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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 关凯 袁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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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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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例外主义”是美国霸权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为美国霸权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支持体系。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多民族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干涉其内政,从而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例外。在民族问题上,“西强我弱”的理论和舆论态势对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这种挑战。...
摘要:两岸的政治分歧是客观事实,政治文化因素是导致两岸政治分歧的一个重要变量。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剖析两岸政治分歧的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它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进而寻求弥合两岸政治分歧的和解之道。...
[博士论文] 袁玉红
民族政治学 中央民族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一项依靠总统的行政命令来处理涉及美国种族( race)、性别(gender)和社会阶层(class)方面问题的政策。迄今为止,积极行动政策已在美国实施五十多年了。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是种族的大熔炉。虽然族裔成分复杂,但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以英裔白种人占主体的国家,黑人、南美洲西班牙裔、亚裔,都是少数。由于历史的原因,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都曾在各个领域遭受种族歧视。面对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美国黑人以争取民权运动的方式进行抗争,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迫使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当局做出一些有利于争取民权的立法、裁决和行政命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并获得成果的浪潮中,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出台了“积极行动”政策,旨在克服对黑人等少数种族的歧视,以保证其能够得到平等的就业、教育或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机会,与白人一起平等竞争,改变他们因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而导致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参政等方面的劣势地位。但要让长期饱受歧视之苦的少数种族成员与一直享有很多优势的白人进行所谓的平等竞争,实际上很难实现所谓的公正,于是“积极行动”后来变成了一项事实上的补偿措施,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给予黑人等少数种族及妇女和其他一些弱势群体某些优惠机会。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都会在任期内,通过新的立法、行政命令和其他法规对积极行动政策做出扩大和补充举措。实际上,积极行动已成为美国政府为缓和与调整种族矛盾的一种手段。
   积极行动政策在美国实施至今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既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但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积极行动这一政策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取得一些实质性效果,尤其在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大批少数族群成员和女性进入了传统上由白人男性垄断的行业和职业,更多地接受了高等教育。积极行动无疑对缓解种族矛盾和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积极行动鼓励并促进多样性,这是符合当前全球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但与此同时,积极行动是一项由人来操控的政策,它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而且由于受其所处的周遭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实施效果不如预想般理想。自其实施之日起,就有人对它持异议。它只是用形式上的平等和表面化的优惠取代了之前法律上的不平等,解决了一些表面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种族歧视所造成的恶果,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种族问题和困境远远不能解决。五十多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息。是否要取消积极行动的争论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激烈,90年代中期以来,有的州已经部分或全部取消了以种族和性别为基础的积极行动。世纪之交,积极行动已风雨飘摇。进入21世纪后,积极行动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积极行动又开始渐渐为人们所关注,不断有积极行动的案例出现。虽然对积极行动存废的争议仍在,但直到今天对积极行动是否违宪、是否要取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总之,“积极行动”政策作为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在它实施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了最初确立、发展、逐步完善,历经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乃至艰苦的斗争过程,它虽饱受争议,但要想彻底废除已经十分困难。
   美国“积极行动”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族政策类型。虽然积极行动政策不能彻底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但是它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旨在铲除种族歧视努力的一部分,没有背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原则。其基本理念就是要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歧视,帮助他们更快地改变在各方面的劣势地位,提高其竞争能力。它的实质是在政府的干预下,为每人提供平等的机会,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维护公平正义,它为实现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创造了条件。研究美国“积极行动”,具有一定的批评与借鉴意义,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我们在思考和制定民族政策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硕士论文] 袁玉红
专门史 中央民族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共分三章,大约四万七千字,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首先回顾了新疆与中央关系发展的历史,从西汉开始一直到民国前。从这段漫长的历史回顾中我们总结出自西汉至民国前中央与新疆一直保持着隶属的关系。接着分析了袁大化到杨增新时期中央与新疆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央与新疆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不见刀光剑影的权力争斗。然后分析了杨增新执政期间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发展。杨增新对中央始终持“认庙不认神”的态度,但在新疆仍然实行独裁统治。最后分析了“七七政变”爆发时新疆与中央的关系变化。新疆从杨增新时代进入到金树仁时代,中央政府则由北洋政府时期进入蒋介石政府时期。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七七政变”发生的背景、原因及影响,从而探究新疆与中央政府关系之基本情态。 第三章主要是对“七七政变”真相的分析,同时也是本论文结论所在。对于“七七政变”真相问题,虽然观点很多,但笔者认为谋杀杨增新的主谋是樊耀南。通过主要回顾与分析“七七政变”,文章最后总结了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变化特征与实质。 本文以新疆“七七政变”为中心,转换以往的研究重点,以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政治学方法,专门研究1912年至1928年这一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中央来说,在这17年当中,中央政府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和蒋介石政府时期,对新疆地方来说,则经历了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本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对1912年至1928年这一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从而对1928年7月7日发生在新疆的“七七政变”有一个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对“七七政变”发生的背景、原因、影响及真相的详细分析过程中,把握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变化的特征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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