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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PCD CSSCI 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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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减排和增效是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本文以2007年逐步实施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为例,基于2004—2014年省级经济环境数据和沪深股市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探究环境规制改革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排污费标准调整并未实现显著的减排效果.但是,随着环境执法强度的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调整会发挥出显著的减排效应,且不再抑制企业绩效的增长.同时,排污收费标准调整对不同政府层级监管的企业、不同利益关联性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显著降低了中间层级政府监管的国有企业绩效,但对税收大户和大企业存在"包庇效应",使企业绩效免遭显著的负向冲击.因此,在中国改排污收费为环保税的当前,要想激发减排和增效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摘要: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如何推进“人的城镇化”是“新常态”下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本文采用2004-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考虑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识别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研究发现:(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推进缓慢,城市间存在两极分化,但在近些年有所改观,继续提高低水平城市城镇化率是摆脱城市差距、加速新型城镇化的重心.(2)工业化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首要动力,尤其对于非城市群城市.(3)第三产业正在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新兴力量,特别在城市群城市,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由工业化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主导.(4)对外贸易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出口产品多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高昂劳动力成本而出现衰减.(5)政府推进城镇化应该适时适当干预,使“土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相匹配....
摘要: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由此所带来的CO2排放问题日渐严重.本文使用引入工业化、城镇化因素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将CO2排放变化分解为七大因素效应,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视角分析了中国1995-2012年30个省份七大部门的CO2排放增长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是主导中国CO2排放变化以及造成区域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经济规模扩张是促进CO2排放的决定因素,在绝大部分省份工业化水平低于60%的情况下,经济规模效应仍将继续扮演推动CO2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反观城镇化与经济规模效应的倒U型关系,已有7个CO2排放大省城镇化水平超过60%的拐点,未来由此所带来的CO2排放增长压力有望得到缓解....
[期刊论文] 涂正革 谌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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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核心 CSTPCD CSSCI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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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减排路径是指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在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时,要综合考虑碳排放、能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区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选取与碳排放量直接相关的四大相对指标,基于1995-2010年省级数据,构建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将30个省市划分为能源重型化、能源较重型化、高能源强度和较高能源强度四个碳排放区域.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区域碳减排,各地区应制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政策....
摘要:探讨极具中国环境治理特色的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中国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使用2014-2017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季度数据,试图回答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中央环保督察能通过创新驱动改善上市工业企业绩效,且在督察后仍保持显著正效应。同时,中央环保督察对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提升作用比水污染密集型企业更大,对最后一批接受督察、地方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以及高税负、中央和地方国有、大规模的上市工业企业,存在创新驱动的企业绩效改善。因此,想要使中央环保督察全方位激发企业创新并提升绩效,需要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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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PCD CSSCI 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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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极具中国环境治理特色的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中国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使用2014-2017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季度数据,试图回答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中央环保督察能通过创新驱动改善上市工业企业绩效,且在督察后仍保持显著正效应.同时,中央环保督察对大气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提升作用比水污染密集型企业更大,对最后一批接受督察、地方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以及高税负、中央和地方国有、大规模的上市工业企业,存在创新驱动的企业绩效改善.因此,想要使中央环保督察全方位激发企业创新并提升绩效,需要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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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PCD CSSCI 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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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工业总产值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反映城市工业经济的“量”和“质”,试图研究“两控区”和SO2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一实施“两控区”政策是现阶段最有效的环境政策,能通过创新补偿显著提升工业经济的“量”和“质”,而SO2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一方面受试点区以非发明专利为主的绿色创新结构制约,另一方面受环境规制强度的负向调节,未能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从长远看,采取以命令-控制机制为主、市场化手段为辅的组合型环境政策,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政策,是保障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最佳策略....
摘要:以武汉推行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为例,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QI)和监测空气质量的六种污染物CO、NO2、PM10、PM2.5、O3、SO2日度和小时浓度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检验这两种理论上能提供居民短距离和远距离绿色出行的方式,是否在实践中改善了空气质量.研究发现:(1)推行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显著降低了AQI、CO、PM10、PM2.5,而且在考虑空气质量对出行方式的内生影响后,仍表现出对AQI的显著改善效应.分时间段进行异质性检验(轨道交通运行期、出行高峰期)和反事实分析(轨道交通非运行期),其结论保持不变.(2)相比于市政型共享单车,除对O3外,市场型共享单车对其他污染指标都存在更强的抑制作用.(3)推行共享单车有助于轨道交通对除PM10和O3外其他污染指标的改善,而市场型共享单车还能显著提升轨道交通对PM10的减排效果.综上所述,推行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能对空气质量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需要加强对自行车公共设施与轨道交通的建设,规范引导市场型共享单车的使用....
