风险认知较为全面且清晰.从安置区4方利益相关者的整体风险认知结果来看,生态环境风险因子显著影响居民的人身安全及满意度;公共政策对安置区风险管理起关键作用;风险变量的中心度结果进一步表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防范生态风险的关键.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生态风险感知与管理情景模拟结果来看,解决垃圾污染有助于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且关键是要完善和落实相关公共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关系居民生活水平和环保行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景观生态格局、生物生境和多样性,同时可提高居民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
摘要:以海原县为研究对象,以2000、2005、2010年和2015年遥感数据为基础数据,综合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海原县2000-2015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2000-2015年海原县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明显变化,林地、建设用地、水域以及园地面积分别增加24 532.56 hm2、13 233.71 hm2、1 093.58 hm2和812.16hm2,而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呈下降趋势,其中未利用面积下降幅度最大,共减少21 333.05hm2;研究期间海原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出逐年增加的变化趋势,由2000年的37.25×108元增加至2015年的62.23×108元,变化率为67.07%,而林地、园地和水域面积的增加是海原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的关键;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来看,海原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空间呈现出由西南向东北递减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研究区生态系统单项服务价值均呈现出增加的变化趋势,其中废物处理和水源涵养增加量最大,其次是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调节,而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以及娱乐文化增加量最低,说明海原县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通过地理探测器诊断发现草地、园地、林地、气候调节、土壤形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定力q值均>0.8,说明这6项因子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硕士论文] 韩晓佳
人文地理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移民带来的空间重构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生态移民与环境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空间冲突的加剧,将带来空间资源的失配与生态系统的失衡,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对生态安全带来的威胁较为显著。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从地理学和生态学视角切入研究生态移民安置区,测度移民前后两个时间点空间冲突强度大小,并对生态安全做出模糊综合评价。基于生态移民安置点的空间位置和安置地理结构划分研究对象;应用RS遥感技术,对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分类;运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和层权分配法计算样本户量;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入户获取调研数据,并对生态安全指标体系进行分解以获取研究所需数据;基于MATLAB R2014a,借助正态云模型发生器,对安置区移民前后的生态安全做出模糊综合评价;在Vensim软件中,完成生态移民安置区包括资源、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四个方面生态系统建模,对未来10年内生态安全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在耦合模型支持下,对移民安置区的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加以耦合分析,找出主调控区;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诊断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的空间分异因素,提出调控的重点与策略。研究发现:
  (1)空间冲突源自空间资源稀缺性和人类经济活动空间需求的无限性,是空间资源争夺和空间重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空间结构失衡现象。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建设,从空间层面改变了原有村域的景观格局,由生态移民引发的空间冲突现象客观存在。
  (2)生态移民后,安置区的空间冲突加剧,表现在移民前后空间冲突强度指数的上升和空间类型的变换;①基于生态移民迁移方向的测度显示:(空间冲突强度变幅)乡外迁移(均值为0.3317)>乡内迁移(均值0.1707),说明乡外迁移方向更容易造成空间结构比例失调。从空间剥夺指数来看,乡外迁移较乡内迁移更容易对周边村域发展能力形成弱化;②基于安置区的地理结构,空间冲突强度指数(SDI)变化幅度呈现出:楔型+镶嵌型a(均值0.3682)>镶嵌型b(均值0.1993)>镶嵌型a(均值0.1805),说明楔型+镶嵌型a的安置结构,会带来较大的空间冲突;镶嵌型a的空间冲突最小,由移民带来的空间负转化也最小,是今后进行生态移民安置的最佳方式。
  (3)基于正态云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测度结果显示,生态移民安置区的生态安全呈现出较不安全、临界安全、较安全和安全四项等级。移民后,生态安全等级转换不明显,从测度数值来看,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说明生态移民带来的环境干扰和胁迫客观存在,而由生态移民引起的空间冲突对生态安全威胁尚处在阂值可控范围内。据生态安全系统仿真结果来看,未来10年内生态移民安置区的生态安全呈现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系统层面。但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的生态安全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近期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发展是以剥夺自然资源和破坏周边环境为代价,资源的缺乏和环境的威胁将是今后生态移民安置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建立起生态移民安置区内的生态经济产业亟待解决。
  (4)从生态移民安置区的整体来看,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较好(均值0.5290>0.5),生态移民后,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均值0.5052),部分安置区的协调程度由高度协调转变成中度协调。从耦合结果来看,除鸦儿沟村外,多数安置区属生态安全制约型,说明较空间冲突来说,生态安全是制约生态移民安置区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移民后,鸦儿沟村、闫堡村、农科村+甘沟村是今后进行空间冲突与生态安全调控的主要村域。
  (5)地理探测器的空间分异因子探测结果表明,空间开发强度和农业保留强度是影响生态移民安置区空间冲突分异的主要因素;人均资源占有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成为环境压力增大的主要因素。对于空间冲突的调控,主要关注开发建设用地的面积与速度,从空间比例上保证各类空间用地的平衡;保障移民前后的基本生活问题和生态移民安置区环境基础设施的完善,是预防安置区生态安全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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