摘要:本文采用“人人贷”2015年全年交易数据,基于城市视角对比分析较发达城市组和欠发达城市组借款成功率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各因素对借款成功率的影响程度,并将借款按照借款目的分类做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影响P2P网贷借款成功率的因素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而信用分数、身份认证和实地认证等借款人特征是导致P2P网贷借款成功率存在地域差异的主要原因;该结果同样存在于不同城市不同借款目的的异质性考察中....
摘要:以武汉推行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为例,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QI)和监测空气质量的六种污染物CO、NO2、PM10、PM2.5、O3、SO2日度和小时浓度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检验这两种理论上能提供居民短距离和远距离绿色出行的方式,是否在实践中改善了空气质量。研究发现:(1)推行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显著降低了AQI、CO、PM10、PM2.5,而且在考虑空气质量对出行方式的内生影响后,仍表现出对AQI的显著改善效应。分时间段进行异质性检验(轨道交通运行期、出行高峰期)和反事实分析(轨道交通非运行期),其结论保持不变。(2)相比于市政型共享单车,除对O3外,市场型共享单车对其他污染指标都存在更强的抑制作用。(3)推行共享单车有助于轨道交通对除PM10和O3外其他污染指标的改善,而市场型共享单车还能显著提升轨道交通对PM10的减排效果。综上所述,推行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能对空气质量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需要加强对自行车公共设施与轨道交通的建设,规范引导市场型共享单车的使用。...
[期刊论文] 李闻一 王宇 谌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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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期
摘要:本文采用“人人贷”2015年全年交易数据,基于城市视角对比分析较发达城市组和欠发达城市组借款成功率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各因素对借款成功率的影响程度,并将借款按照借款目的分类做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影响P2P网贷借款成功率的因素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而信用分数、身份认证和实地认证等借款人特征是导致P2P网贷借款成功率存在地域差异的主要原因;该结果同样存在于不同城市不同借款目的的异质性考察中。...
摘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意味着中国在“新改革”中既要保持经济发展,更要环境改善,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实现波特效应.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是波特假说的核心思想.本文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SO2排污权交易试点在中国是否激发波特效应.研究发现: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阶段SO2排污权配置的严重无效率问题,但从现实和潜在两个角度观察,SO2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我国均未能产生波特效应.究其原因,低效运转的市场还不足以支撑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整体较弱的环境规制也不能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相匹配.依法加强市场建设和环境规制,形成与之配套的市场和政府内外“双引擎”,是实现波特效应的必要条件....
[期刊论文] 涂正革 谌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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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期
摘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意味着中国在“新改革”中既要保持经济发展,更要环境改善,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实现波特效应。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是波特假说的核心思想。本文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SO2排污权交易试点在中国是否激发波特效应。研究发现: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阶段SO2排污权配置的严重无效率问题,但从现实和潜在两个角度观察,SO2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我国均未能产生波特效应。究其原因,低效运转的市场还不足以支撑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整体较弱的环境规制也不能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完美”运行相匹配。依法加强市场建设和环境规制,形成与之配套的市场和政府内外“双引擎”,是实现波特效应的必要条件。...
摘要: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如何推进"人的城镇化"是"新常态"下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本文采用2004-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考虑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识别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研究发现:(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推进缓慢,城市间存在两极分化,但在近些年有所改观,继续提高低水平城市城镇化率是摆脱城市差距、加速新型城镇化的重心。(2)工业化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首要动力,尤其对于非城市群城市。(3)第三产业正在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新兴力量,特别在城市群城市,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由工业化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主导。(4)对外贸易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出口产品多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高昂劳动力成本而出现衰减。(5)政府推进城镇化应该适时适当干预,使"土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相匹配。...
摘要:环境治理效率是环境治理的投入与污染物减少量的比值大小.本文将工业生产过程分为生产、环境治理两个环节,基于网络DEA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方法,使用中国1998-2010年的省级工业数据,考察工业环境治理效率.结果发现:(1)传统DEA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ETE),与网络DEA方法测度的ETE存在显著差异.(2)以网络DEA方法测度的ETE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治理效率为解释变量,以传统DEA方法测度的ETE为控制变量,建立双边面板Tobit模型,发现环境治理效率对网络DEA方法测度的ETE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传统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3)传统方法测度的环境技术效率低估了环境治理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偏差,江西、甘肃、云南、重庆和广西等环境治理效率较高的地区,就因此被错误地划分到了环境工业不协调发展地区,这对于政策的制定极为不利....
[期刊论文] 涂正革 谌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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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PCD CSSCI 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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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构建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和中国1995-2011年30个省份7大部门CO2排放量及相关数据,分析工业化、城镇化的动态边际碳排放量.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工业能源利用率较低,工业规模扩张的边际碳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工业比重的边际碳排放量却呈现上升趋势,其17年平均值分别为3.81吨/万元和56.58MT(百万吨);城镇人口比重及商业规模的边际碳排放量波动幅度不大,其17年平均值分别为0.67吨/万元和6.83MT.进一步地,各地区间工业化、城镇化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显著.由于经济(人口)规模的差异,工业(城镇人口)所占比重提高的边际碳排放量,东部地区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相反,由于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工业(商业)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中西部地区远大于东部地区.因此,为实现碳减排,各地区应制定差异化的工业化、城镇化政策....
摘要: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由此所带来的CO2排放问题日渐严重。本文使用引入工业化、城镇化因素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将CO2排放变化分解为七大因素效应,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视角分析了中国1995-2012年30个省份七大部门的CO2排放增长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是主导中国CO2排放变化以及造成区域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经济规模扩张是促进CO2排放的决定因素,在绝大部分省份工业化水平低于60%的情况下,经济规模效应仍将继续扮演推动CO2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反观城镇化与经济规模效应的倒U型关系,已有7个CO2排放大省城镇化水平超过60%的拐点,未来由此所带来的CO2排放增长压力有望得到缓解。...
[期刊论文] 涂正革 谌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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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期
摘要:以1978—2009年我国经济数据,分析“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消费、投资、货物净出口和服务净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非均衡关系。发现提高消费和投资均能拉动货物净出口增长,但消费的拉动效果长期明显不如短期,而投资的拉动效果长期和短期相差不大。提高服务净出口能提高消费和投资,并且这种拉动效果长期比短期明显。为此,需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把优化投资结构作为中短期任务,把控制投资作为长期战略;需要把促进贸易平衡,优化进出口结构作为长期战略。...
[博士论文] 谌仁俊
经济统计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实行合理而严格的环境政策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的关键,也是对波特假说理论思想的现实实践。作为应对大气污染最重要组成部分SO2排放的现行主要环境政策,本文以排污权交易机制和“两控区”为例,充分利用两类环境政策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特征,使用省份和城市工业数据,采用倍差法和DEA模型对其进行全方位剖析,首先分别从大气污染减排效应、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和波特效应三方面证实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与理论相悖,继而从市场(市场建设)和政府(环境规制)内外“双引擎”全面揭示现行环境政策面临的现实挑战并解答悖论之谜,进而从政府执法、个体参与和媒体报道三方面深入剖析现行环境政策的动力机制,并由此得出环境政策在“新常态”阶段的可行路径。本文研究主要发现:
  (1)能否协调环境、健康与经济三者关系已成为检验环境政策实践的新标准,也是评判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与理论是否相悖的标尺。本文通过对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的梳理发现,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已从能否协调经济与环境两者关系的传统标准,发展到能否协调环境、健康与经济三者互动关系的新标准。对于中国的环境政策,始于1998年的“两控区”是目前实施力度最大的命令—控制机制,始于2002年的SO2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利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先驱。理论上,相比于“两控区”,排污权交易机制能解决排污权配置无效率问题,为节能减排释放巨大潜能,留住“绿水青山”,改善公众健康,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创造“金山银山”,不失为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然而,受制于对市场较强的依赖性,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中国步履蹒跚。而“两控区”尽管在理论上处于劣势,但仍能在长时间保留下来并推广至全国范围。由此,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很可能与理论相悖。使用新标准,从大气污染减排效应、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和波特效应三方面评估比较两类环境政策,不失为证伪悖论的科学标尺。
  (2)两类环境政策均未能降低SO2排放,但排污权交易机制是中国未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手段。本文一方面采用一阶段倍差法和两阶段倍差法两类分别适用于省份和城市宏中两组数据特征的研究方法,对环境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应进行现实(短期)检验,另一方面假定市场有效运转构建引入排污权交易试点的DEA模型进行潜在(长期)识别。研究发现:无论是省份数据的初检验,还是城市数据的再检验,均未找到支持两类环境政策降低SO2排放的证据。相比于命令—控制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在长期可以推动大幅度减排。2002-2012年试点政策平均潜在降低11.2%的工业SO2排放量,如果在全国推行,潜在减排将达到52.7%,这将是中国在“新常态”环境能源强约束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3)两类环境政策均未能有效控制疾病发病率和疾病死亡率,尤其未能控制疾病高发人群的发病率。本文根据获取的健康数据特征,一方面从微观角度采用基于多元选择Logit模型的倍差法,识别环境政策对微观个体心脏病发病概率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概率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采用两阶段倍差法,检验环境政策对心脏病发病率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影响,接着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中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厘清环境政策对心脑血管病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发病概率变化的初检验,还是发病(死亡)率变化的再检验,均未找到支持两类环境政策有效控制疾病发病(死亡)率的证据。考虑到不同人群对大气污染的暴露时间与免疫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提供的个体信息区分不同人群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两类环境政策对部分人群疾病发病率产生出显著改善效应,但未能对老年人口和婴幼儿童这两个疾病高发人群给予有效控制,“两控区”甚至对老年人口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影响显著为正。
  (4)两类环境政策在城市层面短期均能实现波特效应,但排污权交易机制不可持续,而且在省份层面短期和长期均不能实现波特效应。本文一方面采用一阶段倍差法和两阶段倍差法两类分别适用于省份和城市宏中两组数据特征的研究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波特效应进行现实(短期)检验,另一方面假定市场有效运转构建引入排污权交易试点的DEA模型,对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潜在波特效应进行潜在(长期)识别。研究发现:城市层面的短期检验显示,两大现行环境政策在短期均能显著提高工业总产值。其中,“两控区”政策的波特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5年效应显著为正。而排污权交易机制对工业总产值促进作用不及“两控区”,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并在4.5年扭转为负向影响,不可持续。省份层面无论是短期检验,还是长期分析,相比于传统的命令—控制机制,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均未能实现波特效应,短期没有显著提高工业总产值,长期不存在可持续的潜在经济红利。
  (5)破解环境政策内外现实挑战重在加强环境规制,而激活三方共治以加强环境规制有助于实施环境政策。针对识别三大效应证实的环境政策在中国实践与理论相悖的事实,本文依据波特假说和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基本思想发现:低效的交易市场与较弱的环境规制所形成的现实挑战,促使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外引擎,是导致排污权交易机制未能发挥理论优势的根本原因。其中,加强环境规制是促使交易市场有效运转的关键,而较弱的环境规制也是导致“两控区”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破解现实挑战重在加强环境规制,而从政府执法、个体参与和媒体报道三方面提升环境规制可以成为环境政策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无论是政府环保立法较多的地区,还是个体参与关注较多的地区,抑或媒体报道事件较多的地区,均有助于两类环境政策实现三大效应,尤其对于两类环境政策有机结合的地区。此外,政府执法更为严格的地区相比于单纯环保立法更能提升环境政策在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和波特效应的表现。
  本文的研究对“新常态”下应对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优化政策设计、加强环境规制与革新治理体系是助推“新常态”施行环境政策的三条可行路径。具体地,继续施行各类环境政策的组合拳,渐进式过渡至市场化手段为主;加强环境规制,破解推行环境政策尤其是市场化手段的关键性问题;革新环境治理体系,推行三方共治启动中国环境政策新引擎。其中,推行三方共治革新环境治理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新要求,对此本文的研究还可以提供以下有益的政策启示:加强政府严格环保执法,不仅要改变无法可依,更要扭转有法不依;调动个体参与关注环保,引导其在环境保护上发挥出最大的正效应,比如通过环保社团进行有效指引;鼓励媒体报道污染事件,合理利用媒体力量,为社会还原真相。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正视环境规制在短期带来的额外成本,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需要优化环保激励政策,使企业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以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用创新补偿部分或全部弥补由环境保护额外带来的成本。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三方面存在着创新与特色:研究内容方面,对两类现行主要环境政策进行全面比较;采取省份、城市和个体宏中微数据分析相互补、现实(短期)和潜在(长期)检验相结合的经验评估方式;对环境政策的现实挑战和动力机制进行细致的探究。研究方法方面,结合中国特殊情景合理扩展构建引入排污权交易试点的DEA模型;严格遵循“方法服务于问题、方法适用于数据”的原则,合理运用一阶段倍差法和两阶段倍差法,以及组合多元离散选择模型进行省份、城市和个体宏中微的多层面检验。研究数据方面,选取宏中微三个层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即省份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工业数据以及个体微观层面的健康数据;合理选择指标识别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一方面同时使用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另一方面考察并比较不同人群的公众健康;尝试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中提取疾,病数据应用于环境政策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
  然而,本文存在诸多不足与不妥之处,未来可能展开的研究主要有:研究危害中国公众健康的污染源,证伪工业污染排放是否为最大污染源。本文聚焦工业SO2排放的环境政策,实质上默认工业污染排放对中国公众健康已造成很强的危害。然而,根据2015年发表在《Nature》上的权威研究,危害中国公众健康的最主要大气污染源可能并非工业污染排放。当然开展这部分研究还亟待中国增强在居民生活、商业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环境数据披露。研究中国能源结构改革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探寻改善公众健康的有效环境政策。本文的研究显示,两类环境政策对公众健康的改善效应均有限。而2016年的一份研究发现土耳其从1998年开始大力推进天然气使用有助于缓解由大气污染引起的婴儿死亡率。然而,中国大量的能源消耗仍主要来源于煤炭,2013年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5.8%;分行业计算,2012年商业活动天然气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7.0%,居民生活的比重也只有10.5%,其中乡村居民生活的比重不足1.0%,仅为0.4%。由此可见,调整能源结构,尤其是居民生活和商业活动,将是未来降低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影响的重中之重,与之匹配的能源结构改革政策也极有可能是改善公众健康最有效的环境政策。研究环境政策在其他污染排放以及行业维度的经验表现,识别更具推广价值的结论。考虑到环境政策在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复杂性,本文基于SO2排放环境政策得到的结论,能否推广至其他污染治理,乃至行业维度排污治理,还有待更为严格的经验论证。
[硕士论文] 谌仁俊
数量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渐严重。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各地区CO2排放特点也不尽相同。本文欲结合我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发展阶段的CO2排放特点,探讨我国区域碳减排政策选择。
   首先,本文基于统计描述和区域划分,从绝对量和变化量两方面,对CO2排放进行区域特征分析。在进行区域划分时,需要综合考虑CO2排放、能源、人口、经济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CO2排放特点,区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选取了生产部门碳排放密度、生活部门碳排放密度、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居民人均生活用能量等四大与CO2排放量直接相关的相对指标,基于1995-2010年省级数据,构建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将30个省市划分为能源重型化、能源较重型化、高能源强度和较高能源强度等四个CO2排放区域。结果表明:我国区域CO2排放存在显著差异。
   接着,本文先证明LMDI加法形式满足加总一致性,再运用此性质构建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将CO2排放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城乡结构、居民生活水平、碳排放密度、经济结构和能源强度等七大因素效应,并将前四大效应之和定义为CO2排放的理论增加量,将后三大效应之和定义为CO2排放的理论减少量,将CO2排放的理论减少量与理论增加量的比值定义为碳减排潜力系数。将此应用于分析我国1995-2010年30个省市7大部门的CO2排放,结果发现:(1)经济规模和能源强度效应不仅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最主要因素,而且是导致我国CO2排放的区域差异显著的根本原因;(2)各地区碳减排潜力与空间不一,云南等中西部地区碳减排潜力较大。
   最后,本文基于构建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和我国1995-2010年30省市7大部门CO2排放量及相关数据,重点核算并分析工业化、城镇化的边际碳排放量。本文通过工业规模扩张、工业比重变化与CO2排放之间的边际效应关系,推导出各地区工业化的动态边际碳排放量;通过城镇人口比重变化、城镇商业活动与CO2排放之间的边际效应关系,推导出各地区城镇化的动态边际碳排放量。研究发现:(1)总体上,近年来工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CO2排放平均净增加30MT(百万吨),工业所占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CO2排放净增加量从1996年的37MT,增长到2010年的87MT,平均为54MT;(2)城镇商业部门每增长1万元,CO2排放量平均净增加0.7吨,城镇人口所占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CO2排放净增加量从1996年的5.7MT,增长到2010年的7.2MT,平均为6.5MT;(3)分区域而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显著,各地区应积极推进“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政策。一方面以节能为主,调整重化工业增长速度,使其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根据本省情况,选择合理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道路,为推动区域间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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